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十二卷） · 第五十八章 物理學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皇朝的統治，1919年的五四運動又吹響了反帝反封建的號角。然而，在中國實現科學和民主的任務還很艱巨，國內政治和國際形勢始終嚴重製約著科學技術以及文化教育等事業的發展。儘管如此，二十世紀上半葉是我國近代科學技術奠基和初步發展的時期，也是近代物理學在我國生根發芽和成長壯大的時期。
第一節 物理學教育
1.大學物理學系的設立。
二十世紀一二十年代，我國許多大學相繼設立了物理學系（或數理系、理化系），如：金陵大學（1912）、北京大學（1918）、大同大學（1919）、南開大學（1919）、東南大學（1921）、北平師範大學（1922）、廈門大學（1923）、中山大學（1924）、清華大學（1926）、燕京大學（1926）、浙江大學（1928）、武漢大學（1928）、交通大學（1930），等等。到三十年代中期，我國設有物理系（或數理系、理化系）的大學已超過30所。隨著在國內和國外物理學專業的大學畢業生的日益增多，特別是隨著出國深造獲得碩士和博士學位的畢業研究生的陸續歸國，大學的師資力量得到加強，物理學高等教育已在我國具有一定的規模。
大學物理學教學在二三十年代有了明顯的改進。以清華大學為例，該校於1929年成立理學院，以實驗科學為主要發展方向，這在當時國內實驗科學尚不發達的狀況下，是比較新穎和獨特的。1930年該校物理系開始招收研究生。三十年代初該校物理系開設的理論和實驗課程共37門，其中必修課16門，選修課21門，有的課程還反映了當時物理學的最新發展。該系建有普通物理、熱學、光學、電學和近代物理五個實驗室以及金木工廠，設備先進，儀器一流。圖書方面，物理學各科的重要書籍、世界著名物理學家的文集以及1900年以後的各種重要期刊，均多齊備。系裡經常組織學術討論會，報告研究成果、評介新成就與新發展，學術風氣濃厚。其他各大學對科系的建設也都頗為重視。總之，二十世紀上半葉，我國各大學的物理系都力圖給學生以經典物理和近代物理在理論和實驗兩方面的廣泛教育。
2.留學人員及其歸國後的教學等工作。
早年赴國外留學深造的人員，大多學成之後立即歸國，獻身於物理學的教學和研究，但由於受到國內種種條件的限制，繼續進行研究工作困難很多，所以大部分人都是主要從事教學工作，培養物理學專業人才。因此，他們既是物理學家，更是物理學教育的專家。
這一時期，許多大學裡都有我國物理學界的一些老前輩執掌教學，如：顏任光、丁燮林、李書華、王守競、饒毓泰先後主持北京大學物理系；葉企孫、吳有訓主持清華大學物理系；謝玉銘主持燕京大學物理系；胡剛復主持東南大學物理系；等等。各校均聘請知名教授任教，如三十年代初，清華大學物理系有葉企孫、吳有訓、薩本棟、周培源、趙忠堯等五位教授，真可謂人才濟濟。這些曾經留學歐美的著名學者，在各校建立實驗室，開設反映最新成就的課程，進行理論與實驗並重的物理學教學。他們的出色工作，使這些大學的物理系享有盛名。
物理學教學所必需的實驗儀器，在我國也經歷了從無到有的過程。在這方面，留學人員亦作出了很大貢獻。1925年，顏任光和丁佐成創辦上海大華科學儀器公司，該公司有實驗室，修理和製造各種實驗儀器。這是我國第一個現代科學儀器工廠，從此我國有了自己生產的物理儀器。1929年，中國科學社在上海設立中國科學圖書儀器公司，也進行儀器製造，在抗日戰爭結束後逐漸有所發展。此外，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和北平研究院物理學研究所也有製造。
3.教材、譯著與專著。
