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 · 第二十章 北宋與外族
一、北宋的外患
（一）宋的國策及其影響
宋自太祖代周，定都開封（今河南開封市），下傳八帝至欽宗，于靖康二年（1127）為金人俘虜北去。同年，高宗即位於南京（今河南商丘縣），改元建炎。其後，又徙都於臨安（今浙江杭州市）。高宗下傳九帝至帝昺，於祥興二年（1279）為元人所逼，蹈海而死，宋也跟著滅亡。後世史家，把宋的歷史分成兩個時期：從太祖建隆元年（960）到欽宗靖康元年（1126），稱北宋，凡一百六十七年；從高宗建炎元年（1127）到帝昺祥興二年（1279），稱南宋，凡一百五十三年；合計三百二十年。
宋朝雖然大致統一了中國的本部，結束了五代十國七十餘年的分裂割據之局，卻從來沒有強盛過。它受著若干外族的侵略，歷盡迫害屈辱，最後更亡於外族。這固然由於歷史給予它的負擔過分沉重，諸如契丹人的熾盛，十六州的喪失等；但主要還在宋人的無法振作，這又與宋的國策有極密切的關係。因此在談到宋的外患之前，必須先說明宋的國策和它的影響。
宋的國策，簡言之是「強幹弱枝」。其基本原則，約有二端：一是中央集權，使中央的各項權力如軍、政、財、法等權都超越地方。二是提倡文人政治，嚴禁武人干政，其目的在痛糾唐末五代武人亂國的弊病。周世宗是這個政策的草創者，宋太祖則把它推行得更為徹底。從太祖起，這個政策一直是宋的國策，為宋室所謹慎遵行，直到滅亡而後已。至於太祖為厲行國策所做的重要工作，則是整頓禁軍和削弱藩鎮。
禁軍是太祖攫取皇位的工具，深怕其他將領也加以利用，因此他即位後的第一件事，便是整頓禁軍。他首先排除禁軍中異己的重要將領李重進等，並撤銷「殿前都點檢」一類的要職，改以其弟匡義（後改名光義）為殿前都虞侯，統領禁軍。但當時他的故人石守信、王審琦、高懷德等人，都分典禁兵，在禁軍中頗有潛勢力。建隆二年（961）七月，太祖於酒宴間婉勸他們辭職，諸人從命，均改授節度使。至此禁軍中的可慮分子，完全肅清。其後太祖更積極整飭禁軍軍紀，嚴懲其中的不法之徒，禁止組結義社。並大加簡校，淘汰冗弱；招集全國各地的精兵，以為補充。此外更定禁兵分番戍守郡縣，以防士卒驕惰。禁軍自經這番整頓後，成為一支精強而可靠的隊伍，不再是野心軍人倡亂的資本。
與整頓禁軍並行的，是削奪藩鎮的權力。太祖最初的辦法，是凡遇節度使來朝，即把他遷移別處，使其脫離原有的地盤憑藉。五代時，藩鎮處理軍務的文官，多以武人充任，至此也改用文人。稅收方面，則由中央派官至鎮，分主其事，以杜過去重斂人民的弊端。此外對藩鎮軍人的濫用刑罰，也力加糾正。到禁軍徹底整頓後，對藩鎮的管制，益趨積極。五代時，節度使多枉法殺人，中央置而不問，刑部幾乎無事可辦。建隆三年（962），太祖命諸州對死刑案件，行刑之前，必須將案由奏聞中央，交刑部詳覆。財賦方面，太祖於乾德二年（964），命諸州所收的賦稅，除供給本州的用度外，其餘錢帛，均須輦送京師。吏治方面，太祖嚴禁諸州首長以私人典掌要職，每州並置通判，以監察州政，而舊有節度使出缺時，更漸以文人代之。於是各項大權，悉歸中央。開寶二年（969），宋室把若干五代殘餘的藩鎮，加以撤銷，「強幹弱枝」的國策，至此完全實現。［參看蔣復璁《宋代一個國策的檢討》（載《大陸雜誌》九卷七期）］
太祖的這套辦法，在當時的確不失為救時良藥，它把五代的擾攘之局，一變而為太平之世，自有其不可抹煞的價值。但太祖以後的皇帝們，只知墨守成法，不能因時制宜，因此末流所及，生出許多弊端。太祖雖以加強禁軍為「強幹」的要務，但當時藩鎮的武力猶強，節度使大多數仍為武人，地方的武力雖不足與中央抗衡，但保境禦敵，尚不必全賴禁軍。到太宗即位，繼續削弱藩鎮，太祖時所建的藩鎮，大都於太宗初年撤銷。太宗並下詔規定節度使所轄的土地，只限一州，余土均直隸中央。從此中央益強，地方益弱，漸至失去平衡。其後太宗以禁軍伐遼，兩度失敗，全國遂無可用之兵，乃至國勢驟弱，外患益深，最後不得不屈膝求和。太宗以後諸帝，仍然堅守這個政策，一味擴充禁軍，但只著重數目的增加，而不重素質的改進，漸至中央與地方並弱。神宗雖然變法，但已積習難改，徒自造成政治上的黨爭，而國事益不可為。
「強幹弱枝」的國策造成的另一病象是重文輕武，這病象自太宗時起日益顯著。由於宋室信用文人，科舉為世所重，成為士人競趨的對象；相反的，軍人遭受卑視，其素質及社會地位，也因而日益低落。宋代的兵多而弱，與此大有關係。此外宋室對統兵將帥的猜防，也始終不懈，對於具有勇略的將領，疑忌尤深。所信用者大都才調平庸，不足制敵。而統兵大員，也多用文官，以沒有戰陣經驗的文人主持軍事，自然敗事者居多。北宋以文人統兵的，最著名的要推韓琦、范仲淹，但韓、范主持對西夏用兵，事實上並無功效。有時宋室更用近臣及宦官領兵作戰，結果自然更糟。
總之，「強幹弱枝」的國策，對宋初的國情是適合的，但因宋室墨守舊規，一成不變，漸至發生重內輕外、重文輕武的流弊，終致無法應付強鄰環伺的局面，造成偏安亡國的悲劇。
（二）宋遼的戰和
宋太祖時，因致力內部的統一工作，對遼採取守勢，聽任遼人與中國自由貿易，遼人之來華者，也甚受優待。當時遼穆宗在位，他為人荒亂嗜殺，政治不修。開寶二年（969），穆宗為近侍所殺。景宗（名賢，世宗次子，969～982）繼位，國力一時尚難恢復，因此頗能與宋相安。七年（974），遼要求與宋修好，太祖許之。次年，雙方互遣使節，但太祖對燕雲失地，並未忘懷。這塊土地對宋的國防，具有無可比擬的重要性，它的喪失，使宋的東北國防線，露出一個大的漏洞。敵人可以隨時自這個漏洞，沖入宋的內地，直接威脅宋的首都。太祖曾致力於積貯財帛，以為來日收復失地之用。不過終太祖之世，宋遼並無大規模的衝突，直到太宗時，雙方才展開大戰。
太宗於太平興國四年（979）正月，親征北漢，遼遣師援之，為宋所敗，兩國之好遂絕。五月宋滅北漢。太宗欲乘勝恢復燕雲，乃於北漢滅亡後，立即率軍伐遼。宋出師後，連下東易州（約在今河北徐水、定興二縣界內）及涿州（今河北涿州市），直至幽州（今北京大興區）城下，圍攻踰旬。遼以大將耶律休哥赴接，大敗宋師於高粱河（今北京西直門外），太宗乘驢車逃遁，為流矢所中，僅以身免。十八年後，太宗便因箭創發作而死。
