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十卷） · 第十五章黃宗羲

第一節為父申冤赴京上疏 黃宗羲，字太沖，號南雷，別署梨洲老人、梨洲山人，時人尊稱為梨洲先生。 明萬曆三十八年（1610）八月八日，黃宗羲生在浙江餘姚縣通德鄉黃竹浦（今餘姚市明偉鄉浦口村）。父尊素（1584—1626），字真長，號白安，萬曆四十四年（1616）進士，次年，為寧國府推官，走上了宦海生涯。 明天啟三年（1623），黃宗羲十四歲，在家鄉通過考試，補為浙江仁和縣（今屬杭州市）博士弟子員。黃尊素奉調入京，升任山東監察御史，黃宗羲即隨父母入京讀書。 當時明朝的政治極端腐敗，朝廷實權掌握在以宦官魏忠賢為首的一夥佞臣手中。他們結黨營私，為所欲為，窮奢極欲地攫取社會財富，又瘋狂迫害正直官員，反對政治上的改革和改良，時人斥之為「閹黨」。黃尊素是站在主張改革朝政的「東林黨」一邊的，是一位深懷憂國憂民之心的剛直人士。天啟五年初，魏忠賢大興冤獄，逮捕東林黨領袖人物楊漣、左光斗等六人，次年二月，又逮捕應天巡撫周起元、左副都御史高攀龍以及周順昌、繆昌期、李應昇、周宗建、黃尊素等七名官員。後又指使其爪牙，用極其殘暴的手段將他們害死在公堂或牢獄。黃尊素於天啟六年六月一日被害，年僅四十三歲，時黃宗羲十七歲。 當黃尊素被害的凶訊傳到餘姚，黃宗羲全家無比悲憤。祖父黃曰中激勵孫兒為父報仇，寫下「爾忘勾踐殺爾父乎」八個大字貼在牆上①。母親姚氏對兒子說：「汝欲解我，第無忘大父粘壁書耳！」②宗羲痛哭受教，決心效法春秋時代越王勾踐的故事，立志臥薪嘗膽向閹黨報仇。 天啟七年，朱由檢即位，改元崇禎。崇禎元年（1628）正月，黃宗羲寫好為父申冤的奏疏，身藏鐵錐，赴京頌冤。當他到達北京時，崇禎帝已經鎮壓了「客魏」集團，平反了天啟朝冤案，但閹黨孽種尚存，宗羲余恨未消。他在「謝恩」之後，即上書皇帝，請求誅殺參與陷害其父的許顯純、崔應元、曹欽程、李實等人。崇禎帝即傳旨刑部，嚴加審訊。 同年五月，刑部會審許顯純、崔應元等閹黨餘孽。許顯純以自己是萬曆皇后的外甥，要求減刑。黃宗羲嚴辭駁斥，說：「顯純與閹構難，忠良盡死其手，當與謀逆同科。夫謀逆則以親王高煦尚不免誅，況皇后之外親！」③結果，許、崔兩人被判死刑。黃宗羲又痛打崔應元，拔了他的鬍鬚去祭祀先父亡靈，還聯合幾個死難官員子弟，打死了直接殺害其父的牢頭葉咨、顏文仲。 李實在受審時辯解說，當年誣陷黃尊素等人的公文，是魏忠賢指使別人冒充他的名義在蓋有官印的白紙上填寫的。但他做賊心虛，在審訊前給黃宗羲送銀三千兩，乞求其對證不追究他。宗羲嚴正拒賄，上疏說：「實當今日，猶能賄賂公行，其所辯豈足信！」 ①見《南雷文定前集》卷9，《移史館先妣姚太夫人事略》。 ②見《南雷文定前集》卷9，《移史館先妣姚太夫人事略》。 ③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鮚埼亭集》卷11。 審判結束後，黃宗羲與死難諸家子弟在詔獄中門共祭忠魂，哭聲傳入宮廷。崇禎帝嘆息說：「忠臣孤子，甚惻朕懷！」 黃宗羲入京頌冤，轟動了京城，也傳遍朝野。據邵廷采所撰《遺獻黃文孝先生傳》記載：當是時，先生義勇勃發，自分一死沖仇人胸..會審之日，觀者無不裂眥變容。當是時，姚江黃孝子之名震天下。事定還里，四方名士無不停舟黃竹浦，願交孝子者。年輕的黃宗羲，給人們留下了又勇又孝的深刻印象。 ①見《思復堂文集》，康熙年間刻本。 第二節　聲討閹黨餘孽阮大鋮 明崇禎元年（1628）秋，黃宗羲護持父親靈柩南歸，辦完喪事，到郡城紹興，跟隨名儒劉宗周（1578—1645）學習。劉宗周字起東，號念台，人稱念台先生，先後講學於無錫東林書院、北京首善書院、紹興蕺山證人書院。其學以「慎獨」為宗旨，上承王陽明而又多所修正。 此後兩年間，黃宗羲四出交遊，往來於南京、蘇州、常熟、杭州、紹興、餘姚、寧波等地，結識了江南文社、詩社中許多名士，如張溥、楊廷樞、陳子龍、吳偉業、萬壽祺、周鑣、沈壽民、沈士柱、何喬遠、林茂之、汪逸、錢謙益、陳貞慧、汪渢、陸符、萬泰等，並於崇禎三年（1630）經周鑣介紹加入復社，多次參加了復社、幾社、讀書社的集會活動。還同時在南京參加了科舉考試，結果落第還鄉。於是，他重溫父親「學者不可不通知史事」的遺訓，發憤攻讀經史著作，從明十三朝實錄到二十一史，「每日丹鉛一本，遲明而起，雞鳴方已，兩年而畢」①。此外，還廣泛閱讀了諸子百家之書，以及天文、地理、曆法、數學、音樂、佛教、道教書籍。全祖望在《梨洲先生神道碑文》記載：（公）憤科舉之學錮人生平，思所以變之。既盡發家藏書讀之不足，則抄之同里世學樓鈕氏、澹生常祁氏，南中則千頃齋黃氏，吳中則絳雲樓錢氏，窮年搜討。游屐所至，遍歷通衢委巷，搜鬻故書；薄暮，一童肩負而返，乘夜丹鉛，次日復出，率以為常。 由此，黃宗羲名聲大振，「一時老宿聞公名者，競延致之相折衷」，其弟宗炎、宗會，皆受宗羲之教而大有聲名，「於是，儒林有『東浙三黃』之目」。黃宗羲不僅參加了復社的文學集會，而且參與了復社聲討閹黨餘孽阮大鋮之流的政治鬥爭。復社成立於崇禎初年，其領袖人物是張溥、張采，結社目的雖然主要是「以文會友」，「興復古學」，但在政治上繼承了東林黨的遺風，反對閹黨，主張改革，被稱為「小東林」。