二十世紀上半葉，我國物理學家們根據自己在多年教學工作中的經驗，編寫了許多教材。其中供中學物理學教學用的有：丁燮林和王書莊的《初中物理實驗》（1930）、《高中物理實驗》（1930）；倪尚達的《高中物理學》（1933）；戴運軌的《開明物理教本》（1931）、《高中物理學實驗教程》（1933）、《正中高中物理》（1938）、《初中物理》（1949）；方嗣欔的《物理實驗》（1932）、《初中物理學》（1934）；嚴濟慈的《高中物理學》（1948）、《初中物理學》（1949）；等等。這些教材在三四十年代相當流行，很受歡迎，有的曾多次再版。它們對於提高中學物理學教學的質量起了很大作用。
我國物理學家們從二十年代起，就編寫供大學物理學教學用的中文教科書，從而改變了在我國大學裡曾經一度使用英文教科書的局面。比較有影響的，如：李書華的《北京大學物理實驗講義》（1924）；葉企孫和鄭衍芬的《初等物理實驗》（1929）；倪尚達的《無線電學》（1929）；薩本棟的《普通物理學》（1933）、《普通物理實驗》（1935）；戴運軌的《大學普通物理學》（1941）；嚴濟慈的《普通物理學》（1947），等等。
為傳播科學知識，提高學術水平，我國學者翻譯了許多物理學書籍，包括學術專著、通俗讀物、教科書等。據統計，1911至1936年的25年間，我國譯刊科學書籍495種，其中物理學書籍52種，占10.5％。①在這些物理學書籍之中，有相當數量的書，其著者是著名物理學家，如牛頓、法拉第、邁克爾遜、普朗克、密立根、愛因斯坦、布拉格，以及羅素、石原純等。而在譯者之中，也有為數不少的人是我國著名學者、科學家或翻譯家，如何育傑、夏元瑮、文元模、周昌壽、張貽惠、楊肇燫、鄭貞文、張鈺哲、任鴻雋、鄭太朴等。這些譯著，不僅包括許多頗負盛名的教材，而且還有不少學術專著，如《相對論淺釋》（1922）、《最近物理學概觀》（1922）、《物質與量子》（1936），等等，其原著就很有名，譯書也很有影響。抗日戰爭期間，物理學家們在生活和工作都十分困難的情況下，仍堅持翻譯世界著名科學著作，為日後國家復興和科學進步作準備。如：嚴濟慈和李曉昉合譯的《理論力學綱要》（1938）；王普譯的《原子物理學入門》（1945）、《核子物理學入門》（1946）；陸學善譯的《力學概論》（1949）、《柔體力學》（1949）；許國保譯的《熱學與聲學》（1950）；楊肇燫譯的《電學理論》和《電學原理》（1951年再版）等等。
我國物理學家在多年教學與研究的基礎上，也撰寫了不少專著。如：謝玉銘和C.H.Corbett（郭察理）的《物理學原理及其應用》（英文本，1924；中譯本，1928）、《物理學實驗》（英文本，1924）；倪尚達的《無線電學》（1929）；吳大猷的《多原子分子的振動光譜及其結構》（英文本，1939）；薩本棟的《並矢電路分析》（英文本，1939）、《交流電機基礎》（英文本，1946）、《交流電路》（1948）、《交流電機》（1949）；黃昆和玻恩（M.Born）的《晶格動力學》（1954）；等等。這些專著頗負聲譽，在國內甚至國外都有相當的影響，被用作教本或被視為經典之作。
4.人材培養。
我國物理學教育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前半期得到了較大的發展，培①參閱周昌壽：《譯刊科學書籍考略》，載《張菊生先生七十歲生日紀念論文集》，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實際上，按周昌壽所列的書目，其中物理學書籍近60種，約占12％。
養了許多物理學的專業人才。然而總的說來，二十世紀上半葉，我國缺乏安定的政治和社會環境。尤其在抗日戰爭期間，學校被迫內遷，儀器設備和圖書資料大量散失，師生備嘗顛沛流離之苦。當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遷到昆明，組成西南聯合大學；中央大學和交通大學遷到重慶；浙江大學遷到貴州湄潭。在學習、工作和生活都極其困難的條件下，師生們堅持教學和開展學術活動，在此期間培養出的學生中後來多人成為著名的物理學家，如楊振寧、李政道、林家翹、黃昆、朱光亞等等。
