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十卷） · 第五十三章醫藥學

清代初年，社會生產力得到一定的發展，醫藥學也有一些相應的進步。但是清代對內高壓、對外閉關鎖國的政策嚴重束縛了醫學科學技術水平的不斷提高。特別是尊經復古之風盛行，繁瑣考據之學興起，學術研究也多囿於引經據典和脫離客觀實際的境地。在這種比較濃厚的思想傾向制約下，醫學科學技術創新求實之研究漸趨低落，保守崇古的思想日益占有重要地位，使清代中期以後醫藥學發展趨於緩慢，在一些領域甚至只有普及而看不到有什麼提高。 第一節本草學的發展特點 清代成書的本草學著作甚多，按其特點約可分為三類：一是普及類著作以《本草備要》、《本草從新》為代表。《本草備要》是醫藥愛好者汪昂編撰的。他鑒於「鄉間市井，稍能誦《藥性》（即《藥性賦》）讀《回春》（即《萬病回春》）者，輒爾懸壺，草菅人命，恬不為怪」①，選輯《本草綱目》中460種較常用藥物，由博返約，以為初學者參考掌握。《本草從新》作者是藏書世家出身的吳儀洛，他精讀有關醫藥書籍，歷四十年，考訂補充《本草備要》而撰成，收載藥物增至720種。以上兩書流傳甚廣，影響深遠。第二類為富有學術價值的藥物學著作，如：趙學敏《本草綱目拾遺》與吳其浚的《植物名實圖考》等。趙學敏（1719—1805），字恕軒，錢塘（今杭州）人，好學博覽，刻苦鑽研，對醫藥知識尤為精通。他深知李時珍《本草綱目》乃一代傑作，但並非包羅無遺，完美無疵，於是決心拾其所遺，歷四十年，閱六百種文獻，訪二百多人，編成此書，名為《本草綱目拾遺》。該書收藥716種，頗多民間和外來藥之記述，如鴉膽子治療阿米巴痢疾，金雞勒（奎寧原植物）治療瘧疾等等，在學術界享有較高的地位。吳其浚在著成《植物名實圖考長編》的基礎上，又經七年努力，撰成《植物名實圖考》38卷，收載植物1714種，附寫生植物圖1500餘幅。其分類、名稱、產地、品種、形態、性味、功用等，對前人的失誤頗多論辨，所涉藥用價值之敘述，以及錯誤之改正等，均在學術界有著較大的影響。第三類是以食物治療疾病的食療本草著作。如：沈李龍的《食物本草會纂》、王孟英的《隨息居飲食譜》、費伯雄的《費氏食養三種》等十餘種。這些著作在「食治不愈然後命藥」的思想指導下，對普及和發展我國傳統的藥膳，即用食物之有藥效者進行疾病治療的方法，作出了重要貢獻。 ①汪昂：《本草備要·自序》，商務印書館1955年鉛印本。 第二節　王清任對人體解剖學研究的卓越成就 中國醫學的發展由於理論上若干因素的制約，不甚重視人體組織解剖之深入研究，因而給人的印象是該學科在秦漢之後趨於衰落。王清任醫術名噪京師，所設藥鋪名「知一堂」。他深切感受到認識人體對發展醫學的重要意義，強調：「治病不明臟腑，何異於盲子夜行」，「著書不明臟腑，豈不是痴人說夢」①，抱著「非欲後人知我，亦不避後人罪我，為願醫林中人，一見此圖胸中雪亮，眼底光明，臨症有所遵循，不致南轅北轍，出言含混，病或少失，是吾之厚望」的態度，恭身於灤州稻地鎮解剖觀察疫死兒童屍體三十餘具，還千方百計赴刑場觀察處死男女犯人的屍體，並參照動物解剖和親自查訪劊子手對人體解剖的了解經驗，先後歷時四十二年，終於將所了解的人體內臟之解剖知識，特別對照古人之有錯誤者，一一繪成人體各內臟之解剖圖，並以文字予以論證。這部著作名曰《醫林改錯》（1830），共兩卷。他實事求是地指出：「其中尚有不實不盡之處，後人倘遇機會親見臟腑，精察增補，抑又幸矣。」我國現代解剖學家侯寶璋教授給予王清任有關人體解剖學貢獻以很高評價②。梁啓超也高度讚揚王清任「誠中國醫界極大膽之革命論者」。王清任除在人體解剖上作出傑出貢獻外，他在醫學治療學上也頗富聲譽，他的活血化瘀論和血府逐瘀湯是現代治療冠心病等的重要理論和藥物。