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七卷） · 第九十二章地理學

第一節地方志 五代、遼、宋、夏、金時期由於多種政權並存，政治上不統一，經濟上呈現出紛繁多樣的地區特點。這一時期的地理學反映了這一現實，特別是以區域地理研究為重點，地方志得到了空前的發展。當時不僅方誌的門類和數量多，而且出現了不少優秀的方誌理論和創新的志書體例。如僅宋代320年內，就有方誌1016種。①除了傳統的志、編、錄、圖經、圖志外，還有譜、統記、紀舊、故實、類考、會要、新錄、記問、須知、類補、拾遺、私志等。宋代雖然尚未有關於方誌理論的專著，但在不少方誌的序文和跋中，開始從理論上闡明或探討方誌的性質、功用、編纂原則與方法，這是宋以前所未見的。 宋代全國性總志有40部，今僅存5部，即樂史撰《太平寰宇記》、王存等人撰《元豐九域志》、歐陽忞撰《輿地廣記》、王象之撰《輿地紀勝》、祝穆撰《方輿勝覽》。 宋代的方誌約有976種，今僅存29種①。其中受後人稱讚的特色佳作，如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多掌故；楊潛紹熙《雲間志》繁簡適中；施宿嘉泰《會稽志》條理井然；景定《建康志》圖、表、志、傳、考俱備，為方誌中的典型；高似孫嘉定《剡錄》首創大事記體例和地方文獻書目；常棠紹定《澉水志》首創村鎮志；乾道、淳祐、咸淳年間纂修的《臨安志》，體茂事備，可稱名著；宋敏求的《長安志》繼承了兩漢述地派的傳統，記載的地理內容豐富。 第二節測量和製圖的成就 這一時期測量技術的提高，對地圖學的發展起了促進作用。據曾公亮《武經總要》和李誡《營造法式》中的記載，當時的測量儀器有水準儀、望標、望筒、指南魚、指南針、地螺（羅盤）等。 熙寧九年（1076）沈括創用了因地制宜進行地形測量的方法。他利用汴堤外取土築堤時形成的舊水溝，稍加改造，分段築堰截水，使之形成梯級水渠。然後再分別測量梯級水渠的水位差，其總和即為兩地地勢高下之數。他用這種分段築堰的測量法，實測了從開封到泗州淮口的地勢差為19丈4尺8寸6分。沈括這項測量工作，比俄國於1696年開始的頓河地形測量早600多年②。 宋朝統治者很重視地圖繪製，積極組織人力繪製新圖。淳化四年（993） 詔畫工集諸州圖，用絹一百匹，合而畫之，為天下圖，藏於秘閣①，此即著名的淳化《天下圖》。大中祥符初，命學士王曾修《九域圖》3卷②，熙寧九年①劉緯毅：《宋代方誌述略》，《文獻》1986年第4期。 ①劉緯毅：《宋代方誌述略》，《文獻》1986年第4期。 ②《沈括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8頁。 ①王應麟：《玉海》卷14。 ②《宋史·藝文志》。 （1076）又命沈括編制《天下州縣圖》（即《守令圖》），經12年完成③。宋仁宗天聖元年（1023），晏殊繪成《十八路州軍圖》④。除了《十八路圖》外，還有《十七路圖》⑤、工藝裝飾品性質的《殿御屏風華夷圖》⑥。 關於地方行政、山川、河渠水利的地圖，單篇的較少，一般都與圖經、地方志等放在一起。就地區來說，有《契丹地圖》、《幽燕地圖》、《河西隴右圖》、《西州圖》、《西域圖》、《交廣圖》、《大遼國對境圖》、《大金國按境圖》等⑦。 外域地圖有《海外諸域圖》、《海外諸蕃地理圖》。 專用地圖有《魚鱗圖》、《導河形勝圖》、《制置沿邊浚陂塘築堤道條式圖》等。 此外，還有城市地圖，如《長安圖》，各種宮殿圖，《平江圖》，《靜江府城圖》等。石刻地圖有《九域守令圖》、《禹跡圖》、《華夷圖》、《地理圖》、《平江圖》、《靜江府城圖》等。