二十世紀上半葉，我國老一輩的物理學家獻身教育與研究事業，為國家培養年輕人才。像胡剛復曾先後在11所高等院校籌建物理系或理學院或在其中任教。清華、燕京和北京三所大學的物理系，培養了一批又一批學生，其中許多人後來成為優秀的物理學家。學有師承，後繼有人，保證了中國物理學事業的不斷發展。
第二節 物理學研究
1.物理學研究的主要成就。
我國二十世紀上半葉的物理學研究，絕大部分是在國外進行和完成的。
這種狀況的形成，不僅是因為國內缺乏和平穩定的政治社會環境，缺乏必要的研究經費，而且也是由於國內缺少實驗研究所必需的儀器設備，缺少理論研究所必需的資料信息。我國國內的物理學研究，從二十年代後期才逐漸開展起來。
然而，無論在國外抑或在國內，我國物理學工作者奮發努力，在純粹物理學和應用物理學的各個領域，都取得了相當的成就。其中，許多成為我國物理學某領域或某分支學科的開創性或奠基性的工作，有些還在國際物理學界產生過較大影響。
下面僅列舉若干人物與事項，以簡要說明之。二十年代初，葉企孫用X射線法精確測定的普朗克常數值，曾一度為國際物理學界所採用，他也是我國最早開始近代磁學研究的物理學家；饒毓泰研究原子和分子光譜得到重要成果；嚴濟慈在光譜學等方面做了許多研究；吳有訓從實驗上全面驗證了康普頓效應，並開創了我國國內的X射線研究；王守競把新誕生的量子力學成功地應用於原子分子的研究，其成果受到國際物理學界的重視；施汝為在我國國內最早開始近代磁學的研究；薩本棟在研究交流電機和電路理論方面頗有建樹；趙忠堯在1930年最早觀察到正負電子對的產生和湮沒；張文裕發現μ介子和多种放射性同位素；吳大猷在原子和分子物理以及光譜學等領域的研究成績卓著；謝玉銘三十年代關於氫原子光譜的研究，事實上發現了在四十年代後期才得到肯定的「蘭姆移位」；王竹溪在熱力學和統計物理學方面有出色的成就；王淦昌在四十年代初就提出了探測中微子的建議；周培源深入研究廣義相對論引力論和宇宙論以及流體力學湍流理論；錢三強和何澤慧關於核裂變的研究，尤其發現了鈾的三分裂和四分裂現象，為國際物理學界所公認；陸學善、余瑞璜、錢臨照等分別在應用X射線多晶粉末法研究晶體結構和合金相圖、X射線晶體分析Fourier新綜合法研究、金屬晶體的範性形變和晶體缺陷研究等方面作出了出色成績；葛庭燧在金屬物理方面有許多為國際公認的首創性研究；汪德昭、馬大猷分別在超聲和聲納的研究、房間聲學簡正波理論研究方面有獨創性的成果；王大珩研製光學玻璃和光學儀器貢獻很大；錢偉長創立了以三維彈性理論和張量分析法研究彈性板殼的統一的內稟理論；錢學森、郭永懷等在高超聲速流，亞聲速和超聲速混合流動問題研究方面作出了傑出貢獻，為空氣動力學的發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論基礎；彭桓武在理論物理研究方面貢獻卓著；黃昆在固體物理學領域，特別是晶格動力學方面進行了開拓性工作，等等。
大體上說，我國物理學工作者在抗戰之前，較多從事實驗研究，尤其是在光譜學方面；抗戰期間，則大部分從事理論研究，其次是應用光學研究；抗戰之後，也較多從事原子核物理學研究。總之，物理學研究比較偏重於理論研究。
2.專業研究機構的情況。
我國專業性質的物理學研究機構在二十年代後期逐漸建立，其中最重要的有國立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國立北平研究院物理學研究所和鐳學研究所。
