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五卷） · 第六章曹植、阮籍、陸機、陸雲
第一節曹植
「不自雕勵、任性而行」的性格
曹植（192—232），字子建，沛國譙（今安徽亳縣）人，曹操之子，累封為陳王，諡為「思」，世稱陳思王。
曹植出生於漢獻帝初平三年，正當漢末天下大亂之際，曾隨其父曹操轉徙於軍旅之中。所謂「生乎亂、長乎軍」，正概括了他幼時生活的特點。在這樣的生活環境中，他不僅親歷了頻繁的戰亂，而且接觸了廣闊的社會現實。這樣的生活基礎對他此後的思想和創作都具有重要的影響。
到了建安年間，曹操在軍事上和政治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當時的魏王府中網羅了許多文學之士，這對曹植的影響也是很大的。曹植在《與楊德祖書》中曾說：「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璉振藻于海隅，德璉發跡於此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曹操「設天網」羅致文學之士，有他的政治目的，但與此同時，也給文學的發達提供了條件。在這樣的文學環境中，曹植的才華便得到了哺育和發展。
曹植當年曾是才華山眾的貴公子，經歷過富貴豪華的生活：鬥雞走馬，宴飲多暇。其《鬥雞篇》有云：「游目極妙伎，清聽厭宮商。主人寂無為，眾賓進樂方，長筵坐戲客，鬥雞觀閒房。」《名都篇》有云：「鬥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我歸宴平樂，美酒斗十千。」李白《將進酒》所謂「陳王昔時宴平樂，斗酒十千恣歡謔。」也正指出了曹植此期生活的一個側面。但曹植為人畢竟又與一般的豪華公子有所不同。儘管他在一班文人政客的包圍之中，鬥雞走馬，但他並未完全沉溺在這樣的生活之中。他寫於此期的幾篇作品都頗有慷慨之氣，而不是耽於佚樂的奢靡之音。例如《贈丁儀》詩中有云：「朝雲不歸山，霖雨成川澤，黍稷委疇隴，農夫安所獲！在貴多忘賤，為恩誰能博？狐白足御冬，焉念無衣客！」《梁甫行》有云：「八方各異氣，千里殊風雨，劇哉邊誨民，寄身於草墅。妻子像禽獸，行止依林阻。柴門何蕭條，狐兔翔我宇。」這樣的作品，都是突破了富貴公子的生活、具有廣闊的社會內容的。他在《前錄·自序》中曾說：「余少而好賦，其所尚也，雅好慷慨。」賦固如此，詩亦如之。當然，「雅好慷慨」，乃是建安時期的一代文風，不獨曹植如此。《文心雕龍·明詩》有云：「暨建安之初，五言騰踴，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並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這就是說，「任氣」、「使才」，乃建安時期各家都有的特點，亦即時代的特徵。
但曹植的才華是比較突出的，他的文學造詣也是突出的。他在這時曾經頗為曹操鍾愛。《三國志·魏書》曹植本傳云：「年十歲余，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為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鄴銅雀台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台，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本傳又云：植為人「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飾，不尚華麗。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特見寵愛。」大概正是因此之故，曹操曾有立他為太子的打算，對他曾經寄以很高的希望。建安十六年，封他為平原侯，十七年，徙封為臨葘侯。曹操出征孫權，命他留守於鄴，曾經告誡他說：「吾昔為頓邱令，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於今。今汝年亦二十二矣，可不勉歟！」曹操這一番話是很不尋常的，其中似有讓他益加自勉，以便將來繼承王位的意思。
曹操是愛惜文才的，但作為統治者、政治家，他又是更加看中那符合政治需要的人品的。他雖然愛惜曹植的才華，但到後來卻發現了他的缺點，即曹植本傳說他又「任性而行，不自雕勵，飲酒不節」等等。如果作為一個詩人，這不能算是什麼缺點；但若作為王位的繼承人，這就很不符合政治需要。既有這樣的缺點，縱使沒有曹丕「以術相傾」，曹操也未必再考慮立他為太子了，何況史稱曹丕能夠「御之以術，矯情自飾」，致使「左右宮人並為之說」呢？曹操最後確立曹丕，而曹植終於失寵，這是勢有必至、理有必然的。曹植一生，頗有政治抱負，但缺乏政治頭腦。因此，當曹丕已經立為太子而自己失掉故寵之時，尚不覺悟，仍然「不自雕勵」。例如建安二十二年，他曾私自「乘車行弛道中，開司馬門出」。這是違反王法的「任性而行」。曹操因此大怒，下令有云：「始者謂子建，兒中最可定大事」，「自臨葘侯植私出，開司馬門至金門，令吾異目視此兒矣」。這就不僅認為曹植不能繼承王位，而且徹底改變了原來對他的看法。
曹操是個真正無情的政治家，為了政治的需要，不顧父子之情。他這時雖然沒有貶斥曹植，卻殺了曹植的一個親信人物楊修。曹植本傳云：「太祖既慮終始之變，以楊修頗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於是以罪誅修。植益內不自安。」殺掉楊修，等於除去曹植的一個智囊。曹植所受的震動不小。曹植這時可以說已經失去曹操的信任了，但本傳又載有建安二十四年曹仁為關羽所圍，曹操以植為南中郎將、行征虜將軍，派他去救曹仁一事。且謂曹操傳呼曹植，「有所敕戒」，而「植醉不能受命」，於是曹操「悔而罷之」云云。
這件事情如果屬實，大概恰可作為曹植「飲酒不節」的註腳。但裴注引《魏氏春秋》曰：「植將行，太子飲焉，逼而醉之。王召植，植不能受王命，故王怒也。」由此看來，曹植之醉，又非由於自己「飲酒不節」，而是中了曹丕之計。
《魏氏春秋》所載，當然也不是完全可據的。但由此卻可推知，所謂曹植「飲酒不節」者，亦未必全屬事實。曹植有《酒賦》一文，假借矯俗先生之言曰：「若耽於觴酌，流情縱逸，先王所禁，君子所斥。」丁晏據此申論云：「《酒賦》結朋正旨，垂戒至深，子建豈沉湎於酒者哉！」
如果不是沉湎於酒，而被曹丕「逼而醉之」，這就更可說明曹植政治上實在缺乏警惕，頭腦太不清醒。這樣的人，在政治鬥爭中，是註定要失敗的。「蒼蠅間白黑，讒巧令親疏」的遭遇曹植在政治上受到更大的挫折，是在曹丕繼承王位之後。
曹植本傳載：「文帝即王位，誅丁儀、丁廙，植與諸侯並就國。」這是繼曹操殺害楊修之後，曹丕進一步剪除曹植的親信黨羽。這對曹植是一次更沉重的打擊。面臨這樣的打擊，曹植實有不可明言之痛，他寫了一篇《野田黃雀行》寄寓自己的哀思。
曹丕繼承王位不久，於延康元年（220）十月，又迫使獻帝禪讓，自己取而代之，是為文帝。他這時身為帝王，對於曹植便實行了進一步的迫害。曹植本傳載：「黃初二年，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有司請治罪，帝以太后故，貶爵安鄉侯。」詔書有云：「植，朕之同母弟，朕於天下無所不容，而況植乎？骨肉之親，舍而不誅，其改封植。」這一年便改封曹植為鄄城侯。
曹植這時有《謝初封安鄉侯表》，其中有云：「臣抱罪即道，憂惶恐怖，不知刑罪當所限齊。陛下哀憫臣身，不聽有司所執，待之過厚，即日於延津受安鄉侯印綬。奉詔之日，且懼且悲。」從這樣的言辭看來，曹植此時的處境和心境已經和過去大不相同了。灌均承風希指，枉加之罪，他對此竟無所申辯，而誠惶誠恐，感恩稱謝。由此可知，曹植這個「任性而行」的人，到這時已經頗知戒懼了。
