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 · 七 建國——在望的第三周文化

只看目前，我們是在抗戰中建國。但若把眼光放得遠大些，我們今日顯然地是正在結束第二周的傳統文化，建設第三周的嶄新文化。從任何方面看，舊的文化已沒有繼續維持的可能，新的文化有必須建設的趨勢，此次抗戰不過加速這種遲早必定實現的過程而已。我們近來時常稱今日為「大時代」，真正的意義就在此點。 此次抗戰，有如塞翁失馬，在表面損失的背後，隱藏著莫大的好處。自抗戰開始之後，著者對它的最後意義，時常擬題自問，自供的答案也日愈清楚。假定開戰三兩月後，列強就出來武力調停，勉強日本由中國領土完全退出。那與目前這種沿江沿海與各大都市以及重要交通線全因戰敗而喪失的局面，孰優孰劣？答案是：戰敗失地遠勝於調停成功。假定開戰不久，列強中一國或兩國因同情或利益的關係而出來參戰，協助中國於短期內戰敗日本。那與目前這種沿江沿海與各大都市以及重要交通線全因戰敗而喪失的局面，孰優孰劣？答案是：戰敗失地遠勝於借外力而成功。假定戰爭初開或開戰不久，日本又發生一次大地震，較1923年那一次尤為嚴重，都市全部破壞，輕重工業整個銷毀，全國公私一併破產，元氣喪失到不可恢復的程度，因而被迫不得不無條件地向中國求和。那與目前這種沿江沿海與各大都市以及重要交通線全因戰敗而喪失的局面，孰優孰劣？答案是：戰敗失地遠勝於因敵遭天災而成功。假定我們有一位科學天才，發明一種非常的利器，能使我們於一兩個月之內將日本的實力全部殲滅。那與目前這種沿汀沿海與各大都市以及重要交通線全因戰敗而喪失的局面，孰優孰劣？答案是：戰敗失地遠勝於靠特殊利器而勝利。假定日本因國內與國際的種種顧忌而不敢發動此次的侵略戰爭，容許我們再有十年的準備，以致我們與敵人勢均力敵，能用外交的壓力或戰場上短期的正面決戰強迫它退出中國。那與目前這種沿江沿海與各大都市以及重要交通線全因戰敗而喪失的局面，孰優孰劣？這個擬題的誘惑力，誠然太大；與上面的幾個假設相比，的確是一個深值考慮的出路。但我們仍不妨狠心而大膽地回答：把眼光放遠放大些，戰敗失地還是勝於外交壓迫或短期決戰的勝利。 我們為何無情地摒棄一切可能的成功捷徑，而寧可忍受目前這種無上的損失與痛苦？理由其實很簡單：為此後千萬年的民族幸福計，我們此次抗戰的成功斷乎不可依靠任何的僥倖因素。日本速戰速決的勝利是不可能的；中國速戰速勝的戰果是不應該的。即或可能，我們的勝利也不當太簡易地得來。若要健全地推行建國運動，我們整個的民族必須經過一番悲壯慘烈的磨鍊。二千年來，中華民族所種的病根太深，非忍受一次徹底澄清的刀兵水火的洗禮，萬難洗淨過去的一切骯髒污濁，萬難創造民族的新生。 「新生」一詞含意甚廣，但一個最重要的意義就是「武德」。非有目前這種整個民族生死關頭的嚴重局面，不能使一般順民與文人學士從心坎中了解徵兵的必要。好在我們淪陷的區域甚廣，敵人的瘋狂殘暴逼得向來自掃門前雪的老百姓不得不挺身自衛，不得不變成為個人，為家庭，為國家民族拚命的鬥士。同時，為應付勢所必然的長期戰爭，未淪陷的後方又不得不加緊推行戰前已經開端而未完成的國民兵役制度。所以全國之內可說都在向普遍徵兵的方向邁進。此中雖然因二千年來的積習太深，不免有許多障礙與困難，但經過此番波動，自衛衛國的觀念必可滲入每個國民的意識中，將來徹底實行徵兵，可無很大的困難。 舊中國傳統的污濁，因循、苟且、僥倖、欺詐、陰險、小器、不徹底，以及一切類似的特徵，都是純粹文德的劣根性。一個民族或個人，既是軟弱無能以致無力自衛，當然不會有直爽痛快的性格。因為直爽痛快不免與人發生磨擦，磨擦太多就不免動武。但由弱者的眼光看來，動武是非常可怕的事，所以只有專門使用心計了。處世為人，小則畏事，大則畏死。平日只知用鬼鬼祟祟的手段去謀私利，緊急關頭則以「明哲保身」的一句漂亮話去掩飾自己的怯弱。這種人格如何的可恥！這種人所創出的社會風氣如何的可鄙！上面所列的一切惡德，都是由這種使用心計與明哲保身的哲學而來。此次抗戰有滌盡一切惡劣文德的功用。我們若求速勝，豈不又是中了舊日文人僥倖心理的惡毒？ 但我們絕不是提倡偏重武德的文化，我們絕不要學習日本。文德的虛偽與卑鄙，當然不好；但純粹武德的暴躁與殘忍，恐怕比文德尤壞。我們的理想是恢復戰國以上文武並重的文化。每個國民，尤其是處在社會領導地位的人，必須文武兼備。非如此，不能有光明磊落的人格；非如此，社會不能有光明磊落的風氣；非如此，不能創造光明磊落的文化。此點若不能達到，將來我們若仍像以往二千年一樣去度純文德的卑鄙生活，還不如就此亡國滅種，反倒痛快！ 