宋遼第一次幽州之戰作戰經過示意圖。宋太平興國四年（979），北宋滅北漢後，宋遼直接對峙。滅北漢時，宋軍數十萬屯兵太原，宋太宗決定乘勝收復燕雲十六州，主攻重鎮幽州，企圖一下幽州，其餘各州震動，然後再行全部收復。趙光義親率大軍於五月越太行山東進，六月進占金台，遼岐溝關、涿州守將投降。六月二十一日宋軍進抵幽州城南，一部北進到得勝口，初戰殲敵千餘，但遭遼軍襲後背，宋軍失利南轍。六月二十五日，宋軍四面圍攻幽州城。七月初，遼軍兩路進援，第一路援軍與宋軍在高粱河激戰，遼軍失利；第二路援軍繼至，城內遼軍亦出城列陣，宋軍不能支持，軍潰南還，遼軍追至涿州，不能及，返回。宋遼第一次幽州之戰以宋的失敗告終。此役，宋軍出兵方向單一，未能出兵幽州北面配合牽制遼軍；二對幽州堅城估計不足，未能控制一部預備兵力，沒有完備的打援準備，只顧全力攻城，終遭遼軍拊擊，全軍潰敗。
高粱河之役後，宋遼在邊境上的衝突，仍不止息，但雙方都無多大進展。雍熙三年（986），太宗再度伐遼。這時遼景宗已死，聖宗（名隆緒，景宗長子，983～1031）幼弱，宋因而伐之。宋師分三路挺進，東路曹彬、米信出雄州（今河北雄縣），中路田重進出飛狐（今河北淶源縣），西路潘美、楊業出雁門（今山西代縣）。最初三路均獲克捷，得地甚多，計東路克新城（今河北徐水縣西南）、固安（今河北固安縣）、涿州，中路克飛狐、蔚州（今河北蔚縣），西路克寰（今山西朔州市東）、朔（今山西朔州市）、雲（今山西大同市）、應（今山西應縣）四州。繼而東路自涿州直搗幽州，又為耶律休哥大敗於岐溝關（今河北易縣拒馬河北）。東路既敗，中西兩路也被迫退師，所得之地，復陷於遼。而宋的名將楊業，也於此役陣亡。宋的國勢大挫，從此無力再作大規模的北伐。
遼宋第二次幽州之戰作戰經過示意圖。雍煕三年（986）正月，宋趁遼幼主在位，蕭後執政，大起三路攻遼：東路曹彬、米信率主力趨涿州、新城；中路田重進自定州北上趨飛狐口；西路潘美自雁門趨雲州。宋意圖西路取雲、應諸州，主力向幽州佯動，趁遼重兵備御，中、西路軍全力發動，東進會師，再迂迴至幽州之北，合攻幽州。遼方面，出一部西線牽制，主力尋宋軍決戰。部署如下：耶律休哥南下阻擊東路曹彬；耶律斜軫一部出幽州西進援山後，阻擊中、西路宋軍；耶律勤德守備平州海岸，備宋水師。
宋三路初均順利：中路自定州沿滱水（今河北唐河）北上，連克飛狐口、靈丘、蔚州；西路先在寰州破遼軍，迫降朔州、應州守將，四月克雲州；東路主力一部由米信率領，自雄州渡巨馬河，破遼軍於新城，一部曹彬率領，克固安、涿州。遼耶律休哥採取守勢，消耗宋軍，同時派兵至宋後方，斷其糧道。曹彬軍屯涿州十多天後，糧盡南轍，退回雄州，補充後，見西、中兩路順利，又北渡巨馬河，向涿州進攻。到達後，聞蕭後大軍南進，害怕被遼鉗擊，向西南撤退，耶律休哥縱軍追擊。五月初大敗宋軍於岐溝關，再敗宋軍夜涉巨馬河之時，宋殘部退回高陽。遼軍騰出兵力長驅西進，轉攻宋西路軍，收復被宋占領的諸州，全殲宋楊業一部。宋中路田重進部順利返回。
此役宋軍失利，原因有多個方面：戰爭在遼境內進行，宋以客犯主，且幽州又為遼土田豐饒、人口稠密地區，遼軍既有堅城可資固守，又有地利可依，宋未能盡絕遼增援道路，導致遭敵夾擊；宋主出於對武將的猜忌，未能盡予兵權，致使面對強敵，突將無前；東路主力初則輕敵冒進，退則舉止失措，各路亦未能協同；宋軍缺乏在大平原上和遼騎兵對決時的裝備、訓練與經驗，雖有打援預備，但未能阻止敵騎兵突擊。終導致第二次幽州決戰失利。此後至宋滅亡，再未有北伐之師，終未能收復燕雲十六州。
五代宋期，遼因穆宗失政，國勢稍弱。因此，周世宗得以克復三州，宋也得以整頓內部，致力於統一大業。及景帝立，留心庶政，任用賢臣，國運又趨隆盛。而宋因多年修養，勢亦不弱，兩強相遇，遂有高粱河的決戰，結果宋敗。太平興國七年（982），遼景宗死，聖宗繼位，時年十二，由帝母蕭太后主政。蕭太后頗有才識，內則選賢任能，修明法度，外則委任耶律休哥，主持南面軍事，專意對宋。她又於漢地施行科舉，簡拔人才，並勸課農桑，表揚孝友；以推行漢化為手段，博取漢人的擁戴。其後岐溝關再敗宋師，其勢至於全盛。而宋則一蹶不振，主和之議漸盛，終致對遼訂下屈辱的條約。
岐溝之役後，遼採取報復手段，時常遣兵寇宋，河北河東之地，屢被其禍，宋曾兩次向遼乞和，均為所拒。至道三年（997），太宗死，子恆即位，是為真宗。真宗即位之初，主和之論益盛，真宗曾命疆臣為遼試探和議，未得要領。景德元年（1004），遼聖宗奉蕭太后大舉入侵，自瀛州（今河北河間市）南下，直抵澶淵（今河南濮陽市西南）。澶淵距開封僅三百里，因此朝野震動，紛議遷都，真宗為人怯懦，不能自決。當時惟宰相寇準、畢士安主張親征，真宗採納他們的建議，渡河至澶州（今河南濮陽市），宋師士氣大振。其實真宗並無作戰的決心，仍隨時相機求和。既而遼大將撻覽，以輕騎略地，中伏而死，遼人氣亦稍奪。蕭太后乃聽宋降將王繼忠的勸告，與宋言和。繼忠為真宗在藩邸時的親信，於咸平六年（1003）為遼所俘，甚為蕭太后所器重。他一心想使宋遼和好，因而力主罷兵。宋方則由畢士安（也是真宗藩邸舊人）主持一切，並派曹利用赴遼帳議和。結果宋許歲遺遼絹二十萬匹，銀十萬兩，遼主呼真宗為兄，其議始定，這就是所謂的「澶淵之盟」。寇準初即反對和議，繼則主張提出有利的條件，均未為真宗採納，事實上，他並不是這次盟約的主持人。這次和議，宋的損失雖不算大，卻是有宋以來空前未有的對外屈辱。［參看蔣復璁《宋真宗與澶淵之盟》（載《大陸雜誌》二十二卷八、九、十期）］
澶淵之盟後，宋遼雙方保持和平達一百一十七年（1005～1211）。遼於訂盟後，大舉華化，內政進步甚遠。而真宗聽信讒言，罷斥寇準，對此次結盟，亦深感恥辱。但他的雪恥方法，只是自製符瑞，表示天命所歸，用以博取遼人的恭敬。大中祥符元年（1008），有「天書」下降，書中略謂真宗至大至孝，能承祖先之業。同年，真宗到泰山行封禪禮，往返四十七日，費錢八百三十萬緡。封禪後，又建玉清照應宮以安置天書，日役數萬人，歷時七年始成。這種自欺欺人的舉動，結果並未博得遼人的尊重，卻把太祖太宗兩朝的積蓄，耗費淨盡。
