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九卷） · 第六十一章醫藥學

明代，醫藥學的發展更趨向於全面展開，基礎學科、臨床分科與治療經驗總結、衛生保健與衛生事業管理等都步入一個更為廣闊的領域。尤其是醫學發展的革新傾向和求實思想的興起及其獲得的成就更為突出。 第一節醫學基礎學科的進步 在基礎學科的研究上，除了更注重診斷學的研究外，仍然很注意醫學古籍的整理和研究，這在《內經》、《難經》的研究上看得更為清楚。 古典醫學理論著作的考注在中國醫學的發展過程中，歷代對古典醫學理論著作的考證、注釋研究均甚重視。明代醫學雖出現了一些革新和求實傾向，但在注釋《內經》、《難經》以及張仲景著作的發揮研究上也作出了不少貢獻。其代表著作有馬萌的《黃帝內經素問注證發微》、《黃帝內經靈樞注證發微》（1586），張景岳的《類經》（1624）等。馬萌的發微，將《內經》重新分卷並按作者的理解加以注釋訓解，為明清醫學家學習研究和正確理解《內經》的理論和經驗創造了較好的條件；尤其首注《靈樞》，汪昂評：「其疏經絡穴道，頗為詳明，可謂有功於後學。」①張景岳將《內經》理論內容，按攝生、陰陽、藏象、脈色、經絡..分為十二大類，為後世分類學習和專題研究《內經》創造了更好的條件。《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其：「條理井然，易於尋覽」，其注亦頗有發明。 中藥與方劑空前豐富李時珍《本草綱目》是中國藥物發展的一個里程碑。李時珍的成功則藉助於宋代官方多次組織全國學者對藥物的徵集和修定刊印；明初本草學家的努力和資料積累對其成功也不無助益。例如：朱■編撰《救荒本草》（1406），以其政治地位和權勢並經採訪、調查、種植觀察，選可供救災食用的植物四百十四種，各述其品名、產地、形態、性味，加工烹調等，並插圖以便辨認。李時珍從中採用三種以增加《本草綱目》的學術價值，並給予朱■以肯定的評價。又如：陳嘉謨《本草蒙荃》（1565），收藥七百四十二種，既繼承前人成就，又吸收當代及個人在學理和藥物加工、貯藏等方面的寶貴經驗；既富有學術價值，又以韻語對仗寫成，頗便於初學誦記，是一部較好的入門書。李時珍從中汲取藥物兩種以充實自己的著作，並予「頗有發明，便於初學..誠稱其實」的高譽。汪穎撰《食物本草》二卷，取材於盧和之書稿而成書，分水、谷、菜、果、禽、獸、魚、味八類，頗多影響，惜其書已佚。李時珍從中竟選取十七味以充《本草綱目》之內容。①此外，對本草學發展有過重要貢獻的著作，如蘭茂撰《滇南本草》，收藥四百餘種，是一部很有特色和學術價值的地方性本草學專著；又如：明太醫院院判劉文泰編撰的《本草品匯精要》（1505），共收藥物一千八百十五種，更有由王世昌等八名畫師五彩工筆繪製的藥圖一千三百五十八幅，十分精美，有著較高的學術和藝術價值。上兩種書由於一位作者在雲南，一位作者因醫療事故而擱置內府，故李時珍撰寫《本草綱目》時，未能以之參考。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可稱為集明代①丹波元胤：《中國醫籍考》卷五，人民衛生出版社1983年版，第46頁。①參見李時珍《本草綱目》卷一，人民衛生出版社1982年版。 以前本草學著作之大成。 在方劑學方面，最為突出者是朱橚的《普濟方》（1406）。該書以明太祖第五子朱橚之權勢，以醫學教授滕碩、劉醇之技術合作而成，其內容廣博豐富，集明以前醫方之大成。該書共收醫療方劑六萬一千七百三十九首，凡一千九百六十論，二千一百七十五類，七百七十八法，採摭繁富，編次詳析②。是我國現存最大的一部方書，在我國方劑學發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又如《醫方考》（1584），作者吳琨選方七百以考其方藥、見證、名義、事跡、變通、得失、所以然等，使醫療處方之理論和方法達到新的高度，促進了醫學的發展。 診斷技術的進步疾病之診斷能否正確是衡量醫學發展水平的一個重要方面，而診斷能否正確則取決於診斷技術是否全面、科學。明代診斷技術的進步是明顯的，首先是醫家們十分強調詢問病情，「四診」檢查和書寫完整的病案（病歷）。例如：李梴《醫學入門》（1575）強調了五十五個應該詢問的事項，張介賓編成「十問歌」要求醫家熟誦。在望、聞、問、切「四診」技術方面，歷代一些醫家有將切脈神秘化傾向，而李時珍指出：「世之醫、病兩家，咸以脈為首務，不知脈乃四診之末。」