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十卷） · 第五十章地理學

清代的地理學可分為兩部分，一是傳統的地理學，另一是西方地理學的傳入和吸收。 第一節傳統地理學的進展 明末清初，正是西方近代地理學產生前的醞釀階段。中國也有類似的醞釀工作，這就是從徐霞客開始的一批主張「經世致用」，研究大自然奧秘的地理學者所做的工作。 清初，顧炎武（1613—1682）把地理學作為經世的工具，用以探求有益於國計民生的方略。他認真考察和研究「山川風俗疾苦利病」，特別是在軍事上可能會起重要作用的地理位置，這也是他為反抗清朝統治所作的一種準備。他的著作《肇域志》100卷，專講地理沿革、建置、山川、名勝。《天下郡國利病書》120卷，專論地方利病。此外，還著有《昌平山水記》、《營、平二州地名記》和《日知錄》等。 顧祖禹（1631—1692），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經過三十多年的奮鬥，寫成《讀史方輿紀要》130卷。他寫書的目的，有說是「為民族光復之用」①，也有說是「有意為反抗清朝統治的軍事行動作參考」①。他本人的行動也證明了這點。康熙十三年（1674）乘三藩之亂，他隻身入閩參加耿精忠起事，以圖反清復明，但失敗了，後又拒絕在清朝做官，直到去世。 劉獻廷、孫蘭、梁份等人則為「經濟天下」而研究地理。劉獻廷認為：「學者識古今之成敗是非，以開拓其心胸，為他日經濟天下之具也。」②他研究《水經注》，完全從當時的民生利病出發來考慮如何加以利用。他說：「西北水道，莫詳備於此書。水利之興，此其粉本也。雖時移世易，遷徙無常，而十猶得其六七..有斯民之志者，不可不熟讀而急講也。」③他對過去的地理著作只講疆域沿革而不談天地之故的作法提出批評，並建議在地理著作中增加新的科學內容④。這種思想對促進中國傳統地理學的進步和發展是非常寶貴的。 在孫蘭的地理學思想中，極力主張地理著作不僅要志其跡，記其事，而且要「說其所以然，又說其所當然，說其未有天地之始與既有天地之後」⑤。即探求自然現象的來龍去脈，前因後果和發展規律。這與近代地理學發展的指導思想是一致的，可惜在中國由於封建統治的桎梏而未能實現。 ①梁啓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318頁，中國書店1987年版。 ①侯仁之主編：《中國古代地理學簡史》第75頁，科學出版社1962年版。②《廣陽雜記》卷4。 ③《廣陽雜記》卷4。 ④《廣陽雜記》卷3。 ⑤《柳庭輿地隅說》自敘。 第二節　古代地理學文獻的考釋 清代中期，由於封建統治者加強了對思想、文化的控制，大興文字獄，使得學術思想沉悶，學術活動走上了脫離實際、脫離生產的道路。不少有名的學者，難以積極探索自然規律，開拓新的科學領域，而只能按照封建皇朝的嚴格限制，去做一些校注與解釋經典的工作，形成了以考據見長的乾嘉地理學派。如在校勘《水經注》上取得突出成就的有全祖望、趙一清和戴震等。他們的著作《全校水經注》、《水經注釋》和《殿本水經注》，在學術上都有一定的貢獻。但這種研究學問的方向很不利於新學科的發展。清末，楊守敬以畢生精力對《水經注》作疏，寫成《水經註疏》。但最後完成書稿的是他的學生熊會貞。 清代，給《禹貢》和《山海經》作注釋的人不少，其中以胡渭《禹貢錐指》、畢沅《山海經新校正》、郝懿行《山海經箋疏》最為有名。 第三節　邊疆地理和域外地理 清代學者研究邊疆地理的目的，在鴉片戰爭前是為了滿足擴大地理視野和管理邊疆的需要。比較有名的著作有：楊賓《柳邊紀略》，吳桭臣《寧古塔紀略》，西清《黑龍江外記》，椿園氏《西域聞見錄》，傅恆《西域同文志》，祁韻士《西域釋地》、《西陲總統事略》，徐松《新疆識略》，松筠《西招圖略》等。鴉片戰爭後，由於邊患日漸嚴重，學者們痛感邊疆地理知識的不足和外國地理知識的貧乏，於是，為了祖國邊防的安全，積極開展了邊疆和域外地理的研究。比較有名的著作有：張穆《蒙古遊牧記》，姚瑩《康輶紀行》、《東槎紀略》，何秋濤《朔方備乘》，黃沛翹《西藏圖考》，曹廷傑《東北邊防輯要》、《東三省輿地圖說》，魏源《海國圖志》，徐繼畬《瀛環志略》等。姚瑩在寫《康輶紀行》時特別聲明：「喋血飲恨而為此書，冀雪中國之恥。」①黃沛翹寫《西藏圖考》時也說：「今英吉利占據五印度..是則南界之防，尤今日之急務也。」 ①姚瑩：《復光律原書》，載《東溟文後集》第8卷。 