黃初三年（222），植又封為鄄城王，四年，徙封雍丘王。其年朝京師。
曹植這時又有《封鄄城王謝表》，繼續表示認罪，說自己「狂悖發露，始干天憲，自分放棄，抱罪終身」，「不悟聖恩，爵以非望，枯木生葉，白骨更肉，非臣罪戾，所當宜蒙」。「奉詔之日，悲喜參至。」曹植本來無罪，而竟如此認罪，則當時刑憲之嚴酷，曹植處境之險惡，也就可想而知。
黃初四年，曹植曾與諸侯王被召同朝京師，會節氣。這時他又上有《責躬》詩，繼續檢討罪過。其上表有云：「臣自抱釁歸藩，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晝分而食，夜分而寢。」謂「天網不可重罹，聖恩難可再恃。」稱曹丕「德象天地，恩隆父母。」於是「不勝犬馬戀主之情」，拜表獻詩。辭之悽惋，無以復加了。史稱「帝嘉其辭義，優詔答勉之。」
大概正是由於如此恭遜，終於曹丕在位之年，曹植竟得苟全了性命。
但在這期間，曹植雖得苟全性命，內心卻是十分痛苦的。特別是當諸侯王朝京師而後歸藩之際，曹章暴卒，死於非命；而曹植與曹彪同路東歸，又遭到有司干預，這使他氣憤填膺，形於文字。《贈白馬王彪》一詩便抒發了難以掩抑的情感。此詩有序云：「黃初四年五月，白馬王、任城王與余俱朝京師，會節氣，到洛陽，任城王薨；至七月，與白馬王還國，後有司以二王歸藩，道路宜異宿止，意每恨之。蓋以大別在數日，是用自剖，與王辭焉，憤而成篇。」此詩對於任城王之死別、白馬王之生離，表示了極大的怨忿。詩中有云：「鴟梟鳴衡杌，豺狼當路衢，蒼蠅間白黑，讒巧令親疏。」這裡對於有司進行了憤怒的指斥，但對於那最高統治者曹丕似仍有所保留，「讒巧令親疏」，說得相當含蓄。
在這期間，曹植還寫了一篇《洛神賦》。這是寫得更加含蓄深婉的作品。此賦有序云：「黃初三年，余朝京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洛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對楚王說神女之事，遂作斯賦。」丁晏據此申論云：「序明雲擬宋玉神女為賦，寄心君王，托之宓妃，《洛神》猶屈宋之志也。而俗說乃誣為感甄，豈不謬哉！」現在看來，曹植在黃初年間自洛還國，心緒極惡，確有屈原放逐之悲，其賦《洛神》，亦實有《離騷》托之宓妃佚女之意。世傳感甄為賦，恐非其實。丁晏申論，似有道理。不僅《洛神》如此，曹植另外幾個賦篇無不如此。例如《九愁賦》云：「恨時王之謬聽，受奸枉之虛辭，揚天威以臨下，忽放臣而不疑。」「俗參差而不齊，豈毀譽之可同，競昏瞀以營私，害予身之奉公。」《九詠》云：「民生期於必死，何自苦以終身，寧作清水之沉泥，不為濁路之飛塵。」《蟬賦》云：「實澹泊而寡慾兮，獨怡樂而長吟。聲皦皦而彌厲兮，似貞士之介心。」《鸚鵡賦》云：「豈余身之足惜，憐眾雛之未飛。」《離繳雁賦》云：「憐孤雁之偏特兮，情惆焉而內傷。」如此等等，都是騷人之遺。只是《洛神》一賦，寫得幽而不露，難於索解；加以行文婉而多姿，正如《前錄·自序》所說的「摛藻也如春葩」。於是說詩者遂不免以辭害意，坐實以感甄一事。其實，只要細吟篇末所云「雖潛處於太陰，長寄心於君王」諸語，仍是不難索解的。
「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的幻想黃初七年，文帝曹丕死，曹睿繼位，是為明帝。改元太和。太和元年，曹植徙封浚儀；二年，復還雍丘。
曹睿雖然仍舊推行曹丕對待諸侯王的既定政策，但多少有些緩和。其對待曹植，也有一些寬大的姿態。有一件事可以說明問題，即《明帝紀》裴注引《魏略》說曹睿親征之時，京師訛言，有雲帝已崩、從駕群臣迎立雍丘王云云，而曹睿對此，竟不加究問。若在曹丕，對於此事，是必追查的。倘一追查，則曹植當為禍首，恐是不能或免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曹植的處境相當危險。雖然曹睿暫不究問，卻也難免把他看作危險之源。為曹植計，他在這時應該更加收斂，盡力韜晦，以自保全。但曹植實在缺乏政治頭腦，就在這樣的時刻，他卻上了一篇《求自試表》。表中大講「古之受爵祿者」，「皆以功勳濟國，輔世惠民」，而自己卻「無德可述，無功可紀」。因此，希望得到一個軍職，以便效忠疆場，為國立功。他說：竊不自量，志在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若東屬大司馬，統偏師之任，必乘危蹈險，騁舟奮驪，突刃觸鋒，為士卒先。..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掛史筆，事列朝榮。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闕，猶生之年也。如微才弗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固圈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
這樣的言辭是相當激切、這樣的感情也是相當誠摯的。曹植在這裡表白的建功立業之心，本來可能遭到曹睿的疑忌，但也許因為他是發於至誠，毫無虛飾，所以此表上後，曹睿對他依舊優容。太和三年，他又得徙封東阿。在這期間，曹植的處境比前時有所改善，他的心情也有些好轉。雖然不再「任性而行」，但說話卻比較隨便了。太和五年，在《求通親親表》中，曹植繼續請求任用，為國建功。話說得更加激切。他甚至說：臣伏自惟省，豈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為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
這話是說得不錯的，像他這樣的人材，如果身為異姓，確實可被重用；但正是因為不是「異姓」，所以才不能「拔授」。此中道理，曹植似乎並不真懂。嚴防同姓篡權，這是曹魏政權片面地接受了前朝的經驗教訓而定的決策。在歷代的統治者中，這樣的片面性都是不可避免的。曹植徒見其然而未識其所以然，所以如此絮絮多言。
《陳審舉表》也是曹植此時寫的一篇重要的文章，其中有這樣的話：臣生乎亂，長乎軍，又數承教於武皇帝，伏見行師用兵之要，不必取孫吳而與之合，竊窺之於心。常願得一奉朝覲，排金門，蹈玉陛，列有職之臣，賜須臾之間，使臣得一散所懷，攄舒蘊積，死不恨矣。
這一段話說得更加隨便了。作為諸侯王，最好是飽食終日，無所事事，才使在上者放心。而曹植竟說自己熟知兵法，「行師用兵之要」，能與孫吳
合。不但不自韜晦，反而露才揚己。這正是他以前曾說的「道家之明忌」，他這時竟明知而犯之。
但曹植這時如此放言無忌，居然未遭殺身之禍，這不能不說曹睿為人確比曹丕溫厚，對於諸侯王的政策也確實比較溫和。
在這篇《陳審舉表》中還有一段文字值得注意：夫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矣。故謀能移主，威能懾下，豪右執政，不在親戚。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惟陛下察之。苟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欲國之安、祈家之貴、存共其榮、沒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站在「公族」的立場，曹植這話是說得中肯的。從當時曹魏政權面臨的局勢看，這話也是說得適時的。曹植在宮廷的政治鬥爭中雖然缺乏政治頭腦；而對於「豪右執政」，對於異姓「當權」，卻很有政治眼光。沒過幾年，曹魏政權即為異姓所代，他的這一番話可以說是不幸而言中了。
但可惜的是，曹睿當時對於這一番話似乎並未重視，只是「優文答報」