1928年6月，國家最高學術研究機關——國立中央研究院正式宣告成立。在此之前，3月在上海成立了國立中央研究院理化實業研究所，該所下設物理、化學和工程三個組。7月，三個組獨立為三個研究所，國立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遂告成立，由丁燮林任所長。研究所先後建立起南京紫金山地磁台，物性、X射線、光譜、無線電、標準檢驗、磁學等實驗室，以及金木工場。研究所除開展各項研究外，還製造理化儀器，供全國中學和大學及研究機關之用。僅中學儀器一項，至少製成兩千六七百套，為促進我國物理科學的發展作出了貢獻。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物理所內遷，始遷昆明，繼遷桂林，再遷至重慶北碚。抗戰勝利後，物理所於1946年復遷至上海。同年丁燮林辭職，由中央研究院總幹事薩本棟兼任所長。1946年冬議遷南京九華山麓，並將地磁部分並歸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1947年秋，吳有訓受聘任所長。同年冬，在南京建成實驗大樓，圖書儀器遂次第運寧，至1948年3月全部遷竣。新建的實驗大樓有圖書室、原子核學實驗室、金屬學實驗室、無線電實驗室、光譜學實驗室、恆溫室、以及金工場等。與此同時，二十年間，物理所的研究隊伍也有很大發展。1928年僅有專任研究員4人，助理員4人；1948年已有專任研究員7人，兼任研究員2人，專任副研究員3人，助理研究員2人，助理員5人。
1929年9月，我國另一綜合性的科學研究機構——國立北平研究院成立。該院初期設理化等各部，理化部長由副院長李書華兼任。同年11月物理學研究所成立，屬理化部，李書華兼主任。1930年，嚴濟慈被聘為物理學所主任。1932年，北平研究院與中法大學合作創辦鐳學研究所，亦屬理化部，又聘嚴濟慈兼鐳學所主任。1935年，該院取消理化等各部，直接設研究所，並改主任為所長。嚴濟慈為物理學研究所所長，併兼鐳學研究所所長。同年，鐳學所遷往上海。抗日戰爭爆發後，物理學所內遷昆明。抗戰勝利後，物理學所遷回北平。1948年，鐳學所改組，分為結晶學研究室（上海）和原子學研究所（北平），前者由陸學善主持，後者由錢三強任所長。物理學研究所設有研究室、實驗室、圖書室、金工場、光學工場等機構。研究工作主要有光譜學、水晶構造、壓電現象、照相片之感光性、地球物理等幾個方面。抗戰期間，該所主要進行應用光學和應用地球物理方面的工作。為適應戰時需要，曾製造最高放大倍數為1400倍的顯微鏡500餘架，供教學、醫療和工業所需；磨製測量儀器（如經緯儀、水準儀等）的光學玻璃部件300餘套，供道路和水利測量所需；製造水晶片振盪器1000餘具，供後方無線電台及盟軍無線電收發報機用；另外，還在雲南及貴州進行物理探礦10餘處。鐳學研究所設有放射學、X光、光譜學等研究室及化學實驗室，主要進行放射性元素研究和X光研究。抗戰期間，該所力圖利用固有設備從事理論與實用問題之探討，研究範圍屬於放射學、結晶學和光學方面；另外曾制紫外光燈十數具，以應軍令部及當地醫院之需求。1934年，物理學研究所與鐳學研究所共有專任研究員2人，兼任研究員3人，助理員9人。1948年，物理學研究所有專任研究員7人，鐳學研究所有專任研究員4人。
繼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建立研究所之後，1932年5月，軍政部兵工署理化研究所成立，其中物理部分設金屬、彈道、光學、材料、電學共五個試驗室。研究問題包括：特種合金鋼的物理性質及其金屬組織，鋼的熱處理與其物理性質及金屬組織的關係，各種稜鏡的製造，軍用通信設備，光感器，無線電遙控器，等等。此外，在昆明和貴陽的兵工署所屬工廠，由龔祖同主持設計研製多種軍用光學儀器，供抗日前線將士使用。
3.大學研究機構的情況。
