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十卷） · 第一章　後金興起

第一節　金國英明汗首攻圖倫 明萬曆十一年（1583）二月，年方二十五歲的女真建州左衛枝部舍人努爾哈赤，忽然獲悉祖父覺昌安、父親塔克世被明軍殺害的消息，悲憤欲絕。原來，這一年二月，明朝的寧遠伯、遼東總兵李成梁統軍征討建州右衛阿台，覺昌安雖與阿台是姻親，為阿台之妻的祖父，但仍與其子塔克世隨從明軍作戰。不料在攻陷阿台之古勒寨時，反被明軍誤殺。 殺害父、祖之仇，不共戴天，努爾哈赤本欲向明朝討還血債，但明皇帝擁兵百萬，小小女真頭人怎敢太歲頭上動土，他只好歸罪於圖倫城主尼堪外郎，要求明臣執送此人。明朝邊臣先前已因誤殺而送回覺昌安、塔克世屍體，賜予努爾哈赤敕書三十道、馬三十匹，允其承襲父、祖之都指揮使，認為這樣事已了結。今見努爾哈赤索要仇人，遂勃然大怒，斥之說：「吾即助尼康外郎，築城於甲板」，令為女真之主。遂使尼康威望劇升，勢力激增，「於是國人信之，皆歸尼康外郎」。連努爾哈赤之大、二、三伯祖及五、六叔祖的子孫，亦「對神立誓」，欲殺努爾哈赤，歸附尼康。尼康又逼努爾哈赤投降。 祖、父慘死，家道中衰，部眾叛離，族人變心，強敵威逼，滅門之禍即在眼前，怎麼辦？是屈於威勢，跪地求降，還是奮抗強敵，寧可玉碎，不為瓦全？在這關鍵時刻，年輕的努爾哈赤果斷決策，以大無畏的英雄氣概，毅然高舉義旗，於當年五月，以遺甲十三副起兵，率領少數人馬，攻克圖倫城，打響了建立後金國的第一仗。 女真統一這時，女真各部分裂渙散，互相殺掠。《滿洲實錄》卷一（滿文體）對此情景有一段總結性的論述，譯錄如下：時各地之國為亂。滿洲國之蘇克護河部、渾河部、完顏部、棟鄂部、哲陳部、長白山納殷部、鴨綠江部、東海窩集部、瓦爾喀部、庫爾喀部，呼倫國之烏拉部、哈達部、葉赫部、輝發部，各地盜賊蜂起，各自僭稱汗、貝勒、大人，每村每寨為主，各族為長，互相征伐，兄弟相殺，族眾力強之人，欺凌、搶掠懦弱者，甚亂。 《滿洲實錄》所記之女真三大系統，即：「滿洲國」就是建州女真，「呼倫國」是海西女真，「東海」是「野人女真」的一支，另一支為黑龍江女真。各系統又分為若干部，各部人丁多少不一，地域廣寬不等，這大大小小的數百個部落城寨的女真，人丁總共約有六至八萬。 此時努爾哈赤只有三十丁，在建州女真中也只能算是一個微弱小部，不少部長如棟鄂諸部的一個部長阿海就有兵四百，蘇完部的一個部長三潭有部眾三百戶，另一蘇完部長索爾果轄戶五百。海西女真的哈達、烏拉、葉赫、輝發四部，人丁馬匹皆遠遠超過努爾哈赤。哈達首領王台曾轄地數千里，建州各部皆被迫歸順於彼。葉赫貝勒一再欲圖侵吞建州。 在這群雄爭長，兼併盛行，四面皆敵的險惡形勢下，只有區區三十丁實力的頭人努爾哈赤，怎樣才能擺脫被征服的危險，確實是一大難題。至於要想力戰群雄，威行各部，更是難於上青天。然而，奇蹟出現了，這位有志青年，竟在三十來年的時間裡，力挫群雄，完成了幾百年未曾完成的統一女真各部的偉大事業，躍居「承奉天命覆育列國英明汗」（簡稱英明汗）的寶座。這一奇蹟之出現，既非什麼天命有歸，也不是個別偶然因素所致，而是由於女真——滿族正在興起，努爾哈赤作為這一民族的傑出領袖，能順應時代潮流，勇於進取，採取了正確的方針、政策和策略，統率本族人員，三十年如一日地艱苦奮鬥，因而出現了這一符合歷史規律的必然結局。 自元以降，三百多年裡，女真人由於渙散分裂，先後隸於元、明君主之下，受盡了壓迫剝削。明帝及文武官將，賤視女真，稱其為「東夷」，任意欺凌，百般盤剝。史載明臣「藐視女真諸大臣，欺凌侮辱，用拳毆打，不許站在門口」，「勢不使盡不休，利不括盡不已，（對女真）苦害欺凌，千態莫狀」①。更為可惡的是，明廷因女真「兵滿萬人，則不可敵」，而對其實行以夷制夷、「犬牙相制」的「分而治之」的政策，千方百計阻礙女真各部的統一，誅戮欲圖統一之領袖。一百二十四年前，努爾哈赤的五世祖建州左衛都督同知董山，便因驍勇善戰，威行建州女真各部，反對明朝欺凌，並欲擄掠人畜，而夥同建州衛、建州右衛酋長，多次入邊劫掠，致被明帝誘入京師斬殺。明軍還征剿三衛，大肆燒殺擄掠。 廣大女真人員深受明朝之害，吃盡分裂力弱之苦，切盼統一、強大起來，擺脫明朝奴役。努爾哈赤胸懷大志，奮發圖強，適應了女真人的願望，使其目標的實現有了堅實的基礎。 努爾哈赤竭力網羅能人，重用賢者，厚待功臣，招徠了許多機智忠貞、武藝超群之人。以助汗理政聽訟統兵征戰的「五大臣」而言，額亦都驍勇善戰，能挽強弓十石，善於以少敗眾，軍功累累，所向無敵。「輒為軍前鋒，用兵垂四十年，未嘗挫衄」。費英東，智勇雙全，多次領兵出征，功勳卓著，被譽為「萬人敵」。三十餘年裡，每戰必「身先兵士，衝突堅陣，當其鋒者，莫不披靡」。安費揚古，屢敗敵兵，克城破堡，勇冠三軍，被賜號為「碩翁科羅巴圖魯」。