①他的《脈訣匯辨》更強調：「設不能以四診相參..未有不復人於反掌間者。」要求臨床治療醫學家全面重視病歷的書寫，並將病曆書寫必須包括的內容——「六法兼施」一一條列，令醫家有所準繩，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六法是望形色、聞聲音、問情狀、切脈理、論病原、治方術等，在六法之中，又有三十餘項必須書寫的內容要求。醫者若能遵循這一書寫病歷的格式，一一詢問、檢查，並作全面記錄，分析研究，其診斷水平必可提高。與此同時，匯集明代以前歷代醫家病歷的《名醫類案》（1552）所收醫案數以千計，「可為法式者固十之八九，亦醫家之法律矣」②。②永瑢、紀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1781），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872頁。①李時珍：《瀕湖脈學》（1564），人民衛生出版社1956年版。 ②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醫家類，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874頁。 第二節臨床醫學進一步豐富發展 明代，臨床醫學分科按太醫局已達十三科，在實際生活中由於有不少以專門醫治某種或某幾種疾病的醫生的出現，所以臨床醫學的分科已不那麼嚴格，且明顯超過了這種科別。此期更為突出的特點，是由於疾病認識水平的提高，診斷技術的進步，在醫療技術水平上有了許多創造發明。例如：在內科傳染病方面，對鼠疫之傳染性和極高的病死率已有了十分正確的認識。當時雖然還未能總結出理想的治療方法，但由於已觀察到該病與其他傳染病的傳染流行與病人的衣物等有關，故著書立說：「凡患瘟疫之家，將初病人衣於甑上蒸過，則一家不傳染。」①又如對烈性傳染病天花的預防，已在廣泛探索的基礎上發明了人痘接種術（詳後），使天花在我國逐漸得到預防和一定程度的控制。又如對肺結核病已有多種專門著作出現，並出色地提出日光、空氣、環境、休養等在治療上的重要性。徐春甫在其所著的《古今醫統》中更提出：不與病人接觸，不去病人家問疾弔喪，不可接觸病人衣物等預防傳染的方法。其他如精神病、心臟病、消化道疾病、中毒等，也都有了新的進展②。 在外科方面，除了更重視學科理論研究以改變其社會地位而取得不少提高外，外科手術、麻醉術、醫療新技術也取得明顯的進步。外科學家汪機、王肯堂、陳實功、申斗垣、趙宜真、薛己等在外科學理和新手術新技術開拓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貢獻。例如強調：「外科必本於內，知乎內以求乎外」的思想，指導外科學理研究獲得新進展。由於強調手術器械煮沸消毒和使用藥物麻醉、燒烙、止血等技術，外科手術如腫瘤切除術、複雜骨折手術整復、鼻息肉摘除術、截指（趾）術、死骨剔除術、先天性唇裂修補術、咽部異物剔除術以及肛門閉鎖和陰道閉鎖等擴張術等等，都達到了較高的水平。①在皮膚性病方面，以麻風、梅毒之防治所取得的成就為最明顯。此期有兩部麻風專書出現，即薛己《癘瘍機要》（1554）與沈之問《解圍元藪》（1550）幾乎同時編成刊印，對於推廣用大風子肉治療大麻風等起了積極的作用。梅毒約在十三世紀由口岸（廣州）傳入我國，故有「廣瘡」之稱。此後到明代，我國醫學家相繼發表了不少論著，總結出「梅毒可由男女同床同廁傳染」②，「性交傳染」和遺傳③。由於認識到傳染途徑並總結出比較有效的療法如汞製劑塗布、薰法及土茯苓內服等，所以在防治上均取得了較好的進展。 眼科、耳鼻喉科、口腔科、針灸科、小兒科以及婦產科學等等也都取得了一些進步。醫家們對封建禮教日益束縛醫學的進步開始提出尖銳的批評。例如，明末閔齊伋提到：「蓋醫之候病，止於四術，而切脈為下。然望、聞、問可施諸丈夫嬰兒，而每窮於婦女。彼朱門艷質」，「而其受病..非關經產，即屬帶淋，可雲某事曾否有無？某處如何痛癢？某物若為色狀？問之則①胡正心：《萬病驗方》（1631），一名《（訂補）簡易備驗方》，十竹齋刊本。②李濤：《明代醫學的成就》，《醫學史與保健組織》1957年1期。 ①李經緯：《中國古代外科學成就》，《科學史集刊》1964年第5期。