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十冊） · 第二節 邊疆戰事的發展與思想統治的加強
乾隆帝即位之初，曾標榜「既鮮靡費之端，亦無兵役之耗」，在朝臣中則力倡消除畛域，以鞏固其統治。但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以後的三十年間，逐漸向相反的方面轉化，邊疆戰事頻繁興起，皇室貴族奢靡無度，在誇耀武功，競尚浮華的背後，日益消耗著前朝積聚的國力。清王朝走上由盛而衰，外盛內衰的歷程。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控制也隨之日益強化了。
（一）西北和西南的戰事
一、準噶爾部戰爭的繼續
雍正帝擊敗準噶爾部噶爾丹策零，定界遊牧，十年間不再有大的戰事。
一七四五年（乾隆十年）噶爾丹策零死，次子多爾濟那木扎爾繼承汗位。一七五○年（乾隆十五年），被眾台吉攻殺。大策零敦多布之孫達瓦齊、小策零敦多布之子達什達瓦和輝特部台吉阿睦爾撒納，策劃擁立那木扎爾弟策妄達什為汗。其兄剌麻達爾扎乘機奪取汗位，將策妄達什與達什達瓦除滅。達瓦齊和阿睦爾撒納逃往哈薩克，剌麻達爾扎派兵三萬人，跟蹤追捕。阿睦爾撒納潛回故地，組織精兵一千五百人，從闥勒奇山路突入伊犁，襲殺剌麻達爾扎，推戴達瓦奇為汗。阿睦爾撒納原在雅爾（塔爾巴哈台）遊牧，娶杜爾伯特台吉達什女，後殺害達什，控制了達什子納默庫所屬的杜爾伯特部，並移居額爾齊斯河。在庫什烏蘇遊牧的和碩特台吉班珠爾是他的同母兄，與他聯為一體。阿睦爾撤納調動輝特、杜爾伯特、和碩特等三部兵力，威脅伊犁。
達瓦齊親自率兵三萬進攻額爾齊斯河，並派勇將瑪木特率烏梁海兵八千，東西夾擊。達瓦齊與阿睦爾撒納交攻經年。一七五四年（乾隆十九年），阿睦爾撒納兵敗，遂與納默庫、班珠爾率所部二萬人降清朝，在扎卜堪遊牧。乾隆帝在熱河行宮召見阿睦爾撒納，封為親王，納默庫、班珠爾為郡王。在此之前，準噶爾部宰桑薩賴爾（台吉達什達瓦部屬）、杜爾伯特部台吉策凌也各率所部先後降清。達瓦齊汗的大將瑪木特，見諸台吉相繼降清，也脫身來投。
阿睦爾撒納、瑪木特向清廷建策進攻達瓦齊，說：到秋天，我軍馬肥，敵人（指達瓦奇）馬也肥。不如在春天，乘敵人沒有防備，不能遠遁，可一戰成功，永除後患。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二月，清朝分兵兩路向伊犁進軍：命班第為定北將軍，統北路軍，阿睦爾撒納為副將軍，瑪木特為參贊，從烏里雅蘇台出發；又命永常為定西將軍，統西路軍，薩賴爾為副將軍，班珠爾為參贊，從巴里坤出發。兩路軍約定在博洛塔拉河會師。清軍所到之處，額魯特各部大者數千戶、小者數百戶，相繼降清。準噶爾部大台吉噶爾藏多爾濟和維吾爾族的和卓，也先後迎降。清兵不戰而進軍數千里。五月五日，兩路清軍到達伊犁，達瓦齊率領萬人，退守伊犁西北一百八十里的格登山。
清侍衛阿玉錫率騎兵二十二人，乘夜直搗大營，準噶爾兵潰散，黎明收降七千餘人。達瓦齊率二千人南逃，沿途兵丁逃散，到烏什城時僅有百餘人，被維吾爾族的阿奇木伯克霍吉斯擒獻清軍。清朝順利地控制了天山南北兩路。
清朝釋放了被準噶爾拘留在伊犁的維吾爾族的大和卓波羅泥都，讓他返回天山南路統轄舊部；又示意額魯特各部台吉，將分封四汗統轄四衛拉特。
阿睦爾撒 納企圖專制西域，做四部之汗，不穿戴清朝賞給他的袍褂頂翎，不用清朝頒發的定北副將軍印，仍用準噶爾舊傳小紅鈐記調兵，揚言：「不立阿睦爾撒納為汗，終不得寧帖。」清廷命阿睦爾撒納入朝，擬封他為輝特汗。
八月十九日，阿睦爾撒納從伊犁行至烏隆古河，詭稱回扎卜堪舊遊牧地治裝，策划起兵。這時，清軍已撤，只留班第、鄂容安率兵五百人，處理善後事宜。
阿睦爾撒納襲殺班第、鄂容安。永常率兵數千，從烏魯木齊退回巴里坤，天山北路又被阿睦爾撒納軍攻占。一七五六年（乾隆二十一年）正月，清軍反攻，二月至伊犁，阿睦爾撒納逃往哈薩克。六月，蒙古喀爾喀郡王青滾雜布也起兵反清，盡撤北路軍台。西路軍中清朝冊封的綽羅斯（準噶爾）部汗噶爾藏多爾濟、輝特部汗巴雅爾等，也參加戰亂。駐防伊犁的定邊右副將軍兆惠，率兵一千五百人，由濟爾哈朗河轉戰而南，幾次衝破包圍，退回巴里坤。
準噶爾貴族扎那噶爾布襲殺噶爾藏多爾濟，尼瑪又圖謀殺害扎那噶爾布，準噶爾貴族之間爭奪汗位的鬥爭非常激烈。阿睦爾撒納從哈薩克回到博羅塔拉河，大會諸部，欲自立為汗，聞清軍將至，慌忙逃走。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三月，定邊左副將軍成袞扎布出北路，兆惠出西路，夾擊準噶爾部。
當時額魯特各部正在痘疫流行，已無抵抗能力，巴雅爾等被俘，扎那噶爾布病死。六月，兆惠、富德進軍哈薩克，追擊阿睦爾撒納。哈薩克汗阿布齎布署逮捕阿睦爾撒納，阿睦爾撒納逃往俄羅斯界內，不久病死。
次年，兆惠、富德分兵數路，搜捕山谷間的準噶爾殘部。連年進兵，對準噶爾部眾進行了殘酷的鎮壓。
二、對回部霍集占的鎮壓與天山南北路的統治對霍集占的鎮壓 聚居在天山南路的維吾爾族，清廷沿襲古譯，稱為回部。回部伊斯蘭教長者尊稱為和卓。準噶爾部噶爾丹攻占天山南路，回部和卓阿布都什特被拘於伊犁。噶爾丹敗後，阿布都什特降清。康熙帝命他返回葉爾羌故地。阿布都什特子瑪罕木特和卓，又被准部噶爾丹策零俘擄，囚禁在伊犁病死。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清軍攻占伊犁，命瑪罕木特子波羅泥都（布拉呢敦）回葉爾羌，統領舊部，被尊稱為大和卓木（意為我的大和卓）。波羅泥都弟霍集占仍留伊犁，被稱為小和卓木（我的小和卓）。阿睦爾撒納起兵反清時，霍集占逃回葉爾羌。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五月，殺清副都統阿敏道，唆使其兄乘機起兵。
一七五八年（乾隆二十三年）正月，清廷調任兆惠部下的雅爾哈善率領索倫兵一千，綠旗兵五千往征和卓，加號靖逆將軍。雅爾哈善自吐魯番進軍庫車，七月，在庫車擊敗霍集占軍。雅爾哈善失誤戰機，致使霍集占兄弟突圍逃走。清廷命兆惠領兵南下追擊。兩和卓逃至阿克蘇，阿克蘇城的伯克（管城官）霍集斯已降清受封，閉城不納。小和卓霍集占逃往烏什，又被拒絕，遂逃回葉爾羌。大和卓波羅泥都逃往喀什噶爾。十月，兆惠率先行的步騎四千至葉爾羌，命霍集斯隨行。兆惠的先行軍在葉爾羌城外的黑水河畔駐營，以待南下的大軍。霍集占有步、騎兵萬餘，屢出兵攻擊。兆惠軍被圍困三月，傷亡日眾。
天山北路的富德軍奉命南援兆惠。一七五九年（乾隆二十四年）正月進至黑水。駐巴里坤大臣阿里袞也奉命領兵來援。二月，霍集占兵敗，退守葉爾羌城。清廷斬雅爾哈善，晉封富德一等伯。兆惠、富德兩軍會師後，返回阿克蘇，命霍集斯駐和闐，斷霍集占退路。六月，兆惠進兵喀什噶爾，富德進兵葉爾羌，分道追擊兩和卓。閏六月，霍集占棄葉爾羌城逃跑，並通告大和卓波羅泥都棄喀什噶爾，同往巴達克山（今阿富汗境）。七月，兆惠軍由烏什進駐喀什噶爾城，富德軍由和闐進駐葉爾羌城。兩路各有兵一萬五千餘人。八月，富德部明瑞率軍追擊霍集占，至阿勒楚爾，大敗其軍。回部一萬二千餘人投降，霍集占兄弟逃入巴達克山。霍集占受傷身死，波羅泥都被當地部落首領素勒坦沙擒捕。素勒坦沙奉乾隆帝諭，將霍集占首級呈獻，由兆惠送至清廷，在京師示眾（《高宗實錄》卷五九八——五九九）。三年後，波羅泥都的屍首也被尋獲（《聖武記?平定回疆記》）。天山南路諸城的回部伯克和部眾相繼降清，西布魯特十五部（柯爾克孜人）也致書兆惠，歸附於清朝。
對天山南北路的統治 乾隆帝在戰勝阿睦爾撒納和霍集占後，先後攻戰了準噶爾部和回部地區，在天山南北路建立起清朝的軍事統治。南路回部西有喀什噶爾、葉爾羌、英吉沙、和闐，稱西四城；東有烏什、阿克蘇、庫車、拜城，稱東四城。天山東路哈密城回部早在康熙帝時降清，依蒙古旗制編旗。
吐魯番城回部曾受準噶爾部侵迫東遷，準噶爾敗後，又返回吐魯番。一七五四年（乾隆十九年），依哈密旗制編旗。此外，哈剌沙爾城也為回部駐地。
南路與東路合共十一城。各城又分領若干大小城堡。管城長官稱伯克。管領數城的大城長官稱阿奇木伯克。回部舊制，例由貴族世襲。乾隆帝鎮壓大小和卓木後，改革舊制，各城阿奇木伯克均由清廷任免，廢除世襲，依清官制，分定為三品至六品的品級。吐魯番、哈密和較早降清並在對大小和卓木作戰中立有軍功的回部伯克，多被任為阿齊木伯克。
清廷在各大城也直接派駐官員，統轄地方事務，稱為辦事大臣或領隊大臣。南路在喀什噶爾城設參贊大臣統領諸臣，北路在伊犁和塔爾巴哈台兩城各設參贊大臣統領。一七六二年（乾隆二十七年），在伊犁設總管伊犁等處將軍，統管天山南北路軍兵。參贊大臣受其節制。下設都統一人，駐烏魯木齊，統轄烏魯木齊至巴里坤等地軍兵。乾隆帝又在伊犁北、東建固勒札、烏哈爾里克兩城，賜名綏定、寧遠。烏魯木齊城賜名迪化。
清廷在連年作戰中，先後調滿、蒙、索倫、達呼爾、錫伯及綠營等各族兵士一萬六千餘人，分駐天山北路各地，此後即長期在當地駐紮，受伊犁將軍調遣。南路各族兵約五、六千人，每隔三至五年換防一次，成為定製。
蒙古四衛拉特的遷徙 在清廷對準噶爾部的長期作戰中，原被稱為四衛拉特的蒙古諸部，屢經遷徙，部眾分散各地。清廷即分別在各地編旗統治，不相統屬。
杜爾伯特部——杜爾伯特部台吉車■在達瓦齊稱汗時，率部眾萬餘人降清。一七五四年（乾隆十九年），設盟編旗。左翼盟十一旗，右翼盟六旗。
在科布多北境遊牧，由科布多參贊大臣統轄。
輝特部——遷往青海的部眾，一七二五年（雍正三年）獨立設旗，由西寧辦事大臣統轄。遷往外蒙古的部眾，於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降清編為一旗。另有二旗依附杜爾伯特部，在伊犁降清編旗，也由科布多參贊大臣統轄。
準噶爾部——在長期戰亂中，四處逃散，不再沿用準噶爾部名。逃往青海者稱綽羅斯部，編為二旗，分別在青海東南岸和西北岸遊牧，由西寧辦事大臣統轄。遷往外蒙古二旗，稱為額魯特。一七六一年（乾隆二十六年），清廷指定在烏蘭烏蘇遊牧。移駐伊犁三旗，稱額魯特上三旗。逃往哈薩克，布魯特又遷回伊犁的五旗，稱額魯特下五旗。共八旗編為二十佐領，由伊犁將軍統轄。
土爾扈特部——康熙時（一七○四年）降清的部眾，被安置在色爾騰遊牧，編為額濟納旗，由陝甘總督節制。遷往青海的部眾，曾依附於青海和碩特部。雍正時（一七二五年），清廷編為四旗，由西寧辦事大臣統轄。早在清太宗皇太極時，土爾扈特部曾有五萬餘帳西越烏拉爾山，遷徙到伏爾加河下游遊牧，自成部落，首領稱汗。此後，仍不時向清廷遣使進貢。康熙帝曾派遣內閣侍讀圖理琛前往該部駐地探問，受到土爾扈特部阿玉奇汗的款待。
一七五六年（乾隆二十一年），土爾扈特部渥巴錫汗（阿玉奇後裔）遣使者來京朝見。乾隆帝在承德和北京，先後接見了使臣。在這一時期里，俄國沙皇政府日益加強了對土爾扈特部的控制，多方限制汗的權力，並不斷向土爾扈特部徵調兵役。一七七一年（乾隆三十六年）春，渥巴錫汗率領所部三萬三千餘戶十六萬九千餘人脫離俄國，返回天山。沿途不斷抗擊俄軍的追擊，沿巴勒喀什湖南下，六月到達天山北路本原。清伊犁將軍伊勒圖在伊犁會見渥巴錫汗，並奏報乾隆帝。乾隆帝命土爾扈特部眾暫駐博羅博拉，渥巴錫汗來避暑山莊朝見。九月，乾隆帝在熱河接見渥巴錫，封他為舊土爾扈特部卓哩克圖汗。以下貴族首領加封親王、郡王，各有賞賜。土爾扈特部眾被分別安置在天山南北遊牧，北路在塔爾巴哈台附近，編為三旗；南路在珠勒都斯河一帶，編為四旗。另外安置在東路庫爾哈剌烏蘇一帶遊牧的部眾，編為兩旗。西路精河一帶另編一旗。四路共十旗，均歸伊犁將軍統轄。隨同渥巴錫汗回歸的和碩特部眾，也被安置在珠勒都斯河遊牧，編為三旗，由伊犁將軍節制。同歸的台吉舍楞部眾，被稱為新土爾扈特部，編為二旗，在阿爾泰遊牧。舍楞加封為新土爾扈特部弼哩克圖郡王，所部由科布多參贊大臣兼轄。
