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簡編 · 第二章 國家統一鞏固後對外擴展時期——西漢

前二○六年——二三年 第一節西漢政治概狀 前二○二年，漢高帝劉邦戰勝項籍，受諸侯王推戴，做了皇帝，國號漢，都長安（陝西西安市西北），習慣上稱為前漢或西漢。 漢高帝被推戴做皇帝的時候，漢朝廷直接統治的領土僅十五郡，其餘土地都封給諸侯王，幾乎恢復了戰國時期的割據局面。這種做法在當時是必要的，不這樣做，不能換得這些人的助攻項籍，不能換得這些人對漢皇帝名義的承認，也就不能換得統一與和平。有非凡的政治才能的漢高帝，在位七年，做著一件大事，那就是為與民休息準備各種條件。為了與民休息，漢高帝作出下列諸措施： 建立制度——蕭何定津令，韓信定軍法，張蒼定曆法及度量衡程式，叔孫通定禮儀，漢朝制度很快建立起來，秦制度基本上變成漢制度。蕭何做相國，提倡儉樸，處理政事，完全按照律令。民間歌頌他說，「蕭何為法，較（明）若畫一」。秦項大亂以後，人民飽受戰禍，窮苦已極，得在一定的律令下生活，自然感到寧靜，人人自安，難動搖了。 招集官僚——漢高帝徵召天下「賢士大夫」到京師，分派大小官職，給與田宅。士人有官做，既充實了官僚機構，也免得失意謀亂。當時皇帝還配備不起四匹純一色的馬來駕車，有些將相大臣坐牛車，這種簡陋的生活，使一班得官得田宅的士人，滿意於自己的所得，不敢象秦官吏那樣貪虐。官吏少作一些惡，有利於人民的休息。 壓抑商賈——秦時徭役繁興，商賈乘被徵發人困急，重利盤剝，奪取田宅子女。被徵發人前有服役死亡的危苦，後有商賈索債的壓迫，陳勝振臂一呼，天下響應，這是漢高帝親自看到的。戰爭期間，商賈操縱物價，任意踴騰（上漲），米一石貴至五千錢或一萬錢，馬一匹貴至一百金，人相食，餓死無數。商賈禍不比戰禍輕多少，這又是漢高帝親自看到的。他即帝位以後，令商賈不得著絲織衣服，不得攜帶兵器自衛，不得乘車騎馬，不得做官吏，商賈買饑民子女為奴婢，無償釋免，算賦比常人加倍。這種含有報復性的法令，使富商大賈受到懲罰。叛將陳豨軍中，將官都是舊商賈，足見有些商賈破產，挺而走險。商賈受罰，有利於人民的休息。 對匈奴和親——秦漢間匈奴冒頓（音墨毒mòdú）單于（單音蟬chán）強盛，侵入漢朝邊地，最近處離漢都長安僅七百里。前二○○年，漢高帝親將大軍三十二萬人到平城（山西大同縣東），準備擊匈奴。冒頓率騎兵四十萬人圍困平城七日，漢兵不戰退回。自此匈奴更加強盛，經常入寇，破壞漢邊境。漢無力反擊，只好用和親策，求暫時的安寧。和親就是對匈奴忍辱退讓，但在當時卻有利於人民的休息。 與上述諸措施同時，漢高帝又致力於戰爭的善後措施，獲得了社會各階層的滿意。 功臣——從漢高帝起兵的功臣如曹參、周勃等人，沒有一個是猛將，也沒有一個敢於顯出大野心。漢高帝封這些文武功臣一百四十三人為侯，大侯食一萬戶，小侯食五、六百戶。侯國民事由朝廷派官吏管理，侯不得干與。侯是大地主不是領主，西漢前期，他們是朝廷的有力支持者。 從軍吏卒——按功勞大小，從軍久暫，規定各種待遇：第七級爵公大夫以上食邑，第六級爵官大夫以下有加賜爵一級、世世復（世世免徭役）、復終身、復十二年、復六年、免戶賦等優待，又有向地方官吏領取田宅及應用器物的權利。食邑的吏卒顯然轉化為地主，免役的吏卒得到田宅，也有可能轉化為地主。 普通民眾——勸告流亡民眾歸還故鄉，領取原有田宅。定田租（徵收實物菽與粟）每年十五稅一。庶民生育子女，免徭役兩年。戰爭中土地大量荒廢，農民在輕稅下，可以按人力多少開闢荒地。 奴婢——陳勝起義軍中有呂臣率領的蒼頭軍。秦時呼奴隸為蒼頭，蒼頭軍顯然是奴隸起義軍。陳勝敗後，呂臣歸附項梁，做楚國司徒，這說明蒼頭軍是一支有力的軍隊。蒼頭軍教訓了奴隸主，漢高帝即位，便下令：凡庶民因飢餓窮困賣身為奴婢者一律釋免，恢復庶民身分。前一九二年（漢惠帝三年）徵發王國侯國徒隸二萬人築長安城。徒是罪人，隸是奴隸，想見釋放奴隸後，奴隸數量確已減少。 醫治戰爭創傷，歸根只是減輕一些租稅與徭役。農民起義，付出大量生命財物，才取得統治階級的這些讓步，代價是很高的。但是，不付出這個代價，農民便活不下去。只有用高價換得了這些讓步，社會生產才能緩慢地恢復並發展起來。 在封建社會裡，領主割據勢力常是大亂的一個發動者。特別是漢初，割據勢力比中央集權的力量大。漢高帝把割據勢力削弱了，這是他政治上的大成功。 消滅異姓王——漢高帝垓下戰勝，主要依靠韓信、彭越、英布三個猛將的會師。項籍死後，當時據地稱王的人有楚王韓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韓王信（韓國貴族）、長沙王吳芮（音銳ruì）、趙王張敖、燕王臧荼、閩越王無諸（越王勾踐後裔）、南粵王趙佗。這些異姓王除了吳芮、無諸、趙佗三人在本國內起著保境安民的作用，其餘都是統一的障礙。漢高帝採用各種方式，數年間把障礙各個消滅。楚王韓信被廢後叫冤說：「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韓信這一類野心家自以為有大功，應當割地稱王，但從人民要求統一的觀點看來，不消滅這些割據者，即使希望戰禍暫停也是不可能的。漢高帝殺功臣，客觀上符合人民的利益，因為人民迫切需要休息。 分封同姓王——新起的漢朝廷，實力不能通達到全國，有必要分封諸王。漢高帝一面消滅異姓王，一面陸續封兒子劉肥為齊王、劉長為淮南王、劉建為燕王、劉如意為趙王、劉恢為梁王、劉恆為代王、劉友為淮陽王，又封弟劉交為楚王，侄劉濞為吳王。這些王國的重要官吏是漢朝廷派遣去的，法令也是漢朝廷制定的，諸王多是幼童，在封地內權力遠不如異姓王那樣大，漢朝廷因此有時間來充實自己的統治力，到一定時期消滅這些半割據的同姓王國。 遷徙豪強——秦始皇遷徙山東豪富到關中，企圖剷除領主殘餘勢力。秦項戰亂中，證明山東豪富仍擁有強大的實力。漢高帝遷徙六國國王后裔、豪傑名家及齊國田氏、楚國昭氏、屈氏、景氏、懷氏五大族共十餘萬人入關，給與好田宅，使在關中建立新家業。山東舊豪強被遷徙，新豪強還沒有興起的空隙間，人民獲得休息的機會。 漢高帝在位七年，規定與民休息的政治方針，給盛大的漢朝奠定了基礎。 在漢高帝奠定的基礎上，西漢一朝發展與衰落可分為前、中、後三個時期。 前期（前一九四年——漢惠帝元年至前一四一年——漢景帝後三年，凡五十四年）漢惠帝用曹參為相國。曹參師事道家大師蓋公（蓋音葛gě），一切遵守蕭何所定法令，實行清靜無為與民休息的政治。西漢前期黃老刑名之學在政治上居指導地位，秦項大亂以後，這種政治思想確是適合全社會的需要，特別是農民，更感到統治者清靜無為的必要。 戰國時期，到處是萬戶大邑。經秦朝殘酷的剝削與八年戰爭的破壞，再加大饑荒，人相食，漢初萬戶大邑存留不過二三千戶，人口可驚的減耗了。漢惠帝兩次築長安城，徵發附近六百里內男女夫役，每次都只有十四萬五、六千人。京師附近人口如此稀疏，其他地方可以推想。漢景帝時中原地區戶口一般增加一倍至三、四倍，大體上恢復戰國時人口。吳是南方大國，有縣五十三。前一五四年，吳王劉濞反叛，徵發全國六十二歲以下，十四歲以上男子，僅得二十餘萬人，平均一縣約四千人，足見較遠地區仍是荒涼景象。從人口恢復的遲緩看來，人民要求休息將是何等的迫切。 漢惠帝獎勵人口增殖與土地開墾，令民女十五歲至三十歲不出嫁，分五等罰錢。又免力田人徭役終身。漢文帝是著名節儉的皇帝。他親耕藉田，提倡農耕，免收天下農田租稅凡十二年。漢景帝即位，收民田半租。漢高帝定租率，十五稅一，半租是三十稅一，這確是極輕的租稅。西漢在文、景兩個皇帝統治下，前後三十九年，終於獲致了超過戰國時期的經濟繁榮。 三十稅一制，鼓勵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戰後廣大荒地逐漸被開墾出來，流亡戶也逐漸回到故鄉來。擁有小塊耕地的農民，占農民戶口中的極大多數，這是西漢前期社會繁榮的真實基礎。 三十稅一制也鼓勵了商賈、地主兼併農民的積極性。商賈地主使用操縱物價，放高利貸等方法，奪取農民的田宅，奪取農民的子女和農民本身做奴隸。隨著兼併的逐漸盛行，各地方都出現豪強勢力。《史記·貨殖傳》所說的「素封」與所謂大富霸一郡，中富霸一縣，下富霸一鄉一里，就是割據性的大小豪強。西漢後期直到南北朝，豪強常是影響政治的一個嚴重力量。西漢前期開始成為兩漢定製的三十稅一制應是造成豪強勢力的一個主要原因。 西漢前期對匈奴和親，避免大戰爭，再加田租輕微，徭役較少，農民得到五、六十年的休養生息，社會經濟繁榮了。但享受繁榮之果的人，不是農民而是以皇帝為首的地主和商賈。漢景帝末年，地方官府的倉里裝滿了糧食，庫里裝滿了銅錢。朝廷所藏的錢，積累到好幾百萬萬，錢串子爛了，散錢無法計算。朝廷所藏的糧食，新舊堆積，一直堆到露天地上，讓它腐爛。朝廷有六個大馬苑，養馬三十萬匹。民間富人家家養馬，騎母馬出門自覺慚愧。管里門的小卒得吃好飯肥肉。吏任職久長，往往做一輩子。有些官很少調動，世代做下去，官號竟成了姓氏。如管倉的官姓了倉，管庾的官姓了庾。上層統治者自宗室、封君、公卿、大夫以至一般官吏，奢侈安樂，不受法令限制；下層統治者民間豪強，不借官位，專憑暴力，在地方上武斷鄉曲，兼併土地。實行清靜無為政治的結果，使整個統治階級過著極其饒富的生活。 半割據的諸王國，經五、六十年休息，統治者也很富強了。吳王劉濞采銅鑄錢，與漢皇帝有同樣富力。前一五四年，吳、膠西、楚、趙、濟南、淄川、膠東七國國王聯兵反叛，漢大將周亞夫擊敗七國叛軍，滅諸國。此後，朝廷制定更嚴格的制度，皇子受封為王，只是徵收租稅，不管政事，王國與侯國無異。七國的滅亡，結束了四周以來合法的諸侯割據制度，加強了西漢朝廷中央集權的力量，漢朝確是統一了。經濟繁榮與全國統一，使統治者改變政治方針，自與民休息的前期轉入用盡民力的中期。 中期（前一四○年——漢武帝建元元年至前四九年——漢宣帝黃龍元年，凡九十二年） 漢武帝憑藉前期所積累的財富與漢景帝所完成的全國統一，再加上本人雄材大略的特性與在位五十四年的長久時間，對外用兵，擴張疆土，對內興作，多所創建（主要是水利），把道家思想的無為政治，改變為以儒家學說為裝飾的多欲政治。通過漢武帝，農民付出「海內虛耗，人口減半」的代價，造成軍事、文化的極盛時期。西漢一朝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如大經學家大政論家董仲舒，大史學家司馬遷，大文學家司馬相如，大軍事家衛青、霍去病，大天文學家唐都、落下閎，大農學家趙過，大探險家張騫，以及民間詩人所創作經大音樂家李延年協律的樂府歌詩，集中出現在漢武帝時期。這是歷史上非常燦爛的一個時期，漢武帝就是這個燦爛時期的總代表。 西漢前期，農民與地主間的階級矛盾，一般說，還沒有發展到激化的程度，地主與商賈間矛盾也是和緩的。主要原因是在於對外不用兵。漢武帝對外連年大用兵，戰爭使國內各種矛盾都激化起來。 受戰爭影響最深重的自然是農民。漢武帝為取得大量財物，對農民進行殘酷的剝削。田三十畝按一百畝徵收租稅，口錢二十改為二十三，七歲起算改為三歲起算（漢制，民年七歲至十四歲每人每年納口錢二十），貧民生子多殺死。農民窮困破產，富人乘機大掠奪。董仲舒說：富人擁有大片田地，窮人連放個錐尖的地方也沒有。富人霸占山林川澤，獨享利益，放縱淫侈，一個邑里就有皇帝，一個里里就有公侯，小民怎能不困窮。這種邑皇帝、里公侯大小豪強是朝廷助長的，但也不利於朝廷。豪強勢力的過度擴大，引起了朝廷與豪強間嚴重的衝突。 董仲舒所說的富人，其中一部分是無市籍的地主，特別是地主中的豪強。他們儘量集中土地，役使貧民，掠奪奴隸，損害了朝廷的收入和權力。漢武帝為加強統治，分全國為十三部（州），每部派一刺史，按照六條查問郡縣。第一條就是「強宗豪右，田宅逾制（超過制度），以強凌弱，以眾暴寡」。看來好象是懲罰豪強，保護貧弱，實際效力卻極有限。漢武帝又允許非常剛強所謂「酷吏」的郡守，殺戮某些豪強及其徒黨，藉以抑制豪強的過度橫行。酷吏之一的寧成，革官回家，發誓說，做官不到二千石，經商不到黃金一千斤，不能算作人。他租（強占）得水田一千多頃，雇（奴役）得貧民數千家，不多幾年，積錢數千萬。人都怕他，說，寧願碰見母老虎，不要碰見寧成發怒。這說明除去一些例外，酷吏就是做官的豪強，豪強就是不做官的酷吏，歸根都是吃農民的母老虎。 董仲舒所說的富人，其中一部分是有市籍（商賈）的地主，特別是商賈中的豪強。商賈剝削農民，最普遍的形式是放高利貸。還有壟斷農民必需品的鑄錢商和鹽鐵商，這些大商賈積錢往往多至黃金一萬斤。商賈不僅剝削農民，有時也剝削地主，如囤積貴族或官府的需用品，使貴族或官府不得不低頭，滿足商賈的要求。在市上是商賈，到鄉間便成地主。這和放高利貸的無市籍地主，行為上並無區別，不過地主沒有市籍，可以做官吏，商賈有市籍，不得做官吏，實際上他們都是地主也都是商賈。因為商賈豪強長於經營，積累財產比地主豪強更多，對朝廷的損害，也比地主豪強為大。漢武帝用沒收財產的辦法，沉重地打擊了商賈，使中等以上商賈多數破產。商賈從農民奪得大量奴隸、田宅和錢財，一轉手便成了朝廷的收入。 漢武帝自前一三三年（元光二年）至前八九年（征和四年），進行長期的對外戰爭，巨大軍費都由農民負擔。農民在朝廷與富人雙重剝削下，在全國範圍內，普遍進行小規模的武裝反抗，但還沒有發展到大規模的武裝起義，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漢武帝打擊了一部分地主豪強和大部分商賈豪強，這些都是農民所痛恨的，階級矛盾因而發生一定的弛緩狀態。漢武帝在臨死前三年，表示對戰爭的懺悔，下詔說，今天的要務在於力農。封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用趙過為搜粟都尉，推行改善的農具和技術。這樣，渴望休息的廣大農民，開始穩定下來，漢朝統治也就轉危為安。 漢昭帝復行無為政治，與民休息，流亡農民逐漸回到故鄉來。漢宣帝通達黃老刑名之學，整頓吏治，考核實效，農業又呈興盛氣象。前五二年（甘露二年），匈奴呼韓邪（音耶yé）單于稱臣降服，對外戰爭停止，西漢極盛時期達到了頂點，由此轉入衰亡時期。 後期（前四八年——漢元帝初元元年至公元八年——孺子嬰初始元年，凡五十六年） 經漢昭帝漢宣帝三十八年的與民休息和牛犁耕作法的繼續推廣，農業生產恢復並提高了，同時豪強勢力也恢復並提高了。漢元帝時，中央權力開始衰弱，外戚、宗室、公主、王、侯、大官僚等政治上有權力的人，盛行兼併，成為新得勢的上層豪強，原來的地主豪強商賈豪強，政治上勢力較弱，成為下層豪強。上下層豪強在兼併土地掠奪奴隸時，存在著矛盾，在破壞中央集權時，則是起著一致的作用。上層豪強的代表外戚王莽，用欺騙農民，打擊下層豪強的方法，企圖解決當時緊張已極的階級矛盾，當然，王莽是不可能解決矛盾的。 西漢政治有三個時期的變化，與政治相適應的學術思想也有三個變化。前期行黃老刑名之學，符合與民休息的社會需要。中期獨尊儒學，罷黜百家。所謂儒學，就是儒學為主、刑名學為輔的董仲舒《春秋公羊》學。《公羊》學的盛行，說明多欲政治代替了前期的無為政治。後期行純儒學。所謂純儒學，就是依據孔子所傳在周天子統治下承認封建割據合法存在的原始儒家思想，其中以提倡寬柔溫厚的《詩》學為最盛行。這正是中央集權衰弱豪強割據勢力興起的反映。漢宣帝教訓漢元帝說：我們漢家的制度，一向雜用霸（刑名）王（儒）道，怎能學西周政治用純儒學呢！亂我漢家制度的一定是你了。 純儒學政治使上下層豪強得到兼併的便利，連漢宣帝設立的常平倉，也因儒生說是朝廷不要與民爭利，被漢元帝取消了。儒生所謂民就是屬於下層豪強的商賈和地主。朝廷不要與下層豪強爭剝削農民的權利，就是純儒學的政治主張。 鮑宣給漢哀帝上書說，當今農民有七種損喪：水災旱災，一損喪；朝廷橫徵暴斂，二損喪；官吏假公濟私，貪得無厭，三損喪；豪強大姓，兼併不止，四損喪；徭役繁多，農桑失時，五損喪；主管鄉里的人鳴起鼓來，農民不分男女，都得拋棄作業，趕到路上去搜捕盜賊，六損喪；盜賊掠奪農民財物，七損喪。單是七種損喪還好，更有七條死路：官吏任意打死人，一死路；刑罰苛刻，二死路；冤獄陷害無罪人，三死路；盜賊橫行，四死路；報怨尋仇，互相殺害，五死路；飢餓無救，六死路；時疫流行，七死路。農民有七種損喪，又有七條死路，歸根都是公、卿、守（郡守）、相（王國相）貪殘成風的緣故。鮑宣這些話，絲毫也不能阻止上下層豪強的肆意兼併。土地高度集中與奴隸無限增加，不得解決，西漢滅亡就無可避免。怎樣求得解決呢？漢哀帝用求天求鬼神的方法。漢成帝時方士甘忠可造《天官曆包元太平經》十二卷，說是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來教給他的。大意是漢家該改元變號，重新受一次天命。漢哀帝信從甘忠可的妖術，改建平二年（前五年）為太初元年，改帝號為陳聖劉太平皇帝。恢復前代一切已廢的神祠凡七百餘所，一年祭神三萬七千次。這個方法失敗了，王莽使用一部分豪強打擊其他部分豪強的方法又失敗了。最後農民大起義推倒了王莽的統治，才獲得一些微小的改善。 第二節幾個重要的制度 中國成為統一的封建國家，自秦朝開始，到西漢才鞏固起來。 要鞏固國家的統一，必需在構成封建國家的地主農民兩大階級間，在統治階級內部各階層間，求得一定限度的妥協，否則統一是不可能的。西漢取得秦朝失敗的經驗，創立了幾個重要的制度，這些制度都有利於統一，因之漢朝的統治相對地鞏固了。 「撫我則後，虐我則仇」，這是農民對統治者的態度。所謂撫，就是還能容忍的剝削；所謂虐，就是不可容忍的剝削。統治者注意這個限度，便有可能取得農民的妥協。 以皇帝為首的統治階級，其中包括貴族、文武官吏、地主、大商賈四種人，歸根只是一個地主階級。這四種人都含有割據性，只有在皇帝和他的朝廷堅強有力的時候，他們才擁護統一，成為中央集權的支持者。如果皇帝和他的朝廷力量衰弱了，他們便為擴大自己的利益，加緊割據活動，一直到統一被破壞。作為統治階級首領的皇帝，一方面要滿足他們的要求，換取對朝廷的支持，一方面又要限制他們的過度活動，減輕對朝廷的損害。皇帝與這四種人在相互關係上，也就是在剝削農民的權利上，要規定出有效的制度來，以求得統治階級內部的妥協，是一件困難的事，西漢朝廷到極盛時期才規定了這種制度： 一分封諸王 漢高帝消滅完全割據的異姓王，代之以半割據的同姓王。這些同姓王國官制與漢朝廷無異，朝廷只派遣太傅、丞相兩個大官，其餘官吏由國王自己任用。當時國王多是幼童，國內軍政用人大權，實際掌握在丞相手中。漢文帝時，國王都長大了，開始驅逐漢官，圖謀叛變。漢景帝消滅七個叛國，改定王國制度，國王權力全部被削去。前一二七年，漢武帝行推恩法，允許國王分城邑給自己的子弟，從此大王國分成許多小王國和侯國。漢武帝又設刺史官，按六條考察政事，第一條考察豪強，其餘五條考察郡守。六條外還有不成文的一條，就是考察國王，有罪狀便奏聞。不法的國王因此受到懲罰。漢景帝以後，皇子可以封國稱王，但不可能擁兵割據。這個分土不治民的制度，大有利於國家統一的鞏固。 二朝廷鑄錢 戰國時幣制紊亂，至秦始皇時確定為黃金與銅錢兩等。漢改秦制，黃金以一斤（約合今半斤）為單位（一斤也稱為一金），銅錢直到漢武帝時才確定用五銖錢。在五銖錢確定以前，銅錢輕重不一，私鑄錢盛行，錢法很亂。漢高帝廢秦半兩錢，行榆莢錢，重三銖（一兩二十四銖，一銖約合今二分），令民間（豪強）自鑄。自前一九三年（惠帝二年）至前一一三年（漢武帝元鼎四年）間，錢法變了九次，也就是在鑄錢問題上，朝廷和豪強作了九次鬥爭，到第九次朝廷才取得勝利。