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七卷） · 第十二章金的發展與滅亡

金末紅襖軍起義1234年，金朝在蒙古和南宋聯合夾擊下滅亡了，從此結束了在中原地區金與宋保持的一個世紀之久的對峙局面，也結束了金在北方統治的120年的歷史。 第一節社會制度的發展 從奴隸制向封建制的過渡 金朝從太祖完顏阿骨打稱帝到滅遼，只有11年。兩年之後，金又攻克宋的京城東京，迫使宋朝南遷。隨著金對宋戰爭的發展，金的社會制度也在改變，由女真族單一的統治制度發展到多種制度並存，由奴隸制逐漸向封建制過渡。 金朝建立後，由金太祖所確定的最基本國策，是抗遼滅遼和在新的占領區推行猛安、謀克制度。起初是把被征服的女真和周鄰各族編入女真猛安、謀克，後來占領遼東京（今遼寧遼陽）道時，在咸州（今開原北）設咸州路，置咸州軍帥司，在東京設南路，置南路都統司，對漢人以猛安、謀克改編，對渤海編為八猛安。征服奚族時，設奚路都統司，後改為六部路都統司。又把契丹遙輦九營改編為九猛安，屬六部路都統司統轄。在遼上京（今內蒙古巴林左旗南）道和泰州（今吉林白城南）也設都統司。這便是形成金初北面官制的基礎。 南面官的漢制，隨著時間的推移其情況更加複雜。金太祖天輔七年（1123），由於占領遼南面官制統治的漢人的燕京（今北京）地區，始行南面官漢制，即繼承原遼朝統治地區所實行的南北面官制度，北面官制是女真猛安、謀克制，南面官制是原漢人的州縣制。金太宗南下討宋，在占領黃河以北地區後不改變宋制，這樣南面官制又出現宋制與遼制的區別。金對河南、陝西冊立傀儡政權，在金朝管轄之下出現保留宋制的附庸，而南宋也成為以金為宗主的貢納國，因而在統治的範圍內有金制、遼制、宋制的不同。而宋制又有黃河以北金直接統治地區和河南、陝西傀儡政權地區，由繼承原遼的南北面制度變成更加複雜的多種制度的並存。 在多種制度並存的歷史條件下，金朝所設的最高統治機構仍然是國相勃極烈制，為對南面官制下的漢人不同地區進行統治設元帥府。在元帥府下分燕京樞密院與雲中（今山西大同）樞密院，時稱東西兩朝廷，後燕京樞密院並於雲中。多種制度並存，是多種社會發展不平衡暫時均衡的結果，是不利於制度的統一的。由多種制度並存走上統一是當時歷史發展的趨向。金太宗在滅北宋後，即著手制度的統一，並隨著南北相持局面即將到來，由對宋的戰爭轉向議和，為了使北方生產轉向恢復，便提出從馬上取天下而由文治國的方針。在這一歷史的變化中，為把原遼、北宋的制度在黃河以北統一起來，設以尚書省為中心的三省制。但北面官制度實行的仍是猛安、謀克，河南、陝西保留著劉豫偽齊的宋制。當時實行的是重北輕南的政策，把黃河以北的漢人分為遼人、宋人，這從選舉行「南北選」反映得極為清楚。 金太宗生前，在女真政治家宗幹的主持下，欲廢除女真舊俗，整頓朝廷的勃極烈制度，削弱由宗翰（粘罕）等把持的元帥府權力，在全國實行漢官制改革，未及行而死。熙宗即位後，繼承了太宗改革的遺志，廢除朝廷的國相勃極烈制，置三師（太師、太傅、太保）、尚書省，由尚書省左、右丞相兼領中書、門下二省，由三師並領三省事。廢除劉豫「齊」，設行台尚書省於汴。頒行新官制和「換官格」，實行新的法制《皇統制》，創建猛安、謀克屯田軍，實行「計口授地」，基本上完成了金政權封建改革，廢除了多種制度並存，而把州縣制和女真猛安、謀克制統一在封建政權之下。海陵王於天德二年（1150）下令廢除行台尚書省，政令統一於朝廷。正隆元年（1156）又廢除中書、門下二省及領三省事，只置尚書省，尚書省直屬皇帝。仿漢制改元帥府為樞密院，罷萬戶路置節度使路，頒行正隆官制，「南北選」於貞元二年（1154）亦罷，將都城由原上京會寧府（今黑龍江阿城南白城子）遷於中都（今北京）。 金熙宗與南宋議和，標誌著由過去金朝的奴隸制政權與宋對峙，轉化為南北兩個封建政權的對峙。海陵王發動對南宋的戰爭，破壞了南北議和，使北方又出現新的不安定的因素，世宗趁勢在渤海大族、曷蘇館女真以及反對海陵王的勢力支持下，即位於東京，改元大定（1161）。金世宗繼承熙宗、海陵王改革所取得的成果，對金朝的制度加以新的調整。金世宗繼承了熙宗的致治和南北議和、與民休息的思想，定都中都，修訂官制，重新增設平章政事官，加速以多民族為核心的統治權力的形成。