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九卷） · 第四十六章徐光啟利瑪竇

明中葉以後，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和發展，使與生產發展密切相關的科學技術有較大進展，也出現了一批科技人物，其中有把歐洲自然科學介紹到中國來，並有傑出成就的科學家，最著名的就是徐光啟、利瑪竇。 第一節徐光啟 信奉天主教的宰相 徐光啟（1562—1633），字子先，號玄扈。南直隸松江府上海縣（今屬上海市）人。出身於商人兼小土地所有者家庭。父徐思誠「嘗業賈」，繼棄而「課農學圃自給」。徐光啟出生那年，上海縣「遭倭燹」，松江府又發生災荒。徐家的生活更為窘困。祖母、母親都得「早暮紡績，寒暑不輟」，為了生活而從事農業、手工業的生產。在這樣的家庭環境中，徐光啟幼年常常接觸到具體的生產知識。同時，也培養了他以後「富國強兵」的思想，以及勤勞儉樸和旺盛的求知慾。 萬曆九年（1581），徐光啟二十歲時，考中了秀才。在家鄉教書，並參加一些農業生產勞動。萬曆十六年（1588），二十七歲，到太平府去趕鄉試，未考中。萬曆二十四年（1596），三十五歲，在趙鳳宇家教私館，並隨之由韶州到廣西潯州。這次長途跋涉，俯仰於「崇山峻岭間，文日益奇益富」①。在韶州時，遇見了耶穌會傳教士郭居靜，第一次聽到有關西洋的自然科學學說。萬曆二十五年（1597），三十六歲，春，由廣西返廣東上北京，赴順天鄉試。他的試卷已被閱卷官擯斥，幸主考官焦竑是個有實學的人，從「落卷」中看到了徐光啟的試卷，「擊節稱賞，閱至三場，復拍案嘆曰：此名世大儒無疑也，拔置第一」②。但以後萬曆二十六、二十八年兩次赴京試進士，均落第。 在第二次赴北京時，徐光啟途經南京，結識了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他從利瑪竇處了解到天主教，可以「補儒易學」，而「格物窮理」之學更使他神往，於是加入了天主教。萬曆三十年（1604），他四十三歲時再赴北京應禮部試，以第八十八名中進士；殿試三甲，列第五十二名，授翰林院庶吉士。這時，利瑪竇也在北京，從此向利瑪竇學習西方的天文學、地理學和水利工程等方面的知識，尤注意於數學。萬曆三十四年（1606）與利瑪竇合作翻譯《幾何原本》，由利瑪竇口述，他筆譯。經過兩年努力，譯成前六卷。以後，又合譯《測量法義》。另與熊三拔合譯《泰西水法》等書。 萬曆四十六年（1618），後金破撫順，警報迭至。徐光啟積極上疏建議國防措施。九月，升任詹事府少詹事兼河南道監察御史，管練兵事務。他制訂出詳細的《選練條格》和計劃，但由於各方面的掣肘，使練兵計劃無法完成。因此，他託病請假回到上海家鄉，進行原已計劃編撰的「農業大百科」性質的「種藝書」，也就是後來成書的《農政全書》。徐光啟這次請假回鄉，除上述原因外，也由於閹黨開始專政，正直的人遭到排擠，他不願與這些小人同流合污，所以急流勇退。 崇禎元年（1628）七月，徐光啟以原官起任。這年他已六十七歲。次年升禮部左侍郎；七月，奉敕修正曆法。六十九歲時，升為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協理詹事府事。崇禎五年（1632），七十一歲，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參預機務，知制誥。崇禎六年（1633），七十二歲，加太子太保、①徐驥：《先文定公行述》，見《徐氏家譜》。 ②徐驥：《先文定公行述》，見《徐氏家譜》。 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這時，他身體已很衰弱，屢乞退休，都未獲准。十月初七日（11月24日）逝世。賜諡文定。①徐光啟一生，主要是中年以後擔任過不少重要官職，他的政治傾向比較鮮明，十分關切國計民生。他從青年時代起，就「以天下為己任」②。為此，他曾學習兵書，後來又親自練兵，負責製造火器，參加保衛京師的戰役。鑒於歷年水旱災害嚴重影響群眾生活，他從二十一歲起就開始留意「水法」，對農田水利不斷「周咨博訪」③。在科學上他雖有多方面成就，但主要是以農業科學來貫穿一切，以此達到使天下「豐衣食，絕饑寒」的目的。他幾乎寄一生精力於農業試驗和經驗總結。他曾在天津做了多次試驗，開闢水田，想實行軍屯，以應付長城東段後金的侵擾，並想將之推行，藉以「興西北水利，為國家立根本之計，歲省東南挽漕百萬之費」①。這一增強國防、安定群眾生活的重要措施，因明朝政治腐敗，國勢垂危，未得到實行。明末農民起義威脅著明朝的生存，徐光啟片面地認為災荒是引起農民起義的重要原因。因此，為了鞏固明朝的統治，穩定人民生活，他所撰寫的《農政全書》特別重視「荒政」。這一目占到全書的三分之一以上，收集了不少歷代常平倉、備荒和賑濟的材料，並錄載了朱■《救荒本草》和王磐《野菜譜》兩書的植物，作為不得已時的糧食代用品。