在石刻地圖中，以保存在西安碑林中的《禹跡圖》和《華夷圖》的製作年代最早（約1081—1094）。淳祐七年（1247）據王致遠所得黃裳圖上石的蘇州《地理圖》也很著名。約在1155年前後楊甲編繪的《六經圖》，則是我國現存最早的印刷地圖。 宋代出現了多種地理模型，如沈括用麵糊木屑製作的地理模型，蠟質地理模型，木板地理模型①，朱熹的膠泥地理模型②等。 第三節蓬勃發展的水文學 宋代對河湖水位的觀測已有具體數據，在都江堰離堆石崖上刻有十個刻度的水尺，「水及六則，流始足用，過則從侍郎堰減水河泄而歸於江。歲作侍郎堰..准水則第四以為高下之度」③。南宋太湖地區出現了水則碑，如吳江上立有兩座水則碑，長七尺有奇，樹立在垂虹亭北左右。左水則碑用來觀測記錄各年的水位變化。碑上共有七條橫格，一條橫格為一則：「橫七道，道為一則，以下一則為平水之衡。在一則，則高低田俱無恙；過二則，則極低田淹..過七則，極高田俱淹」。④它表明水位變化與不同地形上農田受水害的數量關係，表明了建立水則碑的目的和通過水則碑了解水位長期變化的規律。右水則碑用來觀測記錄一年內各旬各月的水位變化。碑上刻有一年十二個月的名稱，每月又分上、中、下三旬。左、右兩碑合併使用，就可以了解當地短期（一年內）和長期兩種水位變化情況。這種設計很科學，在中國古代水文測量史上是一個創舉。另外，宋人從長江幹流和支流上記錄長江枯水位的石魚題刻統計中得出石魚具有「三五年或十年方一出」的周期性特點③《夢溪筆談·補筆談》卷3。 ④《玉海》卷14。 ⑤《通志》卷73。 ⑥《玉海》卷91。 ⑦《補五代史·藝文志》、《通志·藝文略》。 ①《夢溪筆談》卷25。 ②《朱子文集·答李季章書》。 ③《宋史·河渠志》。 ④黃象曦：《吳江水考增輯》卷2。 的結論①。由於石魚「出必豐年」，因此，人們把石魚題刻稱作「豐年碑」或「豐年石」。四川忠縣汪家院子宋代洪水題刻，則是目前所見最早的長江洪水題刻。 宋代由於對水位的觀測比較仔細，在此基礎上，提出了防洪警戒水位的觀念。大中祥符八年（1015）六月詔：「自今後汴水添漲及七尺五寸，即遣禁兵三千，沿河防護」。後即成為定製。「舊制，水增七尺五寸，則京師集禁兵、八作·排岸兵，負土列河上以防河」②。這裡的「七尺五寸」水位，即是現在水文站通稱的「警戒水位」。 這一時期，對於流水侵蝕與沉積作用有所研究，並以沈括的成就最為突出。沈括繼承了中國古代流水侵蝕理論，並用之解釋溫州雁盪山的成因。他指出：「原其理，當是為谷中大水衝激，沙土盡去，唯巨石巋然挺立耳。如大小龍湫、水簾、初月谷之類，皆是水鑿之穴。」接著，他把流水侵蝕原理推廣到解釋所有不同岩性的溝壑，特別是黃土高原溝壑的形成上。沈括通過考察，以山崖上的化石為依據，用流水沉積理論來解釋華北平原的成因：「予奉使河北，遵太行而北，山崖之間，往往銜螺蚌殼及石子如鳥卵者，橫亘石壁如帶。此乃昔之海濱，今東距海已近千里，皆濁泥所堙耳。」③宋代海洋潮汐學的發展體現在潮時計算與潮汐表，潮汐成因理論和暴漲潮理論三個方面。 北宋張君房的新潮汐圖表，發展了竇叔蒙的潮時表，把竇表作了兩處改進。一是橫坐標由月相改為「分宮布度」，即月亮在黃道上的視運動度數。二是縱坐標用時辰表示時間的同時，又補充刻來表示，即「著辰定刻」。這兩處改進，使張表比竇表精細很多。北宋燕肅則把理論潮時的推算推進了一步。他計算的潮時逐日推遲的時間分為大盡（一個月30天）和小盡（29天），大盡3.72刻，小盡3.735刻。北宋呂昌明編制的《浙江潮候圖》是實測潮汐表，具有實用價值。 張君房的潮汐成因理論，受到葛洪、盧肇的影響，主張潮汐是月亮和太陽共同作用的結果，但強調月球的主導作用。