扈爾漢、何和禮亦為能征慣戰軍功卓著之勇將。「五大臣」①《滿文老檔·太祖》卷64。 以外，揚古利幼年從征，「凡在行間，率先破敵，衝鋒挫銳，所向披靡」，「行軍四十餘年，大小百餘戰，功業絕特」。勞薩、圖魯什、巴篤禮、冷格里、薩穆什喀、阿山、吳拜等等，也是身經百戰，屢建奇功之猛將。就文臣而言，額爾德尼自幼明敏，精通蒙、漢文，從征蒙古諸部，「能因其土俗、語言、文字宣示意旨，招納降附」。他遵照努爾哈赤的指示，借用蒙文字母，創製了滿文，通行建州全境，為後金國的建立和滿族的加速形成，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勳，被譽為一代傑出人物。達海，九歲即通滿漢文義，翻譯了《素書》、《明會典》、《三略》等漢文典籍，並增補十二字頭，於舊滿文字旁加以圈點，使滿文更為完善，被稱為新滿文，通行於後金。這些猛將文臣皆雲集努爾哈赤麾下，同心事主，為貫徹其統一女真各部的總方針，而各盡所能，艱苦奮鬥，終使經濟發展，「民殷國富」，國勢日強，軍威大振。 努爾哈赤又採取了正確的用兵方針，「恩威並行，順者以德服，逆者以兵臨」。這與兵法中「攻心為上」十分吻合。具體內容有三：一為抗拒者殺，俘獲者為奴。二系降者編戶，對於女真人員，不管是大軍壓境被迫歸順，還是交戰失敗，城寨陷落，不得不降，他都予以「恩養」，編戶，不貶為奴，不奪其財，原系諸申（女真平民），仍為諸申，原是部長寨主，大多授予官職，轄其舊部人員。三是來歸者獎。這對促使各部女真在努爾哈赤無敵軍威的影響下率部歸順，起了很大作用。僅據《八旗滿洲氏族通譜》記載，黑龍江、吉林、遼寧各地女真頭目率眾來歸者，就有二三百起之多，從而大大加速了女真統一的過程，減少了許多不必要的傷亡和損失。 在用兵順序上，努爾哈赤的策略也很高超，一般是由近及遠，先弱後強，逐步擴大，積極爭取蒙古，盡力避免過早地與明國發生正面衝突。他先進攻和招撫附近建州女真部落，併合為一，致使原來幾十人之兵力發展到「驍騎數千」，再以此為基礎，先攻海西四部中內訌激烈、國勢劇衰的哈達，繼滅烏拉，取輝發，最後才征服最強之葉赫，統一了建州、海西各部及部分「野人」女真。 八旗建制八旗制度淵源於女真人長期流行的牛錄製。牛錄是滿語音譯，意為「大披箭」。長期以來，女真人「凡遇行師出獵，不論人之多寡，照依族寨而行」。「出獵開圍之際，各出箭一枝，十人中立一總領，屬九人而行，各照方向，不許錯亂，此總領呼為牛錄厄真（厄真，華言主也）」①。這是以族寨為基礎湊編而成的臨時性的武裝組織，兵獵完畢即解散。這既是當時女真部落渙散條件下的產物，又反過來延續了女真的分裂，且在客觀上為明朝政府實行對待女真的「分而治之」政策，提供了有利條件。 ①《武皇帝實錄》卷2，頁4。 明萬曆二十九年（1601），努爾哈赤對牛錄製度進行了改革，他將陸續編立的牛錄，定為三百丁為一牛錄，旗分黃、白、紅、藍四色。萬曆四十三年，「將此四色鑲之為八色，成八固山（八旗）」，即正黃、正白、正紅、正藍、鑲黃、鑲白、鑲紅、鑲藍八旗，每三百丁為一牛錄，五牛錄為一甲喇，五甲喇為一固山（旗），分別設牛錄額真、甲喇額真、固山額真、梅勒額真，管轄所屬人員。當時約有二百多個牛錄。後金所有人員皆須編入旗下牛錄。八旗額真之上，有汗總轄，努爾哈赤又分授子侄為各旗之主各牛錄之主，這樣一來，原來分散的幾百個部落幾十萬男女老少女真及歸順的蒙古、漢人，皆統一編制起來。 八旗的諸申是兵民合一，平時耕獵為民，戰則披甲當兵。披甲的比例，各個時期不盡一樣，有時一牛錄出五十甲，有時一百甲，多的時候達到一牛錄出一百五十甲，大體上是三丁抽一，一牛錄出甲兵一百人。這樣，就建立起一支擁有精兵數萬的八旗軍隊。 八旗制不僅是軍事制度，而且還包括了征賦僉役等財經方面的職能。後金國築造城寨，運送糧米器械木材石頭，等等力役，皆按旗僉派各牛錄人丁擔任，官用糧谷，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亦系各牛錄提供，每牛錄出十丁四牛屯墾閒地，收穫糧食交納公庫，每年約能收糧食十餘萬石。其他用費，包括戰時急需的軍馬和舟船，也由各牛錄備辦。史稱其「凡有雜物收合之用，戰鬥力役之事，奴酋令於八將，八將令於所屬柳累將，柳累將令於所屬軍卒，令出不少遲緩，絕無呈訴弁理爭訟曲直之事」①。 八旗制又是後金進入遼瀋前的特殊政權組織形式。牛錄是基層政權機構，上為甲喇，再上為固山（旗）。八旗的固山額真、甲喇額真、牛錄額真，既要執行汗的指令，僉派人夫屯田服役，披甲當兵，率領士兵戰陣廝殺，又要遵奉汗諭，轄治屬下人員。當時，努爾哈赤親領正黃、鑲黃兩旗，大貝勒代善領正紅、鑲紅兩旗，阿敏主鑲藍旗，莽古爾泰轄正藍旗，皇太極正白旗，杜度（努爾哈赤之孫）統鑲白旗。