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史 · 第二十七章　周末之變遷

春秋之後，是為戰國。太史公作《六國表》，始於元王元年，迄秦二世，凡二百七十年。實則《春秋左傳》終於元王八年，當自貞王元年始入戰國[1]，而秦始皇二十七年後，即秦統一之時，亦未可附於戰國。要戰國之始末，自周貞王迄秦滅齊，凡二百四十八年。其曰「戰國」者，亦以《國策》記其時事，劉向定其名為《戰國策》，故緣書而名其時也。此期史事，頗多闕軼，顧亭林嘗論之： 《日知錄》：「春秋終於敬王三十九年庚申之歲，西狩獲麟；又十四年，為貞定王元年癸酉之歲，魯哀公出奔，二年，卒於有山氏，《左傳》以是終焉。又六十五年，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之歲，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又一十七年，安王十六年乙未之歲，初命齊大夫田和為諸侯；又五十二年，顯王三十五年丁亥之歲，六國以次稱王，蘇秦為從長；自此以後，事乃可得而紀。自《左傳》之終以至此，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闕軼，考古者為之茫昧，如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春秋時猶宗周王，而七國則絕不言王矣；春秋時猶嚴祭祀，重聘享，而七國則無其事矣；春秋時猶論宗姓氏族，而七國則無一言及之矣；春秋時猶宴會賦詩，而七國則不聞矣；春秋時猶有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矣。邦無定交，士無定主，此者變於一百三十三年之間，史之闕文，而後人可以意推者也。」 按太史公作《六國表》只本《秦記》，未見周室史記。 《史記·六國表序》：「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 其文之闕軼，當以此為最大關係，又當孟子時，諸侯已去周籍。 《孟子·萬章》：「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 則秦雖不燒諸侯史記，而周家典章制度之變遷，亦未必可考。晉之亡也，其太史抱圖法歸周。 《呂氏春秋·先識篇》：「晉太史屠黍，見晉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圖法歸周。」 周之衰也，太史儋西見秦伯。 《史記·周本紀》：「烈王二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周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載複合，合十七歲，而霸王者出焉。」 史官轉徙，圖籍隨之湮淪，則諸侯雖不去之，亦未必完全無缺也。僅就秦史所記，及其他殘缺不完之書，推論當時狀況，已難得其實際，而論者又多從退化方面著眼，如劉向《戰國策序》有曰： 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為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為強，是以轉相放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並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涽然道德絕矣。 益使人覺此期之史事無足道。然就其變遷之大概言之，有退化者，有進化者，亦不可執一而概其餘也。 古代疆域之廣袤，頗難質言。以春秋、戰國兩期較之，則戰國時拓地之廣，過於春秋遠甚。江西、湖南之地，大半為楚、越所辟。 《史記·越世家》：「龐、長沙，楚之粟也；竟陵澤，楚之材也；越窺兵通無假之關，此四邑者不上貢事於郢矣。」《正義》：「楚之四邑，龐、長沙、竟陵澤也。龐、長沙出粟之地，竟陵澤出材木之地，此邑近長沙潭、衡之境，越若窺兵西通無假之關，則四邑不得北上貢於楚之郢都矣。戰國時永、郴、衡、潭、岳、鄂、江、洪、饒並是東南境，屬楚也；袁、吉、虔、撫、歙、宣並越西境，屬越也。」 越則南及閩中， 《史記·越世家》：「楚威王伐越，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於江南海上……後七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高帝復以搖為越王，以奉越後。東越，閩君皆其後也。」 楚則西及巴、蜀、滇、黔， 《史記·西南夷列傳》：「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蹻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 秦伐楚、蜀，其地益廣， 《史記·秦本紀》：「惠文君九年，司馬錯伐蜀，滅之。……十三年，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置漢中郡。……十四年，伐楚，取召陵。丹、犁臣蜀[2]。昭襄王三十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為黔中郡。」 