①王清任：《醫林改錯·自序》。 ②侯寶璋：《中國解剖史》，載《醫學史與保健組織》，1957年1期。 第三節　溫病、傳染病治療技術的提高 古代之傷寒，明清時期的溫病，其所研究的主要內容均為傳染病、流行病。清代以來，由於人口增加，城市人口集中、城鄉以及海內外經濟交流日趨頻繁，特別在江蘇、浙江一帶，傳染病滋生、蔓延和暴發相當普遍。而長期沿用的傷寒學說則難以解決大量發生的傳染病問題。溫病學說正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在醫學家尋求新方法新理論的實踐中逐步發展起來的，並逐漸為醫界所接受。此期在溫病學方面做出突出貢獻，一般比較公認者有清代溫病四大家，即葉天士、薛生白、吳鞠通、王孟英。 葉天士（1667—1746），名桂，號香岩，蘇州人，世醫出身，先後拜師17人，吸取眾師之長，革除株守「傷寒」以治傳染病的學風，創造性提出：「溫邪上受，首先犯肺，逆傳心包」的理論體系，立「衛、氣、營、血」辨證施治綱領，用以辨別傳染病發病的深淺部位和不同病期的不同治療步驟和方法。他為了診斷和鑑別更為確切，進一步發展和創造了辨舌、驗齒、觀察白和黏膜斑等方法，提出傳染病四大治療原則：平涼解表、甘寒養陰、清熱解毒、滋陰救液，以及許多治療方劑。葉氏在傳染病猖獗之時，終日忙於診務，治療了大量病人，積累了豐富的臨床經驗。但他無暇著書立說，只有平日教育生徒的口傳心授。故其學說和理論經驗，由門人記錄整理而編成《溫熱論》，並成為清代溫病學的奠基性著作。署名葉氏的著作還有《臨證指南醫案》、《葉案存真》等，也都是弟子們所輯。葉天士醫德高尚，不但常為貧病者施醫贈藥，且告誡生徒家人「醫可為而不可為，必天資與學力相濟而後應世，不然鮮有不殺人者」。 薛生白（1681—1770），名雪，江蘇吳縣人，居蘇州，多才多藝，且精於醫學，善於治療濕熱等傳染性疾病，醫名齊天士，學術上每不服葉天士，故命其宅為「掃葉山莊」，號為掃葉山人。在治療傳染病的學理上提倡：「濕熱之病，不獨與傷寒不同，且與溫病大異。」撰有《濕熱條辨》等，特別是為腸道傳染病等的治療創立了新的途徑。 吳鞠通（1758—1836），名塘，江蘇淮陰人，先習儒後攻讀醫學，在治療傳染病方面頗多借鑑漢代張仲景、明吳又可和當代溫病大家葉天士的學說和經驗，創立了廣為後世醫學家所遵循的三焦辨證學說，撰有《溫病條辨》一書，以論述其學說理論和臨床治療經驗。三焦辨證，與張仲景的六經辨證，葉天士的衛、氣、營、血辨證，都為治療傳染病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貢獻。這三種學說雖然在立論和對傳染病的認識上有著較大的差異，但其共同對象卻是基本一致的。吳氏三焦辨證理論指導下所創立的治療原則和方法，處方和用藥，對後世都有著巨大的影響。 王孟英（1808—1866？），名士雄，浙江海寧人，先後在杭州、上海等地行醫，以擅治腸道傳染病等聞名遐邇。他在學術上十分重視以《內經》、《傷寒論》理論為經，以葉天士、薛生白之溫病學說為緯，編撰成《溫熱經緯》（1852）一書。此外，還有《霍亂論》及《王氏醫案》等著作。 上述四大家，在我國溫病學說和豐富傳染病治療方法及技術方面取得了新的成就。與此同時，我國醫學家如：郭志邃撰《痧脹玉衡》（1675年），余師愚撰《疫疹一得》（1794年），雷豐撰《時病論》（1882年）等，均對我國傳染病、流行病的防治作出了貢獻。此外，還有盧之頤《痎瘧論疏》、孔毓禮《痢疾論》、徐子默《吊腳痧方論》、鄭奮揚《鼠疫約篇》、梁希曾《癘科全書》、肖曉亭《（麻）瘋門全書》、張紹修《時疫白喉捷要》、陳耕道《疫痧草》、以及清代多次刻印的陳司成《霉瘡秘錄》（1632年）等，對瘧疾、痢疾、霍亂、鼠疫、麻風、白喉、猩紅熱、梅毒等傳染病更進行了專門的研究和經驗總結。