②程之范：《我國皮膚性病科的歷史》，《中華醫史雜誌》1955年第1期。③陳司成：《霉瘡秘錄》（1632），1910年石印本。 醫危，不問則病危」④。診治貴夫人、少女疾病之難，很能反映封建禮教對醫學發展的束縛，閔氏對此的不滿和諷刺批判，既是醫學發展謀求革新的行動，也是思想革新的啟迪與發萌。在這種種思潮的影響和推動下，明代醫學確曾出現過不小的革新，並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 ④齊仲甫：《女科百問》1640年刻本閔氏序。 第三節醫學革新與求實思想的興起與成就 傳染病病因學說的革新 傳染病的病因歷代多認為是風、寒、溫等邪氣所致，故有「傷寒」「溫病」之論，形成了傳統。吳又可的研究，大膽否定傳統，而且公然提出：「溫疫之為病，非風、非寒..乃天地間別有一種癘氣（一稱戾氣）」，並指出這種戾氣「自口鼻而入」，引致傳染病的發作。令人嘆服的是他還明確指出這種戾氣在致病上的特異性，即：能使人病的戾氣，牛羊可以不病；能使牛羊病的戾氣並不引起雞鴨病；能使雞瘟的戾氣，鴨可以不病①。如此卓識，已為傳染病致病菌的發現創造了極佳的條件，而且對傳染病傳染途徑，致病菌的特異性都作出了科學的論斷，足見其洞察力的透徹和周密。 人痘接種術的成功天花約在公元二世紀傳入我國後，由於其危害力大而引起我國歷代醫家的關注，並在無數次治療和試圖預防的實踐中，終於創造發明了預防天花的人痘接種技術。據傳說遠在十一世紀一位峨嵋山人已為宰相王旦之子王素接種人痘而獲得天花的免疫。這一傳說雖然尚不能得到充分證據，但按唐代已知接種膿汁以防治癤病等也可說明並非完全沒有可能。人痘接種術發展到十六世紀中已在我國得到一定的推廣。「聞種痘法起於明隆慶間，寧國府太平縣..由此蔓延天下」。近代學者多據此認為我國人痘接種預防天花始於十六世紀中①。人痘接種術發明後，又經許多痘醫的改進，使毒性不斷降低，逐漸趨於安全可靠。人痘接種術，十七世紀開始在全國推廣，俄國也派醫師來北京學習，十八世紀初再傳土耳其、英國、法國、美國、印度、日本以及歐洲、非洲許多國家，這是人類第一次通過免疫法獲得預防天花的抵抗力。直至英國人痘接種醫師琴那氏1796年改進為牛痘接種後，中國人痘接種仍在許多國家繼續使用。中國人痘接種術開了人類免疫學的先河②。這是中國醫學家對人類衛生保健的一項傑出的貢獻。 李時珍《本草綱目》的傑出成就李時珍於1578年撰成《本草綱目》五十二卷。收藥一千八百九十二種，附圖一千一百零九幅，集明代以前我國藥物學研究之大成。由於李時珍重視實地考察，並運用了比較解剖學、比較生物學的研究和創造性進行實驗觀察，甚至做動物實驗，他對許多藥物的認識和結論有著較高的科學價值，許多內容都反映了當時人類科學研究的先進水平。該書把四百四十四種動物藥按蟲、鱗、介、禽、獸、人次第分類敘述，反映了他「從賤至貴」的生物進化①史常永：《試論傳染病學家吳又可及其戾氣學說》，載《醫學史與保健組織》1957年3期。①范行准：《中國預防醫學思想史》，人民衛生出版社1954年版。 ②李經緯：《中國古代醫學科學技術發明舉隅》；《中國中醫研究院三十年論文集》，中醫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觀；所敘述的「鳥產於林，故羽似葉」，「烏骨雞但驗舌黑」等，反映了在動物適應環境，相關變異以及遺傳特徵等方面的新認識；他對植物藥的分類等也是劃時代的，反映了當時生物學分類的先進水平，其蒸餾、蒸發、升華以及製取沒食子酸白色結晶實驗研究方法和生產技術，更證明他在製藥化學方面的突出貢獻；尤其可貴的是李氏記述用瓦瓶精確稱量空氣中含水蒸氣的多少，並用以預測晴雨，也足以證明他對實驗研究的重視和思想方法上的開拓精神；李時珍不但在醫藥學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而且在自然科學其他領域也有傑出的成就①，英國著名科學史學者李約瑟博士、魯桂珍博士譽之為博物學家②，並給予很高的評價。《本草綱目》一書已流傳世界許多國家，並被全譯或節譯為日、英、德、法、拉丁、俄等文字，在世界上有著很高的學術地位③。《本草綱目》至今仍是許多國家學者研究中國醫藥學的重要參考書。醫學學術團體與學術交流明代醫學的進步還與學術團體的創辦有著較為密切的關係。約創辦於1568年的「一體堂宅仁醫會」，是我國醫學史上由醫家私人創辦的最早的學術團體。