金世宗繼承歷史上致治時期的治國方法，撥亂反正，使金朝沿著熙宗、海陵王的事業繼續發展。金世宗是個守成者，他只是調整和改變一些不合理的方面，而對社會不作大的根本的改革。正因為如此，其初、中期不過是海陵王天德（1149—1153）小康①的延續。歷史發展到金世宗時，隨著社會的發展和安定，在女真族奴隸制內部孕育著一次新的革命，即由奴隸制變革為封建制。大定二十年（1180）左右，女真族奴隸制內部變化急劇起來，牛頭地制度破壞，隨著猛安、謀克私人土地所有制的發展，計口授地的大家族土地經營向個體家庭的獨立經營轉化。奴隸主出賣奴隸，擴大私人所有的土地，把土地出租給漢人耕種，女真族的個體經營者轉化為國家佃租者和自耕農。金世宗一方面採取措施維護猛安、謀克組織和大家族的奴隸制；另一方面對私人土地出租採取限制的政策，規定他們出租的土地不得超過10頃。 從金世宗大定二十年左右到金章宗明昌（1190—1196）、承安（1196—1200）間，是女真族奴隸制全面崩潰和封建化完成的階段。從金熙宗開始基本完成封建化時，奴隸制並沒有廢除，而是採取漸進的方法使奴隸制變革為封建制。到金章宗明昌、承安間，女真族由奴隸制向封建制度變革已經成熟，於是從法律上更為徹底地作出解放奴隸的規定，確定猛安、謀克自種和出租土地的合法，把女真族社會同中原統一於一種封建制之中，把金朝的歷史發展推向極盛時期。《金史·章宗紀·贊》稱：「章宗在位二十年，承世宗治平日久，宇內小康，乃正禮樂，修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粲然成一代治規。」此間的小康是海陵王天德小康的全面發展，是金朝發展繁榮的標誌。 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的加劇金章宗時期也是由盛轉衰的開始，泰和（1201—1208）後，金朝的發展進入後期之初。《金史·哀宗紀·贊》稱：「章宗志存潤色，而秕政日多，誅求無藝，民力浸竭，明昌、承安盛極衰始。」章宗沒有隨著女真族封建化完成，進一步抓住當時社會中的弊政加以新的改革，促進金朝強盛的持續，進而統一全國。他是世宗的繼承者，只是從守成出發使當時封建制更加完備，所以在章宗時北宋以來及本朝中的封建弊病，沒有得到應有的醫治，女真族①元好問：《遺山先生文集》卷39《忻州修學疏代郝侯作》。 封建化完成及封建制度更加完備之日，也就是金朝統治走下坡路的開始。金章宗時，隨著社會繁榮而來的便是人口的急劇增長，浮食者眾，與社會生產所能提供的人民之需發生矛盾。再加上北對韃靼和南對宋入侵的戰爭，以及嚴重自然災害的侵襲，在財政的收支上又發生嚴重矛盾。金章宗為應付財政困境而濫發紙幣。金章宗在政治上也是「秕政日多」。婢妾和近臣擅朝政，統治階級內部和剝削階級與被剝削階級以及民族矛盾加劇，致使社會不安。至衛紹王時更加腐敗，加之蒙古軍南下，國勢漸微，金朝衰落和滅亡的諸徵象已在各方面暴露出來。 金宣宗尚欲有所作為，但只知守世宗的老政策，對擺脫當時的困境和抗擊蒙古軍的南下，均無根本的良策。金朝中興已成為不可能，遂走向崩潰的階段，金宣宗南渡是由衰落走向崩潰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金宣宗南渡後，括地不成，屯田無效，更加動搖了統治的經濟基礎，同時戰爭的浩劫和自然災害的侵襲，更加速了生產大破壞。有數字可查的，河南軍民田總共197萬頃有奇，能耕種者只有96萬餘頃，荒蕪一半。南京（今河南開封）一路舊墾田398.5萬餘頃，興定（1217—1223）間則「饑民流離者太半」①。葉縣（今葉縣北）耕地荒廢17000畝有奇②。及至哀宗，金朝已處於滅亡的前夕。 ①《金史》卷47《食貨志》二。 ②《金史》卷126《劉從益傳》。 第二節金在北方的統治 金初戰爭和奴隸制對北方地區的破壞 金朝前期之初，一方面繼承遼和北宋之末的社會經濟殘破和已經崩潰的政治局面；另一方面女真族正處奴隸制上升的時期，雖然打著統一戰爭的旗號南下侵宋，但奴隸制的掠奪性對已經殘破的北方社會更加上一層戰爭的野蠻摧殘和破壞，接著的是對北方漢族人民的落後統治。這種戰爭要比中原改朝換代的戰爭的破壞性更嚴重和殘酷得多。在金初戰爭的年代中，金軍進入中原大肆燒殺掠奪，城市和農村遭到嚴重破壞。