豪強役使貧民，開採銅、錫礦，用鉛、鐵雜入銅內，鑄劣錢牟大利。《漢書·食貨志》說：漢武帝時，盜鑄金（偽造黃金）、錢人，罪當死者數十萬；豪強率眾互相鬥殺，不可計數；自首免罪的人多至百餘萬；不敢自首的人比自首的人還要多。這個記載說明：盜鑄金錢的豪強，聚數百萬人對抗朝廷，是一個破壞中央集權的巨大勢力。前一一三年，漢武帝銷廢各種銅錢，專令水衡都尉在京師鑄五銖錢，通行天下。此後朝廷每年用十萬人采銅鑄錢，至西漢末共鑄二百八十萬萬錢。五銖錢輕重合宜，自漢至隋七百餘年，基本上行用不廢。朝廷鑄錢權的確立，有利於國家統一的鞏固。 三鹽鐵官營 冶鐵、煮鹽與鑄錢三大利，朝廷收歸官營以前，都被豪強大姓所專擅。一家豪強，奴役貧民往往多至千餘人。戰國以來，著名大商賈，多營鹽鐵業，在地方上都是第一等大豪強。秦時有鐵官，也可能有鹽官。秦朝集中一切權利，山東豪富被遷徙入關，原來的鹽鐵業當是由鐵官鹽官經營。漢高帝向豪強讓步，三大利都允許民間私營，最大的鹽鐵商積財多至萬金。如大鹽商東郭咸陽、大鐵商孔僅，家產也各有千金。漢武帝採用各種斂錢法，卻不能從鹽鐵商取得一些財物。前一一九年，漢武帝擢用桑弘羊、東郭咸陽、孔僅三個大商賈做理財官，向商賈奪取鹽鐵業。這是一個艱難的鬥爭，漢武帝用刑罰並沒收器物來禁止私鑄鐵器和煮鹽，又招歇業鹽鐵商做鹽鐵官，換取鹽鐵商的合作。出鐵的郡國設鐵官，全國有鐵官四十四處（一說，五十處）。產鹽地方設鹽官，全國有鹽官三十二處（一說，三十六處）。從此鹽鐵官營成為定製，朝廷增加了巨大的收入，有利於國家統一的鞏固。 漢武帝確立錢、鹽、鐵三業官營制度，大大削弱了豪強割據勢力，雖然他們還是兼併土地，敲剝農民，向割據稱雄、破壞統一的方向發展，但趨勢畢竟是比較緩慢了。 四賦稅 戰國末年，七國人口約二千萬左右，至西漢末，平帝元始二年即公元二年，據《漢書·地理志》記載，有民戶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零六十二，人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定墾田數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這些數字當然不一定準確，但二百餘年來，戶口墾田數在上升則是事實。占人口極大多數的農民需要和平，需要賦稅輕徭役少。西漢除了漢武帝時用兵，農民流亡戶口大耗損，其餘年月，一般是比較和平的，行施三十稅一制，田租是輕的，因此農民樂於開闢荒地，擁有一些自己的田宅，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但是賦錢與徭役是重的，因此農民創造出來的財富，通過合法和非法的形式流注到統治階級方面去。 農民在擴大全國墾田的面積，同時又在失去自己的一份田宅，甚至失去自己的身體和妻子。這個農民方面失去、統治階級方面獲得的過程是由緩到快、由少到多、由不顯著到顯著的。失與得的關鍵，在於被當作調節器的朝廷，能不能起著調節的作用。西漢後期，朝廷失去了這種作用。 朝廷規定的賦錢和徭役，主要有下列幾種： 口賦——民年七歲到十四歲，不分男女，每人每年出口賦錢二十。漢武帝改為三歲起出口賦，二十錢改為二十三錢。漢元帝時改三歲起為七歲起。 算賦——民年十五歲以上，不分男女，每人每年出算賦一百二十錢，叫做一算。商賈與奴婢，每人算賦加倍。 更賦——更是力役的一種。男子二十三歲至五十六歲，都得服役。每人每年在本郡或本縣服役一個月，稱為更卒或卒更。每人按一定次序輪流到京師服役一年，稱為正卒。雇貧民代本人服役，每月出錢二千，稱為踐更。每人每年戍邊三日，稱為徭戍，不能去的人出錢三百，稱為過更。照晁錯（晁音潮cháo）說，農夫五口之家至少要有兩人服役。照董仲舒說，農民每年平均要服役三個月。這是何等嚴重的負擔。 戶賦——每戶每年出戶賦二百錢。 獻費——每人每年給皇帝六十三錢，稱為獻費。 農民要繳納賦錢，必需出賣自己的生產物，首先就受到商賈的剝削。漢文帝時晁錯說：農夫遇到水旱災荒或急征暴斂，只好把家裡的東西半價賣出去（值一千賣五百），沒有東西，只好借加倍利息的債（借一千還二千），最後只好出賣田宅妻子來還債。晁錯以為這就是商人所以兼併農人，農人所以破產流亡的緣故。晁錯建議：令富人（無市籍的地主）輸粟入官，朝廷賞給爵位，有罪可以免罪。他說，這樣一來，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出路。漢文帝聽從晁錯的話，定賣爵、除（免）罪等法令。富人剝削農民的粟米器物，不象商賈能在市上賣出去，朝廷用爵位和免罪權利來收買粟米，出路就寬廣了，從此富人憑藉政治勢力，可以放手掠奪。商賈錢多，富人勢力大，原來在剝削上處劣勢的富人，現在和商賈有了同等的機會。晁錯替富人分商賈兼併的利益，形式上卻是替農民叫苦。 農民不論從商賈或從富人得到錢，最後總得送給官府。地主有錢，繳納租賦本不嫌重，朝廷還要給他們多種免賦免役的特權。自漢惠帝時起，優待地主的法令，略舉如下： 優待官吏——六百石 （中級官）以上官，全家人免一切徭役，只有軍賦（更賦）不免。 優待皇帝同姓——凡諸劉全家人免一切徭役。西漢末，諸劉凡十餘萬人。 優待有爵人——第九級爵五大夫以上，本人終身免役。買五大夫爵，價值粟四千石。 優待武功爵——漢武帝賣武功爵，規定用金錢，不得用粟。第七級武功爵千夫相當於五大夫，本人終身免役。 優待下級官吏——凡下級官吏，本人終身免役。 優待士人——凡士人入太學讀書，本人終身免役。 朝廷要得到統治階級中人的支持，必須讓他們分享剝削的權利，同時又要防止兼併的過度迅速。朝廷堵住了鑄錢、冶鐵、煮鹽三條兼併的捷徑，兼併者只好走比較緩慢的一條長路。因為在這條路上農民進行抵抗，即使窮困到「衣牛馬之衣，食犬彘之食」，還為著保存一小塊耕地而堅持鬥爭。皇帝制定法令，幫助地主商賈向農民進攻，有時也限制或打擊他們，給農民一個暫時喘息的機會。這樣做，可以延緩分裂局面的到來，有利於國家統一的維持。 五尊儒立官學 漢高帝用太牢祭孔子，承認儒學在學術上的正統地位。但西漢前期，指導政治的學說是黃老刑名之學，其次是陰陽五行之學，儒學博士不為朝廷所重視。著名儒生如賈誼雜陰陽五行學，晁錯雜刑名學，講純儒學的大儒只能做博士官。漢景帝的母親竇太后好讀老子書，《詩》博士轅固當面斥老子書是奴僕書，竇太后發怒說，那裡來的罪徒書！儒家罵道家是奴僕，道家罵儒家是罪徒，儒道兩大學派衝突，對政治統一是有害的。漢武帝完成了學術統一的巨大任務，把道、名、法、陰陽五行各家統一在儒家裡面。 漢武帝採用策問（考試）的方法，凡對策公開講黃老刑名縱橫的人一概罷黜不取，獨取董仲舒、公孫弘等儒生，都給好官做。董仲舒、公孫弘講《春秋公羊》學，董仲舒是西漢今文經學中最大的儒者，公孫弘後來做丞相封侯。從此諸子百家被黜，儒學獨尊，特別是《春秋公羊》學成為最通顯的儒學。 西漢前期，士人的仕途大抵有三條：一條是郎官，家有中等財產（財產十萬錢以上，漢景帝改為四萬），自備車馬服裝生活費，可以到京師做郎官，等候朝廷的使用。一條是在本郡做小官吏，不限財產。一條是大官府指名徵召。漢武帝采董仲舒、公孫弘的建議，京師立學校，又令郡縣推舉孝廉、茂才，供朝廷選用。儒學與仕途結合起來，要做官非學儒不可，士人都變成儒生了。 京師的學校（太學），五經博士當教官，有正式學生五十人，叫做博士弟子。全國各郡保薦學生到博士處受業，待遇同博士弟子一樣，名額不定。兩種學生都是一年考一次，考上、中兩等的給官做，考下等的黜令退學。又選通經學的小官吏做地方官府的卒史，職務是用經義裝飾政事。從皇帝丞相一直到地方官，都會講經學，政治思想統一了。漢昭帝增博士弟子名額為一百人。漢宣帝增為二百人。漢元帝增為一千人。又在郡國設五經卒史，地方上開始也有學校（漢景帝時文翁已在蜀郡立地方學校）。漢成帝時太學博士弟子曾增至三千人。自從漢武帝立官學，兩漢學術上只有儒家派別間的爭辯，不再有儒與非儒不同學派的鬥爭。這是封建國家統一以後自然產生的結果。這個結果不利於學術思想的發展，但也有助於國家統一的鞏固。 貴族、官僚、地主、商賈是朝廷的支持者，同時又是破壞者。分土不治民的制度確立後，貴族不能稱兵割據了。鑄錢、冶鐵、煮鹽三大利收歸官營後，豪強兼併的速度延緩了。賦稅制度重賦役，給地主商賈以兼併的便利，輕田租，也讓農民保持一些抵抗的力量。官學制度規定中庸主義的儒學作為官吏的思想標準，同時以儒學為基礎，吸收其他有利於統治者的各種學說，使儒學經常適合於統治階級的需要。西漢創立了這些重要的制度，不僅為兩漢所遵守，西漢以後整個封建時代的各皇朝，也只能修改補充，不能廢除另創。擴展疆域的漢武帝在創立制度上也充分表現了他的雄材大略，只有他才能壓服豪強，收回三大利。 第三節農業與農民 西漢農業，大體上前期恢復，中期發達，後期因豪強無限止的兼併，農業在發達的基礎上呈現衰落現象。三個時期里，數量逐漸增加的一部分農民總是在失去自己的田宅，有些轉業為小工商，有些陷身為奴隸，這種情形中期已經嚴重，到後期更趨嚴重。 中期農業發達的原因，主要由於漢武帝大興水利和推廣較進步的農具與技術。 漢武帝發動巨大的民力，進行著興修水利與對匈奴作戰兩大事業。水利促進農業，農業支持戰爭，漢武帝取得戰爭的勝利，是與水利上的成就相配合的。 水利工程是發展農業的一個重要基礎，自傳說中的大禹以下，治水常是大的政治措施，但巨大規模的治水，卻自漢武帝開始。 漢武帝採用鄭當時的建議，令水工徐伯測量地形，發卒數萬人開漕渠，自昆明湖（陝西長安縣西南）到黃河，長三百餘里，節省漕運時間一半，並灌溉渠下民田萬餘頃。漢武帝又發卒萬人開掘渠道，自徵縣（陝西澄城縣）引洛水至商顏山下。洛水岸常崩壞，開渠不成，水工卻發明了開井渠法，在地下開水渠，鑿井深數十丈，井井相連，自商顏山西引水到山東，長十餘里。稱為龍首渠。前一一一年，採用倪寬的建議，在鄭國渠旁開六條小渠，灌溉高地，稱為六渠或輔渠。前一○九年，漢武帝發卒數萬人塞瓠子口（河南濮陽縣），親自到河上，令隨從官員自將軍以下與卒同負薪。二十餘年黃河大決口，終於堵塞了。這是和水鬥爭最大的一次勝利。自此以後，更大興水利，獎勵朔方、西河、張掖、酒泉、敦煌、北地等郡開渠溉田，如敦煌郡魚澤障（堡）尉官崔不意，教民力田得谷，漢武帝特改魚澤障為效谷縣（甘肅安西縣西）。這都是邊郡，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又是新郡，興修農田水利，大有利於邊防的鞏固。其他如關中有靈軹（音紙zhǐ）渠、成國渠、（音違wéi）渠、白渠，溉田數千頃至萬餘頃；汝南、九江郡引淮水；東海濱引鉅定澤水；泰山下引汶水；開掘渠道，各溉田萬餘頃。至於各地小渠及蓄積山谷水成陂池，不可勝數。普通旱田，每畝約收一石（合今二市斗），水田約收四石（合今八市斗），漢武帝大規模治水，對中國北部廣大地區的農業生產，具有重大的進步作用。 漢武帝晚年推行趙過的新田器和耕作技術，農業開始發生大變革。 趙過創代田法，又創製新田器，耕耘下種都有巧便處。所謂新田器就是耦犁和耬車。有了這些新田器，實行代田法，便用力少而得谷多。代田比縵田顯然是一個大進步。 代田——用耒（音叉chā）發土後，即在土上散播谷種，不分行列，稱為縵田。縵田是原始的耕作法，地力用盡，必需休息（上田一年，中田二年，下田三年，稱為萊田），或雜種五穀（黍稷麻麥豆），調劑地力。這種耕作法，障礙著農業生產的發展。趙過代田法，突破了這種障礙。代田法是一畝（直測，橫一步，縱二百四十步；方測，橫十五步，縱十六步）中每步分三畎，每畎寬一尺深一尺。一步寬六尺，三畎每年換位一次，能常保地力。畎中發出的土置畎旁，稱為壠。谷種播畎中，苗逐漸長大，耨草時撥壠土培苗根，到盛暑壠畎都平，根深不畏風旱。 耦犁——自春秋時期起，可信已有牛耕，但極少使用。趙過改善舊法，創製耦犁，推廣牛耕。法用二牛挽二犁，二人各扶一犁，一人牽引二牛，共二牛三人。 耬車——耬車是下種器，一人一牛，挽耬下種。 人力犁——用趙過的田器和代田法，比縵田每畝一年多收一石或二石。一般農民無力養牛，有人教趙過作人力犁。人力多一天能耕三十畝，人力少也能耕十三畝（一畝約合今半畝）。 漢武帝提倡新田器和新耕作法，令大農官選取有技巧的手工業奴隸製造新田器，又令全國郡守派遣所屬縣令、三老、力田（地方小農官）、鄉里老農，到京師學習新田器使用法及耕種養苗法。提倡的結果，邊城戍卒及河東、弘農、關中諸地豪富家實行代田法，其他地區仍用耒、 等田器。趙過以前，《淮南子》說，農夫一人用耒耕種，不能過十畝，一歲收谷，不能過四十石。趙過以後，漢昭帝時桓寬《鹽鐵論》說，內地郡縣人口稠密，缺少牛馬，用耒耕田，百姓貧苦而衣食不足。這說明推行代田法，主要在關中等地區，能行代田法的又不是貧苦農民而是地方豪富。但趙過創新法的功績無疑是重大的，因為農業開始走上新的階段，舊耕作法勢必逐漸被捨棄。 西漢三十稅一制，便利了豪強兼併。漢武帝興修水利，提倡新田器和代田法，更增強了豪強兼併的力量，加速了農民階級的分化。到西漢後期，土地高度集中與奴隸大量被使用，造成豪強在政治上不可抑制的勢力。 農民要逃免破產的災難，只能在耕作技術上求生存。漢成帝時，氾勝之總結農業經驗，作《農書》十八篇，對節候、辨土、施肥、選種、下種、御旱等農事，各有敘述（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引氾勝之書）。特別是區種法，為氾勝之書的新創。區種法分上農區、中農區、下農區三種。上農區是發土方、深各六寸為一區，每區相隔九寸，一畝得三千七百區。壯男長女一天可作一千區。每區下好糞一升，粟種二十粒，一畝用粟種二升。中農區發土方七寸，深六寸，每區相隔二尺。下農區發土方九寸，深六寸，每區相隔三尺。用區種法的田稱為區田。區田法可用在山陵、坡阪、城上、宅旁零星小塊土地和澆薄、未墾的土地上，農具、粟種、肥料也比較省便，遇旱災可挑水灌溉，費力雖多，收穫卻頗可靠。一家有田十畝，便不愁餓死了。區種法適合於最窮苦的小農經營，對豪強兼併多少起些延緩破產的作用。 漢成帝時已有溫室，種冬生蔥韭菜蔬，這當然也是農民的一種創造。 農民在開闢耕地，在改進耕作法，在增加農業生產，西漢末年，墾田多至八百萬頃，這是農民勤苦勞動的成就。西漢社會繁榮的基礎，主要是農民造成的。 晁錯敘述漢文帝時農民的生活狀況說：農夫一家平均五口人，其中應服徭役的壯男至少有二人，一年裡有幾個月不能在自己田地上勞動。一家人合力種田不能超過一百畝，收穫不能超過一百石。春耕、夏耘、秋獲、冬藏、採伐薪柴、給官府服徭役，一年到頭，不得一天休息；另外還要有些耗費，如送往迎來、吊死喪、問疾病、養育孤兒幼童，實在是勤苦已極。一遇到水旱災荒，急征暴賦，那就只好賤賣農產品和借貸錢物，忍受商賈的盤剝，最後只好出賣田宅子孫來還債。晁錯所說，正是當時農民一般的普遍的生活狀況。他們過著這樣勤苦的生活，在繼續增長的剝削下，一部分農民失去田宅，破產逃亡。《鹽鐵論》敘述農民破產逃亡的過程說：貧苦農民不堪賦稅徭役的壓迫，大抵逃到豪強家裡供役使。官吏不敢得罪豪強，賦稅徭役加到還沒有逃亡的中小人家，小家被迫逃亡，中家變成小家，最後也只好逃亡。逃亡者多數變成下列各種身分的人。 佃農——董仲舒說，貧民耕豪富家田，按收穫量繳納一半作田租（「見稅什五」）。 僱農——貧民受僱耕主人的田地，稱為傭耕或田客。客與奴地位極相近，《史記》、《漢書》多是奴客並稱。東漢崔寔《政論》說，如果沒有奴，可以用客，客庸（雇價）每月一千錢，西漢客庸可能也是一千錢。 田僮——是耕田的奴隸。漢武帝曾沒收商人的大量田地與田僮，足見一般地主（包括商人）都願意使用奴隸。佃農要分穀物一半，田客要月錢一千，兩漢奴價普通是一萬五千錢，耕作技術最高的奴隸，買價不過二萬餞，用奴比用客便宜得太多。因此凡是地主都希望農民破產變奴隸。不過這種願望與地主首領的皇帝（儘管皇帝本身兼做大奴隸主）在賦稅徭役的收入上有利害的衝突。皇帝從農民可以取得各種收入，從私家奴隸卻僅取得加倍的口算。私家奴隸愈多，皇帝損失愈大，因此政論家和政治家有限田限奴隸的議論和措施。西漢地主確實使用巨大數量的奴隸，但這並不能改變下列一個事實，即奴隸只是破產農民中的一部分，構成西漢社會的主要階級，不是奴隸而是與地主對立的，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小私有生產者——勤苦農民。 破產農民的另一部分，即是所謂「背本趨末」「離鄉輕（棄）家」的小工商和傭工。漢景帝時丞相周亞夫的兒子買葬具，雇了傭工搬運回家，卻不給工錢，被傭工告發。傭工出賣勞力，比小工商更是一無所有。 第四節工商業與工商 西漢工商業是在戰國時期山東諸國開始發展的工商業和西漢長期統一與農業進步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西漢有較大規模的官營和私營的手工業，也有遍布在全國城市農村中的小手工業和家庭手工業。這些大小手工業的產品，一部分供生產者自己消費，一部分成為商品，經過官營商業的均輸和大小商賈的轉運，全國出現了比戰國時期更多的大城市，國外貿易也有顯著的進步。工商業與農業構成西漢社會繁榮的基礎，自然，兩者比較，農業是主要的。 較大規模的手工業分官營私營兩種。官營又分營利與自用兩類。私營全是營利。官營規模遠比私營為大。官營手工業一營利類 煮鹽業——漢武帝從豪強手中收回煮鹽業，全國設立鹽官。鹽官多設在濱海地區。內地如河東郡安邑縣出產池鹽，蜀郡臨邛縣出產井鹽，巨鹿郡堂陽縣出產鹼製鹽，也各設鹽官。鹽官雇貧民，發給煮鹽盆，按盆數給工價，稱為牢盆。煮鹽貧民從豪強奴役下轉而受鹽官僱傭，生活可能好一些，但官鹽價比私鹽貴（私鹽與粟米同價），許多貧民買不起鹽，只好淡食。 冶鐵業——漢武帝收回冶鐵業，在全國重要產鐵地設鐵官，冶鑄農器與兵刃。不出鐵的郡設小鐵官，銷毀舊鐵改鑄新器物。北京清河鎮附近曾發現漢鐵官遺址，其中出土的鐵器有鋤、鏟等農具，刀、劍、戟等兵器，也有鏡、剪等日常用具。這種制鐵處當是鐵官所設，散布在適當地方，以便出賣產品，省運輸的勞費。冶鐵設備有爐（熔鐵爐）、橐（音陀tuó風箱，稱為排橐，用人力。東漢杜詩改用水力鼓動排橐，稱為水排）、埵（音朵duǒ吹火筒）、坊（土型範）。在鐵官里勞動的人有徒，有卒，有工匠。徒是被罰作苦工的罪人（韓信謀反，詐赦各官府徒、奴使當兵，可見徒與奴不同），卒是定期服徭役的民人，工匠中一部分是有技術的奴隸，指導徒卒製造器物。徒卒被役使象奴隸一樣，工作效率自然不能符合鐵官所定的規程。鐵官要補足產量，無限止地徵發徭役來助工，只求做出鐵器來，不顧鐵器是否合用。鐵官又要增加收入，強迫農民出高價購買不中用的鐵器，有些貧民只好用木器耕田，用手拔草，感到很大的不便。 《鹽鐵論》說鐵官鼓鑄鐵器，大抵按照規定的式樣，多制大器，不合民用。所謂多制大器，就是多造鐵犁，少造耒。這將迫使農民放棄耒，改用鐵犁，雖然貧苦農民大感不便，或因而淪為奴客，但鐵犁卻逐漸消滅落後的耒。戰國時期，楚韓等國的「巧冶」應用煉鋼（剛鐵）術製造某些兵器，但直到漢文帝時，兵器主要仍是銅製。漢武帝設鐵官後，推廣煉鋼術，全國鐵官都能煉鋼造兵器，其中蜀郡鐵官所制蜀刀最著名。近年輝縣和長沙發掘西漢墓葬，證明自漢武帝時起，長鐵劍及鐵刀代替了銅兵器。煉鋼成為普通的技術，正是官營冶鐵的效果。 鑄錢業——漢武帝廢各種雜錢，專鑄五銖錢，統一全國貨幣。朝廷鑄錢，使用大量卒、徒、奴，因此能獲利。