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要義 · 第八章 階級對立與職業分途

一何謂階級 從第一章到第七章，全為說明中國社會是倫理本位，與西洋之往復於個人本位社會本位者，都無所似。但倫理本位只說了中國社會結構之一面，還有其另一面。此即在西洋社會，中古則貴族地主與農奴兩階級對立，近代則資本家與勞工兩階級對立。中國社會於此，又一無所似。假如西洋可以稱為階級對立的社會，那麼，中國便是職業分途的社會。 我們要討論階級問題，第一還須問清楚，何謂階級?一般地說，除了人類社會之初起和人類社會之將來，大概沒有階級之外，在這中間一段歷史內，階級都是有的。假使我們不能把階級從沒有到有，從有到沒有，首尾演變之理，子然於胸，便不足以論斷文化問題而目+?望人類前途。階級既然是這樣一個大問題，殊非短短數十行，所能了當。茲且試為說之如次。—— 從寬泛說，人間貴賤貧富萬般不齊，未嘗不可都叫做階級。但階級之為階級，要當於經濟政治之對立爭衡的形勢求之。這裡既特指西洋中古近代為例，而論證像那樣「階級對立」的階級非中國所有，則茲所說亦即以此種為限。而且真的階級，在文化過程中具有絕大關係的階級，亦只在此。所以即此，固已得其要。 此種對立的階級，其構成是在經濟上。社會經濟莫不以農工生產為先為本。除近代工業勃興，壓倒農業外，一般地又都以農業為主要。農業生產離不開土地。假若一社會中，土地掌握在一部分人手裡，而由另一部分人任耕作之勞；生產所得，前者所享每多於後者。那麼，便形成一種剝削關係。中古之封建地主階級對農奴，即如此。又近代工業生產離不開工礦場所的機器設備。假若一社會中，此項設備掌握在一部分人手裡，而由另一部分人任操作之勞；生產所得，前者所享每多於後者。那麼，便又形成一種剝削關係。近代之產業資本階級對勞工，即如此。總起來說，在一社會中生產工具與生產工作分家，占有工具之一部分人不工作，擔任工作之一部分人不能自有其工具，就構成對立之階級。對立之者，在一社會中，彼此互相依存，分離不開；而另一面又互相矛盾，彼此利害適相反也。 此種經濟關係，當然要基於一種制度秩序而存立。例如，中古社會上承認封建地主之領有其土地，以及其他種種；近代社會上承認資本家之私有其資產，以及其他種種。不論宗教、道德、法律、習慣，都這樣承認之保護之。此即造成其一種秩序，其社會中一切活動即因之而得遂行。秩序之成功，則靠兩面：一面要大家相信其合理；更一面有賴一大強制力為其後盾。此一大強制力即國家。於是說到政治上了。政治就是國家的事。國家即以釐訂秩序而維持秩序，為其第一大事——是即所謂統治。經濟上之剝削階級，即為政治上之統治階級，此一恆例，殆不可易。土地壟斷於貴族，農民附著於土地，而貴族即直接以行其統治，此為中古之例。人人皆得私有財產，以自由競爭不覺造成資本階級；資本階級利用種種方便，間接以行其統治，此為近代之例。以統治維持其經濟上之地位，以剝削增強其政治上之力量，彼此扣合，二者相兼，從而階級對立之勢更著。 階級之為階級，要當於經濟政治之對立爭衡的形勢求之。至於貴賤等級，貧富差度，不過與此有關係而已，其自身不足為真的階級。形勢以明朗而後有力，階級以穩定而後深固。是故下列幾點卻值得注意—— 一、一切迷信成見足使階級之劃分嚴峻者； 二、習俗制度使階級之間不通婚媾者； 三、階級世襲制度，或在事實上幾等於世襲者。 這些——特別是第三點——均大足以助成階級。反之，如其不存成見，看人都是一樣的；婚姻互通，沒有界限；尤其是階級地位升沉不定，父子非必嬗連，那麼，階級便難於構成。中古封建，幾乎於此三點通具，所以階級特著。近代，前二點似漸消失，末一點則從世襲制度變為事實上有世襲之勢，故仍有階級存在。 階級之發生，蓋在經濟上對他人能行其剝削，而政治上則土地等資源均各被人占領之時。