西攻義渠，遂置隴西北地諸郡。 《漢書·匈奴傳》：「魏有西河、上郡，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之。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伐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於秦。秦昭王時……伐滅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 燕、趙二國開拓北邊，所置之郡，亦不下於秦。 《漢書·匈奴傳》：「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而置雲中、雁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東胡，東胡卻千餘里。……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 三垂之辟，皆由國大力強所致，非封建諸侯盡並而為此四五國者，未能揮斥裔夷若此之廣也。 春秋以來，井田之制漸隳。 《左傳》襄公三十年：「鄭子產為政，使田有封洫，鄭人誦之曰：『取我田疇為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3] 戰國之初，猶有存者，故李悝作盡地力之教，猶以提封萬頃為言， 《漢書·食貨志》：「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畝益三升，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為粟百八十萬石矣。」「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為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4] 然自文侯至孟子時，不過百年上下（魏文侯在位三十八年，武侯十六年，惠王三十六年，襄王十六年），而各國已皆呈經界不正之象，則其變遷之速可想矣。 《孟子·滕文公》：「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鈞，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漫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商鞅與孟子同時，獨屍開阡陌之名， 《史記·商君列傳》：「為田開阡陌封疆。」 《通典》：「秦孝公任商鞅，鞅以三晉地狹人貧，秦地廣人寡，故草不盡墾，地利不盡出。於是誘三晉之人，利其田宅，復三代，無知兵事，而務本於內，而使秦人應敵於外。故廢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 《開阡陌辨》（朱子）：「《漢志》言秦廢井田開阡陌，說者之意，皆以為開置之開，言秦廢井田，而始置阡陌也。按阡陌者，舊說以為田間之道，蓋因田之疆畔，制其廣狹，辨其縱橫，以通人物之往來。商君以其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但見田為阡陌所束，而耕者限於百畝，則病其人力之不盡；但見阡陌之占地太廣，而不得為田者多，則病其地利之有遺。又當世衰法壞之時，則其歸授之際，不免有煩擾欺隱之奸。而阡陌之地，均近民田，又必有陰據以自私，而稅不入於公上者。是以一旦奮然不顧，盡開阡陌，悉除禁限，而聽民兼併買賣，以盡人力；墾闢棄地，悉為田疇，而不使其有尺寸之遺，以盡地利。使民有田即為永業，而不復歸授，以絕煩擾欺隱之奸；使地皆為田，而田皆出稅，以核陰據自私之幸。此其為計，正與楊炎疾浮戶之弊，而遂破租庸以為兩稅者同。蓋一時之害雖除，而千古聖賢傳授精微之意，於此盡矣。故《秦紀》《鞅傳》皆雲『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蔡澤亦曰『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詳味其言，則所謂開者，乃破壞鏟削之意，而非創置建立之名。所謂阡陌，乃三代井田之舊，而非秦之所置矣。所謂賦稅平者，以無欺隱竊據之奸也。所謂靜民生之業者，以無歸授取予之煩也。以是數者合而證之，其理可見。」 度他國亦必仿行，而史文不具耳。 《七國考》（明董說）引《水利拾遺》云：「李悝以溝洫為墟，自謂過於周公，未知其說所本。若依此說，則魏之廢溝洫，必廢阡陌，其事尚早於商鞅矣。」 田制既變，人民之生計，遂至貧富相懸甚遠。 《漢書·食貨志》：「及秦孝公用商君，壞井田，開阡陌，急耕戰之賞……王制遂滅，僭差亡度。庶人之富者累巨萬，而貧者食糟糠。」又引董仲舒說：「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又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 國有之地變為民有，其害在生計不均，其利則在以競爭而促進人之智力。經濟之發展，當以此期為最大之關鍵矣。 春秋之時，惟《管子》有黃金一斤直食若干之語，他書未有言金粟交易之價值者。蓋人皆有田，不須購粟，故亦無市價可言。至計然為越王勾踐謀國，始以谷價高下相較。 