統轄旗之貝勒稱「固山貝勒」或「旗主貝勒」、「主旗貝勒」，一般簡稱為旗主。另外他的一些子侄則分轄若干牛錄，隸於旗主貝勒之下。八旗各級額真既總隸於汗，又分隸於本旗旗主。 因此，八旗制度並不只是一個單純的軍事制度，還包含了財、政、刑等各個方面的職能，它是滿族的根本制度，也是進入遼瀋前後金政權組織的特殊形式，對後金國的建立和發展，以及對滿族的形成和發展起了重大作用。八旗制的確立，標誌著統一女真各部的宏偉事業已取得決定性的勝利。 此時，女真族轄地廣闊，延柔數千里，人丁眾多，兵強馬壯，努爾哈赤便去掉原來先後使用的「淑勒貝勒」、「聰睿貝勒」、「聰睿汗」稱號，改上新的尊號。明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正月，八旗貝勒大臣集會，尊稱努爾哈赤為「承奉天命覆育列國英明汗」，簡稱英明汗，定年號為天命，國號「後①李民奐：《柵中日錄》。 金」（後來又改稱「金國」），滿族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第二節　明滿關係 龍虎將軍 努爾哈赤的祖先，長期是明朝的屬夷。六世祖猛哥帖木爾是女真建州左衛第一任都督僉事，其子董山襲承其職。董山的第二個兒子脫羅又襲父職，第三子石報奇是努爾哈赤的四世祖，亦系明帝屬臣。努爾哈赤於萬曆十一年（1583）起兵前後，襲承了祖父覺昌安的都指揮使。為了擺脫人少兵弱四面皆敵的困境，利用明朝的威勢，避免過早地與明朝發生公開衝突而遭其征剿，影響統一女真的事業，他長期向明朝進貢效勞，擒斬擾邊酋長，送還被掠漢民，口口聲聲宣稱忠於明帝，要求晉升職銜。 萬曆十七年，努爾哈赤擒斬掠明女真首領克五十，獻送明朝，命貢夷馬三非奏述祖父與圖王杲、阿台，有殉國忠，今復身率三十二酋保塞，且鈐束建州、毛憐等衛，驗馬起貢，請得升職「長東夷」。明薊遼總督張國彥、遼東巡撫顧養謙等官據此奏稱，努爾哈赤原系都指揮，祖父嚮導有功，本人忠於朝廷，且「勢最強，能制東夷」，應准其請，以便「制東夷」，帝從其奏，命授為都督僉事①。這是努爾哈赤得受明帝「殊恩之始」，使他成了合法的建州之長，為他擴充勢力，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明人評論此事說：「奴兒哈赤既竊名號，誇耀東夷，則勢愈強」，「遂雄長諸夷矣」②。 努爾哈赤對此既非常高興，又不滿足，還想繼續高升，居於大小數百部女真酋長之上，便要求得到「龍虎將軍」的封號。龍虎將軍，是明朝武官的正二品散階。有明一代，在此之前，只有曾經威行數千里轄治建州、海西女真各部的哈達名酋王台，得授此勛銜，使其地位遠遠高於其他女真都督。努爾哈赤也想謀得此銜，於萬曆二十年進呈奏文，「乞討金頂大帽服色及龍虎將軍職銜」，可能是因其勢力不大（還未完全統一建州女真），沒有達到目的。 努爾哈赤並不罷休，繼續努力，所採取的基本策略仍和過去一樣，即竭力表示忠於明帝，甘為臣僕，永作順夷，具體採取了五個方面的措施。一為保塞安民，不掠不盜；二系送還蒙古及其他女真酋長掠奪的人口，邀功討賞；三是奏請出兵「征剿倭賊」，助明抗倭援朝；四系頻繁入京，叩拜明帝，於萬曆十八年至二十六年的九年之內，他竟五次親自入京朝貢；五為籠絡明朝官將，對一個小小的明游擊，他也尊稱其為「游府老爺」，再三恭維奉承。他對坐鎮遼東三十年，屢建奇勳，「威振絕域」的寧遠伯、征虜將軍、遼東總兵官李成梁，更是百般迎合，力表忠順，屢送厚禮，甚至以弟舒爾哈齊之女嫁與李成梁之子李如柏為妾，因而使其受騙，受其關照，時人稱「建酋與①《明神宗實錄》卷215；沈國元：《皇明從信錄》。 ②茅瑞徵：《東夷考略》；海濱野史：《建州私志》。 成梁誼同父子」，「助成聲勢者李成梁也」。這些措施極為有效，他終於在萬曆二十三年如願以償，得到了「龍虎將軍」的崇高職銜，成為女真各部中官階最高，職銜最顯的大酋長。這樣，為抬高其政治地位，擴大勢力，加速統一女真的進程，起了重要作用。 薩爾滸大捷隨著統一女真部落的順利進行和由此而來的軍力強盛，努爾哈赤愈益受到明朝一些官將的懷疑，對其統一事業不斷加以干涉和阻撓，雙方爭執頻仍，關係惡化。 後金天命三年（明萬曆四十六年，1612）四月十三日，努爾哈赤以「七大恨」誓天，發軍征明。「七大恨」為：明兵殺害努爾哈赤之父、祖；明違誓出邊，「護衛葉赫」；「伐木之爭」；明助葉赫，致使努爾哈赤聘定之葉赫美女，被葉赫轉嫁與蒙古；明國不許後金收割其兼併之哈達地方糧谷；明使出言不遜，侮辱建州；明國責令努爾哈赤退還哈達，恢復其國。「七大恨」集中反映了女真十分痛恨的兩大問題，一是明朝政府欺凌女真，二系明廷反對女真各部的統一，要維持女真「各自雄長，不相歸一」的分裂局面，因而激勵三軍將士奮勇衝殺，攻下明撫順、東州、馬根單等城堡台五百餘，掠人畜三十萬，擊殺總兵張承胤，獲馬九千匹、甲七千副。 