豪強非有極好技術，不能私鑄。二自用類 朝廷擁有不少手工業，製成品專供皇室及軍事使用。管理這種手工業的官府，最重要的是管理皇帝私人財產的少府。少府屬官有考工，掌製造弓、弩、刀、甲等兵器。製成後刀甲等兵器藏在武庫（屬京師守衛官執金吾），弩是精巧的兵器，藏在少府另一屬官若盧。若盧長官兼管特種獄（詔獄），有權檢查武庫和審判犯罪的將相大臣。弩藏在若盧，說明弩比鋼刀更重要。少府屬官又有尚方，掌製造御用刀劍及上等器物。又有東園匠，掌製造皇帝墳墓內殉葬器物。其他如東織室、西織室、左司空、右司空等都屬少府。凡少府各官所用人工，主要是徒和奴。少府以外，皇帝又在著名手工業地區設工官。齊國自春秋以來，織工技巧最著名，絲織麻織品通行各國間，號稱「冠帶衣履天下」。漢皇室在齊郡臨淄設服官三所，稱為三服官。起初絲織物每年不過十箱。漢元帝時，三服官擴充到各有織工數千人，每年費錢數萬萬，專製冰紈（音丸wán）、方空縠（音胡hú）、吹絮綸等精細絲織物。蜀郡、廣漢郡金銀工漆工最著名，漢皇室在蜀、廣漢設工官製造漆器、金銀扣（音扣kòu鑲嵌）器。漆器多是飲食用器。《鹽鐵論》說，文杯（漆器）一具比銅杯貴十倍。又說，製成一個文杯，要經百人手，製成一張屏風，要費萬人功，意思是說分工極精細，當然每年費錢一定也不少。少府考工、東西織室每年各費錢五千萬，遠不及齊三服官，這是因為少府各官主要用徒、奴，三服官主要用民間技術工匠和女工。又陳留郡襄邑縣（河南睢縣）出好刺繡，漢皇室在襄邑設服官，專造袞龍文繡等禮服。臨淄、襄邑兩地織工，都在鑽研技術，企圖發明織花機，代替手工刺繡。前七年（漢成帝綏和二年），詔書說「齊三服官，織綺繡難成」，是臨淄織工在試製織花機。公元五九年，東漢明帝率公卿大臣祭天地，各著五色新衣裳。皇帝的衣裳刺繡，公卿大臣的衣裳織成，都是襄邑服官的貢物。襄邑織工發明織花機，不知在何年，至少東漢初這種織物已為公卿大臣所服用；雖然織物精美比手工刺繡還差些，這個發明卻極可寶貴。《西京雜記》說，織花機的發明者是陳寶光家，陳寶光妻傳授織法。《西京雜記》是偽書，所說不知是否有據。 少府所屬各官的製成品，如果不是皇帝賞給臣下，臣下不得私自使用。皇室獨占大手工業，一切器物，都自製自用。民間出大量資財，卻不能取得製造器物的利益，皇室手工業實際是民間手工業發展道路上的障礙物。 朝廷別一大工官——將作少府（後改名將作大匠），專管土木建築工程。秦築長城，造阿房宮及驪山大墓，建築技術已達高峰。漢高帝時，秦軍匠陽城延為將作少府，在首都長安造著名壯麗的長樂宮、未央宮（未央宮周圍二十八里）。前二一五年，秦始皇毀天下城郭，前二○一年，漢高帝恢復城郭，所有縣邑都築起城來。陽城延掌管大規模土木建築，是一個特出的建築工程師。 官營手工業至漢宣帝時，工匠製造器械，技巧方面有高度的發展。漢元帝、漢成帝時，手工業很少能追上這個標準。 私營手工業 漢武帝官營煮鹽、冶鐵、鑄錢三業以前，民間豪強分享三業的大利，其中冶鐵商獲利最大。蜀郡汶山下出產大芋，臨邛卓王孫家利用廉價食物，招貧民開鐵礦，冶鑄鐵器，在滇蜀兩地交易成巨富。卓家有僮（奴隸）一千人（《漢書》作八百人）。卓王孫曾分僮一百人錢一百萬給女婿司馬相如，司馬相如買田宅也成為富人。西漢至南北朝，工商業和農業，特別是工商業，不論官營或私營，奴隸勞動常以相當大的數量被使用，雖然不應舉卓王孫等人為例證，指西漢社會是奴隸制度社會，但西漢至南北朝，確因奴隸制度殘餘的存在，嚴重地障礙了生產力的發展。這和隋唐兩宋奴隸制度殘餘更進一步的削弱，因而生產力又得前進一步相比較，顯然具有不同的特徵。在這個特徵上，劃分了中期封建社會的前後兩個時期。 臨邛別一巨富程鄭，家裡有僮數百人，鼓鑄鐵器，與滇蜀「椎髻之民」（所謂「西南夷」）交易，財產和卓家相似。卓程兩家原先都是山東冶鐵商，秦始皇時遷徙到蜀郡，帶來了先進的冶鐵技術，從此蜀郡成為冶鐵煉鋼最著名的地區。同時「西南夷」獲得較好的鐵制工具，也有可能提高自己的生產力。「西南夷」生活窮苦，自秦滅巴蜀時起，向來被賣為奴隸，奴隸主卓、程兩家的大量家僮，主要來源就是被賣的「西南夷」人。 宛（河南南陽縣）孔氏、曹（山東菏澤縣）邴氏都是大冶鐵商，邴氏財產值錢一萬萬。 以冶鐵為首的三大業，自漢武帝收歸官營以後，私營全部衰落。剩下的民間手工業，一般是規模較小的「作」和稱謂「女紅」（工）的家庭手工業。《漢書·貨殖傳》說：通邑大都，一家商人每年賣酒一千瓮，賣醋、醬一千缸，或有船一千丈（船用丈計數），有軺車（馬車）一百乘，有牛車一千輛，有漆器一千件，有銅器一千鈞（一鈞三十斤），有帛、絮、細布一千鈞，有染色帛一千匹，有白厚布、皮革一千石（一石一百二十斤），有狐貂皮一千張，有羔羊皮一千石，都算是大富商。製造這些商品的人，當然是很大數量的男女手工業者。當時有這樣的諺語：「從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農與工所生產的物品，通過商變成商品，商依附農工取大利。西漢商業比戰國有更多的發展，這也就是農業與手工業比戰國有更多的發展。 民間手工業特別興盛的地區，朝廷特設工官。據《漢書·地理志》所載，下列八郡有工官。（一）河內郡懷縣（河南武陟縣西南）；（二）河南郡滎陽縣（河南滎陽縣）；（三）潁川郡陽翟縣（河南禹縣）；（四）南陽郡宛縣；（五）濟南郡東平陵縣（山東歷城縣東）；（六）泰山郡奉高縣（山東泰安縣東北）；（七）廣漢郡雒縣（四川廣漢縣）；（八）蜀郡成都縣（四川成都市）。這些工官與產木地設木官，產橘地設橘官同為收稅官，不同於專制宮廷用品的服官和工官。全國民間手工業發達地區，當然不只是上列八郡，但八郡特設收稅官，足見生產品不僅供本地消費，主要還是運銷他地。官營商業 官營商業規模巨大，以京師為中心，建立起全國範圍的商業網。各地貨物借政治力量得以大量流通，政治力量也因貨物流通而愈益加強，漢武帝這一措施，對進一步增加全國經濟的聯繫性，起著重大的作用。 大司農是掌全國財政的大官，屬官中有掌運輸的均輸官（郡國也各設均輸官）和調劑物價貴賤的平準官。郡國每年向朝廷貢獻本地產物，人工來回，費用往往超過貢物的原價，貢物也往往採用劣等貨充數。漢武帝創均輸法，令郡國繳納貢物錢及運輸費。平準官熟悉各地物價貴賤，通過均輸官，令郡國均輸官在價低地方買進貨物，運到京師，轉運到價貴地方出賣。運輸時所用工具如車和其他器具，都由工官製造，運輸時所用人工，名義上付出僦費（僦音就jiù僱傭工錢），實際是徵發民卒，作為農民服徭役的一種。官營商業因有各種便利，每年獲得巨大贏利。漢武帝曾一次出遊，耗費帛一百餘萬匹，錢好幾萬萬，就是從商業贏利中支出的一部分。 朝廷設平準官，說是要平抑天下的物價，不讓富商大賈牟大利。其實地方均輸官收買貨物，不是直接從農民、手工業者買來。商賈積儲當地貨物，高價賣給均輸官，私營商業並不因官營商業而受阻礙。 私營商業 在豐富的農產品和精美的手工業產品的基礎上，西漢私營商業有很大的發展。這首先由於政治統一，國內商賈往來，不征關稅，實現了戰國政論家「關譏（檢查）而不征」的理想。《史記·貨殖列傳》說：漢興，海內一統，關梁開放，山澤弛禁（鹽鐵業私營），因此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有無，各得所求。漢元帝時貢禹說：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一歲獲二分利息。《鹽鐵論》說，漢武帝征服百越，「民間厭橘柚」。北方富貴人（所謂「民間」）吃厭了橘柚，想見有很多特產物借商人轉運到各地。西漢國內通商，貨物順暢地流通，起著刺激農工業發展的作用。 商業城市 官私營商業並行發展，全國出現了比戰國時更多更大的商業城市。其中長安是全國的中心商市，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是一個大地區的中心商市，此外還有許多較小地區的中心商市。這些較小地區的中心商市，依水陸商路的便利，聯繫到大地區的中心商市，最後總匯到全國中心商市的長安。 長安——關中地區物產富饒，特產有竹、檀、柘，號稱陸海。西漢建都長安，皇室、貴族、官吏集中在都城裡，附近諸帝陵，居民多是從全國各地遷移來的大官、巨富及豪強。富貴人家生活侈靡，需要大量消費品，商業自然發達起來。巴蜀地區與內地貿易，必需通過褒斜道（褒在陝西褒城縣北，斜谷在陝西郿縣西南），西北地區畜牧業特盛，與內地貿易，必需通過長安。長安是全國首都，又控制著西北、巴蜀兩大地區的商業，本身又是最大的消費城市，因之市區規模特別宏大。據班固《兩都賦》、張衡《西京賦》及《三輔黃圖》所說，長安有九個市，六市在大路西邊，統稱為西市，三市在大路東邊，統稱為東市。前九一年，漢武帝太子劉據起兵殺佞臣江充，驅四市人數萬眾與丞相軍戰鬥五日。四個市有眾數萬，足見市上人物非常殷盛。 東西市以外，還有一個槐市，在太學附近。太學諸生朔望在槐樹林下聚會，交易各人帶來的本郡物產及經傳書記笙磬樂器。東漢市上專有書肆，如劉梁在寧陽縣（山東寧陽縣）市上賣書為業，王充在洛陽市書肆看書成博學。西漢還只有太學附近一月兩次的文物市，想見西漢文化的傳播不及東漢那樣普遍。 洛陽——河南地區的商業中心城市。西周初年，周公因洛陽地處四方的中央，建立洛邑，作為周天子的東都。洛邑居民主要是商國頑民，他們保持著商人以富為貴的舊俗，從事商業和手工業。遠自西周以來，洛陽常是著名的商工業城市。戰國時更為發達，東與齊魯，南與梁（魏）楚有商業上的聯繫。《漢書·地理志》敘述洛陽一帶民俗說：周人巧詐嗜利，重錢財不重道德，富人受尊敬，貧人被輕視，大家都愛做商賈，企圖發大財。這種民俗正是長期經營商業的表現。 邯鄲——戰國時趙國舊都，是黃河北岸（包括河內、河東兩區）最大的商業中心城市。邯鄲北與燕，南與衛鄭有商業上聯繫。燕地物產有魚、鹽、棗、栗。燕國都薊，是北方大商業城市。它和邊塞外烏丸、夫余、朝鮮、真番等族貿易，但更重要的是通過邯鄲、臨淄與河南、齊魯兩地區相聯繫。河內區有溫（河南溫縣）軹（河南濟源縣）兩個商業城市，聯繫西方上黨區與邯鄲間的貿易。河東區本魏國領土，出產鹽鐵，有楊（山西洪洞縣）、平陽（山西臨汾縣）兩個商業城市。這兩個城市與秦及邊塞外翟人、匈奴人貿易，在商業上也與邯鄲相聯繫。 臨淄——齊都臨淄，西周以來，常是東方最大的商業中心城市。齊地出產魚、鹽、漆、布、帛，特別是紡織品最為精美，通銷全國。臨淄人物殷盛，稱為具五民。所謂具五民，就是說，臨淄住著從各地方來的人，是一個全國性的商業城市。東海出產的魚鹽，通過陳運銷楚地，陳在商業上是次於臨淄的交通樞紐。 宛——宛市位置在漢水、長江、淮河三水路與關中地區往來的孔道上，隨著秦漢時期對吳、越、南越的繼續開發，宛市商業愈趨繁盛，成為南北交界上最大的商業中心城市。《鹽鐵論》稱「宛周（洛陽）齊魯，商遍天下，富冠海內」。宛市新興居上，意味著北方與南方經濟上發生了密切的聯繫。 南方特產，通過下列大城市與北方交易。 江陵——西通巫、巴，東有雲夢澤。南方所產犀兕革、象齒、翡翠、楠、梓、黃金等珍貴物，通過江陵北運，長安市是主要銷售地。 吳——江東大都會，附近出產的鹽、銅、魚在吳市集散。 合肥——地處江淮二水間，皮革、海魚、木材在合肥集散。 番禺——海外貿易的大都會。南方出產珠、璣、象齒、犀革、果（龍眼、荔枝、橘柚等）、布（葛布）等珍物，為北方富貴人所喜愛，商賈販運往往致富。 江陵、吳、合肥、番禺等城市，有水路通到宛，宛是南北貿易的重要樞紐。 成都——巴蜀廣漢出產鹽、鐵、布、竹、木、蔬菜、果實等物，與邊疆外諸族貿易，自南邊買進奴隸，自西邊買進馬、氂牛。西漢後期，成都成為中國西南部最大的商業中心城市。《漢書·貨殖傳》敘述成都人羅裒（音抔póu）致巨富的經歷說：羅裒有錢數十萬或百萬，在長安市做買賣。後來替平陵巨富石氏到巴蜀放債，數年間得錢千餘萬。羅裒分一半錢送給貴族王根等人，依靠他們的權力，放債更廣，沒有人敢賴債。羅裒又占有鹽井。賣鹽、放債。這一事例，說明長安成都兩市的關係是極其密切的。中國特產之一的茶（《爾雅》稱為檟），西漢時已被蜀人發現，王褒《僮約》說「武都（甘肅武都縣）買（當作賣）茶」。武都地方，氐羌雜居，是一個對外的商市。巴蜀茶葉集中到成都，再運到武都賣給西北遊牧部落。成都和武都是中國最早的茶葉市場。 《史記·貨殖列傳》列舉著名都會十九個，其中包括洛陽、宛兩大市的七個都會在中原地區（河南省）。中原是經濟、文化最高的地區，以中原地區與西方關中地區為基礎，直接聯繫全國各大城市，間接聯繫各郡縣小城市。這種大小城市在商業上的聯繫，有利於全國人民過著共同的經濟生活，也有助於統一全國的政治力量，雖然當時商業對國家統一併不起決定性的作用，但也不容否認它起著相當有力的聯繫作用。對外貿易 西漢國內不設關禁，商業通行無阻，對國外貿易，法律上卻有嚴格的限制。西漢國外貿易也分官營與私營兩類。 西漢設置一個外交兼商務的大官，稱為大鴻臚（秦時名典客）。來到中國的外國人歸大鴻臚管理。大鴻臚屬官有行人（出使外國）、譯官、別火（掌刑獄）及郡邸（各郡會館）。長安藁街有「蠻夷邸」，居住外國使者和商人，當然也是大鴻臚所掌管的一種邸。 外國人住在京師「蠻夷邸」，同在邊境關市上一樣，中國商人不得賣禁品給他們。前一二一年，匈奴渾邪王率眾降漢，應該算是漢朝人了，他們在長安市購買貨物，漢武帝因商人違犯法律，誅殺商人五百餘人。這說明西漢對外貿易，限制極嚴，外族商人到內地也不能買到禁品。 對外貿易有陸海兩路。陸路貿易在邊境關市上進行。朝廷指定官員用黃金及絲織品與匈奴交換馬、騾、驢、駝、獸皮、毛織物，與西羌交換璧玉、珊瑚、琉璃，與南蠻交換珠璣、犀象、翡翠。《鹽鐵論》說：中國出一端（二丈）素帛，得匈奴值幾萬錢的貨物，外國物產內流，中國利不外溢，是富國的良策。私商貨物經官府允准，給予符傳（憑證），也得與外國人貿易。不在禁例的多種手工業製品，大抵經私商手傳到外國去。 海路貿易的都會主要是番禺。航海商船卻從合浦郡徐聞縣（廣東徐聞縣）出發。海外貿易由少府專營，少府屬官之一黃門，設有譯長，派出譯使攜帶黃金及各種絲織物，率應募商民入海，購求大珠、璧流離、奇石、異物。《漢書·地理志》記當時海上商路說：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末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有諶離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余有黃支國。黃支國南有已程不國。漢譯使到此才回航。別一海路自黃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又船行可八月到日南郡象林縣。據考證家說，黃支國即建志補羅，在印度南部。如果所說不誤，中國因有精美豐富的手工業產品，不僅在陸上開闢出絲路，自東方達到遠西的大秦（羅馬），就在海上也顯示出遠航大洋的毅力和雄姿。東周時期，齊國已是「海王之國」，西漢以至明朝，經常保持著這個光榮傳統並繼續發揚著這個光榮傳統。 官營海外貿易，從漢武帝擴展疆域以後才開始，私營海外貿易則是一向在發展。蜀郡是手工業品、農產品饒富的產地。蜀私商對外貿易，一路走滇邊到乘象國，再轉入印度；一路經夜郎通到南越；一路順長江經靈渠直達嶺南。《鹽鐵論》稱中國運蜀郡的貨物到南海交換珠璣犀象等珍品。南粵有蜀枸醬，大夏（西方史料稱為巴克達里亞，在阿姆河南）從印度買得蜀布、邛竹杖，想見蜀地私商與海外諸國貿易獨多。東漢初年，西域交通阻塞，不能暢通，大秦已有中國鋼鐵，可能在西漢時，蜀商人從水路私運出海，開始了這種貿易。《漢書·藝文志》天文類有《海中星占驗》十二卷，《海中五星經雜事》二十二卷，《海中五星順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國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臣分》二十八卷，《海中日月彗虹雜占》十八卷。航海必需觀測天象，西漢海中占驗書多至一百三十六卷，說明航海已成專門學問，也說明海路商業與陸路商業同樣發達。 西漢對外貿易，特別是對匈奴和西域的貿易，包含著防止侵略的意義。法律用死刑禁止兵器、鐵器、銅錢輸出邊境，商人也不敢偷賣這些禁品給匈奴和西域。鐵制兵器在當時是中國特產，漢元帝時馮奉世比較漢羌兵力說：按兵法，出兵擊敵，兵數加倍，力量才能相當。不過羌人刀不堅利，四萬漢兵一個月便可擊敗三萬羌兵。漢成帝時陳湯比較漢胡兵力說：胡人兵刃樸鈍，弓弩不利，五個胡兵抵得一個漢兵，近來頗得漢人鑄鐵法，還是三個胡兵抵一個漢兵。鐵制兵器出境，有害邊防，銅錢出境將被改制為兵器，嚴禁都是必要的。一般鐵器嚴禁出境，對匈奴西域是防止改鑄兵器，對西南農業部落是促使接受漢朝的統治。《鹽鐵論》稱鐵器是農夫的「死生」（生命）。呂后時禁南越關市出售鐵器，南越王趙佗被迫三次謝罪。許多非漢族的農業部落，請求內附，自願改為漢郡縣，鐵器貿易當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工商業者 西漢工商業發達，從事工商業的人，數量很巨大。官營手工業大抵用下列幾種人進行生產。技術工用奴隸（「工巧奴」）。這是周秦以來傳統的舊慣例，西漢以迄南北朝，相當凝固地保持著。《鹽鐵論》說：官府給工巧奴衣食，卻不很考核他們的工作效率。工巧奴私自經營產業，積財多至一百金。這種奴隸因有技術，待遇遠比普通奴隸高。粗工用徒、卒和普通奴隸。徒卒也是官給衣食，事實上罪人和徭役，官只能給予少量的衣食，讓他們不死在工作期限內。煮鹽運輸用傭工。工作時官給一些工錢，工畢便停給。服官所在地，紡織用女工，大概也給些工錢。少府所屬東西織室是用女奴和宮女。私營大手工業用奴隸和傭工。傭工待遇不會比奴隸好多少，當他們被剝削到不能自保時，陸續變成奴隸，同時失業農民不斷補充進來，傭工總比奴隸多。官營商業買賣貨物用小吏，運輸用徒卒或傭工。私營商業用奴和傭工。在官營私營工商業里勞動，即使不是奴隸，總不免被當作奴隸來剝削，這是工商業不能進一步發展的一個原因。大手工業大商業以外，全國散布著大量的小手工業小商業。漢文帝時，賈誼、晁錯都主張驅游食之民（小工商）歸農，認為背本趨末的人太多了。由於一部分農民被迫轉業小工商，小工商數量一直在增加。到西漢後期，照貢禹的說法，農民出了谷租，又出稿稅，鄉吏額外勒索，更是無法供應，因此幾乎過半數的農民放棄了本業，即使賜給他們田地，還是賤價賣掉，寧願去做小工商。在大工商業壓迫下，小工商又不免破產，那就只好做盜賊。貢禹說過半數農民破產失業，未免有誇大處，下列事實卻被他說明了，那就是官吏、豪強對農民進行無限制的剝削和壓迫，一部分農民抵抗不了這一種災難，放棄土地，改做佃客小工商，尤其不幸的一部分人，被迫陷落到奴隸群里去。到最後，不得不爆發以農民為主體，有奴隸小工商參加的起義。 第五節地主、大工商業主、高利貸商人、奴隸主 在西周宗族制度下，自天子諸侯以至卿大夫各級領主，都占有土地和工商業。從事勞動的人，土地上主要是農奴，工商業里主要是奴隸。領主的收入大部分是向農奴徵收地租並放高利貸，別一部分是奪取工商奴隸的全部剩餘勞動。因此，凡是領主都兼有奴隸主的身分。民間工商業雖然也有一些發展，比領主工商業卻相差甚遠。春秋戰國時期，土地家長所有的家族制度逐漸代替了土地宗子所有的宗族制度，領主和農奴轉化為占有多量土地的地主階級和占有小塊土地或無地的農民階級。