而已。
與此同時，曹植還曾要求「別見獨談，論及時政，幸冀試用」，而「終不能得」。於是「悵然絕望」，懷憂而死。
「以翰墨為勳績、辭賦為君子」的命運曹植一生所志，本來是要「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而不「以翰墨為勳績、辭賦為君子」的。但現在看來，他的勳績，卻仍在翰墨、辭賦之中。當漢魏之際，他是個才華特出的作者，詩賦雜文都達到了當代的最高成就，對後代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作為一個貴公子，達到這樣高的文學造詣，是不容易的。這不僅因為天賦的才華，也不僅因為「生乎亂、長乎軍」的生活經歷，更重要的是因為處在名為王侯、實為囚虜的地位。只因有了逐臣的遭遇，才寫出了騷體的篇章。丁晏譽為「古今詩人之冠，靈均以後一人而已」，雖然不免溢美，但從騷人創作的傳統看來，曹植和屈原的處境確有某些相似，曹植的詩賦雜文也確有屈原作品的某些特點。司馬遷說：「屈原放逐，乃賦《離騷》」，曹植也是遭到譴黜，才寫出了「憤而成篇」的作品的。
曹植卒後，景初中有詔稱他「自少至終，篇籍不離於手」。乃令「撰錄植前後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副藏內外。」宋人輯有《曹子建集》，今有傳本。
第二節阮籍
生平與著作
阮籍（210—263），字嗣宗，陳留尉氏（今河南尉氏）人，其父阮瑀是建安七子之一，曾為曹操的丞相掾。阮家與曹氏的關係較深，對阮籍的政治立場有很深的影響。
阮籍的傳記，在《晉書》當中，但在晉朝建立前夕，他已逝世，他始終只是魏人。他和嵇康都是魏晉之際的人物。
阮籍的生平，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時期。
一是從建安十五年到景初三年（210—239），為青少年時代。阮籍三歲喪父，由其母撫養成人。其兄阮熙，官至武都太守。竹林七賢之一的阮咸（字仲容），即阮熙之子①。族兄阮武，官至清河太守。阮武的父親阮諶，官至侍中②。顯然，由於阮瑀的早卒，他這一支家境中落。但諸阮仍聚居在一起。《世說·任誕》云：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皆紗羅錦綺。仲容以竿掛大布犢鼻褌於中庭，人或怪之。
北阮富而南阮貧的情況，在阮籍少年時代恐怕更要突出，伏義給阮籍的信說：「行己無立德之身，報門無慕業之客。」「貧無方丈之餚，室無傾城之色。」大體上與《世說》的記載相符。但是年輕的阮籍，卻接受了傳統的教育。「博覽群籍，尤好莊老」，「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①。儒家思想對他有很大影響，他夢想建功立業，一試身手。這時與阮籍有關係的人是他叔父阮熙和王昶。他的文學家、思想家、音樂家的修養，在此時已經基本上成型。「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痴，惟族兄文業每嘆異之，以為勝己。」魏晉的名士風流，在阮籍身上表現比較突出。二是從正始元年到九年（240—248），為第二階段。竹林諸人的聚會大約就在這個時候。何晏、王弼之流，在洛陽大暢玄風，竹林七賢在野與之互相呼應，形成一代思潮。但這時發表的文章還很少涉及政治。阮籍應太尉蔣濟之辟，後謝病歸。復為尚書郎，少時又以病免。曹爽輔政，召為參軍，又以疾辭。嵇康尚曹魏亭主，出仕中散大夫，都是此時之事。這個階段，竹林諸人正是時代的驕子，文化界的先導。《文心雕龍·才略篇》云：「嵇康師心以遣論，阮籍使氣以命詩，殊聲而合響，異翮而同飛。」就特別指出嵇康的論和阮籍的詩作為代表。王導渡江以後，「止道聲無哀樂、養生、言盡意，三理而已」（見《世說新語·文學篇》），其中的《聲無哀樂論》、《養生論》，都是嵇康的作品。而阮籍的《詠懷詩》，在當時也是膾炙人口的名篇。三是從嘉平元年到景元四年（249—263），此為竹林七賢分化瓦解的階段。從嘉平元年正月高平陵事件以來，司馬氏營立家門，盡殺曹爽、何晏等敵對分子，夷其家。至此，竹林之遊已經結束。阮籍和司馬氏的關係，是十分微妙的，司馬懿為太傅，阮籍為其從事中郎，司馬師為大司馬，阮籍為其①見《晉書》卷四九《阮籍傳》附《阮咸傳》。
②《世說新語·賞譽篇》注引杜篤《新書》云：「阮武字文業，陳留尉氏人。父諶，侍中。武，闊達博通，淵雅之士。」《陳留志》云：「魏末清河太守。..著書十八篇，謂之《阮子》」。①見《晉書》卷四九《阮籍傳》。以下引用此傳，不再註明出處。
從事中郎，司馬昭輔政，阮籍又為其從事中郎。中間一度出為東平相，後來又為步兵校尉。「但雖去佐職，恆游府內，朝宴必與。」他與司馬氏的關係始終是同床異夢、貌合神離，而山濤、王戎之流已經打入司馬氏集團的核心。嵇康被殺之後，向秀應計入洛，阮籍也被迫寫了勸進表。這時已經到司馬氏代魏的前夕了。阮籍卒於景元四年（263）冬，時年五十四。這是嵇康死後的第二年，司馬炎即位的前二年，《大人先生傳》和《詠懷詩》的大部分，都是這一時期的作品。
阮籍是魏晉文士中放達派的代表，行為有些怪僻。服葬時居然飲酒食肉，又「能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痛哭而反。」所有這一切，都使人捉摸不透，對他作出錯誤的判斷。當時人根據其瘋瘋癲癲的行為稱之為「痴」，而禮法之士責備他不遵守名教，但這都是皮相之談。他的這些行徑，只是他自己製造的煙幕或保護色。它是現象而不是本質。有一次，阮籍登廣武（今河南滎陽）觀楚漢戰處，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又登武牢山（即虎牢山，今河南滎陽），望京邑而嘆，因賦豪傑詩。這倒流露出他對當時統治者的由衷的輕蔑。司馬氏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功業」，只是通過宮廷政變，殘酷地屠殺異己，竊取了政權。石勒就曾說過：「大丈夫行事當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他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①阮籍的用意大約和石勒差不多，只是沒有說出具體姓名而已。李白以為阮籍用豎子譏誚劉邦、項羽，卻沒有說對②。
阮籍也不是沒有才幹。他一度為東平相，小試牛刀。旬日之間，「壞府舍屏障，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這一段短短的經歷，可以看出他有著大刀闊斧的改革精神，不是無所作為。《晉書本傳》云：「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這卻是實錄。他一醉六十日，逃避了司馬昭為其子司馬炎（晉武帝）的求婚；鍾會多次問以時事，企圖通過他的表態，以便羅織罪名，皆以酣醉獲免。這兩個事例，說明了酒在阮籍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阮籍的著作，《隋書·經籍志》載《魏步兵校尉阮籍集》十卷，原註：梁十三卷，錄一卷。兩唐書經籍志《阮籍集》均作五卷。《唐日本國見在書目》：《阮嗣宗集》五卷。又《阮步兵集》十卷。故唐代實有五卷、十卷兩種本子。宋代書目多為十卷本。但《直齋書錄解題》別集類有《阮步兵集》十卷，詩集類又有《阮步兵集》四卷。與隋唐時期實無多大懸殊。明代諸刻有黃省曾十卷本，張溥一卷本，其內容大致相同。惟錢曾所見朱子儋本多出四言《詠懷》十三首。丁福保歷訪海上藏書家，都無朱子儋本，其所輯《全三國詩》中所存四言詩僅有三首，與通行本無何出入。黃節為《詠懷詩》作注，始從明潘璁本檢出四言《詠懷詩》十三首，其一至三與丁書相同，其四至十三則丁氏所未見者。黃氏據以入錄，並為之作注，始得重見於世。其所據之潘璁本，據云乃明崇禎間所翻嘉靖刻本，前有嘉靖癸卯陳德文序及崇禎丁丑潘璁序，分上下兩卷①。黃氏卒後，此書亦不知下落。後來逯欽立同志重①見《晉書》卷一○五《石勒載記》下。