二十年代末，國家批准有條件的大學設立研究部，在教學的同時開展科學研究。清華大學於1929年成立理學院，第二年該校物理系開始招收研究生。此後，物理繫著重發展研究部。在短期內建立起了X射線、無線電、光學、磁學等研究室。用於研究的設備和儀器有：X射線設備、γ射線設備、大型電磁鐵、石英攝譜儀、示波器、無線電發射與接收設備等。除清華大學外，陸續設立物理學研究部的大學還有燕京大學、北京大學、中山大學、浙江大學等等。
抗日戰爭期間，由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和南開大學組成的西南聯合大學仍設有研究院，繼續開展科研工作。1939年，清華大學成立了無線電、金屬、航空、農業和國情普查等五個特種研究所，進行了一些直接為政府軍事需要服務的科學研究。葉企孫任特種研究所委員會主任委員。吳有訓為金屬研究所所長，任之恭為無線電研究所所長，莊前鼎為航空研究所所長，這三個研究所的工作都與物理學關係密切。
4.研究刊物及論文情況。
我國最早的物理學論文很可能就是李復幾的博士學位論文《關於P.Lenard的鹼金屬光譜理論的分光鏡實驗研究》（1907）。至二十年代末期，我國學者在國外刊物上發表的論文全部都是他們在國外進行研究的工作成果。大約1930年左右，我國學者在國內進行研究的工作成果開始見諸於國外刊物。吳有訓的論文《單原子氣體所散射之X射線》，就是他在清華大學進行的工作，於1930年發表在英國的《自然》（Nature）周刊上，這是中國物理學家將其在國內的研究成果發表在國外刊物上的最早的論文之一。
據統計，二十世紀上半葉，我國物理學工作者在國內外發表的研究論文和科學報告總數將近1000篇。它們幾乎全部都以外文（英文、法文、德文）發表。大量論文散見於歐洲各國和美國的各種學報或學術刊物，一部分發表在《中國物理學報》上，還有一些刊載於《國立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集刊》、《（國立北平研究院）物理學研究所叢刊》（以上《集刊》和《叢刊》於抗戰爆發即停刊）、《國立清華大學理科報告（甲種）》（該報告至1950年共出版五卷28期），以及各大學的學報。
第三節 中國物理學會
1.成立經過及組織機構。
中國物理學會成立於1932年，是我國物理學工作者的全國性的學術團體。
二十世紀一二十年代，我國近代科學事業尚處於初創階段。留學美國康奈爾大學的趙元任、周仁、胡明復、秉志、楊銓、任鴻雋等9人於1914年倡議發行《科學》月刊，1915年又正式成立了我國第一個綜合性的學術團體——中國科學社。該社宗旨為「聯絡同志，研究學術，以共圖中國科學之發達」。經過多年努力，該社發展為全國性的科學學會，對我國近代科學事業的發展作出很大貢獻。中國科學社的活動之中，部分是物理學方面的，如邀請著名物理學家來華訪問，在《科學》月刊上介紹物理學領域的新進展，等等。然而，到三十年代初，在我國的研究機構和高等學校中已有許多物理學工作者，建立一個物理學專業性學術團體的需要日漸迫切。
推動物理學專業性學術團體成立的一個直接原因是：國際聯盟於1931年派出四位專家，到中國來考察科學教育文化事業。專家之中，有一位是法國著名物理學家朗之萬（PaulLangevin，1872—1946）。朗之萬來華後，受到中國物理學工作者的熱烈歡迎。他則建議中國物理學工作者應聯合起來，成立中國物理學會，並建議中國物理學會加入國際純粹與應用物理學聯合會，以謀求中國物理學的發展及國際交流。經朗之萬的促進，中國物理學會的籌備組織迅速成立，由當時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任籌備委員會委員長。1932年8月22日至24日，在北平清華大學召開了中國物理學會成立大會暨第一次年會。