阮大鋮在崇禎初被列入「逆案」，削職為民，避居安徽懷寧老家，但野心不死，圖謀復出。崇禎五年，李自成農民軍占領安徽大部地區，他跑到南京避難，暗中招納亡命之徒，又以金錢美女收買復社人士，大有死灰復燃之勢。當時，復社人士擔心阮大鋮成為魏忠賢第二，決心將他趕出南京以消除隱患。崇禎十一年（1638），復社成員一百四十餘人在周鑣、陳貞慧主持下，共推吳應箕起草、顧杲、黃宗羲帶頭簽名，發布了著名的《留都防亂公揭》。這是一篇聲討阮大鋮罪狀的檄文，文中揭露阮大鋮「獻策魏璫，傾殘善類」、「陰險叵測，猖狂無忌」，表達了復社志士「但知為國除奸，不惜以身賈禍」的凜然正氣。並指出如果阮大鋮得志，「杲亦請以一身當之，以存此一段公論，以寒天下亂臣賊子之膽」①。公揭張貼後，阮大鋮嚇得「杜門咋舌欲死」②，不得不到南京城外牛首山寺廟中躲避了幾年。而黃宗羲與一班復社文士又舉行了桃葉渡大會，結「國門廣業社」，幾乎「無日不連輿接席，酒酣耳熱，多咀嚼大鋮以為笑樂」③。這期間，黃宗羲結識了方以智、梅朗中等人。 ①黃炳垕：《黃梨洲先生年譜》卷上。 ①轉引自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第148—149頁，中華書局1982年版。②見《陳定生先生墓志銘》，載《黃梨洲文集》，中華書局1959年版。③見《陳定生先生墓志銘》，載《黃梨洲文集》，中華書局1959年版。崇禎十五年，黃宗羲與周延祚同赴北京應考，未能登第，大學士周延儒想推薦黃宗羲為中書舍人，宗羲力辭不就。他看到京都形勢緊張，即整裝南歸。 崇禎十七年（1644）春，李自成率領大順軍進北京，推翻了明朝。接著，清兵入關，民族矛盾急劇上升。四月，黃宗羲跟隨劉宗周至杭州，召募義軍，以謀復明之計。五月，明鳳陽總督馬士英在南京擁立福王稱帝，建立南明弘光政權，隨即起用劉宗周任左都御史，宗羲隨之到南京。但馬士英借擁戴之功，把持軍政大權，排擠抗清派，並任阮大鋮為兵部侍郎。阮大鋮修怨報復，編造《蝗蝻錄》，誣指東林黨人為蝗，復社人士為蝻，並根據《留都防亂公揭》的名單捕殺復社志士，企圖一網打盡。黃宗羲與顧杲一起被捕入獄。幸而刑部掌院鄒虎臣與顧杲是姻親，故意拖延審訊。次年五月，清軍攻下南京，弘光政權瓦解，黃、顧得以乘亂脫身。宗羲晚年回憶此事時說：「弘光南渡，止結得《留都防亂揭》一案也。」①但此案雖然了結，而黃宗羲「半生濱十死」的艱險歲月，卻僅僅是個開頭。 ①《陳定生先生墓志銘》，載《黃梨洲文集》。 第三節　起兵抗清「瀕於十死」 黃宗羲晚年之作《怪說》中自述：自北兵南下，懸書購余者二，名捕者一，守圍城者一，以謀反告訐者二、三，絕氣沙者一晝夜，其他連染邏哨之所及，無歲無之，可謂瀕於十死矣！清順治二年（1645）五月，清軍占領南京後揮師南下，很快就占領杭州，接著向浙東地區推進。由於清廷強令漢人剃髮，激起了江南人民的強烈反抗，一些具有民族氣節的官僚士大夫也奮不顧身，舉義抗清。閏六月九日，原明九江道僉事孫嘉績和吏科給事中熊汝霖首先在餘姚舉義，響應的民眾有數千人。次日紹興諸生鄭遵謙殺了清朝招撫使，在紹興舉兵抗清。十一日，原明刑部員外郎錢肅樂在寧波聚眾響應，定海總兵王之仁擁兵響應錢肅樂。二十七日，各路義軍從台州迎接魯王朱以海到紹興，打起「監國」旗號。從而開始了長達八年的浙東抗清鬥爭。 孫、熊起兵後，黃宗羲即與弟宗炎、宗會毀家紓難，集合家鄉黃竹浦子弟六百餘人組成義軍，參加監國魯王政權的抗清鬥爭，時人稱之為「世忠營」。順治三年二月，魯王任命黃宗羲為兵部職方司主事。不久，在孫嘉績等人推薦下，又改任監察御史兼職方司主事。 魯王政權建立之初，雖曾北渡錢塘江，打敗過清軍，但軍權掌握在「悍帥」王之仁、方國安手中，他們不圖進取而求保實力，提出了所謂「劃地分餉」的分裂方案。同時，又與南方的隆武政權爭奪正統，「竟成水火」①。宗羲致書王之仁，力陳保守策略的危險，而主張進攻。他寫道：諸公何不沉舟決戰、由赭山直趨浙西？而日於江上放船鳴鼓、攻其有備，蓋意在自守也。蕞爾三府，以供十萬之眾，北兵即不發一矢，一年之後恐不能支，何守之為！當時行朝諸臣，雖然同意黃宗羲的西進北上戰略，卻不能付諸實施。只有熊汝霖曾率軍西行，攻下海鹽，但終因軍力單薄而無力推進。 五月，孫嘉績以所屬「火攻營」部交宗羲指揮，宗羲即聯合王正中、查繼佐兩支義軍西行渡海，駐紮潭山。浙西抗清軍首領陳潛夫（原明太僕寺卿）、朱大定（尚寶司卿）、吳乃武（兵部主事）等率軍前往會師，接受宗羲約束。他們計劃由海寧出發攻取海鹽，進入太湖地區，北聯吳中義師，頗有「吞吳楚之氣」③。義師前鋒直抵乍浦鎮，宗羲又與城內義士孫奭約定，以求裡應外合，攻下乍浦。但這時清軍主力相距不遠，王正中部一戰失利，義師兵力微弱，無法推進。五月底，錢塘江水位下降，清軍趁義師主將恃險無備策馬過江，義軍大潰。六月初一，清軍占領紹興，方國安劫持魯王出逃。途中，魯王乘隙脫逃，而方國安則和馬士英、阮大鋮一起投降了清軍。這便是浙東抗清史上的「浙河兵潰」，或稱「江上兵潰」事件。 六月十日，黃宗羲率殘部五百餘人進入四明山，駐軍杖錫寺，意在結寨固守，堅持武裝抗清。不久，因部將不聽節制，激起民變，四明山寨被山民燒毀。宗羲被迫潛居家鄉，伺機再起。清廷屢次發布通緝令，懸賞捉拿黃宗羲。他只得奉母攜兒，暫避化安山中，結廬而居。 ①邵廷采：《東南紀事》卷2，《魯王以海》。 ②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 ③《行朝錄·魯紀年上》，載《黃宗羲全集》第二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魯王逃出後，在張名振、鄭彩等人衛護下，至舟山、入福建，重立監國旗號，輾轉於閩浙沿海，曾一度收復福建沿海三府一州二十七縣，但內部矛盾重重，臣僚相互傾軋，致使得地復失，居無常所。 順治六年七月，魯王由閩入浙，駐紮健跳所（今屬浙江臨海）海面。黃宗羲聞訊，當即離家赴營，投奔行朝。魯王任命他為左僉都御史，又提升為左副都御史。黃宗羲為有所振作，曾極力推薦四明山區抗清名將王翊，建議委以重任，「優其爵，使之總領諸營，以捍海上」①，卻受到定西侯張名振所阻。當時，行朝君臣漂泊海上，處境艱難，黃宗羲在《行朝錄·魯紀年下》中記載：上自浙河失守以後，雖復郡邑，而以海水為金湯，舟楫為宮殿，陸處者惟舟山兩年耳。..落日狂濤，君臣相對，亂礁窮島，衣冠聚談。 是故金鰲桔火，零丁飄絮，未罄其形容也。②一派狼狽景象，躍然筆端。所以，有人嘲笑他們是「海上天子，船中國公」。而黃宗羲雖然名列大臣，卻無實權。於是，每日與「禮部尚書」吳鍾巒在舟中讀書講學，空餘時就註解《授時曆》、《泰西曆》、《回回曆》等書。八月，宗羲聞清廷將「錄其家口」，急得「陳情監國，得請變姓名，間行以歸」①。十月，魯王由健跳移駐滃州（今舟山），又召宗羲回行朝任職。 順治六年冬，魯王任命澄波將軍阮美出使日本，請求派兵支援。同時任命兵部右侍郎馮京第和左副都御史黃宗羲監軍同行。他們渡海抵達日本長崎島和薩師瑪島。但乞師未成，失望而歸②。不久，黃宗羲離開行朝，隱居家鄉避難，但與四明山及海上抗清武裝仍秘密往來。 順治七年，清軍加緊鎮壓浙東抗清鬥爭，黃宗羲和四明山抗清首領馮京第、王翊同被列名懸賞通緝。宗羲並未退縮，仍然暗藏魯王密信，試圖與浙西義師聯絡。七月，清軍分兩路圍攻大蘭山，捕殺了馮京第、王翊。宗羲之弟宗炎也被捕，將處死刑。宗羲秘密潛往寧波，與好友萬泰、高斗魁等設計，從獄中救出了宗炎。 順治八年秋，黃宗羲獲悉清軍將攻舟山，即秘密派人入海報警。九月，清軍攻下舟山，行朝大臣張肯堂、吳鍾巒、朱永祐等英勇犧牲。魯王南逃，依附鄭成功的永曆政權。順治十年，魯王勢孤力單，被迫取消監國稱號，浙東抗清鬥爭宣告徹底失敗。 順治十一年，投奔永曆政權的張名振派遣密使，想與黃宗羲等人聯絡，途中被清兵截獲。清廷再次下令緝捕黃宗羲。這時，黃宗炎復聚馮京第舊部，在慈谿義士沈爾緒支持下抗清。順治十三年，沈被告發，清廷以黃宗羲為主謀，即懸榜緝拿黃宗羲、宗炎。宗炎再次被捕，遇救得免。宗羲東奔西走，帶著全家到處避難。在幾年顛沛流離生活中，黃宗羲一家累遭禍殃，兒媳孫氏、兒子阿壽、孫女阿迎接連病死，故居兩次遇火，所以，他悲憤地寫下了「八口旅人將去半，十年亂世尚無央」、「半生濱十死，兩火際一年」①的詩①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 ①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 ②關於黃宗羲乞師日本事，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本已肯定，但梁啓超作《黃梨洲朱舜水乞師日本辨》予以否定。但梁氏所辨多誤，實不可信。詳考梨洲所撰《避地賦》、《行朝錄》和《海外慟哭記》，參考滃洲老民《海東逸史》、李聿求《魯之春秋》等可以確認此事。 ①《南雷詩歷》卷1，載《黃梨洲詩集》，中華書局1959年版。 句。順治十八年，南明永曆政權覆亡，鄭成功東渡台灣，黃宗羲感到恢復事業已經無望，於是告別了顛沛流離的生活，後半生致力於講學、著述事業。 第四節　講學十七載，創立浙東學派 黃宗羲的講學活動主要是在清康熙二年（1663）至十八年即他五十四歲至七十歲這段時間，講學地點除餘姚故居外，主要是在語溪（今浙江桐鄉。明稱崇德、清改稱石門縣，俗稱語溪）、越中（今浙江紹興）、海昌（今海寧）、甬上（今浙江寧波市鄞縣）等地。二十年間，拜他為師的人多達數百，包括一部分清朝官員。正如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所記：「東之鄞，西至海寧，皆請主講；大江南北，從者駢集，守令亦或與會。已而，撫軍張公以下皆請公開講，公不得已應之。」其講學情況簡述如下：康熙二年四月，黃宗羲應呂留良之請，到語溪設館講學，先後寄寓在呂氏梅花閣和吳氏水生草堂。次年二月和十月，又兩至語溪，講學之餘，與弟黃宗炎、學生萬斯選拜謁了宋代名士輔廣（字漢卿、號潛庵）墓，並作《輔潛庵傳》。康熙五年，再次在語溪設館。在此期間，曾與吳之振、吳自牧父子一起選編《宋詩抄》，讀遍吳氏藏書，收集了大量資料。自康熙六年以後，他與呂留良關係惡化以致決裂，才不到語溪開講。 紹興證人書院自劉宗周去世後停辦了二十多年。康熙六年（1670）九月，黃宗羲會合同門學友姜希轍、張應鰲等人，在紹興恢復了證人書院的講學活動。其後兩年，曾數度會講於此，闡揚老師的學問氣節。