《史記·貨殖列傳》：「計然曰：『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5] 粟石僅值二三十錢，較之今日，似為極廉。然以家有餘粟之人，至於日日購米而食，亦可謂之巨變矣。史稱秦並天下，始用二等之幣。 《漢書·食貨志》：「秦兼天下，幣為二等：黃金以鎰為名，上幣；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 實則戰國之時，已專用黃金，或以鎰計， 《孟子·公孫丑》：「於齊，王饋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饋七十鎰而受；於薛，饋五十鎰而受。」 《戰國策》：「蘇秦為趙相，白璧萬雙，黃金萬鎰。」 或以斤計， 《戰國策》：「姚賈出使四國，資車百乘，金千斤。」「孟嘗君予馮諼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梁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 或不言斤鎰，而但稱金若干。 《戰國策》：「溫囿之禮，歲八十金。」「唐睢載音樂，予之五十金。」[6] 《史記·貨殖列傳》：「朱公……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 虞、夏、商、周雖有金幣，未聞用金如是之多。戰國之時，號為亂世，而各國用金，動輒千百斤鎰者，又經濟之大變也。吾意春秋百數十國，至戰國時僅餘數十國，各國之府藏儲蓄，悉數流衍，此金多之一因也；農夫變而為商賈，治生之術日精，貨幣與實物交易之量驟增，二因也；僻遠之地，以次開闢，礦產必多發見，三因也。史稱：周顯王六年，天雨金於秦之櫟陽，四月至八月，秦自以為得金瑞，作畦畤於櫟陽，祀白帝。世無雨金之事，此必礦產之溢出於外者，為風雨鼓盪，而飛於空，故以為雨金耳。又稱：蜀王與秦伯遇，秦以金一笥遺之。又作石牛五，朝寫金其後，曰「牛便金」；蜀使人請石牛，秦許之，乃遣五丁開道迎石牛，所謂「金牛道」也。此事雖近於小說，然亦可見其時秦國金多矣。世道離衰，物力進步，雖謂戰國為黃金時代，非溢詞也。 春秋之時，列國交兵，其數之多，不過數萬，至多亦不過十萬耳。至戰國而競以眾勝，靡國不然，蘇、張之徒，盛稱其數。 《史記·蘇秦傳》：「說燕文侯曰：燕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說趙肅侯曰：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說韓宣王曰：韓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說齊宣王：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臨菑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說楚威王曰：楚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7]《史記·張儀傳》：「儀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8]「又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險帶河，四塞以為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說韓王曰：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除守徼亭障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 其言雖夸，然實數必去所言不遠。觀《史表》載秦斬首之數，尤可互證。 《史記·六國表》：「秦惠文王十三年，庶長章擊楚，斬首八萬。」「武王四年，拔宜陽城，斬首六萬。」「昭王七年，擊楚，斬首五萬。」「十四年，白起擊伊闕，斬首二十四萬。」「二十七年，擊趙，斬首三萬。」「三十三年，伐魏，拔四城，斬首四萬。」「三十四年，白起擊魏華陽，斬首十三萬，沉其卒二萬人於河。」「四十七年，白起破趙長平，殺卒四十五萬。」 斬殺之多如是，所將之兵之多可知。即曰秦尚首功，或多虛報，然以十為一計之，其多者亦有數萬。如白起擊伊闕斬首二十四萬，以二萬四千計之，亦春秋時二軍之數矣。秦並六國，用兵尤多，攻楚一役，至六十萬。 《史記·王翦傳》：「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荊，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為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 若合兩方計之，則秦、楚之戰，其兵不下百餘萬矣。吾人讀史，不可徒譏其殘暴，當知其平時養兵之費，教兵之法，馭兵之方，以及戰時指揮調度之才若何，而後可以勝之，非惟大將著名者如起、翦、頗、牧之類，非春秋時卿士將兵者所可及，即其偏裨將校，度亦必有過人之能，而後可與於戰事。觀韓信論漢高將兵之才不過十萬，則戰國時人才之多為何如乎？ 春秋之時，多世卿執政，其由布衣崛起，驟至卿相者，不數數見也。至戰國而風氣一變。窶人下士，扺掌遊說，往往取貴族世臣之權而代之，而階級之制遂以漸泯。