乾隆帝親撰《土爾扈特全部歸順記》，在承德刻石紀功。
三、第二次大小金川之戰
一七四九年（乾隆十四年），乾隆帝在作戰經年後，結束了大小金川的戰事。藏族土司之間的爭鬥並未因而終止。大金川首領莎羅奔老病，侄郎卡主持土司事務。小金川首領澤旺也因年老不理事，子僧格桑主事。郎卡不斷侵掠小金川及革布希咱土司。一七六六年（乾隆三十一年），四川總督阿爾泰從中調解。郎卡以女嫁僧格桑。大小金川結姻後，又聯合向鄰近土司攻掠。
郎卡病死，子索諾木於一七七一年（乾隆三十六年）誘殺革布希扎土官。僧格桑也於同年進攻鄂克什、明正兩土司，清朝派兵救援，遂與小金川開戰。
阿爾泰進軍延緩，乾隆帝以大學士兼兵部尚書溫福赴四川，另任桂林為四川總督會同進兵。冬十二月，清軍分兵攻打大小金川。一七七二年（乾隆三十七年）二月，澤旺代子請罪，索諾木請求交還僧格桑侵地。乾隆帝不准。四月，溫福、桂林進攻小金川，兵敗。五月，乾隆帝罷桂林，仍以阿爾泰署四川總督。六月，又罷阿爾泰（以貪贓罪，於次年賜死），以陝甘總督文綬為四川總督。大小金川各寨堅持抵抗，清軍連克數寨。原雲貴總督阿桂署四川提督，隨軍效力，以皮船夜渡河，攻小金川。十二月，乾隆帝以溫福為定邊將軍，阿桂、豐升額為副將軍，福康安為領隊大臣，分路進攻，奪取小金川的根據地美諾寨，俘澤旺。僧格桑逃往大金川。一七七三年（乾隆三十八年）正月，清朝命令大金川索諾木獻出僧格桑，索諾木不聽，清兵進攻大金川。
溫福仍採用張廣泗、納親的戰法，以碉逼碉，以卡逼卡，致使兩萬官兵，分散四處。六月，索諾木派遣小金川諸首領收集部眾，攻陷提督董天弼營，劫奪糧台，攻襲木果木溫福大營。溫福戰死，清軍大敗，傷亡將官多人，兵士三千人，軍營被劫銀五萬六千餘兩。金川軍乘勢奪回美諾，乾隆帝急諭阿桂、豐升額等退師。八月，以阿桂為定西將軍，增派健銳營、火器營、索倫以及各省兵數千人，再次出兵。九月，索諾木與僧格桑返回大金川。十月，阿桂乘機進軍，攻占小金川的美諾，隨即進攻大金川。大金川增壘設險，比小金川嚴密十倍，據點在勒烏圍與噶爾崖兩地。清軍分路進攻，一七七四年（乾隆三十九年）七月攻克薩斯甲嶺，圍攻勒烏圍外的遜克爾宗壘。索諾木部下毒死僧格桑，獻屍清軍。清軍繼續進攻，索諾木率部死守。清軍分道攻下附近諸寨。至一七七五年（乾隆四十年）八月，清軍攻克勒烏圍，莎羅奔及其親屬事先逃走。十二月，清軍直進噶爾崖，用大炮轟擊。索諾木之母及姑、姐、妹等與部眾二千餘人出降。一七七六年（乾隆四十一年）正月，索諾木與其祖莎羅奔等被迫出降。四月，阿桂押解索諾木、莎羅奔等及僧格桑屍首，回京獻於朝廷。乾隆帝親審俘囚，將索諾木等以磔刑處死，並懸僧格桑首示眾。
乾隆帝再次鎮壓大小金川之戰，仍由當地土司間的相互攻掠而引起。戰爭先後延續五年之久，調動兵士數萬人，損失溫福等將官多人，耗費軍帑銀至七千萬兩（與准部、回部作戰，耗銀三千萬餘兩）。清廷付出的兵力、財力是巨大的。清軍連年掃蕩各寨堡，大小金川部落流散，人民遭到慘重的傷亡。戰爭之後，部落統治不能繼續，清廷實行所謂「改土歸流」，在大金川設阿爾古廳，小金川設美諾廳，依內地制度，設官統治。
（二）侵緬戰爭的失敗
緬甸原與明朝為鄰。清順治時，李定國轉戰滇緬邊境抗清，南明桂王（永曆帝）逃入緬甸。一六六一年（順治十八年），清軍攻入緬甸境內，追索桂王。緬甸國王莽白將桂王獻給清軍。吳三桂在昆明殺桂王。吳三桂據守雲南，隨後又掀起所謂「三藩之亂」。在此期間，緬甸與清廷不曾有更多的聯繫。
直到一七五六年（乾隆二十一年），由於雲南茂隆銀場商人吳尚賢的聯絡，曾有緬甸使者來北京貢獻商品。
緬甸在莽白後王的統治時期，各地的小邦相繼叛離。下緬甸的孟族攻占了國都阿瓦。上緬甸木疏村首領雍籍牙聯合各村寨，擊敗孟族，於一七五三年攻占了阿瓦。雍籍牙進而南下追擊，於次年攻占大光（今仰光）。一七五六年，攻下孟族都城白古，從而占領了整個下緬甸。但是，上緬甸北部的木邦和桂家人都並不服從雍籍牙的統治。桂家是隨從桂王入緬的雲貴軍兵和家屬。他們在緬甸各地擄掠為生，後被安置在者梗（實階）地區。桂王被殺後，仍留居緬甸，被稱為桂家，即桂族。一七六四年，桂家首領宮裡雁（一作古利宴）被雍籍牙兵打敗，逃入雲南界內，被雲貴總督吳達善誘騙處死。木邦首領也兵敗逃亡。宮裡雁妻囊占嗾使緬甸孟艮（今景棟）首領攻打車裡，清兵屢次戰敗。雍籍牙軍也進入雲南境內，追索木邦首領。乾隆帝調吳達善為湖廣總督，另命劉藻代為總督。一七六六年（乾隆三十一年）正月，以劉藻無功，調為湖廣總督。又降為湖北巡撫，褫職，留滇效力。劉藻畏罪自殺。
大學士、陝甘總督楊應琚調任為雲貴總督，領綠營兵進剿。
楊應琚二月至軍，恢復車裡，進占孟艮等地，遣人至緬甸北境各部招降。
楊應琚見進軍順利，企圖僥倖邀功，親自帶兵三千移駐永昌，向緬甸發布檄文，虛稱領兵五十萬，大炮千門大舉進討。楊部騰越副將趙宏榜領兵五百出鐵壁關，乘隙占領緬甸邊境的互市地新街。緬軍大舉反攻，趙宏榜退回鐵壁關，緬軍入境追擊。九月，楊應琚至永昌，木邦等地也又被雍籍牙軍占領。
楊應琚見勢不利，十一月急向乾隆帝奏報各部首領已相繼被招降。奏勝不奏敗。又奏原有心神驚悸風痰流注之疾，「今因自省前赴永昌，舊疾復作」，「仰懇簡員來滇接買」。（《高宗實錄》卷七七二）乾隆帝命兩廣總督楊廷璋前往永昌接辦，傳諭「若該督至永昌而楊應琚已痊癒能辦事，則該督即行回粵。」（同上）並遣侍衛福靈安帶領御醫赴滇。十二月，楊應琚命雲南提督李時升調兵一萬四千，總兵烏爾登額率領攻取木邦，總兵朱■出鐵壁關取新街。緬甸軍繞道入雲南境，圍攻永昌。朱■由銅壁關退軍。緬軍乘間攻雲南猛卯城，不勝。烏爾登額不來策應。緬軍退走。一七六七年（乾隆三十二年）正月，兩廣總督楊廷璋至雲南，見局勢混亂，奏稱楊應琚已病癒辦事，隨即返回廣東。楊應琚謊報得勝，奏稱「若欲直搗巢穴，恐曠日持久，得不償失」，「似即可宥其前愆，酌與自新之路。」（《高宗實錄》卷七七六）乾隆帝覽奏，懷疑「所報剿殺克捷之處，俱未盡可信」，命福靈安「就近馳往軍前，詳悉體察。」（同上）福靈安查實奏報趙宏榜、朱■失地退軍等情。
三月，乾隆帝將趙宏榜、朱■、李時升、烏爾登額等逮治處死。斥責楊應琚「前後所奏，種種乖謬」，「執迷不悟」，「病憒無能」，命其罷任回京，隨即賜死（勒令自盡）。乾隆帝在諭中說：「且我國家正當全盛之時，准夷、回部悉皆底定，何有此區區緬甸而不加翦滅乎？」（《高宗實錄》卷七八○）調任伊犁將軍明瑞為雲貴總督，接辦軍務，再次發動對緬甸的戰爭。
三月間，明瑞到永昌，陸續調集滿兵三千人、雲貴和四川綠旗兵二萬餘人，於九月間分兵兩路進攻。明瑞統率清軍主力，出宛頂，經木邦，向緬甸首都阿瓦（今曼德勒附近）進軍；命參贊大臣額爾登額率兵趨蠻莫（今八莫），沿伊洛瓦底江而下，在阿瓦會師。額爾登額在老官屯頓兵堅城之下，貽誤戰機。十二月，明瑞軍攻破蠻結，屢遭緬軍襲擊，供應困難，卻向朝廷報捷。
次年正月，乾隆帝封授明瑞一等誠嘉義勇公，賞給黃帶子。明瑞軍轉向勐籠就食，以待額爾登額軍。緬軍跟蹤追擊，明瑞率領清軍取道大山土司、木邦土司回師，在木邦被緬軍圍困。額爾登額擁兵不救。雲南巡撫鄂寧奏聞，乾隆帝命將額爾登額押解來京，並傳諭明瑞突圍退兵。明瑞在蠻化設伏擊敗緬甸軍，間道出波■銅廠，急向雲南境內撤退。緬甸軍不斷增援，二月初十日在小勐育結集四、五萬人，包圍清軍。明瑞命諸將在夜間帶兵突圍，自領親兵數百名斷後。兩軍激戰，清領隊大臣扎拉豐阿陣亡，領隊大臣觀音保自刎，明瑞身負重傷，在軍中自縊死。清軍損失慘重。
乾隆帝任命大學士傅恆為經略，阿桂、阿里■為副將軍，增調索倫、吉林兵四千人，健銳、火器營兵一千人，荊州、成都駐防八旗兵五千人，以及各省綠旗兵數萬人去雲南，又在雲南趕造船隻槍炮，準備再次進軍。一七六九年（乾隆三十四年），清軍分三路進兵：傅恆率主力部隊渡■鳩江（又名檳榔江，即大盈江）西行，經孟拱、孟養土司地方，由陸路攻阿瓦；阿桂率兵萬人出虎踞關，進取孟密，到阿瓦會師；提督哈國興率兵三千及湖廣造船工匠，出銅壁關，在蠻莫造船，編成水師，作為策應。十月，清軍合為一路，在依洛瓦底江口打敗緬軍主力，進而攻打老官屯。緬軍防守嚴密，清軍用炮擊，用火攻，埋火藥轟，都不能攻破。
十一月，阿里■死於軍中。傅恆患病，退居銅壁關。奏報老官屯久不下，本年瘴癘過甚，領隊大臣也多患病。乾隆帝得報，諭令傅恆撤兵。傅恆派提督哈國興去緬甸軍營，與緬甸將領眇旺模議和。商定：緬甸交還侵占的雲南土司地，雙方交還俘虜。十二月，清軍焚毀舟船大炮，退出緬甸。傅恆奉旨回京，不久病死。
清廷自一七六五年（乾隆三十年）發動對緬戰爭，前後將近五年。調兵數萬人，損失總督以下將領多人，耗費餉銀一千三百萬兩。此次戰爭原來只是由於邊界土司的糾紛而引起，乾隆帝以所謂「張國威」為名，連年興兵。
清軍兩度侵入緬甸， 最後仍不得不撤回，實際上是以失敗而告終。此後，兩國之間不再有戰事。英國殖民勢力日益侵入緬甸。一七八八年（乾隆五十三年），緬甸國王孟雲（雍籍牙子）遣使與清朝通商，並交還俘虜楊重英（楊應琚子）。一七九○年（乾隆五十五年），遣使為乾隆帝祝壽。乾隆帝敕封他為緬甸國王，每十年入貢一次。
（三）巡遊的繼續與皇家園囿的修建自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以來的三十年間，乾隆帝在頻繁發動戰爭，消耗國力的同時，仍然連年去各地巡遊，玩賞山水，並在京師和承德等地不斷擴建園林，以供帝後游賞消閒。朝廷有限的財賦，日益虛潰。
一、巡遊的繼續
乾隆帝在連年的戰爭中，從未親臨戰場，卻依然每年去各地遊玩。其中耗費最大的，是幾次「南巡」。
乾隆帝自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奉皇太后去江南巡遊，耽樂於蘇杭山水。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一七六二年（乾隆二十七年）、一七六五年（乾隆三十年），又連續三次奉皇太后南巡。所謂南巡，只是在蘇州、杭州和江寧府一帶留連觀賞，並未遠涉南方的廣大地區。一七七七年（乾隆四十二年）正月，孝聖皇太后崩。一七八○年（乾隆四十五年），乾隆帝年屆七十，又舉行第五次南巡。一七八四年（乾隆四十九年），最後一次即第六次南巡。為觀賞江南春色，孝聖后與乾隆帝的每次南巡，大都於正月間自京師出發，四、五月間返回。南巡之年，前後約有五個月的時間在外地遊玩，兼理公務。
帝後南巡途中，曾視察高家堰堤工和海寧石塘的改築，並曾在江寧閱兵，但這些都只是便道舉行，並沒有什麼重要的意義。主要目的還在於游賞春景。
沿途官商接駕，布置繁盛即得到獎掖，接駕不周，便受到懲處。各地爭奇鬥巧，以博取帝後的歡心。巡遊的規模和耗費越來越大。沿途所經之地，一處供設即耗銀二、三十萬兩，超過康熙帝南巡時的十倍。蘇州、杭州、江寧和揚州等地是游賞的勝地，陳設更為侈靡。帝後所到之處，必先鋪修道路，碼頭鋪棕毯，御道用文磚，水路特製龍舟，彩繪雕鏤，陸路兩旁結彩棚，搭戲台，布列花石，陳設文玩。帝後所居的行營營帳，備設各種豪侈的家具用品。
遊覽的寺觀，也即為修飾，以供瞻仰。沿途官民商賈還要供獻各種珍寶、器物、文玩、字畫等等，不一而足。乾隆帝有《駐蹕姑蘇》詩云：「牙檣春日駐姑蘇，為問民風豈自娛？艷歌新舞翻覺鬧，老扶幼挈喜相趨。周諮歲計雲秋有，旋察官方通弊無。入耳信疑還各半，可誠萬眾慶恬愉。」（《南巡盛典》卷八）乾隆帝幼居深宮，南巡經行各地，得與官民接觸，自可略知世情。