反之，在當初自然界養生資源，任人取給；同時，社會沒有分工，一個人勞力生產於養活他自己外，不能有多餘，階級便不會發生。無疑地，階級不是理性之產物，而寧為反乎理性的。它構成於兩面之上：一面是以強力施於人；一面是以美利私於己。但它雖不從理性來，理性卻要從它來。何以言之?人類雖為理性的動物，然理性之在人類，卻必漸次以開發。在個體生命，則有待於身心之發育；在社會生命，則有待於經濟之進步。而階級恰為人類社會前進程中所必經過之事。沒有它，社會進步不可能。此其理須稍作說明。 前章曾講，人類的特長在其心思作用(兼具理性與理智)。凡社會進步，文化開展，要莫非出於此。但這裡有一明顯事實：一個人的時間和精力，假若全部或大部分為體力勞動所占據，則心思活動即被抑阻，甚至於不可能。而心思不活動，即無創造，無進步，又是萬要不得的事。那麼，騰出空閒來給心思自在地去活動，即屬必要。——老實說，有眼光的人早可看出，自有人群那一天起，造物即在向著此一目的而前進；這原是從有生物那一天起，造物即在為著人類心靈之開闢而前進之斷續。但既沒有造物主出面發言，人們又不自覺，誰能平均支配，讓每個人都有其一部分空閒呢?其結果便落在一社會中一部分人偏勞，一部分人悠閒了。——此即是人世對立的兩階級之出現。從古代之奴隸制度，到中古之農奴制度，再到近世之勞工制度，雖曰「天地不仁」，卻是自有其歷史任務的。後人談起學術來，都念希臘人之賜；談起法律制度來，都念羅馬人之賜。那就不可不知當初都是以奴隸階級之血汗換得來的。同樣，中古文明得力於農奴，近世文明得力於勞工。凡一切創造發明，延續推進，以有今日者，直接貢獻固出自一班人；間接成就，又賴有一班人。設若社會史上而無階級，正不知人類文明如何得產生? 然則人類就是這樣以一部分人為犧牲的生活下去嗎?當然不是。歷史顯然昭示，進步之所向，正逐步地在一面增加生產之中，而一面減輕人力(特別是體力)負擔——此即經濟之進步。由於經濟之進行，而人們一面享用日富，一面空閒有多；求知識受教育之機會，自然大為擴充。人們的心思欲望，亦隨以發達——此即文化之進步。凡此文化之進步，在一社會中之下一階級亦豈無所分享?而在心思欲望抬頭之後，他們此時當然不能安於其舊日待遇。社會構造至此，乃不能不有一度變更調整。調整之後，略得安處，而經過一時期又有進步，又須調整，社會構造又一變。如是者，自往古訖於未來，蓋劃然有不可少之三變。第一變，由古代奴隸制度到中古農奴制度。這就是由完全不承認其為人(只認他做物)，改變到相當承認其為人。在前奴隸生產所得，全部是主人的，只不過主人要用其中一部分養活奴隸。今農奴生產所得，除以一部分貢繳地主外，全部是自己的。他開始同人一樣亦有他的一些地位權利，但尚非真自由人。第二變，由中古農奴制度到近世勞工制度。這就是由相當承認其為人的，改變到完全承認了。大家都正式同處在一個團體裡面。團體對任何個人，原則上沒有差別待遇。彼此各有自由及參政權。不過在生活實質上(生產勞動上和分配享受上)，則還不平等——即經濟上不平等。第三變，由近世勞工制度到階級之徹底消滅。這就是社會主義之實現；經濟不平等，繼其他之不平等而同歸於消除。其他之不平等，更因經濟之平等而得以消除淨盡。社會當真回復到一體，而無階級之分。凡此社會構造之三變，每一變亦就是國家形勢之改變——由奴隸國家到封建國家，再到立憲國家，最後到國家形式之化除。而每一度國家形式之改變，亦即是政治之進步。經濟進步、文化進步、政治進步，事實上循環推進，非必某為因而某為果。不過說話不能不從中截取一端以說之；而經濟隱若一機械力，以作用於其間，說來容易明白。又一切變易進步，事實上恆行於微細不覺，並不若是其粗。然說話卻僅及粗跡，在短文內，尤不能不舉其劃然可見者而說之。又事實上一時一地情勢不同，生命創進尤不如是整齊規律。