人痘接種法預防天花在全國推廣和應用，以及其技術的改進和提高，也都是在清代完成的。加之1805年引進英人在我國人痘接種術基礎上改進發明的牛痘接種術，使我國在傳染病防治方面達到較為先進的水平。 第四節　外科學的發展與保守傾向 清代特別是後期，在外科學的發展上雖然時有激進與保守思想之間的學術爭鳴，但終因社會諸種因素的嚴重製約，外科醫療上的保守思想逐漸占了上風。申斗垣，是一位比較激進的外科醫師，他對華佗剖腹手術未能流傳深表惋惜，並力求自己能啟外科之玄妙，並以外科病手術治療每獲奇效而聞名。撰有《外科啟玄》（1604年）一書，倡導「以利刀去之」或「以利刀割去，銀烙匙燒紅一烙止血」等外科手術，切除筋瘤和血瘤。他雖生於晚明，但其書對清代外科之發展多所影響。祁坤，通儒，知諸子百家，尤精醫，擅外科，曾召任太醫院御醫，擢太醫院院判。他認為，外科諸症，其本必根於內，治外難於治內，而醫多重內輕外，乃殫精采掇，廣收古今名賢之確論，撰《外科大成》（1665年）一書，名聞於時。後來官修的《醫宗金鑒·外科心法要訣》多取材於此書。王洪緒以反對外科手術，主張保守治療而獲得當時十分廣泛的信譽。其著作《外科證治全生集》在二百多年間創造了連印50多次的高紀錄，也足見其影響之大。王洪緒，名維德，江蘇吳縣人，得承家學，精通醫道，尤擅外科瘡瘍，行醫四十餘年，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他在診斷和確定治療原則上，強調「癰乃陽實之症，氣血熱而毒滯；疽乃陰虛之症，氣血寒而毒凝」，所創陽和湯治療疽症，每獲良效。臨床強調「以消為貴，以托為畏」①。但他否定外科手術，甚至攻擊陳實功等主張手術治療的外科學家「盡屬劊徒」。更有甚者，他不但反對手術切開膿腫引流，對有引流祛腐排膿作用的丹藥也一概反對，公然主張藥助自潰。這不但會延誤治療時機，而且會增加病人的痛苦。然而由於病人多畏懼外科刀針，其法仍為大多數病家所樂於接受。王氏自譽「用藥從無一誤」②，故稱其著作為《外科證治全生集》（1740）。繼王氏之後的清代外科，雖然有對其保守思想持批評意見者，但其保守思潮越來越占著重要地位。 ①王洪緒：《外科證治全生集》，人民衛生出版社1956年版。 ②王洪緒：《外科證治全生集》，人民衛生出版社1956年版。 第五節　針灸、外治與氣功的發展 清代醫學發展的一個特點，即在整個封建禮教制約下，重視湯藥內服，而對針刺艾灸和外治比較輕視。特別清太醫院廢止針灸一科，使針灸的發展幾乎處於停滯狀態。在此期間，雖然有大批針灸著作出現，但其內容多屬歌訣普及為主，少有新的進步和醫療技術的改進。1822年，清王朝竟以「針刺火灸，究非奉君之宜」為由，明令太醫院針灸科永遠停止。加之西方來華的殖民主義者為宗派利益所驅，宣傳針灸為「致死之針」，「醫療上的折磨」等，也嚴重阻礙了針灸的發展。 外治法在太醫院乃至士大夫階層是沒有地位的，然而在民間卻得到了顯著的發展。其中最為突出者有趙學敏的《串雅外編》和吳尚先的《理瀹駢文》。趙學敏，前已述及他在撰寫《本草綱目拾遺》方面的卓越貢獻。他在總結外治法經驗的基礎上，還編撰有《串雅內、外編》（1758年），其中分禁藥、起死、保生、奇藥、針法、灸法、熏法、貼法、蒸法、洗法、熨法、吸法、雜法、取蟲等28門，第一次全面系統地將過去視為「醫中小道」的外治法整理成專著，賦予其新的生命。吳尚先（1806—1886），名樽，字師機，浙江杭州人，寓居揚州，設存濟堂藥店。