余靖、沈括主張月球是潮汐形成的主要原因，批駁了盧肇。 燕肅關於暴漲潮與河口水下地形有關的理論是對潮汐學的一大貢獻，但他否認喇叭形河口對暴漲潮形成的重要作用則是錯誤的①。 李約瑟對中國宋代潮汐學的成就作了公正的評價。他指出：「在十一世紀中，即在文藝復興時期以前，他們在潮汐理論方面一直比歐洲人先進得多。」② 第四節旅行家及其遊記 五代、遼、宋、夏、金時期，較著名且有遊記流傳後世的旅行家並不多，這裡僅簡要介紹一些代表性的人物及其作品。 ①王象之：《輿地紀勝》卷174。 ②《宋史·河渠志》。 ③《夢溪筆談》卷24。 ①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地學史組主編：《中國古代地理學史》第七章，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②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中譯本）第4卷，科學出版社1975年版，第757頁。張匡鄴、高居誨與《行記》後晉天福三年（938）十二月，張匡鄴、高居誨奉命去于闐，從靈州（今寧夏靈武南）出發，行兩年到達于闐，七年（942）冬返回。途經涼州（今武威）、甘州（今張掖）、肅州（今酒泉）、瓜州（今安西東）、沙州（今敦煌西）。歸來後，高居誨撰《行記》，記敘他們這次出使時來往所見山川地理情況。原書已佚，《新五代史·四夷附錄第三》保存有部分內容。 胡嶠《陷虜記》後晉天福十二年至廣順三年（947—953），胡嶠隨蕭翰入契丹，歸來後撰《陷虜記》1卷，記載契丹、室韋、黑車子等地的地理情況。 王繼業《西域行程記》乾德二年（964），宋太祖趙匡胤詔沙門300人入天竺求舍利及貝多葉書，王繼業是其中之一。12年後，開寶九年（976）王繼業等人回國，奉太宗詔擇居四川峨眉山牛心寺，把從西域帶回的涅盤經一函42卷藏於寺中。王繼業在每卷涅盤經之後，分記西域行程。此記雖不甚詳，然地里大略可考，世所罕見。范成大發現後，全文抄錄，收入《吳船錄》中，得以流傳至今。書的內容是記載王繼業游中印度、南印度時，那裡的地理、寺廟、城市等情況，是現存宋代唯一一部記載印度地理的遊記。 王延德《西州程記》北宋太平興國六年（981），宋太宗趙靈派王延德出使高昌（今新疆吐魯番）。雍熙元年（984）四月，王延德回東京（今開封），向太宗報告出使經過及沿途見聞，這就是《西州程記》，又名《使高昌記》或《高昌行記》。書中對沙漠景觀的描述有其獨特的內容。其他如物產、民族、風俗、水文、歷史、宗教的記載也頗為豐富，《宋史·高昌傳》全文收錄。 沈括《使契丹圖抄》《使契丹圖抄》是沈括於熙寧八年（1075）出使遼朝，與契丹貴族談判代北有爭議地界時所作的沿途考察報告，從書中可知遼的生產生活、氣候、習俗、「捺缽體」的建築等情況，還記有沿途驛道的迂曲、方位和里程。此書是研究遼歷史地理的第一手資料，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范成大的三部遊記范成大（1126—1193），蘇州吳縣人，南宋著名詩人，也是很有成就的地理學家和旅行家。《攬轡錄》，是范成大於乾道六年（1170）出使金朝時的日記體遊記。原書已佚，今僅存數頁。記載了出使時走過的線路、地名、地理環境的變遷以及金朝的人事情況。《驂鸞錄》，是范成大於乾道八年（1172）出任靜江府（今桂林市）知府時所記途中見聞，如農業、手工業、物產、水利設施、集市貿易等。《吳船錄》，是范成大於淳熙四年（1177）自四川制置使召還，取水路回故里吳縣時寫的遊記，對沿途經濟、文化、自然環境、城市地理等作了逼真的描述，具有較高的地理價值。 