②見《登廣武古戰場懷古》，載《李白集校注》卷二十一。有「撥亂屬豪聖，俗儒安可通，沈湎呼豎子，狂言非至今，撫掌黃河曲，嗤嗤阮嗣宗」等語。
①見《阮步兵詠懷詩注》，第99頁。據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
輯魏詩，即據黃氏所校潘本過錄②。黃氏書成於一九二○年，逯氏書成於一九六四年，前後不到半個世紀，古籍仍在不斷銷亡，這一點也很令人吃驚。玄學魏晉玄學是道家思想的新的流派。先秦道家的老子標榜小國寡民、清靜無為，到了戰國中葉，發展為莊子的相對主義，發生很大變化。戰國末年以迄漢初吸收了法家思想的某些因素，演進而為黃老刑名。所謂黃老思想實以老子為主，莊子的影響並不顯著。武帝以後儒家思想占據壟斷地位，儒家為體、法家為用的新儒學風靡一時。黃老思想一度消沉。東漢中葉以後，道家思想與神仙思想相結合，改頭換面，成為道教的一個淵源。黨人鬥爭失敗以後黃巾大起義風起雲湧，儒家思想喪失了過去的權威，思想界出現了新局面。儒家、道家重新組合，形成了新道家，即魏晉玄學。這個新道家，以道家思想改造儒家，以「三玄」（即《周易》、《老子》、《莊子》）代替五經，以客觀唯心論或樸素唯物論代替漢代的宗教神學。和漢代的天人感應論、目的論相比，它有清醒和夢囈之別。這種思想的萌芽，應該從仲長統說起。「叛散五經，滅棄風雅」的呼聲①，標識著時代思潮的轉變。
阮籍對於《老子》、《莊子》、《周易》，都下過工夫，他的《通老論》、《達莊論》、《通易論》，就是這方面的著作，可惜篇幅斷爛，不能反映他的全部思想的內容。能夠指出的是，他具有唯物主義的天道觀，並且具有溝通儒道的傾向。他對於自然界的解釋：天地生於自然，萬物生於天地。自然者無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內，故萬物生焉。（《達莊論》）
他是用《易傳》的思想，修正了老子的客觀唯心論。他關於道的解釋：道者，法自然而為化，侯王能守之，萬物能自化。《易》謂之太極，《春秋》謂之元，《老子》謂之道。
（《通老論》）肯定了道法自然。自然（物質）是第一義的，道（規律）是第二義的。有了自然世界，然後才有精神的存在。他擺正了物質與精神的關係，說的非常清楚。他把太極、元、道，並列起來，有意識溝通儒道之郵，但三者並不完全一樣。道是出於自然的，而太極是自然的同義語，道和太極之間，怎麼能畫等號呢？這是阮籍的一個漏洞。
關於人和自然的關係，阮籍認為人的形體和精神，都是自然的產物。他把人的精神分作性（天性）、情（欲望）、神（思想意識）三種。以為：人生天地之間，體自然之形。身者陰陽之精氣也，性者五行之正性也，情者遊魂之變欲也，神者天地之所以馭者也。（《達莊論》）
他在這裡，談到了人與自然的關係，也談到精神與物質的關係。有了自然界然後才有人，有了人然後才有各種精神狀態。他不但用《易傳》充實道家的唯物論，而且也用儒家關於性情的說法，補充道家之不足。這種作法的企圖是好的。但是，自然、精氣的道家用語，陰陽、五行、遊魂之變的儒家用語，錯雜使用，有意捏合而不能泯為一體。這是他的缺點。
雖然如此，他已經擺脫了漢代思想家的束縛，他在莊子的影響下，鼓吹②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上冊，第493頁。
①引自《後漢書》有關王充、王符、仲長統列傳。
天地萬物為一體的思想。他說：天地合其德，日月順其光，自然一體，則萬物理其事。（《達莊論》）
這種說法，援用儒家的詞句，用莊子變換了它的思想。在下面的幾句話中，情況更為明顯。
男女同位，山澤通氣，雷風不相射，水火不相薄。重陰需電，非異出也，天地日月，非殊物也。（《達莊論》）
男女同位四句，阮籍引用《周易說卦傳》而稍加變通。原文作「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高亨云：不字疑衍）相射」。意謂天地、山澤、雷風、水火每一對彼此矛盾對立。而阮籍則把本來有差別的東西，說成沒有差別，把本來性質相反的東西，說它們可以相通。這是用莊子的相對主義觀點來解釋《周易》，與《周易》的原意自然不能相合，但是它不僅直接繼紹《齊物》、《秋水》的心傳，而且間接也和惠施「萬物畢同畢異」的說法遙相呼應。
阮籍的思想不夠深刻，也不夠成熟，但在魏晉之際，這種思想還有一定進步意義。因為他不談天人相應，不談受命之符，不談天生聖人，和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說劃清了界限；同是談論《周易》，他不僅絕口不談卦氣（孟喜）、爻辰（鄭玄）、升降（荀爽）、旁通（虞翻）等等，和漢易分道揚鑣，而且也和王弼不同。王弼說：「聖人體無」①，對《周易》作了唯心論的解釋，而阮籍則以為「天地易之主也，萬物易之心也」（見《通易論》），對《周易》作了唯物論的解釋。
在政治思想上，阮籍同情人民，強烈譴責統治階級的強取豪奪，反對君主專制。他認為名教、禮法都是壓迫人民的工具。這種思想是相當深刻的，有一定的革命性。
他不僅不承認有什麼聖君賢相，而且把他們都看成壞蛋。他譴責他們兩面派的行徑，「假廉以生貪，內險而外仁。」（《大人先生傳》）廉潔、仁慈是外表，貪婪、險毒是實際。他們「欺愚誑拙，藏智自神」，以至出現弱肉強食的局面。他們真正有了地位之後，就不遺餘力地剝削人民。「竭天地萬物之至，以奉聲色無窮之欲。」「強者睽眠而凌暴，弱者憔悴而事人。」（同上）從思想淵源來看，這是仲長統思想的進一步發展，但阮籍的說法，比仲長統深刻得多。
他深知賞罰的作用及其實質，也深知賞罰的局限性。他說：懼民之知其然，故重賞以喜之，嚴刑以威之。財匱而賞不供，刑盡而罰不行，乃始有亡國、戮君、潰散之禍。（同上）
他的這種說法宣布了法家思想的破產。他舉出秦國為例說：秦破六國併兼其地，夷滅諸侯，南面稱帝。姱盛色，崇靡麗，鑿南山以為闕，表東海以為門，萬世而不絕，圖無窮而永存。美宮室而盛帷帟，擊鐘鼓而揚其章，廣苑囿而深池沼，興渭北而建咸陽，■木曾未及成林，而荊棘已藂於阿房。時代存而迭處，故先得而後亡，山東之徒虜遂起而王天下。（《達莊論》）
秦漢以來的幾度興亡，給阮籍以深刻地教育，魏晉易代中的篡弒屠殺，更使其有切膚之痛，他從階級國家的形成當中，發現社會動亂的病根在於君主專制。他指出：蓋君立而虐興，臣設而賊生，坐制禮法，束縛下民。（《大人先生傳》）①《三國志》卷二八《鍾會傳》注引《王弼傳》。
他用階級、法律來概括國家機器，已經基本上掌握其壓迫剝削的實質。
仲長統對於社會發展的歸趨，持一種懷疑的態度，而阮籍則不然，他認為只要取消君主，就可以萬事大吉。他說：蓋無君而庶民定，無臣而萬事理。保身修性，不違其紀，惟茲若然，故能長久。（同上）
這種沒有君臣，沒有階級，沒有人剝削人的社會，實在就是遠古的原始公社。阮籍以後，鮑敬言又發揮這種無君論，陶淵明也嚮往「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的烏托邦。①這種思想固然是對原始公社的憧憬，也與當時的塢壁經濟有關，不能說他完全出於空想。
由於同情人民，阮籍也非常憎惡統治階級的走狗。他在《大人先生傳》中，採取大人先生和「君子」對話的形式，對他們進行無情的鞭撻，把他們的宦海浮沉，比作虱處褌中。其略曰：世之所謂君子，惟法是修，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為目前檢，言欲為無窮則。少稱鄉黨，長聞鄰國。上欲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群虱之處褌中，逃乎深縫，匿乎壞絮。炎邱火流，焦邑滅都。群虱處於褌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何異乎虱之處褌中乎！（據《晉書》本傳）他對於這些「君子」的攻擊，應該和他的無君論結合起來看。