在他丁父憂，回上海守制期間，也不忘對「地方利弊..如建閘、蓄水、浚吳淞江復禹舊跡及民輸布運等役，不靳筆舌」為大家出謀劃策。到逝世之日「臨歿了了，只以疆圉多故為念，一語不及於私」②。徐光啟一生廉潔自好，生活儉樸，刻苦耐勞。他做官後，對家鄉鄰里仍是「溫溫笑語，竟日無倦容傲色，然不可以干私」；「慶弔燕會，不隨俗浮靡，力返於朴，服食儉約，不殊寒士。終身不蓄妾媵。教戒子孫，下至臧獲皆有法」③。到病危臥榻時，他還「力疾倚榻，猶矻矻捉管了曆書。良由生平勞勩，習與性成，不自覺病體之莫可支也」④。逝世後，家人檢視其臥榻，發現「褥上破爛一穴」。原來是他生前暖腳用的湯壺有些漏水，時間久了，使褥子爛了個洞。「自戊辰環召，至癸酉謝世，未嘗攜家自隨。邸舍之內，一榻蕭然，苧帷布褥..祁寒獨宿夜用湯壺暖足」⑤。《明史》中《徐光啟傳》評說：徐光啟「雅負經濟才，有志用世。及柄用，年已老。值周延儒、溫體仁專政，不能有所建白」。這是對徐光啟晚年政治遭遇的扼要說明。 科技成就及《農政全書》徐光啟是中國近代科學的先驅，他的科學技術成就是多方面的。 ①以上徐光啟一生活動經歷，資料來源，主要根據梁家勉著的《徐光啟年譜》，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胡道靜著《愛國科學家徐光啟及其總結農業技術經驗的三個階段》，見《農書·農史論集》，農業出版社1985年版。 ②徐驥：《先文定公行述》，見《徐氏家譜》。 ③梁家勉：《徐光啟年譜》，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①徐爾默：《先考龍與府君及先妣顧孺人行實》，見《徐氏家譜》。 ②徐驥：《先文定公行述》，見《徐氏家譜》。 ③徐驥：《先文定公行述》，見《徐氏家譜》。 ④徐驥：《先文定公行述》，見《徐氏家譜》。 ⑤徐爾默：《先訓》，見《徐氏家譜》。 在數學方面，最大的一項貢獻是翻譯《幾何原本》。全書共十五卷，譯出前六卷。《幾何原本》的翻譯，自1603年起籌劃，1606年秋開始翻譯。次年利瑪竇在向羅馬的報告中寫道：「現在只好用數學來籠絡中國的人心。」足見利瑪竇真正的心意了。已譯出的前六卷是原書的拉丁文譯文，至於克拉維斯的註解以及其他收集的歐幾里得《原本》研究者的工作，幾乎全部刪去①。雖然如此，《幾何原本》的傳入對中國數學界仍有一定的影響。徐光啟在《幾何原本雜議》中對它評價很高，說：「此書為益，能令學理者祛其浮氣，練其精心，學事者資其定法，發其巧思，故舉世無一人不當學。」在翻譯完《測量法義》以後，徐光啟自己接著寫出《測量異同》和《勾股義》兩書。在《測量異同》中，他比較中西方的測量方法，並用《幾何原本》的定理解釋中西方的測量方法和理論根據的一致性。《勾股義》是仿照《幾何原本》方法，試圖給中國古代的勾股算術加以嚴格的論述。它表明徐光啟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接受了《幾何原本》的邏輯推理思想。徐光啟對數學的認識和數學研究的方法都有獨特的見解。他認為中國當時數學不發達的基本原因，「其一為名理之儒，土苴天下之實事；其一為妖妄之術，謬言數有神理，能知來藏往，靡所不效」。前者指當時一般學者名儒鄙視數學這一實用之學；後者指數學研究陷入神秘主義泥坑。他把講究數學原理的《幾何原本》看成是一切數學應用的基礎。 徐光啟也是明代天文學工作中的重要代表。歐洲天文學的特點是用嚴格證明的邏輯方法力求解釋天體運動現象的所以然。他掌握了歐洲天文學知識後，每次預報天象都較其他人準確。崇禎二年（1629），由於欽天監推算日食又發生了錯誤，徐光啟才被任命主持明代唯一一次具有重大意義的曆法改革工作。 這次曆法改革是以西法為基礎，工作繁重，又有來自保守勢力的阻撓。 徐光啟進行了堅決的抵制，作了精細的規劃和安排，使整個工作進展較快，至崇禎六年（1633）就編成了一部一百三十多卷的《崇禎曆書》。它是集體創作，但全書大部分經過徐光啟的修改審閱。《崇禎曆書》已開始接受近代天文學和數學的知識，在中國的傳統天文學向近代天文學的入口處邁進了一大步。如採用了丹麥天文學家第谷所創立的宇宙體系；採用本輪、均輪等一整套小輪系統來解釋天體運動的速度變化；引用了明確的地球概念，引進了經、緯度及其有關的測定、計算方法；引入了球面和平面三角學等等。 除數學、天文曆法外，徐光啟用力最勤、收集最廣的要算是農學方面的研究了。其著作有《農遺雜疏》、《種棉花法》、《甘薯疏》、《種竹圖說》、《北耕錄》、《宜墾令》、《農輯》、《農政全書》等，其中主要代表作就是《農政全書》。它是徐光啟幾十年心血的結晶，是一部集中國古代農學之大成的著作。 《農政全書》共六十卷，五十多萬字，分農本、田制、農事、水利、農器、樹藝、蠶桑、蠶桑廣類、種植（林木）、牧養、製造和荒政等十二大項。在徐光啟生前，《農政全書》雖已基本編成，但未定稿。現在的《農政全書》是崇禎十二年（1639）經徐光啟的門生陳子龍等在刊行時增刪過的，「大約刪者十之三，增者十之二」①。