地主兼營工商業，工商業者也買進土地成地主，大工商業主很多就是大地主。從農民中分化出來的小工商，並不能逃脫大工商業主的壓迫，小工商的增加，也就給地主階級增加了剝削的對象。秦滅六國，領主政權崩潰，到了漢朝，地主階級建立起完全屬於自己的政權，過去領主曾經使用過的各種剝削方法，為地主所沿襲，用來剝削農民與奴隸。地主和領主一樣，很多人兼有奴隸主的身分，但主要的剝削對象自然還是類似農奴的徒附蔭戶等農民。自西漢下迄南北朝，這種情況基本上沒有變化。 以無市籍的地主為主體，加上有市籍的地主，及大工商業主和高利貸商人，構成西漢統治階級，他們的總首領便是皇帝。 西漢承秦制，大司農（漢景帝改稱秦官治粟內史為大司農）掌天下經費，少府掌皇帝私奉養。天下經費是皇帝以最高土地所有者的資格向全國人徵收的，收入主要是田租、算賦、口賦、更賦及鹽鐵、均輸。支出主要是官俸和軍國用費。私奉養是皇帝私人的收入（漢高帝所定的獻費，可能也是這種收入之一），其中有少府所掌山林、海川澤池、公田、苑囿、蔬果園的產物和商市的租稅以及水衡鑄錢的贏利。支出主要是宮廷消費和賞賜臣下。西漢末年，桓譚《新論》記載當時收支的一般情況：大司農從百姓賦斂來的錢，一歲為四十餘萬萬，半數用作官俸，半數藏在都內（大司農屬官）。供朝廷公用。少府從園池工商收來的稅錢，一歲為十三萬萬（《太平御覽》引《新論》「少府所領園地作務之八十三萬萬以供常賜」。地是池字之誤，八是入字之誤，入即收入），供皇帝私用。漢哀帝時王嘉說，漢元帝時都內積錢四十萬萬，水衡積錢二十五萬萬，少府積錢十八萬萬。王嘉桓譚所說數字，當有一定的可靠性，依據這些數字，可以看到下列幾點：（一）皇帝私人收入相當於國家收入的三分之一。漢元帝節省賞賜費，少府積錢約有都內積錢的半數，加上水衡積錢，超過都內的國家公積。皇帝是無比的大富豪。（二）掌天下經費的大官稱大司農，說明農業是社會生產的根本，從事農業生產的人自然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所以農民是天下經費的主要負擔者。（三）皇帝私奉養的負擔者是農民、工商和奴隸。市租是私奉養收入的一部分，商人發財，對皇帝有利。因此，皇帝與商賈有一致的利害關係。（四）皇室和各官府向來都有奴婢。漢武帝對外用兵，財用不足，需要更多的奴隸供剝削。他對一般無市籍的地主，鼓勵獻出奴婢，按所獻奴婢多少，給予終身免徭役或做郎官等待遇。漢時奴婢價，一人不過一、二萬錢，免徭役終身或做郎官都是優厚的賞格，足見皇帝要取得奴婢，也不是很容易的事。商賈利用戰爭，大量榨取財富，過度妨礙了無市籍地主的利益。前一一一年，漢武帝大規模沒收商賈的田宅、錢財和奴婢，獲得數以萬萬計的錢財，成千成萬的奴婢，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數和田數相當。中等以上商賈也就是中等以上有市籍的地主大抵破產。被沒收的奴婢，有些留在本地官田上耕作，有些分發到皇帝的苑囿里養狗馬禽獸，並分給水衡、少府、太僕（養馬、騾、駱駝）、大司農等各官府供使用。當時奴婢數目一定是很大的，而且多數參加了生產。漢元帝時貢禹說：各官府有官奴婢十萬餘人，良民出租稅養活他們，每年費錢五六萬萬。封建皇帝同時也是占有十萬以上奴婢的大奴隸主。農民養活官奴婢，皇帝享受奴隸勞動的全部生產品，這就是皇帝為什麼需要奴隸不嫌多的原因。（五）皇帝占有大量公田和苑囿空地，使用奴隸遠不能開發這些田地，有時用「假」（借）的形式讓貧民墾種，作為皇帝的佃戶。 從上述兩種收入看來，皇帝是地主、大工商業主、高利貸商人、奴隸主的總首領。他把各種剝削者使用的方法都集合起來，製成為法律或政令，各種剝削者又在這些法律政令基礎上創製新的剝削方法，後來又成為法律政令或被默認為慣例。一層一層地提上去，一直到逼出農民大起義。 貴族——貴族有國王、列侯、公主、關內侯等名稱。國王、列侯、公主都有封地（國或邑），關內侯只有爵號。有封地的貴族，收入也分公費和私奉養兩種：公費是收田租與戶賦（每一民戶每年納錢二百），供朝見皇帝、祭祀祖先等事的費用。私奉養是占有田地奴婢及徵收園池商市稅，供貴族私用。貴族無權干與封地內政事，並必須遵守朝廷的法令。例如貴族犯了貸出錢穀利息過高、欠別人債過期六個月不還、厚葬超過規定、非法收買田宅、強迫已經贖身的婦女為婢、派人到匈奴買塞外禁物、役使民人過久或過多、私出封地境界、殺傷民人、淫亂無道等罪，不能免法律的懲罰。不過，法令只是對無寵無權的貴族有效，有寵有權的貴族，特別是西漢後期的外戚貴族根本不受法令的約束。 貴族公費收入有一定限度，必須力求私奉養有額外增加，才能滿足自己的貪慾。增加額外收入的方法：一個是勾結高利貸商賈，大量放債，借債人畏貴族權勢，賣妻子田宅來償還。貴族與商賈同享高利貸利益，受害者自然是農民和小工商。還有權勢更大的貴族，如漢哀帝時曲陽侯王根在京師造大第宅，第宅內立兩市，自營商業。一個是無限制地占有田地與奴婢。這種情勢，到了西漢後期特別顯出它的嚴重性，迫得某些感到危險的大官僚要求朝廷限田限奴婢。前七年，丞相孔光等奏請國王、列侯、公主、關內侯、吏（官吏）、民（一般地主與商賈）占有田地不得超過三十頃。占有奴婢：國王二百人，列侯、公主一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孔光那種略為限制的主張，首先遭到貴族的反對，不得施行。 官僚——官僚是地主階級的政治代表。秦確立了官僚制度，西漢鞏固了這個制度，上起丞相，下至郡縣小吏，都是等級不同的官僚，他們也有廉潔的，也有為人民做成大小好事的，但嗜利和暴虐卻是一般官僚的本性。官僚嗜利除了直接勒索人民，還用其他方法來滿足自己的貪慾。例如漢昭帝死時，修建墓壙，大司農田延年雇用民間牛車三萬輛運沙土，每輛雇價一千錢。田延年私增為二千，得贓三千萬。又如丞相張禹，買上等田多至四百頃。又如貢禹請禁止近臣（皇帝親信官）自諸曹、侍中以上各官，不得私自販賣。足見有權勢的官僚，很多兼營商業。朝廷大官嗜利，小官也自然嗜利。一個大郡（十二萬戶以上郡）太守在任所死去，照例可得助葬錢一千萬以上，死了還是嗜利。官僚嗜利成風，作為嗜利的一種手段的暴虐也隨著成風。《漢書·酷吏傳》說，西漢中期以後，酷吏眾多，多到數不清，這也就是貪吏眾多，多到數不清。 地主——無市籍地主是地主階級的基層，丞相至郡縣小吏，出身在這個基層。有市籍地主一般不得做官吏，只能依附官吏的權勢。地主中大地主如貴族、大官僚、大商賈，人數較少，多數是中小地主。中小地主都想擴大自己的土地，但在通常情況下，一部分地主兼併土地上升了，也有一部分地主因子孫逐代分田下降為農民或遭遇其他原因破產了。如果上升與下降都激劇增加，中小地主數量減少，地主階級內部和地主階級農民階級間的矛盾都將趨於激化，最後會爆發各種形式的戰亂。 中小地主要加速上升，必須採取其他途徑：一種是做官吏致富，一種是經營商業和放債，還有一種是暴力掠奪貧弱人。這三種一般是交錯著的，統稱為豪強。自一郡以至一鄉一里都有大小豪強。西漢朝廷，常遷徙關東豪強到關中，藉以緩和當地農民的反抗。漢武帝沒收商賈的田產，嚴重打擊了有市籍豪強；又遷徙強宗大姓，不使聚族而居，無市籍豪強也多少受了些抑制。漢武帝以後，豪強勢力一直在增長，前七三年，漢宣帝招募各郡國財產值一百萬錢以上的吏民遷居平陵（漢昭帝墓地）。前四五年，漢元帝造初陵，免徙富人居陵下。從強迫遷徙到自願應募又到免徙，顯示朝廷逐次對豪強讓步。漢成帝造昌陵，陳湯奏稱：朝廷免徙郡國富民到諸帝陵下，已有三十餘年。關東富家愈多，霸占良田，役使貧民，請徙居昌陵，使中產以下得均貧富。漢成帝從陳湯議，前一九年，徙郡國財產值五百萬錢以上的豪強五千戶居昌陵。五千戶不過是大豪強群里的一部分，所謂均貧富，只能給不遷徙的大豪強增加田產，被兼併的貧民依然還是被兼併。 漢宣帝時，涿郡接連來了幾任無能的太守，郡里豪強非常猖獗。大姓西高氏東高氏尤其兇橫，誰都怕他們，說，寧可得罪郡太守，不可得罪豪強大家。兩高氏包庇一群盜賊，稱為賓客，搶掠後逃進高氏宅內，郡吏不敢追捕。郡人要張著弓拿著刀才敢走路。後來來了一個正直勇敢的太守嚴延年，治兩高氏罪，誅殺各數十人，才把豪強鎮壓下去。中央集權與豪強割據兩種力量的消長，關鍵在於加強中央權力。西漢後期中央權力逐步衰落，豪強勢力逐步增長，到了末年，上層豪強的首領王莽奪取西漢的中央政權，到了東漢，中央政權成為兩個豪強集團的爭奪物。 大工商業主與高利貸商人——漢武帝收回鹽鐵錢三大業以後，原來因鹽鐵鑄錢致富的商人，大都衰落。繼起的巨富，以京師為例，有樊嘉、摯網、如氏、苴（音居jū）氏，王君房、樊少翁、王孫大卿等人。樊嘉有錢五千萬，其餘諸人各有一萬萬。這些大商賈多是子錢家（高利貸商人）和囤積商。王君房賣丹，樊少翁、王孫大卿賣豉，算是大工商業，很可能兼放高利貸或囤積居奇。京師以外，成都羅裒有錢一萬萬，臨淄姓偉有錢五千萬，洛陽張長叔、薛子仲各有錢一萬萬。凡是大工商業主尤其是大子錢家大囤積商必須交通大貴族、大官僚，取得政治權力的保護。自此以下的各級商賈，也必須交通各級有政治權力的人，取得保護。高利貸和囤積商，不同於通貨物有無的正當商人，正當商人每年取利息十分之二，高利貸囤積商取利息至少是十分之三，有時竟取息十倍。《漢書·貨殖傳》說：各郡國富民，兼營專利，依靠錢物在鄉里稱霸，人數多到數不清。所謂兼業，就是見利便圖，不專一業；所謂專利，就是儲蓄貨物，壟斷市價，這些正是高利貸囤積商的行為。高利貸商人是極其殘酷的剝削者，是社會生產的破壞者，他們遍布全國，與政治權力相結合，組成廣泛細密的剝削網。王莽變法，有賒貸一項，說明西漢後期高利貸剝削成為特別嚴重的一個社會問題。 地主大工商業主高利貸商人構成一個封建統治階級，他們剝削的對象自然是廣大的農民階級。不過他們又各有數量不等的奴隸供剝削，因之兼有奴隸主身分。 西漢社會生產力比戰國時期提高了，統治階級的收入也增加了。這個巨量收入，用在有利於國計民生或對文化有貢獻的事業費，只是較小的一部分。大部分都被統治階級浪費了。浪費的種類很多，最普遍的是淫侈與厚葬。富貴人活著的時候，盡情享樂，皇帝後宮美女有時多至數千人。有些貴族妻妾多至數百人，豪富吏民養歌女數十人。漢文帝提倡節儉，賈誼描述當時民間富人的淫侈生活說：奴婢市上，奴婢穿著繡衣絲履，等待富人買去當婢妾，富人大賈宴賓客，用繡花白縠裝飾牆壁。西漢前期，富人已經如此淫侈，何況到西漢中、後期，皇帝做了最大的淫侈人。正象貢禹所說，天下人民為什麼會大批飢餓死，就是由於朝廷提倡淫侈的生活。富貴人死了的時候，在忠孝的名義下，臣子們必須給死者埋藏很多殉葬物。漢武帝死後葬茂陵，陵中埋藏金錢、財物、鳥、獸、魚、鱉、牛、馬、虎、豹及活禽獸凡一百九十種，耗費錢財無數，厚葬的風習愈益盛行。凡富貴人埋葬，寧願空虛地上以求充實地下，因為地上空了，可以加緊剝削來補充，暫時空虛並不損害活富貴人的地上充實。這又正象貢禹所說：現在人民大批餓死，死又不得葬，為犬豬所食。甚至人相食。王者受天命，為民父母，難道該這樣做的麼！ 封建社會主要生產者農民的生產力是很小的，自然，剩餘生產物也是很小的，這使統治階級的剝削受到一定的限制。如果地主階級的統治機構——朝廷能正視這個限制，對統治階級有些控制力，讓農民保有一些剩餘生產物，得以維持一家人的生活和進行再生產，這就叫做「治平之世」，西漢前期正是這樣的一個「治平之世」。西漢中期農民生產力增進了，剝削也隨著增進，特別是漢武帝時，曾經超過了一定的限制，引起農民相當普遍的武裝反抗，有些農民則是淪為奴隸或餓死。不過，當時朝廷也做了不少有利於國家人民的大事業，所以西漢中期還是極盛之世。西漢後期，朝廷對整個統治階級完全失去控制力，並由朝廷為首，不顧一定的限制，放肆地遂行貪多無厭的剝削，雖然當時農民生產力在嚴重摧殘下仍有一些增進，卻不能長期擔負超限制的剝削，一般農民的生活降到最低限度以下，大批農民餓死或做奴隸，最後被迫大起義，西漢統治機構也就崩潰了。 中國三千年整個封建時代統治階級的本質總是壓榨農民，貪多無厭的。一個朝代里，政治有治有亂，本質並無二致。這就是說，農民生活有時好些，有時壞些，一般說來，農民本人的生產物，幾乎全部被榨取去了，必須一家男女老幼全體勞動，並且不遭意外災難，才能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因此，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賦有小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緊密相結合的特徵。 第六節西漢疆域和文化影響的擴展 西漢經過六、七十年的休養生息，社會經濟逐漸繁榮起來，到漢武帝時達到極盛的階段。繁榮的經濟配合著漢武帝的才略，西漢中期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擴展時期。這一次疆域的擴展，並不是不鞏固的軍事行政的暫時聯合，而是一般地與中心地區黃河流域在經濟上文化上聯繫起來了，這就為現代中國的廣大疆域奠定了初步的基礎。漢武帝進行戰爭五十年，在北方擊敗了強敵匈奴，在西方取得了三十六屬國，在西南恢復莊滇國的舊業，在南方消滅了南越趙氏的割據。對國外文化交流更頻繁了。 一對匈奴的戰爭 匈奴從殷周以來，一向是北境的強敵，秦末到漢初三、四十年間，匈奴族在冒頓單于統治之下，武力達到空前未有的強盛。它東滅東胡，占有內興安嶺遼河上流地區；北敗渾庾、屈射、丁零諸部，拓地遠至貝加爾湖；西方驅走大月氏，並征服了樓蘭、烏孫等二十多個國家，祁連山天山一帶都歸它統治；南面攻占秦所建置的河南地，與西漢北邊郡縣連接。亞洲東部沙漠草原，全屬匈奴所有。匈奴為著統治這一遼闊的地區，在行政上劃分為三部：中部由單于直接統治，東西兩部設左右賢王分治。單于駐在地號稱龍廷，是匈奴的政治中心。這個巨大的軍事行政的聯合，擁有騎兵三十萬，眼睛都投注在富饒的漢地上。冒頓單于對漢文帝說：「諸引弓（遊牧騎射）之民，併為一家」。這確是漢民族的一個大威脅。 匈奴是好戰的遊牧部族，至少在西漢時期，它已經存在著奴隸制度。匈奴人把奴婢叫做「貲」（財產）。奴婢的來源，主要是俘虜。西漢接近匈奴的郡縣，人口和財物，都成了匈奴掠奪的對象，西漢必須進行正義的抵抗。 西漢前期，朝廷一直採取和親政策，對匈奴忍讓，企圖換取邊境的暫時安靜。不過匈奴卻愈益驕橫了，連年入侵邊郡，抄掠人口畜產。據史籍所記，隴西（郡治未詳。東漢治狄道——甘肅臨洮縣）、上谷（治沮陽——河北懷來縣）、雲中（治雲中——內蒙古自治區托克托縣境）、遼東（治襄平——遼寧遼陽縣）等郡經常遭侵襲，特別是雲中、遼東，每年被匈奴殺害和擄去的人口在一萬以上。匈奴「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西漢完全處於被動挨打的地位。 漢景帝時，由於經濟接近了極盛時期，軍事抵抗力逐漸加強了，匈奴只能「小入盜邊」，雙方力量的對比，開始發生變化。 前一三三年，漢武帝開始對匈奴進行長期的討伐戰爭。漢武帝討伐匈奴的全部戰略是：在西方，一面切斷匈奴與青海羌族的聯繫（到漢宣帝時，名將趙充國用屯田法確實切斷了羌族與匈奴的聯繫），一面遣使尋求與國（如張騫出使西域），夾擊匈奴；在東方，切斷匈奴與濊族的聯繫（前一二八年置蒼海郡）；在隴西代郡（治廣昌——河北淶源縣北）一帶集合大軍作為主力，給匈奴以正面的打擊。此後的許多戰役與許多軍事措施，都是在這個戰略原則下進行的。 前一三三年，漢武帝採納了王恢的建議，遣馬邑（山西朔縣）人聶翁壹誘匈奴單于深入掠奪，漢兵三十萬埋伏在馬邑附近山谷中，準備一舉殲滅匈奴的主力。不料計謀泄露，匈奴迅速撤兵，逃出邊境。從此西漢與匈奴展開了長期的頻繁的戰爭。其中有三次是大規模的並且有決定性的大戰爭。 第一次：前一二七年，將軍衛青率大軍自雲中向西迂迴，擊敗匈奴白羊王、樓煩王，收復秦時河南地。漢武帝依蒙恬舊規模，建立朔方郡（治朔方——內蒙古自治區河套南），招募貧民十萬口徙居朔方，作為防邊的重鎮。匈奴屢遭打擊，前一二三年單于龍廷被迫遷往瀚海以北。 第二次：前一二一年，將軍霍去病自隴西兩次出擊，一次逾焉支山（在甘肅山丹縣），一次逾祁連山（在甘肅境），斬獲匈奴四萬餘人。同年匈奴渾邪王殺休屠王，領數萬人來降，漢安置降眾在隴西、北地（治馬領——甘肅環縣東南）、上郡（治設在陝西綏德）、朔方、雲中五郡的塞外，稱為五屬國。自金城（甘肅蘭州市）以西至鹽澤（羅布淖爾），匈奴從此絕跡。漢分河西地為武威、酒泉兩郡。前一一一年，又增立張掖、敦煌，共四郡。河西四郡的建立，不僅切斷了匈奴與西羌的交通，更重要的意義是開闢通往西域的走廊，為中國與歐洲在文化交流上準備了必要的條件。 第三次：前一一九年，漢武帝大發士卒，令大將軍衛青、驃騎將軍霍去病各將騎兵五萬人，隨軍私馬四萬匹，步兵、輜重兵數十萬人，分道深入漠北，捕捉匈奴主力。衛青出定襄塞外千餘里，與匈奴單于接戰，單于大敗，率數百騎突圍遠遁，漢兵直追至漠北寘顏山趙信城。霍去病出代郡塞外二千餘里，大敗匈奴東部兵，斬獲七萬餘人。這次大戰，匈奴死人八、九萬，不敢再在漠南立王廷；漢死人數萬，喪失馬十一萬匹以上，也不能再次大出兵，雙方損失都是嚴重的，但漢勝匈奴敗的局面卻最後決定了。 在漢對匈奴長期交戰中，出現了一些喪失民族氣節戰敗投降匈奴，象李陵那樣的人，但這只是極少數。絕大多數都是有民族氣節，在任何情況下，寧死不忘祖國，象蘇武那樣的人。前一○○年，蘇武出使到匈奴，被匈奴扣留。匈奴用迫害、誘惑等方法，要蘇武投降，蘇武早拚一死，堅持不屈，擊敗了匈奴脅降的詭謀。蘇武留匈奴十九年，終於歸還祖國，受到全國人高度的尊敬。 漢宣帝時，匈奴統治階級內部發生嚴重的紛爭，五個單于爭奪統治權，最後呼韓邪與郅支兩個單于據地對抗。前五二年，呼韓邪單于降漢，願為漢防守陰山。前三六年，漢西域副都護陳湯在康居擊殺郅支單于，呼韓邪單于復得匈奴全部土地。從此匈奴親漢，不再南侵。此後六、七十年間，漢北部邊境呈現了「邊城晏（晚）閉，牛馬布野」的和平氣象。 漢武帝一面打擊匈奴，一面加強北部邊防。加強邊防的辦法首先是大量移民。前一一九年，曾一次移民七十餘萬口。在東起朔方西至令居（甘肅永登縣）的地區上，設立田官，督戍卒屯田，官供給牛犁谷種，以前的草原牧場，現在變成了使用牛犁的農業區。特別是河西四郡，到西漢後期，人口已達二十餘萬，經濟文化發展都很快，在對外貿易和交流文化上起著重大的作用。 為確保河西地區的安全，築新長城，自敦煌郡起接連秦長城，共長一萬一千五百餘里。這道新築邊城約一丈來高，三尺多寬，十分堅固。每隔五里十里的地方，築有烽火台，設戍卒瞭望。遇有敵情，即將積薪葦炬點燃報警。日間的烽表利用桔槔能升到三五丈長的高杆上，遠在三十里外都能看到。另外築有許多叫做障的小城堡，有烽火設備，並駐較多的戍卒。戍卒都從內郡徵調來，是農民服徭役的一種。在今天河西地方，長城的遺址看來只是些斷壁殘垣，但在兩千年前，千百萬勞動人民，為了保衛祖國，付出巨大的人力和財物，艱苦是難以想像的，因之今天殘留著的一些遺蹟，都是值得珍重的。 二通西域 玉門關（在甘肅敦煌縣西）、陽關（在甘肅敦煌縣西南）以西中亞西亞乃至歐洲，漢時統稱為西域。天山以南，崑崙山以北，蔥嶺以東有廣大的塔里木盆地（天山南路）。這一帶存在著三十六個小國，因為東部接連敦煌，漢勢力向西發展，這些小國首先被征服。漢時狹義的西域，就是指的這三十六個小國。 三十六小國大的不過兩三萬人口，小的只有一、二千人口。它們多數經營農業，生產技術卻非常落後。