敗報至京，朝野震驚。明廷決定調兵四方，大舉征剿。萬曆四十七年二月十一日，明軍經略楊鎬在遼陽演武場集合征遼官將，誓師討伐。議定兵分四路，西路出撫順，是全軍主力，以山海關總兵杜松為主將，保定總兵王宣、原總兵趙夢麟為副，官兵二萬餘名；北路從靖安堡出邊，原遼東總兵馬林為主將，官兵二萬餘，葉赫兵二千隨征；南路從鴉骨關出邊，遼東總兵李如柏為主將，兵二萬餘；東路出亮馬佃，總兵劉鋌為主將，兵一萬餘，朝鮮都元帥姜弘立領兵一萬三千餘從征。四路兵共八萬八千五百餘人，加上朝鮮、葉赫兵二千，為十萬零三千餘人。 明軍的目的，在其「擒奴賞格」中表述得十分清楚：「凡能擒斬奴兒哈赤者，賞銀一萬兩，升都指揮使世襲。擒斬奴酋八大總管者，賞銀二千兩，升指揮使世襲。擒斬奴酋十二親屬伯叔弟侄者，賞銀一千兩，升指揮同知世襲。擒斬奴酋中軍、前鋒暨領兵大頭目者，賞銀七百兩，升指揮僉事世襲」。「北關金、白兩酋擒斬奴酋，即給與建州敕書，以龍虎將軍封殖其地」。①「八大總管」及「十二親屬伯叔弟侄」，是指努爾哈赤的子孫，即代善、阿敏等貝勒，中軍、前鋒、領兵大頭目，是指額亦都、阿敦等八旗高級官將。「北關金、白兩酋」，是葉赫國主金台石、布揚古貝勒。這就是說，明軍此次征剿，既要將努爾哈赤家族斬盡殺絕，又要消滅整個建州（實即滿族），①《明神宗實錄》卷578。 這就是明廷之用兵目的。 明軍十萬，號稱四十七萬，火器數萬，聲勢浩大，後金女真總共約六萬丁，即使全民皆兵，也只有兵六萬，少於明，而且使用弓箭刀槍，沒有火器，雙方力量對比，顯然是明軍占居優勢，似乎明軍是定勝無疑了。然而，戰爭結局卻出乎明帝意料，十萬大軍竟慘敗於八旗勁旅手下。 明軍兵分四路從二月二十五日出發，定於三月初二日在二道關會合，進攻後金首都赫圖阿拉（今遼寧新賓縣內）。努爾哈赤早已料定明軍必來，加緊準備，從容應戰。儘管明朝大軍壓境，兵多槍多炮多，但後金全國上下人員卻毫不驚慌。出現這種局面的根本原因有三，一為保家衛族，只有戰必取勝，別無他路。女真滿族長期遭受明朝政府殘酷壓迫剝削，明帝及其文武百官「無懷柔之方略，有勢利之機權，勢不使盡不休，利不括盡不已」，對女真——滿人「苦害欺凌，千態莫狀」①。這次明軍來剿，不將其打敗，努爾哈赤家族固然要被斬盡殺絕，八旗官將士兵也難逃一死，整個滿族就要被徹底消滅。這是決定民族生死存亡的一戰，具有反壓迫、求生存、圖發展的戰爭的正義性質，激勵了廣大滿族人民拚死抗敵的強烈鬥志，故對重兵壓境無所畏懼。 另一根本因素是後金國和滿族正處在興旺發達的上升勃興階段，昔日分裂的女真各部，今朝歸而為一。滿族迅速形成並急劇發展，舉國上下練兵習武，競圖進取，一派興旺。八旗勁旅取撫順，下清河，陣斬明朝大將，所向無敵，因而對與明交鋒，滿懷信心，沉著應戰。 與此同樣重要的是，傑出的軍事家努爾哈赤的正確指揮，為重創明軍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從十三甲起兵以來，努爾哈赤基本上在戰場上度過了三十五個春秋，他身經百戰，熟諳兵法，善於發揮所長，克敵之短，以少勝多。明軍二十萬（當時後金以為明軍是二十萬）雖分四路，但又不是完全分散兵力，而是約定於二道關前會師，合攻都城，如果後金分軍迎戰，每路一萬多旗兵對抗十萬明軍，很難抵擋，更不易取勝，那時明兵會合，全師進擊，赫圖阿拉就危險了。努爾哈赤果斷決定：「憑你幾路來，我只一路去」②，撤回各屯寨士卒，集中使用，只留少數兵防禦南路東路，八旗勁旅主要首先迎戰明主力西路杜松軍。 明軍槍炮眾多，利遠攻，不便於近戰。八旗軍使用弓矢刀劍，長於騎射，利突襲決勝，不利於緩慢廝殺。明兵遠來，人地生疏，糧餉難繼。建州則生長於此，險易盡曉，行動便捷。努爾哈赤充分發揮自己所長，儘量利用明軍之短，設下埋伏，誘敵入圍，突然奇襲。 明軍西路主帥杜松，出身於將門之家，兄長杜桐由末弁以軍功升至大帥。杜松「勇健絕倫」，由舍人從軍，久歷戎陣，遍體鱗傷，屢建軍功，升①天聰四年後金木刻揭榜「七大恨」。 ②海濱野史：《建州私志》。 至總兵官，歷鎮延綏、薊州、遼東、山海關，且秉性清高，不貪財，不怕死，不巴結上司，不籠絡權貴，但性急「尚氣」，剛愎自用，圖功心切。努爾哈赤設下埋伏，誘其輕騎奔馳，進入伏中，即親率八旗勁旅，以兩倍兵力，勇猛衝殺，於三月初一日在薩爾滸（今遼寧撫順市東大夥房水庫所在地）迅速消滅了明軍，斬殺杜松、王宣、趙夢麟三總兵，隨即於第二日在尚間崖擊敗北路兵，主將馬林總兵匆忙逃走。努爾哈赤又命大貝勒代善統軍迎戰明東路劉鋌軍。代善在距赫圖阿拉五十里處的阿布達里崗「設伏于山谷」，遣明降官持所得杜松之「號矢」（令箭）馳至明營，詐稱杜松已抵酋城，催軍往援。