蓋當戰國之初，篡位奪國者皆強宗世族，其人雖甘冒不韙，恆懼他人之師其故智。 《孟子·萬章》：「齊宣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王勃然變乎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此即可以見當時國君之心理。 故思以好賢禮士之名，羅致疏賤之士，畀以國政，而陰削宗族大臣之權，以為其子孫地，此一因也。（按戰國之初，魏文侯最好士，其事田子方、段干木，用李克、吳起、西門豹、樂羊子，皆以抑其宗族也。史稱公子季成謂魏侯曰：「君與子方齊禮，假有賢於子方者，君又何以加之？」魏侯曰：「如子方者，非成所得議也。仁人也者，國之寶也；智士也者，國之器也；博通士也者，國之尊也。子方，仁人也；非成之所得議也。」公子季成自退於郊，三日請罪。季成為文侯弟，且為魏相，而文侯抑之如此，可以窺其隱矣。）疏賤之士，既握政柄，必與貴戚世臣不相容，恃其言聽計從，則力排異己以為快，雖有因之失敗如吳起、商君之類者。 《史記·吳起傳》：「魏侯時，公叔為相，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吳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鬥之士。要在強兵……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屍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並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並中王屍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又《商鞅傳》：「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又《范睢傳》：「范睢因請間說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為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秦王乃拜睢為相。」[9] 而游士相踵，爭取高位，貴族不能一一傾之，而列國之風氣，以之大變，此二因也。國家積弱，宗族大臣不能自振，則人主急於求士，士亦爭往歸之，此三因也。 《史記·秦本紀》：「孝公時，河山以東強國六……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下令國中曰：『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又《樂毅傳》：「燕昭王以子之亂，而齊大敗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燕國小，僻遠，力不能制，於是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 數千年之貴族政治，以此三因，遂漸轉而入於平民之手，豈非至奇之事乎？！ 戰國之初，惟人君好士，如魏文侯、齊宣王之類，皆其著者也。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 其後，則大臣貴族亦以養士為高，士無賢不肖，麇聚而求食，遂成一時之風氣。 《史記·孟嘗君列傳》：「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又《平原君傳》：平原君「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又《魏公子傳》：信陵君「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又《春申君傳》：「春申君為楚相，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又《呂不韋傳》稱：「呂不韋家僮萬人。以信陵、春申、平原、孟嘗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不韋……羞不如，亦招賢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 蘇軾論此事，至謂六國之所以久存，秦之所以速亡，蓋出於此[10]。雖未必盡然，然亦不可謂非一因也。戰國之君，權勢之隆，過於周之天子。即其公卿大臣，亦不下於周之諸侯。徒以養士之風，陰弭貴賤之階級，而王公貴人之權威，轉有不敵匹夫之名譽者。 《說苑·尊賢篇》：「魏擊遇田無擇於途，下車趨謁，無擇坐乘如故。擊意不說，因問曰：『不識富貴者驕人乎，抑貧賤者驕人乎？』無擇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諸侯驕人，則失其國；大夫驕人，則失其家。士貧賤，行不合，言不用，則躡履而適秦、楚耳，安往而不得貧賤乎？富貴者奈何能同之哉？』擊乃再拜而後退。」《戰國策》：「齊宣王見顏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悅。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可乎？』