這期間，他編寫了《子劉子行狀》、《子劉子學言》、《答董吳仲論學書》、《答惲仲昇論子劉子節要書》。他在講學中突出提倡懷疑精神，認為「小疑則小悟，大疑則大悟，不疑則不悟」。「泛然而輕信」的盲從，實則「非能信也，乃是不能疑也」①。 康熙十五至十八年間，黃宗羲曾多次到海昌（今浙江海寧）講學，並擔任主講人。縣令許三禮（字西山）約集不少官員去聽講，黃宗羲告誡他們說：「諸公愛民盡職，即時習之學也。」②他在給學生講授《四書》、《五經》等經典時，鼓勵相互辯駁，主張學以致用，認為「各人自用得著的方是學問。尋行數墨以附會一先生之言，則聖經賢傳皆是糊心之具」③。 在海寧講學時，黃宗羲向縣令許三禮傳授了中國和西方的天文曆法等自然科學知識，向陳言揚等傳授了中西數學知識。陳言揚在老師啟發下寫了一部論「勾股定理」的書，黃宗羲親自為之作序。在序中他批評了中國封建統治者和淺陋儒生不重視自然科學的弊端，感慨地說：「西洋改容圓為矩度，測圓為八線，割圓為三角。吾中土人讓之為獨絕，辟之為違天，皆不知二五之為十者也。數百年以來精於其學者..不過數人而已。」①他回憶當年避居深山鑽研數學時，「雙瀑當窗，夜半猿啼倀嘯，布算籟籟」②，簡直如醉如痴。但學成後，猶如「屠龍之技」無所用，「且無可與語者」，現在看到學生陳言揚有了成就，即將平生所學「盡以相授」，以期祖國數學發揚光大，「使西人歸我汶陽之田」③。 ①《答董吳仲論學書》，載《黃梨洲文集》，中華書局1959年版。 ②黃炳垕：《黃梨洲先生年譜》卷下。 ③黃炳垕：《黃梨洲先生年譜》卷下。 ①《敘陳言揚〈勾股述〉》載《黃梨洲文集》，中華書局1959年版。 ②《敘陳言揚〈勾股述〉》載《黃梨洲文集》，中華書局1959年版。 ③《敘陳言揚〈勾股述〉》載《黃梨洲文集》。 黃宗羲講學收效最大者，是在寧波創辦「甬上證人書院」時期。 康熙四年初，甬上（今浙江寧波鄞縣）一班崇尚民族氣節的名士如萬斯大、萬斯同、董允瑤、董允璘、陳赤衷、鄭梁、范光陽等，將他們早先組織的文社合併為甬上策論會。這一年春，萬斯大、萬斯同等二十餘名策論會成員相約到餘姚向黃宗羲求教。康熙六年，策論會改名「講經會」，以講論《五經》為主題。他們常聚陳赤衷家，討論經義，簟精竭思，「所談不出於王霸」④，黃宗羲每至寧波，必赴會講經。康熙七年三月，他赴甬，弟子們在鄞縣廣濟橋延慶寺等地聚會。在黃宗羲提議下，遂改講經會為「證人書院」。他在《董吳仲墓志銘》記載此事：「先師立證人書院，講學于越中，至甲申（崇禎十七年）而罷講。後二十四年為丁未（康熙六年），余與姜定庵復講會、修遺書，括磨斯世之耳目。..甬上之聞風而興者，一時多英偉高明之士，吳仲其一也。明年，余至甬上，諸子大會於僧寺，亦遂以證人名之。甬上講學之士，數百年所創見..風氣為之一變。」①書院的地址，據全祖望所記，在「城西之管村，萬氏之別業」②，即萬氏白雲莊。書院自康熙七年創建至十四年結束，前後經歷八年。參加講會的人數估計有百餘人。 黃宗羲講學有兩大特點：一是講究實學，反對空談，主張經世致用。他揭露明代中葉以來講學的流弊說：「明人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為根柢，束書而從事於游談。」③又批評明末讀書社的文人不務實學，「本領脆薄，學術龐雜」，所以「終不能有所成就」④。他鄙夷那些空談道德性命而無真才實學的道學家們，指斥他們「封己守殘，摘索不出一卷之內..天崩地解，落然無與吾事，猶且說同道異，自附於所謂道學者」⑤。正因如此，黃宗羲特彆強調學者要明經通史，以求經世致用。他說：「學必原本於經術而後不為蹈虛，必證明於史籍而後足以應務。」所以，他要求自己的學生「必先窮經」、「兼令讀史」⑥。這對於掃除明末脫離實際的惡劣學風起了極大的作用，「凡受公之教者，不墮講學流弊」⑦，「前此講堂錮疾，為之一變」⑧。二是宗羲講學既重經史之學，又重自然科學，包括學習西方的近代科學知識。如在海昌講學時，向知縣許三禮傳授了有關《授時曆》、《西洋歷》、《回回曆》的知識，還培養了一個精通數學的陳言揚。他的兒子黃百家繼承家學，在經學、史學、歷學、數學方面均有較深造詣，並有專著傳世。他的學生萬經（萬斯大之子）在《寒村先生七十壽序》一文回憶黃宗羲在甬上講學的情景時說：梨洲弟子對「經學、史學以及天文、地理、六書、九章至遠西測量推步之學」「爭各磨勵，奮氣怒生，皆卓然有以自見」。 在黃宗羲的思想和學術風格薰陶下，形成了以甬上證人書院弟子為主力、其流風被於浙東乃至全國，其學脈傳於乾嘉以至清末的清代浙東學派。④《陳夔獻墓志銘》，載《黃梨洲文集》，中華書局1959年版。 ①《黃梨洲文集》頁239，中華書局1959年版。 ②全祖望：《甬上證人書院記》，《鮚埼亭集外編》卷16。 ③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 ④《陳夔獻墓志銘》，載《黃梨洲文集》頁232。 ⑤《留別海昌同學序》，《黃梨洲文集》頁477。 ⑥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 ⑦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 ⑧全祖望：《甬上證人書院記》。 