但六次南巡，均在蘇杭山水之間，「為問民風」顯然不足以為「自娛」作辯解。他所體察的民情，也只是「有秋無弊」一類的諛詞。乾隆帝為粉飾的昇平而陶醉，而自炫，直到晚年退位後才多少有所醒悟，說他在位六十年，「惟六次南巡，勞民傷財，作無益，害有益。」（《清史稿?吳熊光傳》）為「南巡」作出了恰當的評語。
江南賦稅是清朝廷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之一。乾隆帝先後六次南巡，都不得不減免江浙以及經行的山東等地的賦稅，以至逋賦。這種減免使朝廷的收入大為減少，江南百姓的負擔卻並未因而減輕。相反，每次南巡都使沿途人民增加了繁重的勞役和各種額外加派的負擔。各地鋪治道路、搬運花石、修建行宮殿宇以及一切供設，均徵用大批民夫服役。朝廷使臣報道說：「治道則編茅篩土、轉■磨堅，數百里內丁夫裹糧赴役，最為民弊。」又說，南巡時「供億浩繁，州縣凋弊，農民舉未息肩，商船或不通津。雖值豐登，無異歉荒。」（朝鮮《李朝正宗實錄》一）朝鮮使臣的客觀報道，比起那些為迎合乾隆帝誇耀的心理而極力謳歌「盛典」的記述，當更為接近實際。南巡中的大量耗費，均由地方官員承辦。各級官府又向民間征索。乾隆帝初次南巡，已要各地鹽商供給需費。此後五次南巡，也多取自鹽商。鹽商不足，又向其他商人富戶征取。正賦以外，於是又添出多種名目的「加派」（參見下節）。加之官吏從中侵漁中飽，以迎駕為名多方敲榨勒索。巨大的耗費，最後都還是落到了廣大民眾的肩上。六次南巡，為江南經濟的發展帶來了多方面的損害。
南巡而外，乾隆帝還曾先後五次游幸五台山，四次東巡謁陵。至於熱河避暑、木蘭行圍，更是每年的常例。乾隆帝在位之年，幾乎每年都有數月時間在外游幸，可稱為歷史上最能遊樂的皇帝。隋煬帝以遊樂而致亡國，乾隆帝在連年歡慶「盛典」的一片頌聲中，使清朝的國力日益虛耗了。
二、皇家園囿的修建
乾隆帝幾次南巡，對江南的樓閣園林，愛羨不止。經行之處，賦詩刻石，以志其盛。巡遊不足，又在避暑山莊和京城內外，廣建園囿。南巡時所見蘇杭等地的樓台景物，依樣重建於園中，以便及時游賞。乾隆帝有詩云：「因教規寫閶城趣，為便尋常御苑臨。」自乾隆帝初次南巡以來，京城內外園囿的修建，連年不斷。其規模之大與持續時間之久，為歷史上所罕見。乾隆帝是歷史上最善遊樂的皇帝，也是修建園囿最多最頻的一位皇帝。把江南景觀移建於北方，自然有助於園林建築藝術的交流，但也和南巡一樣，不能不嚴重地「勞民傷財」。
避暑山莊的擴建 歷史上的北方民族，如契丹、女真、蒙古等族，在建立國家後，為保持騎射的傳統，皇帝和大臣例於不同季節，在不同地點從事騎射漁獵等活動，並在當地處理政事。駐地稱為納■（參見本書第五冊）。清康熙帝於夏秋間去木蘭行圍，在熱河駐夏，處理政務，正是繼承了北方民族的這一傳統。一七○三年（康熙四十二年）在熱河駐地，依仿漢族建築，營造宮室，一七○九年（康熙四十八年）稱熱河行宮。一七一一年（康熙五十年），改名為避暑山莊，使傳統的滿漢文化得到自然的融合。乾隆帝即位，歷年奉皇太后在避暑山莊駐夏、木蘭行圍。又依仿江南園林山水，對山莊多次擴建，形成為一座瑰麗的行宮離苑。
一七四三年（乾隆八年），在湖中造大型御舟青花舫。一七四九年（乾隆十四年），修築了松鶴齋，接著又翻修了正宮，新建了東宮。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以後，乾隆帝連年南巡，又在避暑山莊的平原區修建春好軒；湖區建築煙雨樓、文園、文津閣、戒得堂、繼德堂；在山區增建綠雲樓等十三處景區。這些建築和園林，多依仿江浙景觀。如金山島仿鎮江的金山寺，千尺雪和笠雲亭仿蘇州寒山寺的千尺雪與笠雲亭，文園獅子林和滄浪嶼仿蘇州獅子林和滄浪亭，一片雲仿杭州萬松嶺上的一片雲，文津閣仿寧波范氏天一閣，煙雨樓仿嘉興南湖鴛鴦島上的煙雨樓，永佑寺舍利塔仿杭州六和塔與江寧報恩寺塔。此外，廣元宮仿泰山碧霞元君祠，清音閣仿北京皇宮內的暢音閣。避暑山莊經過歷年的陸續擴建，到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才最後完工。山莊占地八千四百餘畝，宮牆周長近二十華里。牆內由宮殿區與苑景區兩大區域組成。苑景區山水園林輝映，構成七十二景，各有名目（康熙時有三十六景）。滿族傳統的騎射理政的納缽行宮布滿了江南風貌的樓閣園林，顯示著滿族皇帝已是多麼沉溺於漢族的文明。
乾隆帝在避暑山莊駐夏理政，也在這裡接見蒙古和西藏的官員。蒙古杜爾伯特部策凌、輝特部阿睦爾撒納、準噶爾部達瓦齊、土爾扈特部渥巴錫和喀爾喀蒙古喇嘛教領袖哲布尊丹巴三世、西藏班禪六世，都曾來這裡朝覲。
乾隆帝在山莊宮牆外的山林中，依仿西藏的桑鳶寺、布達拉宮和札什倫布寺，先後建造了普寧寺、普陀宗乘之廟和須彌福壽之廟，以便蒙藏喇嘛教僧俗前來朝拜並接待來覲的貴族、首領。乾隆帝曾自認是文殊菩薩的化身，在山莊外又依仿五台山殊象寺的模式，建殊象寺，以暗示他在佛教中的地位的尊崇。
又建普樂寺、安遠廟、溥仁寺、溥善寺。俗稱外八廟。如果說，山莊內樓閣園林的建造，主要是為了游賞，那麼，喇嘛教寺廟的修建，則顯示了對蒙藏民族和宗教信仰的尊重。對於維護各民族間的聯繫和鞏固清朝對邊疆地區的統治，起過積極的作用。
圓明園的擴建 一七○九年（康熙四十八年），康熙帝將圓明園賜給皇子胤■（雍正帝）。雍正帝即位後，在圓明園內建立殿署，接見臣僚，處理政務。據稱園內「或闢田廬，或營蔬圃」，「校文於墀，觀射於圃。」（《世宗憲皇帝御製圓明園記》）乾隆帝也說當時是「不尚其華而尚其朴，不稱其高而稱其幽。」（乾隆帝《御製圓明園後記》）乾隆帝即位後，自一七四○年（乾隆五年）即開始在園中建築樓閣園林，陸續建成四十景（雍正時有二十八景）。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孝聖皇太后六十壽辰時，在圓明園旁建長春園，作為附園。一七七○年（乾隆三十五年），乾隆帝六十壽辰，又建成附園綺春園（後名萬春園）。合稱圓明三園。圓明園內的樓閣和園林風景，多至三百餘處。宮殿十九座。占地五千餘畝，周回二十里。成為京郊最大的一座皇家園囿。
圓明園中布列的樓閣和小型園林，也多依江南景物仿建。乾隆帝幾次南巡，都到蘇州獅子林游賞，賦詩紀盛。在圓明園的長春園中，依獅子林圖仿建，仍名獅子林。清漪園中仿無錫惠山的寄暢園建惠山園，仿海寧陳氏安瀾園建安瀾園。杭州的西湖蘇堤風景和寧波范氏天一閣藏書樓，也在園中依樣仿建。仿建的樓颱風景，不能不依傍當地形勢，又不能不融入北方的建築技巧和風格，使再建的江南園林，各具特色，布滿圓明園及其附園，號為「萬園之園」。乾隆帝又命來華的義大利畫家郎世寧與法國建築師蔣友仁、王致誠等，依仿西方建築，設計樓台群，名為西洋樓，在園中別具特色。
雍正帝時，即在圓明園內建置官署理政。乾隆時，各類官署更為齊備。
據《日下舊聞考?園囿》記載，圓明園南門大宮門內，東西兩廂，宗人府、內閣、南書房、軍機處、六部以至都察院、理藩院、翰林院、內務府等朝中機構，均在此建有房署。入賢良門內為正大光明殿，東為勤政殿。在園內形成為一個小朝廷。乾隆帝每年夏季去避暑山莊，春秋二季在南苑、西郊行圍，在圓明園與大臣理政。圓明園實際上成為園林化的春納缽與秋納缽。
京師園囿 乾隆帝在京城內外，還陸續修建多處園囿，蔚為大觀。京城內的皇宮西苑，包括南海、中海、北海等處，增建樓閣寺院和各種景物。南海建寶月樓，中海建紫光閣，北海建閱古樓、闡福寺。城南二十里的南苑，為順治以來的圍獵之所，舊有行宮，附近有德壽寺。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毀於火，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重修，規模更加宏偉。城西三十里有瓮山，山前有湖，原稱西海。一七五○年（乾隆十五年）引玉泉山水疏浚，賜名昆明湖。次年皇太后六十壽辰，賜瓮山名萬壽山，山前建延壽寺。寺西有羅漢堂，塑五百羅漢。玉泉山下有湖名西湖，山下修建十六景，稱靜明園。
西郊香山舊有香山寺，為金世宗時所建。乾隆時修建樓閣景物，成二十八景，賜名靜宜園。自香山靜宜園至圓明園十餘裡間，三山五園相聯，形成為浩大的園囿區，為前代所未有。
乾隆帝連年修建園囿，以資「游目賞心」，雖然客觀上促進了園林建造藝術的發展，但財力物力的耗費也是巨大的。臣僚中不斷有人對此提出諍諫。
一七八一年（乾隆四十六年），乾隆帝在避暑山莊自撰《知過論》，說他在京師和熱河修建園囿、行宮、寺廟等等，「是皆弗用正帑，惟以關稅盈餘及內帑節省者，物給價、工給值，更弗興徭役、加賦稅。」又說：他不敢因「游目賞心」的小事荒廢「敬天勤民」的大事。但也不得不承認，各處行宮爭奇較勝，「究其致如此者，過應歸於予。謂之無過，實自欺也。」乾隆帝引過自咎，以搪塞臣下，但園圃的修建，此後仍在繼續，直到他退位時，迄未終止。
三、皇室慶典的靡費
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乾隆帝為皇太后慶祝六十壽辰，舉國上下，造成極大的靡費。由此開端，此後幾十年間，皇室各種喜慶典禮，競尚豪侈，愈演愈烈。一七六一年（乾隆二十六年），皇太后七十壽辰；一七七一年（乾隆三十六年）八十壽辰，都舉行盛大的慶祝。《清史稿?后妃列傳》描述說：「慶典以次加隆。先期，日進壽禮九九。先以親制詩文、書畫，次則如意、佛像、冠服、簪飾、金玉、犀象、瑪瑙、水晶、玻璃、琺瑯、彝鼎、瓷器、書畫、綺繡、幣帛、花果，諸外國珍品，靡不具備。」皇太后自西直門去暢春園，途經萬壽寺，為明萬曆時所建。皇太后六十壽辰時，曾加修葺，乾隆帝撰有碑記。皇太后七十壽辰時，重加修建，在此頌經祝壽。寺外並建蘇州街，以供太后游賞。昭■《嘯亭雜錄?蘇州街》條說是因皇太后「素喜江南風景，以年邁不宜遠行，因於萬壽寺旁造屋，仿江南式樣。市廛坊巷，無不畢具，長至數里，以奉鑾輿往來遊行。」慶祝活動的靡費，難以計數。
一七八○年（乾隆四十五年），乾隆帝在避暑山莊度過他自己的七十歲生日，慶典更為隆盛。朝鮮使節朴趾源記載當時各地向乾隆帝祝壽進貢的情況說：「余從使者出長城，晝夜兼行，道見四方貢獻，車可萬輛，又人擔、駝負、轎架而去，勢如風雨。其槓而擔者，物之尤精軟雲。每車引騾馬六、七頭，轎或聯槓駕四騾。上插小黃旗，皆書『進貢』二字。進貢物皆外裹猩猩氈、諸色氆氌。日既黃昏，益見車乘爭道催趕，篝燈相照，鈴鐸動地，鞭聲震野。」（朝鮮朴趾源《燕岩集》卷十四，《山莊雜記》）朝鮮使臣親見「有進貢復黃帕架子，盛以金佛一座，■入闕中，聞是戶部尚書和■所獻。」
（朝鮮《李朝正宗實錄》二）另據記載，王公大臣等僅造佛像一項，就用銀三十二萬一千多兩（《慶典章程》）。金銀、玉器、古玩和人參、珍珠等山珍海寶，不計其數。
八月十三日慶祝壽辰時，乾隆帝先在避暑山莊內的澹泊敬誠殿接受滿、蒙、漢、藏、回（維吾爾族）等族貴族的朝賀，然後在東西配殿舉行宴會，宴後看戲。劇場除清音閣外，「另立戲台於行宮東。樓閣皆重檐，高可達五丈許，廣可容數萬人。設、撤之際不相掛礙。台左右木假山高與閣齊，而瓊樹瑤林，蒙絡其上，剪彩為花，綴珠為果。」（《燕岩集》卷十三，《熱河日記》，千餘人提燈表演名為「萬年春」的歌舞祝嘏。
一七九○年（乾隆五十五年），乾隆帝過八十歲生日，慶典由熱河避暑山莊延續到北京。參加祝壽的除親王、郡王、各部院大臣和各省督撫、將軍外，還有蒙古、維吾爾等少數民族首領及安南國王阮光平與朝鮮、南掌、緬甸等國使臣。阮光平的臣僚■從，凡一百八十四人（柳得恭《灤陽錄》卷一），慶典規模之大，可想而知。內務府原擬經費一百七十一萬八千兩，嗣減定一百十四萬四千二百九十七兩五錢（吳振■《養吉齋叢錄》卷十一）。「各省督撫獻結彩銀屢鉅萬兩，? .兩淮商賈獻銀二百萬兩」（《灤陽錄》卷一）。