劉鋌雖系勇將虎子，所使鑌鐵大刀重一百二十斤，「馬上輪轉如風」，又久經征戰，頗諳兵法，軍功累累，升至總兵官，但因害怕杜松「獨有其功」，使己「宿名頓墜」，遂聽信其言，督軍迅進，陷入伏中。代善揮軍猛攻，斬殺劉鋌，全殲明軍，逼朝鮮兵一萬三千人投降。明軍南路因奉經略楊鎬回師之檄，倉皇撤退。 明軍四路出擊，三路敗北，四位總兵戰死，陣亡道員、副總兵、參將、游擊等官三百一十餘員，兵丁死亡四萬五千八百餘名，丟失馬騾駝二萬餘匹（頭），遺棄火器大小槍炮二萬件①。聞名於世的薩爾滸之戰，以明軍慘敗而結束。 薩爾滸之戰，是明滿關係發生根本變化的轉折點，從此後金獲得了主動權。天命四年（1619）六月，八旗軍輕取被稱為「古之黃龍府」、「元之上都」的開原重鎮，斬殺總兵馬林等官將；七月克鐵嶺，生擒助明之蒙古喀爾喀部名酋齋賽。八月滅葉赫，編降民萬餘戶，後金軍威震天下。 進據遼瀋八旗勁旅於後金天命四年（1619）三月大勝於薩爾滸，六月取開原，七月下鐵嶺，八月滅葉赫，所向無敵，進展神速，為輕取遼瀋提供了極好的條件。此時，明國出現了嚴重危機。一是朝廷驚慌失措，調度無力。昏君神宗朱翊鈞在「東事危急，京師十分可慮」的形勢下，仍然不理朝政，不見長跪門外求見君主的文武群臣，還指責戶部拖欠金花銀兩。庸相方從哲唯知順從帝意，不諳治政用兵，無法應付危局。二是殘兵敗將，畏敵如虎。八月遼東經略熊廷弼呈報遼東軍情說：瀋陽雖有兵卒萬名，但「堪戰者不過一二千人」。號稱兵強馬壯之遼東軍事重鎮遼陽，只有殘兵二三萬，且「皆無甲無馬無器械，既不能戰，而守城又無火器，將領中軍千把總等官，俱賊殺盡，各兵無人統領，遼至今日，可謂無兵」。且大敗之後，無車無牛無腳夫，不能運送糧草，至全軍嚴重缺糧①。殘存兵將怯戰畏敵，就連熊廷弼和時人推①王在晉：《三朝遼事實錄》卷1；《明經世文編》卷488，徐光啟：《遼左阽危已甚疏》。①《明神宗實錄》卷585；《明熹宗實錄》卷1。 崇為「勇敢有謀」、「威名著河西」、有大將之才的甘肅總兵官李懷信，奉旨援遼時，也一再拖延行期，安坐甘肅，「憚於援遼」。第三，士氣不振，人心惶惶，軍民思逃。早在萬曆四十七年六月末，開原剛陷，中固、鐵嶺、大奠、靉陽、孤山、撫安、柴河等數十城堡，不戰自棄，「瀋陽之民又逃，軍亦逃矣」。贊畫劉國縉好不容易招募了新兵一萬七千餘名，分發鎮江、清河等處防守，很快就大部逃走，只剩下老弱殘兵三千餘名。 九月初，熊廷弼特上長疏，極言「遼左大勢久去，戰守已無可支」，「備陳兵馬軍民器械將領不堪戰守之狀」。吏部等衙門尚書趙煥等臣，以「奴酋攻陷北關，經臣極言遼瀋危急之形，無將無兵無馬無器械，軍民離心，不能戰守」，會合「大小衙門官員」，詣文華門，「直陳遼左垂亡，京師立蹙」，懇乞神宗視朝②。連庸相方從哲也因形勢險惡，特上《遼左潰散人心離散疏》，奏稱：遼左喪敗之後，雖有傷殘之卒數萬，「然皆露頂赤身，空拳徒步」，「盔甲器械馬匹件件不備，火器俱無」，「以是，上自將領，下及軍民，無一人不為逃走計，無一念無一刻不為逃走計」，「今日遼陽之勢，真累卵不足喻其危，山海薊門之患，真剝膚不足喻其急」③。 以上事態表明，在萬曆四十七年七月至十一月的數月內，是後金軍奪取瀋陽、遼陽進據遼東的最好時間，不需要花費多大氣力，就可達到這一目的。但是，不知出於什麼考慮，努爾哈赤並未揮師西征，錯過了輕取遼東的大好良機，這可為明國提供了轉危為安的有利條件。 明遼東經略熊廷弼，有膽有識，才華橫溢。雖系文官，由進士擢御史，但他因邊患孔亟，苦練騎射，鑽研兵法，被譽為「善左右射」，有「蓋世之材」。他於萬曆四十七年六月被擢任經略後，面對敵強我弱，危在旦夕的險惡局勢，毫不畏懼，逆流而進，力挽狂瀾，擔起了拯救危亡的艱難重任。他主要採取了以下措施。第一，親巡邊境城堡。當時，瀋陽、遼陽軍民思逃，官員皆懼前往瀋陽，熊廷弼卻於七月只帶數百疲弱士卒，兼程前進，抵瀋陽，復乘雪夜親赴鄰接建州的撫順城。時兵燹之後，數百里無人跡，他祭悼死難兵將士民，招流移，繕守具，分置士馬，耀兵奉集，相度形勢而還，因而安定了民心，「人心復固」。 第二，制定了正確的抗敵方針。他提出「以守為穩著」，「守正所以為戰」的根本戰略方針，奏請集兵十八萬、馬九萬匹，分駐靉陽、清河等六處險要地方，畫地而守，無警就地操練，小警自為敵御，大敵互相應援，遼陽設兵二萬，策應四方。這是發揮所長克敵之短的正確方針。後金軍善騎射，士氣高昂，慣於猛衝猛打，交戰之時，萬馬飛馳，「鐵騎衝突，如風如火」，敵不及防，片刻即亡，但他們缺乏火器，不會使用槍炮，長於野戰，短於攻堅。而明軍雖大敗之後，鬥志不旺，但火器眾多，憑藉堅固城地，據險扼守，②《明神宗實錄》卷586。 ③《明神宗實錄》卷586。 以逸待勞，便可克服不善野戰的弱點，發揮槍炮的威力，守住城堡，穩定戰局，再伺機而進。 第三，徵兵調將，趕運糧草，打制器械，修建城池。他屢上奏疏，多方催督，很快就改變了兵少疲弱的狀況，從區區三四萬敗殘之卒，發展為擁兵二十萬的龐大軍隊。