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綱要 · 第二十六章 五胡亂華（317—383年）

一 背景 土著開化的富裕地帶對於遊牧民族有不可抵禦的誘惑。除非土著人民有能力把他們完全殲滅或驅逐到絕遠的地方，這些逐水草而居的人終究要衝破文明區域的壁壘。中國北邊及西北的民族，只有北匈奴曾被驅逐遠竄，但一大半是靠南匈奴與西北羌胡的助力。至於任何異族的完全殲滅，在漫無涯際的沙漠曠野中全談不到。中國因此感到只有容他們進到邊地居住，給他們一種享受文明社會生活的機會，才能滿足他們的欲望，減少他們不斷擾邊的麻煩。同時中國自己也相信夷狄移近內地易於監視控制。所以兩漢魏晉數百年來中國就一貫地實行這種雙方尚可滿意的政策。這是中國對於外族不能捕滅、不能逐遠，最多只能戰勝，而往往被戰敗的局面之下不可避免的政策。 但中國既把夷狄遷近內地，卻無通盤的計劃，一任地方官擺布。地方官對他們不知牢籠，往往欺壓擄掠，不只時常引起叛亂，並且使他們對中國發生惡感，時刻怨恨，因而阻止了他們華化的趨向。數十年以至數百年與中國人雜處而不同化，這是後代所絕無的例子。夷狄中最著名的被中國人欺侮的例子恐怕就是石勒。 石勒是上黨武鄉（今山西榆社北）人，其祖父和父親當過部落小帥，但社會地位並不高。石勒從小在家務農，因家境貧寒，沒有機會讀書，目不識丁，14歲便出外謀生，曾隨同族人在洛陽當小商販，後來又當過僱工。石勒在當小販時異常貧苦，甚至為爭一塊麻地與鄰居李陽數次毆鬥。其後并州刺史東瀛公司馬騰，令將軍郭陽、張隆等，虜捉諸胡，兩人共鎖於一枷，驅向山東（太行山以東一帶）出賣。二十多歲的石勒，也在被掠賣者之中。到山東後，石勒被賣與茌平（山東茌平縣）人師懽家為奴。石勒的青少年時代，就是在不斷被漢人豪強驅趕、販賣中度過的。 除以上種種因緣之外，東漢建都洛陽的失策也與五胡亂華有關係。若都長安，西北或者不致大半成為羌胡的居地；由長安方面看，并州，最少并州南部，是後方內地，或者也不致由匈奴任意蔓延占據。所以建都洛陽無論本意如何，結果等於向夷狄表示退縮，把西北與正北的國防要地拱手讓人。明朝永樂皇帝為防備蒙古南侵，將國都遷到離蒙古人比較近的北京，就是出於此種考慮。建都長安不見得能永久防止胡人內侵，但建都洛陽的確給外族一個內侵的莫大便利。劉淵起事是中原正式淪喪的開始，但實際上中原的一部分，並且是國防上最重要的部分，早已成了胡人的勢力。 上列種種原因雖很重要，但可說都是可輕可重的外因。根本講來，五胡亂華還是由於政治瓦解、民氣消沉的嚴重內因。 二 中原淪喪 由劉淵起事到元魏統一中原，中國經過一百三十六年的大亂，就是所謂五胡十六國的時代，最早發動的就是自漢宣帝以下蔓延內地的并州匈奴。所謂大晉一統的虛偽局面被立刻揭開，真正抵抗的能力全告缺乏。 懷帝永嘉三年（309年），劉淵派兒子劉聰兩次進攻洛陽。永嘉四年（310年），劉淵死，劉聰繼位。這時洛陽周圍地區或遭破壞，或為劉聰、石勒占領，洛陽飢困日甚。掌權的東海王越，眼看洛陽難守，遂以出討石勒為名，率領僅有的一些軍隊和滿朝文武公卿離開洛陽，東屯項。永嘉五年（311年）三月，司馬越病死。石勒率騎追司馬越軍，在苦縣寧平城（今安徽鹿南鄲城東）大敗晉兵，「從騎圍而射之，將士十餘萬人相踐如山，無一人得免者」（《資治通鑑》卷八七晉懷帝永嘉五年）。同年五月，劉聰攻陷洛陽，晉王公百官及百姓死者三萬多人。懷帝被擄到平陽。 但這些外族大半都受過中國文化的影響，占領中原之後就極力漢化，甚至忌諱「胡」字。後趙王朝的建立者石勒，本是入塞的羯族人。他在襄國（今河北邢台）登基做皇帝後，對自己國家的人稱呼羯族人為胡人大為惱火。石勒制定了一條法令：無論說話寫文章，一律嚴禁出現「胡」字，違者問斬不赦。可見此前中國對他們的虐待是防止他們漢化的最大原因。但「非我族類」，種族間的衝突難免。外族多年的怨氣至此方得任意發泄。