自一七八九年（乾隆五十四年）起，從皇宮到圓明園，都加修飾。自京城至西山四十里，復道亭台寺剎，也都重葺。經大學士阿桂、和■等奏請，令戶部計其容入之數，多至一百四十萬兩（朝鮮《李朝正宗實錄》二）。自熱河至京城四百里，處處結彩。自西華門至圓明園三十里，左右排比起假樓，覆黃琉璃瓦。由各省、各部以至舉人，立牌分掌。又立牌書某戲、某曲，自某處起到某處止。八月十二日乾隆帝自圓明園入京城，左右彩樓中，一齊唱曲。
內而軍機處、內務府大臣，外而各省督撫、將軍，競獻珍玩。據說，玉如意最多，陳列殿陛，觸目琳琅。小金佛一輦數十，覆黃帕舁入宮門，絡繹不絕，無慮萬軀。官員們的奉獻，自然都是搜括百姓得來。
皇室侈靡之風日熾，皇子、公主自幼即習於豪侈，婚嫁尤為奢費。■妃汪氏所生和孝公主，一周歲時，乾隆帝即賞給她漢玉撇口鐘、漢玉娃娃戲獅、青玉匙、紅白瑪瑙仙鶴、油珀圓盒、玉扇器等珍寶。六歲時，指配和■子豐紳殷德；十三歲，封「固倫和孝公主」，賜乘金頂轎。姚元之《竹葉亭雜記》卷二記載，乾隆帝攜和孝公主游買賣街（圓明園中仿民間交易而設的商業街），見有大紅袷衣一領，即讓和■「以二十八金買而進之」。一衣之費如此，其它用度可以想見。一七八九年（乾隆五十四年）下嫁時，乾隆帝依親王例賞給大量土地和奴僕，並賞賜數量驚人的妝奩。現存妝奩清單檔分頭飾、朝珠、皮衣、衣料、各種用具、梳妝用品、陳設品等七大類。頭飾及各類用品多用金銀珠寶裝嵌。碎小正朝珠一盤，即有珍珠一百零八顆。珊瑚佛頭塔、銀鑲珠背雲等，均極華貴。另賜帑銀三十萬兩。此外，禮部還要備辦珍貴禮品，各級官員也要送上大宗賀禮。這些禮品，據說價值數百萬兩。和孝公主婚禮的奢靡，是一個典型事例。宗室王公生活的豪華揮霍，也於此可見一斑。
（四）滿洲貴族與八旗兵丁
自順治帝建都北京以來的一百多年間，滿族在政治上鞏固了統治地位，在社會生活和文化生活等方面也在不斷的演變。乾隆時期，更加速了演變的過程。康熙、雍正、乾隆諸帝，都酷嗜漢文化，親自撰寫詩文。乾隆帝「御製詩集」多達四百三十四卷，收入詩作四萬一千八百首。巡遊各地，題字刻石，更是到處可見。在皇帝提倡下，滿族貴族子弟自幼習讀漢文詩書，甚至已不再通習滿語、滿文。乾隆帝炫耀盛業，帝後皇室侈靡逾度，上行下效，王公貴族也競尚浮華。任職的官員貪賄公行。不任職的王公貴族依然享有優厚的殊遇，終日嬉遊享樂，日趨腐惰。八旗兵丁享有其他民族所沒有的特殊的優遇，不事生產，閒散嬉遊，日益喪失騎射善戰的武風。廣大八旗人戶則由於生計無著，日益陷於貧困。所謂「八旗生計」，已成為乾隆朝難以解決的嚴重問題。作為統治民族的滿族，在「漸染漢化」的同時，又在加劇分化。
一、王公貴族的游惰
乾隆帝以生長深宮的太子繼承帝位。乾隆時期的王公貴族，也大都依父祖的世職承襲爵位。他們中間的大多數人，並不像他們的父祖那樣，為建立清國而馳騁沙場，而是以「天潢貴胄」深居府第，慣於優遊。
清初定宗室封爵為十等。親王一子封親王，餘子為郡王；郡王一子封郡王，餘子為貝勒；貝勒之子封貝子，貝子之子封鎮國公，鎮國公之子封輔國公，輔國公之子授三等鎮國將軍，鎮國將軍之子授三等輔國將軍，輔國將軍之子授三等奉國將軍，奉國將軍之子授奉恩將軍。一七四八年（乾隆十三年），增定為十二等，即和碩親王、多羅郡王、多羅貝勒、固山貝子、奉恩鎮國公、奉恩輔國公、不入八分鎮國公、不入八分輔國公、鎮國將軍、輔國將軍、奉國將軍、奉恩將軍十二個等次，其中鎮國、輔國、奉國、奉恩將軍又分一二三等，並有兼與不兼雲騎尉之分。親王的世子（候襲親王）和郡王的長子（候襲郡王）也受封食祿（《清朝文獻通考》卷二四六）。
宗室王公中的禮（初封代善）、鄭（濟爾哈朗）、睿（多爾■）、豫（多鐸）、肅（豪格）、莊（碩塞，初封承澤親王，其子博果鐸襲封時，改號莊親王）六親王和克勤（岳托）、順承（勒克德渾）二郡王世襲罔替，號稱「鐵帽王」。雍正年間又封怡親王允祥亦世襲罔替。
受封食祿的八旗王公，在朝中任職者多位居顯要。由於清初幾代皇帝不斷採取措施削弱諸王的權力，他們的子弟中也有相當多的人不再任職，但仍享受種種優厚的特殊待遇。不僅占有大量莊園人丁，而且仍領有數量可觀的俸銀。親王歲給一萬兩，世子六千兩；郡王五千兩，長子三千兩；貝勒二千五百兩；貝子一千三百兩。各級公爵、將軍，也都以次領有多少不等的俸銀（參《清朝文獻通考》卷四十一，《國用?俸餉》）。
清初功臣、外戚，也多封有世爵。世爵分公、侯、伯、子（精奇尼哈番）、男（阿思哈尼哈番）、輕車都尉（阿達哈哈番）、騎都尉（拜他喇布勒哈番）、雲騎尉（拖沙喇哈番）、恩騎尉九等，又有實任與閒散之分。其中公、侯、伯為「超品」，即在正一品之上，各分為三等。子爵為正一品，男爵為正二品，輕車都尉為正三品，也都分一二三等。騎都尉為正四品，雲騎尉為正五品，恩騎尉為正六品，不分等。他們的俸祿是公一等七百兩，二等六百八十五兩，三等六百六十兩，閒散二百五十五兩。侯一等兼雲騎尉者六百三十五兩，不兼者六百一十兩；二等五百八十五兩，三等五百六十兩，閒散二百三十兩。以下遞減。
受有封爵的王公和功臣的後裔，俸銀之外還有祿米，每銀一兩，給米一斛。遇有婚嫁喪葬，另由皇帝給予賞賜。《中樞政考》載有賞銀的規定數額。
但事實上，往往由皇帝任意頒賞，賞銀可超過定額的數十倍以至百倍。
王公既為世襲，他們的子孫往往在幼小時即可襲封，為王為公。如敬謹親王尼堪第二子尼思哈襲封親王時只有三歲，十歲時便病死。肅親王豪格之子富綬襲封親王時，也只有九歲。乾隆時襲封多羅順承郡王的恆昌（勒克德渾六世孫），四歲時封王，二十六歲病死。世襲的王公自幼即高爵厚祿，養尊處優，日以遊樂為事。雍正帝曾在一個敕諭中對八旗貴族子弟指斥說：「平居積習，尤以奢侈相尚。居家器用、衣服飲饌，無不備極紛華，爭夸靡麗。
甚至沉湎梨園，遨遊博肆，飲酒賭博於歌場戲館。? .不念從前積累之維艱，不顧向後日用之難繼，任意靡費，取樂目前，彼此效尤。」（《八旗通志》卷首九，敕諭）雍正帝指出的這些現象，到乾隆時更加發展。
乾隆帝連年廣建園囿，京師王公競相效尤，營建豪侈的宅第和江南式的園林。簡親王德沛（費揚武曾孫）用銀數萬兩建造別墅，據稱「亭榭軒然」，在諸王邸中為最優（《嘯亭雜錄》卷六）。定親王綿恩（乾隆帝孫）令護衛「點綴園庭」，「任其通下吏苞苴（賄賂），動輒巨萬。」（《嘯亭續錄》卷五）兩江總督尹繼善說他曾到忠勇公、大學士傅恆的府第，「不是前途頻指引，迴廊曲檻路常迷。參差畫棟接飛霞，翠閣凝香護絳紗」，有如蓬萊島境（《尹文端公詩集》）。大學士和■以聚斂著稱，據說「園寓點綴，與圓明園蓬島、瑤台無異。」（《清史列傳?和■傳》）以廉明著稱的宗室長麟，出任江蘇巡撫時，置私宅數千廈，毗連街巷，說是為了「使此巷人知有長制府之名。」（《嘯亭續錄》卷三）宗室王公大臣，紛紛營建宅第園囿，說明滿洲貴族的崇尚浮華，已成為風氣。大量的花費，自然是來自下吏的苞苴。
八旗王公及其子弟，平居優閒無事，耽於遊樂。標榜高雅者，或賞玩花鳥珍奇，或唱曲演戲。等而下者，聚賭宿娼，無所不為。乾隆帝第八子永璇「沉湎酒色」，「做事顛倒」（朝鮮《李朝正宗實錄》二）。十七子永■」
不甚讀書，喜音樂，好游嬉。少時嘗微服出遊，間為狹巷之樂（嫖妓）。」
（《嘯亭續錄》卷五）京師東城某寺院中，經常聚集王公貴族和富室子弟，設局賭博，又私蓄女伎，日夜淫縱（前引書卷八）。乾隆朝領兵作戰的名將福康安（傅恆子），享用豪奢，又喜唱曲，軍中往往通宵彈奏。據說：「雖前敵開仗，血肉交飛，而裊裊之聲猶未絕。」（《清稗類鈔》第七冊）金德純《旗軍志》說：「八旗將佐居家，皆彈箏擊築，衣文繡，策肥（馬），日從賓客子弟飲。」從家居的八旗貴族子弟到外出領兵的將佐，都日益沉溺於豪奢遊樂之中。
八旗貴族依仗權勢，恣為不法。昭■《嘯亭續錄?宗室積習》說：「近日宗室蕃衍，入仕者少，飽食終日，毫無所事。? .每有淫佚幹上之事，有司以其天潢，故為屈法。市井之良善者又多畏其權勢，不敢與抗，適足以長其凶焰，其俗日漸卑惡也。」這種情形，在乾隆朝已經習見。《嘯亭雜錄?權貴之淫虐》記：「乾隆中，某駙馬家巨富，嘗淫其婢不從，命裸置雪中僵死。
其家撻死女婢無算，皆自牆穴棄屍出。」朝廷的大臣，如大學士和■、福長安等「擅弄威福，大開賄門，豪奢富麗，擬於王室。」（朝鮮《李朝正宗實錄》二）外省的官員，「奉差收稅，即不守本分，恣意花消，虧竭國帑。」
（《八旗通志》卷首十一，敕諭）領兵的將軍「凡有征討，軍餉一邊用，一邊奏，十萬■減五萬。」（柳得恭《燕台再游錄》）從京師到外省，從相臣到將軍，耽於享樂，貪賄不法，滿族貴族統治集團日益腐敗了。
滿洲貴族原以騎射善戰而建立起統治，百餘年間，久居漢地，在沉溺遊樂的同時，也逐漸廢棄了習練弓馬的舊俗。滿洲貴族要統治廣大漢族人民，就不能不通曉漢族的語文和文化。王公子弟幼讀漢文詩書，以應科舉考試，甚至逐漸不習滿文滿語。這在乾隆時已成為普遍的現象。乾隆帝曾有詩一首，概括地說明了當時的情景：「八旗讀書人，假藉詞林授。然以染漢習，率多忘世舊。問以弓馬事，曰我讀書秀。及至問文章，曰我旗人胄。兩歧失進退，故鮮大成就。」（乾隆《御製詩四集》卷五十九）早自清太宗皇太極以來，歷代皇帝都已提出過保持滿洲文化傳統的告誡。乾隆帝更提出「騎射國語」
的口號，說是「滿洲之根本」。乾隆帝每年在避暑山莊駐夏，在木蘭行圍，象徵著納■騎射的傳統。但京師宗室多不善射獵，盛京地區甚至還不如京師。
乾隆帝酷嗜漢文化，每年都要親自撰寫詩文。宗室王公大臣也多習作詩詞，與漢族文人相唱和，甚至不能用滿文奏對。乾隆帝雖然一再把提倡「騎射國語」作為根本大計，但並不能改變滿洲貴族「漸染漢習」的趨勢，以至在他晚年，不得不下諭允准滿族地方官員的某些章奏，可用漢文繕寫，不再用滿文。滿族在統治漢地後不能不採用漢族的制度、文化，以至漢族的語文。這是由客觀的歷史條件而決定的。從某些方面說，也是歷史的進步。但滿族王公貴族子弟依恃特權，棄武習文，優遊享樂，則不能不日益削弱。震鈞《天咫偶聞》評論說：「習於漢人者，多得其流弊而非其精華。所存舊俗，又多失其精華而存其流弊。」八旗貴族在「漸染漢習」的同時，漸趨腐化。作為統治民族的統治集團，日益削弱了它的統治能力和作戰能力。
二、滿洲軍兵的衰落
滿洲自建立八旗制度以來，各旗兵丁地位高於平民。初期作戰獲勝，俘掠生口財物，即可上升到貴族行列。在北京立國後，八旗成員也通過各種途徑，成為大小官員。旗丁除服兵役外，不再有漢人平民所有的各種賦役負擔，並享有各種特權。旗人犯法，不由地方官審理，統歸步軍統領衙門或慎刑司減等量刑。八旗人丁依舊制，每丁撥給田地五垧（三十畝）。旗兵依職位不同，每月分別發給一至四兩的餉銀，三至四斛的糧米。較高的糧餉約略相當一個七品縣令的俸祿。外出作戰，另有「行糧」。
八旗兵丁多常駐京師，駐防外地者不到總額的一半。屬於京旗的兵丁，只准在京居住。分授給他們的旗地，也在近京五百里內各縣。這些旗地原系圈占漢人民眾的耕地。「雖將民地圈給旗人，但仍系民人輸租自種。民人自種其地，旗人坐取其租。」（《清朝經世文編》卷三十五，《八旗公產疏》）旗兵占有民地，並不是「亦兵亦農」，而是坐取地租和糧餉，不戰不耕。京師八旗兵丁久居城中，疏於訓練，甚至不能騎射。乾隆帝曾率領他們行圍，學習技勇，給予賞賜，但兵丁希圖安逸，並不樂從。乾隆帝曾慨嘆說：「不肖之徒，不識朕教養滿洲之志，反以行圍為勞眾，不無怨望。」（《八旗通志》卷首十一，敕諭）又曾說：「昇平日久，八旗子弟如鷹居籠；日飽肉，不能奮擊。」（柳得恭《灤陽錄》卷一）乾隆帝把八旗子弟比喻做不能奮擊的鷹，飽食終日，無所事事。八旗兵坐享優厚的待遇，在京城中四處流蕩。