宋遼的和平時期，雖然維持甚久，其間也曾發生兩次小的糾紛，每次糾紛的結果，總是宋方吃虧，不過還沒有兵戎相見。第一次糾紛在仁宗（真宗子，名禎）時。仁宗於乾興元年（1022）繼真宗而立，他在位期間，西北的夏興起，連年寇邊。這時遼興宗（聖宗子，1032～1055）在位，國內承平，因而時思南侵，希望奪回為周世宗所取去的瓦橋關以南之地。慶曆二年（1042），遼遣使索地。宋以新敗於夏，北邊武備又廢弛已久，勢難用兵，因此舉朝惶恐。宋遣富弼赴遼答聘，弼見興宗後，力言敗盟的非計，結果宋增歲幣銀十萬兩，絹十萬匹，盟約才得維持。
至神宗時，糾紛又起。煕寧七年（1074），遼道宗（興宗子，1056～1101）遣使至宋，謂宋河東路沿邊，增修戍壘，侵入蔚、應、朔三州界，請求重新劃界。宋遣官會勘三州地界，議久不決。次年，遼又遣使催促，宋室讓步，疆界始定。沿蔚、應、朔三州邊境，東西數百裡間，界限不明處，宋地均有損失。此後雙方又保持了二十年的和平，直到徽宗宣和四年（1122），始再度掀起戰爭。
（三）西夏的興起
夏是党項人所建的國家，因位於宋的西北，故通稱西夏。西夏王室的遠祖為拓跋赤辭，據黃河上源之地。唐貞觀初，赤辭率部歸唐，太宗賜姓李氏，從此職貢不絕。高宗時，因受吐蕃侵逼，請求內徙，唐居之北邊。其後裔有居夏州（今陝西橫山縣西）者，號平夏部。唐末，平夏部酋拓跋思恭以討黃巢有功，授定難節度使，鎮夏州，所轄地區，有銀、夏、宥、靜、綏五州，約當今陝西省北部（延水以北）及內蒙古南部（今內蒙古鄂爾多斯烏審旗一帶）。唐並賜思恭姓李氏，封夏國公。其後思恭子孫皆以李為姓，世有其地，歷五代直至宋初，均受中國羈縻。太宗太平興國五年（980），其國主李繼捧立，因與宗族不協，無法撫輯，乃於七年（982）入朝，留居京師，並獻五州之地。李氏族人不願，繼捧族弟繼遷，率其族人竄至地斤澤（今伊金霍洛旗西南），屢次寇擾銀夏，宋師討之不克。雍熙三年（986），繼遷降遼，遼封之為夏國王，並妻以宗女。其後數年，繼遷挾遼人之勢，時為宋患。宋於是復以繼捧為定難軍節度使，委以舊地，以招繼遷。並賜繼捧姓趙，更名保忠。
其後繼遷詐降於宋，宋以之為銀州（今陝西米脂縣西北）觀察使，並賜姓名曰趙保吉。不久繼遷復叛，繼捧為其所誘，亦有叛意，但為宋師所擒。至道二年（996），宋遣李繼隆等大舉討繼遷，繼遷敗遁。次年，太宗死，真宗繼位，繼遷上表求銀夏故地，願為宋備邊；宋復授繼遷為定難節度使，但繼遷寇掠如故。咸平五年（1002），繼遷攻陷靈州（今寧夏靈武市）。次年，攻西番（即吐蕃），取西涼府（今甘肅武威市）。同年，繼遷為西番所敗，中流矢而死。其子德明繼立，於景德三年（1006）奉表歸順，宋封之為西平王。但德明仍與遼交通，受遼封為大夏國王。德明在位三十年（1003～1032），一意休息，事宋頗謹，以是宋西陲暫安。至其末年，因國力已足，乃西向發展。當時河西地區，大部為回鶻人所據，仁宗天聖六年（1028），德明子元昊擊敗回鶻，取甘州（今甘肅張掖市），於是西夏益強。
明道元年（1032），德明死，子元昊繼立。元昊雄毅多略，曾勸德明勿臣事宋，德明不許。到他嗣立，乃大肆拓土。他西擊回鶻，盡取河西之地，東則掩有河套地區的大部。其境域東據黃河，西至玉門關，南臨蕭關（今寧夏固原市東南），北至沙漠，約有今寧夏的全部，甘肅、內蒙古二省的大部和陝西、青海二省的一小部。元昊深慕漢化，他即位後，模仿中國制度，改革政府的組織。命官則蕃漢並用，曾有不少漢族士人，因在國內不得意而投效於他。他命人創製夏國文字，並以夏文翻譯漢文及佛教經典。寶元元年（1038），元昊稱帝，國號大夏，定都於興慶府（今寧夏銀川市）。此後，他竭全力以侵宋，終於發生大規模的戰爭。
西夏武士，彩繪木板畫，甘肅武威市西郊林場出土。
元昊稱帝後，宋命夏竦、范雍經略西夏，並削除元昊的賜姓及官爵。康定元年（1040），元昊攻延州（今陝西延安市寶塔區），大敗宋軍，宋改派韓琦、范仲淹等主持對夏軍事。最初二人戰略不同，韓主張深入直搗，速戰速決，范則主張營田屯兵，作持久戰。慶曆元年（1041），韓琦遣大將任福討元昊，至好水川（今名甜水河，在寧夏隆德縣東），陷入夏人包圍，全軍盡沒，宋軍死者萬餘人。此役之後，西夏氣焰大盛，剽掠不已。韓范乃同心協力，專意拒守，邊防始漸鞏固。元昊雖屢勝宋師，但國土貧瘠，人財俱乏，也不堪久戰，又貪宋的歲賜，因此於三年（1043）向宋乞和，宋許之。次年，元昊上表稱臣，宋封其為夏國王，並歲賜夏銀七萬二千兩，絹十五萬三千匹，茶三萬斤。［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五二「慶曆四年十月」］此後西夏雖名義上為宋的臣屬，事實上仍是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而宋於戰爭期間，大肆擴軍，禁軍從四十餘萬增至八十餘萬，兵費與戰費，把宋室弄得府庫空竭，造成財政上的嚴重危機。
宋、遼、西夏疆域圖
西夏自李繼遷降遼後，累世受遼冊封，歲時貢獻，臣事甚謹，夏的猖獗，與遼的支持大有關係。德明時，遼興宗以公主下嫁元昊，及元昊嗣位，對遼漸不聽命，待遼公主亦甚薄，因此積成嫌隙，漸至決裂。慶曆四年（1044），遼興宗親征元昊，深入夏境，夏人堅壁清野，大敗遼軍。八年（1048），元昊為太子寧令哥所弒，宋復封元昊幼子諒祚為夏國王。皇祐元年（1049），遼興宗又自將伐夏，仍無法獲得決定性的勝利。次年，遼夏講和，夏仍向遼稱臣。
諒祚雖受宋冊封，仍侵擾宋境，但甚少收穫。治平四年（1067），諒祚死，子秉常立，又復寇宋，亦無大功。當時神宗初立，頗思伐夏，因此加意儲積，待機大舉。元豐四年（1081），宋遣大軍五路攻夏，夏人仍采堅壁清野的戰略，宋軍雖深入，終於無功而還。次年，宋又以徐禧築永樂城（今陝西米脂縣西），以困夏人。夏人來攻，數日城陷，徐禧敗死。此役凡死將校數百人，士卒役夫二十餘萬，西邊軍備，損失殆盡，從此宋人無力再對夏用兵。
哲宗元祐元年（1086），秉常死，子乾順立。夏仍以遼為援，屢寇宋邊。徽宗政和五年（1115），宋遣劉法、劉仲武等大舉伐夏，為夏所敗。其後數年，宋夏連兵不解，互有勝負。及至宋室南渡，宋夏之間，因有金人的阻隔，從此不再有和戰的關係。
二、宋室的圖強
（一）變法的醞釀
