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的命運 · 二 以為這問題還遠的不對

第一，我們先說這個問題是很急迫的問題，並非是很遠的問題，可以俟諸將來再解決的。我們現在放開眼去看，所謂東西文化的問題，現在是怎樣情形呢？我們所看見的，幾乎世界上完全是西方化的世界！歐美等國完全是西方化的領域，固然不須說了。就是東方各國，凡能領受接納西方化而又能運用的，方能使它的民族、國家站得住；凡來不及領受接納西方化的即被西方化的強力所占領。前一種的國家，例如日本，因為領受接納西方化，故能維持其國家之存在，並且能很強盛的立在世界上；後一種的國家，例如印度、朝鮮、安南、緬甸，都是沒有來得及去採用西方化，結果遂為西方化的強力所占領。而唯一東方化發源地的中國也為西方化所壓迫，差不多西方化撞進門來已竟好幾十年，使秉受東方化很久的中國人，也不能不改變生活，採用西方化！幾乎我們現在的生活，無論精神方面、社會方面和物質方面，都充滿了西方化，這是無法否認的。所以這個問題的現狀，並非東方化與西方化對壘的戰爭，完全是西方化對於東方化絕對的勝利，絕對的壓服！這個問題此刻要問：東方化究竟能否存在？ 再其次，我們來看秉受東方化最久，浸潤於東方化最深的中國國民對於西方化的壓迫歷來是用怎樣的方法去對付呢？西方化對於這塊土地發展的步驟是怎樣呢？據我們所觀察，中國自從明朝徐光啟翻譯《幾何原本》，李之藻翻譯《談天》，西方化才輸到中國來。這類學問本來完全是理智方面的東西，而中國人對於理智方面很少創造，所以對於這類學問的輸入並不發生衝突。直到清康熙時，西方的天文、數學輸入亦還是如此。後來到咸同年間，因西方化的輸入，大家看見西洋火炮、鐵甲、聲、光、化、電的奇妙，因為此種是中國所不會的，我們不可不採取它的長處，將此種學來。此時對於西方化的態度亦僅此而已。所以，那時曾文正、李文忠等創辦上海製造局，在製造局內譯書，在北洋練海軍，馬尾辦船政。這種態度差不多有幾十年之久，直到光緒二十幾年仍是如此。所以這時代名臣的奏議，通人的著作，書院的文課，考試的闈墨以及所謂時務書一類，都想將西洋這種東西搬到中國來，這時候全然沒有留意西洋這些東西並非憑空來的，卻有它們的來源。它們的來源，就是西方的根本文化。 有西方的根本文化，才產生西洋火炮、鐵甲、聲、光、化、電這些東西；這些東西對於東方從來的文化是不相容的。他們全然沒有留意此點，以為西洋這些東西好象一個瓜，我們僅將瓜蔓截斷，就可以搬過來！如此的輕輕一改變，不單這些東西搬不過來，並且使中國舊有的文化步驟也全亂了——我方才說這些東西與東方從來的文化是不相容的。他們本來沒有見到文化的問題，僅只看見外面的結果，以為將此種結果調換改動，中國就可以富強，而不知道全不成功的！及至甲午之役，海軍全體覆沒，於是大家始曉得火炮、鐵甲、聲、光、化、電，不是如此可以拿過來的，這些東西後面還有根本的東西。乃提倡廢科舉，興學校，建鐵路，辦實業。此種思想盛行於當時，於是有戊戌之變法不成而繼之以庚子的事變，於是變法的聲更盛。這種運動的結果，科舉廢，學校興，大家又逐漸著意到政治制度上面，以為西方化之所以為西方化，不單在辦實業、興學校，而在西洋的立憲制度、代議制度。於是大家又群趨於政治制度一方面，所以有立憲論與革命論兩派。 在主張立憲論的以為假使我們的主張可以實現，則對於西洋文化的規模就完全有了，而可以同日本一樣，變成很強盛的國家。——革命論的意思也是如此。這時的態度既著目在政治制度一點，所以革命論家奔走革命，立憲論家請求開國會，設諮議局，預備立憲。後來的結果，立憲論的主張逐漸實現；而革命論的主張也在辛亥年成功。此種政治的改革雖然不能說將西方的政治制度當真採用，而確是一個改變；此時所用的政體決非中國固有的政治制度。但是這種改革的結果，西洋的政治制度實際上仍不能在中國實現，雖然革命有十年之久，而因為中國人不會運用，所以這種政治制度始終沒有安設在中國。於是大家乃有更進一步的覺悟，以為政治的改革仍是枝葉，還有更根本的問題在後頭。假使不從更根本的地方作起，則所有種種作法都是不中用的，乃至所有西洋文化，都不能領受接納的。此種覺悟的時期很難顯明的劃分出來，而稍微顯著的一點，不能不算《新青年》陳獨秀他們幾位先生。他們的意思要想將種種枝葉拋開，直截了當去求最後的根本。所謂根本就是整個的西方文化——是整個文化不相同的問題。 如果單採用此種政治制度是不成功的，鬚根本的通盤換過才可。而最根本的就是倫理思想——人生哲學——所以陳先生在他所作的《吾人之最後覺悟》一文中以為種種改革通用不著，現在覺得最根本的在倫理思想。對此種根本所在不能改革，則所有改革皆無效用。到了這時才發現了西方化的根本的所在，中國不單火炮、鐵甲、聲、光、化、電、政治制度不及西方，乃至道德都不對的！這是兩方問題接觸最後不能不問到的一點，我們也不能不嘆服陳先生頭腦的明利！因為大家對於兩種文化的不同都容易馬糊，而陳先生很能認清其不同，並且見到西方化是整個的東西，不能枝枝節節零碎來看！