或三五成群，臂鷹架雀，在街上閒遊。或結幫聚伙，在茶坊酒館裡消磨日子。
或鬥鵪鶉、鬥蟋蟀。乃至嫖妓聚賭，變賣房地揮霍。震鈞《天咫偶聞》評論說：「後生小子，既不知征役之勞，又不習擊刺之法，下至束伍安營，全忘舊制，更安望其殺敵致果乎？」八旗兵丁逐漸變成浮蕩子弟，驍勇善戰的滿洲傳統日益丟失了。
駐防外地的八旗兵也是養尊處優，久不操練。一七四五年（乾隆十年），御史和其衷上疏，劾奏駐防旅順口和天津的八旗兵海防水師營說：「該管各員，既不勤加操練，兵丁巡哨，不過掩飾虛文。即軍營器械，半皆朽壞。似此怠玩成風，何以固疆圉而資彈壓！」（《清朝經世文編》卷三十五，和其衷《根本四計疏》）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乾隆帝南巡至鎮江（京口），較射而有弓箭落地者。一七八四年（乾隆四十九年），乾隆帝至杭州閱兵，八旗兵射箭箭虛發，馳馬人墮地，當時人以為笑談（《清仁宗實錄》卷三十八）。盛京八旗兵丁在行圍演武獵獸時，上繳的鹿多於吉林、黑龍江兵丁，但並非自行射獵，而是從漢民那裡買來。乾隆帝大怒，訓斥說：「盛京為我朝根本之地，兵丁技藝宜較各處加優，乃至不能殺獸，由漢人買取交納，滿洲舊習竟至荒廢，伊等豈不可恥！? .傳諭福康安留心訓練騎射，行圍時將軍親自督率射獵，務令技藝精強，以復滿洲舊習。」（《清高宗聖訓》卷三○○）事實上，旗兵長期不事生產，荒廢騎射，「恢復滿洲舊習」，是不可能的。
八旗兵丁，如此荒嬉。各級軍官，更加腐敗。他們平日剋扣軍餉，優遊享樂。遇有戰事，沿途勒索，乘機中飽。作戰時則擁兵自衛，不敢向前。不僅下級軍官如此，朝廷欽命的領兵將軍，也很少知兵善戰者。大金川之戰，經略大臣訥親（清初名將額亦都後人），臨戰躲在帳內指揮，傳為笑柄。三千兵士攻碉，遇敵即作鳥獸散。大學士溫福領兵出征大小金川，只知在軍中置酒高會，撻辱士卒。同行的四川提督馬銓譏笑他是「空搖羽扇，無計請纓。」
乾隆朝官至領侍衛內大臣的索倫人海蘭察曾說：「近日大臣中知兵者，惟阿公（阿桂）一人而已，某安敢不為其下？其餘皆畏懦之夫，使其登壇秉鉞，適足為殃民耳。某安能為其送死也。」（《嘯亭雜錄》卷九）滿洲貴族將領多不知兵，八旗兵丁多不能戰。乾隆帝在連年發動的邊疆戰事中，不能不調遣綠營兵和索倫、錫伯、達斡爾等各族兵，組成作戰的中堅力量。清朝發展到乾隆時期，綠營兵額經常在六十萬左右。據魏源《聖武記》統計，中外禁旅即駐防的八旗兵，共有二十萬餘人，其中一半在京師。
八旗兵包括滿洲、蒙古、漢軍在內，按照乾隆朝編制的比例，八旗滿洲兵不過十二萬左右。滿洲兵雖仍保持著優越的地位，但已基本上喪失了戰鬥能力。
漢人組成的綠營兵，這時已逐漸代替八旗兵，成為國家軍隊中的事實上的主力軍。
三、八旗生計問題
滿洲八旗兵丁不加訓練，又不事生產，如此世代相傳，不僅無力作戰，而且家口生活也日益困窘。於是出現了所謂「八旗生計」問題，京師尤為嚴重。
乾隆一朝對這一問題的產生，曾有過種種議論。歸納起來，主要是源於兩個方面。
一方面是不事生產，收入減少。八旗兵丁久居京城，不事耕種，按照清朝規定，又不得經營工商，只靠朝廷發給糧餉和出租旗地為生。如果擅自外出謀生，即被視為「逃旗」，從重治罪。旗人長期游惰，靡費無節，糧餉不足即向佐領等官員借債（放印子）。再不足，便變賣朝廷地產和住房抵用。
借貸放印子錢，錢糧即被扣還。土地變賣後不能再收取地租。房產賣後還要再出銀租房。這樣下去，收入越來越少。一年不如一年，一代不如一代，不能不陷於困窘。
另一方面是滿洲八旗人口不斷增加。滿洲八旗只有旗兵本人領取糧餉，旗丁分授耕地。百餘年來，旗人生活安閒，家口不斷增殖，生活負擔也不能不隨之增長。戶部尚書梁詩正在奏疏中說：「而百年休養，戶口眾多，無農工商賈之業可執，類皆仰食於官」，是旗人窮乏的原因。（《清朝經世文編》卷三十五）御史赫泰說，順治初年到京的一人，現在已成為一族，「以彼時所給之房地，養現今之人口，是一分之產而養數倍之人。」（《皇清名臣奏議匯編》初集卷一四五）
滿洲八旗人戶生齒日繁，收入日絀，在乾隆朝已成為急待解決的社會問題。乾隆帝的處置辦法是：（一）增發賞銀。以恩賞名義，發給貧困戶賞銀，以為賑濟。又動用國帑，贖回旗人典賣給漢人的旗地，由官府收租，將租金分賞給八旗兵丁。據一七七一年（乾隆三十六年）清查，贖回旗地一萬四千餘頃，歲征租銀三十一萬五千餘兩（《石渠余記》卷四）。這些賞銀，對於貧困的旗戶，雖然可緩解一時，並不能解決長久的生計。（二）增加養育兵額，「出旗為民」。雍正時設養育兵額四千八百人，乾隆帝擴大到二萬五千人。八旗兵原有滿洲、蒙古、漢軍之分，乾隆帝准令八旗漢軍「出旗為民」，即脫離八旗兵籍，另謀生理。由此空出的兵額，改由滿洲旗丁補充。如廣州、杭州駐防漢軍和福州水師漢軍，各出旗一千餘人，由京師滿洲旗丁往補。駐防福州的八旗漢軍步兵改設為綠營兵，另派京師八旗滿洲兵丁二千餘人駐防。
此外，一七五六年（乾隆二十一年），乾隆帝還曾遷移京師滿洲八旗三千戶去東北拉林等地開墾荒地，建房屯種。說是「但念現在京中滿洲，生齒日繁，額缺有定，恃一人錢糧，供贍多口，終恐拮据」。「欲我滿洲世仆，仍歸故土，生計充裕。」前往人等，每戶賞給治裝銀兩，沿途給與車輛草束，到達後又賞給立產銀並官房田地、牛犋籽種，每戶約需銀百餘兩。乾隆帝告誡說：「伊等至彼，各宜感戴朕恩，撙節用度，以墾屯為務。稍有餘暇，勤習騎射技勇。」（《高宗實錄》卷五○四）但是滿洲「故土」的旗人，也並非「生計充裕」，典賣旗地，生計睏乏的現象也在發展。據一七四一年（乾隆六年），寧古塔將軍鄂彌達的奏報，吉林烏拉滿洲兵丁三千，其中可稱富戶者僅二十一戶。貧戶一千一百八十五戶，八千九百三十五口。赤貧戶六百七十八戶，兩千八百九十四口。兩者合計一千八百六十三戶，一萬一千八百二十九口。其餘為中戶，共八百四十八戶，八千八百二十九口（《軍機處滿文月折檔》，乾隆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這個典型材料反映出，當地八旗滿洲兵丁中，可以溫飽的中戶還不足半數，絕大多數是貧困戶以至赤貧戶。
乾隆帝遷往拉林的三千滿洲戶，實際上只有二千戶前去。其中老幼約十分之一，壯年而不會耕作者有十之六、七，能耕作者不過十之二、三。因此，去拉林等地不久，便又相繼逃回京師。留在拉林等地者，也多雇用關內流民代耕。所領旗地又通過典賣，漸歸漢民所有。
廣大八旗滿洲人戶從不耕不戰到難以存活，顯示著滿族的統治危機，也表明滿洲貴族與旗戶的分化，日益加劇了。
（五）思想統治的加強
乾隆時期的清王朝，已經經過了一百多年的統治。作為統治民族的滿族，漸染漢習，漸趨腐化，也日益加深著本民族內部的分化。表面的繁華掩蓋不了統治集團的腐朽，武功的炫耀也不能掩蓋八旗兵力的衰弱。滿洲民族和清王朝一樣，經歷著由盛而衰的過程。
大抵一個王朝，越是處在強盛的時期，在政治上越能包容大度，具有較強的自信心。相反，一個王朝處在日趨衰朽的時刻，越是難以自保，越加偏狹疑忌，強化暴力統治。乾隆帝初即位，繼承父祖盛業，力矯前期嚴政，宣示寬仁，標榜滿漢一體，顯示出有信心建立功業。大約自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以後，滿族上下日趨衰弱，對漢人的疑慮也日益加深。由此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加強對漢人的統治。
一、文字獄的迭起
康熙朝曾嚴厲鎮壓反清復明思想的傳播，雍正朝先後興起汪景祺、錢名世、查嗣庭等大獄及呂留良、曾靜案，指責語言文字之過，以鎮壓漢人反滿思想，被稱為「文字獄」。乾隆帝初即位，力圖消除滿漢朋黨畛域，曾收到一定的成效。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處置胡中藻獄，又恢復了以文字之過懲治大臣的惡例。
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以後的二十餘年間，文字獄連年興起，形成嚴厲的思想統治。與前朝不同，鎮壓的對象，既不是「復明」的志士，也不是結黨的權臣，而是一般的漢人文士。見於記載的約七十餘起文字獄中，六十六獄都是懲治舉人、貢生以下的生員以至塾師、術士。興起這些案獄，目的不在限制臣僚的結黨擅權，而在於控制民間的反滿思想，用意是明顯的。
下面是一些影響較大的文字獄的概況。
彭家屏案 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正月，乾隆帝南巡。曾任江蘇布政使的河南夏邑鄉紳彭家屏在迎駕時面奏，去年河南數處被災，河南巡撫圖爾炳阿匿而不報。乾隆帝查詢河東河道總督張師載，得知夏邑被災甚重。二月，命圖爾炳阿親往查勘，並下諭申斥他「玩視民瘼」，「存心回護」。四月間，乾隆帝南巡迴京途中，又先後有夏邑居民張欽、劉元德陳訴，被災散賑不實。乾隆帝以為「有刁徒從中主使」，劉元德供出生員段昌緒曾商同具詞。圖爾炳阿命夏邑知縣孫默查拿段昌緒，在段家臥室中搜出吳三桂反亂檄文一紙，「濃圈密點，加評讚賞」。乾隆帝命圖爾炳阿繼續搜查，並召彭家屏至京師面詢。彭家屏奏稱並未見過吳檄，只是家中藏明末野史，未嘗檢閱。
乾隆帝命侍衛三泰去夏邑彭家，搜出記載李自成事的刻本《豫變紀略》一書（彭家屏有序）。圖爾炳阿又奏稱彭氏族譜題署「大彭統紀」，「甚屬狂妄」，查取進呈。乾隆帝指責彭氏族譜稱彭氏得姓本於黃帝，是「自居帝王苗裔」。
又指責譜中萬曆年號「歷」字不避諱缺筆（乾隆帝名弘曆），「足見目無君上，為人類中所不容。」（俱見《高宗實錄》卷五三七至五四二）賜彭家屏自盡，將段昌緒斬決，彭家屏子傳笏斬監候，沒收家產入官。圖爾炳阿和孫默查辦此案「緝邪之功大，諱災之罪小」，俱免革職，仍留原任。此案源起於河南百姓被災，滿官匿而不報，經查核屬實。乾隆帝雖然不得不下諭斥責，卻又以文字之罪轉而嚴懲了揭發此事的鄉紳和文士。諱言疾患，粉飾昇平，乃是乾隆朝習見的現象。但鄉民控告封疆大吏，卻被乾隆帝認為是「此風不可長」。乾隆帝親自處置此案，意在回護滿洲大員，鎮壓漢人士民的反抗，目的十分清楚。
蔡顯案 江蘇華亭舉人蔡顯，字景真，號閒漁，平生所作詩文，自編為《閒漁閒閒錄》，刊印行世。書中對邑紳及知府、御史等官員，多有指責。鄉紳因而嫉恨，一七六七年（乾隆三十二年）指書中引古人詠紫牡丹詩句「奪朱非正色，異種盡稱王」，是對清朝「怨望訕謗」，向松江府檢舉。蔡顯已七十一歲，自信無罪，向松江府出首。松江知府鍾光豫呈報兩江總督高晉、江蘇巡撫明德。檢閱《閒漁閒閒錄》及蔡顯的其它著述，指為「語含誹謗，意多悖逆」，逐條粘簽標出，進呈乾隆帝。乾隆帝親自查閱蔡書，指書中稱「戴名世以南山集棄市，錢名世以年案得罪」及「風雨從所好，南北杳難分」等詩句，是「甘與惡逆之人為伍，實為該犯罪案所系。」乾隆帝並且嚴厲斥責督撫於此等處「轉不簽出」，「簽出各條，多屬■傺無聊」，所擬有關案犯治罪等節，是「意存姑息」，「苟且完事」。（《高宗實錄》卷七八六）傳諭嚴加懲處。蔡顯斬決，十七歲的兒子蔡必照發往黑龍江為奴。為《閒漁閒閒錄》作序的聞人倬及蔡顯門人劉朝棟等二十四人被株連，遣戍伊犁等處。
蔡顯所稱戴、錢得罪事，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只是因為隱含同情語氣，便被指為「甘與惡逆之人為伍」，鑄成此獄，罪及家屬門生，在江南文士中引起極大的震動。
齊周華案 浙江天台縣生員齊周華，早在雍正帝時，曾撰擬「獨抒己見疏」