斶對曰：『夫斶前為慕勢，王前為趨士，與使斶為慕勢，不如使王為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 觀戰國時人之議論，可想見其時士氣之盛，故戰國雖為極殘暴極混亂之時，然亦可謂極平等極自由之時。有挾策以干時者，有隱居而遁跡者。王公貴人不屈己以求士，士不之附；即屈己以求之，亦有終不可得而屈者。而貴賤之位乃相反，此亦他國史策所罕見者也。 戰國之時，不獨重士，且甚重民。蓋當時有國者，雖日事戰爭，殘民以逞，而國家常備之兵，非有百萬或數十萬，必不足以一戰。兵出於民，民多則兵多，故恆以地狹民寡為慮，而於來民及養民之術，不憚勤求，而民遂為有國者之所重矣。 《商子·算地篇》：「凡世主之患，用兵者不量力，治草萊者不度地。故有地狹而民眾者，民勝其地；地廣而民少者，地勝其民。民勝其地，務開。地勝其民，事來。」《徠民篇》：「秦之所與鄰者三晉也，所欲用兵者韓、魏也。彼土狹而民眾……此其土不足以生其民也，似有過秦民之不足以實其土也。今利其田宅，而復之三世，然則山東之民無不西者矣。」 秦既重民，三晉也知重之。觀趙威后之言，尤為深識立國之本。 《戰國策》：「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後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悅曰：『臣奉使使威後，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後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故有舍本而問末者耶？』」 正不獨《孟子》有「民貴君輕」，《呂覽》有「順民心而立功名」之說也。 《孟子·盡心》：「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呂氏春秋·順民篇》：「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者，上古多有之矣；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 國家知對外之本於民力，又由民力之盛衰，推及於政法之良否，則政法因以革新，而吏治亦必整肅，此皆相緣而為因果者也。春秋之時，惟管仲知改革政法，其餘列國之卿大夫，大都因循舊制，圖補敝救偏之計，或因私利而更舊制。如魯之用田賦作丘甲之類，止可以為民病，不能有利於國與民也。戰國時國家之形式，既與春秋時迥殊，故其立國之精神，亦不得不變。而凡有識之士，多致意於改革，新舊爭執，相因以生。如商鞅、申不害、趙武靈王、楚懷王，皆力圖改革，而秦、趙二國新舊之斗最烈。 《周季編略》：「韓申不害既相，以韓地墽民險，介於大國之間，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新古相反，前後相繆，百官皆亂，不知所用，於是更定其法。韓侯問曰：『行法何其難乎？』不害對曰：『法者見功而與賞，因能而授官。今君設法而徇左右之請，此所以難行也。』韓侯曰：『吾自今知行法矣。』」 《史記·商君傳》：「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己。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愚者暗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又《趙世家》：「趙武靈王曰：『吾欲胡服。』樓緩曰：『善。』群臣皆不欲。於是肥義侍。王曰：『……夫有高世之功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任驁民之怨。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奈何？』肥義曰：『臣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王既定負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愚者暗成事，智者睹未形，則王何疑焉？』王曰：『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賢者察焉。世有順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於是遂胡服矣。……公子成曰：『臣聞中國者，蓋聰明徇智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拂學者，離中國，故臣願王之圖之也。……』王遂往之公子成家，因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聖人觀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禮而教離，況于山谷之便乎？……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者，所以制俗也。』公子成聽命，於是始出胡服令也。趙文、趙造、周袑、趙俊皆諫止王毋胡服，如故法便。