他在戰亂環境下，潛心於不用藥、少用藥的外治法研究和調查，漸以擅長按穴、膏藥、薄貼、敷、熨、熏、浸、刮痧、火罐等十餘種外治法而聞名。如1862年避地海陵，廣施膏藥，日治數百人，獲效迅捷，人皆稱「自來醫家未有若是之簡捷也」。他於1870年將其實踐經驗和所積累的資料撰成《外治醫說》，後改名《理瀹駢文》。書中所載，後世醫家譽之為簡、便、驗、廉的治療方法。 氣功、養生和按摩導引：氣功、養生在清代也是一門少有建樹的學科。 例如有影響的尤乘《勿藥須知》、汪昂《勿藥元銓》、潘偉如《內功圖說》等，雖然有較多流傳，但其內容基本上是抄錄之作。《易筋經》（1829年刊），乃託名天竺達摩禪師傳授，介紹導引法養生術，或單獨刻版印行，或附其他有關內容合成一書刊行，是清代養生導引術流傳最廣的書籍之一。此外，鄭觀應《中外衛生要旨》（1890年）一書，是以兼收中國和國外傳入的衛生保健內容為特點的專書，也有著較大的影響。在按摩推拿方面，此期的進步以小兒病推拿按摩治療經驗的總結比較突出。如熊應雄《小兒推拿廣意》（1676年），駱如龍《幼科推拿秘書》（1785年），夏雲集《保赤推拿法》（1885年），以及影響更為廣泛的張振鋆《釐正按摩要術》（1888年）等，對於清代按摩特別是小兒推拿按摩的推廣和普及起了重要的作用。推拿按摩術式和一般常見的消化不良症治療經驗，甚至為許多老年婦女所掌握，在解除無醫少藥的農村病人的疾苦上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第六節　醫學類書、全書、叢書等的大量編纂 在醫學著作的整理研究上，清代從醫案、醫話、類書、全書、叢書以及醫史著作等，可以說作出了空前的成績。據1961年統計，在全國60家圖書館和個人藏書家所收藏的清代編纂的叢書、全書、類書、醫案、醫話、醫論、醫史類著作多達498種①。幾乎囊括了清代及清以前所存在的全部醫學著作，更為清代及清以後醫學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例如：《古今圖書集成·醫部全錄》（1723年）輯錄歷代醫籍100餘種，520卷；魏之琇在明代《名醫類案》的基礎上，補充該書之缺漏和未收的清代醫案，編成《續名醫類案》（1770年）60卷，分為345門，包括傳染病、內科、外科、兒科、婦科以及五官科等之治療醫案。個人叢書如陳修園即有《南雅堂醫書全集》16種，乃至《陳修園醫書七十二種》等共20多個版本。 ①中醫研究院等編：《中醫圖書聯合目錄》，北京圖書館1961年版。 第七節　最早的醫學會與醫學雜誌的創辦 中國醫學的發展至明清時期已經形成了學術交流的客觀要求，而且已創辦了民間的學會組織和學術期刊。中國最早的醫學會組織「一體堂宅仁醫會」，是由著名醫學家徐春甫1568年創建於直隸順天府，「集天下之醫客都下者」組成，參加者多達46人。按其宗旨約有：探討醫學學術，切磋鑽研醫學知識，講求醫德修養，真誠相待存善去過等。如明確強調：「理無終窮，學無止法」，「已精而益求其精也」，「深戒徇私謀利之弊」，「要克己行仁」，「善相助，過相規，患難相濟」。特別還對參加者提出：誠意、忘利、戒貪鄙、力學等22條嚴格條件①。創刊於1792年的《吳醫匯講》，是我國出現的最早的醫學雜誌。其創始人和主編是清代名醫唐大烈，字立三，長洲（今蘇州）人，曾任蘇州府醫學正科，他選蘇州、無錫、常熟、太倉等的著名醫學家關於醫論、醫評、驗方、考證、筆記等近百篇論文，分別刊登於1792—1801年的十一期《吳醫匯講》中，以與醫林交流切磋。其辦刊宗旨：「凡屬醫門佳話，發前人所未發，可以益人學問者，不拘內、外、女、幼各科，無不輯入」②，而且強調「隨到隨鐫」，不但為中醫學發展交流作出了新的貢獻，而且積累保存了許多珍貴的醫學論文資料。 ①徐春甫：《醫學入門捷要六書》。 ②金壽山：《最早雜誌促進學術交流——吳醫匯講》，載《中醫雜誌》，1958年1期。 第八節　西醫學的傳入 明中葉後已有西醫學傳入我國。1596年卡內羅接受教皇庇護第五的任命，在澳門設立醫院，西醫開始進入中國大地。1582年義大利利瑪竇來華，1601年到達北京，居10年，也曾與中國醫界人士接觸。1693年5月，康熙患瘧久治不愈，傳教士洪若翰用西藥金雞納治癒，西醫藥影響擴大。法國羅德先（1645—1715）和樊繼訓（1664—1703）等相繼來華，並以治癒皇室要人疾病而獲厚賜和信任。18世紀末，來華傳教士醫師越來越多，其中皮爾遜、馬禮遜、李文斯頓、哥利支、裨治文、伯駕等十分活躍。裨治文與伯駕在廣州創辦「博濟醫院」，提出「欲介紹基督教於中國，最好的辦法是通過醫藥，欲在中國擴充商品的銷路，最好的辦法是通過教士」。哥利支更提出《任用醫生在中國傳教商榷書》①。隨著傳教士醫師的增多，他們利用醫藥傳教，利用傳教擴大中國人對西醫藥的信任，進行辦醫院、開醫校、翻譯西醫藥書籍，成立醫會，創辦醫學期刊，送中國人到國外留學學習醫學等。最早翻譯西醫藥書籍並作出貢獻者如英國傳教士，醫生合信氏，編譯有《全體新論》（1851年）、《西醫略論》（1857年）、《內科新書》、《婦嬰新說》（1858年）等；美國教會醫生嘉約翰編譯有《內科全書》（1883年）、《病症名目》、《西藥名目》（1899年）等20餘種；在西醫期刊方面，如《廣州新報》（1806年）、後改名為《西醫新報》，還有《博醫會報》（1888年）等等，為在中國傳播和發展西醫學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國人被派遣到國外學習西醫最早者是黃寬（1828—1878），先後在英、美學習，1855年獲得愛丁堡大學醫學博士學位，1857年回國在廣濟醫院從事醫療與教學。此後，到國外學習西醫者逐漸增多，西醫學在鴉片戰爭之後，隨著列強的政治、軍事、科學文化影響的不斷增強，開始站穩了腳跟。清末，西醫學在中國的發展，以其若干方面的優越性，已深深獲得群眾和統治集團內部若干人士的信賴，有了進一步發展的基礎。 ①張慰豐：《早期西洋醫學傳入史略》，載《中華醫史雜誌》，1981年1期。 第九節　清代醫事制度 清代醫事管理制度、醫療機構和醫學教育等，在前期基本上沿襲明代，太醫院醫學設大方脈、小方脈、傷寒、婦人、瘡瘍、針灸、眼、口齒、正骨等九科。為皇室服務的組織有御藥房等，軍醫也由太醫院派遣。地方也設有醫學，除主持地方官員和民疾外，還負責由民間培養的優秀醫學家中選送中央經考試擇優錄用以充太醫院等的任務。在醫學教育方面，其生源主要來自醫官子弟，經過繁難的保證、考查品行等手續，再經面試均合格者才可進太醫院學習。其教材主要是包括有中醫理論和各科臨床內容的《醫宗金鑒》（1742年），教師多從御醫中選取學識淵博者充任。1840年後，太醫院因經費困難，幾乎三十年不聞讀書聲。1866年雖應胡慶源之請求重視醫學，醫學教育仍處於困難境界，此期，太醫院醫學分科只設五科。1881年清廷改太醫院教習所為醫學館①。光緒帝1898年諭稱：「醫學一門關係至重，極應另立醫學堂考求中西醫理，歸大學堂管理，以期醫學精進。」此後在京師、天津等地始設醫學堂。但由於醫官俸祿不斷減少，生活日益困難，太醫院和醫學堂越來越處於名存實亡的地步。隨著西醫學傳入和發展，官方於1893年舉辦北洋醫學堂，1902年軍隊興辦陸軍醫學堂等，是我國最早舉辦的西醫學教育。 ①龔純：《清代的醫事制度史料》，載《人民保健》，196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