為呂留良案申辯，赴刑部具呈，被解押回浙江，永遠監禁。乾隆帝即位，遇赦出獄，遊歷各省，卒居湖廣武當山道觀。一七五六年（乾隆二十一年），其子齊式昕接他回籍。一七六七年（乾隆三十二年），浙江巡撫熊學鵬至天台巡查，齊周華將已刊及未刊的歷年所撰文稿《名山藏初集》等書奉呈，請求熊學鵬作序，並將當年的「獨抒己見疏」稿附呈。熊學鵬將齊周華押解至杭州，與閩浙總督蘇昌會同審訊，隨即向乾隆帝奏報說，書中《祭呂留良》一文，「將逆賊呂留良極力推崇，? .希圖煽惑人心，其存心黨逆，牢不可破」。「其已刻、未刻諸書，牢騷狂悖之言，不一而足；廟諱御名，公然不避。」（《清代文字獄檔》）經乾隆帝欽准，將齊周華依大逆律，凌遲處死。
子孫四人從寬斬監候，秋後處決。齊周華堂兄齊召南，原任禮部侍郎，為當代名儒。齊周華書中《天台山遊記》一文，有齊召南跋。熊學鵬召齊召南至省訊問，供稱雍正二年曾「為跋數語」，「今所刻者，系齊周華自行添改。」
乾隆帝命召齊召南進京候審。軍機大臣會同刑部擬處杖流。乾隆帝諭令寬免，遞迴原籍，傳諭他「閉戶安分」。浙江巡撫覺羅永德將齊召南交原籍地方官，向乾隆帝奏報說：「奴才仍隨時查察，如再不知感恩警惕，稍有掉弄筆頭怨誹情事，即行嚴參，從重治罪。」（同上書）齊召南四月回籍，五月間即病死。此案因涉及名士齊召南而轟動士林。
王錫侯案 江西新昌人王錫侯，三十八歲才考中舉人，會試落第，仕途無望，便在家編書，刻印發賣謀利。所編書如《國朝試帖詳解》、《唐人試帖詳解》等，都只是供考試舉子參閱，並沒有什麼政治見解可言。另編有《字貫》一書，是就《康熙字典》摘編，使散字聯貫，以便檢索。一七七七年（乾隆四十二年），他的仇家王瀧南乘文字獄迭起的時機，告發他刪改《康熙字典》，「與叛逆無異」。江西巡撫海成（滿人）親理此案，查閱《字貫》序中有議論《康熙字典》「穿貫之難」，「學者查此遺彼，舉一漏十」等語，指為「雖無悖逆之詞，隱寓軒輊之意，實為狂妄不法」，請旨革去舉人，並將《字貫》粘簽進呈。乾隆帝親閱《字貫》，在書前凡例中發現康熙、雍正及乾隆三帝的名字，開列不諱，大為震怒。說：「此實大逆不法，為從來未有之事，罪不容誅！即應照大逆律問擬。」（《高宗實錄》卷一○四三）並嚴厲申斥海成「茫然不見」，「漫不經意」，命海成親往王錫侯家繼續搜查並將王錫侯領押來京。十一月，海成查出王錫侯編纂書十種進呈，並奏稱「檢閱各書，俱有悖謬不法之處。」乾隆帝又申斥海成「身為巡撫，乃於初次條奏王錫侯《字貫》時，並不將伊書內大逆不法之處據實核出，轉稱尚無悖逆之詞。實屬昧盡天良，罔知大義，不可不重加懲處。」（同上書，卷一○四四）隨將海成革職，交刑部治罪。命兩江總督高晉前往，暫管巡撫事，繼續收繳江寧等地流傳的《字貫》等書。王錫侯斬決，子、孫五人斬監候，所著書概行銷毀。
王錫侯原是科場失意、編書求活的鄉曲文士，在政治上、學術上並無建樹，對清廷也未必有謗言。乾隆帝由此興起大獄，株連甚廣。《字貫》另本前有工部侍郎李友棠題詩一首，乾隆帝斥責李友棠「身為卿貳，乃見此等悖逆之書，尚敢作詩讚美，實屬天良已昧。」李友棠即著革職。江西布政使贛南道周克開、按察使馮廷丞因未能檢出《字貫》「悖逆重情」，俱被革職，交刑部治罪。大學士管兩江總督高晉以「失察妄著書籍」，降一級留任。江西吉安、南昌二處歷任知縣、知府，從寬免於治罪，交部分別議處。乾隆帝嚴懲王錫侯，旨在表明不准許漢人文士對滿族皇帝有任何不忠不敬；嚴懲地方官員，則在激勵所屬，加強統治。他傳諭說：「各省地方官當共加感惕，務須時刻留心查察，倘所屬內或有不法書籍刊布流傳，即行稟報督撫，嚴拿重治」，倘若「漫不知儆」，「嗣後別經發覺，必當從重辦理。」（《高宗實錄》卷一○四九）此案之後，各省先後設立「書局」，專門負責查繳不法違礙書籍，對詩文著述的控制，大為加強了。
徐述夔案 一七七八年（乾隆四十三年）春，江蘇東台縣民徐食田與蔡嘉樹發生田畝糾紛。東台縣出示收繳違礙書籍，蔡嘉樹即指控徐食田祖父徐述夔（已故）所著《一柱樓詩》中多有違礙。徐食田將已刻書及書板向知縣塗躍龍呈交。塗躍龍將田畝糾紛事結案，見徐述夔所著書中有引呂留良語句，送呈江寧書局查處。書局局員因原書未粘簽指出違礙，退還東台縣。蔡嘉樹又徑赴江寧布政使衙門控告，並將《一柱樓詩》中「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等句粘簽摘出。布政使陶易命幕友陸炎批交揚州府，批語中有「若有違礙，俱應收解奏繳；若隻字句失檢，將舉首之人以所誣反坐」等語。揚州知府謝啟昆簽出「悖逆」詩句，送呈督撫。署兩江總督薩載、江蘇巡撫楊魁將書稿及有關案卷解京。這時，江蘇學政劉墉也得到民間告發，將《一柱樓詩》及原禮部侍郎沈德潛（已故）所撰《徐述夔傳》呈送乾隆帝。徐述夔先世世代為官。一七三八年（乾隆三年）考中舉人。進京會試時，勘磨官指他試卷中有「不敬」字句，停止考試，永不敘用。徐述夔家居吟詩，不無怨望。一七六三年（乾隆二十八年）病死。一七六八年（乾隆三十三年），子徐懷祖將其遺作《一柱樓詩》、《和陶詩》等詩集刻板流傳。一七七七年（乾隆四十二年），徐懷祖病死。乾隆帝審閱送呈詩集，傳諭說：「《一柱樓詩》各種妄肆詆譏，狂誕悖逆。」「伊子徐懷祖並敢將伊父逆詞公然刊刻，均屬罪大惡極。」「沈德潛敢為逆犯徐述夔作傳，? .實為喪盡天良，負恩無恥。」
（《高宗實錄》卷一○六八）將此案交軍機大臣等議處。軍機大臣阿桂等遵諭鎖拿徐食田等人，會同刑部嚴加審訊，奏稱徐述夔引據逆犯呂留良邪說，是「悖逆不法」；《一柱樓詩》「犴肆謬妄」；「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
之句，是「借朝夕之朝作朝代之朝，且不用上、到等字而用去清都，顯寓欲復興明朝之意，大逆不道至此已極。」徐懷祖刊刻流傳，是「父子相繼為逆」，「照大逆凌遲律■碎其屍，梟首示眾。」（《掌故叢編》第九輯）布政使陶易以「故縱大逆」之罪處斬，揚州知府、東台知縣也以懲治遲延不力，分處流刑和徒刑。徐食田及弟食書，參與校刻的徐首發、沈成濯及陶易幕僚陸炎等俱從寬定為斬監候，秋後處決。已故沈德潛曾為徐述夔作傳，內有「品行文章皆可法」等語，廷臣請旨將官爵諡典盡行革去，御賜祭葬碑文一併撲毀。
碑不移置他處。長洲人沈德潛自乾隆初年以進士入為翰林院編修，以詩名一時，在上書房行走，與乾隆帝作詩唱和。一七四九年（乾隆十四年）以禮部侍郎休致歸籍。曾進呈所著《歸愚集》，乾隆帝親為作序。乾隆帝歷次南巡，沈德潛均被召見。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加禮部尚書銜。一七六一年（乾隆二十六年），入朝祝皇太后七十壽辰。入朝賜杖，為致仕九老之首。
一七六五年（乾隆三十年），在常州迎駕，加太子太傅。一七六九年（乾隆三十四年），在家死去，年九十七。贈太子太師，諡文愨。沈德潛晚年入仕，備受乾隆帝眷遇，為一代名士。死後遭此惡譴，使士林再次震動了。
尹嘉銓案 一七八一年（乾隆四十六年）二月，乾隆帝西巡五台，三月中迴鑾至保定。原大理寺卿，在博野縣休致家居的尹嘉銓，連上兩折，命其子尹紹淳至保定奏呈。一折請求乾隆帝對其故父尹會一賜予諡法，一折請將清初漢人大臣湯斌、范文程、李光地、顧八代、張伯行諸人從祀孔廟。尹會一曾任巡撫，休致時，請返籍終養老母，乾隆帝曾賜詩褒獎孝行。尹嘉銓在奏摺中說：「既蒙御製詩章，褒嘉稱孝，已在德行之科，自可從祀。」乾隆帝覽奏甚怒，在第一折批：「與諡乃國家定典，豈可妄求！」要他「安分家居」。
第二折批：「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命將尹嘉銓革去頂戴，交刑部治罪。
又命直隸總督袁守侗查抄尹氏在博野的家產，大學士英廉查抄尹嘉銓在京的房舍。諭令「至伊家如果有狂妄字跡詩冊及書信等件，務必留心搜檢。」（《清代文字獄檔》）英廉與大學士三寶詳查搜獲的書冊，有尹嘉銓編《近思錄》書稿，將湯斌、陸隴其、張伯行與尹會一合稱為「孔門四子」。又所著《隨五草》，內有《朋黨說》，與雍正帝所著《朋黨論》相背。又編有《本朝名臣言行錄》，列入高士奇、張廷玉、鄂爾泰等多人。廷臣會審，尹嘉銓不得不自認「狂悖糊塗，罪應萬死。」乾隆帝覽奏，指斥尹嘉銓文中「朋黨之說起，而父師之教衰，君亦安能獨尊於上哉」等語，是「反以朋黨為是，顛倒是非，顯悖聖制，誠不知是何肺腸？」又指斥所編《本朝名臣言行錄》是「以本朝之人，標榜當代人物」，「將來伊等子孫恩怨即從此起」，關係「朝常世教」，其他狂悖誕妄，不一而足。命將尹嘉銓以絞刑處死，立決。
乾隆帝處死尹嘉銓後，特發布「明辟尹嘉銓標榜之罪諭」。說：「朕以為本朝紀綱整肅，無名臣亦無奸臣」，「乾綱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乾隆帝提出的這個新論點，是說清朝的統治，一切決定於皇帝，如果「社稷待名臣而安之，已非國家之福。」皇帝英明，就不需仰賴「名臣」，也不會容納「奸臣」。臣下都不過是效忠於他的奴僕。尹嘉銓要求崇列這些奴僕，自是乾隆帝所不能容許的。
以上文字獄，是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至一七八一年（乾隆四十六年）二十餘年間幾樁影響較大的案件。其中大多數是鄉里文士的語言文字的疏失被加以悖逆不法的罪名，並非確有反滿的思想和行動。尹嘉銓身列九卿而遭顯戮，也只是由於請求表彰他的父祖和名臣，更沒有什麼反清思想可言。但崇顯名臣，卻觸犯了乾隆帝的忌諱。乾隆帝不斷處置文字獄，是要以暴力鎮壓的手段，強制漢人臣民文士對滿洲皇帝絕對效忠和安分，而絕不容許任何不忠或不敬。但文字獄興起，卻又帶來了難以預料的後果：（一）仇家告訐。乾隆帝嚴治文字之罪，不逞之徒因而摘引文字告訐仇冤之家，藉以報復私仇，奪取私利。隨著文字獄的迭興，社會上到處出現了誣告之風。（二）官員嚴處。乾隆帝查處文字獄，經辦的各級官員往往以失察得罪，遭到嚴厲的處治，輕者革職，重者流放或處死。官員們畏罪，不得自安，遇有告訐，即從重審理，以求免禍。此類冤案從而更為泛濫。（三）師友株連。文字獄起，例需查抄家藏書稿、詩文、書信。一人在案，曾為撰寫序跋、碑傳、唱和詩詞以至書信往來的師友，往往橫被株連，禍從天降。文字獄迭起，廣大文士惴惴不能自保，造成社會上人心動盪。以上這些現象日益嚴重，勢將反轉來搖撼清朝的統治。面對這一形勢，乾隆帝不得不多方收斂，以穩定人心。
一七八一年（乾隆四十六年），福建海成縣人周鏗聲挾嫌誣告在籍知縣葉廷推纂輯縣誌「載入碑傳詩句，詞語狂悖。」巡撫楊魁上奏。乾隆帝查閱，認為「俱系剿用腐爛舊句，原無悖逆之處」，命依誣告律，將周鏗聲「嚴示懲創」。一七八二年（乾隆四十七年），湖南龍陽縣監生高治清刊行《滄浪鄉志》，被告「語句狂悖」。署巡撫李世傑奏請究治。乾隆帝傳諭：鄉志「不過無識鄉愚雜湊成編」，「若俱如此吹毛求疵，謬加指摘，將使人何所措手足耶？」同年，安徽巡撫譚尚忠奏報已故貢生方芬詩集中有「蒹葭欲白露華清，夢裡哀鴻聽轉明」句，請將其孫依大逆律治罪。乾隆帝認為，詩句「雖隱躍其詞，有厭清思明之意」，但還不是「公然毀謗本朝」，「若必一一吹求，繩以法律，則詩以言志，反使人人自危。」諭令「毋庸辦理」。（以上俱見《清代文字獄檔》）乾隆帝親自連駁數案，使官員嚴處、仇家告訐之風有所遏止。風靡一時的文字獄，漸趨平息。但就在此前後，又興起了禁毀書籍的浪潮。
二、禁毀書籍的浪潮
乾隆朝在迭興文字獄的同時，又在全國範圍內大規模地查禁時人著述與藏書，先後延續了十餘年之久。