第四節　關於水系的專門研究 清代還出現了一批專門論述水系分布和狀況的著作，如黃宗羲《今水經》，齊召南《水道提綱》，戴震《水地記》，萬斯同《崑崙河源考》，徐松《西域水道記》，孫彤《關中水道記》，李誠《雲南水道考》，蔣子瀟《江西水道考》，紀昀《河源紀略》等。其中以《水道提綱》最有名，全書共28卷，約30萬字，成書於1761年。齊召南根據康熙《皇輿全覽圖》並參考大量方誌和一些內府秘籍撰寫，記載了當時全國實有的山川脈絡，都邑城址。每寫一條水時，都從源頭說起，以主流為綱，其納受支流為目；寫全國水系時，以大河為綱，小河為目。該書記述的水系範圍相當廣闊，包括北緯18°—56°，東經73°—145°，超過歷史上任何水系著作。所記河流數目為《水經注》的四倍，達到5980條。描述水系的方法和分類體系比前人也有明顯的進步。在寫法上完全打破行政區劃界線而純以自然水係為准，從上源到河口，順著河水一瀉千里，水系支架歷歷在目，脈絡清晰。記載河流會合點、河曲和峽谷時，不僅註明地名，而且註明經緯度，這種作法為齊召南所首創。 第五節　方誌學 清代是方誌學大發展的時期。從數量上說，全國現存地方志8100多種中，清代約有5600種，占70%①；從種類上說，有一統志，通志，府、州、縣誌，廳志，衛、所志，土司司所志，合志，鄉鎮志，識略，山水志，湖堤志，水利志，鹽井鹽場志，宮殿志，寺觀志，祠宇志，陵墓誌，風俗志，名勝古蹟志等。就方誌學理論而言，經過方誌學家章學誠等的努力，建立了較為完整系統的方誌學理論。 清朝各級政府都很重視編寫方誌，積極倡導但嚴加控制。特別是康熙、乾隆、光緒三朝編修最多。從地區上看，北方的河北、河南、山東等省所編志書超過江蘇、浙江等地，突破了自宋以來南志多於北志的格局。同時邊疆省區也開始修志。政府嚴加控制修志活動，州、縣以上志書幾乎全是官修，私人編修的極少。在寫法上，清代志書的最大弊端是隱惡揚善，書美不書惡②。清代的《一統志》一共修了三部。第一部是康熙二十四年（1685）開始纂修，乾隆八年（1743）才完成，共342卷。第二部乾隆二十九年（1764）開始纂修，四十九年（1784）完成，共500卷。第三部始於嘉慶十六年（1810），道光二十二年（1842）完成，共560卷。由於第三部的材料截止於嘉慶二十五年，所以通稱嘉慶志，即《嘉慶重修一統志》。此志匯載全國各地情況，以省和特別地區為單位立卷，最後附錄有外交關係的世界各國。所記地理現象是匯集全國方誌的內容，資料非常豐富，超過以前所有一統志，受到人們的重視。 各省通志的寫法有兩種，一是以府、直隸州為單位，分述各項制度和人物傳記；二是以志為綱，再分述各府州縣的情況。 所有志書的共同點是都採用志、傳、圖、表的表達方式，這種基本體例來源於正史，是「志仿史例」的結果。 章學誠提出的方誌理論，主要有如下幾點：第一，方誌屬地方史，「志屬信史」，而不是像他以前的學者那樣，一直把方誌歸入地理類。第二，修方誌求其實用，應該「詳近略遠」。第三，方誌的內容分三個部分，「仿紀傳正史之體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體而作掌故，仿文選文苑之體而作文征」①。第四，方誌的體裁為四體，一是紀，二是傳，三是考，四是表和圖。第五，修志的方法，「乘二便，盡三長，去五難，除八忌，立四體，歸四要」。第六，方誌辨體，即分清各種地方志編纂的體例，劃清各類方誌的內容界限。這些理論觀點，現在看來不夠全面，特別是把方誌納入史學範疇後，削弱了方誌的地理學內容，影響了地理學的發展，這是不足取的。但在當時，他的理論為建立中國方誌學奠定了基礎，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①馮爾康：《清史史料學初稿》第120頁，南開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②劉光祿：《清代編修方誌概述》，《文獻》1982年11輯。 ①章學誠：《文史通義·方誌立三書議》。 第六節　旅行家和遊記 鴉片戰爭前，清代的旅行家及其遊記中，有不少是相當有名的。如康熙時期的郁永河，「性耽遠遊，不避阻險」②，多年遊歷海上。他說過：「探奇攬勝者，毋畏惡趨避，游不險不奇，趣不惡不快。」①這與徐霞客的言行幾乎一致。康熙三十六年（1697）春，他被派往台灣徵購硫黃，從廈門出發，經金門、澎湖到台灣平安城，再沿西海岸北上至淡水。著有《裨海紀游》（又名《采硫日記》）。 康熙時期的樊守義（1682—1753）是撰寫我國第一部歐洲遊記的旅行家。