然學問卻貴乎尋出其間理致，點醒給人。讀者有悟於其理，而不概執為規律，斯善矣。 要緊一句話：生產技術不進步，所生產的不富，就不能無階級。古語云：「不患寡而患不均」，其實寡了就不能均。要達於均平(經濟的、政治的)，必須人人智識能力差不多才行。不是享受的均平，就算均平；要能力均平，才是均平。明白說，非大家同受高等教育，階級不得消滅。然而教育實在是一種高等享受(高等教育更是高等享受)，這其中，表示著有空閒；空閒表示著社會的富力。像今天我們這一班人得以受到教育，實為生產力相當進步，而又有好多人在生產上服務，才騰出空閒來給我們。假如要他們同時亦受同等教育，那麼，大家便都吃不成飯。想要同受教育，還同要吃飯，那必須生產力極高，普遍用物理的動力代替人力才行。且須明白：所謂同受教育，必須是同受高等教育；吃飯亦是同吃上好的飯。如其說，同受中等教育，同吃次等飯，那又是寡中求均；那又是不行的。所以此所說生產力極高，真是極高極高。然後得一面凡所需求無不備，一面卻空閒盡多。然後同受高等教育，乃為極自然之事。人人同受到高等教育，知識能力差不多，然後平等無階級，乃為極自然之事。反乎此，而以勉強行之，皆非其道。 這其中含藏有生產手段歸公之一義，未曾說出。只有生產手段歸公，經濟生活社會化，而後乃完成了社會的一體性。大家在社會中如一體之不可分，其間自然無不均平之事。均平不能在均平上求，卻要在這社會一體上求，才行。 關於國家必由階級構成，和階級在政治進步上之必要作用，容後再談。茲先結束上面的話。由上所說，人類歷史先形成社會階級，然後一步一步次第解放它。每一步之階級解放，亦就是人類理性之進一步發展。末了平等無階級社會之出現，完全符合於理性要求而後已。此其大勢，彰彰在目，毫無疑問。上面說，階級雖不從理性來，而理性卻要從階級來，正指此。因此，孟子所說的：「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人者食於人，治於人者食人」，那在當時倒是合乎歷史進步原則，而許行主張「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不要「厲民以自養」，其意雖善，卻屬空想，且不免要開倒車了。 二中國有沒有階級 對於人類文化史之全部歷程，第二章曾提出我的意見說過。除了最初一段受自然限制，各方可能互相類似，和今後因世界交通將漸漸有所謂世界文化出現外，中間一段大抵各走一路，彼此不必同。像上面所敘之社會階級史，恰是在那中間一段。凡所說階級如何一步一步解放，只有敘明其理有如此者(即極容易如此演進)，不是說它必然如此。淺識之人，聞唯物史觀之說，執以為有一定不易之階梯。於是定要把中國歷史自三代以訖清末，按照次第分期，納入其公式中，遇著秦漢後的兩千年，強為生解而不得，寧責怪歷史之為謎，不自悟其見解之不通，實在可笑。我自己的學力，根本不夠來闡明全部中國歷史的；而我的興趣亦只求認識百年前的中國社會。本書即非專研究中國社會史之作，對此自亦不及多談。第為討論階級問題，以下要說一說百年前的中國社會，並上溯周秦略作解釋。 百年前的中國社會，如一般所公認是沿著秦漢以來，兩千年未曾大變過的。我常常說它是入於盤旋不進狀態，已不可能有本質上之變革。因此論「百年以前」差不多就等於論「二千年以來」。但亦有點不同。一則近百年到今天尚未解放之中國問題，正形成於百年前的中國社會之上，故對它亟有認識之必要。同時，我們對近百年的事知道較親切，亦復便於討論。再則在階級對立與職業分途之間，兩千年來雖大體趨向於後者，卻亦時而進(向著階級解消而職業分途)，時而退(向著階級對立)，時而又進，時而又退，輾轉往復。而百年前之清代，正為其趨向較著之時，所以就借它來說。