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十卷） · 第三十五章吳敬梓

第一節家世和生平 吳敬梓，字敏軒，號粒民，安徽全椒人，移居南京後，自號秦淮寓客，晚年又署文木老人。康熙四十年（1710），出生在「科第仕宦多顯者」的一個官僚家庭。遠祖在明代永樂年間被封為驍騎尉，受邑江蘇六合。高祖吳沛，字海若，為人耿介正直，寧肯貧居度日，不願攀附權貴，時寧國太守關驥以書召進，他謝而不往。吳沛博學多才，能文善詩，工書法。最近發現了他的遺作珍本《西墅草堂遺集》，是由其子吳國鼎、吳國器、吳國縉、吳國對、吳國龍各輯一卷，另外還著有《詩經心解》六卷、《讀史論略》、《四書口授真解》等。 吳敬梓的曾祖吳國對，順治時的探花，選拔為翰林院庶吉士，工於詩賦古文，善書法，還擅長八股文，著有《賜書樓集》二十四卷。吳敬梓家鄉又發現了吳國對《賜書樓集》之外的逸詩《吳玉隨詩翰》，是手抄本，從中不僅可以看出吳國對的詩作成就，而且還能領略他的書法造詣。 吳敬梓的祖父吳旦做過州同知，「一時名公巨卿多出其門」。祖輩中的吳晟是康熙十五年（1676）進士，著有《洪範辨證》、《周易新解》等。吳晟康熙三十年以一甲第二名及第，亦有文名，著有《寶稼堂集》、《卓望山房集》等。對吳氏家族來說，這是他們引以為榮的黃金時代，吳敬梓就曾以自豪的口吻做過這樣的描寫：五十年中，家門鼎盛。陸氏則機、雲同居，蘇家則軾、轍並進。 子弟則人有鳳毛，門巷則家夸馬糞。綠野堂開，青雲路近。賓客則輪轂朱丹，奴僕則繡錦妝靚。卮茜有千畝之榮，木奴有千頭之慶。 友人王又曾也說：「國初以來重科第，鼎盛最數全椒吳。」②詩賦的語言，固然難免誇飾，但也可見他家的顯赫的聲勢。但到了他父親吳霖起，家道開始衰落，吳氏家族的黃金時代一去不復返了。吳霖起是康熙丙寅年（1686）的拔貢，做過江蘇贛榆縣教諭。吳敬梓稱述他父親能「守子云之志，安黔婁之貧」，「鮭菜蕭然，引觴徐酌」，是一個重節操、淡泊名利，具有正統儒家思想的知識分子。吳敬梓十三歲喪母，十四歲隨父至贛榆任所。在父親的督促下，吳敬梓不倦地學習著，他「讀書才過目，輒能背誦」③，開始顯露出文學才華。這樣的家庭與環境，使他窺見了八股文寫作的門徑，所謂「搦管為文摧齊偶，漸得佳境啖蔗甘」，「下筆麗麗千言就，縱橫食葉如春蠶」。他深切渴望有朝一日能在科場上大顯身手。與此同時，他還進行詩歌創作。《文木山房集》收有他的第一首詩：《觀海》：浩蕩天無極，潮聲動地來。鵬溟流隴域，蜃市作樓台。齊魯金泥沒，乾坤玉闕開。少年多意氣，高閣坐銜杯。此詩充分表現了少年時代吳敬梓的奮發意氣和廣闊胸懷。 康熙六十一年吳霖起因病辭官，吳敬梓陪送父親從贛榆返回故里，但吳霖起終於一病不起。吳敬梓二十三歲中秀才，也就是在這年，父吳霖起病故。從此吳敬梓的生活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先是族人們倚仗人多勢眾，提出了分①吳敬梓：《文木山房集·移家賦》。 ②王又曾：《丁辛老屋集》卷12。 ③程晉芳：《勉行堂文集·文木先生傳》。 家的要求，「兄弟參商，宗族詬誶」。在一場爭奪遺產的內戰中，孤立無援的吳敬梓終以失敗告終，留給他的資財寥寥無幾。分家之後，吳敬梓的病弱的妻子陶氏也因不甘忍受族人的欺凌，飲恨而死。他對人生、社會的看法也由此發生了變化。 吳敬梓從小「不習治生」，又慷慨好施，揮金如土，「性耽揮霍」，「傾酒歡呼窮日夜」，不上十年就把家產盪盡，開始了窮困潦倒的生涯，正像他自己後來所回憶的：「田廬盡賣，鄉里傳為子弟戒」。這時，他在科舉道路上也很不得意。考取秀才以後，一直沒有中舉。