因此，書中存在著的自相矛盾的錯誤，很可能①錢寶琮主編：《中國數學史》，科學出版社1964年版。 ①《農政全書·凡例》。 是由於增刪造成的。 《農政全書》轉錄很多古代和當時的農業文獻，這部分可以說是前人成就的選編，很便於參考使用。徐光啟自己撰寫的有六萬多字②，雖然只占全書篇幅的八分之一，但都是經過他自己試驗和觀察之後取得材料寫成的，所以科學性較強。他對前人的著述，也不是單純選錄，在其後面往往附有意見和評論。 《農政全書》寫作的出發點在於農政，因此著眼於保證農業生產的其他措施，如田制、水利等項。這是與以前農書的不同之處。釀造項目，只收醬、醋、鼓，而刪除了酒；烹調只限於農家用得上的簡單的幾條。王禎《農書》中有關「農器圖譜」，《農政全書》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原則，大量地收錄，並有所增補。蠶桑是江南的重要經營項目，他記錄總結了後起的新經驗。江南又一向是棉花和苧麻的先進的栽培、加工地區，徐光啟的家鄉松江府又是江南紡織染業最先進的地區，因此除對種棉和棉田管理的新經驗作了介紹之外，對河北肅寧群眾以穩定濕度為紡織環境的好辦法，特別加以推薦。當時傳入的甘薯，他根據自己的試種實踐，寫出詳細的生產指導書《甘薯疏》，經過整理，收入《農政全書》，提倡各地種植，用來備荒。對一切新引入、新馴化栽培的作物，無論是糧、油、纖維，都詳盡地搜集了栽種、加工技術知識。《農政全書》還輯錄了《救荒本草》等書中的植物，作為救荒的補充食物。總之，他沒有因為著重政治措施而忽視技術。 與明代一般讀書人不同，徐光啟很重視科學技術，認為它是「經世致用」之學的一個重要方面。他「嘗感憤倭奴蹂躪梓里丘墟，因而誦讀之暇，稍習兵家言」；又「時時竊念國勢衰弱十倍宋季，每為人言富強之術，富國必以本業，強國必以正兵」①。張溥《農政全書·序》說：「公初筮仕入館職，即身任天下，講求治道，博極群書，要諸體用。詩賦書法，素所善也，既謂雕蟲不足學，悉屏不為，專以神明治歷律兵農，窮無人指趣。」《啟禎野乘》也說他：「嘗學聲律，工楷隸，及是，悉棄去，［專志］習天文、兵法［農事］、屯、鹽、水利諸策，旁及工藝、數學，務可施用於世者。」②即使是非常抽象的數學，他認為研究它也是為了實用，在「度數旁通十事」的十事中指出，數學在曆法、水利、測量、音樂、國防、建築、財政、機械、地圖、醫學、統計等方面都有重要的應用。又概括說數學凡「有形有質之物，有度有數之事，無不賴以為用」。 重視科學實驗、重視實踐是徐光啟治學方法的特點。他利用當時天主教會教士們介紹的天文知識，推算日、月食，改訂了曆法。他認為，一切用數學推得的結論應該用實踐來檢驗。崇禎元年（1628）農曆五月初一日日食，徐光啟說：「論救護可以例免通行，論曆法正宜詳加測驗，蓋不差不改，不驗不用。」這就是說，數學理論應該在實踐中不斷改善，在實踐中求得發展，經實踐證明是錯誤的理論，就不應該再應用它。《農政全書》中也反映了徐光啟研究問題重視試驗和實踐的科學精神。在上海、天津都曾建立開闢過試驗園地，在京東計劃興修水利和開闢水田，種植水稻做了多次試驗；還有引種甘薯、種植棉花、放養白蠟、提倡種烏桕樹等，他都親自研究試驗，取得②康成懿：《農政全書徵引文獻探原》，農業出版社1959年版。 ①徐光啟：《復太史焦座師函》。 ②《啟禎野乘·徐文定傳》。 經驗，一一記錄入書中，加以推廣。徐光啟十分重視農業文獻的研究，僅《農政全書》一書徵引的文獻就有二百二十五種之多。在《除蝗疏》中，他把我國歷史上從春秋到元代所記載的一百一十次蝗災所發生的時間和地點，進行了分析，發現蝗災「最盛於夏秋之間」，得出「涸澤者，蝗之原本也」的結論。他還對蝗蟲的生活史進行了細緻勘察觀測，掌握規律，提出正確的治蝗方法。這些方法，至今還有很大參考價值。他還經常調查訪問，取得第一手資料，他的兒子徐驥說他「廣咨博訊，遇人輒問，至一地輒問，問則隨聞隨筆。一事一物，必講究精研，不窮其極不已」。①這種重實踐、實驗和調查的方法也是他在科學上能夠提出創見的重要原因之一。 反對保守思想，敢於衝破舊傳統，熱心追求新事物是他在科學研究工作中的又一特點。在明代封建理學占絕對統治地位的時候，要學習歐洲的科學知識是需要勇氣的。徐光啟為此曾受到過理學家們的政治壓力，但他沒有屈服。在領導改歷工作中，他巧妙地利用了明初朱元璋命人翻譯回回曆的先例作為自己搞翻譯、吸取歐洲科學知識的根據。此後在工作中他還和一些固守舊傳統的學者進行了學術爭論。歐洲天文學知識之能夠為中國天文學界所吸收，徐光啟的工作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農業中，他對新引進的作物積極推廣種植，以豐富人們的生活。而有一些思想保守的人，往往用「風土不宜」拒絕接受新作物。徐光啟對這種「風土說」屢屢給予批判。如談到「占城稻」問題時，他說：「（宋）真宗從占城移之江、浙，江翱從建安移至中州，稍一展轉，便令方內足食。則執行土地不宜，使人息意移植者，必不可也。」又說：「余謂風土不宜，或百中間有一、二，其他美種不能彼此相通者，正坐懶慢耳..