又所謂「百年以前者」，初非在年限上較量，蓋意指中國最近而固有之社會情形，未受世界大交通後之西洋影響者而言。 在農業社會如中國者，要討論其有沒有階級，則土地分配問題自應為主要關鍵所在。此據我們所知，先說兩點： 第一，土地自由買賣，人人得而有之。 第二，土地集中壟斷之情形不著；一般估計，有土地的人頗占多數。 對於第一點，大致人人都可承認，不待論證。第二點易生爭論，須得一為申說。中國土地廣大，人口眾多，而地籍不清理者久而又久。民國以來，縱有一些調查統計，如北伐前北京政府農商部所為者，如北伐中及北伐後國民政府所為者，皆根本不可靠。其間有可靠者，則國內外學術專家私人之所舉辦，又嫌規模小，不可以一隅而概全局。故土地分配情況究竟如何，無人能確知。就耳目常識之所及，則北方各省自耕農較多，東南西南佃農較多。然在南方某些地方並不見土地集中者，亦非罕例。同時北方如山東之單縣曹縣，亦有大地主累代相承。抑且不止此。好些地方，一縣城東之情形或與其城西不同，城南又異乎城北。總之，話難講得很。因此，論者恆不免各就所見而主張之。我自然亦只能就我所見者而說，但平情立論，不作過分主張。 我家兩代生長北方，居住北方，已經可說是北方人。我所見者，當然亦就是北方的情形。北方情形，就是大多數人都有土地。雖然北平附近各縣(舊順天府屬)有不少「旗地」(八旗貴族所有)，但他們佃農卻有永佃權。例不准增租奪佃，好像平分了地主的所有權(類如南方地面權地底權)。我所曾從事鄉村工作之河南山東兩省地方，大地主雖亦恆有，但從全局大勢論之，未見集中壟斷之象。特別是我留居甚久之鄒平，無地之人極少。我們在鄒平全縣所進行之整理地籍工作，民國廿六年上半年將竣事，而抗戰遽作，今手中無可憑之統計報告。但確實可說一句：全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有土地，不過有些人的地很少罷了。這情形正與河北定縣——另一鄉村工作區——情形完全相似。定縣則有《定縣社會概況調查》一巨冊，其中有關此問題之報告。(1)(據李景漢《定縣社會概況調查》，則該處土地分配情形有如下之三例： 第一例：東亭鄉六二村一○四四五家，除一五五家不種地外，種地為業者一○二九○家。其中種一百畝以上者二二○家，即占百分之二，種地百畝以下者一○○七○家，即百分之九十八。又調查其中之六村八三八家，除四八家不種地外，種地者七九○家。其中完全無地而以佃種為生者一一家；餘七七九家均自有土地多少不等。 第二例：第一區七一村六五五五家，除三七九家不種地外，種地者六一七六家。其中多少自有土地者五五二九家，完全無地者六四七家。無地佃農視前例為多，然亦只占十分之一強。有地百畝以上者，在六五五五家中占百分之二，有地三百畝以上者占千分之一。有地而不自種者，占百分之一。 第三例：第二區六三村八○六二家，除三二三家不種地外，種地者七七三九家。其中多少自有土地者七三六三家，余為無地之佃農僱農，約占百分之五。在有地者之中，一百畝以上占百分之二，三百畝以上占千分之三。 以上均見該書第618—663頁。)據其報告，分別在不同之三個鄉區作調查：一區六十二村，一萬零四百四十五家；一區七十一村，六千五百五十五家；一區六十三村，八千零六十二家。總起來，可得結論如下—— 一、百分之九十以上人家都有地。 二、無地者(包含不以耕種為業者)占百分之十以內。 三、有地一百畝以上者占百分之二；三百畝以上者占千分之一二。 四、有地而不自種者占百分之一二。 此調查工作系在社會調查專家李景漢先生領導之下，又得當地民眾之同情了解與協助，絕對可靠。而准此情形以言，對於那一部分人有地而不事耕作，一部分人耕作而不能自有土地的階級社會，相離是太遠了。我承認這情形不普通。但我們兩個鄉村工作團體，當初之擇取鄒平、定縣為工作區域，卻並沒有意在山東全省中或河北全省中，特選其土地最不集中之縣份。