這個學派的學術研究範圍很廣，諸如經學、史學、文學等，也包括自然科學，但以史學成就最顯著。這一學派代表人物，以史學為主兼治經學的有萬斯同、萬言、邵廷采、全祖望、邵晉涵、章學誠，以經學為主兼治史學的有萬斯選、萬斯大、黃百家，文學方面有李鄴嗣、鄭梁、鄭性等，自然科學代表人物有陳言揚，但最得梨洲真傳的還是萬斯同、全祖望和章學誠三人。 康熙十八年（1679），黃宗羲停止講學活動，而全力從事於著書立說。 第五節　著作等身，一代大師 黃宗羲在青少年時代曾寫過不少應酬唱和的詩文，也寫過學術專著，今保存下來的有《西台慟哭記注》（寫於崇禎十一年，時二十九歲）、《四明山古蹟記》（寫於崇禎十五年時三十三歲，原稿五卷，康熙十二年改定為《四明山志》九卷）余皆不見。明朝滅亡的歷史事實給黃宗羲以極大震動，於是他開始認真總結歷史教訓，決心為後人留下一些對經世治國有價值的言論文章。流傳後世的梨洲遺著，絕大多數是作於順治十年（1653年，時四十四歲）之後，特別是在康熙時寫的。著書立說，這是黃宗羲後半生的主要活動內容。順治十年三月，魯王朱以海在金門島宣布取消「監國」稱號。九月，黃宗羲寫下了第一部重要的政治思想著作《留書》一卷八篇①。在該書《自序》中寫道：古之君子著書，不惟其言之，惟其行之也。仆生塵冥之中，治亂之故，觀之也熟；農瑣余隙，條其大者，為書八篇。..自有宇宙以來，著書者何限？或以私意攙入其間，其留亦為無用。吾之言非一人之私言也，後之人苟有因吾言而行之者，又何異乎吾之自行其言乎？是故其書不可不留也。 這表明他著書目的，在於總結歷史上的「治亂之故」，為後世立言。 黃宗羲在《留書》中表達了強烈的反清民族主義精神。他把清朝說成「偽朝」，把清帝罵作「虜酋」，把歷史上少數民族對中國的統治視為「夷狄作亂」，甚至把《宋史》、《元史》的修撰者對遼、金、元政權的承認比作「為虎作倀」②。他在書中總結了明亡教訓，認為明朝衛所制度腐敗、宦官專政、土地與賦稅制度不合理、科舉制壓抑人才等等，都是導致亡國的原因，但在另一方面也因有「夷狄」作亂，因此提出了「自三代以後，亂天下者無如夷狄」，而「夷狄」所以能夠「亂天下」，又在於秦以後「廢封建之罪」①。這就把批判的鋒芒指向了中央集權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為他後來寫作《明夷待訪錄》埋下了伏筆。 時隔十年，即康熙元年至二年，南方抗清鬥爭相繼失敗，清朝統治日趨鞏固，黃宗羲對於恢復明室已經不抱希望，但他並不承認新皇朝統治的合法性，而認為當時「亂運未終」，治世有待未來。於是他在《留書》八篇基礎上，加以擴充，寫下了為後世「條具為治大法」的《明夷待訪錄》②。在這部名著中，黃宗羲不再像《留書》那樣僅把批判矛頭指向腐敗的明皇朝和來自「夷狄」的清皇朝，而是指向了秦漢以來統治中國近兩千年的封建君主專制①《留書》八篇的篇名是《文質》、《封建》、《衛所》、《朋黨》、《史》、《田賦》、《制科》、《將》，舊無刊本，僅有抄本流傳下來。今寧波天一閣藏有乾隆年間慈谿二老閣主人鄭性、鄭大節校抄本一種，存錄前五篇，後三篇有目無文。經整理標點發表於《文獻》1985年第4期，並收入《黃宗羲全集》第十一冊，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引文均據天一閣抄本。 ②引文見《留書》中的《封建》、《朋黨》、《史》。 ①引文見《留書·封建》。 ②《明夷待訪錄》原稿應有二卷二十六篇，並曾於康熙十二年刊刻，此板後毀於火。至乾隆年間二老閣主人鄭性、鄭大節重刻此書時，刪去了原屬《留書》的有著明顯反清內容的篇章，故傳世刻本均來源於二老閣刻本，僅存一卷二十一篇。被刪去未刻的《留書》五篇則以抄本形式流傳下來。今存天一閣藏的抄本也系二老閣主人鄭性、鄭大節抄校。 制度，破天荒第一次揭示了「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③。他從政治、經濟、法律、軍事、教育、文化等各個方面提出了具有民主啟蒙思想傾向的政治綱領，設計了未來理想社會的藍圖。 從康熙七年至十四年，黃宗羲經歷七個寒暑，披閱千餘家文集，編定了規模宏大的《明文案》二百十七卷。他在《明文案序》中申明自己選文的目的是為了發掘有明「三百年人士之精神」，要從「埋沒於應酬訛雜之內，堆積几案」的千家文集中洗滌「情至之語」。他對自己的勞動很滿意，認為《明文案》可與前人編的《昭明文選》、《唐文粹》、《宋文鑒》、《元文類》媲美，自信「有某茲選，彼千家之文集龐然無物，即盡投之水火不為過矣」①。《明文案》編成之時，黃宗羲年已六十六歲，但他仍然不辭勞苦地搜閱明人文集，曾多次長途跋涉到江蘇崑山徐乾學家藏書樓（即「傳是樓」）看書抄書，前後經歷約二十年，終於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八十四歲高齡時將《明文案》擴編成為《明文海》，計四百八十二卷。全書由黃宗羲親定體例、寫定目錄，內文由其子弟抄錄，宗羲親作批註。書成以後，宗羲曾對兒子黃百家說：「非此不足存一代之書。」②《四庫全書總目·〈明文海〉提要》稱讚此書「搜羅極富，所閱明人文集幾至二千餘家」、「可謂一代文章之淵藪，考明人著作者，必當以是編為極備矣！」 