表現在社會思想上，阮籍的一些行動也開風氣之先。他有意識地反對男女授受不親，提倡男女社交公開。把母親和父親放到同等地位，都有提高女權的味道。但是他關於這方面的言論卻很少保存下來。
文學成就阮籍的文學成就，主要是《詠懷詩》八十二首。這是他的不朽之作。它擺脫了漢代樂府和古詩中描寫遊子思婦的老調，也迥異於建安以來「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的新風①，使人耳目為之一新。其所描寫的內容是時世的艱辛，朋輩的不幸，宵小的猖狂，個人的坎坷，憤世、嫉俗、憂生、懼禍的心情，完全出之於詩，因而值得重視。屈原不過是懼讒畏譏，庾信不過是因絕望而悲歌，老實說他們都不存在生命危險，而阮籍「以其無可奈何之境，萬不得已之情，托之《詠懷》，皆屬有為而言，絕無游枝之語」②。其處境比他們格外艱苦，這些詩的創作絕非容易，保存下來尤其困難。它是曹、馬政權交替之際倖存者的呼聲，從這個意義來說，它是魏晉之際歷史的一面鏡子。自從它問世以來，文藝批評家對它極力推崇，除了已引劉勰的話以外，鍾嶸也說：「詠懷之作，可以陶性靈，發幽思，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會於風雅。」①對它作了很高的評價。但對阮籍的苦心孤詣，並沒有完全揭發出來。鍾嶸以為「厥旨淵放，歸趣難求」②。李善以為「嗣宗身仕亂朝，恐罹謗過，因茲發詠，每有憶生之嗟，雖志在刺譏，而文多隱避，百①引自陶淵明《桃花源詩》。
①《文心雕龍·明詩篇》。
②見程千帆《古詩考索》第283頁。
①《詩品》上。
②《詩品》上。
世下難以情測。」③他們的話都不錯，經過清代何焯、陳沆諸人的不斷鑽研，大體上已能讀懂。讀了這些作品之後，可以對魏晉的時世增加新的認識。《詠懷詩》是政治詩，其中對於改朝換代的描寫，俯拾皆是。如：「歡娛未終極，白日忽蹉跎。」（其五）「朝陽不再盛，白日忽西幽。」（其三十二）「懸車在西南，羲和將欲傾。」（其十八）「適逢高風起，羽翼自摧藏。」（其七十九）。所謂白日、羲和都泛指曹魏政權，所謂高風泛指敵對勢力。古來多用太陽以喻君主。這些辭句表示曹魏政權已經日薄西山瀕於滅亡的境地，用意非常明白。「歡娛未終極、羽翼自摧藏」，則是其個人的遭遇。
其實，曹魏後期的政治大事，如高平陵事件、齊王芳的被廢、高貴鄉公的被殺等等，在詩中都有所反映，作者的描述也是有傾向性的。如：三楚多秀士，朝雲進荒淫，朱華振芬芳，高秀相追尋。一為黃鳥哀，涕下誰能禁。（其十一）
按：此詩以楚國的往事比喻曹魏的行將滅亡。究其實旨，它是針對高平陵事件而發。何焯以為「此篇以襄王比明帝，以蔡靈侯比曹爽..朱華句謂私取先帝才人為伎樂，高蔡句謂兄弟數出遊也。」何說大體妥當。曹爽的黨羽何晏是南陽宛人、鄧颺是南陽新野人。相當於三楚的秀士。他們雖對司馬氏實行奪權，而未能加意防範，卒招致高平陵事件的爆發，司馬氏把他們一網打盡。《戰國策·楚策》楚辛諫楚頃襄王舉黃鳥為喻，由黃鳥談到蔡聖侯。他說：「黃鳥其小者也，蔡聖侯因是已。南遊高陂，北陵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視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受命於宣王，系己以朱絲而見之也。」這一篇作品，可以說是悼念何晏的詩。「一為黃鳥哀，涕下誰能禁」，流露出作者對諸人的感情。有人把這首詩加到齊王芳身上是錯誤的。四言《詠懷》有云：「三後臨朝，二八登庸，升我俊髦，黜彼頑凶。」三後當然是指文帝、明帝和齊王，頑凶大約是指曹爽諸人。立意與此篇矛盾，應是故意錯亂其辭，用以逃避文網。又如：徘徊蓬池上，還顧望大梁，綠水揚洪波，曠野莽茫茫。走獸交橫馳，飛鳥相隨翔，是時鶉火中，日月正相望。朔風厲嚴寒，陰氣下微霜，羈旅無儔匹，俛仰懷哀傷。小人計其功，君子道其常。豈惜終憔悴，詠言著斯章。（其十六）
按：此詩據何焯所考是指司馬師廢齊王芳立高貴鄉公髦之事。廢幼帝為齊王，事在九月甲戌（十九日），立高貴鄉公在十月庚寅（初六日）。這種廢立大事恰在九月、十月之交，相當於鶉火中。而司馬師的決策廢立，稍前於此，正在日月相望（十五日）之時。何義門的考訂大體可信。作者對此無能為力，卻也並不甘心。他用不惜憔悴的語言，表示他的抗議。又如：王子十五年，遊行洛水濱，朱顏茂春華，辯惠懷清真。焉見浮丘公，舉手謝時人！輕盪易恍惚，飄颻棄其身。飛飛鳴且翔，揮翼且酸辛。（其六十五）
按：此詩用王子晉早夭的故事，刻畫高貴鄉公的遇害。史稱高貴鄉公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率領殿中宿衛諸人，要和司馬昭決一死戰，司馬昭的黨羽賈充迎戰於南闕下，帝自用劍，眾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司馬公畜養汝等，正為今日。」於是成濟即抽戈前刺帝，殞於車下。當時高貴鄉公只有二十歲。《三國志·魏志·三少帝紀》③《文選》卷二三《詠懷詩》注。
云：「高貴鄉公才慧夙成，好問尚辭，然輕燥忿肆，自蹈大禍。」把曹髦的被害，歸咎於他的輕舉妄動，這正是陳壽的曲筆。但這種記載與詩中的輕盪、棄身恰相照應。當時司馬氏篡奪之勢已成，正在易代前夕，阮籍用酸辛二字表示他的哀悼。
根據以上的討論，我們不妨認為「駕言發魏都」、「昔余游大梁」兩首，都是與評魏明帝有關的詩篇。
駕言發魏都，南向望吹台，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戰士食糟糠，賢者處蒿萊，歌舞曲未終，秦兵已復來。夾林非吾有，朱宮生塵埃。軍敗華陽下，身竟為土灰。（其三十一）
魏都、梁王，都是借古諷今，「戰士食糟糠，賢者處蒿萊」，則是曹魏的現實。
昔余游大梁，登於黃華顛，共工宅玄冥，高台造青天。幽荒邈悠悠，悽愴懷所憐，所憐者誰子，明察應自然。應龍沉冀州，妖女不得眠，肆侈陵世俗，豈雲永厥年。（其二十九）
按：大梁明指魏都，而第二句的黃華，為山名。《水經·洹水注》云：「洹水出上黨泫氏縣，東過隆慮縣（今河南林縣）北，又東北出山徑鄴縣南。」又云：「（隆慮）縣有黃華水，出於神囷之山黃華谷北崖上，山高十七里。水出木門帶，帶即山之第三級也。」所以詩中的黃華，實際上離大梁（今河南開封市）頗遠，而為鄴都（今河北臨漳）附近的山。詩中的高台，不是神話中共工之台，而應如黃節所指鄴中的三台。肆侈兩句是對魏明帝曹叡的批評。他肆意揮霍，大興土木，死時只有三十六歲。《魏略》和《三國志》對其沉湎酒色、輕用民力，有許多記錄。如築總章觀高十餘丈，又於芳林園起陂池，修土山，公卿群僚皆往負土，宮中自貴人以下至尚保，及給掖庭灑掃、習伎歌者，各有千數。又錄奪已經出嫁的士家（即軍戶）之女，配嫁無妻的軍士。規定其夫家可以生口自贖，又選其有姿色者入宮。當時臣僚楊阜、高堂隆等上書切諫，他一律不聽。這些事實，就是《詠懷詩》寫作的背景。阮籍的《詠懷詩》中，愛憎是比較分明的。他有的懷念，有的羨慕，有的憐憫，有的譴責，決不含混。
關於懷念之例，或泛稱所思（如：「開軒臨四野，登高望所思。」見其十五），或泛稱親友（如：「徬徨思親友，倏忽復至冥。」見其三十六），或泛稱佳人（如：「出門望佳人，佳人豈在茲。」見其八十），或稱故時人（如：「臨觴多哀楚，思我故時人。」見其三十四）或稱客與賓，茲舉此首為例。
平晝整衣冠，思見客與賓，賓客者誰子，倏忽若飛塵。裳衣佩雲氣，言語究靈神，須臾相背棄，何時見斯人？