「虜騎所至，惟務殺戮生靈，劫掠財物，驅擄婦人，焚毀屋舍產業」③。金兵所到之地，無不被其害，人口逃散，城市農村都被摧毀。當時北宋都城東京，貓犬殘盡，黃河南北，兩河、京東和淮南，農村被燒毀；破瓦殘垣，田野荒蕪。人民有的被掠為奴隸，有的成為驅丁。並強行把女真族的習俗加在漢人的頭上，其中突出、為害深的是「薙髮易服」，金元帥府下令髡髮，禁民漢服，稍不如式，即被斬首。女真統治者以對待奴隸的辦法對待北方人民，於諸州郡大起地牢，嚴刑峻法，視民如草芥。宗翰採用大同尹高慶裔的建議，凡竊盜贓一錢以上的皆處死，甚至在市上拾遺錢和行人拔菜圃的蔥皆被處死。金對戶籍和人身的控制極嚴，使北方人民喪失行動自由和阻礙了商業往來。 金初戰爭中所實行的民族政策是反動的。金朝滅遼後是作為中國北方政權而出現在歷史上的，對宋的戰爭也有統一的問題。但不能以奴隸制統一先進的漢人地區，這樣女真族和所建立的政權為適應對全國進行統治的需要，就要用先進的制度改革其自身。金太宗在滅亡北宋後，在統治的制度和政策上相應地有了變化。他為醫治戰爭和初期政策所帶來的嚴重創傷，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由於戰爭還未結束，他下詔抑制游手，使各務本業，「其令所在長吏，敦勸農功」。下詔「若諸軍敢利於俘掠輒肆盪毀者，底於罰」①。實行「南北選」，選拔能吏，招安地主恢復家產，使民歸田，悉均遼人士庶賦役，天會十年（1132）社會「小安」②。 社會經濟的恢復與發展熙宗、海陵王時，確定了和平時期以文治國的方針，恢復、發展生產，如《金史·食貨志》所述：「熙宗、海陵王之世，風氣日開，兼務遠略，君臣講究財用之制，切切然以是為先務。」徹底廢除宗翰掌權時所採取的一切設施，廢除劉豫政權的苛政，減輕賦稅，史書記載熙宗時「內外皆得人，風雨時，年穀豐，盜賊息，百姓安」①。元好問稱海陵王天德（1149—1153）為「小康」。海陵王對南宋發動統一戰爭是失策的，由於戰爭加重了對人民的剝削和勞役的負擔，又一次破壞生產，加深了民族和階級的矛盾。世宗的政③《三朝北盟會編》引《趙子崧家傳》。 ①《金史》卷3《太宗紀》。 ②《三朝北盟會編》卷244引《金虜圖經》：「天會十年，海內小安。」①《金史》卷110《思敬傳》。 策主要是恢復了「南北講好，與民休息」，採取措施發展生產，促進民族合作和社會安寧。金朝為對中原進行統治，把猛安、謀克向中原遷徙，與漢人雜居，其目的是為統治、鎮壓和監視漢人。到金世宗時，「群臣守職，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倉廩有餘，刑部歲斷死罪，或十七人，或二十人，號稱小堯舜」②。隨著封建經濟的發展，當時許多女真奴隸主貴族成為封建地主，這些新興的地主以他們特殊的權勢和貪婪性展開對土地的掠奪，通過各種途徑和使用各種手段侵占民田和多占、冒占官田。這樣不僅加深了地主與國家之間的矛盾，也激化了女真貴族地主與各族（包括女真在內）中小地主、農民之間的矛盾，這成為金朝的一個嚴重的問題。金世宗在解決土地問題時既未吸取歷史上的可行經驗，又無新的良策。他把括地的對象不限於掠奪土地的女真貴族地主，而擴大到一般的民田，結果受害的是一般農民，而從中漁利的是官府和女真貴族地主。隨著女真貴族地主的興起，便是貧富變更與賦役不均，金世宗推行「通檢推排」之法，他下令：「凡監戶事產，除官所撥賜之外，余凡置到百姓有稅田宅，皆在通檢之數。」①名義上是均賦役，實際上變成國家強行掠奪人民財富的一種手段。時諸使往往以苛酷多得財物為功，「妄加民產業數倍」，如訴於官府，反遭刑罰，甚至當場被杖死。通檢推排給廣大人民帶來的是災禍。 腐朽沒落的金後期金朝後期在北方的統治，是前期發展繁榮中已孕育著的諸消極因素的惡性發展，無論在經濟上還是在政治上其統治都是不成功的。從經濟上看，後期的括地始於章宗，而宣宗時其議尤甚。宣宗南渡，從河北遷到河南的軍戶，都靠國家供養，因而使河南地區的租賦負擔加重，金朝為維持其統治局面，抗擊蒙古，欲括河南民地，以處置來自河北的軍戶。過去在河北、山東括地，「民之塋墓井灶悉為軍有，怨嗟爭訟至今未絕」，因此「聞者無不駭愕」。