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諺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不及也。』遂胡服招騎射。」又《屈原傳》：「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11] 此等爭執，至韓非時猶然。 《韓非子·五蠹篇》：「今有構木鑽燧於夏後氏之世者，必為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為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禹、湯、武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為新聖笑矣。是以聖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故曰：事異則備變。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御駻馬，此不知之患也。」 大抵墨守故制者，不知社會變遷進化之理，其說常絀。識時知變者，又專務苟且偷薄，雖適於時，而其為法亦不能以無弊。戰國之時代，蓋新黨競勝舊黨之時代也。後世新舊爭執之議論，多不能出其範圍，故備列之，以資學者考鏡焉。 胡服騎射，為社會狀況變革之最大者。近海寧王氏研究胡服之源流，援據甚博，茲附錄之，以見古之所謂胡服者，今且視為漢人之古制矣。 《古胡服考》（王國維）：「胡服之入中國，始於趙武靈王[12]。其制，冠則惠文[13]，其帶具帶[14]，其履鞾[15]，其服上褶下袴[16]，戰國之季，他國已有效其服者[17]。至漢而為近臣及武士之服，或服其冠，或服其服，或並服焉。漢末軍旅數起，服之者多，於是始有袴褶之名。魏、晉以後，至於江左，士庶服之，百官服之，天子亦服之。然但以為戎服及行旅之服而已。北朝造自戎夷，此服尤甚，至施之於婦女。後魏之初，以為常服及朝服，後雖復古衣冠，而此服不廢。隋則取其冠以為天子之戎服，取其服為天子田獵豫游之服，皇太子侍從田狩之服，上下公服武官侍從之服，取其帶與履，以為常服。唐亦如之。武弁之服，用其冠；平巾幘之服，用其服，常服用其帶與履。唐季褶服漸廢，專用常服。宋初議復之而未行，然儀衛中常用之。又自六朝至唐，武官小吏流外，多服袴褶，此胡服行於中國之大略也。」 騎射之法，實不始於趙武靈王。顧氏《日知錄》嘗言之。 《日知錄》：「春秋之世，戎翟之雜居於中夏者，大抵皆在山谷之間，兵車之所不至。齊桓、晉文僅攘而卻之，不能深入其地者，用車故也。中行穆子之敗翟於大鹵，得之毀車崇卒，而智伯欲伐仇猶，遺之大鐘，以開其道，其不利於車可知矣。勢不得不變而為騎，騎射所以便山谷也，胡服所以便騎射也。是以公子成之徒諫胡服，而不諫騎射，意騎射之法，必有先武靈而用之者矣。」惠棟曰：「案《韓非子》秦穆公送重耳疇騎二千，則單騎不始於六國。」 按蘇秦以周顯王三十五年說燕，三十六年說趙；趙肅侯之十七年也，距武靈王胡服，凡二十六年，而其言已歷稱某國騎幾千匹，某國騎幾萬匹，是騎射之法，在武靈王未胡服之先已盛行矣。惟其由車戰驟變而盛行騎兵之制，則未能質言其事也。 顧氏亦云六國之時始有單騎，蘇秦所云車千乘，騎萬匹，是也，而未考蘇秦先於趙武靈王。吳起仕魏，臥不設席，行不騎乘，事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見《通鑑》卷一，亦先於蘇秦。 * * * [1]　貞王介，《史記》作定王，誤。茲從黃式三《周季編略》。 [2]　《正義》：二戎號也，臣伏於蜀。蜀相殺蜀侯，並丹、犁二國降秦。在蜀西南姚府管內，本西南夷，戰國時蜀、滇國，唐初置犁州、丹州也。 [3]　據此，知子產未為政時，鄭之田畝殆已久無封洫。子產欲復舊制，而鄭人怨之，他國度亦如是。 [4]　按悝之計地，既以提封為言，又以一夫百畝十一之稅計算，皆周法尚存之證；惟以生計艱難，故舊法不得不變耳。 [5]　當時粟一石不過數十錢，李悝論粟價，亦曰「粟三十」，可互證。 [6]　此疑以斤計。 [7]　《戰國策》文同。 [8]　按此數可與蘇秦所說之數相參，一言其多，一言其少，度必不下三十五萬。 [9]　睢後用蔡澤之言，以商君等為鑑，故未為貴族所害。 [10]　見《東坡志林》。 [11]　按原為憲令，當亦因舊法未便，欲改定楚國法制，惜未成耳。 [12]　《史記·六國表》：「趙武靈王十九年，初胡服。」 [13]　司馬彪《續漢書·輿服志》：武冠一曰武弁大冠，諸武官服之。侍中、中常侍加黃金，附蟬為文，貂尾為飾，謂之趙惠文冠。胡廣說曰：趙武靈王效胡服，以金璫飾首，前插貂尾，為貴職。秦滅趙，以其君冠賜近臣。 [14]　《趙策》：趙武靈王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師比以傅王子也。具帶者，黃金具帶之略。古大帶、革帶皆無飾，有飾者，胡帶也。 [15]　《廣韻》八戈引《釋名》：鞾本胡服，趙武靈王所服。 [16]　《史記·趙世家正義》：胡服謂今時服也，廢除裘裳也。案胡服之衣，《趙策》及《趙世家》皆無文，自來亦無質言之者，惟張守節《正義》以唐之時服當之。唐之時服，有常服袴褶二種，今定以為上褶下袴，即以後世所謂袴褶服者當之。由胡服之冠帶履知之也。 [17]　《楚辭·大招》：小腰秀頸，若鮮卑只。《漢書·藝文志》《鶡冠子》註：楚人居深山，以鶡為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