余故深排風土之論，且多方購得諸種，即手自樹藝，試有成效，乃廣播之。」①在「木棉」條中說：「或云：『凡種植必用本地種；他方者，土不宜種，亦隨變易。』余深非之」。「嗚呼，即如彼言，吉貝自南海外物耳，吾鄉安得而有之？」又說：「《農桑輯要》作於元初。當時便云：『木棉種陝右，行之其他州郡，多以土地不宜為解。』獨孟祺、苗好謙、暢師文、王禎之屬，能排貶其說。抑不知當時之人，果以數子為是耶否耶？至於今，率土仰其利，始信數君子非欺我者。嗚呼，豈獨木棉哉。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徐光啟不愧為我國近代科學的先驅。 ①《先文定公行述》，見《徐氏家譜》。 ①《農政全書》卷二五《木棉》。 第二節利瑪竇 青少年時代 利瑪竇（MatteoRicci）字西泰，號清泰、西江、大西域山人、利山人、西泰子。1552年10月6日生於義大利的馬切拉塔（Macerata）。馬切拉塔是義大利中部的一座名城，城中駐有教皇國馬爾凱區的行政長官，設有高等法院，教皇國造幣廠，以及創始於1290年的大學，城內宗教事業非常發達。 利瑪竇的父親喬萬尼·里奇是一名醫生，曾任教皇國的市長和省長。母親喬萬娜·安喬萊利（GiovannaAngiolelli）生有八子四女，利瑪竇為長子。少年時代的利瑪竇，捲髮碧眼，身體強健，性情活潑，聰明伶俐。初拜本奇文尼神甫為師，九歲時進入耶穌會新開辦的學校學習，讀完高小、初中，成績優良，名列前茅。學生時代利瑪竇就敬奉天主，有心修道，想入嘉布遣會或耶穌會，這是受他虔誠的母親影響的結果。而父親則希望兒子步入宦途，當市長、省長。十六歲那年，利瑪竇讀完中學，父親送他去首都羅馬進羅馬大學法學院攻讀法律，為將來謀取官職打下基礎。 由於中學老師的介紹，利瑪竇在羅馬結識了一些耶穌會的神甫，不久即加入了耶穌會所立的聖母會。 在十九歲的時候，他寫信給父親，提出想要參加耶穌會，深入研究教義，並表示不願結婚等。父親接信後，甚為惱怒，準備立即赴羅馬去訓責和勸阻他，可是據說還沒有動身就病倒了，反覆三次都是如此。他父親無可奈何，認為這是天主的旨意，只好打消了勸阻的念頭，並覆信同意他加入耶穌會。1571年8月15日利瑪竇入了耶穌會。1572年進入耶穌會的羅馬學院，學習五年。羅馬學院是依納爵·羅耀拉於1551年創建的，採取當時的大學制，一切都求盡善盡美，作為耶穌會一切學院的模範。在學習期間，他非常用功，不僅對於神學，而且在拉丁文、哲學、數學、天文學、地理學等方面，都取得了優異成績。 在羅馬學院，教利瑪竇數學的是著名的數學教授克拉維斯（C.Clavius，1537—1612）神父。克拉維斯是德國數學家，我國明清時譯稱「丁先生」，著有《代數學》、《星盤》等，並著有拉丁文的評註本《幾何原本》。利瑪竇後來在韶州（今廣東韶關）、北京與瞿太素、徐光啟等談論幾何學及翻譯《幾何原本》前六卷時，用的便是這部書。 1577年5月18日，耶穌會總會派遣羅明堅（MicheleRug-gieri）、利瑪竇等四人前往印度。當時，非洲和東亞的航海與傳教權都在葡萄牙國王的控制之下，利瑪竇等人要去印度，必須得到葡萄牙國王的批准才行。因此，他們從羅馬經熱那亞去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向葡萄牙國王提出申請，並得到批准和資助後，於1578年3月24日，從里斯本出發，前往印度的果阿（舊譯臥亞）。同行的耶穌會士共十四人，除羅明堅外，還有日後也來華的巴范濟（FranciscoPasio）等。他們所乘的船名「聖路易」，是歐洲中世紀用於航海的普通帆船。艙頂高不過三尺，長不過一丈，艙中的人，僅可坐臥。航船繞過好望角，沿非洲東岸駛入印度洋，有風則行，無風則止。當時天氣很熱，船艙中鬱悶不堪，不少人中暑病倒了，幸而船上未發生瘟疫，沒有死人。利瑪竇他們在船上困居半年，備嘗艱辛，於1578年9月13日安全抵達當時天主教的東亞傳教中心果阿。 利瑪竇到果阿後，身體虛弱，在修道院內休息了幾個月才恢復了體力。 此後又繼續修習在羅馬學院未學完的神學。一年後，他奉命在果阿修道院教授拉丁文和希臘文。幾個月後，又被派往交阯教書半年。1580年7月利瑪竇在交阯晉升神甫，9月調回果阿，繼續攻讀神學兩年。 來華始末1579年6月，羅明堅抵澳門，專門學習中國語言，學習讀寫中國文字。 由於他年已三十六歲，記憶力不甚強，所以進步緩慢。在1580年至1583年間，他曾到廣州及兩廣總督駐地肇慶活動，尋求到中國內地傳教的機會。當羅明堅久居中國時，感到一個人過於孤單，中國話也說得不流暢，於是請求范禮安（A.Vali-gnano）神甫從果阿調利瑪竇來澳門做助手。1582年4月15日利瑪竇接到范禮安的調令，十一天後便與巴范濟一道乘船赴澳門。海上風浪很大，利瑪竇在船上重病一場，但終於在8月7日抵達澳門。他努力學習中文，了解中國的風土人情、國家制度和行政機構。1583年夏，為修建教堂等事，利瑪竇隨羅明堅赴香山、廣州，但事情沒辦成，不得不返回澳門。