約在前一七七年，匈奴征服了這些小國和伊犁河流域的烏孫，並在焉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焉耆回族自治縣）等國設「僮僕（奴隸）都尉」，對這些小國進行野蠻的奴役和殘酷的剝削。 漢武帝要截斷匈奴右方的援兵，聽說從敦煌祁連間西遷的大月氏，原是匈奴的死敵，因此募人出使大月氏，約大月氏夾擊匈奴。前一三八年，歷史上著名的大探險家漢中人張騫應募西征。張騫在途中被匈奴拘禁了十年，後來得便走脫，越過蔥嶺，經大宛（蘇聯烏茲別克共和國費爾干）、康居（在阿姆河以北，鹹海與巴勒喀什湖之間的一帶地方），到達大月氏。其時大月氏在媯水（阿姆河）北建立王朝，並擊服媯水南的大夏國，遊牧生活已經改變為農業生活，不願東來再與匈奴為敵。張騫逗留了一年多，得不到結果，只好回國。歸途中又被匈奴拘禁一年多。前一二六年匈奴內亂，張騫脫身回到長安。張騫出國時帶著堂邑父等一百餘人，前後十三年，只剩下張騫、堂邑父兩個人回來。張騫生還，帶來了有關遠西諸國的新消息，從而促成了東西文化的交流，他的生還，是人類歷史上一件值得紀念的大喜事。 前一一九年，漢武帝組織一個三百人的大探險隊，每人各備馬兩匹，帶牛羊一萬頭，金帛貨物值錢一萬萬，令張騫為首，出使烏孫國。張騫在烏孫分遣副使，到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國，漢與這些西方大國開始了正式的交通。此後，漢武帝連年派遣許多使官到安息（波斯）、身毒（印度）、奄蔡（在鹹海與裏海間）、條支（安息屬國，在波斯灣西北岸，底格里斯及幼發拉底二河會合處）、黎軒（又作犁靬，即大秦。這裡是指當時附屬於大秦的埃及亞歷山大城）諸國去。漢文化隨著這些使官廣泛地傳播到遙遠的西方。 由於對匈奴戰爭的勝利，特別是河西四郡的建置，漢武帝更進一步的向西域發展政治勢力。前一○八年，漢出兵擊敗親附匈奴的樓蘭（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羅布淖爾西北）、姑師（即車師，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盆地）兩國，俘樓蘭王。前一○四年，漢武帝因求大宛汗血馬，遣貳師將軍李廣利率數萬人出擊。戰爭前後歷時三年，大宛敗降。漢得大宛好馬三千餘匹。大宛被圍時，也學得漢人的掘井法。 這次戰爭之後，匈奴奴隸主在西域的統治權，從此轉移到封建制度的西漢方面。經過幾十年的經營，前五九年，漢宣帝任用鄭吉為西域都護，漢在西域各國的統治癒益鞏固起來。 漢對西域戰爭的勝利，西方道路的暢通得到了保證。河西四郡最西的敦煌郡成為中西交通的總樞。由敦煌西至樓蘭，再向西行即分為兩道：一緣崑崙山北麓至於闐，稱南道，一緣天山南路至疏勒，稱北道。另自哈密西行也分兩道：一自天山南路西去，會合北道至疏勒，一緣天山北麓西去大宛、康居。自疏勒西去又分兩道：一向西南經大月氏、大夏以至安息，一向西北經大宛、康居以至奄蔡。這些道路都是西漢以來中西交通的幹線，特別是從疏勒西南行的那條路，通往印度、西亞乃至歐洲，尤為重要。 在這種新形勢下，中外文化的交流開始了一個新紀元。 從西方傳到中國來的，就物產方面說，家畜有汗血馬，植物有苜蓿、葡萄、胡桃、蠶豆、石榴等十多種，這些物產的輸入，給中國增加了新財富。就文化方面說，有樂器樂曲的傳入。張騫傳來《摩訶兜勒》一曲，樂府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朝廷用作武樂。西漢晚期，印度佛教哲學與藝術，通過大月氏傳入中國。希臘羅馬的繪畫也在一世紀中傳到天山一帶。這些西方文化特別是佛教哲學的東來，大大影響了東方人的精神生活。 高度發展了的漢文化也大量傳播到天山南北以及更遙遠的西方。 漢在西域設田官，督戍卒屯田。推行地下穿井的井渠法，使沙漠地區得到灌溉。據《水經注》所載，敦煌人索勱率兵士千餘人至伊循城屯田時，曾調集鄯善、焉耆、龜茲等國兵士三、四千人，把發源崑崙山的注賓河（卡牆河）巨流橫斷，掘渠分水，灌溉農田，許多瘠土變成了沃壤，不過三年，就積粟百萬石。這些進步的生產技術，傳到西域，對三十六國人民是有利的。 西域各國貴族子弟經常到長安學習漢文化，受到重大的影響。與漢通婚姻的烏孫王，生了個女兒，長成後來中國學彈琴，路過龜茲，被龜茲王留作夫人，並一同到長安學漢人生活風習。這是一個小的故事，但也說明漢文化對西域諸國的影響。 從中國傳到中亞以至歐洲去的貨物，主要是絲、絲織品、鋼鐵。煉鋼術的西傳，更是對人類文明的一個大貢獻。 中國的絲和絲織品早在戰國時期，已成世界著名的特產。公元前四、五世紀，希臘人稱中國為塞里斯（Seres），意思是絲國。自通西域後，漢與中亞的交通更暢，絲的輸出也更多了。安息地當中亞和歐洲交通的要衝，絲就靠著安息商人轉輸到歐洲。 大宛自中國學會鑿井術，同時也學會煉鋼術。《漢書·大宛傳》說：大宛以西到安息國，都不產絲、漆，也不懂得鑄鐵器，後來漢的使官和逃兵教他們鑄鐵造兵器。顯而易見，中亞各國煉鋼術都是在通西域後從中國學得的。 羅馬博物學者普林尼（公元二七年——七九年）在其著作中，對中國鐵器曾大加稱讚，認為是優良的卓越的產品之一。普林尼所稱讚的中國鐵器，不論是親見或傳聞，中國鐵器在當時世界上質量最好，卻是事實。 印度迦濕彌羅人納剌哈里於一二三五至一二五○年間所著《藥學字典》中記有「鋼」字，其中之一的Cina-ja，譯意是「中國生」。這說明中國鋼曾傳到印度。既然煉鋼術或鐵器已在公元前一世紀傳到大宛，公元一世紀中又見於羅馬人的著作中，那麼西漢時在陸路上（一自西域，一自雲南）和海路上與中國相通的印度，很早獲得中國鋼是極有可能的，雖然《藥學字典》成書在十三世紀。 張騫向西方「鑿空」（探險），西漢通西域，東漢再通西域，都是有益於人類進化的事業。 三向南、西南、東南的擴展 南粵——秦時真定 （河北正定縣）人趙佗為龍川縣（廣東龍川縣西）令，漢初割據嶺南諸郡稱王。漢武帝時，南粵統治階級內部握有實力的呂嘉一派，殺死南粵王及漢使。前一一二年，漢武帝遣將軍路博德、楊仆等率兵十多萬人，自湘、贛、黔、桂分道出擊。翌年征服南粵國。 西南夷——居住在今四川西南、西康南部和雲貴地區的各族，漢時通稱為西南夷。他們有的還處在氏族部落狀態中，有的已進入到奴隸社會，形成為小國家。這些小國家裡，夜郎（貴州西部一帶）、滇（雲南晉寧一帶）和邛都（四川西昌一帶）較大。西南夷一向和巴、蜀、南粵有商業來往。前一二二年，張騫說他在大夏國時，見到蜀布和邛竹杖，知道是從身毒得來的，身毒在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地產物，推想自西南夷通往身毒一定不很遠。漢武帝聽了很喜歡，派遣使官十餘人，帶著財物，分四路深入西南夷地區，尋求通身毒的道路。前一一一年，漢武帝滅南粵，發兵擊西南夷，夜郎、滇等國及許多部落，先後請歸附。漢先後設置牂牁（音臧柯zānggē）、越巂（音髓suǐ）、沈黎、汶山、武都、犍為（犍音前qián）、益州等郡。 東甌與閩粵——東甌 （建都在浙江溫州市）與閩粵（建都在福建福州市）都是漢的屬國。前一三八年，閩粵攻東甌。東甌為閩粵所攻，東甌請全國遷居內地。漢武帝允許東甌人遷居江淮之間。漢滅南粵後，閩粵起兵反漢。前一一○年漢滅閩粵。 自南海郡西至益州北至武都，漢武帝置十七個初郡（南粵九郡、西南夷七郡及零陵郡），中央統治勢力得到廣泛的發展。這些非漢族的各族居住地區，很自然地轉化為郡縣，武力只是起催促的作用，主要還在於漢族較高的政治、經濟、文化影響非漢族的各族，它們感到請改為郡縣對自己有利。漢承秦舊制，初郡不收稅賦，僅令每人出極輕微的錢或布，稱為賨錢、賨布（賨音從cóng）。原來的大豪酋家連賨錢、賨布也免收。初郡的官吏俸食及用具，都由附近郡縣供給，不在本地征取。初郡居民並不因改郡縣加重了負擔，恰恰相反，改郡縣可以得下列各種利益：（一）郡縣官吏的封建統治比原來豪酋的奴隸主統治要文明得多，雖然封建統治本身也是帶有野蠻性。（二）改郡縣後，漢制鐵器和一般生活必需品，不受關市限制，可以自由購買，生產力得以提高。（三）與漢族人雜居，漢文化幫助各族逐漸脫離落後狀態，向高級文化前進。還有一點是各族得保持舊風俗習慣，漢官不加干涉。初郡順利地成為漢郡縣的一部分，原因在此，初郡要經過幾十百年，才變成普通郡縣，原因也在此。 四漢與朝鮮的關係 朝鮮與中國有久遠的關係。漢初，衛滿在朝鮮立國，在大同江南岸的王險城建都，統治著朝鮮半島的西北部分。至衛右渠時，發動對衛氏王朝的戰爭。前一○九年，漢武帝遣荀彘率陸軍出遼東、楊仆率樓船（水軍）渡渤海攻衛氏王朝，前一○八年，在漢朝境外，原來衛氏的統治地區，設置玄菟、樂浪、真番、臨屯四郡。後來漢昭帝廢真番、臨屯，只存玄菟、樂浪兩郡。樂浪海外的倭人（在日本），分立百餘小國，通過樂浪得與中國接觸，漢文化開始輸入日本。 漢武帝在位五十四年，進行了五十年的大小戰爭，「海內虛耗，人口減半」，人民遭受的損害是非常嚴重的，但是，當時所進行的大小戰爭，主要是反對匈奴的侵擾和加強國內的統一，因之漢武帝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立有大功的一個皇帝。 第七節王莽的新朝 西漢後期，剝削者與被剝削者，壓迫者與被壓迫者間的矛盾，愈來愈緊張愈尖銳。最基本的問題是在於土地無限制的集中和農民大量轉化為奴隸。問題必須解決，是農民大起義呢，還是統治階級自己提出辦法來。統治階級害怕農民大起義，曾經提出過一些所謂辦法，但是都不能解決問題。 皇帝和上下層豪強誰也不肯對農民讓些步，因而誰也找不出什麼辦法。還在漢昭帝時，有所謂賢良文學的儒生，代表下層豪強力爭鹽鐵私營權，以為這是致太平的本原。朝廷放棄鹽鐵業，天下就會太平，下層豪強一直堅持著這個辦法，某些儒生甚至要求漢皇帝退位，讓別的賢人來做皇帝。漢哀帝時，孔光等少數大官僚主張限田限奴隸，允許所謂民的下層豪強得與上層豪強占同樣多的田，占奴隸約得最上層豪強的七分之一，以為這是救急的辦法。所謂救急，就是限制上層豪強憑藉權力與下層豪強爭奪田宅奴隸，希望下層豪強因此對農民的兼併也和緩一些。作為統治階級總代表的皇帝，既不能放棄鹽鐵大利，也不能限田限奴隸，又必須取得上下層豪強的擁護，只好放縱他們對農民進行無限制的掠奪來和緩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同時求天求鬼神，改年號改帝號，企圖用欺騙手段來和緩農民的反抗。這些辦法，促使各種矛盾更加緊張起來，皇帝完全陷在絕望的困境裡，連最忠於漢朝的劉向也認為漢朝的命運已經完結了。 這時候：上層豪強的代表王莽，分兩步提出他的辦法。第一步得到統治階級的擁護，代西漢做了皇帝。第二步所有辦法都失敗了，受到農民大起義的懲罰。 王莽的姑母王政君是漢元帝的皇后，漢成帝的生母。自漢成帝時起，王家有九個人封侯，連王莽有五個人做大司馬，朝廷大權幾乎全部歸王家掌管。地方官如郡太守、國相、州刺史（即部刺史）都是王家任用的人。元前一年，王莽做大司馬錄尚書事，取得了政治上最高的職權。王莽大封漢宗室、漢初以來功臣子孫以及在朝大官為王、侯、關內侯，又大封王莽親信數百人為各級貴族。通過大封爵，得到了劉派王派兩種上層豪強的擁護。王莽徵集天下通古文今文經學及天文、歷算、兵法、文字、方術（醫學）、本草（藥學）的士人數千人到京師，又擴大太學生名額，學舍能容納一萬八百人。通過士人和太學生，得到了無市籍地主的擁護。曾有吏民四十八萬餘人上書要求王政君，重賞王莽的功德，足見王莽確實掌握了統治階級。 王莽對勞動人民也製造了一些好的影響。他的第二子王獲殺死奴隸，王莽痛責王獲，令自殺償命。奴隸最迫切的要求是生命有些保障，王莽令兒子償奴命，影響是好的。公元二年，郡國發生旱災、蝗災。王莽獻出錢一百萬，田三十頃，官吏豪富二百三十人也獻出田宅，請大司農分配給貧民。派使者捕蝗。民間捕得蝗蟲，按多少給酬錢。全國無災地區財產不滿二萬餞、受災地區不滿十萬（十萬疑當作一萬）錢的貧民免納租稅。有疫地區，騰出大房子給病人醫治，一家死六人以上，給葬錢五千，四人以上給三千，二人以上給二千。王莽又廢漢皇室的呼池苑，改設安民縣（在甘肅華亭縣境），募貧民遷居新縣，沿路飲食及到新縣後所需田宅、器具、犁牛、谷種、食糧都由官府供給或借貸。又在長安城中造五個里，有住宅二百區，讓貧民居住。王莽這些作為，影響也是好的。 王莽得到統治階級的擁護，對勞動人民也有一些好的影響，他的第一步行動完成了。公元八年，王莽廢西漢劉氏皇朝，建立起國號叫做新的王氏皇朝。 王莽建立起新朝，就得解決土地與奴隸兩個基本問題。公元九年，下令變法。他變法的理由是充足的。他說：漢朝減輕田租，三十稅一。豪強兼併成千成萬的田畝，租給農民去耕種，卻要收一半的租稅。朝廷對有田人三十取一，有田人對租田人十分取五。怪不得租田人父子夫婦整年勞苦，連糟糠還吃不飽，富家的狗馬連米豆都吃厭了。這是亂的原因。他又說：市上有買賣奴婢的圈子，象買賣牛馬一樣。這些奴婢，很多是被兇惡人用暴力搶掠來的。主人對奴婢可以任意殺死，違反「天地之性人為貴」的經訓。王莽依據上述理由，頒布了下列兩個解決的辦法： 王田——民間田改稱為王田，屬朝廷所有，私人不得買賣。如果一家男子不滿八人，田超過九百畝，應將多餘的田分給本族或鄰居的無田人，原來沒有田的人，按男口每口給田一百畝。 私屬——民間奴婢改稱為私屬（區別於朝廷所有的官奴婢），不得賣買。 犯賣買王田私屬罪，重則處死，輕則放逐到邊遠地區。 要多田人分余田給貧民，只是一句十足空虛用來欺騙農民的廢話。王莽時南陽豪強樊重家有田三百餘頃，陰子方家有田七百餘頃，足見當時並無分余田的事實。王莽變法的真實意圖是在停止田宅奴隸的賣買，藉以停止豪強對土地人身兼併的繼續發展。這當然又是十足空虛的幻想。既有兼併者和被兼併者存在，就不能停止兼併，也就不能停止田宅奴婢的賣買。強迫停止的結果，加速爆發了社會大混亂。正在這個時候，王莽又廢除行用已久的漢五銖錢，別造金貨一種、銀貨兩種、龜貨（大龜甲）四種、貝貨五種、泉貨（銅製）六種、布貨（銅製）十種，共貨幣六類二十八種。私用五銖錢，與賣買王田私屬同罪。王田私屬又加一個新貨幣，使大混亂上再添一個大混亂，迫得農商失業，交易廢滯，因賣買田宅、奴婢，鑄私錢犯罪被刑罰的人，不可勝數。這一陣驟然來到的社會大混亂，給王莽的打擊非常沉重。公元十二年，王莽取消王田私屬的禁令，准許置賣王田不算犯罪，賣買奴婢暫不治罪。王莽所謂辦法的主要部分完全失敗了。 王莽代表上層豪強，也代表無市籍的下層豪強，在害怕農民大起義這一點上，他必須提出辦法，但他的階級性決定他只能提出一些欺騙性的必然失敗的辦法。無市籍豪強與有市籍豪強（商賈）一向存在著矛盾（禁商賈買田和做官吏），這使王莽轉向商賈方面尋求辦法，結果是小工商比大商賈受到更多的傷害。 王莽要限制商賈的兼併，主要是要分享商賈的利益，使朝廷取得大量財物。公元十年，下令行五均六管法，一直行到新朝滅亡才停止。 王莽行五均六管法的理由也是很充足的。他說，行五均六管法是想「齊眾庶（均貧富），抑併兼」，做到市無二價，貧富相安，強者不得壓迫弱者，富人不得要挾貧人。事實上五均六管是王莽把持工商業，實行最大限度的剝削。 五均西漢時以長安為首，全國有六個大中心城市。王莽改長安東市為京市，西市為畿市，又改洛陽為中市，邯鄲為北市，臨淄為東市，宛為南市，成都為西市。原來的市令（長安東西市令）、市長（洛陽等五市）改稱五均司市師。各郡縣設司市，大抵由地方官兼任。司市師或司市統稱為市官。 市官下有交易、錢府兩種屬官。交易官又稱均官，職掌是平均物價，抑制商賈囤積居奇。每季第二月，均官訂定本市貨物價，分上、中、下三等，稱為市平。市上賣買五穀、布、帛、絲、緜等生活必需品，如賣方多，買方少，均官按貨物實價，全部收買，使賣方不受虧折。如物價超過市平，均官將所藏貨物按市平賣出。如物價比市平低，聽賣買雙方自由交易。這種做法，似乎是為民謀利，按照王莽的行為，卻不免可疑。《漢書·王莽傳》說他「令市官收賤賣貴」，從中取利，這倒是可信的記載。錢府官職掌是收稅和賒貸。賒貸目的在抑制高利貸商人。貧民遇有祭祀喪葬事，無錢舉行，可向錢府賒錢，不付利息。賒錢人付還祭祀錢不得過十日，喪葬錢不得過三個月。貧民想經營產業，缺乏資金，可向錢府貸錢。產業收入，除去經營者衣食費用，錢府取歲息，不超過純利的十分之一（《王莽傳》作月息百分之三）。這似乎是為貧民想辦法，但過期還不出來，就會被罰作罪徒。收稅大體分三種。一種是大工商業稅。凡開採金銀銅錫及採取龜貝的工、商，向錢府報數納稅。一種是不生產稅。凡田荒不耕，一人出三個人的稅，城裡住宅不種樹木或菜蔬，一家出三匹布。遊蕩不生產的人，出布一匹，不能出布，罰作苦工。一種是小工商業稅。凡在山林川澤里採取魚鱉鳥獸等物及飼養家畜，又婦女養蠶、紡織、補縫，又工匠、醫、巫、卜、祝及其他技藝，又商販賈人擺攤、開店或在邸（客舍）營業，都得向錢府報數，除去本錢，納稅十一分之一。報數不實，財物沒收入官，罰苦工一歲。 五均賒貸法對商賈與高利貸商人，可能發生一些抑制的作用，但小工商稅如此煩雜細碎，非常廣泛的生產者都受到擾害。貧民去了一個商賈高利貸商人的壓榨，卻來了一個貪暴官吏的壓榨。在王莽看來，五均賒貸可以奪取商賈高利貸商人的利益，在貧民看來，王莽和商賈高利貸商人同樣是可怕的壓榨者。 六管官賣鹽、酒、鐵（主要是農具），收山澤生產稅，官鑄銅錢，五均賒貸總稱為六管。 掌管五均六管的大官叫做羲和。羲和派遣命士到各郡督察五均六管，每郡有數人。命士全是大商賈出身。王莽想利用少數大商賈來抑制多數較小的商賈，但受大害的小工商業以外還有農民。王莽所用大小官吏，不論朝官或地方官，都沒有俸祿。地方官和命士相勾結，大獲奸利，郡守縣令家產多至一千金。地方官獲利，送一部分給朝官，得到朝官的庇護，作惡更無所不至。王莽所謂「齊眾庶，抑併兼」的五均六管，即使有些辦法看來可能是利民的，經過命士地方官吏的污手，也就變成害民的辦法了。 六管中害民最顯著的是鑄錢。王莽大概想破壞商賈的財產，時常改變幣制。小工商業和農民本來得不到什麼錢，對他們說來，損失不多的錢便有破產失業的危險。王莽改幣制一次，小工商業、農民大量破產一次。王莽凡改幣制五次，小工商、農民所受災禍可以想見。因為幣制屢改，新幣不能即時流行，豪強乘機盜鑄，私錢充斥。王莽用重法嚴禁，一家藏有銅、炭，就被官吏指為鑄錢，鄰近五家都算犯罪，男女被沒收，囚送到長安鍾官（鑄錢官）當官奴婢，人數在十萬以上。當時民眾被迫紛紛起義，這樣說道：出門去生產，所得還不夠納稅，閉門來守家，橫禍會從有銅的鄰舍飛來。的確，除了起義再沒有別的出路了。 暫行即廢的王田、私屬和堅持不廢的五均、六管，王莽主觀上是想用來抑制某些豪強，避免民眾大起義，結果恰恰是加速大起義的爆發。王莽知道這個事實，接連地發動侵略戰爭，企圖對國內民眾表示威武，並緩和階級矛盾。結果又恰恰是更加速大起義的爆發。 王莽的侵略戰爭，完全是一種狂妄愚蠢的行動。公元九年，王莽派使官到邊外諸國，收回漢朝所給印綬，改授新朝印綬。國王改號稱侯。這樣，王莽的侵略戰爭正式開始了。 對匈奴的侵略戰爭——自漢宣帝以來，漢邊境安靜，人物殷富；匈奴也逐漸接觸漢文化，不侵犯漢邊。王莽改換匈奴單于印綬後，又改名匈奴單于為降奴服於。公元十年，募天下囚徒、丁男、兵卒三十萬人，分十二路擊匈奴。公元十九年，王莽又大募天下丁男、死罪囚、奴隸擊匈奴。王莽兩次大發兵，都屯駐在邊境上，並不出擊。看來似乎是毫無理由的妄動，但是決不能用妄動來說明王莽的行動。