乃結果竟不期而然，兩處情形如此相同，則至少這情形在北方各省亦非太不普通了。 要知道此種情形並非奇蹟，而是有其自然之理的。在當時定縣中等土地每畝值錢普通不過四十元。而一個長工(僱農)食宿一切由主人供給外，每年工資普通都在四十元以上。節儲幾年，他自己買一畝地，有何不可能?這是說，有地並不難。有地人家百分比之高在此。又中國社會通例，一個人的遺產，由他諸子均分。(1)(大清律例關於遺產繼承有如下之規定：嫡庶之男，不問妻妾婢所生，以子數均分之；私生子及養子各與其半。)所以大地產經一代兩代之後，就不大了。若遇著子弟不知勤儉，沒落更快。這是說，縱有大地產，保持正不易。一百畝以上人家，百分比之低在此。河北省諺語「一地千年百易主，十年高下一般同」(十年間的變化，可能富者不富。貧者不貧)，又說「窮伴富，伴得沒有褲」，都是由此而發。 既然如此，那麼，南方各省土地集中，佃農頗多，又何自而來呢?這一半來自工商業勢力，一半來自政治勢力。古語早已說過「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見《史記·貨殖列傳》)。現在之經濟學家則指出農業上遠沒有像工商業那樣的競爭：土地集中遠沒有像資本集中那樣的容易；大規模經營壓倒小經營，工商業有之，而農業不必然。從封建解放後之土地自由經營，其本身是不可能發展出這局面來的。只有由工商業發財者，或在政治上有錢有勢者，方能弄到大量土地並維持之。而一般說來，中國的工商業家和官吏，出在北方者遠不如南方之多。土地分配情形，南北所以不大同，其故似在此。但他們要土地，不過覺得不動產牢穩，用以貽子孫；其積極興趣不在此，絕不是想要改行。雖土地分配情形不免時時受其影響，而土地集中總不是一種自然趨勢所在。造成此種不自然趨勢，固有可能；亦必非工商業勢力所能為(理由見後)，而必在政治勢力。由政治勢力而直接地或間接地使全國土地見出集中壟斷之勢，那對於從封建解放出來的社會說，即是形勢逆轉。此種逆轉，勢不可久。歷史上不斷表演，不斷收場，吾人固已見之矣。 故我以自耕農較多之北方和佃農較多之南方，兩下折衷起來，以歷史順轉時期和其逆轉時期，兩下折衷起來，籠統說：「土地集中壟斷之情形不著，一般估計，有地的人頗占多數。」——土地集中壟斷情形，是有的，但從全局大勢來說，尚不著；以有地者和無地者相較，當不止五十一對四十九之比，而是多得多。自信所說絕不過分。 中國工商業發達，儘管像先秦戰國那樣早，像唐代元代那樣盛，卻是從唐代至清季(鴉片戰爭)一千二百年之久，未見更有所進(某些點上，或反見遜退)。其間蓋有兩大限制存在。我們知道工商業是互相引發的。要商業上有廣大市場，乃賴激工業生產猛進；要工業生產增多，乃推動著商業前進。反之，無商則工不興，無工則商亦不盛。而商業必以海上交通，國際互市為大宗。西洋古代則得力於地中海，到後來更為遠洋貿易。近代工業之飛躍，實以重洋冒險，海外開拓為之先，歷史所示甚明。然中國文化卻是由西北展向東南，以大陸控制沿海，與西洋以沿海領導內地者恰相反，數千年常有海禁。雖然亦許禁不了，且有時而開禁。還有許多矛盾情形，如王孝通著《中國商業史》，一面述唐代通外商之七要道四大港(龍編、廣州、泉州、揚州)，一面卻說： (上略)是唐時法制，實主極端之閉關主義。雖以太宗高宗兵力之盛，大食、波斯胥為屬地，而國外貿易曾未聞稍加提倡，轉從而摧抑之；亦可見吾國人思想之錮塞矣。(見原書第112頁) 所以綜而論之，至多不過給予外商與我交易機會，而少有我們商業向海外發展，推銷國貨的情形。這樣，就根本限制了商業只為內地城鄉之懋遷有無；其所以剌激工業生產者之有限可知。在內地像長江一帶，有水運方便還好；否則，凡不便於運輸，即不便於商業。以舊日交通之困難，內地社會雖甚廣大，正不必即為現成市場。