他們二人回澳門不久，肇慶知府王泮差人來告知，兩廣總督已同意他們在肇慶建堂久住。實際上，這是耶穌會神甫賄使督府官員進行疏通的結果。於是，兩人籌措好路費，於1583年9月初離開澳門，9月10日到達肇慶。他們對王泮說，自己只是一個宗教團體的成員，走了三四年才到達中國，希望有一個住所和建一座敬神的小教堂，以度餘年，並表示一定遵守法紀、自籌經費。王泮報請總督批准他們擇地居住和修建教堂①。 羅明堅和利瑪竇乘此機會抓緊時間督促施工，又經過幾番波折，於1585年建成了當時在中國內地最早的一座天主教教堂。這兩人除了監管和處理與建房有關的事務外，大部分時間用來研究中國語文，練習寫作和了解中國人的風俗習慣。 教堂和居所建成後，總督和知府先後張貼告示，禁止任何人在此擾亂。知府王泮還贈予兩塊匾額：「仙花寺」與「西來淨土」。在王泮影響下，肇慶府的其他官員也爭相與兩位神甫交往。但當地士紳百姓與他們還是有隔閡的，稱他們為「番僧」，還不時發生一些矛盾和衝突，有些人甚至對他們的房屋扔石頭。為了避免當地百姓的敵對情緒，他們穿起中國式的大褂長袍，以使自己的形象易於為人們所接受，他們還決定暫時不談宗教，並用高酬聘請當地有名望的學者介紹中國情況，講解經書，以便與中國知識分子有更多的共同語言。又用西方科學技術、新奇的西洋方物等吸引中國人，博取當地民眾的好感。為了擴大影響，他們又做了以下四件事：一是把肇慶教會圖書室公開，讓民眾參觀。 二是利用刻印世界地圖宣傳天主教。 三是展覽各種天文儀器，作為籠絡人心的手段，還把自製的天文儀器贈送給當地官員。 四是刻印有關天主教知識的書籍，如《天主十誡》、《天主聖教實錄》①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札記》上冊，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57—161頁。等，贈送給前來參觀的客人，向人們宣傳天主教教義。 來「仙花寺」參觀的中國學者，最注意的是掛在大廳里的一幅地圖。這一地圖與我國已有的《華夷圖》等完全不同，特別是沒有把中國畫在世界的中央，而且在中國以外另有許多大國。人們請利瑪竇解釋世界的情形，於是他指著地圖，述說自己在何處出生，由何處動身前來中國，中途經過哪些國家。大家聽了都驚訝不已，沒想到世界如此之大，有這麼多的國家，聞所未聞，大開眼界。一些渴求知識的人便要求利瑪竇把地圖上的外文譯成中文出版。知府王泮看了這張地圖後，也吩咐利瑪竇把圖刻印出版。利瑪竇與中國朋友一道，繪製了一幅比原圖更大的地圖，名為《山海輿地全圖》，圖上注有中文說明。後來王泮升任嶺南道，當他收到利瑪竇送去的《山海輿地全圖》時，嘆為古今奇觀，立即分送遠近朋友。利瑪竇在肇慶還製造自鳴鐘，把它送給王泮等官員。這樣，利瑪竇在肇慶有了朋友，有了保護他的中國官員，有了立足點。 1588年，羅明堅回澳門，利瑪竇獨自留在肇慶。 1589年8月3日，新任兩廣總督劉繼文欲強奪仙花寺，限利瑪竇三日內離肇慶去澳門。後劉繼文又因擔心強奪番僧寺院會引來彈劾，故又把利瑪竇召回，並答應利瑪竇去南雄的請求。1589年8月15日利瑪竇乘船先至韶州南華寺暫住，同行者有麥安東。 在韶州，利瑪竇等受到了友好的接待，韶州同知呂良佐還答應他們可在當地光孝寺旁的一塊空地上修建天主教堂。1590年秋，教堂建成，利瑪竇在這裡安頓下來，一時未再提起去南雄之事。這是利瑪竇在中國傳教的第二個立足點。 萬曆十九年（1591）正月初一，利瑪竇正式接納鐘鳴仁、黃明沙兩名青年加入耶穌會，他們成為中國第一批耶穌會士。 在韶州利瑪竇招收的第一個學生是瞿汝夔。瞿汝夔，字太素，生於1549年，為禮部尚書瞿景淳之子，江蘇常熟人。幼讀群書，但無意仕進。父親去世後，攜妻週遊各地，訪學煉丹術。1589年秋，他在肇慶見過利瑪竇。當他得知利瑪竇定居韶州時，即從南雄趕來，拜利瑪竇為師，學習天文、算術。利瑪竇以克拉維斯的著作為教材，先教給他歐洲的實用算術，後教星盤原理，最後教歐幾里得幾何學。瞿學習兩年，譯有《幾何原本》第一卷，還學會製造地球儀、星盤、象限儀、羅盤、日晷等。這些儀器有木製的、銅製的，還有銀制的①。 次年正月，利瑪竇在瞿太素的陪同下來到南雄，除了與官員打交道外，也與平民百姓交往，宣講教義，做彌撒，吸引了很多人。特別是南雄富商葛盛華（譯音）入天主教後，刊印了各種介紹基督教教義的小冊子，廣為散發，擴大了利瑪竇傳教活動的影響。 瞿太素曾對利瑪竇談起，穿僧服稱僧名在中國並不受人尊敬，且易引起誤會，利瑪竇也有這種感受。於是在1594年11月，他與郭居靜經范禮安批准，始留鬚髮，改戴儒冠，穿儒服，見客時執秀才禮，同時更加努力研讀中文書籍，練習中國書法。在他們看來，中國非常尊重讀書人，這樣穿戴對傳教是很有益處的。 ①參見劉俊余、王玉川合譯：《利瑪竇全集（1）——利瑪竇中國傳教史》，台北光啟出版社1986年版，第206頁。 1595年5月，利瑪竇通過給兵部侍郎石拱辰的兒子治病的機會，隨石拱辰到南京。