宋代對外的戰爭，屢次失敗，至於納幣餌敵，勉強維持一個暫安的局面。而其內部的經濟危機，也日深一日，政府終年鬧窮，漸至無法支持。這種危機的造成，並非由於皇室的窮奢極欲，最主要的原因，是財政的入不敷出。政府最龐大的支出，約有三項，即歲幣、軍費和官俸，尤以後兩項浪費最大。換句話說，冗兵和冗吏，造成宋室財政上的嚴重危機；而冗兵和冗吏的產生，又與宋室「強幹弱枝」的國策，有著密切的關係。
冗兵的情形，是兵的數目愈來愈多，而素質愈來愈差。太祖末年，全國有兵不過三十七萬，到仁宗時，全國兵數增至一百二十五萬，其中禁兵占八十二萬。英宗時，兵數略減，但仍有一百一十六萬，其中禁兵占六十六萬。從太祖到仁英時代的百年間，兵額竟增加三倍以上。［見《宋史》卷一八七《兵志》「禁軍上」］軍隊的來源，絕大部分來自召募，其分子多半是無業游民和負罪的亡命者，每遇荒年，朝廷更以招兵為救荒的手段。以這類分子組成的軍隊，又不勤加簡校，其素質的低劣，自可想見。宋代軍隊之多，固然由於外患，而宋室為推行國策，一意擴充禁軍，也是主要原因之一。據宋人的統計，英宗時的軍費，約占中央政府全部歲入的六分之五。
冗官由於宋室的重文輕武而造成。宋代科舉，以進士科為主，及第者立即任官，待遇遠較唐代為優，錄取名額也遠較唐代為多。唐代進士科歲取不過數十人，宋代雖為三年一試，但錄取多至數百人，其高第者，多仕至公輔。至於官吏的俸祿，宋初甚薄，真宗以後，逐漸增添，漸至異常優厚，此外更時有額外的恩賞。又有所謂恩蔭，某人任大官，其子孫甚至異姓親屬及門客，均可獲得官祿，因此官吏愈來愈多。真宗時，全國的官不過一萬餘員。到英宗，增至二萬四千員；宗室吏員，也有一萬五千人。官吏的俸祿既厚，員額又多，自然造成財政上的沉重負擔。宋室外困於敵國，內困於兵財，逼得它不得不尋求解決之道。
宋室的大舉變法，在神宗時，新法的主持者是當時的宰相王安石。但在神宗以前，尚有一段醞釀時期。至遲在仁宗慶曆時，就有人主張革新政治，但因士大夫積習已深，群起反對，轉眼便煙消雲散。到神宗時，由於神宗本人的決心，加上王安石的學識魄力，才展開大規模的改革。這裡先說慶曆變政的經過。
慶曆變政的發動者，是當時的大臣范仲淹。仲淹，蘇州吳縣（今江蘇蘇州市）人，少孤貧，讀書於僧寺，每以天下為己任。他於真宗時舉進士，仁宗初，任大理寺丞，即曾上書倡言改革，但未為朝廷所採納。其後西夏叛亂，宋派他主持軍事。慶曆三年（1043），夏事稍緩。八月，他受任為參知政事（副相），與韓琦、富弼共同執政。仁宗屢次催促他們條陳革新政治的意見，仲淹因此提出十項改革原則，那就是有名的「十事疏」。他所說的十事，歸納起來，可分三項：一是澄清吏治，包括五事，即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二是強兵富民，包括三事，即厚農桑，修戎備，減徭役。三是厲行法治，包括二事，即覃恩信，重命令。他認為欲求攘外，必先安內，安內的辦法，必須從澄清吏治下手。
宋代的吏治，有兩項極不合理的制度，即磨勘與任蔭。磨勘是一種官吏升遷的辦法，規定文資三年一遷，武資五年一遷，不限內外，不問勞逸，均可循資晉級。這種辦法的最大弊端，是賢與不肖並進，甚至賢者被排擠以去，不肖者坐至高官。至於任蔭制度之濫，已在前面說過。仲淹所說的明黜陟，抑僥倖，便是指這兩種制度而言。因此他主張嚴訂考績之法，無功不擢；各項恩蔭，也主張大加減損。精貢舉，主張於各地廣興學校，作育士人；應試者不僅須藝業及格，並須稽考其平日行誼；試進士者以試策論為主，其次始試詩賦。擇官長，主張先後遴選各路的按察使入手，再以按察使甄別各路的官吏。均公田，主張對政府頒給州縣的職田，平均分配，使地方官無論大小，均得以厚祿而盡職。厚農桑，主張由政府幫助農民興利除害，如開河渠，築堤堰等。修戎備，主張恢復府兵制，先於近畿實施，然後漸及於諸路。減徭役，主張省並戶口稀少的縣邑，以減省其地人民的徭役。
仁宗對仲淹的建議，甚表採納，卻引起士大夫的絕大反感。自宋興到仁宗的百年間，士大夫受政府種種優待，變成特權階級，大家都安於現狀，以保持其既得權位。仲淹的革新計劃，等於完全剝奪他們的特權，自然群起反對，因此仲淹在怨謗叢集的情勢下，倉皇求去。他於慶曆三年（1043）八月任參知政事，次年六月，即被迫離職，出巡西北邊。五年（1045）初，罷參知政事，實際在職尚不到一年。他的改革方案，在他的任內所略能實行的，只有改善科舉、選擇官吏等一二項。其餘或甫有端緒，或未及經辦，即告擱置。到他罷職後，連他在任時所實現的，也一起恢復原狀。他曾有兩句傳誦至今的名言：「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從這兩句話，可以看出他的抱負，可惜當時與他具有同樣抱負的人太少了。他的不能盡用其才，固然是他個人的不幸，也是宋室的不幸。
（二）王安石變法
仁宗死於嘉祐八年（1063），侄曙繼位，是為英宗。仁宗在位四十一年，英宗在位四年，在這四十五年間，宋帝國表面像是治世，其實內部的危機日深，財政的拮据，使中央政府簡直無法支持。雖然仁宗英宗都不失為賢君，但因理財無力，又無大刀闊斧的改革魄力，乃至「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強」。到神宗時，宋的政治已至非變不可的地步。神宗的個性，遠較仁宗為強毅，因此他能獨排眾議，任用王安石，對政治作全盤的改革。
宋神宗，佚名繪。
神宗名頊，英宗子，於治平四年（1067）繼位。他在藩邸時，已對當時種種政治積弊，深感不滿。他對王安石心儀已久，因此即位後便重用安石，商討變法。安石，撫州臨川（今江西撫州臨川區）人。仁宗時，舉進士上第，曾知鄞縣（今浙江寧波市），屢遷至度支判官。他不獨以詩文名世，德行政事也莫不為當時人所推服。他除了讀書論政外，對一切嗜欲都非常淡薄，他曾上萬言書於仁宗，痛陳時政之弊，但未被採納。英宗時，安石屢辭美官不拜，行誼高於一世。神宗即位後不久，便以安石知江寧府（今江蘇南京江寧區），既而召為翰林學士。他與神宗論及政治，以變風俗、立法度為當時的急務，神宗深為契許。熙寧二年（1069），神宗以安石參知政事，進行變法。次年，升任平章政事。他既居相位，推行新法益力，前後五年間，新法次第成立。新法的要點，可分三項：一是開闢財源，二是實行國民軍事訓練，三是推廣教育。其理想則是造成一個公私俱贍，兵農合一，教育普及的社會。至於新法的重要項目，大致如下：