早在一七六九年（乾隆三十四年），乾隆帝閱錢謙益所著《初學集》、《有學集》等書後，說「其中詆謗本朝之處不一而足」，傳諭各督撫在各地查繳銷毀。錢謙益是明末清初文壇巨擘。叛明降清後，因病乞歸，死於家中。
所著文集在各地流傳甚廣。乾隆帝怒斥他「大節有虧」，「不足齒於人類」，令各地不得再遺留片簡。銷毀錢書，是焚毀書籍的開始。大規模禁毀書籍，大體上是和《四庫全書》的編纂同時進行。一七七二年（乾隆三十七年）正月，乾隆帝即曾傳諭直省督撫學政，廣泛搜訪民間書籍，匯送京師。「在坊肆者或量為給價，家藏者或官為裝印，其有未經鐫刻只系鈔本存留者，不妨繕錄副本，仍將原書給還。」（《高宗實錄》卷九○○）次年初，安徽學政朱筠上疏，請將《永樂大典》中分在各卷的佚書，分別輯錄校閱。乾隆帝詔諭依經、史、子、集四庫分類輯出，流傳已少者先撮要旨進呈。隨即開設四庫全書館，以大學士劉統勛、于敏中等人為總裁官，在全國範圍內，搜采遺書，編纂以四庫分類的圖書總集《四庫全書》（參見另章）。乾隆帝詔諭各地督撫，以半年之限，采進民間藏書，若因循搪塞，惟該督撫是問。又詔諭兩江總督與江、浙巡撫，就江浙著名藏書家和坊間書賈中搜訪進呈。私人進獻藏書，將來仍與發還並給予獎勵。進書五百種以上者，賞內府所藏《古今圖書集成》一部，百種以上者賞給內府刊印《佩文韻府》一部。各地進呈私獻書籍不下萬餘種。
乾隆帝廣泛徵求已刻未刻書籍，包含著查檢「違礙」的目的，即所謂「寓禁於徵」。但文字獄迭起，各地官民多有顧慮，不敢將稍涉違礙者進呈。一七七三年（乾隆三十八年）八月，乾隆帝降旨明確規定收繳禁毀。傳諭各地督撫，「其或文字觸礙者，亦當分別查出奏明，或封固進呈，請旨銷毀；或在外焚棄，將書名奏聞。」明末野史「必有詆毀本朝之語，正當及此一番查辦，盡行銷毀。」稗官私載、詩文專集，有詆毀者，也不准隱匿流傳。各省已經進到之書，交四庫全書處檢查，有關礙者，撤出銷毀。並令派員傳諭藏書家，如有不應存留之書，即速交出。此後若再有存留、有心藏匿，罪在不赦。（《高宗實錄》卷九六四）同年十一月，再次降旨，收繳銷毀「明末國初悖謬之書」。禁毀書籍，逐漸形成浪潮。一七七五年（乾隆四十年）閏十月，一七七六年（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乾隆帝一再諭令嚴厲查繳「違礙」
書籍，查禁的範圍也越來越擴大。
一七七八年（乾隆四十三年），乾隆帝諭令四庫全書館擬定「查辦違礙書籍條款」頒布，規定了查禁的範圍和處理辦法。
全毀——全部銷毀的書籍，稱為全毀。所謂「詆毀本朝」、「語涉狂悖」
的清人著作、文集，原在全毀之列。條款規定的銷毀範圍，還擴大到前代的著述。明萬曆以前各書，涉及遼東、女真，語有違礙者，銷毀。明代各書載及西北邊外部落，語涉偏謬者，銷毀。為了扼制漢人反滿思想，甚至對宋人關於遼、金，明人關於元代的記述，「議論偏謬尤甚者」，也擬銷毀。書籍內容並無違礙，但作者在清朝得罪者，如錢謙益、呂留良、金堡、屈大均等人的著作，也一律銷毀。一七七六年（乾隆四十一年），乾隆帝在上諭中說：「其人實不足齒，其書豈可復存！自應逐細查明，概行毀棄。」歷朝文字獄之起，是因詩文著述中有狂悖字句而罪及其人，又因其人得罪，而焚毀其所有的文字著述。因書罪人，因人毀書，加以彼此株累，禁毀數量極大。
抽毀——即抽出違礙字句，部分銷毀。門各為目，人各為傳的著述，將其中有違礙的門、傳抽毀。選編的奏議、科舉對策之類，如明經世文編、明狀元策等書，將其中有違礙者抽毀。錢謙益、呂留良等獲罪者的詩文被錄入他書或被人援引者，摘出抽毀，從原版內剷除。如此等等。歷年被列入抽毀之書，多達四百餘種。
刪改——在上引乾隆帝歷年諭旨和「條款」中，還有對原作刪改的規定。
一七七六年（乾隆四十一年）的上諭中提到明人所刻類書邊塞、兵防等門，可刪去數卷或數篇，或改定字句。「他若南宋人書之斥金，明初人書之斥元，且悖於義理者，自當從刪；涉於詆詈者，自當從改。」一七七八年（乾隆四十三年）頒布的「條款」中，也提到「凡宋人之於遼、金，元明人之於元，其書內記載語句乖戾者，酌量改正。」（《辦理四庫全書檔案》）刪改的範圍也極廣泛。甚至被認為「非斯文正軌」、「詞意■■」、「有乖雅正」以及所謂「乖觸字句」等，都可酌改。被收入《四庫全書》而又經過刪改的書籍，不計其數。往往面目全非，與原義乖違。
除以上這些專制而愚蠢的規定外，乾隆帝還先後實行了兩項虐政。
改譯古史——和乾隆帝下諭搜訪遺書約略同時，一七七一年（乾隆三十六年）十二月，乾隆帝又命改譯遼、金、元三史中的音譯專名。一七八二年（乾隆四十七年），改譯完成。乾隆帝親自作序，說：「遼、金、元三國之譯漢文，則出於秦越人視肥瘠者之手，性情各別，語言不通，而又有謬寓嗤斥之意存焉。」三朝「漢人之為臣僕者，心意終未浹洽」，所以「必當及此時而改譯其訛誤者。」（乾隆帝《御製文集》二集卷十七）所謂「改譯」，即將三史中契丹語、女真語和蒙古語的人名、地名、部名、制度專名等，都依照清代滿語漢譯的方法，修改譯字，換成新的譯名。結果造成極大的混亂。
乾隆帝卻認為這是他的一大功績，在序中說：「是則吾於遼、金、元三代，實厚有造而慰焉。」查禁書籍和編修《四庫全書》時，又將改譯的辦法加以推廣。大抵自宋人以至明清人著述中有關契丹、女真、蒙古的譯名，也都按三史的辦法予以改譯。改譯中又因斷句錯誤、缺少知識和漫無準則，而錯上加錯，給讀者帶來極大的干擾。如果說乾隆帝刪改「違礙」字句是為了箝制反滿思想，用滿語譯名改譯其他民族的古史，則全屬無知且愚昧了。
查禁戲曲——乾隆帝在大規模查禁史籍、詩文等書籍後，又進而對民間戲曲予以查禁。一七八○年（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諭旨中說：「因思演戲曲本內，亦未必無違礙之處。如明季國初之事，有關涉本朝字句，自當一體飭查。至南宋與金朝關涉詞曲，外間劇本往往有扮演過當，以致失實者。? .
亦當一體飭查。」（《高宗實錄》卷一一一八）乾隆帝因蘇州、揚州為戲曲盛行之地，傳諭當地官員將「應刪改及抽撤者，務為斟酌妥辦，並將查出原本暨刪改、抽撤之篇，一併粘簽，解京呈覽。」蘇、揚等地以崑腔（崑山腔）最為流行。蘇、揚查禁後，又傳諭江蘇、廣東、福建、浙江、四川、雲南、貴州各省督巡，對當地流行的石牌腔、秦腔、弋陽腔、楚腔等，也分別飭查。
地方戲曲是民間的文藝創作。乾隆帝為壓制民間反滿思想，對關涉本朝以至宋金間事的曲文，也嚴加飭查，刪改、抽撤，這自然又是極端專制的暴行。
乾隆帝自一七七二年（乾隆三十七年）下諭搜訪民間書籍，結合編纂《四庫全書》實行了大規模的查禁。《四庫全書》完成後，直到一七八五年（乾隆五十年）仍在嚴諭江西、江蘇、浙江等省繼續查禁民間書籍。據近人考證，先後被銷毀的書籍約三千種，七萬卷以上，與《四庫全書》所收三千五百餘種，七萬九千餘卷，數目大體相近。（孫殿起：《清代禁書知見錄?自序》）收入《四庫全書》的書籍中，經抽毀者四百餘種，刪改者不計其數。乾隆帝編纂《四庫全書》，保存了大量文化典籍，又由於廣泛禁毀書籍，造成了一次文化浩劫。有人認為這是秦始皇焚書後的又一次焚書劫難，並非苛論。不過，遭到禁毀的某些有價值的著述，此後仍然長期在民間秘密流傳。這又再一次證明，應用嚴刑峻法的暴力手段去加強文化思想的統治，雖可震動於一時，並不能阻止文化著述的傳播。
三、《貳臣傳》的編修
乾隆帝大批焚毀「訕謗」書籍，以加強所謂「獎忠懲逆」的思想統治。
但在處置明清之際的某些著述和人物時，卻遇到了難以解決的矛盾。明朝末年，特別是南明時期，不少忠臣義士堅持抗清鬥爭，也有不少文臣武將叛明降清。如果以清朝本位判忠奸，明朝的忠臣將是清朝的奸逆，降清的叛臣，反而成為忠臣。這將使大批明末文獻難於處置，而且從根本上違背了乾隆帝所倡導的「忠君」的思想原則和道德標準。
一七七五年（乾隆四十年）閏十月，乾隆帝在一道諭旨中，正式提出承認南明王統和褒獎抗清死難的南明忠臣。浙江巡撫因見朱■之所著《明紀輯略》一書附記南明福王、唐王、桂王事，奏請銷毀。乾隆帝在這道諭旨中指為「不宜在概禁之例」，並指示四庫館臣在編纂《通鑑輯覽》時，應載入南明三王事跡，因福王承繼江山半壁，唐王、桂王也是「明室宗支」，不應稱「偽」。當時「各為其主，始終不屈」而死節者，與宋末之文天祥、陸秀夫「實相仿佛」，雖然清初「不得不行抗命之誅」，但他們「有死無二，洵無愧人臣忠於所事之義。」對這些「仗義死節之人」的事跡，也都應該寫入《通鑑輯覽》，說是「崇獎忠貞，亦足以為世道人心之勸。」十一月，又發出諭旨，重申「崇獎忠貞」，「風勵臣節」。諭中說世祖（順治帝）時，曾對崇禎末年殉難的明朝大學士范景文等二十人「特恩賜諡」。至於史可法「支撐殘局」，劉宗周、黃道周「臨危授命」，都足為一代完人。其他死守城池、戰死行陣或被俘後視死如歸者，無愧於「疾風勁草」。捨生取義，忠於所事者，也「一體旌諡」。薩爾滸之戰時的明將劉■、杜松「冒鏑攖鋒，竭忠效命」；孫承宗、盧象■等「抵拒王師，身膏原野」。凡明季盡節諸臣，為國盡忠，都應優獎。慷慨輕生的諸生韋布，由鄉里供祭。（《高宗實錄》卷九九五至九九六）次年，在揚州為史可法建立祠堂，乾隆帝親自為史可法札稿題詩說：「經文已識一篇篤，予諡仍留兩字芳（諡忠正）；凡此無非勵臣節，監茲可不慎君綱！」（同上，卷一○三五）乾隆帝表彰明末死難臣民，旨在倡導「忠君」，詩句說得很清楚。
乾隆帝在連年文字獄後，陸續發出這些諭旨，實際上是把「忠君」視為超乎本朝或本族狹隘範圍的最高道德標準，這不能不在漢人臣僚文士中引起震動。一些漢臣稱頌說：「聖人至公無我之思，教孝教忠，萬世瞻仰。」（龔煒：《巢林筆談續編》卷下）其實，乾隆帝並非是「無我」，恰恰是把「我」
即皇帝置於至高無上的地位，告誡人們在任何情況下，都要絕對向皇帝效忠。
但這一原則確立後，如何處置清初歸降的漢人和他們的著述，又使乾隆帝面臨另一個難題。一七七六年（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乾隆帝提出了編寫《貳臣傳》的辦法，把歷事兩朝的臣僚稱為「貳臣」。這年，江蘇呈繳擬毀書籍中有《明末諸臣奏疏》、《同時尚論錄》等書。乾隆帝閱後傳諭說，劉宗周、黃道周等人的奏疏，只需修改「不當」字句，原奏保存。王永吉、龔鼎孳、吳偉業等人，「在明已登仕版，又復身仕本朝」，其人不足齒，作品也不應保存。在這道諭旨中，乾隆帝進一步指出，洪承疇因兵敗被俘歸順，祖大壽因懼禍投誠，馮銓、王鐸等人在明朝是顯宦，在本朝又「忝為閣臣」。左夢庚等人是在清朝大軍到後，才解甲乞降。當時，對這些人不得不加錄用，以安人心。事後平情而論，他們都是遭逢時難，畏死■生。「至於既降復叛，或又暗中詆毀者，更不能比之人類」。乾隆帝指令把這些「大節有虧之人」，在國史內另立《貳臣傳》一門，據實直書，送呈裁定。
乾隆帝力倡忠君，不惜獎諡明末忠臣，貶抑降清的貳臣。但據此實行，忠於明者得到表彰，降清後忠於清者又遭到貶斥。而且降清者或忠或叛，不加區別，一律對待，也顯然難以服人。一七七八年（乾隆四十三年），乾隆帝又下諭說，列入《貳臣傳》的諸人，事跡不同，邪正各異，不可不分。洪承疇、李永芳等屢立戰功，「雖不克終於勝國（明），實能效忠於本朝。」
錢謙益等降清後又在詩文中對朝廷詆毀，「進退無據，非復人類。」命國史館考核各人行事，分編為甲、乙二編，以示區別。一七八九年（乾隆五十四年），館臣將乙編進呈，乾隆帝又命將行為卑劣者從中撤出，不予立傳。吳三桂、李建泰等降清後又行叛逆者，也從《貳臣傳》撤出，另編《逆臣傳》。
一七九一年（乾隆五十六年），最後編定的《貳臣傳》，甲、乙兩編共收一百二十五人。又依其行事之不同，在甲、乙編各分為上中下三等。