從上面的例子來看，阮籍所懷念的，是其親友、故人。結合他的交遊來看，並不難得出答案。只是當其寫作當時，有的人已經不在了（如嵇康），有的人已經轉變了（如山濤）。和他志趣相投的人，永遠沒有了。「臨川羨洪波，同始異支流，」（其七十七），阮籍在這裡便流露出索漠孤獨之感。關於羨慕的例子，也有很多。阮籍所羨慕的是安貧樂道的上世士，是不以生死異其操守的窮達士，是慷慨捐生的壯士。關於第一類，例證較多，這裡姑且不談。關於第二類，如：登高臨四野，北望青山阿。松柏翳岡岑，飛鳥鳴相過。感慨懷辛酸，怨毒常苦多。李公悲東門，蘇子狹三河。求仁自得仁，豈復嘆咨嗟。（其十三）
這首詩是就李斯、蘇秦和伯夷、叔齊之死，發表議論。李斯被殺時，思為布衣而不可得，想到牽黃犬出上蔡東門的往事。蘇秦佩六國相印，卒受車裂之刑。而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餓死於首陽山。對於三人之死，究竟應該如何評價？清人何義門以為「此言人皆有死，若苛求富貴者，其卒亦貽五刑車裂之悔，何如求仁得仁，若夷齊者為得其所乎！」何義門的解釋本來不錯，但阮籍的用意，還在於「不食周粟」上，這一點何義門未及指出。如果看這一首還不清楚，請再看一首：懸車在西南，羲和將欲傾。流光耀四海，忽忽至西冥。朝為咸池暉，濛汜受其榮，豈知窮達士，一死不再生。視彼桃李花，誰能久熒熒。君子在何許，嘆息未合併。贍仰景山松，可以慰吾情。（其十八）
詩中歌頌的對象，是所謂窮達士。措辭很不平常。王闓運說：「窮達字並用始妙。達固不久，窮亦何失。」王氏是就文學上的修辭立論的。如果從當時的政治鬥爭的角度來看，這裡的窮達士，應該指的是效忠曹氏的人。篇末還把他們比做景山松，用來和桃李花互相對照。
壯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驅車遠行役，受命念自忘，良弓挾鳥號，明甲有精光，臨難不顧生，身死魂飛揚，豈為全軀士，效命爭戰場。忠為百世榮，義使令名彰，垂聲謝後世，氣節固有常。（其三十九）
讀了這首詩，很容易聯想曹植的《白馬篇》。從題材和內容來看，二者確有些類似。但時代不同了，它們的針對性毫無相同之處。曹植所能想到的敵人不過吳蜀，而阮籍的假想敵只能是司馬氏。他所歌頌的只能是毋丘儉、諸葛誕等人。阮籍認為只有這樣才算窮達不易其操，才算求仁得仁。
關於憐憫的例子，無過於湛湛長江水一首，上面已經談過，茲不多贅。
關於譴責的例子，卻特別多。這裡有：顛倒黑白的工言子，惟利是圖的佞邪子，趨炎附勢的當路子，為虎作倀的繽紛子，故作姿態的洪生。在不同程度上，都可以劃歸司馬氏集團。
阮籍認為最危險的人物就是工言子：拔劍臨白刃，安能相中傷。但畏工言子，稱我三江旁。（其二十五）
這些話是針對司馬氏的走狗鍾會等人說的，不但嵇康之死是由於鍾會的告密，而且阮籍本人也多次遭到鍾會的盤算，只是由於他守口如瓶，才沒有蹈嵇康的覆轍。
他譴責佞邪子：婉孌佞邪子，隨利來相欺。孤恩損惠施，但為讒夫嗤。（其三十六）
他們唯利是圖，見利忘義，也就談不到什么正義與否的問題。
他譴責當路子：如何當路子，磬折忘所歸。豈為夸譽名，憔悴使心悲。（其八）
當路子是隨波逐流，忘乎所以的人。
他譴責繽紛子：豈效繽紛子，良馬騁輕輿。朝生衢路旁，夕瘞橫術隅，歡笑不終宴，俛仰還欷歔。（其五十九）
繽紛子是當權派的忠實走狗，幫助其主子作盡壞事，後來又被主子一腳踢開。成濟刺殺高貴鄉公，後來不也是夷三族了麼？
所謂洪生，相當於禮法之士。除了《大人先生傳》之外，《詠懷詩》中也有他們的影子。
洪生資制度，被服正有常。尊卑設次序，事物齊紀綱。容飾整顏色，磬折執圭璋。堂上置玄酒，室中盛稻粱，外厲貞素談，戶內滅芬芳。放口從衷出，復說道義方。委曲周旋儀，姿態愁我腸。（其六十七）
這些洪生者流，在禮法的幌子下，規行矩步，道貌岸然，但是他們說的是一套，作的又是一套，言不顧行，行不顧言，是典型的偽君子。「外厲貞素談，戶內滅芬芳」，是他們的特點。《晉書·阮籍傳》說：「禮法之士，疾之如仇」，正是因為阮籍刺到他們的痛處。
通過以上的討論，初步可以看出，阮籍懷念的對象，是不肯和司馬氏同流合污的人；他所羨慕的對象，是敢於和司馬氏鬥爭的人；他所憐憫的對象，是被司馬氏暗算了的人；他所譴責的對象，是司馬氏卵翼之下形形色色的幫凶。
阮籍本人思想的變化，在《詠懷詩》中也表現得非常清楚。在他年輕的時候，是有一番抱負的。他喜歡詩書，學過擊刺，也喜歡音樂，有點濁世佳公子的味道。但是後來情況發生變化，他也改變了他的人生觀。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書詩，被褐懷珠玉，顏閔相與期。開軒臨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岡。萬代同一時。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乃悟羨門子，噭噭今自嗤。（其十五）
少年學擊刺，妙伎過曲城，英風截雲霓，超世發奇聲。揮劍臨沙漠，飲馬九野坰。旗幟何翩翩，但聞金鼓鳴。軍旅令人悲，烈烈有哀情。念我平常時，悔恨從此生。（其六十一）
平生少年時，輕薄好弦歌，西遊咸陽中，趙李相經過。娛樂未終極，白日忽蹉跎，驅馬復來歸，反顧望三河。黃金百鎰盡，資用常苦多。北臨太行道，失路將如何！（其五）
第一首說的是接受傳統教育，第二首說的是從事軍事鍛煉，第三首說的是藝術上的陶冶。他有學問，有抱負，本來是想大幹一場的。但在高平陵事變之後，司馬氏營立家門，政治情況一天比一天惡劣，他的理想破滅了。詩中的「自嗤」、「悔恨」、「失路」，都是這種心情的反映。這種描述，和《晉書》本傳的記錄是一致的，「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
阮籍渴求解放，幻想神仙，《詠懷詩》中充滿逃避現實的思想。如：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秋風吹飛藿，零落從此始。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荊杞。驅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凝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其三）
本來是桃李成蔭、繁華似錦的環境，經過秋風的掃蕩、摧殘，已經面目全非。作為竹林名士的阮籍認識到「一身不自保」的險惡處境，心情十分沉重。《詠懷詩》屢次流露出懼生之嗟。他感到孤獨，他說：「獨坐空堂上，誰可與歡者？」（其一）他感到憂慮，他說：「咄嗟行至老，g俛常苦憂。」（其七十一）他有難言之隱，他說：「多言焉所告，繁辭將訴誰！」（其十四）這種情況不斷升級。「生命辰安在，憂戚涕沾襟。」（其四十）「生命無期度，朝夕有不虞」（其四十一）的辭句，也絡繹筆下。阮籍是喜歡喝酒的，但詩中罕見酒字。我認為最能反映阮籍的心情的，是一日復一夕一首：一日復一夕，一夕復一朝，顏色改平常，精神自損消。胸中懷湯火，變化故相招。無事無窮極，知謀苦不饒，但恐須臾間，魂氣隨風飄。終身履冰薄，誰知我心焦。（其三十三）
這首詩反映了阮籍的處境，憂讒畏譏的心情躍然紙上。這首詩的寫作，當在嵇康遇禍之後，被迫寫勸進表之前。明乎此，就會知道他為什麼要口不臧否人物了。
阮籍的思想情況和嵇康是比較接近的，但是嵇康慘遭殺害而阮籍倖免，這是什麼原因呢？我認為這與阮籍的人生觀是分不開的。老子的齒弊舌存，莊子的處於材不材之間，畢竟是他的處世的基本態度。他和司馬氏的關係不即不離、始終保持一定關係，而不是堅決的不合作，這是他和嵇康最大的區別，也是他在政治鬥爭中得以倖免的原因。
阮籍的《詠懷詩》，曲折地、反覆地通過形象思維，藝術地表達他的感受。這種作法，正是《詩經》、《楚辭》以來的老傳統。正如王逸指出的那樣：《離騷》之文，依《詩》起興，引類譬喻。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脩、美人以媲於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托君子，飄風雲霓以為小人。（《楚辭章句序》）