財政方面：（一）設置「制置三司條例司」，制定全國一年用度的預算，頒布施行，以節省開支。（二）遣使考察全國的農田、水利和賦稅，另訂管理辦法，以盡地利而增稅收。（三）青苗法：把諸路救濟貧民用的常平、廣惠等倉的積穀，變錢借給貧困農民，秋收加息二分收回，以免其受豪富的盤剝。因於每年禾苗方青時施行，故號「青苗錢」。（四）免役法：以貧富為標準，分百姓為五等，按等輸「免役錢」。本來沒有差役的「單丁」、「女戶」、「官戶」等人家，則出「助役錢」。政府即以此錢募役，不再簽差，使百姓免去徭役的痛苦。（五）均輸法：舊制各路上供之物，均有定數，年豐不能超過，年歉不敢減少。至此政府以錢交發運使，令其在江浙荊淮地區，調查當地出產，對中央所需要的物品，便宜蓄買。上供之物，不是中央所需用的，發運使可用之經營商業，轉運有無，以抑制商賈，救濟生產者及消費者。（六）市易法：設置「市易務」於京師，凡貨物可買而滯銷的，由政府平價收購，或易以官物。其後諸州皆設市易務。又聽任人民以田地或金帛為抵押，向縣官貸款，取息十分之二。（七）方田均稅法：令縣官於每年九月遣吏丈量田地，按土質的高下而定賦稅，以革除豪強隱稅的積弊，平均百姓的負擔。
王安石，佚名繪。
軍政方面：（一）整頓軍隊，禁軍之不勝任者，降為廂軍（地方軍）；不任廂軍的，則取消兵籍。（二）保甲法：為逐漸實行徵兵制而設。以十家為保，公選一人為保長；五十家為大保，有大保長；十大保為一都保，有都保正及都保副，也都是公推的。百姓家有二丁的，以其一為保丁，每日練武習戰，兼備盜賊。自熙寧二年（1069）起，八年之間，得民兵七百餘萬。（三）保馬法：命人民畜養官馬，政府以馬一匹或二匹交百姓飼養，或給錢令其自行買馬，用以逐盜驅寇。每年由政府派人閱視一次，死病者均須由人民補償。（四）改良武器，置軍器監於各地，設官領之，以製造武器，供其附近數州之用；並募良工為匠，務求精利。
教育方面：（一）更貢舉法：宋代科舉有進士、明經兩科，至此發明經科，進士科免試詩賦，專試經義策論，以通經有文采者為合格。並頒安石所著的《三經新義》（「三經」指《詩》、《書》、《周禮》）於學官，以為經義考試的標準。又設明法科，試律令及刑統大義，以待不能業進士者。（二）太學三舍法：神宗以前，太學生僅三百人，有名無實，至此立三舍法，學生仍限官宦子弟。新生入外舍，名額七百人；外舍升內舍，額二百人；內舍升上舍，以一百人為限。各舍除月考外，年有總考。凡上捨生成績列上等者，由政府授以官職；中等也可獲得進士及第的同等資格。三舍法的主要目的，是逐漸以學校代替貢學。
安石的新法，大都切中時弊，亟應實行。但他推行新法的手段，則頗有失策之處。他具有濃厚的法家氣質，例如財政方面，他著重開源，這與當時受儒家思想影響著重節流的士大夫，觀點大不相同。他本人的個性又極執拗，無法接納不同的意見，凡是反對新法的，都被他目為不讀書的俗流。當時反對新法的士大夫有司馬光、韓琦、富弼等，他們的思想雖然比較保守，但大都負有時譽，朝野目為君子。他們有的是安石的好友，有的本來也贊成變法，但因安石的狷急少容，都不願與之合作。這使安石的信譽，大受影響，新法的推行，也因之遭遇許多困難。反對新法的人，事實上對政治問題，並無若何卓見，他們的攻擊安石，大都基於意氣，對人而非對事。他們反對新法最主要的理由，是新法擾民，祖宗之法不可廢，卻沒有其他改革政治的辦法。較有時望的士大夫既不與安石合作，因此安石不得不起用新進。但他過分著重法制而忽略人事，他似乎只求新法的推行，而不注意這批新進者的品格，結果為群小如呂惠卿之流所包圍，因而益失社會的同情，終致不得不引身而退。
安石於熙寧二年（1069）二月任副相，次年任正相，至七年（1074）四月罷政。次年二月復相，因與呂惠卿交惡，惠卿訐其過，於九年（1076）十月又罷，前後為相將近七年。他去職後，寄居江寧，過著樸素的平民生活。他個人在政治上雖然失敗，但無可否認的，他對政治自有一套高遠的理想。他的倡行新法，目的絕不是只在應付現實，或是為個人建立功名。他任事的勇敢，操守的廉潔和學識的淵博，都是難得的。安石罷政後，新法依然通行，其結果除了中央政府的收入較前充裕外，並沒有其他顯著的功效，這自然與安石以後推行新法的人有關。最不幸的，是因新法而引起朝廷的朋黨之爭，反對新法的士大夫，聯合一致，形成所謂「舊黨」，與以安石為首的「新黨」相抗衡。神宗以後，雙方鬥爭益烈，而國事也益不可為。
（三）新法與黨爭
宋代的政治，是純粹的士大夫政治。士大夫的榮譽既高，責任感也隨之加重，他們之中，有些抱著經國濟世的大志，如范仲淹、王安石等。次焉者也好論列時政，以博取高名。由於論政風氣的盛行，朝臣往往為某一件事爭辯不休，他們又各自尋求志同道合的人，以為聲援。因此漸分派系，造成朋黨的對峙。他們的爭辯，最初也許都出於愛國熱誠，但積嫌既久，不免流於傾軋報復。當時朝臣間衝突最甚的，無過於執政大臣與諫官之間的敵對。宋初，因防制大臣專擅，委御史台以重權，諫官可隨時彈劾執政，並許以風聞言事。因此諫官往往放言無忌，恣意攻擊，而致掀起政潮。但宋代黨爭與唐代黨爭，雖同是士大夫之間的鬥爭，卻也有不同之處。宋代的黨派，比較具有獨立性，並沒有幕後操縱者；而唐代的牛李黨，只是宦官的工具而已。
真宗時，王欽若偽造天書，並讒毀寇準，為士大夫目為奸邪，這時朝廷已隱然有朋黨之分。仁宗時，呂夷簡執政。明道二年（1033），仁宗廢郭皇后，呂夷簡贊成其事，御史中丞孔道輔與諫官范仲淹等反對廢后。結果夷簡勝利，孔范諸人，均被貶黜。次年，仲淹被召回京任官，仍譏評夷簡，於景祐三年（1036）再遭貶放。朝臣尹洙、歐陽修為仲淹不平，也均坐貶。至此雙方讎隙益深，互相排擠。朝士如韓琦、富弼等，均黨於范氏；黨於呂氏者，則有夏竦、王拱辰等。他們的鬥爭，歷時達十餘年，史稱「慶曆黨議」。到英宗時，又因所謂「濮議」，再度引起黨爭。仁宗無子，以從兄濮王允讓之子曙入承大統，是為英宗。治平二年（1065），英宗詔議崇奉濮王典禮。當時朝臣的意見分為兩派：一派為司馬光、呂誨、范純仁（仲淹子）、呂大防等，主尊濮王為皇伯；一派為韓琦、曾公亮、歐陽修，皆當時的執政，主尊濮王為皇考。英宗從執政說，結果呂、范等人，紛紛引去，兩派的成見日深。至神宗，又因變法掀起另一場烈而且久的黨爭。