當時朝廷對私通外國人是很敏感的，利瑪竇滿懷希望去拜見的南京工部侍郎徐大任，徐卻因擔心受到懷疑而將他逐出南京。他不得不暫時退往南昌。 在南昌，利瑪竇遇見了一個曾做過韶州官員的友人（德禮賢認為可能是韶州同知李春和），並經這個友人的幫助在南昌城外租房住下。江西巡撫陸萬垓早就聽說過利瑪竇的事跡，很敬重他，並挽留他在南昌居住。此後，他又與建安王朱多■、樂安王朱多焿有了較密切的交往。利瑪竇於萬曆二十三年（1595）冬，著《交友論》，繪世界輿圖，並用西洋裝訂法裝訂成書，又造時鐘、地球儀等。次年夏，又著《西國記法》，分別贈送給建安王和陸萬垓等。利瑪竇還積極與當地文人交往，在談經論學中提高了自己的聲望。為了傳播教義，利瑪竇曾向這些文人學者出示《天主實義》一書手稿，人們勸他刻板刊行。但利瑪竇覺得還不成熟，直到1603年才在北京刻印。 1596年冬，范禮安神甫任命利瑪竇為耶穌會中國傳教團監督，賦予處理中國事務的全權。並要他盡一切努力在北京開闢居留點，以便接近皇帝，爭取中國皇帝的支持。范禮安甚至把贈送皇帝及大臣的禮物也運到了江西，其中有聖母像、天主像、自鳴鐘等。 利瑪竇接到范禮安的指示後，立刻尋求接近皇帝的方法。他先想走建安王的門路，不久發現此路不通。1598年6月底，利瑪竇隨南京禮部尚書王忠銘離開南昌，7月初抵達南京。應天巡撫趙可懷是王忠銘的好朋友，聽說王忠銘回南京，遣人送上禮品，其中有一幅拓印的《山海輿地全圖》。王忠銘看到了這幅圖與利瑪竇準備進獻給皇帝的輿圖極為相似。經與利瑪竇印證後，便告訴趙可懷，繪圖的人已到南京。趙可懷是從鎮江知府王玉沙處得來的輿圖，非常讚賞，把它刻在蘇州石碑上，並附有跋語，拓印下來贈送友人。知道利瑪竇正在南京，便盛情邀請他到自己的駐地句容遊覽，並討論了數學問題，還請他製造歷算儀器，但因利瑪竇要去北京而未能實現。 辭別趙可懷後，利瑪竇繼續與王尚書的家人一起乘坐行李船由水路北上，經揚州、淮安，濟寧、臨清，入直隸，抵天津，9月17日進入北京城。王忠銘原想進京後會升官，但事與願違，沒有升遷，一個月後返回南京。利瑪竇此後租房住下，積極向各方面活動，希望皇帝能夠召見，恩准留居京城。可是，他所認識及王忠銘介紹的官員，都不肯在家裡接待他。王忠銘介紹的太監見無饋贈，也拒絕幫助。各方面均閉門謝絕，利瑪竇無法，只好僱船返回南京。1599年2月6日抵南京。在這段時間內，利瑪竇把「四書」譯成拉丁文，還加有許多註解。 1599年，利瑪竇在南京常相過往的人有王忠銘、瞿太素、刑部侍郎王明遠、刑部尚書趙參魯、戶部尚書張孟男、禮部侍郎葉向高、國子監祭酒郭明龍、翰林院編修楊荊岩、工部員外郎劉冠南與著名學者焦竑、李贄、李本固等。劉冠南幫助利瑪竇購買了中意的房子，作為新居和教堂。在教堂內展覽了準備向皇帝進貢的物品，以此來吸引南京的官員和名士參觀。乘此機會，利瑪竇向他們講授西洋學術，如天算、測繪地圖、地圓說等，介紹西洋風俗，解說天主教教義。又取出自造的「天球儀」、「地球儀」、「象限儀」、「紀限儀」給參觀者講解。當利瑪竇參觀南京觀象台時，發現那裡也有不少天文儀器，如「渾天象」、「玲瓏儀」、「仰儀」、「簡儀」等。他不但知道這些儀器的用法，而且指出它們有什麼缺點，使聽眾折服，張養墨等主動拜他為師，向他學習數學和天文知識。 南京刑部主事吳中明見到王泮刻印的《山海輿地全圖》後，認為圖上說明文字太少，於是商請利瑪竇加以修訂並另繪一幅較大的輿圖，增加說明文字，還親自寫了一篇序文，刻石印製發行全國各地，該圖甚至流傳到澳門和日本。貴州巡撫郭子章則把《山海輿地全圖》縮小，改以書籍裝幀，名為《古今郡國名類》。 在南京，利瑪竇不時宣講天主教教義，並接受了一批信徒入教，但他更關心的是教會在整個中國的發展。1600年4月間，利瑪竇與郭居靜、龐迪我、李心齋、瞿太素商量去北京進貢的事，請南京禮部給事中祝石林發給去北京的路票，龐迪我陪利瑪竇一同前往。祝石林又把利瑪竇介紹給押送馬船的劉太監，以便乘船北上。利瑪竇於5月18日由南京啟程。到山東濟寧時，得到漕運總督劉東星和李卓吾的熱情招待，劉、李二人又幫助他重寫進貢表章，又寫了幾封介紹信，使利瑪竇的船順利通行。到山東臨清時，遇上了皇帝派遣的稅使馬堂，劉太監為了及時趕到北京，擺脫馬堂的糾纏，便把利瑪竇之事告知馬堂，說這些人帶了許多新奇貴重的西洋物品，這當然是一種誘惑。馬堂到船上看了貢品，表示很滿意，答應立即上奏北京，實際上卻想設法攫為己有。由於臨清道鍾萬祿等當地官員的幫助，才未使馬堂的貪慾得逞。利瑪竇乘坐馬堂的船到了天津，等候聖旨。幾天之後，皇帝指令馬堂辦理進貢的事。此後又幾經周折，在天津等了半年，利瑪竇才獲准進京，於萬曆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1601年1月24日）到達北京。第二天便由太監將貢品送進宮內。這些貢品有：耶穌像、聖母像、聖經、十字架、大小時鐘、三稜鏡、洋琴、《世界現狀》、萬國圖、粗羊毛布、印度布、玻璃器皿、日晷、沙漏、犀角、銀幣等。 在北京，利瑪竇最初住在宮門附近，後又住欽天監，隨時候命進宮修理自鳴鐘及洋琴。