後期戰爭的浩劫和自然災害的侵襲更加速了生產的大破壞，而金朝官府仍是加重剝削和肆意勒索，人民的賦役負擔三倍於平時，軍國所需都由河南人民擔承，「有司不惜民力，徵調太急，促其期限，痛其棰楚。民既罄其所有而不足，遂使奔走傍求於它境。力竭財殫，相踵散亡」①，而無法禁止。官吏酷暴，擅括宿藏，怙勢營私，官府所得才十分之一。「州縣長吏不知愛養其民，督責征科，鞭笞逼迫，急於星火。文移重複，不勝其弊」②。葉縣（今河南葉縣北）耕地荒廢1.7萬畝有奇，而其歲入7萬石如故③。自章宗以來的幣制紊亂，也成為金後期統治中一大弊端，宣宗貞祐（1213—1217）、興定（1217—1222）間，屢次更改鈔的名目，鈔價不斷跌落，物價上漲，直接影響是對人民剝削的加重，商旅不行，市肆皆閉，銅錢多外流於宋，經濟癱瘓。 金後期的統治，在政治、軍事上也表現極為腐敗不堪。宣宗後期喜刑罰，把吏治發展為對人民的殘暴統治。皇帝為保護其統治地位，以侍御治軍。近②《金史》卷8《世宗紀·贊》。 ①《金史》卷46《食貨志》一。 ①《金史》卷47《食貨志》二。 ②《金史》卷105《溫迪罕締達傳》。 ③《金史》卷126《劉從益傳》。 侍擅權，皇帝既被群小包圍掣其肘腋，而又輕信讒言，致使奸臣得以專橫朝政，政刑大失。劉祁《歸潛志》記述：「金人南渡之後，近侍之權尤重。蓋宣宗喜用其人以為耳目，伺察百官，故奉御輩採訪民間，號行路御史，或得一二事即入奏之，上因以責台官漏泄，皆抵罪。又方面之柄，雖委將帥，又差一奉御在軍中，號曰監戰，每臨機制變多為所牽制，遇敵則先奔，故師多喪敗。」 金自紇石烈執中、術虎高琪用事後，風俗為之一變，「朝廷矯寬厚之政，好為苛察」，「將帥鄙儒雅之風，好為粗豪，然用非其宜，終至跋扈」④。紇石烈牙吾塔，「為人鷙狠狼戾，好結小人，不聽朝廷節制」。他曾入朝，詣省堂，詆毀宰執，宰執也不敢吱聲。矜暴不法，不喜歡文人，僚屬有穿長裾的，則以刀裁去，又喜歡凌侮使者，凡朝廷派使者來，他就讓喝酒，如果不喝，連吃的都不給，只好餓著肚皮而去。司農少卿張用章以行戶部過宿在他那裡，牙吾塔要他飲酒，張以寒疾推辭不飲，牙吾塔笑著說：「此易治耳。」命令左右持艾來，使張臥在床上，灸之數十。又以銀符佩妓，屢往州郡取賕，州將的老婆都得遠遠相迎，號「省差行首」，厚賄之。當時稱他為「盧鼓椎」，並用他的名來嚇唬哭著的小兒。其子阿里合，同樣殘暴，世人目之曰「小鼓椎」①。 劉祁《歸潛志》從各方面揭露了宣宗南渡後金朝在北方統治的腐敗，如當時為將帥者多出於世家，皆膏粱乳臭子，完顏白撒止以能打球稱，完顏訛可也能打球，號板子元帥。完顏定奴，號三脆羹。也有以剛愎殘忍號為火燎元帥的。宣宗南渡後，在位者多苛刻，如右丞徒單思忠，好用麻椎擊人，號麻椎相公。當時朝廷宰執已無恢復之謀，上下同風，止以苟安目前為樂，抑壓改革者。近侍權重，以諂諛成事。在位者臨事，互相推諉，不負責任，號「養相體」。宰執用人，專選無鋒芒而軟弱易制的，叫做「恐生事」。獎用胥吏，抑壓士大夫，凡敢為、敢言者多被斥逐。軍制亦益弊，以任子為兵，士大夫充廝役。 金朝後期的統治，說明其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是掌握在當時最腐朽的集團手中，但還不能說當時整個封建制度已面臨最後崩潰，在末期大亂之中仍有局部的治理與恢復。金朝在北方統治的經驗教訓，《金史·食貨志》認為沒有「用唐之永業、口分以制民產，仿其租庸調之法以足國計」。「常有恤民之志，而不能已苛征之令，徒有聚斂之名，而不能致富國之實」。劉祁《歸潛志》卷12《辨亡》比較客觀地概括了金朝發展的過程，認為其為政之所以不能長久，是由於「分別蕃漢人，且不變家政，不得士大夫心」，沒有「盡行中國法」，只知「保守整頓以防後患」，沒有積極的改革措施。金朝因缺少長久、富國之策，所以金朝的發展繁榮受到限制，其貢獻也受到影響，但金朝畢竟是構成歷史發展的一個時代。 ④《金史》卷111《贊》。 ①《金史》卷111《紇石烈牙吾塔傳》。 第三節金末紅襖軍起義 紅襖軍大起義 金朝後期的統治和形勢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即在金朝內部孕育著新的大分裂。蒙古軍南下，金朝內部分裂為抵抗與投降、逃跑兩派。金宣宗屈辱求和，蒙古軍暫自中都（今北京）撤退，宣宗棄中都遷汴（今河南開封），金朝從此走上滅亡的道路。