神宗最初想以王安石為相，朝中大臣韓琦、呂誨等，都表反對。他們大都認為安石議論迂闊，不足以勝任宰輔，他們的評語，充滿黨同伐異的成分。到安石為相，當時的名流，都不與之合作，因此安石不得不任用新進，如呂惠卿、曾布、章惇、韓絳等，於是有新舊黨之分。安石所接引的新黨分子，學識能力，都有可取之處，但操守氣度，均嫌不足。例如呂惠卿便是一個頗為反覆的人，曾布則對異己者，竭力排斥。安石握政後，反對新法的舊黨分子，如富弼、韓琦、文彥博、歐陽修、程顥、呂公著、劉摯、范純仁、蘇軾等，皆被貶斥，呂誨、司馬光自行引去。但他們並不甘心，一遇時機，便起而攻擊新黨。他們之中，只有呂誨、司馬光反對全部新法，其他大都反對新法中的某一部分。新舊黨的衝突，其中也含有地域的因素，舊黨分子大多為北方人，新黨分子則多為南方人。宋時，南方的經濟文化條件，已遠超過北方；南方人的政治勢力，也日益擴張；自然為北方人所忌視。同時由於雙方地理環境和社會風習的不同，其思想言論，自然易生牴觸。新黨的作風，代表著南方知識分子的激進思想；舊黨的行事，則代表著北方知識分子的保守態度。［參看錢穆《國史大綱》下冊，頁四一四至四二〇］
安石新法，立意雖佳，但其辦法自不可能絕對周密妥當，加以官吏奉行不善，難免有擾民的地方。又因對遼夏外交的失敗，更貽舊黨以口實。同時舊黨分子多負時望，他們不但獲得朝野的景仰，甚至連太后、皇后，也都同情他們。熙寧七年（1074），久旱不雨，饑民流離道路，舊黨乘機攻擊新法，太后也痛言「安石亂天下」。於是神宗罷免安石，以之知江陵府（今湖北江陵縣）。安石臨去，乞召韓絳代己，又薦呂惠卿為參知政事。二人對於新法，謹守不失，因此安石雖去，新法並未受影響。次年，安石復入相。九年（1076），又堅決求去，從此不再問政。但此後直至神宗去世，新法仍繼續推行。
元豐八年（1085），神宗死，子煦繼立，是為哲宗。帝時年十歲，太皇太后高氏（英宗後）聽政。她同情舊黨，委司馬光以要職，舊黨連翩登用，開始廢除一部分新法。元祐元年（1086），司馬光、呂公著為相，新法遂被全部推翻。當時舊黨分子如蘇軾、范純仁都反對盡廢新法，認為其中一部分如免役法等，應予保留，但光不聽。同年，王安石、司馬光相繼死。光死後，舊黨分子蘇軾、程頤等，互爭意氣，其門人朋友，各結黨相攻，於是舊黨又分為洛、蜀、朔三黨。洛黨以程頤為首，蜀黨以蘇軾為首，朔黨以劉摯、梁燾等為首。三黨之名，乃是由三黨領袖的籍貫而來，其中朔黨並無交鬨的事實可考，洛蜀兩黨，則專在若干細節上尋覓瑕疵，相互攻擊。
元祐八年（1093），太皇太后死，哲宗親政。元祐時，舊黨得勢，新黨分子皆退休閒地，對舊黨銜恨次骨。及至太皇太后死，舊黨失去後援，又因舊黨自行分化，新黨乃再度得勢。紹聖元年（1094），哲宗以章惇為相。章就任後，恢復一部新法，美其名曰「紹述」。新黨重要分子如呂惠卿、曾布、蔡京、蔡卞等，都據要津，對舊黨發動激烈的報復。當時司馬光、呂公著已死，均追奪贈諡，其餘貶逐殆盡。
元祐黨籍碑，宋徽宗即位後，將司馬光等人定為「元祐奸黨」，刻石榜示天下，後徽宗感覺不妥，又下令全部銷毀。南宋時，此碑石已難得一見，有人便據拓片重新刻碑，而列名碑上者均以此為榮。圖中拓片原碑出自廣西融水，刻於南宋嘉定四年（1211）。
元符三年（1100）正月，哲宗死，弟端王佶立，是為徽宗，太后向氏（神宗後）聽政。同年七月，徽宗親政。當時論者謂元祐紹聖之政，得失互見，因此徽宗主調停之說。次年，改元建中靖國，便是取「執兩用中」之意。同時他用人也新舊並進，以韓忠彥、曾布為相，前者為舊黨，後者為新黨。崇寧元年（1102），韓忠彥因與曾布不協而罷相，曾布又為蔡京所排。同年，京繼任宰相，他得志後，對於舊黨恣意報復。他以徽宗的名義，立黨人碑於開封的端禮門，把舊黨重要分子一百二十人刻名其上，臚列罪狀，謂之「奸黨」。他除了竭力排斥舊黨外，對於新法，並沒有理解和實行的誠意。徽宗具有極高的藝術天才，是中國史上一流的書畫家，但對政治既無能力，也無興趣。蔡京投其所好，一味掊克聚斂，引導徽宗奢侈淫靡，用以持寵固位。所以到徽宗時，只有新黨和舊黨之爭，已談不到新法和舊法的異同了。
柳鴉蘆雁，宋徽宗趙佶繪，上海博物館藏。
由於蔡京視官爵財物如糞土，結果把累朝的積蓄，揮霍淨盡。崇寧五年（1106），徽宗採納言事者的建議，毀黨人碑，恢復被謫貶者的仕籍，蔡京也因之罷相。但徽宗對蔡京異常寵眷。次年，復以之為相。此後十數年，蔡京三度罷政，均能起復，但其貪瀆浪費的作風，始終不改，遂使政治敗壞到不可救藥的絕境。
三、宋室的偏安
（一）宋的聯金滅遼
宋自徽宗信用蔡京，專務奢侈，內政日壞。蔡京為宦官童貫所進，貫也受徽宗親任，掌握兵權。政和五年（1115），與西夏之戰，宋師大敗，童貫卻以捷聞，可以想見他的驕恣。徽宗好花石，以朱勔主其事，至兩浙採辦。當時載運花石的船隻，絡繹不絕，號「花石綱」。這類花石，大都強取於民間，官吏乘機為奸，民不堪苦，因而盜賊蜂起。宣和二年（1120），摩尼教餘孽方臘起兵於睦州（今浙江淳安縣西），以討朱勔為名，聚眾數萬，連陷州縣。宋以童貫討之，次年亂平，但地方的損害極大。總計此次叛亂，凡破六州五十二縣，殺義軍十五萬人，平民二百餘萬。徽宗雖罷除花石綱，但對當時的局勢，並沒有深刻的認識和惕勵，政事一直敗壞下去。這時的遼，也和宋一樣，日趨衰落。
遼於興宗和道宗時，國勢漸弱。興宗尚稱有為，但始終不能克服西夏。道宗在位四十七年，他的才具平庸，信用奸幸，晚年尤為昏聵，以致諸部離心，漸至跋扈。同時興道二宗，都崇信佛教，寺院遍布於全國。僧尼的數目極多，他們都是不耕不織的純消費者，受著種種優待，甚至有官至三公的，因此嚴重的影響了社會生產力。此事在興宗時，已成為社會問題，而道宗推波助瀾，更加深經濟的危機。由於社會的崇佛，使契丹民族的強悍風氣，也日趨消沉。建中靖國元年（1101），遼道宗死，孫延禧立，是為天祚帝。他為人昏亂荒淫，政治益不可為。就在遼日就衰微之時，東北的女真族乘時崛起，成為遼的大敵。