直接限制了商業，即間接限制了工業。同時，工業還有其本身之限制。 工業本身一面之限制，是人們的心思聰明不用於此；因之，生產工具生產技術無法進步，而生產力遂有所限(關於此層詳論在後)。近代西洋在此方面之猛進，正為其集中了人們的心思聰明於此之故。在此之前，亦是同一樣不行。所以說： 直到十八世紀之中葉，發明很為稀見。事實上，技術的情況在1750年以前，相當停滯，達數千年。到了現代，往往一年間所發明，要超過1750年以前一千年所發明的。(巴恩斯［H.E.Barnes］《社會進化論》，王斐孫譯本第211頁，新生命書局版) 換言之，若依然像中古人生態度而不改，便再經一千年，產業革命在西洋亦不得發生。從來之中國人生態度與西洋中古人生態度誠然有異。但二者之不把心思聰明引用於此，正無二致；其相異，不過在後者自有一天轉變到心思聰明集中於此，而前者殆無轉變之一天。那亦就是，若無西洋工業新技術輸入中國，中國自己是永不會發明它的。 那面限制了商業發展，這面限制了工業進步。在工業上復缺乏商業的剌激，在商業上復缺乏工業為推進。他且不談，就在這兩大限制之下，中國工商業往復盤旋二千多年而不進，試問有什麼稀奇呢!似此只附於農業而立的工商業，雖說便於發財而不免購求土地，卻又不能為發財而經營它，其勢不能凌越農業而操縱了土地，則甚明白，所以，由此而壟斷土地，形成地主佃農兩階級，那是不必慮的。而在這種工商業本身，一面沒有經過產業革命，生產集中資本集中之趨勢不著，一面循著遺產諸子均分之習俗，資本縱有積蓄，旋即分散；所以總不外是些小工小商。像近代工業社會勞資兩階級之對立者，在此談不到，所不待言。可以說，秦漢以來之中國，單純從經濟上看去，其農工生產都不會演出對立之階級來。所可慮者，仍在政治勢力之影響於土地分配。 三何謂職業分途 我們知道經濟上之剝削階級，政治上之統治階級，例必相兼。上面對於經濟上有無階級之對立，已略為考查；下面再看它政治上階級的情況如何，俾資互證。 中國社會在政治上之得解放於封建，較之在經濟上尤為顯明。中國之封建貴族，唯於周代見之。自所謂「分封而不錫土，列爵而不臨民，食祿而不治事」(見《續文獻通考》)，實際即早已廢除。戰國而後，自中央到地方，一切當政臨民者都是官吏。官吏之所大不同於貴者，即他不再是為他們自己而行統治了。他誠然享有統治之權位，但既非世襲，亦非終身，只不過居於一短時之代理人地位。為自己而行統治，勢不免與被統治者對立；一時代理者何必然?為自己而行統治，信乎其為統治階級；一時代理者，顯見其非是。而況做官的機會，原是開放給人人的。如我們在清季之所見，任何人都可以讀書；任何讀書人都可以應考；而按照所規定一一考中，就可做官。這樣，統治被統治常有時而易位，更何從而有統治被統治兩階級之對立?英國文官之得脫於貴族勢力而依考試任用，至今未滿百年。以此較彼，不可謂非奇蹟。無怪乎羅素揭此以為中國文化三大特點之一也。 今人非有相當本錢，不能受到中等以上教育。但從前人要讀書卻極其容易；有非現在想像得到者： 第一，書只有限的幾本書，既沒有現在各門科學外國語文這樣複雜，除了紙筆而外，亦不需什麼實驗實習的工具設備。 第二，不收學費的義塾隨處可有。宗族間公產除祭祀外，莫不以獎助子弟讀書為第一事，種種辦法甚多。同時，教散館的老師對於學生收費或多或少或不收，亦不像學校那種機械規定。甚至老師可以甘願幫助學生讀書。 第三，讀到幾年之後，就可一面訓蒙，一面考課，藉以得到膏火補助自己深造。 那時一個人有心讀書，絲毫不難。問題不在讀書上，而在讀了書以後，考中做官卻不那樣容易。一般說，其百分比極少極少。人家子弟所以寧願走農工商各途者，就是怕讀了書窮困一生「不發達」，而並非難於讀書。所謂「寒士」、「窮書生」、「窮秀才」，正是那時極耳熟的名詞。但卻又說不定哪個窮書生，因考中而發跡。