中都北京（今內蒙古巴林左旗東南）失陷，官員、地主紛紛叛金降蒙古或叛金自立。張鯨、耶律留哥、蒲鮮萬奴稱王，標誌著各族以及女真族內部的分裂。蒙古軍進入河北、山東，肆意擄掠，與此同時山東、河北等地人民也紛紛舉行反抗金朝黑暗統治和殘酷剝削的武裝起義。《金史·仆散安貞傳》稱：「自楊安兒、劉二祖敗後，河北殘破，干戈相尋。其黨往往復相團結，所在寇掠，皆衣紅納襖以相識別，號『紅襖賊』。官軍雖討之，不能除也。大概皆李全、國用安、時青之徒焉。」後來把這次人民起義概稱為「紅襖軍起義」。 金末人民起義是一種巨大的群眾性推動歷史前進的力量，起義的原因主要是統治階級殘酷剝削與壓迫所造成的。金朝廷在山東、河北等地長期向漢人搜刮土地，腴田沃壤盡入於權要勢家，而剩餘的瘠惡土地為漢貧民所有。由於金統治者所造成的土地矛盾和軍民間的對立，必然遭到廣大人民的憤怒反抗。據《遺山先生文集》卷28《臨淄縣令完顏公神道碑》：「貞祐二年（1214），受代有期，而中夏被兵，盜賊充斥，互為支黨，眾至數十萬，攻下郡邑，官軍不能制。渠帥岸然以名號自居，仇撥地之酷，睚眥種人，期必殺而後已。」其中「仇撥地之酷，睚眥種人，期必殺而後已」，便是紅襖軍起義的最重要原因，也是金朝統治失策之所在。金章宗為適應女真族封建化的完成而解放奴隸，但他仍保留處於農奴地位的驅丁。金時寺院二稅戶已淪為奴隸，章宗解放二稅戶允許其為驅丁，金末良民被掠為驅丁是比較普遍的現象。金末人民起義與反對農奴化的鬥爭不無關係，這也是起義的一個原因。當時河北、山東屢遭戰爭所擾，加上賦斂益橫，連年饑饉，地主對佃戶的凌辱，不勝其酷，人民只有起義一途，可以求生。 金末紅襖軍起義，其發展規模與活動地區已相當廣大，少者數萬人，多者數十萬。金末人民起義，可以上溯到金章宗泰和（1201—1208）時期。《大金國志》卷21泰和五年（1205）：「時歲飢，耕獵皆廢，河北、河南、山東之民，貧悴飢疲，無力以耕，寇盜蜂起。」當宋對金戰爭開始，山東人民聚眾反金的鬥爭已拉開序幕。 楊安兒起義楊安兒是益都（今山東青州）人，本名楊安國，因以販賣鞍材為業，市人稱他為楊鞍兒，遂自名楊安兒。當南宋韓侂胄「開禧北伐」時，山東人民聚眾起義，楊安兒從這時起便開始領導反金鬥爭的活動。後來由於形勢所迫受金招安，累官刺史、防禦使。大安三年（1211），命為鐵瓦敢戰軍副都統戍邊，行至雞鳴山（今河北宣化東南），中途趕回山東，與張汝楫等共同舉起反抗金朝統治的起義大旗。於是「攻劫州縣，殺略官吏，山東大擾」①。貞祐二年（1214），楊安兒領導的起義軍日益強大，濰州（今山東濰坊）李全也於這年起義，與其兄李福聚眾至數千人，在濰州、安丘、臨朐一帶與楊安兒配合作戰。接著劉二祖、彭義斌等也都起義。由楊安兒、劉二祖、李全領導的起義軍成為當時起義鬥爭的三支主力。 蒙古軍撤退後，金派最精銳部隊「花帽軍」，前往山東鎮壓。楊安兒敗於益都城東，轉戰萊陽，萊州徐汝賢以城降，軍勢復振。登州（今蓬萊）刺史耿格也開門迎降。楊安兒遂稱帝，置官屬，改元天順。起義軍乘勝陷寧海（今牟平），攻濰州，以元帥方郭三守密州（今諸城），略取沂（今臨沂）、海（今江蘇連雲港西區）；李全略臨朐，據穆陵關（臨朐東南），欲取益都。後為仆散安貞等軍所敗，楊安兒與汲政乘舟渡海，欲走岠嵎山（今棲霞東北），被舟人曲成所擊，落水而死。仆散安貞派牙吾塔等破巨蒙等四堌及馬耳山（今五蓮東北），以集中捕滅劉二祖起義軍，劉二祖被擒。楊安兒、劉二祖領導的起義軍相繼失敗後，在兗州泗水（今屬山東）人郝定領導的起義已結集至6萬人。這支起義軍接連攻陷滕（今屬山東）、兗、單（今單縣）諸州及萊蕪、新泰（今皆屬山東）等10餘縣。郝定稱大漢皇帝，設百官。後被仆散安貞軍隊所鎮壓，郝定被擒，送至汴京被殺。 李全、楊妙貞起義軍起義軍雖先後被鎮壓而失敗，但沒有因此而屈服，停止戰鬥。楊安兒被擊敗後，其妹楊妙貞（四娘子）勇悍，善騎射，自稱「梨花槍天下無敵手」。劉全收集餘眾，奉妙貞稱「姑姑」，至磨旗山（今莒南東北）與李全聯合併結成夫婦。劉二祖死後，先後由霍儀、彭義斌率領起義軍繼續鬥爭。但紅襖軍繼續作戰的條件越來越艱苦，這主要是因為金廷不斷加強軍事鎮壓和政治招誘；山東經戰火焚毀，皆為赤地，人煙亦絕。起義軍面臨嚴重軍事進攻和糧荒，致使內部分化，乃至互相火併。 