套馬圖，金人繪，遼寧博物館藏。圖中所繪金代女真騎士剽悍非常，胯下坐騎與所套駿馬奔馳若風，畫面極具張力。
據舊史說，女真的祖先，是隋唐時代居於今東北地區的靺鞨，其族原有七部，世居混同江（今松花江）以東、長白山及鴨綠江上源一帶。唐初有黑水靺鞨及粟末靺鞨，其他五部無聞。粟末靺鞨初附高麗，武后以後，建渤海國，黑水靺鞨受其役屬。五代時，契丹取渤海地，黑水靺鞨服屬於契丹，分為二部。其居地在北者號生女真，不隸籍於契丹；其在南者號熟女真，隸籍於契丹。契丹對女真，本來控制極嚴，及遼天祚帝立，荒於畋獵，每年遣使至海上採辦名鷹，道出生女真，使者貪縱征索，激起女真的反感。宋徽宗政和四年（1114），生女真完顏部酋長阿骨打起兵，攻下寧江州（今吉林松原市北部），遼伐之，大敗。次年，阿骨打稱帝，國號曰金，是為金太祖。並取遼黃龍府（今吉林農安縣），遼伐之，又敗。六年（1116），金取遼東京（今遼寧遼陽市老城）諸州縣，勢力遂達於遼河一帶，對遼的威脅日亟。次年，金遣使求封冊於遼，遼許之。既而金主乞遼主以兄禮事之，遼人不願，遷延久之，於是兵爭又起。宣和二年（1120），阿骨打自將伐遼，取遼上京（今內蒙古赤峰巴林左旗林東鎮），遼人大震。
宋室聽說金兵攻遼，每戰輒勝，蔡京、童貫便慫恿徽宗，聯金攻遼。徽宗從之，於宣和元年（1119）遣馬政等自登萊浮海使金，相約合力攻遼。宣和二年（1120），又遣遼降人趙良嗣（原名馬植）使金。良嗣至金後，與金人約定，金兵攻遼中京（今內蒙古赤峰寧城縣老哈河北岸），宋攻遼燕京（即遼南京，今北京西南），滅遼之後，宋只求收回五代時石晉賂遼的故地，而將輸遼的歲幣，轉輸給金。約議既定，金遂於次年出兵攻遼。四年（1122），金破遼中京，天祚帝逃至夾山（今內蒙古武川縣、固陽縣、土默特左旗、土默特右旗交界處），既而金又克遼西京（今山西大同市）。遼臣耶律大石（遼太祖八世孫）擁立秦晉王耶律淳（天祚堂弟）於燕京，自稱天錫皇帝。同年，宋遣童貫率兵十五萬伐遼，大敗而回。其後不久，耶律淳死，遼人遙奉秦王定（天祚次子）為帝，而由淳妻蕭氏主政。於是童貫再度出兵，遼將郭藥師以涿（今河北涿州市）、易（今河北易縣，宋太宗時為遼所得）二州降。宋師繼攻燕京，又為遼人所敗，棄屍百餘里，結果燕京反為金人攻下。
燕京既下，宋遣使至金，除索石晉賂遼故地外，並求增地。金人不許，並責宋出兵失期。經往返交涉，金人始於宣和五年（1123）以燕京及薊、景（遼置，今河北遵化市）、檀、順、涿、易六州二十四縣地歸宋。宋除給金歲幣銀絹四十萬外，又以金兵克燕，租稅應歸金有，因而每歲再加錢一百萬緡，謂之「代稅錢」。但燕京及六州財富，盡被金人席捲而去，宋所得的，只是幾座空城。同年，阿骨打死，弟吳乞買立，是為金太宗。
金人取燕京後，遼西燕東之地俱下。金人自阿骨打叛遼，前後不過十餘年，盡有遼的故境，而與宋比鄰。宣和七年（1125）二月，金人擒天祚帝於應州（今山西應縣）以東的余睹谷，遼乃正式滅亡，歷祚二百十九年。耶律大石於金兵取燕時，西依天祚帝。大石因曾立耶律淳，為天祚所責，內不自安，乃於宣和六年（1124）率鐵騎二百宵遁，集各部精兵萬餘人，假道於回鶻（即宋高昌國，今新疆吐魯番），西向進軍，準備先在西域覓一安身之地，然後再圖復國。他率兵行經萬里，沿途奮戰，後至尋思干（即今中亞撒馬爾罕Samarkand），大敗西域諸國聯軍，降花剌子模（即回回國，位於阿姆河 Amu Darya下游）。宋高宗紹興二年（1132），大石稱帝於起兒漫（Kermaneh，在撒馬爾罕與布哈爾Bukhara之間），號葛兒汗（華言「普遍汗」），又稱天祐皇帝，建都於虎思斡耳朵（在吹河Chu之南，今Tokmak附近），國號仍稱遼，史稱「西遼」。其國土東北至葉密河（今新疆額敏河），東有今天山南路之地，西至今鹹海（Aral Sea），南至今阿姆河，為西域的最大強國。大石稱帝時，宋帝國的北部已陷於金人，宋室正在南方建立起偏安政權。
（二）宋室的南渡
金人取燕後，益知宋的衰弱，亟謀南侵，但最初尚無藉口。金歸地後，遷燕京大家富室東去，燕人長途跋涉，不勝其苦，因而於過平州（今河北盧龍縣）時，勸守將張瑴（原遼將）據地抗金，援助他們重歸故土，瑴乃以平州降宋。金攻平州，宋殺張瑴以謝，但金仍以背盟納叛責宋。宣和七年（1125）十月，金髮兵侵宋。金軍分兩路南下，東路斡離不（即宗望，金太祖子）由平州入燕京，西路粘罕（即宗翰）自雲中（今山西大同市）攻太原（今山西太原市）。當時童貫駐兵太原，倉皇逃歸，幸知府張孝純力守，金兵不得逞。東路攻燕京的金兵，則因郭藥師迎降，為金先導，而致金人長驅渡河。徽宗惶恐，傳位於太子恆。太子即位，是為欽宗，並尊徽宗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
欽宗靖康元年（1126）正月，金人圍攻開封，朝臣李綱率兵堅守。但四方援兵，遇敵輒敗，宋室不得已與金議和。金人所提的議和條件，甚為苛刻，其要點為：（一）宋輸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表緞百萬匹，牛馬萬頭。（二）尊金主為伯父。（三）歸燕雲人之在宋者。（四）割太原、中山（今河北定州市）、河間（今河北河間市）三鎮。（五）宰相親王為質。欽宗應允，搜括京城民間藏金二十萬兩，銀四百萬兩與金人，遣張邦昌赴金營議和，斡離不乃解圍北還，金兵凡圍京城月余而退。既而粘罕也遣使求賂，宋執其使。粘罕遣兵攻陷城邑，宋人以為背盟，令三鎮固守，且派兵往援，因此和議不成。同年八月，金兵再度南下，渡河圍京師。十一月，京城失陷，欽宗親赴金營請和，盡割河北河東之地與金。
靖康二年（1127）正月，金人復拘欽宗於金營，勒索金銀。宋人大搜京師，又得金三十餘萬兩，銀七百餘萬兩，衣緞一百餘萬匹，仍不能滿足金人的貪慾。二月，徽宗及諸王后妃，也被擄入金營。三月，金人立宋臣張邦昌為楚帝。四月，金人劫徽欽二帝以及皇后、太子、親王、妃嬪、宗戚及諸臣等三千餘人北去。皇室的輿服禮器，秘閣藏書，州府圖籍以及府庫積蓄，都被金人洗劫一空。男女百姓被裹脅而北者，達十餘萬人。二帝至金上京（今黑龍江哈爾濱阿城區南），徽宗被封為昏德公，欽宗被封為重昏侯，所有帝子王孫，宦門士族，都充作奴婢，供應使役。這場悲劇，史書稱之為「靖康之難」，真是千古的民族奇恥。北宋時代，雖然實際結束于靖康一年，但史書通常把這一年算作南宋開始的一年。這時的宋，雖然尚未至於亡國，但京都淪陷，二帝蒙塵，其慘狀與亡國也差不多。