雍正七年（1729）他到滁州去應科考，由於「文章大好人大怪」，他有被黜落的危險，幸虧後來遇到一位姓李的學政，才破格加以錄取。但到了秋季，他參加鄉試，卻又名落孫山。這件事使他對科舉制度的本質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和體驗。 科學考試上的失敗，親友故交或拒之門外，或避於路途，於是，他在雍正十一年三十三歲時，懷著「逝將去汝」的忿滿心情，同他新娶的續弦夫人葉氏自全椒移居南京秦淮水亭。這時家境雖已很困窘，但他仍愛好賓客交遊，「四方文酒之士，推為盟主」①。 在南京的日子裡，對於吳敬梓撰寫傑作《儒林外史》有著特殊意義。他結識了當時許多著名學者、文人，甚至還與道士、藝人頻相往來。特別是他還從程廷祚、樊聖謨等朋友中，接觸到清初進步的哲學思想，這都為他寫作《儒林外史》和其他詩文創作提供了不少素材，也得到了思想藝術構思上的哲理啟示。 家道中落，使吳敬梓對世態人情有了更深切的體驗，場屋失利，也使他對舉業由熱衷到失望，提出了「如何父師訓，專儲制舉才」的懷疑。他逐漸看到了官僚的徇私舞弊，豪紳的武斷鄉曲，膏粱子弟的平庸昏聵，舉業中人的利慾薰心，名士的附庸風雅和清客們的招搖撞騙，以及他們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卑污靈魂和醜惡嘴臉。這一切都使吳敬梓很自然地產生憤世嫉俗的感情。他的憤激之情，甚至達到了「嫉時文士如仇」的地步①。生活的劇變，也為他開拓了與下層人民接觸的機會，使他有可能看到底層人民的一些優秀品質，這無疑對他的創作和思想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雍正十四年（1736），吳敬梓三十六歲時，安徽巡撫趙國麟行文舉薦他到北京應「博學鴻詞」科的考試，他以病辭。開始時他還有些後悔，後來看到堂兄吳檠、友人程廷祚落選而歸，卻又感到慶幸，從此他不再應考，再一次用實際行動對科舉制度作出否定。乾隆帝游江南，士大夫都去夾道迎拜，他卻「企腳高臥向栩床」②，表示對帝王的蔑視。吳敬梓曾有一詩贈友人，詩中寫道：「長安卿相舊相識，應須笑傲凌王侯。」③這說明他對於富貴功名確實看得已經很輕了。 南京雨花台有先賢祠，祀吳泰伯以下名賢二百三十餘人，祠圮已久，吳敬梓倡議修復，由於工費甚巨，他甚至捐獻了出賣房屋的錢。但此時他的生計也更為艱難了，「日惟閉門種菜，偕傭保雜作」①，並靠賣文和朋友的接濟①金和：《〈儒林外史〉跋》。 ①程晉芳：《勉行堂文集·文木先生傳》。 ②金兆燕：《寄吳文木先生》。 ③吳敬梓：《文木山房集·送別曹明湖》。 ①顧云：《金本山志》卷4。 過活。有時竟陷於「囊無一錢守，腹作乾雷鳴」，「近聞典衣盡，灶突無煙青」的困境。冬日苦寒，缺乏禦寒之物，往往邀朋友繞城堞數十里而歸，謂之「暖足」。在經歷了這段艱苦生活之後，他更加鄙視那些形形色色的名利場中的人物了。而且更為可貴的是，貧窮的境遇，使他更堅定了一個正直知識分子的骨氣，決不向達官貴人乞討，正如他在自己的詩中所說：「一事差堪喜，侯門未曳裾。」 乾隆十九年（1754）吳敬梓寄居揚州，因旅況貧窘，謀生艱難，於十月廿九日凌晨猝然而逝，卒年五十四。 第二節　《儒林外史》的創作和流傳 吳敬梓「少攻聲律之文」，「好學詩古文詞雜體」，對於儒家經典，認為不能囿於後世儒生的解釋，因此就「穿穴文史窺秘函」。他還明確說過，讀經書，做學問，要採取「不在宋儒下盤旋，亦非漢、晉諸賢所能籠絡」的態度，並公然斥責當時的理學家「於經生制舉業外，未嘗寓目，獨好竊虛談性命之言，以自便其固陋」②。