這所醫會是當時客居順天府（今北京）的外地醫家聯合組織的，十分可貴的是他們的宗旨在於探討歷代醫家學術，切磋提高醫療技術，講求醫療道德修養，促進會員「善相助，過相規，患難相濟」。他們把學術交流放在重要地位，把維護會員利益置於次要地位。醫會對其成員有二十二項嚴格要求。當時入會者共四十六人，多為著名之士，如徐春甫、支秉中等，均有醫學著作流傳後世。 ①蔡景峰：《試論李時珍及其在科學上的成就》，載《科學史集刊》1964年7期。②魯桂珍：《中國偉大的博物學家李時珍》，載《國外醫學》1979年1期。③潘吉星：《本草綱目之東被及西漸》，《李時珍研究文集》，湖北科技出版社1985年版，第225—273頁。 第四節衛生保健管理制度與中外交流 衛生保健管理制度 明代醫學的最高管理和醫療教學機構是太醫院，其下分設：大方脈、傷寒、婦人、小方脈、口齒、咽喉、眼、瘡瘍、接骨、金鏃、針灸、按摩和祝由十三科。太醫院設院使（正五品）一人，院判（正六品）二人，其屬御醫四人（後增至十八人），全面掌管醫療之法與衛生保健和教育等事業。例如：凡醫家子弟，擇師而教之；凡藥辨其土宜，擇其良楛，慎其條制而用之；珍視御脈，烹調御藥；王府請醫，奉旨遣官或醫士往；外府州縣置惠民藥局，邊關衛所及人聚處各設醫生、醫士或醫官，俱由試遣，歲終會察其功過①。這些都是太醫院的職責。明代與以前不同，因明初定都南京，後遷北京，太醫院北遷後，原設南京的太醫院並未撤，故在衛生保建事業和管理上設有兩個太醫院。兩太醫院以北京為主，有院使、判、吏目、御醫、醫士，惠民局大使、副使，生藥庫大使、副使等百餘人。 太醫院既有為帝王、宮廷、臣僚服務的職責，也兼有管理和派員四處防治臣民疾疫的責任，儘管後者是很次要的，但在皇帝詔令下，往往也會發揮一定的作用。至於尚藥局、御藥房、藥藏局、典醫監、良醫所等，均純屬為皇帝、皇太子和地方皇室人員服務的醫療機構。洪武三年（1370）所設惠民藥局，府設提領，州、縣設官醫等，才真正有為貧病民眾醫治疾病的目的，可惜這一制度並未普遍實施，已設者也往往有醫無藥，或流於有名無實。在收養鰥、寡、孤、獨、廢疾不能自存之人等方面，令設養濟院等以收養治療，這一制度曾於十五世紀初在各府、州、縣普遍實行過。 中外醫學交流中國醫藥學術與國外之交流在明代雖不及元代廣泛，但在醫藥傳出方面更有發展。日本田代三喜1487年來中國學醫，1498年學成回國，積極宣揚「金元四大家」之李（東垣）朱（丹溪）學說。他的學生曲直瀨道三於京都創「啟迪院」，著《啟迪集》，發揮李朱學說，成為日本「後世派」骨幹，繼之者甚眾，影響遍及日本。日本坂淨遠於1492年來中國學醫，1500年學成回國，大力宣揚中國東漢張仲景學說①，永田德本繼之，反對田代喜三、曲直瀨道三所倡的李朱學說，日本稱之為古方派。古方派影響在十六世紀前後雖不如後世派廣泛深入，但直到十九世紀甚至明治維新取締漢醫時仍存在至今。中醫學在朝鮮，其發展較日本尤為普及，大型著作如《鄉藥濟生集成方》（1398）三十卷，《鄉藥集成方》（1433）八十五卷，《醫方類聚》（1445）三百六十卷，《東醫寶鑑》（1610）等，均完成於這一時期，不但在朝鮮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且對日本、中國等的醫學發展也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中國醫學與越南、印度以及東南亞等也由於鄭和之出訪等而逐漸密切。明代已有①參見張廷玉等《二十五史·明史·職官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①參見［日］矢藪道明《近世漢方醫學史》「中國醫學的日本化」，名著出版發行所株式會社1982年版，第8—10頁；［日］富士川游：《日本醫學史》（決定發行版），形成社1979年版，第281—298頁。西方一些通曉醫學的傳教士來我國，例如耶穌會士利瑪竇1583年來華，一面傳教，一面行醫治病，在華近三十年，與中國醫家王肯堂、程■等曾有過不少接觸，討論醫學學術問題。1568年教皇庇護第五任命卡內羅為澳門主教，先後創辦醫院與麻風病院，並設醫科實習班，培養醫生。其他如龐迪我、鄧玉函、湯若望等十餘人在中國從事傳教、醫療、翻譯介紹西醫之理論和醫療技術等①。 ①張慰豐：《早期西洋醫學傳入史略》，載《中華醫史雜誌》198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