金人北去後，張邦昌自動退位，迎元祐皇后（哲宗廢后孟氏）入宮，垂簾聽政。五月，康王即位於南京（即應天府，今河南商丘市），是為高宗，並改元建炎。高宗名構，徽宗第九子，金人首次圍京師，他隨張邦昌赴金營為質，因舉動鎮定，金人懷疑他不是親王，乃放他南歸，以是得免北徙。京師淪陷後，他就任大元帥於相州（今河南安陽市），雖曾遣師入援，但無濟於事。張邦昌退位時，他在濟州（今山東濟寧市），元祐皇后遣使赴濟州勸進，他聽從部下的建議，赴南京即位。他即位後，以李綱為相，綱首論張邦昌僭逆之罪，乃貶邦昌於潭州（今湖南長沙市），不久賜死。綱並積極籌備戰守，以謀恢復。這時宗澤留守開封，屢出師挫敵，聲勢頗振。但朝臣黃潛善、汪伯彥又主和議，高宗信之，因而疏遠李綱。八月，李綱罷相，所有措施，一時俱廢。當時河北河東地區，僅一小部為金所陷，而各地盜賊蜂起，秩序混亂，但高宗並不乘時進攻，反於十月南幸揚州。不久，金人又大舉南下。
金軍第一、二次南下作戰經過示意圖。靖康二年（1127），金兵三路攻宋，中路粘罕自河陽渡黃河南下，攻河南；東路宗輔自滄州南渡河，攻山東；西路洛索渡河西向，攻陝西。金西路自慈州、隰州兩地南下至河中府，由於宋軍扼守，金兵北返，自上流西渡黃河，南下襲占韓城，再破同州，進圍長安。次年，破長安，分兵襲擾延安、陝、華等州；中路渡河後，一部攻宋東京開封，一部南下，席捲汝、均、房、鄧、唐、蔡諸州；東路渡河後，亦以一部指向東京，與中路夾攻開封，一部東向，下濰、青二州。宋老將宗澤多謀略，東京城未被攻下，金東西大軍未能聯成一氣，又懼宋與各地義軍聯絡，南北夾攻，至五月，三路返回河北。
建炎二年（1128）八月，金兵分東西兩路再次南下：西路洛索攻陝西，牽制西夏，掩護東路主力南下；東路主力由粘罕指揮，自黎陽津渡河南下。西路在磁州以北西渡黃河，破延安，再北上破晉寧，三年（1129）三月，又回師南下陷濮州；東路渡河後，東進連下濮州、澶淵，再南下破襲慶、彭城，並以輕騎五千自滕縣進襲臨淮，一部經泗州趨揚州，韓世忠部潰敗。韓棄軍自海路逃往鹽城，宋高宗亦南逃至杭州，金兵破揚州後，無舟師，不能渡江，又受淮西軍民襲擾，遂率兵北返。
金第一次南下，宋雖在黃河一線布防，但終無堅守黃河一線的決心，又無統一指揮與部署，致使宋諸多要點均為三路金兵占領。金第二次南下，宋對整個戰局判斷不明，又在防淮還是守江一線猶疑不決，致使金兵得以深入淮南，飽掠而去。
金人以高宗即位，並貶死張邦昌，因而遣軍分道侵宋，東路訛魯朵（即宗輔，太祖子）、兀朮（即宗弼，太祖子）渡河攻山東，中路粘罕渡河攻河南，西路婁室渡河侵關中。建炎二年（1128），金人長驅直入，河南州鎮多破，惟開封由宗澤堅守。此外黃河以北的重要州府，也多為金人略取。七月，宗澤死。澤志切恢復，招集兩河群盜十餘萬人，圖謀大舉，但屢為黃潛善、汪伯彥所抑，憂憤成疾而死。他死後，主和派的勢力益熾，而時局益危。次年初，金人連取淮南江北之地，揚州危急，高宗渡江至杭州（今浙江杭州市）。七月，升杭州為臨安府，以備建都。十月，金兀朮率兵渡江，分兵兩路，一支取江西地，一支陷建康（今江蘇南京市）。這時高宗已逃至越州（今浙江紹興市），金人繼進，高宗又逃至明州（今浙江寧波市）。金人遂陷臨安，並遣兵渡浙追之，高宗逃入海。四年（1130），金人入海追擊，高宗逃至溫州（今浙江溫州市）。二月，兀朮率大軍自臨安回師北上，宋將韓世忠以八千人扼守焦山（在今江蘇鎮江市東長江中），阻其歸路。雙方激戰於長江中，金人不得渡，遂相持於黃天盪（今江蘇南京市東北），其後金人設計以火攻宋船艦，宋師大敗，兀朮始得渡江。世忠以八千人拒兀朮十萬之眾，相持四十八日，雖終於失敗，但金人自此不敢輕易渡江。金兵北去後，高宗也返回越州。江西地區的金兵，一度攻入湖南，聞兀朮去，也繼之北歸。這時金兵雖退，而開封失陷，荊湖兩淮地區，盜賊蜂起，形勢益危。兀朮北上後，引兵入陝，會婁室軍，大敗宋將張濬於富平（今陝西富平縣東北）。紹興元年（1131），兀朮攻和尚原（今陝西寶雞市西南），欲長驅入蜀，為宋將吳玠、吳璘兄弟所敗，蜀地始得保全。
金軍第三次南下示意圖。宋高宗逃至杭州後，升杭州為臨安，放棄淮河一線，退守長江，設立江防。建炎三年（1129）十月，金趁南宋江防未備，兩路南下：西路自黃州渡江南下，江州守將劉光世引兵逃向南康，金軍自大冶直下洪州，南攻撫、吉、太和，又西攻潭州。東路主力陷壽春、廬州、和州，渡江後，向東北陷建康，韓世忠所守鎮江形勢孤危，退保江陰。金兵由溧水南下，進陷臨安，高宗自定海逃往海上，漂泊於溫、台海區。金兵深入以後，受長江南北軍民打擊，中原義軍也紛紛出動。金兵被迫於次年，自臨安，經吳江北返，韓世忠急率水軍自江陰先期到達鎮江，截擊金軍。金軍只好沿長江南岸強行西上，又被韓軍阻於黃天盪，金兵連夜挖掘水道，又火燒宋水師船艦，才得以渡江北撤。
金人於建炎四年（1130）南下，大軍北返後，在北方又立了一個傀儡皇帝。那年九月，金立劉豫於大名府（今河北大名縣），國號大齊。劉豫曾任宋濟南（今山東濟南歷城區）知府，於建炎二年（1128）降金，後以重寶賂金將，得立為帝，金以河南陝西之地予之。紹興二年（1132），豫徙居開封。次年，劉豫遣李成率兵南侵，連陷鄧（今河南鄧州市）、隨（今湖北隨州市）、郢（今湖北鍾祥市）等州及襄陽府。金人遣使欲與宋齊劃江為界，為宋所拒。四年（1134），宋將岳飛克復郢州、襄陽等地。豫求援於金，金派兀朮助之，與宋將韓世忠等相持於淮南，金人不得逞，因而退兵，宋的聲勢一振。六年（1136），劉豫以兵三十萬，再度南寇，又為宋軍所敗。次年，金以劉豫屢次失敗，決意廢之，乃遣將以南伐為名，至開封，廢豫為庶人。劉豫既廢，岳飛、韓世忠均奏請北伐，恢復中原，高宗不納。這時金人也頗想與宋議和，更增長高宗的苟安之心。八年（1138），宋正式定都臨安，遂成偏安之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