後來因禮部干預，又搬到四夷館，行動頗受限制，難以留京久住。但由於神宗很喜歡自鳴鐘，且擔心利瑪竇離開北京後無人修理，故禮部侍郎朱國祚三次上疏要求遣送利瑪竇出京的奏摺，均未批覆。後又在吏部給事中曹於汴的幫助下，禮部准許利瑪竇搬出四夷館，租房居住。利瑪竇遷出後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上疏皇帝，請求批准他在北京或其他地方居住。不久，太監傳下皇帝口諭，允許他們住在京城裡。 定居北京後，利瑪竇結交了許多皇親國戚、高官顯宦，而在學術上交往較多的則有著名學者馮應京、李之藻和徐光啟等。定居北京六年，利瑪竇不敢建造天主教堂，避免引起疑忌。他只租用平房，開展傳教活動，並吸收信徒入教。萬曆三十三年（1605）八月間，才在順承門（今宣武門）附近購得一所大宅，修建禮拜堂，作為北京會所。從此，天主教在中國開始站住了腳，打開了局面。 1610年5月3日，利瑪竇一病不起，於5月11日病逝。神宗批准禮部奏請賜地，將利瑪竇安葬在北京阜城門外（今二里溝）的一處由寺院改建的墓園。 對中西文化交流的貢獻西方傳教士來華傳教的根本目的，不僅是傳播宗教，而且是為殖民者收集中國內地情報，為其侵略擴張政策服務。教士們的活動受到殖民者的操縱控制，其活動經費則由殖民者資助。利瑪竇也不例外。利瑪竇為了要達到在中國長久居留獲准傳教的目的，費盡了心機，從澳門到北京，他花了十八個年頭，走了一段艱苦的歷程。他從實踐中摸索出了一條打開中國大門的路子，歸納起來主要有下列手段：一是學習中國語言文字，掌握基本的交往工具。經過多年努力，利瑪竇不僅能說一口流利的漢語，而且能用中文撰寫文章和著作。 二是深入了解中國的民情風俗，並儘量按中國的風俗習慣活動。最初，利瑪竇以為和尚是中國人所崇拜的，所以他削髮為僧，披袈裟。結果和尚裝束不但不受人尊重，反而招來了麻煩。他及時吸取教訓，改成儒者裝扮，頭戴方巾，身穿儒服，自稱道人，行秀才禮。這一招符合中國國情，尤其適合士大夫的口味，受到中國人的尊重。 三是走上層路線，竭力拉攏和投靠上層統治者直至皇帝。他摸准了中國高級官僚的脾氣，「一旦發現外國貨質量更好，就喜歡外來的東西更甚於自己的東西」。①因此，每到一地，故意贈送或展覽陳列當時中國沒有或者比中國質量更好的西洋物品，打動那些貪財官吏及皇帝的心，從而在中國統治階級內部找到保護人，站穩腳跟。 四是利用傳播西方科學技術這個手段，籠絡中國知識階層。 當時中國一些較有遠見的知識分子，為了富國強兵，渴望學到先進的科學技術。他們認為，「苟利於國，遠近何論焉？」②在交往過程中，這些知識分子成了利瑪竇的好友、學生或信徒，成了利瑪竇在中國傳教的柱石。 當然，利瑪竇在傳教過程中，也產生了一種客觀效果，促成了中西科學文化的交流，他本人也為中西科學文化交流作出了以下幾個方面的貢獻：1.數學。最先從利瑪竇學數學的是瞿太素。在學習過程中，瞿太素或用中國古代算經上的術語，或用自己新創的算術術語，將學到的數學知識譯成通順流暢的漢文，交朋友傳閱。一年後，他譯完《幾何原本》第一冊，但沒有刊刻。萬曆三十四年（1606），利瑪竇在北京與徐光啟合譯《幾何原本》前六卷，至萬曆三十五年譯完刻印。這是利瑪竇首次把古希臘數學名著歐幾里得《幾何原本》較系統地介紹到中國來，《幾何原本》中那種嚴格的定義，完整的結構，前後一貫的演繹法，不依賴於數例的純幾何證明，作圖可行性的要求等等，都是中國傳統幾何學所沒有或者說相對缺少的。從具體內容上說，《幾何原本》也出現了許多對中國學者來說是新鮮的課題。比如三角形性質、兩個三角形的全等，角、平行線，與圓有關的性質，一般三角形的相似，黃金分割等等，都是中國傳統幾何學所沒有的。因此，《幾何原本》前六卷的翻譯，被當時中國人視為一樁大奇事，人們從未見過這樣論證嚴密的書。這次翻譯用的《幾何原本》底本是利瑪竇的老師克拉維斯的注釋本，是利氏學過的課本，由拉丁文譯成中文。①同年，兩人合編《測量法義》，全書設十五個題目，說明測量高、深、廣、遠的方法。 在北京與利瑪竇合作並聽他講授科學課程的學者還有李之藻。當利瑪竇給他講地球為圓形，有兩極，天則有十天，太陽和星辰都大於地球時，他非常相信。萬曆四十一年（1613），利瑪竇與李之藻合譯《同文算指》，介紹①何兆武、何高濟：《利瑪竇的〈中國札記〉》，載《中國史研究動態》1982年6期。②徐光啟：《辨學章疏》，《徐光啟集》卷九，中華書局1963年版。 ①王重民：《徐光啟》，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頁。 了西方的筆算法等，次年刊行。萬曆四十二年（1614），李之藻又刻印了《乾坤體義》，書中收有利瑪竇的著作，也有李之藻的著作。書分上、下兩冊，共三卷。 2.天文學。1584年前後，利瑪竇到肇慶不久，即展覽並製作各種天文儀器，如天球儀、日晷和地球儀等。其目的一方面吸引當地人參觀，一方面用禮品作為籠絡手段，分贈當地官員。這些儀器是用銅和鐵制的，對各層天作了說明，把地球表面的原來形狀表示出來。