王莽用募兵的方法，招集內地不能生存可能起義的窮人，送到邊境上戰死或餓死，只要這些窮人在邊境上逐漸死亡，在王莽就算有理由了。 對西域的侵略戰爭——漢武帝通西域後，西域諸國與漢發生經濟、文化的良好關係。王莽貶西域諸國王為侯，又無故侵侮諸國。公元十三年，焉耆國起兵殺西域都護但欽。公元十六年，王莽用西域兵擊焉耆，被焉耆擊敗。王莽下令斷絕西域諸國與內地的交通。 對東方的侵略戰爭——公元十二年，王莽征遼西郡境內高句驪兵擊匈奴，高句驪侯率眾逃遁。王莽誘殺高句驪侯，又改高句驪為下句驪，引起高句驪、夫余，濊諸族的不斷反抗。 對西南方的侵略戰爭——句町國在西南邊外，漢昭帝時封句町國君為王。王莽改句町王為侯，又誘殺句町王。公元十六年，王莽發動二十萬人擊句町，兵士餓死疫死約十分之六、七。西南地區各族紛紛起兵反王莽。 王莽每次動兵，便大搜括民間財物。他發動侵略戰爭把募來的兵士送到邊境上，把括來的財物收到自己倉庫里，覺得是一舉兩得的便宜事。他連年這樣做，直到農民起義大爆發，對外侵略才被迫停止。 王莽用欺騙方法，表示有解決社會問題的辦法，因此代替失去了統治作用的西漢做皇帝。做皇帝以後，由於王田法的失敗，農民實行起義。由於五均六管法的失敗，小工商參加起義。五均六管打擊了商賈和高利貸商人，這些人也反對王莽了。由於對外侵略戰爭的頻繁，更催促起義的加速爆發。 作為王莽統治基礎的上層豪強與無市籍的下層豪強，也逐漸在離開王莽。公元十年，王莽廢漢諸侯王為民，劉派上層豪強分離了。公元十二年，大封公侯以下二千餘人，每人得月錢數千，非常窮困，有些人甚至當僱工度日，王派上層豪強消極了。王莽所用官吏不給俸祿，任令貪暴致富。公元十七年，王莽下令沒收官吏家財產五分之四，允許下屬告髮長官，奴婢告發主人，無市籍的下層豪強怨恨了。王莽統治失去了基礎，公元二十三年，在起義軍攻擊下，長安城破。長安市上小工商響應起義軍，攻入王莽宮，屠戶杜虞斬王莽頭。起義軍送王莽頭到起義軍首領更始帝處，有人割王莽舌切碎分食，因為王莽用那條長舌欺騙了很多人。 第八節農民大起義 西漢農民起義從漢成帝時開始。 最初發動武裝起義的是受壓迫最嚴重的罪徒。這些罪徒起義，雖然規模都不大，也很快就被消滅，但並不是偶發的騷擾，而是廣大民眾對現狀不安，人心動搖，大起義行將到來以前的幾個顯著的徵兆。更早的徵兆是公元前三○年，長安城外一個九歲的小女孩聽謠言說大水來了，狂奔進城一直奔進皇宮裡。城裡人見了也相率驚奔上城。一個小女孩可以把長安城登時攪得亂紛紛，足見人心動搖，莫有固志。漢成帝倒是說出了一些原因。他在詔書里說：這大概是苛暴刻毒的官吏在位，百姓們冤屈失業太多的緣故。更重要的原因，他自己是不敢說的。一個儒生谷永說出來了。他說：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不該把天下看作一姓的私產。也就是說，腐朽的漢朝該推倒了。漢成帝用減死刑、赦天下罪徒等辦法企圖緩和民憤，當然都不能有什麼效果。 前二二年，潁川郡鐵官徒申屠聖等一百八十人，奪取兵器，殺長官起義，不到一月就經過九個縣，後來被漢兵打敗。前十八年，廣漢郡死罪囚鄭躬和罪徒六十餘人，奪取兵器，攻入四個縣，聚眾一萬人。第二年被漢兵三萬人打敗。前十四年，山陽郡鐵官徒蘇令等二百二十八人奪取兵器，殺長官起義，起義軍經過十九個郡國，不到一月被漢兵打敗。這些起義都是發展快失敗也快，說明起義為民眾所擁護，但朝廷武力還很強大。 漢哀帝時，社會又表現了大騷動。當時民間無故驚擾，號呼狂奔，路上聚集數千人，口稱要祭西王母。又稱有直眼人（妖怪）快來。驚擾的地區很廣，經歷二十六個郡國。京師居民也會聚祭西王母，或夜間拿著火炬上屋，擊鼓號呼，互相驚恐，三個月才平靜下去。這是民眾受壓迫過重過久，不自覺的呼號奔走，藉以舒泄鬱悶的怨氣。 由於王莽行施著比西漢更殘暴的政治，待發已久的全國性大起義終於爆發了。 當時農民起義遍及全國，正如王莽所說，江湖海澤（起義人聚集地）象亂麻沸湯。起義的原因，也正如王莽所說，百姓飢餓，惶恐不安，不知道怎樣活下去。起義的行動，起初只是奪些糧食度日，希望歲熟得歸鄉里。起義的組織極其原始，一個首領率數千人，或數萬人，各部間不按兵法部署，不相聯絡。青徐二州起義軍多至數十萬人，其中最大的赤眉軍，首領僅用三老、從事、卒史等鄉裡間小吏名稱，不用將軍一類的大位號，也不用文告、旗幟。起義的領導有兩類：農民自己領導的為一類，赤眉軍可作代表；地主豪強領導的為一類，劉秀軍可作代表。這一類組織力較強，在反王莽戰爭中起了更大的作用。別有一類是地主豪強利用農民起義聚集一部分人，分裂國土，割據稱雄，造成混亂的局面。劉秀進行戰爭十餘年，才消滅割據，恢復中國的統一。 下面敘述起義軍的活動，著重在打倒王莽統治和劉秀恢復統一的事跡，一般起義軍以及豪強割據一概從略：一農民起義軍第一類——農民領導的起義軍南方起義軍——下江、新市、平林 公元十七年，荊州大飢，饑民到野地掘草根，時常爭奪互斗。新市（湖北京山縣）人王匡、王鳳給饑民調解講和，被擁為首領，有眾數百人。南陽人馬武、潁川人王常、成丹等來歸附，數月間，眾增至七八千人。起義軍居綠林山（湖北大洪山）中，攻擊附近鄉村，聲勢漸大。二一年，王莽的荊州牧（州長）率兵二萬人擊綠林軍，綠林軍迎戰，大破王莽軍，殺數千人，奪得全部輜重。綠林軍攻擊幾個縣城，掠取婦女財物，回到綠林山。眾增至五萬餘人。二二年，綠林發生大疫，人死一半。餘眾分散，王常、成丹引一部西行，號下江兵；王鳳、王匡、馬武等北行，號新市兵。新市兵攻隨（湖北隨縣），平林（隨縣東北）人陳牧等起兵響應，號平林兵。 東方起義軍——赤眉 公元十八年，琅琊人樊崇起義，率眾百餘人入泰山，饑民紛紛來歸，一年間眾至萬餘人。同時，琅琊人逢安（逄音旁páng）、東海人徐宣、謝祿、楊音各率眾起義，眾數萬人，併入樊崇軍，合力攻擊青徐二州地方。二一年，王莽遣大將景尚等擊樊崇軍。二二年，樊崇軍擊殺景尚。王莽又派遣更大的將軍王匡、廉丹率精兵十餘萬人擊樊崇軍。樊崇軍準備大戰，各人用赤色塗眉，作為起義軍記號，從此被稱為赤眉。赤眉軍擊敗王匡，殺廉丹以下將校二十餘人。赤眉軍戰勝後，人數增至數十萬，勢力擴展到黃河南北兩大平原。 北方起義軍——銅馬等 黃河兩岸大平原上（冀、兗二州）有大小起義軍數十部，小部眾數萬人，大部數十萬人。其中刁子都有眾六七萬，城頭子路（首領東平人爰曾）有眾二十餘萬。余如銅馬（首領東山荒、禿上、淮況等）、大彤（樊重）、尤來（樊崇）、五校（高扈）、檀鄉（刁子都被部屬殺死，餘眾號檀鄉，首領董次仲）、五樓（張文）、富平（徐少）、獲索（古師郎）、高湖、重連、鐵脛、大槍、上江、青犢、五幡等部，據史書記載，共有眾數百萬人。 以上三方起義軍，大都是被暴政逼迫，無法生活的廣大農民。他們並無自立朝廷的志願，也缺乏組織力和紀律性。但是起義的作用是巨大的。史書說他們擄掠。是的，擄掠是起義軍失敗的重要原因，但饑寒交迫的廣大農民，在當時的情況下，只有實行所謂擄掠，才能維持生活，才能嚴重地打擊各式各樣的剝削者。起義軍勢力到達的地方，剝削者極其殘酷地榨取來的財物被沒收了，極其野蠻地掠奪來的奴隸被釋放了，起義軍這樣的擄掠在開始時是不可非議的。起義軍一般在鄉村活動，很少攻入城市，因為剝削者藏身在那裡，防禦比較堅固。這些城市，昆陽戰後，成為豪強割據的憑藉，也成為剝削者恢復勢力的據點。由於起義軍力弱，不能打擊城市中的剝削者，所以起義的作用雖然是巨大的，但又是很有限度的。第二類——地主領導的農民軍 公元二二年，南陽郡舂陵鄉（湖北棗陽縣東）人劉縯、劉秀兄弟起兵反王莽。劉縯劉秀是漢宗室，是南陽著名的大豪強。他們的外祖父是有田三百餘頃的大豪強樊重。王莽稱帝後，廢除漢宗室封爵，並禁止劉姓人做官，劉縯非常憤恨，破家產來交結豪強，成為南陽豪強集團的首領。 劉縯發動族人和賓客七八千人在舂陵鄉起兵，豪強李軼、鄧晨等率眾來會。劉縯自稱柱天都部（都統），部屬各有將軍等名號。當初東方起義軍，人數多至數十萬，但並無隊伍、旗幟、號令，王莽等人把他們看作「饑寒群盜」，以為他們不會做出什麼事來。劉縯用兵法部勒軍隊，攻城略地，散發檄文，宣布王莽的罪狀，王莽才感到可怕的壓力。 劉縯派人招得新市平林兵，不久又招得下江兵。以劉縯漢軍為主，合新市、平林、下江兵，共分六部。劉縯率諸部擊殺王莽南陽守將，又擊敗王莽大將嚴尤、陳茂軍，進兵圍宛，聲勢大振。 二三年，漢兵已有十餘萬人，諸將議立劉姓人做皇帝。南陽豪強和下江主將王常要立劉縯，新市平林諸將怕劉縯嚴明，阻止擄掠財物，蠻橫地擁立懦弱無能的劉玄做漢帝，號稱更始帝。新市平林諸將掌握大權，排斥劉縯劉秀集團，起義軍自此發生裂痕。更始帝派遣王鳳、王常、劉秀率兵攻下昆陽（河南葉縣北）、定陵（河南郾城縣西北）、郾（河南郾城縣）三縣。劉縯等率主力軍攻下宛，作為更始帝的都城。 王莽聽得嚴尤、陳茂軍敗報，令王邑、王尋大發各州郡精兵四十二萬人，號稱百萬，與嚴尤、陳茂合兵，進擊宛。王莽大軍經過昆陽，圍昆陽城。劉秀勸說王鳳王常率八九千人守城，自己率十三騎到郾、定陵發漢兵數千人擊王莽軍。昆陽城被圍數十重，早晚就要陷落。劉秀自率步騎兵千餘人作前鋒，攻擊王莽軍。漢兵數千人見劉秀勇猛直前，領兵諸將膽壯起來，相繼進攻，連勝連進。劉秀率敢死兵三千人直衝王莽軍中堅，王尋王邑自恃兵多，親領精兵萬餘人接戰，劉秀猛擊，殺王尋。王莽軍陣亂。城中漢兵乘勝出戰，內外合攻，呼聲震動天地，王莽軍大潰，士卒都逃回本州郡。王邑率數千人逃往洛陽，嚴尤、陳茂投降汝南郡割據者劉望。王莽的主力軍經昆陽一戰，完全被消滅。 昆陽之戰是決定性的大戰，王莽的新朝，跟著這次戰敗就崩潰了。原來在觀望中的各地豪強，包括王莽的某些地方官吏，紛紛起兵割據土地，自稱將軍，不到一個月，王莽主要的領土，只剩下長安洛陽兩個大城。 昆陽之戰，一方面是王尋、王邑昏愚不按兵法行動，另方面是劉秀的勇敢善戰，但是這些都還不是決定勝敗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在於廣大農民憎恨王莽，要推倒他的統治。因為雙方軍隊都是農民組成的，劉秀軍勇敢直衝，王莽軍陣亂潰散，都是農民反王莽的表現，雙方農民共同造成了昆陽之戰的戰果。當然，沒有劉秀的率領，也不可能取得如此巨大的勝利。劉秀是大豪強，但在反王莽這一點上，與農民的利益一致，因此他能利用農民的力量取得勝利的果實。王莽曾發精兵二萬擊綠林，精兵十萬擊赤眉，都戰敗而不曾大敗，因為綠林赤眉缺少一個象劉秀那樣智勇的率領人。 王莽的失敗決定了，更始帝陣營中的分裂也爆發了。新市平林諸將和一部分南陽豪強嫉忌劉縯劉秀盛大的威名，使更始帝殺死劉縯。劉秀在這個危急情況下，表現出異常的智力和忍耐力。他趕快馳回宛，向更始帝謝罪，不和劉縯的舊屬往來，也不為劉縯行喪禮，飲食言笑不改常態，只說自己的罪過，不說一句昆陽的戰功。這樣，更始帝不便再殺他。過了些時，更始帝遷都洛陽，派他到河北鎮撫諸州郡。劉秀開始經營河北，逐步造成獨立的勢力。 二農民起義軍打倒王莽統治 昆陽大勝後，更始帝派遣兩路大軍。王匡率一路攻洛陽，申屠建率一路攻武關，關中震動。申屠建軍入武關，關中各縣豪強，起兵自稱漢將軍，助申屠建軍攻入長安城。長安市民眾起義響應，攻入王莽宮，殺死王莽。王匡軍攻下洛陽。更始帝自宛遷都洛陽。二四年，自洛陽遷都長安。更始帝大封宗室新市平林下江諸大將以及某些南陽大豪強為王，起義軍中較小的首領，不按軍功大小，只憑大首領好惡，濫封官爵。帶兵在外的將官，擁兵割地，專斷橫行，分裂自主，不相統屬。不論朝內朝外，什麼法紀都不講，專講擄掠得多少。起初民眾受不了王莽的壓榨，比較起來，覺得還是漢朝好些。不料更始帝為首的一群漢將軍壓榨得更凶暴，民眾又覺得還是王莽好些。因此，本來是正義的南方農民起義軍，現在增加社會混亂，失去全國民心，變質為豪強率領的害民軍了。 赤眉軍在潁川郡集中，分兵為兩部。樊崇、逄安率領一部，徐宣、謝祿、楊音率領一部。赤眉軍是純粹的農民組織，雖然屢獲戰勝，卻不願繼續從軍，只想回到家鄉去。樊崇等怕軍隊潰散，定計西攻長安。二五年，赤眉軍兩部合併，分為三十營（一營一萬人），擊敗更始軍。更始軍諸將計議大掠長安城，逃回南陽一帶當盜賊。更始帝不聽，諸將內訌，互相攻戰殺害。赤眉軍將進長安，大會諸三老、從事，立牧牛童子劉盆子為漢帝。徐宣為丞相，樊崇為御史大夫，其餘首領各有文武官號，組成了一個朝廷。赤眉軍入長安，更始帝和一些官員投降赤眉軍。 赤眉軍入長安城後，也進行擄掠，樊崇等不加禁止。長安城中糧盡，樊崇等燒宮室街市，出城擄掠關中各縣邑，又發掘漢帝後墳墓，收取寶貨。長安經更始軍赤眉軍相繼破壞，西京二百年的文物，幾乎全毀了。農民在開始起義時，奪取豪強的不義財物，是完全合理的行動，但必須逐步禁止，建立起紀律來，才能得到廣大民眾的援助，取得起義的勝利。更始軍赤眉軍不立紀律，主要原因在於領兵諸將愛擄掠，不願有紀律。更始軍向盜賊轉化，赤眉軍始終保持農民的純樸性，同是擄掠，赤眉軍還是值得同情的。劉秀軍諸將也同樣愛擄掠，劉秀卻專意在建立紀律，因之最後勝利者不能不是劉秀。 在農民起義時期，鄉間豪強脅迫佃戶和附近農民築營堡，為豪強當私兵。東漢時營、堡、塢、壁等據點和被迫當私兵的部曲，得以合法存在，大大增強了豪強的割據力量。 三劉秀取得最後勝利 二二年，劉秀到河北，巡行諸郡縣，釋放囚徒，廢除王莽苛政，恢復西漢官名，官民送禮物，一概不受。他規定了取天下的方針：軍事上紀律嚴肅，賞罰分明；政治上招集人才，爭取民心。最後目的是得天下。當時河北形勢，農民起義軍有銅馬、青犢等部數十百萬，割據者有邯鄲王郎，自稱天子，邯鄲以北，遼東以西，地方官吏多歸附王郎，聲勢很盛。劉秀攻入邯鄲，殺王郎。又擊敗銅馬、青犢等部，得降人數十萬。赤眉軍入關，劉秀知道更始軍必敗，預作軍事部署，派遣大將鄧禹率精兵二萬圖關中，選擇寇恂守河內郡，作為中心根據地。劉秀率兵擊敗尤來、大槍、五幡、五校等部，河北大體為劉秀所有。 二五年，劉秀稱皇帝（東漢光武帝）。鄧禹渡河入關中，擊敗更始軍十萬人。寇恂等攻入洛陽，劉秀定都洛陽，開始建立東漢朝。二六年，大將馮異代鄧禹領兵擊赤眉。二七年，馮異大敗赤眉軍。赤眉軍走向宜陽，劉秀親率大軍截斷去路，赤眉軍劉盆子樊崇以下十餘萬人全部投降。農民領導的起義軍被豪強領導的農民軍消滅了。 當時豪強割據，全國分裂，最大的豪強，東方有張步，據青州十二郡，北方有彭寵，據漁陽等郡，西方有隗囂，據天水等郡，西南有公孫述，據益州全部，南方有更始軍殘部據郾、宛、鄧、淮陽等地。較小的割據者和鄉間營堡，不計其數。劉秀為統一天下而戰爭，次第削平割據者，也平毀了許多營堡，到三六年，大將吳漢攻破成都，滅公孫述，結束了豪強割據，恢復了中國的統一。 赤眉軍首領只有徐宣一人曾做過獄吏，樊崇等人都不識文字，歷史知識和政治經驗是很缺乏的。赤眉軍的幼稚行動，決定了它的必然無成。劉秀本人兼有太學生、貴族、豪強三種身分，他的文武部屬也全是這三種人。這個以南陽豪強集團為主體的劉秀軍，在政治上有優勢，在軍事上有謀略，再加上禁止擄掠，爭取民心，這就決定了它的必然勝利。劉秀既是地主階級的代表，自然是農民起義軍的死敵，但是他也代表著社會的共同要求，完成了國家統一的偉大事業。他在推倒王莽的戰爭中，在削平割據的戰爭中，都起了極大的作用，因之他是一個對當時歷史有重要貢獻的傑出人物。第九節經學、史學、歷數學、諸子 秦始皇統一了中國。秦二世時農民大起義，推倒秦的統治，很快恢復了統一，建立起西漢朝。這是封建地主階級新創立的國家，積極建設為經濟基礎服務的上層建築，便成為非常重要的急務。秦始皇已經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西漢時期主要是漢武帝又做了更多的工作，鞏固封建統一國家的上層建築大體上都建立起來了。 政治制度，上面已經說過了一些，這裡敘述的是西漢其他部分的上層建築物。 一經學 儒家思想是西周以來封建主義的正統思想。經孔子刪訂六經，聚徒講學，不僅造成了整套的思想體系，而且培養了大批儒學傳播者。孔子死後，儒家地位繼續上升。戰國時儒墨並稱顯學，但儒家比墨家更占優勢。秦始皇焚民間藏書，坑孟派儒生，只許士人學秦朝的法律制度，以吏為師。皇帝宮中卻藏有大量圖書，朝廷上仍有博士官和儒生（如張蒼、叔孫通、伏勝等）或傳經或議論政事。秦始皇以為這樣就可以整齊學術，統一思想，結果恰相反，儒生參加農民起義，成為推倒秦統治的一個力量。西漢前期，朝廷與諸王國並立，各學派士人（墨家已亡）游諸王國求祿，助國王反抗朝廷。漢景帝滅七國後，全國政治統一了，漢武帝在這個基礎上實行學術統一。 前一四○年，漢武帝即位。他即位後首先舉行的一件大事，就是召集全國文士，親自出題考試，並且親自閱卷，選取《公羊》學大師董仲舒公孫弘為首列，非儒學的諸子百家一概被罷斥，儒學從此取得了獨尊的地位。 公孫弘是個獄吏出身的儒生，長於奉迎，漢武帝為了提倡儒學，前一二四年，擢升他做丞相，封平津侯。公孫弘以前，做丞相的人常是列侯貴族，公孫弘出身貧士，竟得封侯拜相，《公羊》學因此成為最行時的學術。凡是士人和官吏，必須學習儒經，才能得到任用或升遷，儒學獨尊的地位更加鞏固了。 漢武帝特別提倡《春秋公羊》學，這是因為《春秋》經是孔子正名分（誅亂臣賊子）的著作，是封建專制主義具體應用在政治上的典型，是孔子政治思想的完整表現，其他經書都不象《春秋》那樣適用。還有一個特點是《春秋》經文字極其簡單隱晦，便於學者在最大限度內加以穿鑿和引申。漢武帝選中《公羊春秋》，在政治需要上是完全切合的。適應這個需要，製成整套《公羊》學說的大師，就是被西漢儒生稱為「令後學者有所統一，為群儒首」的董仲舒。 西漢前期，朝廷也立儒經博士，承認儒學的正統地位，但指導政治的卻還是黃老刑名之學。儒生與黃老刑名學者，經常發生爭論，例如漢景帝時，《詩》博士轅固與道家黃生辯湯武革命。轅固據經義，說湯武誅桀紂，做天子，是得民心的正義行為。黃生引道家說，破帽子還得戴在頭上，新鞋子終究穿在腳下，認為湯武雖是聖人，到底不該放桀、弒紂。漢景帝下判斷說，吃肉不吃馬肝（有毒），不算不知味。意思是不要學者再爭論湯武革命的是非，也就是不贊成湯武革命。轅固又與道家竇太后辯兩家高低。竇太后發怒，令轅固和野豬搏鬥，幸得漢景帝給他一把好刀，沒有被野豬咬死。這種學派間的鬥爭，顯然阻礙著統治階級內部的統一，也就減少了上層建築的作用。董仲舒對西漢統一事業的貢獻，就在於他把戰國以來各家學說以及儒家各派在孔子名義下、在《春秋公羊》學名義下統一起來。經董仲舒這個巨大的加工，向來被看作「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的儒學，一變而成為「霸（黃老刑名）王（儒）道雜之」，合於漢家制度的儒學了。 董仲舒的哲學基本上是《易經》陰陽學說的引申。他認為任何一個事或物，一定是相反的事或物合成的。例如有上必有下，有左必有右，有前必有後，有表必有里，有美必有惡，有順必有逆，有喜必有怒，有寒必有暑，有晝必有夜，這叫做「凡物必有合」。合的兩方面性質不相同，這叫做「合各有陰陽」。陰陽數量可以相等，性質卻有一定，陽性尊、陰性卑，這叫做「同度而不同意」。君、父、夫是陽（三綱），臣、子、妻是陰，陰不得獨立行事，只能從陽行事，事成不得分功。這叫做「陽兼於陰，陰兼（被兼）於陽」。陰陽不得同時並起，一定要有先後，陽總在先，陰總在後，陽是主體，陰是附屬，這叫做「一而不二」。陰陽二物，按一定的時候互相交替，一個起來，一個下去，一個增多，一個減少。起來了的到時候要下去，下去了的到時候又起來；多了的不能多到過度，少了的不能少到絕滅，終而復始，循環不止，這叫做「常一而不滅」。