許多舊小說戲劇之所演，原屬其時社會本象。 我承認像蘇州等地方，城裡多是世代做官人家，而鄉間佃農則不存讀書之想，儼然就是兩個階級。但此非一般之例。一般沒有這種分別。「耕讀傳家」，「半耕半讀」，是人人熟知的口語。父親種地為業而兒子讀書成名，或親兄弟而一個讀書，一個種地，都是尋常可見到的事。諺語「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正指此。韋布林(T.Veblen)著《有閒階級論》，敘述各處社會都有視生產勞動為賤役可恥而迴避之習慣。(1)(韋布林(T.Veblen)著《有閒階級論》，胡伊默譯本第29—37頁，中華書局出版。)要知中國卻不同。雖學稼學圃皆不為孔子所許；然弟子既以為請，正見其初不迴避。子路在田野間所遇之長沮、桀溺、荷艹/條丈人，顯然皆有學養之賢者，而耕耘不輟；其譏夫子「四體不勤，五穀不分」，更見其重視生產勞動。又天子親耕藉田，歷代著為典禮；則與賤視迴避，顯然相反。許行「與民並耕」之說，非事實所能行；明儒吳康齋先生之真在田間下力，亦事實所少見。最平允的一句話：在中國耕與讀之兩事，士與農之兩種人，其間氣脈渾然相通而不隔。士與農不隔，士與工商亦豈隔絕?士、農、工、商之四民，原為組成此廣大社會之不同職業。彼此相需，彼此配合。隔則為階級之對立；而通則職業配合相需之徵也。 由於以上這種情形，君臨於四民之上的中國皇帝，卻當真成了「孤家寡人」，與歐洲封建社會大小領主共成一統治階級，以臨於其所屬農民者，形勢大不同。試分析之： 一、他雖有宗族親戚密邇相依之人，與他同利害共命運；但至多在中央握權，而因為沒有土地人民，即終無實力。 且須知這種權貴只極少數人，其餘大多數，是否與他同利害共命運，尚難言之。像明嘉靖年間裁減諸藩爵祿米，「將軍」(一種爵位)以下貧至不能自存。天啟五年以後，行限祿法，而貧者益多，時常滋事。當時御史林潤上言，竟有「守土之臣每懼生變」之語，是可想見。 二、他所與共治理者，為官吏。所有天下土地人民皆分付於各級官吏好多人代管。官吏則來自民間(廣大社會)，又隨時可罷官歸田或告老還鄉；其勢固不與皇帝同其利害，共其命運。 三、官吏多出自士人。他們的宗族親戚鄰里鄉黨朋友相交，仍不外士、農、工、商之四民。從生活上之相依共處，以至其往還接觸，自然使他們與那些人在心理觀念上實際利害上相近，或且相同。此即是說：官吏大致都與眾人站在一面，而非必相對立。 四、誠然官吏要忠於其君；但正為要忠於其君，他必須「愛民如子」和「直言極諫」。因只有這樣，才是獲致太平而保持皇祚永久之道。愛民如子，則每事必為老百姓設想；直言極諫，則不必事事阿順其君。所以官吏的立場，恰就站在整個大局上。 只有一種時機：他一個人利祿問題和整個大局問題，適不能得其一致，而他偏又自私而短視；那麼，他便與大眾分離開了。然此固談不到什麼階級立場。 政治上兩階級對立之形勢，既不存在；這局面，正合了俗說「一人在上萬人在下」那句話。 秦以後，封建既不可復，而皇室仍有時動念及此者，即為其感到勢孤而自危。這時候，他與此大社會隔絕是不免隔絕，對立則不能對立。古語「得人心者昌，失人心者亡」，正是指出他只能與眾人結好感，而不能為敵。而萬一他若倒台，天下大亂一發，大家亦真受不了。彼此間力求適應，自有一套制度文化之形成。安危利害，他與大社會已牽渾而不可分。整個形勢至此，他亦不在大社會之外，而與大社會為一。 一般國家莫非階級統治；其實，亦只有階級才能說到統治。在中國看不到統治階級，而只見有一個統治者。然一個人實在是統治不來的。小局面已甚難，越大越不可想像。你試想想看：偌大中國，面積人口直比於全歐洲，一個人怎樣去統治呢?他至多不過是統治的一象徵，沒有法子真統治。兩千年來，常常只是一種消極相安之局，初未嘗舉積極統治之實。中國國家早已軼出一般國家類型，並自有其特殊之政治制度。