當紅襖軍面臨最嚴重的困難關頭，主要是繼續堅持抗金和抗蒙古，但南宋對起義軍在政治上有相當誘惑力，因此起義軍在金、蒙古、宋之間便出現聚結和分化的關係。在金廷的軍事鎮壓與政治的招誘下，有一部分起義軍中不堅定分子相繼投降金朝。如張汝楫、孫邦佐降金，張汝楫想再次反金，因孫邦佐告變被殺，金以孫邦佐為德州（今陵縣）防禦使加節度。國用安，淄州（今淄博南）人，是楊安兒、李全的殘部。時青，滕陽（今滕州）人，初與其叔父時全俱為紅襖軍。此二人於楊安兒、劉二祖敗後皆降金。後復歸宋，不能自立。 李全、石珪、夏全、裴淵等在興定二年（宋嘉定十一年，1218）後歸宋，但李全歸宋之初仍堅持高舉反金的旗幟，曾分兵襲密州，擒金將黃摑械至楚州城（今江蘇淮安）。次年又曾說服張林以青（今屬山東）、莒（今莒縣）、密、登、萊、濰、淄、濱（今濱州西北）、棣（今惠民）、寧海、濟南（今屬山東）等12州、府歸宋。同時拒絕金宣宗對他的招降，表示：「寧作江淮之鬼，不為金國之臣。」①李全在後來發展為一個地方割據勢力，由一個農民①《金史》卷102《仆散安貞傳》。 ①周密：《齊東野語》卷9《李全》。 起義的首領墮落為一個擴展個人勢力唯利是圖的罪惡分子。 堅持抗蒙、反金的彭義斌起義軍在起義軍中也有一部分歸宋的人民起義將領，一直堅持抗金的道路，還英勇抗擊蒙古，這主要是以彭義斌為代表的起義英雄人物。 南宋朝廷對北方金統治下的紅襖軍起義，和北宋一樣採取的是違反民意的反動政策，並沒有把起義軍爭取過來成為抗金抗蒙的力量。一方面想招誘起義軍，授以官號，以聯合抗金；但是另一方面，又懼怕起義軍，甚至懼怕起義人民比懼怕金朝統治者更厲害。南宋朝廷對南渡歸宋的人民，並不妥善收容，相反的，封鎖淮水不許南渡，甚至目為「盜賊」，明揭榜示，來者即行剿殺。《鶴山先生大全集》卷18《奏議》應詔封事云：「而山東、河北、關陝之人，歸疆請吏，無歲無之。其在襄陽、蜀口者，號曰約回，而實殺之。惟山東之民蜂屯蟻聚，勢力不可卻，於是不得已而納之。」另外，南宋對歸順的北方起義軍，則實行對他們分化、削弱的政策。《宋史·賈涉傳》記載：「分（石）珪、（陳）孝忠、夏全為兩屯，李全軍為五砦；又用陝西義勇法，涅其手，令諸軍汰者三萬有奇，涅者不滿六萬人。正軍常屯七萬餘，使主勝客。」所以，當時忠義將校氣憤地說：「不若有官者棄官，無官者歸山東為百姓。」 起義軍之間發生利害衝突與鬥爭，使鬥爭的性質和關係更加複雜化。興定三年，李全自渦口（今安徽蚌埠西北）大捷戰勝紇石烈牙吾塔之後，便把鬥爭的鋒芒指向自己的友軍季先。四年，暗殺紅襖軍領袖之一季先，而賈涉也趁勢欲收季先的部隊，遭到其部下裴淵、宋德珍、孫武正、王義琛、張山、張友等反對。裴淵等乃迎石珪為統帥，賈涉陰謀未成，又企圖分化石珪軍為六。而李全在合併石珪部眾時迫使石珪等投蒙古，造成起義軍與宋之間的裂痕與矛盾。元光二年（宋嘉定十六年，1223），李全又並賈涉等部忠義軍，此後又企圖火併彭義斌所部等。在李全火併友軍時，彭義斌在繼續反金抗蒙的同時，又展開反對李全火併友軍的鬥爭。到金哀宗正大二年（宋寶慶元年，1225）五月，彭義斌致書沿江制置使趙善湘說：「不誅逆全，恢復不成。」彭義斌堅持抗蒙，七月，與蒙古軍戰於內黃五馬山（今河南內黃西），兵敗被俘。在蒙古統治者向他誘降時，他厲聲說：「我大宋臣，且河北、山東皆宋民，義豈為他臣屬耶！」①慷慨就義，誓不降敵。 金末農民大起義的特點金末紅襖軍起義的特點，其主力是北方的佃戶和驅丁，此外還有小手工業者、小商販及少數家奴參加。起義軍以各行業、各階層的勞動者為主體，以紅襖為標識，說明起義軍有共同的組織行動。起義軍一開始即處於較為分散的狀態，後來結集，但始終未形成統一的組織。在一定程度上尚保有北方人民山水寨組織的特點，如周密《齊東野語》稱楊安兒為「堡主」。起義軍前後期發生很大變化，隨著起義軍鬥爭的性質也有不同。金末人民起義直接打擊金朝廷和地主階級，致使地主階級組織自己的武裝，即所謂「義軍」、①《宋史》卷476《李全傳》。 「鄉兵」，直接參加金朝廷鎮壓起義的罪惡活動。定興（今屬河北）人張柔，在「金貞祐間，河朔擾攘，土寇蜂起，公聚族黨數家，壁西山東流堝，選壯士團結隊伍以自衛，遠近憚之莫敢近。（金）以功授定興令，累遷清州（今青縣）防禦使」①。這些大地主一方面與金朝廷合夥鎮壓起義軍，另一方面又趁勢發展和擴大自己的地方勢力。