做事不論大小難易，違反天道（一而不二）一定無成，比如目不能兩看，耳不能兩聽，手不能一手畫方一手畫圓，不一就要生患（心有二中），這叫做「君子賤二而貴一」。天地的精氣合起來成一，分開來成陰陽，再分成春夏秋冬四時，配到東南中西北五方成五行。木（東）火（南）土（中）金（西）水（北）順次叫做「五行相生」（如木生火，火生土⋯⋯），逆次叫做 「五行相勝」（如水勝火，金勝木）。五行統一於陰陽，陰陽統一於天。人受天命而生，同天一樣，也有陰陽五行。人是天之副，與天合而為一，這叫做「人副天」。董仲舒哲學的結論是「道（人道）之大原出於天（天道），天不變，道亦不變」；「與天同者大治，與天異者大亂」。 《易經》的陰陽學與戰國以來盛行的陰陽五行學，融合成為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學。這樣，把儒家與陰陽五行家統一起來了。《易經》陰陽學說明陰陽的基本觀點是仁與義（「天地之大德曰生⋯⋯禁民為非曰義」），童仲舒說陽是天之德，陰是天之刑，刑主殺，德主生，天親陽而疏陰，重德而不重刑。這樣，把儒家的仁義與黃老刑名之學統一起來了。董仲舒說天不是為王生民，而是為民立王，能利民的王，天要讓他做下去，害民的王，天要奪去他的王位。有道伐無道，是天理也是人理。這樣，把儒家湯武革命、天命靡常的學說與陰陽五行家的五德終始說統一起來了。墨學的本旨在於利民，董仲舒說，天使人有義和利兩種生活，利（物質）養人的身體，義養人的精神，缺一不可，而義重於利。這樣，把儒家與墨家統一起來了，儒家孟子學派說性善，荀子學派說性惡，董仲舒說天有陰與陽，人有性與情（情慾），性有為善的端緒，但必待教誨而後成為善。這樣，把孟荀兩派統一起來了。董仲舒的哲學觀點是循環的不是發展的，是調和的不是鬥爭的，有唯物論的因素，但基本上是唯心論；有辯證法的因素，但基本上是形上學。董仲舒的統一論是各家學說的融合體，正是最適合於西漢政治上需要的一種哲學。 董仲舒根據他的哲學觀點，提出許多影響甚大的建議。這些建議，極大部分被漢武帝採納並得到實行。 （一）大一統——董仲舒說：孔子修《春秋》，把一統當作首要的大事，因為這是天地的常道，古今的通義。現在學士們各持異說，朝廷無法一統，法制屢變，臣民不知所從。請將不屬於《六經》、不合於孔子的學說，一概廢絕不用，專用儒術。 （二）更化——秦行法家政治，刑罰慘刻，漢律大體沿襲秦律，路溫舒《尚德緩刑書》里說，「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董仲舒主張更化，就是要求以仁德代替嚴刑，也就是要求以儒家學說代替法家學說。他認為限田是更化（改制）的關鍵所在。他說，秦行商鞅法，准許民間賣買田地，富家田聯成一大片，貧民連放個錐子的地方也沒有。耕種富家田，要納稅十分之五，窮得只能衣牛馬之衣，食犬彘之食。漢朝繼承秦法，一切不變。富人貴人憑藉勢力，與庶民爭利，庶民怎能抵得住他們！於是富貴人家，奴婢多得很，牛羊多得很，田宅多得很，產業多得很，積蓄多得很，但是依然貪多無厭，一味壓榨求利。庶民天天遭剝削，月月見緊縮，從小窮變成大窮。富貴人家奢侈淫佚，貧苦人家窮急愁苦，這實在是更化的時候了。董仲舒建議限田，不許豪富占田過限；釋放奴婢，禁止擅殺奴婢；減輕賦稅，節省徭役，讓庶民的負擔略為寬舒些。董仲舒這個對農民充滿同情心的正義性建議，後來得到漢武帝的採納，但專禁商賈占田，沒收他們的田宅和奴婢，不是董仲舒普遍限田的原意。 （三）推陰陽災異——在落後社會裡，占卜術常是人們行動的指南。漢武帝曾召集各種占卜家，問某月某日可不可以娶妻？五行家說可，堪輿家說不可，建除家說不吉，叢辰家說大凶，歷家說小凶，天人家說小吉，太一家說大吉。辯論紛紜，不得解決。漢武帝判斷說，一切宜忌，以五行家為主。五行家得漢武帝的尊信，成為日常生活的指導者，儒家和它合流，是很自然的。《春秋》經記錄天變災異，原來並不含什麼迷信的意義。陸賈在漢高帝時作《新語》，說「治道失於下，則天文度於上，惡政流於民，則蟲災生於地」。足見戰國儒者，已開始推災異。董仲舒取《春秋》所記天變災異廣泛地予以附會穿鑿，使《公羊》學徹底的陰陽五行化。這在董仲舒學說里，是最重要的、影響最大的部分，儒學蒙上濃厚的迷信色彩，幾乎起著宗教的作用了。但是，這個迷信部分，俗儒可以用來對朝廷奉迎取寵，正直的儒生也可以用來進行諫諍，因為在專制政治的朝廷上，臣下議論朝政，是一種冒險的行為。董仲舒創陰陽五行化的儒學，借天變災異來附會經義，以此為論據，對稱為天的兒子的皇帝表示異議，多少起些減輕危險性的作用（當然，天子也利用天變災異來斥逐大臣）。自從董仲舒開出這一條道路，《公羊》家以外各家的經師，都認為這是一條最合時的道路，把大量迷信成分加入到經學裡，藉以取得朝廷的信任。經學陰陽五行化，成為西漢今文經學的基本特點。 （四）斷獄——儒家談德治，向來與法家刑名之學對立。董仲舒據《春秋》經義附會漢朝法律，決斷了許多疑難大獄，儒法兩家合流了。西漢初蕭何定法律凡九章，到漢武帝時，律和令增至三百五十九章。其中死罪律四百零九條，凡一千八百八十二目，又有死罪例一萬三千四百七十二條。法令煩多，連掌管法令的官吏也不能全部看完。官吏按罪人賄賂的有無，任意引用一條法令作根據，判輕罪為死罪，或判死罪為輕罪。董仲舒斷疑獄二百三十二件，大體上從輕判決，救活了許多人命。他的判詞集合成《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流傳久遠，至東晉時還有人引用它來辯護自己的冤獄。 孔子以後董仲舒以前的儒學是漢人稱為樸學的原始儒學，它的特點是（一）思想上還拘泥於殘餘的領主制度，不能完全符合新的地主統治的需要；（二）儒家還是各種學派中的一派，不能吸收各種學派，使統一到儒學裡面來。董仲舒生在漢景帝、漢武帝時候，西漢政治上統一的條件已經成熟了，學術上統一的條件也成熟了。儒學經董仲舒的加工，因此擺脫了原始階段，成為陰陽五行化的、完全適合地主統治的西漢今文經學。某些漢儒把董仲舒當作孔子的繼承者，因為他創造了今文經學。 董仲舒是西漢今文經學的創始人，是首先變樸學為西漢經學的大師，了解了他的學說，也就了解了西漢今文經學的本質。下面敘述的今文經學的盛況，也就是這種本質的盛況。 漢武帝時官學有五經（《易》、《書》、《詩》、《禮》、《春秋》）博士。後來博士逐漸增加，《易經》分四家，《書經》分三家，《詩經》分三家，《儀禮》分兩家，《公羊春秋》分兩家，共十四家。稱為五經十四博士。 某一經的大師，如果能象董仲舒那樣，把本經陰陽五行化，並得到朝廷的尊信立為博士，這個大師的經說，便成為師法。弟子們按照師法講經，叫做守家法。自漢武帝至西漢滅亡，百餘年間，經學極盛，大師前後多至千餘人，有些經書的解釋增加到一百餘萬字。例如《書經》大師秦延君，用十多萬字解釋《堯典》兩個字，用三萬字解釋「曰若稽古」四個字。一個士人從幼年開始學一經，往往到頭白了才學會說經。這樣又苦又難的經學，太學裡卻經常聚會著成千成萬的學生，甘願受苦受難從大師受學，因為士人求利祿，只有經學是一條主要的道路。 凡是博士教弟子的經書，都是用漢朝通行的隸書寫的，因此叫做今（漢）文（字）經。陰陽五行化的今文經學是一種迷信的、煩瑣的、穿鑿附會很少有學術價值的學問。朝廷指定它作為士人求仕的道路，以便有效地控制士人，使他們戴著空虛昏暗的頭腦，在利祿的道路上一輩又一輩地追求下去。 今文經學反映著統治階級當權部分的政治利益；和它相對立的古文經學，反映著不當權部分的政治要求，就是要求古文經學也作為入仕的一條道路。 用篆文（戰國時文字及秦小篆）寫的經書叫做古文經。傳授古文經的學說叫做古文經學。它的特點是（一）保持樸學的傳統，按字義講解經文，訓詁簡明，不憑空臆說，與煩瑣的今文經學趨向不同。（二）迷信成分極少或排斥迷信，與陰陽五行化的今文經學趨向不同。（三）少數儒生私家自相傳授，在政治上主張復古，與迎合世務的博士學——今文經學趨向不同。還有一個特點是兩種經學相同的，那就是都缺乏進步性的思想。自然，古文經學在反對迷信這一點上，比起今文經學來，到底還是進步一些，東漢王充、南朝范縝的學說就是以古文經學為基礎而發展起來的。 王莽要奪取西漢政權，政治上收攬統治階級各部分勢力，經學上也對古文經學讓步，在太學裡立《左氏春秋》、《毛詩》、《周禮》、《古文尚書》四個古文經學博士。今文博士堅決反對古文經學從私學上升為官學，與古文經學的提倡者劉歆進行了劇烈的宗派鬥爭。劉歆憑藉政治力量，暫時壓倒今文博士。東漢光武帝取消古文博士，古文又成為私學。東漢時期，私學在士人間盛行，產生不少著名的大師，經學上成績遠超過官學，但總是得不到官學的地位。官私兩學的不斷衝突，正反映出東漢統治階級內部的不斷衝突。 任何一個有階級的社會，總是由兩個主要的敵對階級構成的，總是依照對立統一的法則而存在並發展的。兩大敵對階級在相互關係上，如果說，只有一個鬥爭性，或者說，只有一個同一性，那末，這個社會就根本不會存在。自然，鬥爭是絕對的，但階級鬥爭不管怎樣尖銳，並不會引起社會的分裂，因為總還有同一的一面，其間保持著不可割斷的經濟等聯繫。 春秋戰國時期，出現儒墨道三大學派的政治思想。道家和法家所謂黃老刑名之學只看對立面，對人民進行絕對的壓迫。這種學說到秦二世行督責時達到了頂點，秦朝很快被農民起義所推翻。墨家只看統一面，放棄鬥爭性，勸告兩大敵對階級在同一性上實行尚同兼愛。這種學說自然只是一些天真的幻想。儒家與道墨不同，它主張用禮來節制對人民的剝削，藉以和緩階級間的鬥爭性；主張仁民愛物、尚德緩刑，藉以擴大階級間的同一性。儒家學說比起道墨兩家來，較為接近對立統一的法則，也就是較為接近社會的實際，因之它成為漢以後長期封建社會的政治指導思想，沒有一個學派或宗教能奪取它的正統地位。 當然，儒學是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的，但在同一性上即共同利害上，忠實於儒家學說的儒者，常為人民發出訴疾苦、申冤抑的言論，也常為人民做出去禍害、救災難的事跡，甚至不惜破家殺身對君主犯顏直諫，要求改善政治。他們是封建統治階級的忠臣。他們懂得「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意義，為愛邦而愛及邦本，也就真誠地成為人民的同情者和代言者。古代優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帶有民主性和革命性（反對殘暴政治）的言論和事跡，很大一部分是與儒家學說有關的。儒學特別是宋明理學，極重倫理道德，對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等美德的闡發，雖然無不打上統治階級的烙印，但某些精到處也往往與人民的倫理道德有其同一性。排除它的封建毒素，打破它的階級局限，批判地吸收它的精華，可以大大豐富人民的精神生活。清理中國古代的文化遺產，繼承並發揚古代文化的優秀傳統，主要應從研究儒家學說入手。 孔子首創儒學。儒學最根本的政治思想是德治（王道）。能行德治的人才能受天命為天子。天與民同心，天命是民心的反映。國君失民心就失天命而敗亡，得民心就受天命而興起。受天命者代替失天命者，最理想的方式是堯舜禪讓，其次是湯武革命。這些根本觀點，與道家、法家的主張法治（霸道）、反對革命是對立的。孟子發揮孔子的德治思想，最為透徹，西漢以下的儒學，基本上是孟子學說的衍變。 秦行法家政治，正統派儒學持異議，最後遭到焚書坑儒的慘禍。西漢前期，朝廷並用儒學和黃老刑名之學，但黃老刑名之學仍處優勢。西漢中期，儒學經董仲舒改革，成為合時宜的學說，形式上取得優勢，但黃老刑名之學仍保持原有的重要地位。西漢後期，儒學取得確實優勢，完成了排斥黃老刑名之學的願望，但所謂德治，無非是朝廷縱容官吏及豪強作惡，刑罰不加，綱紀廢弛，人民受盡貪暴政治的禍害，西漢也就滅亡了。 忠實於儒家學說的一些儒者，對著三個時期的政治，曾發出不少反對的議論。敘述西漢儒學，應該看到多數阿世取容的章句小儒，也應該看到少數同情人民的正統儒者。下面列舉幾條，略見正統儒者的代表性言論。 賈誼《新書·大政篇》說：人君「知惡而弗改，必受天殃。天有常福，必予（給予）有德，天有常災，必予奪民時（使民失農時者）。故夫民者至賤而不可簡（輕視）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於今，與民為仇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 董仲舒創陰陽五行化的儒學，借天道說人事。他在對策里說，「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責）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安全之，事在強勉（人君改過為善）而已矣」。董仲舒所講天人之際，本意在利用天變災異來進行諫諍，剝去迷信部分，實質上仍是孔孟的仁義學說。 漢昭帝時，泰山等地發生怪異事。眭弘上書說：「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眭弘以為漢運已經終了，要求朝廷訪求天下賢人，「禪以帝位」，「以承順天命」。朝廷加眭弘「妖言惑眾，大逆不道」的罪名，殺眭弘。董仲舒遵守有德代失德的訓條，眭弘為這個訓條遭殺身之禍，足見他們是忠實於自己的學說的。 漢宣帝重用治獄之吏，蓋寬饒上書，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他暗示漢宣帝應讓位給賢者。朝廷說他自己想做皇帝，「大逆不道」。蓋寬饒自殺。 漢元帝用儒生為政，朝綱不振。貢禹上書說：「方今天下饑饉，可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合）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 谷永在漢成帝時上書說：「天生蒸民，不能相治，為立王者以統理之。方制海內，非為天子，列土封疆，非為諸侯，皆以為民也。⋯⋯去無道，開（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夫去惡奪弱，遷命賢聖（去惡弱的舊君，改立賢聖為新君），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 鮑宣在漢哀帝時上書說：「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耶！群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耶！⋯⋯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為天子，下為黎庶（民）父母，為天牧養元元（民），視之（官與民）當如一⋯⋯今貧民菜食不厭（飽），衣又穿空（孔），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為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私用官爵），官非其人（私用小人），而望天悅民服，豈不難哉！⋯⋯天人同心，人心悅則天意解矣」。 上列諸儒言論，自董仲舒以下，無不附會天變災異來反對暴政，要求德治。他們擁護封建統治，但希望有德代失德，並不擁護一姓常存。他們同情人民疾苦，但著重在勸告朝廷，並不同情農民起義。所以儒學始終是適合封建統治階級的政治學說，同情人民是有限度的，擁護封建統治則是絕對的。 二史學 儒家的六經，原來是周史官所藏各種歷史記錄，經孔子刪訂解釋以後，師弟相傳，別成一種所謂經學，但歷史學並不因經學的盛行而停止本身的發展。如果說，在前一階段里，孔子左丘明是最偉大的歷史著作家，那末，在發展到較高的階段上，太史公司馬遷是更大的歷史著作家。自從司馬遷著《史記》，中國才開始出現了規模巨大的、組織相當完備的歷史著作。 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是漢武帝的太史。司馬談非常博學，精通天文學、《易》學、黃老學。他以黃老學為主，批判儒、墨、名、法、陰陽各家學說，比起當時的一般儒生來，他確是一個卓越的思想家。司馬遷十歲以前曾學過耕地和牧畜，十歲讀古文書籍，二十歲以後，遊歷全國名都大邑，採訪遺聞佚事。司馬談死後，司馬遷繼父職做太史，遍讀石室金匱（宮中藏書處）里所藏舊史和群書，因此，他是西漢一代稀有的大博學家。司馬遷繼承司馬談家學，又博通古今文經學，特別是董仲舒《公羊》學，但不受西漢經學的拘束，更不受陰陽五行學的影響，他是西漢一代最大的思想家之一。前九九年，司馬遷四十八歲（據王國維說），遭受漢武帝殘暴的刑罰（宮刑）。這對司馬遷是一種極大的侮辱。司馬遷自知在仕途上不可能再前進了，於是發憤著《史記》，希望象孔子著《春秋》那樣，傳給「後世聖人君子」。他著《史記》不是為了阿世，所以敢於用直筆，他著《史記》不是為了好事，所以態度極認真。他著《史記》是為了「成一家之言」，與經傳比高下，所以竭盡他的才力與知識，一心為完成《史記》而述作。 司馬遷具備著上述諸條件，再加上他的創造力，以二十餘年的時間，寫成了《史記》一百三十篇（西漢時已缺十篇），上起黃帝，下訖漢武帝，凡當時存在著的史料，全部綜合在《史記》裡面。這一偉大著作的出現，標誌著孔子以來歷史學又大進了一步。 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組成《史記》一百三十篇。本紀仿《春秋》經十二公，按年月標舉大事，為全書總綱。表仿周史官舊譜的體制，創世表、年表、月表三種，記事最為省便。書仿《尚書·禹貢篇》及《禮經》、《樂經》的體制，總述古來文化的成就，特別是《天官書》、《曆書》、《河渠書》、《平準書》，總結了天文、歷數學、地理學、經濟學的知識，意義更為重大。自此以後，史家相繼述作，二千年來有關制度、經濟、文化發展的史料得以大量保存，司馬遷創始的功績是極其巨大的。世家中有西周至戰國十七個重要的侯國史（本紀中《秦本紀》也是侯國史），大大豐富了這一段歷史的內容。列傳中有重要人物傳，有特殊事業傳，有國境內諸少數族傳，有藩屬國傳，有外國傳，敘述的方面甚為廣泛。司馬遷不受西漢經學的拘束，所以還能看到社會上各種活動的人物，為名醫、俠客、大商賈、優伶、刺客、占卜人立傳。他為酷吏立傳，說豪強兼併，什麼道理都不能感化，只有不顧一切，用嚴刑削平他們。酷吏、遊俠、貨殖等列傳，特別顯著地表現出司馬遷對被剝削者被壓迫者的同情心。當然，司馬遷貫穿在全部《史記》里的基本思想，不可能超出地主階級思想的界限，這就是說不可能超出董仲舒《春秋公羊》學（除去陰陽五行成分）和道家思想的界限。 《春秋》是魯國史，《史記》擴大為全中國史，《春秋》以魯君為主，《史記》以歷代天子為主（《秦本紀》例外）。《春秋》局限於二百四十二年，《史記》十二本紀上通到黃帝堯舜二千餘年。《史記》改變了分國割據的歷史概念，建立起歷史的統一觀和正統觀。《史記》十二本紀上起五帝，歷三代以至秦漢，一脈相傳，這是有極大意義的，它表示國家的統一和人心的統一。春秋戰國時有百國春秋，《周春秋》與《魯春秋》沒有尊卑的區別（例如《國語》中《周語》與諸侯國語並列）。