初級教育與軍事訓練都當成為每個國民必有的義務與權利。義教是文化的起點，軍訓是武化的起點。兩者都是基本的國民訓練。這個目標達到之後，整個中國的面目就要改觀。當然在面積廣大、邊防極長的中國，恐怕非有一個常備軍甚至職業軍不可，但這只能作為徵兵的附庸，必須由徵兵訓練中產生。所有的兵必須直接出自民間，兵與民必須一體，二千年來兵民對立的現象必須徹底打破。由此次抗戰的英勇，我們可知中華民族雖然很老，但並不衰，仍是第一等的兵士材料。這是徵兵制能夠成功的絕對保障，也是新文化必定實現的無上把握。 兵的問題，牽動整個的社會；兵制與家族制度又是不能分開的。中國歷來講「忠孝」，認為忠與孝有密切的關係：在家孝，在國必忠。但這大半是理論。實際上，為家庭的利益而犧牲國家社會的利益，在以往幾乎成了公認的美德。二千年來無兵的文化，全都由此而來。所以舊日奪人志氣的大家族，必須廢除。反之，近世歐美的小家庭也不是絕對無疵的辦法，因為小家庭無形中容易培養成一個極端個人主義的風氣，發展到極點，就必演成民族自殺的行動——節制生育。這恐怕是許多古代文化消滅的主要原因，這也是今日西洋文化的最大危機。中國於戰國、秦、漢間也曾一度遇到這個難關，所幸太古傳下的家族觀念始終沒有完全消滅，漢代的人口政策大體成功，所以此種惡風未能普遍地流行，民族的生機未被不可挽回地斬斷。我們今日能如此英勇地抗戰，就是受此種強度的家族觀念之賜。否則我們的民族與文化恐怕也早已與埃及、巴比倫或希臘、羅馬同樣地完全成為博物館中的標本，欲求今日流離顛沛的抗戰生活，亦不可得矣！這個問題，比兵的問題尤其難以應付。兵的問題是一個可以捉摸的問題，可以用法令解決。家庭生活雖有利益的關係，但情感的成分甚大，不是法令所能隨意支配的。輿論的倡導，學人的意見，社會領導者的榜樣，是解決這個問題的必要力量。我們雖不必仍像從前以無限制的多子多孫為理想，但像西洋上等社會流行的獨身與婚而不育的風氣，卻必須當作洪水猛獸去防禦。所幸此種現象，在中國尚未成為固執的風氣。現在的中心問題是大小家庭的問題，不是節制生育的問題。大家族與小家庭的調和，雖不免困難，但並不是絕對不可能的。近年來，中國實際正在向這方面進行。現在的趨勢，是在大家族的觀念與形式仍然保留之下，每個成年人都去過他獨立的生活。舊日老人專權的家族制，當然不能再維持，因為那是使社會停頓與國家衰弱的勢力。但西洋的個人完全與父母兄弟隔絕的辦法，也萬不可仿效；因為無論短期間的效果如何，那到最後是使社會國家破裂與民族生命毀滅的勢力。中國自古以來善講中庸之道。中庸之道，無論在其他方面是否仍當維持，在家族制度方面卻無疑的是絕對需要繼續採用的。我們若要度健全的生活，若要使民族的生命能萬古不絕，一個平衡的家族制度是一個必不可缺的條件。這個問題非三言兩語所能說盡，最後的解決仍有待於來日與來人。 建國運動，創造新生，問題何只萬千？但兵可說是民族文化基本精神的問題，家族可說是社會的基本問題，元首可說是政治的基本問題。三個問題若都能圓滿的解決，建國運動就必可成功，第三周文化就必可實現。但我們萬不可認為這是輕而易舉的工作。此次的復興建國，是人類史上的空前盛事，因為從古至今向來沒有一個整個文化區組成一個真正統一的國家的現象。羅馬帝國或秦漢以下的中國皆為大而無當的龐大社會，絕非春秋戰國或近世歐美的許多真正統一的一類國家。所以我們是在進行一件曠古未有的事業，絕無任何類似的前例可援，其困難可想而知。抗戰開始以前，著者對於第三周只認為有實現的可能，而不敢有成功的希望。抗戰到今日，著者不只有成功的希望，並且有必成的自信。以一年半以來的戰局而論，中華民族的潛力實在驚人，最後決戰的勝利確有很大的把握。我們即或承認最壞的可能，最後決戰我們仍然失敗，但此次抗戰所發揮的民族力量與民族精神仍是我們終久要創造新生的無上保障。 我們生為今日的中國人，當然是不免痛苦的，但也可說是非常榮幸的。今日是中國文化第二周與第三周的中間時代。新舊交替，時代當然混亂；外患乘機侵來，當然更增加我們的痛苦。但處在太平盛世，消極地去度坐享其成的生活，豈不是一種太無價值、太無趣味的權利？反之，生逢二千年來所未有的亂世，身經四千年來所僅見的外患，擔起撥亂反正、抗敵復國、變舊創新的重任——那是何等難得的機會！何等偉大的權利！何等光榮的使命！無論何人，若因意志薄弱或毅力不堅，逃避自己分內的責任，把這個機會平白錯過，把這個權利自動放棄，把這個使命輕易抹煞，豈不是枉生人世一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