他奏發京城大炮數千位，又增造大炮數千槍炮數萬，趕製雙輪戰車五千輛，每輛安滅虜炮二三位。他大修城池，遼陽「城高厚壯，屹然雄峙」，城外又挖濠三道，每道寬三丈深二丈，濠外復築大堤瀦水。瀋陽亦修繕加固，「城頗堅」，城外又掘與人身相等的陷井十道，井底密插尖木樁，陷井之後挖有四道大濠，插滿尖木樁，又樹立用一二十人抬的大木頭修築的柵欄，沿內濠排列楯車，每車安置大炮二門小炮四門，兩車中間又放置大炮五門。時人稱遼陽、瀋陽、奉集堡、虎皮驛四城猶如「金湯鼎峙。其他要地，亦各各加固」①。 熊廷弼還整軍紀，斬逃將劉遇節、王文鼎、王捷，以祭死節官兵，誅貪將陳倫，劾罷庸懦怕死的遼東總兵李如楨。由於他精心安排全力奮鬥，經過半年多的時間，兵、將、馬、糧、火器、軍械無所不備，城池堅固，人心安定，士氣有所振作，令嚴法行，「守備大固」，遼東轉危為安了。②明國本可利用這一難得的好機會，繼續增強實力，鞏固邊防，但明王朝腐朽已極，竟自毀長城。熊廷弼因功高過人，辦事嚴格，求成心切，性格剛直，不徇私受賄，不逢迎權貴，不受壓於科道，招致了一批誇誇其談的言官不滿，惹怒了因循苟且的文臣武將，內閣、兵部對彼亦頗有意見。御史顧三元劾熊廷弼「無謀者八，欺君者三」，不罷其任，「遼必不保」。御史張修德更奏其破壞遼陽。明帝遂於泰昌元年（1620）九月革廷弼職，聽候勘問，改以遼東巡撫袁應泰繼任經略。袁雖精敏強毅，善於治政，但短於用兵，持法太寬，對熊廷弼所作「多所更易」，又廣招歸降蒙古，為後金遣人詐降用間敞開了方便之門。 金國汗努爾哈赤偵悉明朝經略易人，於天命六年（明天啟元年，1621） 三月十二日親率五萬大軍進攻瀋陽。此時瀋陽有守兵二萬餘、援兵四萬餘，比金兵人數還多，完全可以憑藉堅城利炮死守，不會輕易失陷。努爾哈赤見機行事，採取智取猛攻並用，先奪城池，後滅援兵的方針，於十三日派羸卒挑戰，詐敗誘敵。行武出身的勇將明總兵賀世賢中計，率家丁千餘出城衝殺，宣稱必「盡敵而反」。努爾哈赤見敵入伏中，下令包圍，「精騎四合」。賀世賢身中四矢，兵敗返回，城中聞賀戰敗，軍民大驚，「洶洶逃竄」，詐降蒙古乘機內應，砍斷吊橋，截斷歸路，賀世賢戰死。後金兵乘勢猛攻，打下瀋陽，盡殲守兵。努爾哈赤又先後分擊明之兩路援兵，川兵萬餘先敗，全軍覆沒，另一支援軍三萬倉皇逃竄。一日之內，努爾哈赤敗敵六七萬，攻下要①《明熹宗實錄》卷3、7、8；《滿文老檔·太祖》卷19。 ②《明熹宗實錄》卷2、3、7；《明史》卷259《熊廷弼傳》。 鎮瀋陽。 瀋陽一失，遼陽真是危如累卵，「兵不滿萬」，「身無介冑，器不精利」，遼陽以北，「居民逃走一空，烽火斷絕」。努爾哈赤本可輕騎奪城，但他卻屯兵瀋陽五日，論功行賞，將所獲人畜分與兵將，先行押回建州，於三月十八日才開始出發，十九日中午抵達遼陽。明經略袁應泰、巡按張銓利用這一空隙，飛速徵調援兵，撤虎皮驛、奉集堡兵回遼陽，五天之內，湊集了十三萬大軍。 此時，論兵數，明倍於金，論地形，明防守，得地利。遼陽城牆堅固，池深水滿，熊廷弼在任時曾準備了上萬門大炮，其中七門重三千餘斤，一發可斃敵兵數百人，其餘炮亦重一千餘斤、二千餘斤，威力也很大。如果袁應泰熟諳兵法，調度有方，據城死守，遼陽不會失陷。設若努爾哈赤不講策略，一味猛攻，以弓矢對槍炮，用血肉之軀強登高城，傷亡必大，難以克城。在這場勢均力敵的戰爭中，統帥決策和指揮的正確與否，成為決定勝負的主要因素。 據朝鮮文獻記載稱，八旗軍「至遼陽，望見城池險固，兵眾甚盛，虜皆意沮欲退」。眼看大勢將去，努爾哈赤在這十分險惡的關鍵時刻，發揮了非凡的軍事才幹，立即嚴正宣布，「一步退時，我已死矣，你等須先殺我後退去」，並「匹馬獨進」①。這種斬釘截鐵無所畏懼的英雄氣概，對八旗官兵發揮了巨大影響，使他們轉怯為勇，知難而進，軍心大振。 努爾哈赤又派遣少數人馬挑戰，引誘敵人，明軍果然中計。袁應泰本已與諸將議定，「畏敵多，主守」，此時見金兵很少，「其騎可數」，遂因「賊少而主戰」，親督侯世祿等五位總兵官率兵出城五里，在教場紮營。明兵原已畏敵，至是又忽守忽戰，「軍心不定」，努爾哈赤乘機揮軍「奮力衝殺」，「明兵大潰而走」，「軍敗多死」。金兵連續猛攻，原先派入之「奸細」從中內應，至三月二十一日攻下遼陽，袁應泰自盡，張銓被俘，不屈而死，遼河以東鎮江等七十餘城官民「俱削髮降」。過了十個月，天命七年正月，努爾哈赤又統軍大敗明軍於平陽橋，降廣寧，再獲大捷。八旗軍進據遼東，伺機西征，努爾哈赤成為與明朝分庭抗禮的強大金國君汗了。 寧遠之敗天命十一年（明天啟六年，1626）正月十四日，金國汗努爾哈赤統軍十三萬，號稱二十萬，離都城瀋陽，親征明國。 此時，明的政治、軍事、財經等方面的形勢皆十分惡劣，正是金國進取的極好時機。