《離騷》是如此，《詠懷詩》亦何莫不然。從其描寫手法來看，用朝陽、白日、西隤日、朱陽，以喻君主；用大梁、梁王、魏都、梁東，以代替魏朝；用鳳凰、鸞鷖、幽蘭、芳草，以比君子；用葛藟、荊棘、野草，以譬小人；用景山松、凌風樹、喬松，以喻堅貞；用寒風、朔風、涼氣、凝霜，以喻強暴，這些情況都是顯而易見的。有的話不便明說，他便廣泛地利用神話傳說、歷史故事，委曲婉轉表達其難言之隱。前面所舉的「一為黃鳥哀」兩句，出自《戰國策·楚策》，用戰國的典故，比喻當前的危機。「求仁自得仁」兩句，引用《論語·述而》，實際是藉伯夷叔齊，以歌頌司馬氏的政敵。明乎此，《詠懷詩》並不難讀，但這正是幾百年來許多人努力探討、研究的結果。阮籍《詠懷詩》是建安文學的進一步發展，它具備剛健、清新、自然、渾厚等等特點，利用五言詩的新的形式，以比興手法，抒發胸臆，指陳時弊，在萬馬齊暗的時代，能夠針對當時的黑暗勢力，提出被壓迫者的呼聲。雖然不夠明朗、不夠強烈，但是能作到這個程度，也是很不容易的。
阮籍出身於士族，把個人的命運和國家的命運結合起來，表現在他的作品中自然難免保留著濃重的階級烙印，無須為之辯護。但是也由於他的不當權、受迫害，在魏晉易代之際，除了自己的遭際之外，他也看到了廣大的顛沛無告的勞苦大眾。如果說《詠懷詩》是他個人的控訴，那麼，《大人先生傳》就反映了人民的呼聲。因此，對於阮籍的作品予以高度評價，這是完全應該的。
阮籍《詠懷詩》問世之後，引起極大的反響。左思、陶淵明、庾信、陳子昂、張九齡、李白、杜甫，都接受這個傳統，斐然有作，在中國文學史上，源遠流長，這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但是，發揚無君論，後來只有一個鮑敬言。他的著作只靠葛洪的批判才保留一些片斷。至於黃宗羲《原君》的出現，那已在中國產生資本主義蔭芽之後了。
無君論接近於無政府主義，有其消極的一面，而反對剝削，反對專制，又有其積極的一面。
第三節陸機、陸雲①
陸機的生平
陸機（261—303），西晉文學家。字士衡，晉吳郡吳縣華亭（今上海松江縣）人。曾任平原內史，故世稱「陸平原」。與其弟陸雲並稱「二陸」，與潘岳並稱「潘陸」。
陸氏家族為吳世臣。祖父陸遜是東吳丞相，父陸抗是東吳大司馬。陸機身材魁梧，聲音宏亮，少有異才，以文武韜略鳴於當世。陸抗去世時，陸機十四歲，即與其弟分領父兵，為牙門將。二十歲時，吳滅，與其弟陸雲退居故里，閉門勤學，積有十年。但陸機雖隱居於鄉，卻不能忘情於當世。東吳顛覆的慘痛經歷，尤給他以很深的刺激，作《辨亡論》二篇，一方面抒發了他對東吳滅亡的感慨，總結東吳興亡的歷史經驗教訓，另一方面則透過祖述其祖父的功業，表達出自己對建功立業的渴望。
晉武帝太康十年（289），陸機與其弟陸雲終於不甘寂寞，結束蟄居生活，離開家鄉，一起來到洛陽拜訪太常張華。張華很器重他們，高興地說：「攻打東吳的戰役，最大的收穫是得到這兩位人才！」並為他們廣為稱揚，使陸機兄弟在京城獲得很大聲譽。當時有「二陸入洛，三張（指當時著名文學家張載及其弟張協、張亢）減價」之說。由於張華的舉薦，陸機被太傅楊駿任命為祭酒。楊駿被殺，陸機擔任太子洗馬、著作郎等職。吳王司馬晏出鎮淮南，以陸機為郎中令。後又升尚書中兵郎，轉殿中郎。當時賈謐專權，開閣延賓，一時文土輻輳其門，其中著名的有二十四人，號「二十四友」，陸氏兄弟亦入其列。
陸機為人，體氣清剛，詞鋒警醒，才辯敏捷。初入洛時，有不少名公巨卿看不起他，企圖用言詞加以侮辱，但都受到陸機的回擊而予以折服。有一次，陸機拜訪侍中王濟，王濟指著面前所吃的羊酪對陸機說：「你們江東有什麼東西能比得上它？」陸機立即回答說：「千里蓴羹，未下鹽豉。」意思是說江東千里湖的蓴羹可以與之媲美，只是眼下沒有人知道去加以調味罷了。還有一次，范陽盧志在大庭廣眾之下問陸機：「陸遜、陸抗是你的什麼親戚？」古代當著兒子的面直呼其父的名字是很不禮貌的行為，陸機當即回敬說：「那關係就像你同盧毓、盧珽一樣！」也直呼盧志祖父和父親的姓名，搞得盧志下不來台。陸雲當時曾勸陸機說：「他們這裡離江東很遠，不太了解情況，可以諒解，何必這麼針鋒相對！」陸機倔強地回答說：「我們的父祖名播四海，並非無名之輩，他難道不知道嗎！」陸機、陸雲兩兄弟初來洛陽時，名聲不分高下，通過這件事，大家分出了兩人的優劣。
趙王司馬倫輔政，陸機做了相國參軍，因參與謀殺賈謐有功，賜爵關中侯。司馬倫準備篡位自立，又用他當中書郎。司馬倫被誅殺後，齊王司馬冏懷疑他身為中書郎，可能參與起草趙王篡位的文章，於是將陸機和有關的人員交給廷尉審訊，幸虧有成都王司馬穎、吳王司馬晏的救援，陸機才免死流放邊疆，後遇赦未行。
陸機感念成都王司馬穎的救援之恩，又看到司馬穎禮賢下士，溫文謙讓，便想在成都王手下干一番事業，司馬穎也很賞識陸機的才華，讓他參大將軍①本節材料主要依據《晉書·陸機、陸雲傳》，凡引此傳者，不另作注。軍事，又表為平原內史。
太安二年（303），司馬穎與河間王司馬顒起兵討伐長沙王司馬乂，任命陸機為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統率包括北中郎將王粹，冠軍牽秀等在內的二十萬人馬前往洛陽。行前，陸機對於自己擔當軍事要職很不安，這一方面是因為他受道家思想影響，認為陸氏家族三世為將，殺戮過多，恐遭不祥，而更主要的原因，是他感到自己勢單力薄，在朝廷中根基不深。他以東吳舊臣的身份，旅居洛陽，成為晉朝官吏，一下子突然身居要職，早已引起一些人的不滿。尤其司馬穎左右的親信，像王粹，牽秀，還有那個受到陸機羞辱而耿耿於懷的盧志，一直在尋找機會坑害他。陸機幾次堅決地向司馬穎提出辭去都督的職務，司馬穎都沒有允許。陸機騎虎難下，他的同鄉孫惠勸他將都督的職位讓給王粹，陸機說：「再這樣辭讓下去，別人會誤認為我首鼠兩端，臨陣逃避，這樣反而會更加速災禍的到來呵。」
出發的時候，司馬穎向陸機許願說：「假如大功告成，我將以郡公，台司的爵位相許。你好好努力吧！」陸機坦率地對司馬穎說：「從前齊桓公信用管仲建立了霸業，燕惠王由於疑忌樂毅而失去了即將成功的事業。這次討伐長沙王行動的成敗，在您而不在我。」司馬穎的左長史盧志聽到後，擔心陸機進一步得寵，便乘機進讒。他對司馬穎說：「陸機把自己比作管仲、樂毅，而拿您同歷史上的昏君相比。自古以來，派遣將帥出征，沒聽說過對君主這麼沒禮貌而可以成功大事的。」聽了盧志的一番話，司馬穎沉默了很長時間。
陸機同長沙王司馬乂大戰於鹿苑。陸機的軍隊大敗，屍積如山，河水斷流。
陸機的部下，有一個叫孟超的，他同哥哥宦官孟玖都是司馬穎所嬖寵的親信。孟超在陸機軍中任小都督，領兵一萬。還沒同敵人交鋒，他就先放縱士兵大肆掠奪老百姓的財物。陸機發現後，逮捕了首惡分子，而孟超竟然帶著一百多騎兵直入陸機駐地將人搶走，並回頭對陸機示威說：「你能做什麼都督！」陸機軍中的執法官孫拯勸陸機將孟超殺掉，陸機沒有採納，而孟超卻在軍中散布說陸機要造反，圖謀不軌，並寫信給哥哥孟玖，造謠說陸機心懷二志，觀望不前。戰鬥過程中，孟超不聽陸機的指揮，單獨帶領所部輕率前進，被敵人消滅。孟玖懷疑是陸機有意讓他弟弟被殺的，便向司馬穎進讒言，說陸機早有「異志」，並串通陸機部下將軍王闡、郝昌、公師藩等作偽證，誣告陸機謀反。司馬穎大怒，便派牽秀秘密逮捕並處決陸機。
陸機對於事情的結局早有所料，當牽秀帶兵來逮捕他時，他脫下軍裝，身著白衣衫與牽秀相見，並神色坦然地對他說：「從東吳滅亡以來，我們陸氏家族蒙受國家重大的恩惠，受到信用。入侍帷幄，出剖符竹。成都王又特別付託我以重任，我屢次推辭也沒有成功。今天被殺，難道不是命運驅使的嗎！」他給司馬穎寫了一封詞語悽惻的信訣別，寫完後，嘆息說：「家鄉華亭的鶴唳，再也聽不到了。」他的兩個兒子陸蔚、陸夏與他同時被害。