按照大會通過的學會章程，中國物理學會「以謀物理學之進步及其普及為學會宗旨」。學會領導機構為理事會，理事會推選四人分任會長、副會長、秘書及會計。李書華當選為首屆會長。至1949年，中國物理學會的歷屆理事長（或會長）為葉企孫、吳有訓、嚴濟慈、周培源。
中國物理學會在1932年成立時，設立有學報委員會和物理教學委員會。
1933年又設立了物理學名詞審查委員會。抗日戰爭勝利後增設應用物理學彙刊委員會。這幾個組織中除最後一個沒有很好開展工作外，其他三個委員會，尤其學報委員會和名詞審查委員會，都做了大量工作。
2.歷屆年會情況。
中國物理學會的學術活動，主要是通過舉行年會以及各專門組織進行工作而得以開展的。自1932至1949年，中國物理學會共召開了16次年會。1932年8月召開的成立大會暨第一次年會，到會七八十人。北京地區19名會員參加，提交論文10篇。1933年3月會員發展到88人。同年8月，第二次年會在上海交通大學舉行，收到論文33篇。1934年8月，第三次年會在南京中央大學舉行，到會50人，提交論文40篇。1935年9月，第四次年會在青島山東大學舉行，到會30餘人，提交論文42篇。至此次年會，會員人數197人。1936年8月，第五次年會與中國科學社等七個科學團體聯合舉行，在北京清華大學和燕京大學召開，共收到論文48篇。此時，會員已達200餘人。這次年會盛況空前，是抗戰前我國科學工作者的一次大集會。抗日戰爭開始後，學校和學術機構倉促內遷，各方麵條件異常困難，然而中國物理學會的活動並未中止。1939至1944年間共召開年會6次。1939年9月第七次年會在昆明雲南大學舉行，到會50餘人，收到論文26篇。1940年9月第八次年會，與中國科學社等聯合在昆明雲南大學舉行。
由於戰時交通極為不便，自1942年開始，年會分散在各處舉行。1942年第十次年會、1943年第十一次年會、1944年第十二次年會都是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昆明區、重慶區、四川區（成都）、西北區（城固）、貴州區（湄潭）、桂林區六個區分別舉行的。1942年正值牛頓誕生300周年，我國物理學工作者還分別在重慶、貴陽、昆明以及福建的長汀和永安等地舉行紀念大會，陝甘寧邊區的延安自然科學研究會也於1943年1月舉行了紀念會。
在抗戰期間，1938年舉行的第六次年會和1941年舉行的第九次年會，以及抗戰勝利後，1946年舉行的第十三次年會，其情況待查。
1947年10月第十四次年會，在上海中央研究院（京滬杭區）和北平協和大禮堂（此為與化學、動物、植物等六個學會聯合年會）分別舉行。1948年10月第十五次年會，分別在北平、南京、廣州、武漢舉行，均為與其他多個科學團體的聯合年會。據統計，至1948年5月底，中國物理學會會員人數為541人。1949年11月，第十六次年會（上海區）在上海中央研究院禮堂舉行，參加者200餘人。此時，全國會員共有600餘人。
3.出版《中國物理學報》。
為促進國內外的學術交流，中國物理學會主辦的《中國物理學報》於1933年創刊。學報以外文（英、法、德三種文字）發表論文，附以中文提要。到1937年5月，出版了三卷共6期。抗日戰爭爆發後，曾停刊兩年多。1939至1945年在異常困難的情況下共出版了5期。其中有些用粗糙的土紙印刷，紙質雖然低劣，論文卻依舊保持該刊物要求的水準。在抗戰艱苦環境中，無論是論文作者還是學報編者，都作了極大的努力。以外文發表研究論文的《中國物理學報》至1950年底出版了七卷共18期。
當然，中國物理學家在《中國物理學報》上發表的論文，僅僅是他們研究工作的很小一部分，大部分成果則見諸於歐美的學術刊物。
4.審定物理學名詞。