康熙十五年至二十四年（1676—1685）間，黃宗羲編撰了另一部學術巨著——《明儒學案》六十二卷，近百萬字。全書分立學案十九個，以王陽明學派為主流，兼述各家各派，記載了明代二百多名學者的事跡、言論和學術思想，是一部系統總結有明一代學術發展演變狀況的斷代學術思想史專著。他在敘述和評論各家各派的學術源流和思想傾向時，能做到「分其宗旨，別其源流」③，又注意存錄各個案主的「一偏之見」和「相反之論」④。書成之後，學者紛紛抄傳，推崇備至。與宗羲同時代的學者湯斌稱讚《明儒學案》「如大禹導山導水，脈絡分明；事功文章，經緯燦然。真儒林之巨海，吾黨之斗杓也」①。全祖望則稱此書為「有明三百年儒林之藪也」②。 繼《明儒學案》以後，黃宗羲又著手編著《宋儒學案》和《元儒學案》，但未能完成，而由其子黃百家、後學全祖望續編而成《宋元學案》一百卷。通過編撰《明儒學案》和《宋元學案》，黃宗羲不僅創立了一種新的史書體裁——學案體，而且確立了以「一本而萬殊」的真理論為指導的學術史觀③。在哲學理論方面，他批判地總結了宋元明近七百年的理論思維成果，沿著他的老師劉宗周開拓的批評程朱理學、修正陽明心學的路子，在宇宙本原問題上堅持了唯物主義的「理氣統一」論，認為「通天地，亘古今，無非一氣而已」④，指出理與氣是「一物而兩名，非兩物而一體」⑤，「理為氣之理，③《明夷待訪錄·原君》，載《黃宗羲全集》第一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①《明文案序上》載《黃梨洲文集》頁388，中華書局1959年版。 ②黃炳垕：《黃梨洲先生年譜》卷下。 ③《明儒學案·自序》。 ④《明儒學案發凡》。 ①湯斌：《與黃太沖書》，載《南雷文定》三集「附錄」。 ②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 ③見鄭性二老閣刻本《明儒學案發凡》。 ④《梨洲太極圖講義》，載《宋元學案》卷12，《濂溪學案下》。 無氣則無理」⑥；在主客體關係問題上則力圖建立他的「理氣心性統一」論，說「在天為氣者在人為心，在天為理者在人為性，理氣如是則心性亦如是，決無異同」⑦，又說：「盈天地皆心也。人與天地萬物為一體，故窮天地萬物之理，即在吾心之中。」⑧他在早些年（順治年間）所寫的《子劉子行狀》和《孟子師說》等哲學著作中也反映了他的哲學思想受劉宗周的影響比較大。作為一個明朝的「遺民」，黃宗羲感到有責任整理和保存宋元以來特別是明代的歷史文獻資料，以總結歷史經驗，為統治者的借鑑。他除了編選宋、元、明三代的「文案」、「學案」之外，又用了大量精力編輯《明史案》①，完成了《行朝錄》②、《弘光實錄抄》、《四明山志》等重要的歷史、地理專著，還編纂了《東浙文統》（已佚）和《黃氏捃殘集》等地方文獻資料。在宋、元史的整理方面，則纂輯了《宋史叢目補遺》、《續宋文鑒》、《元文抄》（今皆亡佚）等書。他的自著詩文集《南雷文定》、《南雷詩歷》等也保存了許多可靠的明史資料。 黃宗羲在自然科學特別是在天文、地理、數學方面鑽研頗深，成績顯著。他的自然科學著作計二十餘種，較有代表性的是：《授時曆故》、《授時曆法假如》、《西洋曆法假如》、《回回曆法假如》；《今水經》；《勾股圖說》、《開方命算》、《測圓要義》等，可惜多數已經亡佚了。 黃宗羲博學多才，著述宏富，涉及政治、經濟、歷史、哲學、天文、地理、數學、文學、宗教等眾多學科。但其著作散亡嚴重、彙刊不全。舊史家對他的遺著，或者錄其要而失其全，或者考辨未精、真偽不分，以致後代以訛傳訛，很有詳記之必要。 黃宗羲的著作總數有一百十多種，一千三百多卷，二千萬字以上。今分類列目如下：1.文選匯編類十八種，存、佚各九種（以下有*者為佚著）：《明文案》二一七卷，《明文海》四八二卷，《明文授讀》六二卷，《姚江逸詩》十五卷，《黃氏捃殘集》七卷，《剡源文抄》四卷，《杲堂詩文抄》十三卷，《子劉子學言》二卷，《黃忠端公文集》六卷；《明史案》二四四卷*，《宋元文案》若干卷，《宋集略》若干卷*，《元集略》若干卷*，《宋史叢目補遺》三卷*，《續宋文鑒》若干卷*，《宋詩抄》若干卷*，《元文抄》若干卷*，《正氣錄》一卷*；2.專著類六十八種，存二十八種，佚四十種：《留書》一卷，《明夷待訪錄》二卷（今存一卷），《破邪論》一卷，《汰存錄》一卷，《易學象數論》六卷，《深衣考》一卷，《子劉子行狀》⑤《明儒學案》卷44《諸儒學案上二》。 ⑥《明儒學案》卷7《河東學案上》。 ⑦《明儒學案》卷47，《諸儒學案中一》。 ⑧《明儒學案改本序》，載《南雷文定五集》卷一。 ①根據錢林《文獻征存錄》和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和鄧實《國粹叢書〈行朝錄〉後序》的記載分析，《明史案》有244卷，類似草創之《明史》，其中包括《行朝錄》3卷和《海外慟哭記》1卷。但《明史案》原書已散佚，今難確考。 ②根據錢林《文獻征存錄》和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和鄧實《國粹叢書〈行朝錄〉後序》的記載分析，《明史案》有244卷，類似草創之《明史》，其中包括《行朝錄》3卷和《海外慟哭記》1卷。