詩歌與賦作陸機是西晉太康、元康年間最負盛名的文學家，被後人譽為「太康之英」。他的詩現存一百零四首，多於同時期各作家，多半是擬樂府詩和擬古詩。這類作品儘管有不少是敷衍舊題，摹擬前人之作，因之被後人譏為「束身奉古，亦步亦趨」，但也不乏寄託遙深之作。如《君子行》反映詩人對險惡的政治環境的感慨，《長安有狹邪行》反映詩人強烈的政治追求和大志不遂的苦悶。五言詩代表作《赴洛道中作》尤其把去國離鄉的悲苦和旅途上的寂寞寫得栩栩如生，在西晉詩歌中是難得的佳作。陸機的詩歌一般華美整飭，辭藻富贍，而失於裁剪，有繁蕪之累。劉勰《文心雕龍·才略篇》評論說：「陸機才欲窺深，辭務索廣，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陸機詩歌對太康詩壇有深刻影響，成為當時形式主義詩風的代表人物。
較之詩歌，陸機的賦與散文，內容較為充實，取得了更高成就。他的賦今存二十七篇，大都篇幅短小，文筆清靈。或悲故舊之喪亡，或抒思鄉之情愫，迴環曲折，一往情深。他的散文時有峭健峻拔之作，像著名的《辨亡論》，論東吳興衰的歷史經驗教訓，而歸之於人才的得失，議論滔滔，筆勢勁健，可稱得上是西晉論文中最為博大的篇章。《吊魏武帝文》高度評價了曹操的功業，而對他臨死前兒女情長不勝感慨，暗寓譏刺。《豪士賦序》諷諭齊王司馬冏矜功自伐，受爵不止，筆鋒冷峻嚴厲，咄咄逼人。明代張溥在《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中高度評價了陸機的散文，說：「《吊魏武》而老奸掩袂，《賦豪士》而驕王喪魄，《辨亡》懷宗國之憂，《五等》陳建侯之利。北海以後，一人而已。」陸機的散文一般音律諧美，講求對偶，以情帶理，典故繁密，開創了駢文的先河，在文體發展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
《文賦》陸機留給後世最重要的著作是《文賦》。它是作者在自己創作實踐的基礎上，總結前人的成果和經驗而寫成的，是我國第一篇對作家的創作構思進行了比較系統地探索的理論文章，同時對文學創作過程中的重要問題及各種文體的特點，也有精到的論述。《文賦》對中國文學理論和文學創作的發展均有較大啟發和影響。如清代章學誠在《文史通義·文德篇》就指出：「劉勰氏出，本陸機氏說而昌論文心。」但《文賦》也存在一些不足之處，主要是他探討文學創作，多半是憑自己和前人的經驗，往往只能言及現象而不能作進一步的解釋，顯得瑣屑而缺乏思辨性。誠如劉勰所批評的：「昔陸氏《文賦》，號為曲盡，然泛論纖悉，而實體未該。」（《文心雕龍·總術篇》）豐贍的造詣及其作品的流傳陸機具有多方面的才能。文學之外，他在史學、藝術方面也造詣頗深。
在史學上，他曾著《晉紀》四卷，《吳書》（未完成）、《洛陽記》一卷等，多已佚失。在藝術上，他是書法家，所寫章草《平復帖》是書法中的珍品。他也是繪畫評論家，據唐代張彥遠《歷代名畫記》，陸機還著有畫論，但已佚失。
據《晉書·陸機傳》載，陸機所作詩、賦、文章共三百多篇。但原集久佚，南宋時徐民瞻得遺文十卷，與《陸雲集》合刻為《晉二俊文集》。明代陸元大據以翻刻，即今通行之《陸士衡集》。明代張溥所輯《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有《陸平原集》。
陸雲的生平陸雲（262—303），西晉文學家。字士龍，吳郡吳縣華亭（今上海松江縣）人。文學家陸機之弟，與陸機並稱「二陸」。曾任清河內史，故世稱「陸清河」。
陸雲少聰穎，六歲即能屬文。性清正，有才理。年幼時東吳尚書吳閔鴻見到他，非常稱賞，說：「這個小孩子如果不是龍駒，一定是鳳雛。」陸雲被薦舉賢良時年紀才十六歲。
東吳滅亡後，陸雲與哥哥陸機蟄居鄉里，閉門苦讀。太康十年（289），二人相攜入洛，受到太常張華的賞識。在張華的舉薦稱揚下，刺史周浚任命陸云為從事，並對人說：「陸士龍是當今的顏回。」
不久，陸士龍以公府掾為太子舍人，出補浚儀令。浚儀縣地處交通要道，靠近大城市，向來很難治理。可陸雲到任不久就管理得井井有條，建立了良好的治安秩序。有一次，縣裡發生了一起兇殺案，誰也不知兇手是誰，也不知受害者為什麼被殺。陸雲把被害者的妻子拘押起來，但並不審問。過了十幾天，陸雲把她釋放出來，派人秘密地跟蹤，指示說：「她離開不出十里遠，一定會有另一個男人在路邊等待並和她說話，發現了，立即抓來！」事情果然不出陸雲所料。當把這個男人抓來後，他交待說：「我同這國個女子私通，一起謀害了她的丈夫。聽說她被釋放出來，想她和談談，了解情況。但擔心離縣城太近，被人發現，便在較遠的地方等著她。」案子偵破後，一縣的人都很佩服陸雲審案的能力。然而陸雲的才能卻受到郡守的嫉妒，多次找機會排擠刁難陸雲，陸雲沒有辦法，只好辭去官職。浚儀縣的百姓懷念陸雲，為他圖畫塑像，放在縣裡的神廟中，與社神一起祭祀。
過了一段時間，陸雲被任命為吳王司馬晏的郎中令。居官期間，陸雲直言敢諫，對吳王的弊政多所匡正。司馬晏大興土木，建築宮室，陸雲上書說：「先敦素樸而後可以訓正四方；凡在崇麗，一宜節之以制。」司馬晏信用部將，派他們去監督審查官吏的清廉問題，陸雲上書反對說：「小人用事，大道陵替，此臣所以慷慨也。」「愚以宜發明令，罷此等覆察。」明代張溥後來在《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中評論陸雲說：「宰治浚儀，善察疑獄。佐相吳王，屢陳讜論。神明之長，諫諍之臣，有兼能焉。」
陸雲後入為尚書郎、侍御史，太子中舍人、中書侍郎。成都王司馬穎表為清河內史。司馬穎準備討伐齊王冏時，以云為前鋒都督。適逢齊王冏被殺，便改任大將軍右司馬。張昌為亂時，司馬穎表奏陸云為使持節、大都督、前鋒將軍以討張昌。恰逢討伐長沙王，此事暫時中止。
陸雲在成都王司馬穎幕府中也直言敢諫，多次冒犯司馬穎，並得罪了司馬穎周圍的親信。有一次宦官孟玖意欲任用自己的父親做邯鄲令，左長史盧志等人為了討好加以附議支持。但陸雲堅決反對，說：「邯鄲令向來都是公府掾資歷的人擔任的，怎麼可以任命一個宦官的父親來擔任！」孟玖對此事耿耿於懷，從此與陸雲結下了怨仇。
陸機被害時，也同時逮捕了陸雲。由於陸雲居官清正，愛才好士，善於團結人，當時許多人，如江統、蔡克、棗嵩等紛紛上疏給司馬穎，要求他謹慎從事，不要株連陸雲，並指出：「機兄弟並蒙拔擢，俱受重任，不當背罔極之恩，而向垂亡之寇。」「統等區區，非為陸雲請一身之命，實慮此舉有得失之機。」然而，儘管江統等人多次竭力救授，但司馬穎被孟玖、盧志等人包圍蒙蔽，陸雲還是被害了。時年四十二歲。
詩歌創作與文學見解陸雲作詩不如陸機藻思紛披，文彩富贍，但清新明淨，結構嚴謹。劉勰在《文心雕龍·才略》中稱「士龍朗練，以識檢璣，故能布采鮮淨，敏於短篇。」陸雲的詩作以《為顧彥先贈婦》、《答張士然》、《谷風》較為優秀。陸雲寫給陸機的書信，記載了他們在文學創作中互相切磋的情況，反映了陸雲對文學創作的有益見解，向來為文學批評史家所重視。陸雲論文，重在文辭的聲色情思和「清新相接」，他說：「文章當貴清綺」，「兄文章之高遠絕異，不可復稱言。然猶皆欲征多，但清新相接，不以此為病耳。」「《省述思賦》流深情至言，實為清妙。《文賦》甚有辭，綺語頗多。」陸雲對陸機作品的批評，頗得陸機重視，並據此作了修改。《晉書·陸雲傳》稱陸雲「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除對陸機的作品外，陸雲還對《楚辭》、王粲、蔡邕作過評論，頗有獨到的見解。
據《晉書·陸雲傳》，陸雲「所著文章三百四十九篇，又撰《新書》十篇，並行於世」。《隋書·經籍志》錄有《陸雲集》十二卷，但已佚。明人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輯有《陸清河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