正因此，吳敬梓在生活中也能一定程度地突破傳統觀念的束縛。他把兒子比作「良友」，跟各色人物廣泛接觸，不僅大膽效法晉代的阮籍、嵇康，「披襟箕踞」，而且敢於向「昧三從之古訓」，從夫家逃到南京的葦城女士表示敬意。這也是他撰寫《儒林外史》的思想根源。《儒林外史》大約寫於他三十六歲。以後，根據程晉芳《懷人詩》中「外史紀儒林，刻畫何工妍。吾為斯人悲，竟以稗說傳」的說法，知道這部書最晚在他四十九歲時已經完成。又根據王又曾《書吳征君敏軒先生文木山房詩集後有序》說：「閒居日對鐘山坐，贏得《儒林外史》詳。」知道這是吳敬梓寄居南京秦淮時所作。程晉芳的《文木先生傳》稱《儒林外史》為五十卷。同治八年（1869）金和的《跋》，則說五十五卷，書里寫完琴、棋、書、畫四人之後，接著一首《沁園春》詞就結束了。 《儒林外史》成書後，開始僅以抄本流傳。第一個刻本是作者死後十多年由金兆燕在揚州任官期間（1768—1779年）刻的，但是此刻本至今尚未發現。現存最早的刻本是嘉慶八年（1803）的臥閒草堂本，共五十六回，最末一回與全書的主題思想和寫作風格大不相同，顯然不是出於吳敬梓之手。同治十三年（1874），出現了齊省堂增訂本，從回目、文字到回評，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動。到光緒十四年（1888），又有東武惜紅生序本（即增補齊省堂本），另外插入四回，共為六十回。這四回中摻進沈瓊枝和宋為富婚後的故事，事既不倫，語復猥陋。根據金和的跋文所述，吳敬梓自己說過，除了「聘娘豐若有肌，柔若無骨」兩語而外，無一字稍涉褻狎等語，可見這四回也是後來好事之徒所妄加的。1949年後幾次出版的《儒林外史》，基本上是根據臥閒草堂本為底本，刪去第五十六回，保留最後的《沁園春》詞為結束。由於清皇朝文字獄的威脅，吳敬梓把他的小說《儒林外史》中的故事假託發生在明朝中葉，但他所批判的實際是清統治之下的十八世紀的中國封建社會。 《儒林外史》不同於古典長篇巨著《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和《紅樓夢》的獨特貢獻，就在於通過一系列的人物和故事以及繁複的人生圖畫的描寫，集中地反映了「儒林」的思想和性格，在中國小說史上第一次塑造了眾多的生動的個性鮮明的知識分子形象，第一次在小說中對封建社會為知識分子所安排的讀書、做官的科舉道路和舉業至上主義進行了深刻的抨擊和諷刺。它在小說發展史和思想文化史上的劃時代意義也正在於此。 閒齋老人在《儒林外史》序中寫道：「其書以功名富貴為一篇之骨。有心艷功名富貴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貴而驕人傲人者；有假託無意功名富貴，自以為高，被人看破、恥笑者；終乃以辭卻功名富貴，品第最上一層，為中流砥柱。」這段話把握到了小說的主題。吳敬梓正是以「功名富貴」、②吳敬梓：《尚書私學·序》。 「文行出處」這八個字來作為他反對的和肯定的人和事的界限的。他認為，熱衷「功名富貴」者必然看輕「文行出處」，講求「文行出處」者必然鄙夷「功名富貴」。而科舉制度正是追求「功名富貴」的主要途徑，也是敗壞「文行出處」的主要因素。因此，《儒林外史》首先以深刻的筆觸批判了科舉制度，反對八股取士的辦法。它無情地諷刺和嘲笑了那些熱衷功名富貴的人，並剖示了科舉制度對他們的毒害。吳敬梓本人曾既是科舉制度的熱衷者，又是受害者，所以他的感知來得分外深刻，從而促使他對中國封建科舉制度和舉業至上主義進行歷史的反思。 