乾隆帝褒獎明末忠臣，又將歷仕兩朝的漢臣分別列等編傳，可謂用心良苦。他自稱這是出於「大中至正之心」，「為萬世子孫植綱常」。實際目的，還是要控制廣大漢人臣僚效忠於滿洲皇帝，以鞏固清朝的統治。他的這些舉動，雖然在漢人官員中不無成效，但並不能弭止廣大人民的反抗。
（六）人民的反抗鬥爭
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至一七八五年（乾隆五十年）這三十年間，清王朝沿著由盛而衰，外盛內衰的道路演變。社會各階級的矛盾日益激化。
廣大農民、手工業工人、商人陸續掀起了各種形式的反抗鬥爭。清王朝不斷受到多方面的衝擊。
一、佃農抗租鬥爭
乾隆初，江西、福建的佃農，即不斷發動抗租鬥爭，抵抗地主收租，聲勢浩大。一七四五年（乾隆十年），上杭羅日光曾領導佃農千人抗租，毆打地主，抗拒官兵。江西、福建佃農中有佃長、長關令、會館等，逐漸形成自己的鬥爭組織，提出均田（佃）、永佃、田骨田皮等口號，以爭取耕種田地的權利。
江蘇佃農，往往聯合抗租。吳縣人黃中堅說：「今鄉曲細民，無不醵金演戲，詛盟歃結，以抗田主者。雖屢蒙各憲曉諭，而略不知懼。間有一二良佃願輸租者，則眾且群起攻之，甚至沉其舟，散其米，毀其屋，蓋比比然。」
（《蓄齋集》卷四）一七四一年（乾隆六年），靖江縣徐永祥等率領佃農進城報荒，要求免租；崇明佃戶，「捏災為名，結黨鼓眾，不許還租」，並聚集在一起，要求該縣縣丞出示減租。（《高宗實錄》卷一五一、一五三）一七五八年（乾隆二十三年），崇明佃農再次抗租，燒毀草房，毆傷差役兵丁，圍攻縣丞、守備。一七六五年（乾隆三十年），浙江永嘉胡挺三領導佃農抗租，毆打典史，並把他拘留。
直隸省經管旗地的滿族地主、莊頭以及州縣官吏，對壯丁、佃戶的剝削和壓迫非常嚴重，農民的反抗鬥爭也十分激烈。一七四○年（乾隆五年），豐潤縣莊頭蔡懷碧承領十五頃多莊地，王公顯等串連佃戶拒不交租。蔡懷碧要收地自種，遭到佃農群眾的堅決抵制。王公顯等率領佃農二百餘人，打傷蔡懷碧「壯丁」二人，「並將農具犁鏵打碎，兇猛異常。」（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乾隆六年內務府來文》）從這一年起，清朝禁止增租奪佃。可是佃農的「抗租霸佃」鬥爭，仍在繼續發展。一七八二年（乾隆四十七年），直隸總督英廉統計，全省經理旗地的共七十七州縣，積欠旗租的有四十二州縣，達二十年之久，數至二十四萬餘兩之多。其中一部分是被官侵吏蝕，大部分是佃農抗欠。
清王朝要求各地官府對佃戶抗租嚴厲鎮壓。一七四五年（乾隆十年），禮部侍郎秦惠田說：「頑佃抗租，欺慢田主，有司聽其刁脫」，應依法嚴懲。
（《高宗實錄》卷二四八）現存《崑山縣奉憲永禁頑佃積弊碑》中記述說：「乃日見城廂內外之以抗租枷示者，相望於途。」
地主向佃戶勒索租米。佃戶迫於饑饉，往往搶米求生，是鬥爭的另一形式。一七四四年（乾隆九年），左副都御史范燦說：「查乾隆七年之冬，八年之春，湖廣、江西、江南等處搶米之案，俱未能免；而江西尤甚，一邑中竟有搶至百案者。」（《高宗實錄》卷二三○）此後，浙江、福建、直隸、陝甘等地都發生過饑民搶米鬥爭。
二、農民反封禁鬥爭
清初，八旗滿洲人戶大批進關，關外呈現出一片荒涼景象。一六六一年（順治十八年），奉天府尹張尚賢報告說：「合河東、河西腹里以觀之，荒城廢堡，敗瓦頹垣，沃野千里，有土無人。」（《聖祖實錄》卷二）康熙時，直隸、山東無地農民多逃往奉天耕墾。一六八○年（康熙十九年），清朝劃定旗民開墾界限，民界地畝約等於旗界地畝的五分之一。一六八九年（康熙二十八年），康熙帝明確地指出：「奉天田土旗民疆界，早已丈量明白。以旗下餘地付之莊頭，俟滿洲蓄衍之時，漸次給與耕種。」（《聖祖實錄》卷一四一）這是保護滿族地主占有土地，限制漢族人民開墾的政策。但直隸、山東農民繼續出關求活，並未因而終止。一七四○年（乾隆五年），乾隆帝又規定，奉天流民要取保入籍，否則必須在十年之內返回原籍。此後，在山海關嚴厲查禁攜眷農民出關，並在山東登、萊、青和奉天復、海、蓋、寧等處海口，查禁運載流民的船隻，對東北地區嚴格封禁。但出關流民依然有增無減。一七四六年（乾隆十一年）查明，從一七四○年（乾隆五年）以後，出關人數續添四萬七千餘口。一七五○年（乾隆十五年），在寧古塔和船廠的工商傭作人等，不下三、四萬人。清朝又於一七六二年（乾隆二十七年）制定《寧古塔禁止流民例》，一七七六年（乾隆四十一年）宣布吉林是「永禁流民，毋許入境」。實際上，流民出關的洪流已無法制止。據《盛京通志》記載的數字統計，一七八○年（乾隆四十五年）在東北的漢族人口有十六萬五千四百九十五戶，九十六萬一千三百二十八人，民賦田有三百七十九萬八千零六十畝，比一六五七年（順治十四年）增加了六十二倍，占當時全部墾田四百二十六萬九千七百一十八日（二千五百六十一萬八千三百零八畝）的百分之十四點八。
清初，蒙古地方不准漢人居住，戶部發票八百張，許漢人領票春去秋回。
一七○七年（康熙四十六年），康熙帝巡行邊外，「見各處皆有山東人，或行商，或力田，至數十萬人之多。」（《聖祖實錄》卷二三○）一七四九年（乾隆十四年），發現喀喇沁等旗種地漢人已達數萬，清朝認為蒙古人「漸將地畝賤價出典，因而遊牧地窄，至失本業」。遂規定喀喇沁、土默特、敖漢、翁牛特以及察哈爾八旗，「嗣後將容留民人居住，增墾地畝者，嚴行禁止。」（《高宗實錄》卷三四八）一七七二年（乾隆三十七年），更制定一項律例：「口內居住旗民人等，不准出邊在蒙古地方開墾地畝，違者照例治罪。」（《理藩院則例》卷十）這如同奉天的封禁政策一樣，並不能阻止流民出邊。一七六○年（乾隆二十五年），在古北口外蒙古地方種地的漢人，即不下數十萬戶。
漢族農民反封禁的鬥爭，是在中原地區階級矛盾日益尖銳，貧困無告的情況下進行的。一七四八年（乾隆十三年），山東人民「南走江淮，北出口外。揆其所由，實緣有身家者，不能贍養佃戶，以致眾生無策，動輒流移。」
（《高宗實錄》卷三○九）遇到荒年，清朝也不得不暫弛關禁，放流民出口覓食。過後雖然仍勸流民回籍，並重申禁令，但是關口一開，再想封閉就更加困難了。滿族地主、蒙古王公都招佃收租，「巧為庇護」。在這種情況下，封禁政策更成為具文。
清廷在一六八三年（康熙二十二年）設立台灣府後，只准閩、粵人民春去秋回，不准攜眷居住。從一七三二年（雍正十年）起，這項禁令幾次暫停執行，又幾次恢復。人們有時冒著生命危險偷渡，有時賄賂官兵私渡，據一八一一年（嘉慶十六年）統計，台灣漢族人口已達二百萬零三千八百六十一人，比一六八三年（康熙二十二年）增加了將近十倍。
三、手工業工人和商民的反抗
清初，手工業工人就進行有組織的罷工鬥爭。據蘇州現存石刻（見《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輯》）記載：一六七○年（康熙九年）踹匠竇桂甫，「倡言年荒米貴，傳單約會眾匠停踹。」處罰了不參加罷工的王明浩，所有工匠都停止工作。一六九三年（康熙三十二年），踹匠羅貴又齊行增價，「聚眾毆搶，復毀官示」。一七○○年（康熙三十九年），劉如珍等湊錢演戲，號召工匠參加反抗鬥爭。一七一五年（康熙五十四年），王德等倡議創立踹匠會館，正式成立自己的組織。布商非常恐慌，說「倘會館一成，則無籍之徒，結黨群來，害將叵測。」因此，屢次請求地方官查拿「流棍」，管束工匠。一七二○年（康熙五十九年）建立的《長吳二縣踹匠條約碑》規定八條，就是要把踹匠置於包頭、坊長、巡役的嚴密控制下，制止罷工鬥爭。這表明工匠的罷工鬥爭，已經十分激烈。乾隆時，鬥爭在繼續發展。
蘇州的機戶，多數雇用織工。織工常因機戶無故解僱，或要求增加工資，發動罷工鬥爭。據一七三四年（雍正十二年）建立的碑文記載：「倡為幫行各色，挾眾叫歇，勒加銀口，使機戶停織。」一七三九年（乾隆四年），王言享等反對布商扣克工價罷工。一七七九年（乾隆四十四年），李宏林等要求增加工價罷工。一七九五年（乾隆六十年），又有蔡士謹領導的罷工鬥爭。
江西景德鎮官民窯戶，每窯一座，需工數十人。「一有所拂，輒然停工。」
（《道光浮梁縣誌》卷二）他們罷工也是知會同行共同行動，「甚至合黨成群，恣行抄毆。」（凌■：《西江視臬紀事》卷四）。
北京戶部寶泉局在一七四一年（乾隆六年）發放工價時，鑄錢工匠聲稱不敷應用，四廠同時罷工。經署侍郎三和出面「曉諭」，在童光榮領導下，東廠工匠仍然拒不開工。
陝西周至縣南山木工，在一七四六年（乾隆十一年）聚眾毆差，反抗縣官。
貴州威寧州媽姑鉛廠，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因廠官毆打廠丁，遂聚眾擁入官房，拴毆廠官。
各地手工業工人的各種形式的鬥爭，此伏彼起，匯成巨大的力量。
商人罷市，清初已見記載。一六六○年（順治十七年），潞安織綢機戶不堪官府勒派，焚機罷市。一六八一年（康熙二十年），蕪湖鈔關額外徵稅，蕪湖商民罷市三天。乾隆時，各地時有罷市鬥爭。一七四七年（乾隆十二年），乾隆帝指出：「近據各省奏報奸民聚眾之案，如江南宿遷、山東蘭山皆因求賑，浙江臨海則因求雨，福建上杭則因抗租，山西安邑、萬泉則因丁糧豁免，遂至聚眾多人，抗官塞署，放火罷市，肆為不法。」（《高宗實錄》卷二八九）事件發生的原因各有不同，參加鬥爭的民眾也不只是商人。
四、王倫領導的農民起義
一七七四年（乾隆三十九年），山東爆發了王倫領導的農民起義。
王倫，山東壽張人，於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從張既成學道，一七七一年（乾隆三十六年）開始收徒傳教。運氣治病，學習拳棒，名為清水教，實是白蓮教的一支。
一七七四年（乾隆三十九年），山東年歲歉收，地方官額外加征，農民無法生活。大路上常有饑民圍住行旅乞食，車輛不能通行。王倫在民眾中傳布：「八月之後，有四十五天大劫，從我都可得免。於二十五日，差孟燦到王經隆處，傳人起事。」（《剿撲臨清逆匪紀略》卷十四）党家莊有數百人參加，張四孤莊有五、六百人參加。二十八日夜，攻破壽張縣城，捕殺官吏，大開監獄，釋放犯人。九月初四日，連克堂邑、陽穀，都棄城不守，奔襲東昌、臨清。初七日，占領臨清舊城，並控制了三十里以內的地區，起義軍發展到五、六千人。清軍在堂邑和柳林兩次被起義軍打敗，巡撫徐績在臨清的梁家淺被起義軍包圍。據徐績說：「初七日領兵交戰時，見其領眾之人，兩手持刀，疾走如飛，宛如獼猴；其餘亦俱■不畏死，不避槍炮。」（同上書，卷二）王倫在臨清舊城宣布擁立明朝後裔朱兆龍（實無其人）為帝，加封王朴為王，又封國公、元帥多人。於初七日、十三日、十九日三次進攻臨清新城，招集南下的糧船短纖參戰。但是，兵臨堅城之下，未能擴大戰果。
清廷命大學士舒赫德佩欽差大臣關防，趕赴山東督師；派額駙那旺多爾濟、左都御史阿思哈率領健銳營、火器營兵千人，以及吉林、索倫射手五十人，赴山東增援；並命令直隸總督周元理防守廣平、大名一帶，河道總督姚立德防守東昌。二十三日，舒赫德率領清軍進攻臨清舊城，起義軍出兵千人北去，牽制敵軍；挑選精銳部隊五、六百人，在東門迎擊清軍。舒赫德親自指揮清軍攻擊東門，二十九日突入城內，巷戰甚為激烈。起義軍中的「無生娘」（即入教婦女）數十人，參加戰鬥，都壯烈犧牲。王倫登樓自焚死，王朴、孟燦、王經隆等被俘，臨清舊城落入清軍手中。北去起義軍千人，在塔灣與清軍作戰失敗。總計起義軍陣亡一、二千人，被俘近二千人。
這次起義雖然由白蓮教徒秘密組織，主要還是由農民饑饉無告而被迫反抗。御史李漱芳在奏報中也不得不承認：「雖曰奸民，其實大半皆無告之饑民，激而成之也。」（《剿撲臨清逆匪紀略》卷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