陸游《入蜀記》《入蜀記》是陸游於乾道六年（1170）去夔州（今重慶奉節東）任通判時，以日記體裁記述沿途（今6省30多個縣市）的見聞。它可與范成大《吳船錄》相媲美，為南宋優秀遊記之一。所記地理內容豐富，如氣象、氣候、地貌、水文、水利、農業、動植物、州縣建置沿革、城市地理、航運、風俗等。 烏古孫仲端、劉祁與《北使記》金朝興定四年（1220）七月，詔遣禮部侍郎烏古孫仲端出使蒙古，晉見成吉思汗。不到一年返回。返回後，由烏古孫仲埠述、劉祁記錄，成《北使記》。內容記述烏古孫仲端一行去中亞的路程、沿途地形、民族、歷史、氣候、物產、風俗、動物、語言文字、宗教等。 第五節邊疆地理和域外地理 五代、遼、宋、夏、金時期，由於中外交通比較興盛，促進了邊疆和域外地理的發展。其中代表作有《萍洲可談》、《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嶺外代答》、《鴨江行部志》、《諸蕃志》等。 《萍洲可談》3卷，北宋朱彧撰，宣和元年（1119）成書。內容是朱彧記述其父在廣州做官時的見聞，大部分講廣州市舶和蕃坊情況，少部分記述高麗、三佛齊等地的地理。並首次記載我國將指南針用於航海的事實。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40卷，北宋徐兢撰。宣和五年（1123）路允迪、傅墨卿出使高麗，徐兢為屬官。他把使團的見聞300餘條記錄下來，成此書。內容有高麗地理、物產、民情風俗、典章制度等。最後幾卷，記述中國與高麗的海上航線及航海技術，其中也有使用指南針航海的史實。 《嶺外代答》10卷，南宋周去非撰，約1178年成書。作者為桂林通判，此書記載他任期內的見聞，分20門。其中地理門講廣西地理，外國門講東南亞、西亞、東非各國的地理、交通、物產、風俗等。此外，還有香門、寶貨門、金石門等。寫此書的目的，是為了回答別人關於嶺外事物的詢問，故名《嶺外代答》。 《鴨江行部志》1卷，金朝王寂（約1127—1193）於明昌二年（1191） 寫成，記載金朝上京（今黑龍江阿城南白城子）、東京（今遼寧遼陽）、北京（今內蒙古寧城西北大明城）三路地理，可補《金史·地理志》的不足。《諸蕃志》2卷，南宋趙汝適撰，約1225年成書。作者為提舉福建路市舶官，閒暇時翻閱外國地圖，訪問外國客商，從他們那裡得知各國的國名，風土人情，距中國的里程，物產等。上卷敘述亞、非兩洲共57國的地理及其與宋朝的關係。下卷敘述47種外國物產，如香料、寶石、珍珠、動植物等。 第六節沿革地理 這一時期的沿革地理學有很大發展，主要著作有《通志》、《通鑑地理通釋》、《通鑑地理考》等。 《通志》200卷，南宋鄭樵（1103—1162）撰，是一部紀傳體通史。其中地理部分包括《四夷傳》7卷，《地理略》1卷，《都邑略》1卷，《食貨略》2卷，《災祥略》1卷。與正史中的地理志、食貨志、五行志相當。《地理略》、《都邑略》則是重要的沿革地理著作。特別是《都邑略》出於鄭樵新創的體例，為其精心之作，其中敘述歷代都市建設情形，附帶述及歷代四裔都邑。 《通鑑地理通釋》14卷，南宋王應麟（1223—1296）撰，元至元十七年（1280）成書。此書「以《通鑑》所載地名，異同沿革，最為糾紛，而險要阸塞所在，其措置得失，亦足為有國者成敗之鑑。因各為條例，厘定成編」①，是一部通貫千年的歷史地理專著。王應麟另有《通鑑地理考》100卷，惜已不傳。 ①《四庫全書總目》卷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