凡此容當詳論於後。這裡要點出的，是政治上統治被統治之兩面沒有形成，與其經濟上剝削被剝削之兩面沒有形成，恰相一致；其社會階級之不存在，因互證而益明。本來是階級之「卿、大夫、士」，戰國以後階級性漸失，變成後世之讀書人和官吏，而職業化了。他們亦如農工商其他各行業一樣，在社會構造中有其職司專務，為一項不可少之成分。此觀於士農工商四民之並列，及「祿以代耕」之古語，均足為其證明。古時孟子對於「治人」、「治於人」之所以分，絕不說人生來有貴賤階級，而引證「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之社會分工原理。可見此種職業化之傾向，觀念上早有其根，所以發展起來甚易。日本關榮吉論文化有其時代性，復有其國民性，政事之由階級而變到職業，關係於文化之時代性；然如中國此風氣之早開，卻是文化之國民性了。 我們當然不能說舊日中國是平等無階級的社會，但卻不妨說它階級不存在。這就為： 一、獨立生產者之大量存在。此即自耕農、自有生產工具之手藝工人、家庭工業等等。各人作各人的工，各人吃各人的飯。試與英國人百分之九十為工資勞動者，而百分之四為僱主者相對照，便知其是何等不同。 二、在經濟上，土地和資本皆分散而不甚集中，尤其是常在流動轉變，絕未固定地壟斷於一部分人之手。然在英國則集中在那百分之四的人手中，殆難免於固定。 三、政治上之機會亦是開放的。科舉考試且注意給予各地方以較均平之機會。功勳雖可蔭子，影響絕少，政治地位未嘗固定地壟斷於一部分人之手。今雖無統計數字可資證明，推度尚較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之英國情形為好。英國雖則選舉權逐步開放，政治機會力求均等；然據調查其1905年以上半個世紀的情形(1)(此參取英人所著《蘇聯的民主》第319—334頁所述，書為鄒韜奮譯，生活書店出版。)，內閣首相及各大臣、外交官、軍官、法官、主教、銀行鐵路總理等，約百分之七十五還是某些世家出身。他們幾乎常出自十一間「公立學校」和牛津、劍橋兩大學。名為「公立學校」，其實為私人收費很重的學校。普通人進不去，而卻為某一些家庭祖孫世代讀書之地。 所以近代英國是階級對立的社會，而舊日中國卻不是。此全得力於其形勢分散而上下流通。說它階級不存在，卻不是其間就沒有剝削，沒有統治。無剝削即無文化，其理已說於前。人類平等無階級社會尚未出現，安得而無剝削無統治?所不同處，就在一則集中而不免固定，一則分散而相當流動。為了表明社會構造上這種兩相反之趨向，我們用「職業分途」一詞來代表後者，以別於前之「階級對立」。 於此，有兩層意思要申明： 一、如上所說未構成階級，自是中國社會之特殊性；而階級之形成於社會間，則是人類社會之一般性。中國其勢亦不能盡失其一般性。故其形成階級之趨勢，二千年間不絕於歷史。同時，其特殊性亦不斷發揚。二者迭為消長，表見為往復之象，而未能從一面發展去。 二、雖未能作一面發展，然其特殊性彰彰具在，豈可否認?凡不能指明其特殊性而第從其一般性以為說者，不為知中國。我於不否認其一般性之中，而指出其特殊性，蓋所以使人認識中國。 在第一章中，曾提到一句笑話：「若西洋是德謨克拉西，則中國為德謨克拉東。」在近代英國——這是西洋之代表——其社會及政治，信乎富有民主精神民主氣息；但舊日中國亦有其民主精神民主氣息。他且待詳於後，即此缺乏階級詎非一證?若指摘中國，以為不足；則如上所作中英社會之比較，正可以嚴重地指摘英國。所以只可說彼此表見不同，互有短長。亦猶之英國與蘇聯，此重在政治上之民主，彼重在經濟上之民主，各有其造詣，不必執此以非彼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