他於康熙四十六年（1707）冬前往歐洲，途經澳門、南洋、葡萄牙、西班牙等地到達義大利，在義大利求學並加入耶穌會。他於康熙五十八年（1719）三月初回國，五十九年六月十三日抵達廣州，九月至熱河晉見康熙帝。回國後，樊守義追記旅遊經過，寫成《身見錄》一書②，內容有沿途地名，交通工具，各地氣候、物產、人種、商業、城市、港口、宗教、文化教育、建築、風俗等。 康熙時期最著名的旅行家是圖理琛（1667—1740）。康熙五十一年（1712）四月，他奉命赴土爾扈特（在伏爾加河下游，裏海北岸的地區）。自北京啟程，途經蒙古高原，西伯利亞，烏拉爾山到達目的地。歸程除自托博爾斯克，溯額爾齊斯河至塔喇斯科（塔拉），再經托穆斯科（托木斯克）到葉尼塞斯克這段路程與去時不同外，其餘均循去路返回。康熙五十四年（1715）三月二十七日回到北京。往返費時近三年，行程達三萬五千里。他一路走一路寫遊記，把沿途山川地勢、村落城堡、節氣物候、動植物、土產、人種、宗教、生活習俗、戶口、駐兵和里程作了翔實的記錄，書名為《異域錄》。這是我國最早記載俄國地理的重要文獻，受到各國學者的重視，先後被譯成法、俄、德、英、日、瑞典等多種文本。 乾隆四十八年（1783），福建龍溪人王大海，航海至爪哇，游遍北岸諸港，僑居八年後回國。他把見聞寫成《海島逸志》6卷，記載爪哇及附近島嶼的山川、形勢、物產、名勝、華僑生活、風尚等。 清朝嘉慶年間，另一位航海家謝清高，十八歲隨商人航海，遇風暴翻船，被外國商船救起。後隨外國商船經商，到過許多地方。十四年後回國，口述海外見聞。大約在嘉慶二十五年（1820）由楊炳南筆錄成《海錄》一書。②《裨海紀游》。 ①《裨海紀游》。 ②方豪：《中西交通史》下冊，嶽麓書社1987年版。 第七節　《皇輿全覽圖》和《乾隆內府輿圖》 繼利瑪竇之後，西方地圖學在清朝繼續傳入中國。康熙、乾隆年間，中國政府聘請西方傳教士白晉（JoachimBouvet，1656—1730），雷孝思（J.B.Régis，1663—1738）、杜德美（PetrusJartoux，1668—1720）等十人來中國從事大地測量和繪製地圖，並傳授這方面的知識，從而引進了西方大地測量學和製圖學。這對中國傳統測量學和製圖學可以說是一次革命，所取得的成果是世界地理學史上的大事。 大約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訂立《尼布楚條約》之後，康熙帝看到了精確地圖在政治、外交上的巨大作用，於是下決心引進西方先進的測繪製圖技術。他下令各大臣推薦專家，購買儀器。當他到全國各地巡視時，命外國專家隨行，測定各地的經緯度，為製圖作準備。康熙四十七年（1708）以後，全國範圍的三角測量和繪製地圖工作陸續開始進行①。全部工作由康熙帝主持，大的計劃、方針、法規也由他親自裁定，具體人選、組織機構、工作質量他都過問。在大規模的測繪工作正式開始以前，康熙帝還命傳教士先行試點，繪製出北京附近地圖。他親自校勘，比較舊圖，確認新圖遠勝舊圖之後，才下令開展大規模的測繪工作。康熙四十七年由各國傳教士及中國學者二百餘人混編的測量隊伍組成②，以傳教士為主，分組開赴各地進行三角測量和經緯度測量。實測工作進行了八年才結束，以後又用兩年時間整理資料。在杜德美的主持下，完成了有名的《皇輿全覽圖》。這項工作在當時是走在世界前列的，比西歐各國要早約一百年。 康熙帝主持的全國地圖測繪工作並沒有徹底完成，如在新疆西部和西藏部分地區，因有戰事等原因而未能實測。因此乾隆年間又繼續進行了這一工作，有些地區專門派人實地測繪，有些地區則根據有關地理資料在康熙《皇輿全覽圖》的基礎上向西、向北擴展，並於乾隆二十五年（1760）完成了《乾隆十三排地圖》（即《乾隆內府輿圖》）。《乾隆內府輿圖》圖幅比《皇輿全覽圖》增加了一倍以上，北至北冰洋，南至印度洋，西達紅海、地中海和波羅的海，實際上是一幅亞洲大陸全圖。 康熙、乾隆年間的地圖測繪成果不僅影響了整個清代，還影響到民國初年。在這段時間出版的地圖，十之七八都是根據這一成果。 清代在中國流傳的西方地理著作，有南懷仁的《坤輿圖說》，《坤輿外紀》。蔣友仁（Michel，Benoist1715—1774）的《坤輿圖說稿》（又名《地球圖說》），《坤輿全圖繪意》等。 ①翁文灝：《清初測繪地圖考》，《地學雜誌》1930年第3期。 ②忍儂：《中國地圖作制之研究》，《東方雜誌》1917年第14卷2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