但《明史案》原書已散佚，今難確考。 二卷，《孟子師說》二卷（今分七卷），《思舊錄》二卷（今存一卷），《黃氏家錄》一卷，《葬制或問》一篇，《梨洲末命》一篇，《明儒學案》六二卷，《宋元學案》一○○卷（初由宗羲主編，未成書，後由黃百家、全祖望續成，王梓材校定），《弘光實錄抄》四卷，《行朝錄》三卷（分《隆武紀年》、《贛州失事》、《紹武爭立》、《魯紀年》、《舟山興廢》、《日本乞師》、《四明山寨》、《賜姓始末》十篇，《海外慟哭記》一卷，《西台慟哭記注》一卷，《冬青樹引注》一卷，《金石要例》一卷）、《歷代甲子考》一卷，《四明山志》九卷，《匡廬游錄》一卷，《今水經》一卷，《授時曆故》一卷（今本四卷系後人據原本整理之作），《授時曆法假如》一卷，《西洋曆法假如》一卷，《新推交食法》一卷（今本二卷系後人據原本整理之作）；《授書隨筆》一卷*，《四書私說》一卷*，《六家耆法》六卷*，《理學錄》一卷*，《二程學案》二卷*，《倒戈錄》一卷*，《虐征錄》一卷*，《邪氛錄》一卷*，《明季災異錄》一卷*，《從政錄》一卷*，《蕺山同志考》一卷*，《姚江瑣事》二卷*，《東浙文統》若干卷*，《明史條例》一篇*，《緯書》若干卷*，《三史》若干卷*，《續時略》若干卷*，《姚江文略》若干卷*，《姚江詩略》若干卷*，《補唐詩人傳》一卷*，《四明山古蹟記》五卷*，《台宕紀游》一卷（一名《台雁筆記》）*，《讀龜山先生字說辨》一卷*，《天一閣書目》若干卷*，《律呂新義》二卷*，《黃氏喪服制》一卷*，《自著年譜》一卷*，《忠端公祠中神弦曲》一卷*，《春秋日食歷》一卷*，《回回曆法假如》一卷*，《監國魯元年丙戌大統歷》一卷*，《監國魯五年庚寅大統歷》一卷*，《大統歷推法》一卷*，《大統曆法辨》一卷*，《時憲曆法解》一卷*，《氣運算法》一卷*，《勾股圖說》一卷*，《開方命算》一卷*，《測圓要義》一卷*，《割圓八線解》一卷*；3.自著詩文集類二十六種，存十八種，佚八種①：《南雷文案》十卷外一卷，《吾悔集》（即《南雷續文案》）四卷，《撰杖集》（即《南雷文案三刻》）一卷，《南雷文定》五種（《前集》十一卷，《後集》四卷，《三集》四卷，《四集》四卷，《五集》四卷，末一種又名《病榻集》、《病榻隨筆》）二七卷，《南雷雜著》一卷，《南雷余集》一卷（又名《南雷集外文》），《南雷文抄》（鄭祏抄本）三卷，《南雷文抄》（梨洲門人抄本）一卷，《南雷文約》四卷，《南雷詩歷》三種（分三卷本、四卷本、五卷本），《匡廬行腳詩》一卷；《始學庵集》若干卷*，《庚戌集》若干卷*，《蜀山集》若干卷*，《老柳集》（庚寅至乙未年詩集）一卷*，《杏殤集》（丙申年詩集）一卷*，《金罍集》（丁酉、戊戌年詩集）一卷*，《露車集》（壬寅年詩集）一卷*，《心斷集》（癸卯年詩集）一卷*，《吳艇集》（甲辰年詩集）一卷*②。 此外，尚有不少詩文散存於清人詩文集和《竹橋黃氏宗譜》等書，足見宗羲著述之豐了。 ①自著詩文集種類雖多，但多為重複結集，其主要文集是《南雷文定》，詩集是《南雷詩歷》，但諸本卷數、篇目均有異同處，故仍分別列出。 ②以上六種詩集雖未見傳本，但其主要的當已收入《南雷詩歷》，故前人多不著錄，目見黃炳垕：《黃梨洲先生年譜》。 第六節　晚年順清，壽逾八旬 黃宗羲在後半生雖然主要從事於著述，但並沒有完全脫離政治。他同清廷的關係，由對抗、不合作到基本順從，這也影響了他的政治意識的變化。從順治至康熙初年，他對清統治者懷著強烈的民族仇恨，不僅在行動上進行武裝反抗，而且在《留書》、《明夷待訪錄》等著作中還進行激烈的批判。但在康熙時代，清朝的政權日益鞏固，康熙帝玄燁對順治時期的暴力鎮壓政策作了較大的修改，特別是對漢族知識分子採取了籠絡為主的政策，這無疑對黃宗羲的言行起著一定的影響。 康熙十六年（1677），侍讀學土葉方藹賦五古長詩一首，交董允瑤帶給黃宗羲，詩中有「興朝亟求賢，側席心殷殷」，「勿著羊裘去，蒼茫煙水濱」①之句，意在規勸黃宗羲結束隱逸生活，出來為清廷效力。黃宗羲即次其韻答詩一首，稱「斯民方憔悴，何以返夏殷」，「勿令吾鄉校，竊議東海濱』②，表明其不仕清廷之志。 次年，清廷議修《明史》，特開「博學鴻儒科」，以延攬人才。葉方藹向康熙帝推薦黃宗羲。黃宗羲的弟子陳錫嘏當時在北京任職，代為力辭。黃宗羲聞知後即致書陳錫嘏表示感謝，說他對葉氏舉薦之事，「始聞之而駭，已喟然而嘆」，而「喜兄（指錫嘏）之知我也」。又說如果讓他「待詔金馬」，無異於「斷送老頭皮也」①。 康熙十八年，監修明史總裁徐元文、葉方藹兩位內閣學士，徵聘黃宗羲的弟子萬斯同、萬言北上修史。黃宗羲從「國可亡，史不可亡」的觀點出發，支持萬斯同「以布衣參史事」，但他在賦詩送行時告誡他們「太平有策莫輕題」②，表明其不與清廷合作的初衷。 康熙十九年，黃宗羲年已七十一歲，徐元文在康熙帝面前舉薦黃宗羲參與修史，康熙帝下旨浙江督撫「以禮敦請」，黃宗羲仍然託病力辭。但他這時對康熙帝恐怕不太反感了，在給清朝官員的信中寫道：「羲蒙聖天子特旨召入史館..時以老病堅辭不行，聖天子憐而許之。」③這較之《留書》中罵清統治者為「夷狄」、為「虜酋」，已經大不相同。所以，他自己雖不應聘，卻派遣自己的兒子黃百家到徐元文主持的明史館去修史了。 