四年前明軍大敗之後，天啟帝授日講官、禮部右侍郎孫承宗為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掌部務。孫承宗才華出眾，榮中榜眼，精通兵法，①吳晗：《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以下簡稱《李朝實錄史料》）第3147頁。性潔志高，救國心切，不畏艱險，力挽狂瀾。他奏陳撫蒙古、恤遼民、重將權、選邊將、簡京軍、開屯田諸策，並奏准以原官督山海、薊、遼、天津、登、萊等處軍務，親主遼事。他懲逃將，「清冒破」，汰冗兵，練士卒，築城堡，繕甲仗，買馬匹，采木石，軍備大整，使遼東形勢發生了有利於明朝的重大變化。《明史》論其功績是：承宗在關四年，前後修復大城九，堡四十五，練兵十一萬，立車營十二、水營五、火營二、前鋒後勁營八，造甲冑、器械、弓矢、炮石、渠答、鹵楯之具合數百萬，拓地四百里，開屯五千頃，歲入十五萬。①尤其重要的是，他重用能臣袁崇煥和猛將滿桂，對遏制後金的進攻，起了很大的作用。袁崇煥，萬曆四十七年（1613）進士，授邵武知縣，有膽略，好談兵，常向老校退卒談論塞上事，知邊塞情形，以邊才自許。廣寧敗沒，崇煥正因朝覲在京，被破格擢兵部職方主事。在人心洶洶爭相逃潰之際，他卻單騎出閱關內外，還朝後具述關上形勢，慷慨宣言：「予我軍馬錢穀，我一人足守此。」廷臣益奇其才，遂升山東按察司僉事，監關外軍，不久，改為寧前道。時兵部尚書王在晉代替熊廷弼任遼東經略，議于山海關外八里修築重關，役夫四萬，袁崇煥力言其非。孫承宗採納其議，罷之，並依崇煥議，築寧遠城，承宗「益倚崇煥」。崇煥「內附軍民，外飭邊備，勞績大著」，寧遠城築造得十分堅固，曾經一度荒涼殘破的寧遠，變成了「商旅輻輳，流移駢集」，「遠近望為樂土」的關外重鎮。 滿桂，原為蒙古人，幼入關內，居於宣府，早年從軍，屢立軍功，升至喜峰口參將。承宗巡邊，見桂，壯其貌，與談兵事，對其才幹甚為驚奇，立擢副總兵，領中軍事，不久又遣其與袁崇煥同守寧遠。滿桂忠勇絕倫，不好聲色，與士卒同甘苦，助崇煥苦心經營，將寧遠建成重鎮，軍民增至五萬餘家，承宗奏上其功，擢都督僉事，加總兵銜，領後部兵一萬五千名。 經過孫承宗、袁崇煥、滿桂等人和廣大軍民的艱苦努力，遼東形勢迅速好轉，本可確保關寧安全，再伺機進取，收復遼瀋。然而，明朝政府太腐朽了，竟又自伐棟樑。昏君明熹宗寵信太監魏忠賢，朝政極端腐敗。承宗欲劾除魏璫，被魏忠賢唆使黨羽，連疏劾孫，迫使孫承宗於天啟五年十月致仕，而以兵部尚書高第代為遼東經略。 高第膽小如鼠，畏敵如虎，下令盡撤錦州、右屯、大凌河、小凌河、杏山、松山、塔山諸城防守兵械器具，盡驅屯民入關，丟棄米粟十餘萬石，軍民「死亡載途，哭聲震野，民怨而軍益不振」。高第還曾命令撤寧遠、前屯兩城，袁崇煥拒不從命，理直氣壯地說：「我寧前道也，官此，當死此，我必不去。」雖然頂住了高第的亂命，未曾撤退，但寧遠已成孤城。這種情形，正為金軍席捲關外，進逼山海，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條件。 然而，這次戰爭卻是另一種結局，金軍於天命十一年正月十七日渡過遼①《明史》卷250，《孫承宗傳》。 河以後，明錦州等城官兵早已撤退，八旗軍長驅直入，如入無人之境，連下右屯、大凌河、錦州、小凌河、杏山、連山、塔山、松山等城，二十三日直抵寧遠城下。二十四日，努爾哈赤揮軍猛攻，騎兵步兵一擁而上，車、牌、勾、梯、箭全至，萬矢齊發，「箭上城如雨，懸牌間如蝟」，奮力攻打，不克，第二日攻，傷亡更重，二十六日再打，亦不能下，無奈，只好於二十七日撤退，金軍傷亡慘重。努爾哈赤亦負傷，這是他起兵四十二年以來第一次戰敗，而且可以說是慘敗，明軍則打了第一個大勝仗。 為什麼明國朝政昏濁，宦官專權，文官愛錢，武將怕死，兵無鬥志，民心驚慌，危機深重，本來似乎已經註定關外四百里定將丟掉，寧遠孤城必難保住，金兵可以輕取寧遠占有全遼了，卻出現了這樣一種出乎人們意料之外的明勝金敗的結局，乍看起來，頗為離奇，仔細觀察，這也不足為怪。努爾哈赤進攻寧遠的失敗，有其主客觀兩個方面的因素。 從明軍而言，固然萬歲、九千歲（魏忠賢）、宰相、經略等人均系昏庸之輩，武將也大都貪生怕死，一戰即逃，但也有仁人志士，也有智勇雙全忠貞不屈之臣，廣大軍民更有抗戰保國之心，只要統帥得人，是能領導軍民擊退金兵進攻的。寧前道袁崇煥就是這樣一位力挽狂瀾的傑出領袖。 袁崇煥臨危不懼，把生死置之度外，誓死抗金，鎮靜自若，發揮了非凡的軍事才幹，採取了一系列得力措施。第一，力增守兵。寧遠兵士原並不多，崇煥將右屯等城及城外士兵撤回，同守寧遠，兵數增至將近二萬。第二，確定死守。他召集各將商議抗敵方略。總兵官滿桂、副總兵左輔、參將祖大壽根據以往作戰經驗，皆認為不能和金兵野戰，而應防守，提出「奴兵未可爭鋒，以死守爭」。