作者筆下的人物大多具有八股取士造成的畸形的、變態的和被扭曲的品格形式，因此，從政治文化的外顯層次來看，吳敬梓是出色地揭開了科舉取士制的潰瘍面，這就勢必使那些孳生在腐肉上的蛆蟲，也連同暴露出來。那一批批擁擁擠擠向著仕途攀爬的傢伙，正是封建官僚的後備軍，吳敬梓揭露這批候補官吏的醜惡嘴臉，在客觀上使人看到封建吏治這株腐朽大樹糜爛的根部，認識到它每況愈下的原因。這是問題的第一個層面。 吳敬梓的筆觸並沒有停留在這種政治文化的外顯層次上，而是發展到宏觀的民族文化的深隱層次。作者注意到了，由於經濟、政治生活方式的轉變而牽動的社會心理、社會倫理等多種社會層次的文化衝突，並把民俗風情引進小說中，以此透視出人們的心靈軌跡，傳導出時代演變的律動。所以，《儒林外史》就觸及到了什麼才是作為國家精英的知識分子的精神解放的問題，即小說家的筆鋒所向是知識分子在舉業至上主義和八股制藝的牢籠下如何衝決精神羅網的問題。這是《儒林外史》高於以往批判諸作的地方。《儒林外史》中的人物如周進、范進、馬二先生、匡超人乃至於杜少卿諸人，僅限於提供反思的基礎，人物本身還未能進行這種反思，而小說家在塑造這些人物時已具有了這種可貴的自審意識，這是問題的第二個層面。 從《儒林外史》所展示的兩個層面，可以看出作者對周代以來文化傳統的崩潰有一種不忍之情，想恢復過去的禮樂制度，這一點可以從小說中祭泰伯祠找到內證。而更為重要的是吳敬梓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萌芽出現以後，對新思潮的敏感。他不知不覺地對八面來風的新鮮信息已有所吸收，所以作為小說家和詩人的吳敬梓就不可能不用其作品喚起民族精神的內省和更新。他的憂患意識正是對科舉制和八股制藝進行宏觀的歷史反思的結果。 由此可見，吳敬梓不僅是要給一個個知識分子畫像，他是歷史地具體地活畫出掌握知識而卻愚昧的知識分子的奴性心理。所以這部小說要喚起民族的一種注意，即他要告訴自己的群體，如果我們不認識到自己身上的愚昧性，我們的民族是不會有根本改變的。吳敬梓是以一種深刻的歷史哲學去考察自己先輩和同時代人的生活，尤其是他們的內心生活，他提出了這一群體的命運，因此他寫的不是個別人的心靈歷史，而是從總體上把握了潛在於知識分子內心深層的封建文化心理。 在藝術上，諷刺大師吳敬梓是用飽蘸辛酸淚水的筆來寫喜劇，來描繪封建主義世界那幅變形的圖畫的。他有廣闊的歷史視角，因此，在他的諷刺人物的喜劇行動背後都隱藏著內在的悲劇性的潛流，這就是說，他透過喜劇性形象，直接逼視到了悲劇性的社會本質。從中可以明顯地看到吳敬梓筆下的眾生相：物質和精神，現實和幻想尖銳地衝突；悲劇和喜劇，眼淚和笑聲高度融合；悽慘和得意，失敗和勝利形成強烈的對比。作者由痛苦的沉思轉為發笑，而讀者則由發笑轉入痛苦的沉思。 吳敬梓在經、史、詩、詞、文各方面都從事過著述，可惜沒有全部流傳下來。比如原有《文木山房文集》十二卷，現在僅存四卷，乾隆刊本（賦一卷，四篇；詩二卷，一百三十七首；詞一卷，四十八闋）。大多都是他四十歲以前的作品。在長沙發現他晚年寫的二十三首《金陵景物圖詩》，其中斷句「如何父師訓，專儲制舉才」，表現了他對科舉制度的有力抨擊。另外，還從故宮博物館和清人文集中發現了《題雅雨山人出塞圖》、《老伶行》。至於散文，集外佚文有三篇：《玉巢詩草序》、《玉劍緣傳奇序》和《尚書私學序》，是分別為友人著作所撰寫的序文。其中《玉巢詩草序》是用駢文寫的。 另有經學研究《詩說》七卷，內容是對《詩經》的解說，在乾隆、嘉慶年代還有人讀過，但未經刊刻，已佚失不傳。至於史學研究有《史漢紀疑》，書名表明應是一部史學著作，但未成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