胡人對漢人往往故意侮辱或大規模的屠殺，漢人只好忍受。史書記載羯族軍隊行軍作戰從不攜帶糧草，而是擄掠漢族女子作為軍糧，羯族稱之為「雙腳羊」，意思是用兩隻腳走路像綿羊一樣驅趕的奴隸和牲畜。 但胡人最少有一次得了臨時報復的機會。公元349年，羯趙皇帝石虎死後，其子十餘人互相殘殺。公元350年正月，冉閔殺死羯趙皇帝石鑒，同時殺死石虎的三十八個孫子，盡滅石氏。其後冉閔即皇帝位，年號永興，國號魏，史稱冉魏。冉閔建魏後，便頒下《殺胡令》：「凡內外六夷胡人，敢持兵仗者斬，漢人斬一胡人首級送鳳陽門者，文官進位三等，武職悉拜東門。」冉閔親自帶兵擊殺鄴城周圍的胡人，三日內斬首二十餘萬，屍橫遍野，同時冉閔還揚言要六胡退出中原，「各還本土」，否則就將其統統殺絕。 三 漢族南遷 五胡亂華時的喪亂情形恐怕是前此內亂時所未有。許多地方的人（除一部分絕對運命論的信徒）都覺得不能再繼續支持，只有另尋樂土。巧逢晉室有人見到這一層，在江東已立了新的根據地，於是中原的人士就大批地渡江避亂。 當時，琅琊王司馬睿為鎮東大將軍，都督揚、江、湘、交、廣五州諸軍事，駐建鄴（因避愍帝司馬鄴諱，改稱建康，今江蘇南京）。因為江南比較穩定，當權的官僚們極力設法把自己的子弟、親屬安插到江南任地方官吏，以為將來自保之地。如宰相王衍就任命其弟王澄為荊州刺史，族弟王敦為揚州刺史。在永嘉南渡時，北方的許多士族、大地主攜眷南逃，隨同南逃的還有他們的宗族、部曲、賓客等，同鄉同里的人也往往隨著大戶南逃。隨從一戶大地主南逃的往往有千餘家，人口達到數萬之多。有的逃到廣陵（今江蘇揚州），有的逃到京口（今鎮江）以南。（《晉書·王導傳》曰：「洛陽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 當時流亡的情景，我們只能想像，不能詳知。但由喪禮的成為問題就可知骨肉離散是如何的普遍。 方才過江的時候，一般的人還以為這不過是暫時的避難，並不是長久的遷移，但不久都漸漸覺得中原的故鄉永無歸還的希望。敵國外患似乎不是興國的絕對良藥，南渡之後政治的腐敗、人心的麻木仍與先前一樣。東晉孝武帝和司馬道子，一君一相，耽於享受，官以賄遷。道子又好做長夜之宴，政事多闕。腐敗的政治，加深了人民的痛苦。當時有人就曾上疏，指出：「時谷賤人飢，流殣不絕，由百姓單貧，役調深刻。」（《晉書·簡文三子·會稽王道子傳》） 四 南北分局 漢人渡江是出於不得已，野心較大的人總希望不久能恢復中原。東晉初年，在門閥士族忙於建立江南小朝廷的時候，著名將領祖逖毅然率軍北伐。他率領舊部數百人過江。他中流擊楫而誓說：「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其辭色壯烈，眾皆慨嘆。 同時統治集團內的人實際上沒有真正收復失地的能力，即或收復也沒有繼續保持的把握，並且一般的人也沒有再回中原的意志。正當祖逖抓緊練兵，準備進軍河北時，朝廷反而派戴淵為都督指揮祖逖，並扼制祖逖後路。祖逖眼見北伐功虧一簣，憂憤成疾，病死軍中。 同時北方外族中的野心家卻希望能克服長江的天險而吞併整個中國，但這也是時勢所不許。從太元三年（378年）起，前秦開始發動對東晉的進攻，占領了梁、益二州。儘管當時前秦國內民族矛盾仍然很嚴重，但苻堅企圖一舉統一全國。苻堅自認為兵強馬壯，企圖「投鞭斷流」。不過，他沒有充分估計到前秦內部尖銳的民族矛盾和東晉的軍事實力，結果在淝水之戰後換得個「風聲鶴唳」的下場。苻堅退回北方後，北方重新分裂。 自此，南北分立的局面漸漸確定，在很長時段內無從打破。 江南雖未受胡蹄踐踏，但兩千年來以中原為政治文化重心的古典中國至此已成過去。然而在此後二百年間的南北分裂、胡華對立、梵漢合流的黑暗中，卻孕育著一個新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