又在銅板上描出或雕刻各種日晷，分贈與教會友好的官員。還向當地士大夫講解基督教推算日曆的方法。1595年利瑪竇到南京後，除了繼續製造上述各種天文儀器外，還製造了象限儀、紀限儀，並給觀眾講解如何使用。 1601年利瑪竇到北京後，在天主教堂中陳列有千里鏡、地球儀、簡平儀等天文儀器。①又親自用漢文撰寫天文學著作或與李之藻合譯西方天文學著作，如《乾坤體義》、《經天該》等。李之藻從利瑪竇那裡學習了西方天文數學後，以克拉維斯《星盤》（Astrorabium）為基礎，編譯了一部介紹西方天文學知識的著作，名為《渾蓋通憲圖說》，二卷，萬曆三十五年（1607）刊行。 3.地理學。在地理學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利瑪竇帶來的一幅世界地圖。萬曆十一年（1583）當他在肇慶「仙花寺」內第一次展出時，便吸引了許多觀眾。這幅圖與已有的《華夷圖》、《天下總圖》完全不同，在此圖上，中國不僅未畫在世界的中央，而且除中國以外還有許多大國。這幅圖打開了中國人的眼界，使中國人第一次看到了整個世界的縮影。世界五大洲的知識也隨這幅圖傳入中國。在這幅圖上標有經緯度，畫了東西兩半球。陸地、海洋、南北極、赤道都畫得比較清楚。文字說明在地圖邊緣，對各地的自然環境、物產以及社會風俗都有介紹。肇慶知府王泮看了這幅地圖後，要利瑪竇把這幅圖上的外文譯成中文，把中國移到圖版正中，在肇慶刻印。利瑪竇按王泮的要求把輿圖放大，重標經緯，圖名改為《山海輿地全圖》，又增添了一些適合中國人的注釋。這是第一張用中文印刷的世界地圖。當王泮收到此圖時，嘆為古今奇觀，立即贈送遠近朋友。這幅圖以後不斷刻印，從萬曆十二年（1584）到萬曆三十六年（1608），刻印或摹繪達12次之多，流傳頗廣。圖名除《山海輿地全圖》外，還有《山海輿地圖》、《輿地全圖》、《萬國圖志》、《坤輿萬國全圖》、《兩儀玄覽圖》等。利瑪竇的世界地圖傳進中國後，給中國增添了一些新的地理知識，如大地球形說、地圖投影、地球上五帶的劃分、地球上海陸分布、世界各地的名山大川以及國名和地名。此外，利瑪竇還在南京、南昌、北京自制地球儀，分送達官貴人和朋友。如蕭大亨、馮琦、陸萬垓等均得到利氏贈送的地球儀。他的學生如瞿太素等也學會了製造地球儀。 4.其他物品的傳入。根據記載，利瑪竇送給中國皇帝的物品有油畫（耶穌像、聖母像）、自鳴鐘、《聖經》、珍珠鑲嵌十字架、《萬國圖志》、洋琴等①。此外送給其他官員或放在天主教堂展覽的物品有：西洋紙②，西洋畫③，①（明）鄭仲夔：《耳新》卷八；劉侗、於奕正：《帝京景物略》卷四；尤侗：《外國竹枝詞》。①《正教奉褒》第4—5頁，《明史歐洲四國傳注釋》引。 ②王肯堂：《郁岡齋筆塵》第四冊。 ③顧起元：《客座贅語》。 地球儀，三稜鏡，千里鏡④，簡平儀等。關於油畫，劉侗說「中國畫繪事所不及」①。這是西洋油畫傳入中國的先聲。關於自鳴鐘，明末李紹文《雲間雜識》卷二說是「以銅為之」，「高廣不過寸許」，小巧玲瓏。中國當時即有人仿製，但「大於斗」，不如西洋造的小巧。 此外，利瑪竇向歐洲介紹中國的科技文化。利瑪竇在中國居住了二十八年，寫了十六種譯著，其中流傳最廣、史料價值最大的是《中國札記》，此書在他逝世前幾年用義大利文寫成，共二十五萬字②。利瑪竇死後，此書手稿由法國耶穌會士金尼閣（Nico-lasTrigault）於1614年帶回羅馬。在旅途中，金尼閣將手稿譯成拉丁文，加以潤色並增加一些內容。1615年在德國首次出版拉丁文本，書名為《耶穌會士利瑪竇神甫的基督教遠征史，會務記錄》，五卷。以後，世界各國又有多種文字的譯本。1983年中華書局根據美國1953年的英譯本出版中譯本。在這本書中，利瑪竇記載了他在中國的見聞，從政治、經濟、科學文化到民情風俗，都有較詳細的記錄。他證明了契丹和中國是同一個國家，介紹了中國豐富的物產，說茶這種飲料「是要品啜而不要大飲的，並且總是趁熱喝。它的味道不很好，略帶苦澀，但經常飲用卻被認為是有益健康的。」又介紹了中國的漆，說塗上漆後，木器「光澤如鏡，華采奪目，並且摸上去非常光滑」。他是最早把中國茶葉和漆介紹到歐洲的人。利瑪竇《中國札記》是一部研究中國明代歷史和中外科技文化交流史的珍貴文獻。他還把「四書」介紹到歐洲。自萬曆十九年（1591）開始，他花了四年時間，把「四書」譯成拉丁文寄回義大利。他讚譽中國的天文學、數學和機械工藝的進步與發達。他還通過自己實地測量並參考中國歷史地理資料，繪製了第一幅標有經緯度的中國地圖寄回歐洲。利瑪竇在中西科學文化交流中起了橋樑作用，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④鄭仲夔：《耳新》卷八。 ①劉侗、於奕正：《帝京景物略》卷四，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53頁。②謝方：《利瑪竇及其〈中國札記〉》，載《文史知識》1984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