這時候因為有此種覺悟，大家提倡此時最應做的莫過於思想之改革——文化運動。經他們幾位提倡了四五年，將風氣開闢，於是大家都以為現在最要緊的是思想之改革——文化運動——不是政治的問題。我們看見當時最注重政治問題的如梁任公一輩人到此刻大家都棄掉了政治的生涯而趨重學術思想的改革方面。如梁任公林宗孟等所組織的新學會的宣言書，實在是我們很好的參證的材料，足以證明大家對於西方文化態度的改變！ 到了此時，已然問到兩文化最後的根本了。現在對於東西文化的問題，差不多是要問：西方化對於東方化，是否要連根拔掉？中國人對於西方化的輸入，態度逐漸變遷，東方化對於西方化步步的退讓，西方化對於東方化的節節斬伐！到了最後的問題是已將枝葉去掉，要向咽喉去著刀！而將中國化根本打倒！我們很歡迎此種問題，因為從前枝枝節節的做去，實在徒勞無功。此時問到根本，正是要下解決的時候，非有此種解決，中國民族不會打出一條活路來！所以此種問題並非遠大事業，是明明對於中國人逼著討一個解決！中國人是否要將中國化連根的拋棄？本來秉受東方化的民族不只一個，卻是日本人很早就採用西方化，所以此刻對此問題並不成問題；而印度、安南、朝鮮、緬甸，皆為西方化之強力所占領，對於此問題也不十分急迫，因為他們國家的生活是由別人指揮著去做。現在中國，無論如何還算是在很困難的境遇里自己可以自謀——對於自己的生活要自己做主。因為要自謀的緣故，所以對於政治採用某種，文化採用某種還要自決。所以別的民族不感受東西文化問題的急迫，而單單對中國人逼討一個解決！可見這個問題在中國決不是遠的問題而是很急迫的問題了。 照以上所說，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之接觸，逐漸問到最後的根本；對付的態度起先是枝枝節節的，而此刻曉得要從根本上下解決。此種從根本上下解決的意思，從前很少有人談及。前三四年只看見我的朋友李守常先生作了一篇《東西文明之根本異點》的文章。他在這篇文章裡面，大要以為東方文明之根本精神在靜，西方文明之根本精神在動。——而他說：0「苟不將靜止的精神根本的掃蕩，或將物質的生活一切屏絕，長此沉延在此矛盾現象中以為生活，其結果必蹈於自殺，蓋以半死不活之人駕行飛艇，使發昏帶醉之人御摩托車，人固死於艇車之下，車亦毀於其人之手。 以英雄政治、賢人政治之理想施行民主政治，以肅靜無嘩唯諾一致之心理希望代議政治，以萬世一系一成不變之觀念運用自由憲法，其國之政治固以阢隉不寧，此種政治之妙用亦必毀於若而國中。總之守靜的態度持靜的觀念，以臨動的生活，必至人身與器物，國家與制度都歸於粉碎，世間最可怖之事莫過於斯矣。」李先生的話說的很痛快！他很覺得東西文化根本之不同，如果做中國式的生活就須完全做中國式的生活；如果做西方式的生活就須完全做西方式的生活；矛盾的現象是不能行，並且非常可怕的。所以這個問題並不是很遠而可以俟諸未來的問題，確是很急迫而單單對於中國人逼討一個解決的問題。我們處在此種形勢之下逼迫得很緊，實在無從閃避，應當從速謀應付的方法。應付的方法大約不外三條路： （一）倘然東方化與西方化果真不並立而又無可通，到今日要絕其根株，那麼，我們須要自覺的如何徹底的改革，趕快應付上去，不要與東方化同歸於盡； （二）倘然東方化受西方化的壓迫不足慮，東方化確要翻身的，那麼，與今日之局面如何求其通，亦須有真實的解決積極的做去，不要作夢發獃卒致傾覆； （三）倘然東方化與西方化果有調和融通之道，那也一定不是現在這種「參用西法」可以算數的，須要趕快有個清楚、明白的解決，好打開一條活路，決不能有疲緩的態度。 這三條路究竟哪一條路對，我們不得而知，而無論開闢出哪條路來，我們非有根本的解決不成，決非馬糊含混可以過去的。李君的話我們看去實在很對，我們歷年所以不能使所採用的西方化的政治制度實際的安設在我們國家社會的原故，全然不是某一個人的罪過，全然不是零碎的問題；雖然前清皇室宣布立憲之無真意，袁項城帝制自為之野心，以及近年來「軍閥」之搗亂，不能不算一種梗阻而卻不能算正面的原因。 其正面的原因，在於中國一般國民始終不能克服這梗阻，而所以不能克服梗阻的原故，因為中國人民在此種西方化政治制度之下仍舊保持在東方化的政治制度底下所抱的態度。東方化的態度，根本上與西方化刺謬；此種態度不改，西方化的政治制度絕對不會安設上去！甚或不到將西方化創造此種政治制度的意思全然消沒不止！我們這幾年的痛苦全在於此，並非零碎的一端，是很大的根本問題。此刻我們非從根本上下解決不可。是怎樣可以使根本態度上有採用西方化的精神，能通盤受用西方化？李君所說雖然很急迫，而其文章之歸結還是希望調和融通，而怎樣調和融通，他也沒有說出來，仍就俟諸未來，此點差不多是李君自己的矛盾。我以為這種事業雖然要在未來成就，而問題卻不在未來，實在是目前很急迫的問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