當蒙古進入中原後，金朝廷已無力保護他們的權益時，又多降蒙古，充當蒙古滅宋的先鋒。由此可見，當時人民起義是在金朝廷和地方地主武裝聯合鎮壓下而失敗的。 在封建社會中，當一個皇朝的各項制度及其統治已經極端腐敗時，大規模的農民起義有挽救社會生產力由枯萎轉向新的發展的作用，它衝擊社會那些不符合發展要求的舊東西，為新的調整和改革掃清障礙，金末紅襖軍大起義正是起了這種在歷史上所應起的作用。在金朝末年社會喪亂中，對社會發展恢復和有利生產力發展的積極力量，還有朝廷上下主張改革，反對對人民殘暴的統治階級內部的進步勢力；有從金朝分裂出的地方性的促進社會局部恢復和發展的積極勢力，他們都是新皇朝復興的基礎。但這些力量對皇朝的統治所能起的作用是有限度的。紅襖軍大起義打擊和制止了反動的括地的企圖，宣宗在人民反抗鬥爭的打擊下，不得不罷去括地的命令，他說：「朕恐括地擾民，罷其令矣。」起義不僅打擊和震動整個金朝的統治者，也打擊了地方統治的反動勢力，使一些有遠見的統治者能在一些地方施行某些有利於社會經濟發展的措施，使社會經濟局部地有所恢復。完顏仲德在陝西，「招集散亡，得軍數萬，依山為柵，屯田積穀，人多歸焉。一方獨得小康，號令明肅，至路不拾遺」①。起義是人民以武力保護被壓迫階級在死中求得生存的一種行動，它一方面能最大可能地保護創造社會財富者自身，另一方面逃避山林水泊，開發生產，或在起義區內衝破封建束縛和限制，得到土地，或把已被官府、地主奪去的財物再奪還，這些都是有利於將來社會有更大發展的所必不可少的條件。與此同時，起義也削弱了封建生產關係，在金朝後期某些文人所強調的重民思想和不分華夷的平等思想，不能說與當時階級鬥爭的推動無關。 ①《元朝名臣事略》卷6《萬戶張忠武傳》。 ①《金史》卷119《完顏仲德傳》。 第四節　金朝的滅亡 蒙古侵金 蒙古各部在金初大多臣附於金，隨著蒙古各部勢力的發展，雙方矛盾日益突出，不斷發生戰爭。金世宗時為了削弱蒙古各部的勢力，曾採取每三年出兵剿殺蒙古各部的成年男子，稱為「減丁」或「滅丁」，並擄掠蒙古各部人民作奴婢，給蒙古人民帶來世代難忘的苦難，引起蒙古各部更大的反抗，金朝雖加強鎮壓，但叛降不定。大定二十一年（1181）三月，臨潢府（今內蒙古巴林左旗南）西北近六百裡邊境，修整與新建「邊堡」數十處，取直列置，作為防禦堡寨。承安二年（1197）九月，樞密使兼平章政事完顏襄行省於北京（今寧城西），又在臨潢府西北部邊堡一線前山地，使用人民和軍隊挖壕築障數百里，作為邊防屏障，抗禦蒙古騎兵南侵。 蒙古建國後成吉思汗仍貢歲幣於金，金章宗派衛王永濟在淨州（今四王子旗西北）受貢，成吉思汗對永濟不行禮。永濟遂請攻蒙古。不久，永濟嗣位，是為衛紹王，詔書送到蒙古，成吉思汗得知金朝的新帝是永濟，即加以唾罵並騎馬北去。衛紹王也定計等成吉思汗下次入貢時加以殺害，成吉思汗得知後遂與金絕交。 金大安二年（蒙古成吉思汗五年，1210），金修築烏沙堡（今河北張北西北）準備先發攻蒙古。次年春，成吉思汗揮師南下，事出金軍意料，烏沙堡未防備，遂被蒙古軍攻占。八月，蒙古軍向野狐嶺（今張家口西北狼窩溝）進發，率軍10萬駐防於撫州（今張北）的完顏承裕（胡沙）不敢抵抗，退至宣平（今張家口西）並連夜南逃，次日為蒙古軍追及於會河堡（今宣平西南），金軍全軍潰敗。九月，蒙古軍攻占宣德（今宣化）、德興府（今涿鹿）、居庸關，直抵金都中都（今北京）城下，擄掠後退兵。 金崇慶元年（蒙古成吉思汗七年，1212），成吉思汗再克昌（今內蒙古太僕寺旗南）、桓（正藍旗北部）、撫等州府。 金至寧元年（蒙古成吉思汗八年，1213）七月，成吉思汗攻占宣德、德興、懷來（今河北懷來東），進至古北口，金兵退保居庸關。成吉思汗出紫荊關（今河北易縣西），拔涿、易（今易縣）二州，迂迴北上，再次攻占居庸關。 八月，在蒙古軍兵臨城下之際，金廷發生政變，金帝衛紹王被殺。九月，金宣宗即位。成吉思汗留下部分軍隊圍困中都，自率主力肅清河北、河東及山東諸城邑。 金貞祐二年（蒙古成吉思汗九年，1214）三月，金獻公主、金銀、馬匹等求和，蒙古退兵。金宣宗因河北殘破，於同年五月遷都南京開封，命完顏承暉等輔佐太子完顏守忠留守中都。六月，金「糺軍」以邊地部落降蒙古，成吉思汗即派軍南下會合併再圍中都，金太子逃往開封。