在保持「遺民氣節」問題上，進入晚年的黃宗羲，一方面極力稱讚「遺民者，天地之元氣也」④，表彰諸如汪渢、謝泰階等明遺民不仕清廷的氣節，另一方面又感到不能閉眼不看現實而採取與世毫無干涉的絕對隱居生活，所以，他所謂的遺民標準，是本身「止於不仕」（即不仕新朝）而又不廢「當世之務」的「得中」之士⑤，他認為那些「種瓜賣卜，呼天搶地，縱酒祈死，穴垣通飲饌者，皆過而失中者也」⑥。他在《余若水周唯一兩先生墓志銘》中，①《黃梨洲詩集》頁66，中華書局1959年版。 ②《南雷詩歷》卷4，《次葉葉訒庵太史韻》，載《黃梨洲詩集》，中華書局1959年版。①《與陳介眉庶常書》，載《黃梨洲文集》頁464、465。中華書局1959年版。②《南雷詩歷》卷2，《送萬季野、貞一北上》，載《黃梨洲詩集》頁70。③《與李郡侯辭鄉飲酒大賓書》，《黃梨洲文集》頁465。 ④《謝時符先生墓志銘》，《黃梨洲文集》頁213。 ⑤《謝時符先生墓志銘》，《黃梨洲文集》頁213。 ⑥《謝時符先生墓志銘》，《黃梨洲文集》頁213。 為自己的處世態度辯護說：「生此天地之間，不能不與之相干涉，有干涉則有往來。陶靖節不肯屈身異代，而江洲之酒，始安之錢，不能拒也。」①正是在上述思想指導下，黃宗羲不僅和許多「勝國遺民」交往密切，而且和清廷不少重要官員時相過從，或書信往來，或登門拜訪。例如，他同「崑山三徐」（內閣學士、刑部尚書徐乾學；文華殿大學士，明史總裁徐元文；吏部侍郎徐秉義）關係十分密切，徐乾學、徐元文一再向康熙帝推薦黃宗羲，與黃宗羲互致書信，詩歌唱和，徐秉義曾至餘姚拜訪黃宗羲。黃宗羲也曾幾次至崑山拜訪徐氏兄弟，還請徐乾學為其父黃尊素祠撰寫碑銘。徐元文病逝，黃宗羲寫下了《哭相國徐立齋先生》的五古長詩，表示痛悼之意②。康熙二十六年，黃宗羲在寫給徐乾學的一封信中，突出地反映了他晚年對清朝統治者態度的變化。他寫道：去歲得侍函文，不異布衣胥肉之歡。公卿不下士久矣，何幸身當其盛也。今聖主特召，入參密勿，古今儒者遭遇之隆，蓋未有兩。五百年名世，於今見之。朝野相賀，拭目以觀太平，非尋常之宣麻不關世運也。③又說：方今殺運既退，薄海內懷音草狀；皇人仁風篤烈，救現在之兵災，除當來之苦集，學士大夫皆以琴瑟起講堂之上，此時之最難得者也。④在此信中，黃宗羲改變了他曾告誡萬斯同「太平有策莫輕題」的態度，而提出了「其要以收拾人才為主」的治安策，並寄希望於徐乾學式的「真儒實學，居上而激揚之」①。 除與徐氏兄弟交往頻繁之外，黃宗羲與朝中和地方一些有影響的官員如張玉書、湯斌、葉方藹、許三禮、朱彝尊等都有交往，與先仕明、後仕清的錢謙益關係也很密切。他在晚年為人撰寫的碑銘傳狀和致友人書中讚譽康熙帝為「聖天子」，稱清朝為「國朝」、清軍為「王師」，並從使用干支紀年到採用順治、康熙等年號，甚至希望「同學之士，共起講堂，以贊右文之治」②。這些事實，如完全站在明遺民的立場上看，確可謂梨洲「晚節有虧」。但從中國歷史的發展來看，何嘗不可以稱道梨洲的現實主義態度呢！因為當其晚年，復明已絕對無望，康熙帝的文治武功又確實值得稱道。 康熙二十五年，王掞視學浙江，倡議在黃宗羲故居黃竹浦重建忠端公（黃尊素）祠，宗羲寫了《重建先忠端公祠堂記》。次年，王掞又捐俸匯刻劉宗周文集，宗羲與同門友董瑒、姜希轍一起編輯了《劉子全書》，並為之作序。康熙二十七年，黃宗羲將舊刻《南雷文案》等文集刪削修改，定名《南雷文定》重行刊刻。這年，他自築生壙於龍虎山黃尊素墓側，並有《築墓雜言》詩。 康熙二十九年，黃宗羲年已八十，曾至杭州、蘇州等地尋訪舊跡，拜訪朋友。次年，應新安縣令靳治荊之邀遊覽黃山，為汪栗亭《黃山續志》作序。①《黃梨洲文集》頁128。 ②詩載康熙四十二年黃炳編刊之《黃氏續錄》卷4，又見民國十五年刻《竹橋黃氏宗譜》卷13。③《與徐乾學書》，見上海圖書館藏《明黃宗羲〈南雷雜著稿〉真跡》。①《與徐乾學書》，見上海圖書館藏《明黃宗羲〈南雷雜著稿〉真跡》。②《董在中墓志銘》，載《黃梨洲文集》頁238；參閱同書《太垣靳公傳》、《姜定庵小傳》、《周節婦傳》、《陳夔獻墓志銘》、《與李郡侯辭鄉飲酒大賓書》等文。 康熙三十一年，黃宗羲病勢沉重，聞知賈潤刊刻其《明儒學案》將成，遂抱病作序，由黃百家手錄。次年，《明文海》編成，宗羲又選其精萃編為《明文授讀》。 康熙三十四年七月三日（公元1695年8月12日），黃宗羲久病不起、與世長辭。他在病中曾作《梨洲末命》和《葬制或問》，囑家人喪事從簡：死後次日，「用棕棚抬至壙中，一被一褥不得增益」，遺體「安放石床，不用棺槨，不作佛事，不做七七，凡鼓吹、巫覡、銘旌、紙幡、紙錢一概不用」①。這表現了一個無神論者移風易俗的勇氣。 黃宗羲在臨終前四天給孫女婿萬承勛的信中寫道：總之，年紀到此可死；自反平生雖無善狀，亦無惡狀，可死；於先人未了，亦稍稍無歉，可死；一生著述未必盡傳，自料亦不下古之名家，可死。如此四可死，死真無苦矣！這也可說是他自己的「蓋棺定論」了。從黃宗羲一生業績看，他作為一個思想家、著作家的歷史地位，確實是「不下古之名家」的！ ①轉引自黃炳垕：《黃梨洲先生年譜》卷下。 ②轉引自萬承勛《冰雪集》刻本《哭黃梨洲先生》詩注。萬承勛，浙江鄞縣人，字開遠，號西郭，清初史學家萬言之子，為梨洲門人之一，但聲名不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