祖大壽遂建議塞門死守，眾將贊同，議定。第三，激勵將士。他「刺血為書，激以忠義」，對將士下拜，眾皆感動，「將士咸請效死」，軍民同仇敵愾，誓與金兵決一死戰。第四，發揮火炮之長。他採納王喇嘛的建議，將西洋大炮撤入城內，裝在城上，布滿各種火器，準備了大量彈藥。第五，分工負責。他調配各將各負其責，滿桂提督全城，兼管東南，左輔守西面，祖大壽守南面，副總兵朱梅守北面，同知程維楧「查察奸細」，通判金啟倧按城四隅，編排民夫，供給飲食，衛官裴國珍備辦物料，諸生守巷口，禁止亂行，「有一人行動者，即殺」，「城上人下城者，即殺」。他又檄告後面前屯衛、山海關守將，凡有寧遠兵逃來，就地格殺。第六，堅壁清野。盡焚城外房舍、積芻，將外城騰空，城廂商民盡遷入城。 兵將商民同心抗敵，戰守調配周密妥當，袁崇煥又臨戰指揮得宜，大顯槍炮火器威力，「一炮殲虜數百」，「每用西洋炮，則牌車如拉朽」，「打死北騎無算」，守兵猛扔火球、火把，燒毀戰車。親睹戰況的朝鮮譯官韓瑗記述其情說：崇煥預空外城，誘入金兵，雙方戰酣之時，自內城各堞之間，「推出木柜子，甚大且長，半在堞內，半出城外，櫃中實伏甲士，立於柜上，俯下矢石，如是層層[屢]次，自城上投枯草油物及棉花，堞堞無數」，「又放大炮」。「須臾，地炮大發，自城外遍內外，土石俱揚，火光中見胡人俱人馬騰空，亂墮者無數，賊大挫而退」。①這樣智勇雙全、忠貞無畏的統帥，這樣拚死殺敵的廣大軍民將兵，誰能擊敗！這是金軍敗於寧遠的一個根本因素。 另一重要因素是，努爾哈赤在軍國大政和用兵之道上犯了嚴重錯誤。從天命五年尤其是六年三月進據遼瀋以後，在治理國政上，他犯了三大錯誤。第一，從「恩養尼堪」（尼堪，意為漢人），恩威並行，轉變為敵視漢民，全面鎮壓，濫施屠殺。他屠復州，禁逃亡，大捕「無谷之人」，大殺反金人員，喪盡民心。第二，從任用依賴漢官，轉變為懷疑、排斥、歧視漢官，連其孫女婿「撫順額駙」李永芳這樣忠心效勞於金汗的降將，也因直言進諫，他都要懷疑，一度將其革職，拘其族人，其他漢官怎不寒心，誰敢忠諫，誰願獻策？第三，內爭迭起，疑案紛生，傷人太多。以最高統治集團成員八旗貝勒而言，四大貝勒中，大貝勒代善被廢去太子之位，二大貝勒阿敏遭到汗伯父訓斥，三大貝勒莽古爾泰之母金國大福晉無辜被休，四大貝勒皇太極受責罰銀沒收牛錄。執政貝勒中，齋桑古、德格類、濟爾哈朗、岳托、碩托，皆受到不同程度的處罰和訓斥。糾紛之多，爭奪之劇，使努爾哈赤找不到一個合適的繼承人，只好宣布今後要實行八和碩貝勒共治國政的制度。八旗高級官將，如督堂、總兵官扈爾漢、阿敦、烏爾古岱、巴篤禮，大巴克什額爾德尼、達海，或斬或囚，或降職革任，波動也不小。結果是汗威無比，群臣畏懼，三緘其口，努爾哈赤成為一個真正的孤家寡人，不明下情，難辨是非，錯上加錯，搞得金國民不聊生，百業凋敝，逃徙滿路，田園荒蕪，糧谷奇缺，物價騰貴，出現了人相食之悲慘局面。這樣的背景，怎能進行長期戰爭，攻克兵民誓死抗敵的金城湯池。 而且，這些弊政，直接影響到明國軍民的態度。努爾哈赤於天命十年十月在轄區內大殺漢人時，提出的一條理由就是，殺了這些人，才好放心地對外用兵。殘酷的民族屠殺政策無疑是為叢驅雀，為淵驅魚。因此，一聽金兵來攻，關外錦州等地軍民紛紛內遷，不願留下受死。寧遠軍民齊心抗敵，死守孤城，通判金啟倧、袁崇煥的家人羅立，都因燃炮猛轟金軍而以身殉國。五十健丁捨生下城，燃放火藥，燒毀金兵戰車。像武舉人金士麒，以迎父喪出關，聞警，「率義男三百人力戰」，全部死節。①在軍事上，努爾哈赤也有不少錯誤。他屢敗明軍，因而驕傲輕敵，訓練不力。入遼以來，「步兵騎兵三年未戰，兵主（兵之額真）怠惰，卒無鬥志，車、梯、藤牌不良，兵器已不銳利」②。他的思想已經僵化，攻寧遠時，沿襲故技，戰術陳舊，以箭矢對槍炮，以血肉之軀迎炮彈，以穴城敵火毬，而袁崇煥卻揚己之長，避己之短，克敵之弱，用西洋大炮對付八旗勁旅的弓矢①李星齡：《春坡堂日月錄》，載李肯翊：《燃藜室記述》。 ①《滿文老檔·太祖》卷27、32、51、54、61、66；《明熹宗實錄》卷70。②《滿文老檔·太祖》卷71。 刀戈，以堅壁清野來制服掠糧養軍的清兵，以憑城死守來避開金兵的野戰衝殺。雙方軍事統帥的正確與錯誤，也是造成明勝金敗的一個重要因素。 努爾哈赤被打敗了，而且敗得很慘。袁崇煥又遣使備禮物致謝努爾哈赤說：「老將橫行天下久矣，今日見敗於小子，豈其數耶！」使他感到更加痛苦憤恚，「大懷忿恨而回」③。 戰陣勞累，受挫生氣，憂愁難眠，積恨成疾，兼之寧遠之戰受傷又未痊癒，癰疽發作，天命十一年（1626）八月十一日，努爾哈赤在離瀋陽四十里的靉雞堡逝世，終年六十八歲。 ③李星齡：《春坡堂日月錄》，轉引李肯翊：《燃藜室記述》卷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