貞祐三年二月，金從開封出兵進援中都，三月，進至霸州（今屬河北）被蒙古軍擊潰。五月，金中都留守完顏承暉自殺，蒙古軍占領中都。金宣宗貞祐四年，成吉思汗既得金中都後，即謀取南京。八月，命三摸合率萬騎，假道西夏，趨京兆府（今陝西西安）以取潼關，未能攻下，改由小路越過潼關，攻占汝州（今屬河南），直達金南京近郊，但遇到金朝從河東開來援兵的抵禦。三摸合退向陝州（今三門峽市西），適冬季黃河冰合，遂渡河北去。 金興定元年（蒙古成吉思汗十二年，1217）八月，成吉思汗以木華黎統領蕃漢諸軍經略中原，木華黎攻取河北、山東大量州、府，而金統治集團只想用重兵屯駐南京開封以自固。 當金貞祐二年（宋嘉定七年，1214）二月，金宣宗向蒙古求和之際，遣使告宋，請宋早給兩年的歲幣。七月，金宣宗到開封后遣使通知南宋，宋真德秀看到金已衰弱就奏罷給金的歲幣。次年二月，宋向金提出歲幣由每年30萬兩、匹銀絹，減為「隆興和議」規定的各20萬兩、匹，遭到金朝的拒絕，南宋終於決定完全停給歲幣，這對金的經濟實力打擊很大。金宣宗遂於興定元年（宋嘉定十年）攻光州（今河南潢川），分兵攻樊城、圍棗陽（今屬湖北），西路軍攻入大散關（今陝西寶雞西南），東路金軍被宋將趙方等打得大敗。六月，宋寧宗也下詔討金。十二月，雙方在大散關展開爭奪戰，次年春，金軍燒關退兵。金興定三年二月，再次侵宋，又被宋擊敗，宋將趙方、扈再興再次大敗金兵於棗陽，金軍從此不敢再窺襄、漢。金元光元年（宋嘉定十五年，1222）二月，命元帥左監軍訛可、簽書樞密院事時全統三路軍馬由穎（今安徽阜陽）、壽（今鳳台）渡淮侵宋，五月，金軍全軍覆沒。從此，金侵宋戰爭才停止。金哀宗即位後，於正大元年（宋嘉定十七年，1224）六月，才正式下詔不再侵宋。金朝連年侵宋，皆以失敗告終，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國勢更加衰弱。 蒙、宋聯合滅金蒙古成吉思汗在臨終時曾立下遺囑，要假道於宋以滅金，金正大七年（蒙古窩闊台汗二年，1230）七月，窩闊台汗自將入金陝西，命四弟拖雷及侄蒙哥率師渡黃河趨鳳翔。次年二月，克鳳翔，並下洛陽、河中（今山西永濟西）諸城。五月，窩闊台汗將大舉攻金，命拖雷據守寶雞，遣速不罕詣宋請假道以搗河南，到沔州（今陝西略陽）被宋統制張宣所誘殺。十二月，攻占金河中府。金天興元年（蒙古窩闊台汗四年，1232）正月，窩闊台汗渡黃河，拖雷已渡漢水北上，窩闊台汗即詔諸將進發，拖雷於鈞州（今河南禹州）南三峰山，大敗金師10餘萬，金軍精銳損失殆盡，從此金軍不能再振。蒙古軍遂攻下陝西、河南諸州縣，金潼關守將出降，蒙古軍長驅進入金南京路。三月，蒙古軍圍南京，金哀宗百計守城。四月，蒙古軍以天熱將還師，適金遣使求和，以金帝之侄曹王完顏訛可為人質，並奉獻大量金帛，窩闊台汗許和。和議既成，蒙古軍解圍退師河、洛之間，而留速不台、拔都的3萬兵鎮守河南。七月，窩闊台汗遣唐慶使金促降，不意金飛虎軍士申福、蔡元擅殺蒙古使等30餘人於館，而金哀宗下詔赦其罪。由是和議又絕，戰爭再起。八月，金聚兵20萬在鄭州（今屬河南）以西抗蒙古，但已無濟於事。十二月，金京城糧盡，金哀宗率兵6萬北渡黃河，企圖收復東平（今屬山東）、衛州（今河南衛輝）二城，被蒙古軍擊潰，復渡河南返。天興二年（蒙古窩闊台汗五年，1233）正月，金哀宗逃到歸德（今商丘南）。同月，金南京將領崔立兵變降蒙古。四月，崔立將金太后、皇后、宗室500餘人押到蒙古軍前獻納。六月，歸德糧絕，金哀宗又逃到蔡州（今汝南）。南宋因早已接受了蒙古提議的共同攻金之約，派兵與蒙古軍合圍蔡州。1234年，蔡州城破，金哀宗自殺，金亡。 金朝的興亡，是我國整個封建社會發展史上的一個環節。遼、北宋的衰亡是留給金再建的廢墟，而遼、北宋崩潰中孕育著的諸積極因素是金再興的條件和基礎。金朝的崩潰也為元朝的再興孕育著這種條件和基礎。而這些就是歷史發展的聯繫，也就是歷史向前推進的根本原因。歷史的事實證明，一個後進的民族能成為中國的統治民族，首先必須成為當時先進的一員，與漢族一起共同發展和推動歷史的前進，中國也就成為各族的中國，中華也就成為各族的中華。 附表：金世系表（1115——1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