辛亥革命後，教育部於1918年設科學名詞審查會。1920年該審查會議決增加物理組，由中國科學社主稿，編成《物理學名詞（第一次審查本）》。後來教育部將此「審查本」加以訂正，成為《物理學名詞（教育部增訂本）》，於1931年分發國內物理學家討論，徵求意見。「審查本」和「增訂本」未頒行實施。當對，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設有編譯委員會，薩本棟受其委託編譯整理物理學名詞。他根據「審查本」和「增訂本」等編成《物理學名詞彙》，於1932年印行。同年夏，國立編譯館在南京成立，也著手審定統一名詞。
在中國物理學會1932年的成立大會上，教育部和編譯館曾派人員列席，並提請組織名詞審查委員會，專門負責釐訂物理學名詞事宜。但這次會議未能論及此事。1933年4月，教育部在南京召開「天文數學物理討論會」，統一名詞問題是這次討論會的一項重要議程。根據該討論會議決的意見，中國物理學會受國立編譯館的委託，對各方歷年編譯的草案，詳加整理，逐字複查。編譯館則根據議決意見，對所編初稿重加增修，並提交1933年8月在上海召開的中國物理學會第二屆年會審查。在這次年會上，推舉出吳有訓、周昌壽、何育傑、裘維裕、王守競、嚴濟慈、楊肇燫等7人為物理學名詞審查委員會委員，楊肇燫為主任委員。這年夏天，名詞委員會在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內開展工作，將各種稿本和各方意見，通體整理。最後，該委員會將審定結果交國立編譯館，略加整理後呈報教育部，1934年1月由教育部核准公布，是為《物理學名詞》。至此，自二十年代初開始，雖經十餘年間的多次修訂但未能最終完成的物理學名詞的審定工作終於告一段落。
抗日戰爭期間，楊肇燫、周昌壽、陸學善等物理學家也進行了審訂物理學名詞的許多工作。
三十年代，中國物理學會還就度量衡和大小數的命名法提出建議，1935年，《東方雜誌》曾出專號刊載有關討論。中國物理學會的建議為當時國內科學界所採納。
5.學會的國際活動。
中國物理學會成立伊始，即與國外物理學家建立了聯繫。自1932年成立大會後不久，至1948年止，先後被選為名譽會員的外國物理學家有：朗之萬、法布里（C.Fabry）、拉曼（C.V.Ra-man）、密立根（R.A.Millikan）、康普頓（K.T.Compton）、康普頓（A.H.Compton）、布萊克特（P.M.S.Blackett）、布拉格（W.L.Bragg）、狄拉克（P.A.M.Dirac）、卡巴納斯（J.Ca-bannes）、約里奧-居里（F.Joliot-Curie）。
1934年，中國物理學會加入國際純粹與應用物理學聯合會，並於同年秋派王守競前往倫敦出席該聯合會大會。
中國物理學會的成立和學術活動的展開，促成了1934年朗繆爾（I.Langmuir），1935年狄拉克，1937年玻爾（N.Bohr）的相繼來華訪問。他們分別在北平、上海等地進行學術交流，加強了中國物理學界和國際物理學界的聯繫。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夕，美國在日本廣島和長崎上空投擲了原子彈。
這一舉動引起了全世界愛好和平與正義的人們的強烈不滿。中國物理學會於1946年1月15日在昆明發表了關於原子能問題意見書，要求聯合國設立原子能委員會，以保證監督原子能的和平利用，而不是用於製造毀滅性武器；組織視察團，調查各國有關原子能應用的真相；設立聯合國原子能實驗室，共同研究重要問題，並與各國研究機構聯繫。意見書反映了我國物理學工作者熱愛和平，反對戰爭，尤其反對核戰爭的正義呼聲。
總之，二十世紀上半葉，經過幾代物理學工作者數十年的艱苦創業和不懈努力，物理學教育與研究在我國取得了相當的成績，具備了一定的規模，並為二十世紀下半葉的蓬勃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