沒有一個明確的中心。《史記》稱天子為本紀，稱諸侯為世家，稱天子在位年為全國共同的紀年，稱諸侯在位年為本國內的紀年，這樣，全中國以天子為中心，精神上統一起來了，雖然戰國以前，實際的中國是分裂割據的。天子成為全國的中心，天子所屬的朝代，自然被認為正統的朝代。在封建時代里，正統朝代與非正統朝代的區別，曾起著一定的積極作用。這裡包含天子的族類問題，政治的仁暴問題，疆域的統一與分裂問題，其中族類問題尤為特出。漢族建立的朝代，即使因暴政被廣大人民推翻了，但繼起的如果是非漢族的朝代，那個被推翻了的漢族朝代，就會被用來作號召廣大人民起義的旗幟，一直到推翻非漢族的朝代才停止。反之，非漢族的朝代被推翻以後，絕對不可能用來作號召民眾的旗幟。這個自西晉至清朝毫無例外的歷史事實，與廣大人民承認正統朝代反對僭偽偏閏朝代的傳統思想有密切聯繫。這個傳統思想發源於孔子《春秋》，形成於司馬遷《史記》，十二本紀正是這個傳統思想的正確反映。由於這個正確反映，傳統的歷史正統觀更加鞏固，成為封建時代進行民族鬥爭的一個重大力量。 司馬遷《史記》創紀傳體通史，東漢初班固《漢書》創紀傳體斷代史。《漢書》敘事詳密，可是缺少司馬遷那樣比較自由的思想。此後各朝紀傳體史稱為正史，雖然都不及《史記》和《漢書》，但在各體史書中，仍居最重要的地位。 西漢後期，繼司馬遷而起的大博學家劉向、劉歆父子，做了一個對古代文化有巨大貢獻的事業，那就是劉向創始劉歆完成的《七略》。 漢高帝滅秦，蕭何收秦朝廷所藏圖書。後來項羽燒秦宮室，圖書因得蕭何收藏，可能未受損失。漢武帝令民間獻書。漢成帝使陳農到各郡國搜集遺書。自漢武帝到漢成帝，照劉歆《七略》說，「百年之間，書集如山」。漢成帝令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任宏校兵書，尹咸校數算（占卜書），李柱國校方技（醫藥書）。每校完一書，劉向做成本書提要，連同定本送給漢成帝。劉向校書的程序是先用幾個本子校對，校正後寫在竹簡上，叫做殺青書（竹簡在火上炙干，去竹汗，可免朽蠹）。再經過校正，最後寫在素帛上，成為定本。劉向校書二十餘年，死後，漢哀帝令劉歆完成這個巨大的工作。劉歆繼承父業，做成了《七略》（劉向所作書名為《別錄》）。《七略》是（一）《輯略》——諸書總論和分論；（二）《六藝略》——儒家經傳包括小學（文字學）共九種；（三）《諸子略》——儒、道、陰陽、法、名、墨、 縱橫、雜、農、小說等十家；（四）《詩賦略》——賦四種，詩一種；（五）《兵書略》——權謀、形勢、陰陽（天象氣候兼迷信）、技巧四種；（六）《數術略》——天文、歷譜（包括算術）、五行、蓍龜（卜筮）、雜占（主要是占夢）、形法（看輿地形勢及看人和物的形相）六種；（七）《方技略》——醫經、經方、房中、神仙四種。《七略》書已亡佚，班固《漢書》據《七略》作《藝文志》，共有書六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七略》綜合了西周以來主要是戰國的文化遺產，把不值得保存的書籍都廢棄了，例如經學博士的講義，一篇也不錄取。它經過選擇、校勘、分類、編目、寫成定本等程序，並作出學術性的總論和分論，是一部完整的巨著。它不只是目錄學校勘學的開端，更重要的還在於它是一部極可珍貴的古代文化史。西漢有《史記》、《七略》兩大著作，在史學史上是輝煌的成就。 三歷數學 觀象授時向來是最重要的國政。孔子述堯舜禹禪位時的誥語：「天之歷數在爾躬」，意思是現在該你掌管曆法了。不管堯舜是否真說了這句話，曆法（雖然很幼稚）在農業上也就是在國政上的重大意義，上古人確實非常重視。天象學歷數學因農業生產上的急需，不斷在進步。傳習這一專門學問的官是太史，所以太史也稱為天官。據說，太史的官位等於卿。 生產上的成就（主要是農業）比其他國家高，就成為大國，夏、商、西周正是這樣的大國。它們都在曆法上有新發見，後一個比前一個進步，因此後一個戰勝前一個。春秋時期，建子的周曆最通行，但宋國仍用殷歷，晉國行用夏曆。宋用殷歷，由於保守，晉用夏曆，是尊重民間習慣（所謂「啟以夏政」）並利用它的長處。周曆稱仲冬月（子月）為春正月，四時很不正常，孔子主張「行夏之時」，就是說周曆推歲首（冬至點）在子月是對的，但孟春應在寅月。戰國時期，天文歷數學比春秋時期更進步。專家多是民間學者，不限於少數史官。世界最古的恆星表甘石《星經》，就是這個時期民間天文學家的貢獻。六歷（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歷）都是歷家假託，也是這個時期民間歷數學家的成就。 太陽曆（歲）可以定四時、節、氣；太陰曆（月）可以定朔、晦、弦、望。自曆法萌芽時起，歷家即並用陰陽兩歷，並探求兩歷配合的法則（主要是閏月插入法）。春秋時歷家已應用十九年插入七個閏月法。最遲在戰國時歷家已定一歲的日數為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三六五·二五），定一月的日數為二九又九百四十分之四百九十九日（二九·五三○八五日）。這兩個數字比一歲實數三六五·二四二二日、一月實數二九·五三○五八八日都多了一些，因此月朔經三百年要差一天，季節經四百年要差三天。由於推步和算術並不精確，實際上一種曆法行用一百多年便朔日或晦日見月出，必須重新測算使再合天象。秦始皇採用顓頊曆，以十月為歲首，閏月放在九月後，稱為後九月。在六歷中顓頊曆是比較合天象的一種曆法，但到漢武帝時已經不能再用。 前一○五年（元封六年），司馬遷等建議造漢歷。漢武帝選司馬遷、星官射姓、歷官鄧平等及民間專家共二十餘人造歷，其中大天文學家唐都（祖先是楚國史官）大曆數學家落下閎（巴郡隱士）是主要的造歷者。前一○四年，新曆造成，漢武帝廢秦歷，採用新曆，改元封七年為太初元年，以正月（寅月）為歲首。這個新曆法就是歷學史上著名的《太初曆》（又稱《鄧平歷》、《三統曆》）。 《太初曆》一歲日數是三六五·二五○二，一月日數是二九·五三○八六，比四分曆（六歷都是四分曆，每歲有四分之一的余日）又多了一些，所以行用一百八十九年便不能再用。但在當時《太初曆》還是最進步的曆法，因為它根據天象實測與多少年來史官的忠實記錄（例如《春秋》經），得出一百三十五個月的日食周期（稱為「朔望之會」，約十一年中有二十三次日食）。自從有了這個周期，歷家可以校正朔望，日食現象也不再是什麼可怕的天變而是可以預計的科學知識了。 《史記·曆書》特別是《漢書·律曆志》詳細記載《太初曆》的觀測法與計算法。這是一個極有價值的開端，西漢以後歷朝改換曆法，都按照《史記》、《漢書》的舊例，詳記在正史里，因此積累起豐富的天文、歷數學資料。 劉歆用《易經·繫辭》的數理來解釋科學性的《太初曆》（《三統曆》），造出一整套的歷學理論；又造《世經》，凡經傳古史所記大事的年月日，都用《三統曆》推算得到說明。這對古史年代的探求是一種貢獻，雖然準確性並不很大。 董仲舒創今文經學，司馬遷創紀傳體通史，鄧平、唐都、落下閎創太初曆，劉歆創古文經學和年代學，這些文化上的成就與當時經濟武力的發展相配合，充分表現出西漢一朝的偉大氣象。 四諸子 《漢書·藝文志》分諸子為十家，西漢人所著書為數不多，其中屬於儒家的董仲舒《春秋繁露》、桓寬《鹽鐵論》，揚雄《法言》；屬於農家的《氾勝之書》（亡佚）；屬於雜家的《淮南子》，都是重要著作。 漢武帝時，淮南王劉安在本國招集以道家為首的百家游士，仿秦呂不韋著《呂氏春秋》例，撰《淮南內》二十一篇（又名《淮南鴻烈》、《淮南子》）。《淮南子》雖以道為歸，但雜采眾家，不成為一家言。戰國秦漢諸子百家學說，因漢武帝獨尊儒學，散佚甚多，《淮南子》保存一些百家遺說，在這一點上，還是一部值得重視的著述。第十節文學 任何一種富有生氣和真實性的文學，無例外地起初一定是民間創造出來的。但是，它也往往是樸素的，藝術水平不是高級的。當它在民間流行很廣，引起某些上層文學家的注意時，它就會被他們採取並加工改造。於是一種新體文學在文學史上出現了，那些上層文學家也就成為著名的創作家。這是極可尊敬的創作家，沒有他們，民間文學不能上升到高級文學的地位上來，也不能在統治階級的書籍里保存下來。 一種新體文學登上高級文學的地位，上層文學家便分化為兩部分。一部分（起初是多數）是保守的。他們拘泥於舊體文學，專在雕琢辭句、模擬體制方面下功夫，外形愈修飾愈顯陳舊，內情也愈仿古愈見貧乏，熟腔濫調，失去了文學的真價值，結果是由衰微走到死亡。一部分（起初是少數）是創造的。他們發展新體文學，從各個方面添加新因素，推動它達到極盛境界。從此外形又脫離內情，由極盛轉向衰微，由新體變成舊體，別一個由民間創造的新體文學又上來，與舊體文學相對立。凡是主要的文學都遵循著這個民間創造、文士加工、新陳代謝的規律在繼續前進。此外也有某些舊文體經過形式的改造，可以變成新文體，如楚辭變漢賦、漢賦變六朝俳賦、俳賦變唐宋律賦；又如西漢散文變駢文，再變為東漢駢文，再變為魏晉六朝駢文，再變為唐宋四六文，再變為明清八股文。這些派生或不成為文學的各種體制，配合主要文學，便構成全部文學史。 文學是一條長河。如果說《詩》三百篇是一條上源，經（除《詩經》）傳諸子是一條上源，《楚辭》是一條上源，那末，西漢文學匯合了這些上源成為長河的正身。西漢文學正象西漢這個朝代一樣，規模是宏大的，創造力是充沛的，許多種文體，都在西漢時期發達起來。下面敘述的，是其中最重要的幾種。 楚辭（或稱騷體）——屈原創作楚辭，已經到達這一文體的最高峰。後來宋玉、唐勒、景差諸人，繼起製作，楚辭已達極盛境界。楚辭是楚國的地方音地方調。項羽、劉邦都不是文學家，《垓下歌》、《大風歌》卻是很好的楚辭，因為他們生長在楚國，自然會楚音楚調。反過來說，不會楚音楚調的文士，既缺乏作楚辭的技術條件，更缺乏屈原那樣深摯的情感，除了模擬形體辭句，還能作出些什麼來呢！現存西漢文士所作楚辭篇數還不少，有新意的只不過賈誼《吊屈原文》、淮南王劉安《招隱士》、漢武帝《秋風辭》等幾篇，其餘都是些可有可無的作品。楚辭到西漢已進入衰微階段，雖然作家與篇數是大大增加了。 漢賦（或稱古賦）——在屈原楚辭影響下，北方文士創作了賦體。荀卿曾作賦十篇，秦時有雜賦九篇，但漢賦的來源主要是楚辭。西漢賦約一千篇，這說明它是西漢文學的代表也是西漢文學家的專業。在西漢前期，枚乘、賈誼是著名的作者。中期走上極盛階段，司馬相如是最大的辭賦家，後期作者揚雄，用思深沉，構辭精密，也還是辭賦大家。揚雄曾奉詔作賦，限於時日，做得太急促了，成篇後睏倦小臥，夢中覺得五臟流出在地上，醒來大病了一年。他作賦是這樣深思的，因此他雖然每篇都模擬別人的體制，顯得缺少創造力，但用思構辭，還保有自己的特殊性。西漢辭賦家揚、馬（司馬相如）並稱，就在於揚雄的模擬不同於一般庸才陳陳相因的模擬。 自西漢至六朝這個長時期里，賦成為重要文學的一種，因為它善於用美麗的韻語細膩地客觀地描寫各式各樣的大小事物，新事物常有出現，好的作家常能造成新賦。所謂「寫物圖貌，蔚似雕畫」，就是賦在文學上169的作用。 樂府歌詩（五言古詩）——歌詩，不管它形體如何演變，永遠是文學的一個主流。《尚書·舜典》說「詩言志，歌永（長聲）言」。這可以說是古人給歌詩立的定義。相傳是卜子夏所作的《毛詩·大序》里有幾句話， 很能說明歌詩的意義。《大序》說：詩是志的表現。心裡有感動叫做志，發出來成言語叫做詩。情在裡面動，發出相適應的言語；言語覺得還不夠適應，所以加上嗟嘆聲；覺得還不夠，所以再加上長聲的歌唱；覺得還不夠，那就不知不覺地要手舞足蹈，和在心裡的情完全相適應。劉勰《文心雕龍·明詩篇》說：人都有情感，接觸外物就要動起來，情動了就要歌唱起來，這是很自然的事。上面那些話，都是說歌詩是與人的生活不可分離的。這也就是為什麼歌詩最初的主要創造者，總是廣大勞動人民而不是上層文士的緣故，因為真實的富有生命力的志，產生地是在勞動人民的心裡。同時，這樣的歌詩，總是和民間音樂相結合的，因為歌詩、舞蹈、音樂三者往往密切結合著。凡歌詩到了不能合樂以至不能歌唱的時候，它的衰微期或死亡期也就到來了。西周言志的歌詩，是四言（四字成句）詩，到春秋後期四言詩亡了。當然，活的詩仍在民間成長著，那就是五言詩。漢武帝仿周朝采詩的舊例，設立樂府，廣采民間歌詩，選大音樂家李延年做協律（調諧音律）都尉，主持樂府。音樂家張仲春協同作樂歌。丘仲造笛，作為協律的樂器。樂府製作的歌詩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朝廷專用的歌詩，造詩的人都是著名文學家如司馬相如等多至數十人。《漢書·禮樂志》載《郊祀歌》十九章，就是這一類的主要作品。還有漢高帝時唐山夫人所作《安世房中歌》十七章，與《郊祀歌》性質相類似。這些歌詩都是皇帝對天地鬼神言志，與人民的志有極大距離，因之無法和它共鳴而感到它是好詩，不過比那種模擬《詩經》，殭屍般的四言詩如韋孟《諷諫》、《在鄒》等篇，到底還表現出一定的創造力，所以還應該承認它是文學的一種。別一類，也是最重要的一類，是民間歌詩。《漢書·藝文志》歌詩類有吳、楚、汝南歌詩十五篇，燕、代謳、雁門、雲中、隴西歌詩九篇，邯鄲、河間歌詩四篇，齊、鄭歌詩四篇，淮南歌詩四篇，左馮翊秦歌詩三篇，京兆尹秦歌詩五篇，河東、蒲反（同坂bǎn）歌詩一篇，雜歌詩九篇，雒陽歌詩四篇，河南周歌詩七篇，河南周歌聲曲折七篇，周謠歌詩七十五篇，周謠歌詩聲曲折七十五篇（聲曲折即歌譜），周歌詩二篇，南郡歌詩五篇。看上列篇目，可以想見樂府收集地方詩的廣泛。這些歌詩原來是「街陌謳謠」與地方音樂，經樂府加工改造，謳謠上升為高級文學，音樂也上升為相和調（周房中曲的遺聲。絲竹相和，執節人唱歌，有平調、清調、瑟調，漢世稱為相和三調）、清商調（相和三調中清調的發展）。今存漢世歌詩，兩漢混淆，不能確指哪些是西漢樂府的遺篇，但有一點很明顯，就是凡兩漢歌詩，都有真實的內容，是創造的不是模擬的。清商調流傳到六朝，北方統治者尊為「華夏正聲」。唐朝新音樂發達，清商調當作「雅聲」被保存在琴工里，也就是說，清商調到唐朝才死亡。 樂府歌詩大體是五言詩。它本是民間謳謠，雖為樂府所採取，上層文士仍看作欠雅，不願做那種新體詩。《漢書·藝文志》歌詩類凡三百十四篇，照《文心雕龍》說，其中沒有文士做的五言詩，所以蘇武詩、李陵詩、班婕妤詩都是可疑的。不過，新的文學主流既然高漲起來了，任何保守勢力都不能阻抑它的繼續高漲。漢武帝立樂府采詩，事實上等於提倡五言詩。蕭統《文選》所錄《古詩》十九首，多是兩漢下層失意文士所作，其中《東城高且長》、《凜凜歲雲暮》兩篇，顯然是太初改歷以前的詩篇。這說明失意的下層文士首先採取民間新詩體。到了東漢，班固、傅毅、張衡等上層文士開始做五言詩，那些託名蘇武、李陵、班婕妤等人的西漢詩，實際上只是東漢上層文士的假託。東漢五言詩色彩還比較樸素，到建安時期，五言詩才文質並茂，走上極盛的階段。 散文——西漢前期，言語與文辭，一般說來，還沒有多大的分離。例如，說楚人語的漢高帝詔書，說齊人語的《春秋公羊傳》，除去一些方言，與普通文辭無甚區別。漢武帝時，分離的趨勢，開始顯著起來。這是由於（一）儒學極盛，朝廷詔書多用古言古字；（二）辭賦發達，文士們創作駢體文。不過，西漢時期，言語與文辭基本上還是一致的，因之西漢散文仍保持戰國諸子生動自然的作風。司馬遷《史記》就是西漢散文的最高代表，其他如賈誼、晁錯、董仲舒、賈捐之、劉向等人議論政治的文篇，也是著名的散文。唐以後所謂古文，溯源於西漢，《史記》常是古文家摹習的主要藍本。 駢文——用同數的字造句便成駢句，積句成篇，便成駢體文。《詩》三百篇以及楚辭，凡屬韻文，句法都很整齊。經傳諸子等散體文中也往往雜用駢句或韻文。單音文字可以構成駢句駢文是出於自然的。西漢文士開始有意識地創作駢體文，即多用整齊的句法入散體文，使形式上增加美感。司馬相如《封禪文》，揚雄《劇秦美新》等篇，可作西漢駢體文的代表。此後駢文逐漸發展，言語與文辭也愈趨分離，東漢以後的文辭，成為少數人紙上的言語，不再是人的口頭言語。因為駢文脫離活的言語，所以它只能在形式上變化以求美觀，表達思想的作用卻愈變愈少，一直變到完全不能表達思想。唐朝韓愈提倡古文，就是對這種可憎的形式文辭進行不徹底的文學革命。 上述各文體以外，漢武帝時有小說家虞初，作《周說》九百四十三篇，據東漢人應劭說「其說以周書為本」，很象是通俗的周史演義。又有《百家》一百三十九卷，想是許多家小說的總集。小說接近民間文學，與上層文士不能相容，東漢末仲長（姓）統（名）主張「百家雜說，請用從火」，要把小說全部燒掉才快意，事實上小說確被上層文士消滅了。他們為什麼憎恨小說，不許它存在呢？《漢書·藝文志》說它是「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又引孔子說，「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小說既是說民間事，當然有不合統治階級意旨的地方，那就很自然地要遭到憎恨。簡短的結論 秦始皇開始統一的中國，到西漢朝才確實鞏固起來。 西漢朝的建立是秦末農民戰爭的後果。農民第一次發動戰爭便推翻秦朝，開後來大小數百次的農民起義的端緒，歷史意義非常重大。 劉邦是勝任的起義首領，他比陳勝、吳廣、項羽較多地代表農民階級的政治要求，因而得到農民的支持，終於擊敗強大的項羽軍，成為最後的成功者。 西漢前期實行無為政治，讓人民獲得六七十年的休養生息，這對於中央政權的鞏固是有決定作用的。朝廷因此得到人民的支持，消滅七個割據國，進一步鞏固了中央集權制。 在經濟繁榮與政治鞏固的基礎上，傑出的漢武帝推動西漢朝進入全盛時期。漢武帝統治的成就；政治方面，實現了高度的中央集權制；經濟方面，興修水利，推行了進步的農業技術，從豪強手裡收回了鹽鐵鑄錢三大利；軍事方面，打敗了北邊的強敵匈奴，開闢了通往西域的商路，疆域大大擴展了；文化方面，加強了上層建築的創造，有助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狀態的穩定。漢武帝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無疑是中國歷史上有特殊功勳的偉大人物。漢宣帝時匈奴入朝，邊境安寧，西漢達到了全盛的最高點。 西漢後期，社會經濟還在繼續發展，由於地主階級無限的兼併，迫使農民小工商大量破產，無法生活下去。土地高度集中與一部分貧民失身為奴隸，成為當時最危急的問題。腐朽了的西漢朝廷不可能解決這個問題，一個豪強集團的首領王莽試圖解決，當然他也是不可能的。最後爆發了農民大起義。 農民起義軍推翻了王莽政權，但不能建立起新的朝廷。南陽豪強集團首領劉秀利用農民軍打敗農民起義軍，恢復漢朝的統治。 據公元二年的記載，當時西漢有一千二百二十三萬餘戶、五千九百五十九萬餘人的巨大戶口，有東西九千三百零二里、南北一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的廣大疆域。距今二千年前，中國已經建立起這樣偉大的一個以漢族為主體的統一國家，此後的中國，依靠這個堅實的基礎繼續發展。這不僅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巨大成就，而且也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巨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