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綱要 · 第二十一章 漢代內政（公元前202—公元88年）

一 帝制名實與皇帝崇拜 皇帝是絕對專制的君王；按理論，連他自己的父母也要向他表示臣服。全天下都是他的私產。劉邦回到家中，對父親行禮，父親不敢當，說：「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亂天下法！」未央宮建成後，劉邦得意地對父親說：「當初您常說我無賴，不置產業，不如哥哥劉仲。現在看一看，我與劉仲誰的產業更多？」（《史記·高祖本紀》） 任何人不能不顧皇帝而自由行動，所以先秦殘餘的遊俠精神必須剷除。例如，漢武帝時，河內軹縣（今河南濟源）有一個遊俠叫郭解，輕財仗義，好為人打抱不平，在當地聲望很高。為了充實京師，漢武帝下令將國內超過三百萬的富戶遷往茂陵居住，郭解雖然並沒有達到這個標準，但由於他屬於需要嚴加控制的豪傑巨俠，也在遷移之列。郭解終於被遷移到了關中，為他送行的豪客們送給他的禮金就達上千萬，關中豪傑也爭相與之結交。更有人為了維護他的威名而與人結怨，發生仇殺。最終，漢武帝下令拘捕郭解，將他滅族。 酷愛個人自由的人現在只有逃避人世，隱遁在人跡不到的深山窮谷，才能脫離皇帝的統治。東漢初年的嚴子陵，是光武帝劉秀的老同學，他隱居山林，「披羊裘釣澤中」，雖光武帝遣使聘之，亦不願入仕。 關於這個崇高無比的皇帝，當然有極隆重的名器制度，如皇帝自稱「朕」，其言曰「制」「詔」，所居曰「禁中」，所至曰「幸」；漢承秦法，群臣上書皆言「昧死言」（蔡邕《獨斷》）。一般人甚至漸漸感覺，雖無明文規定，連流俗通用而過於尊重的名號也只能施與皇帝。以帝王即位的年歲紀元雖是古制，但到漢代才有皇帝本位的繁複年號制度。年號為中國帝王紀年的名稱。最早的年號當屬西漢武帝劉徹。劉徹即位之年（公元前140年），即為建元元年。漢武帝在位五十餘年，前後一共使用了十一個年號。自武帝肇始以來，從此歷代帝王即位，一般大多立有年號。這也可說是一種新的名分，這樣的一個皇帝幾乎可說已超過人界，與神明相類，漢代的人並且拿皇帝甚至皇室當神明崇拜。不只死的皇帝是神，皇帝生時已經是神。 二 皇權與宦官幸臣 皇權是絕對的，但不免要受事實的限制。皇帝不過一人，大小諸事都須依賴別人。除國家政事須由各級官吏執行外，通常皇帝總有宦官與幸臣日夜陪伴在他左右。如漢武帝時，李延年擅歌舞，因他的妹妹受武帝寵幸，一門顯貴。後來，李夫人早卒，李家漸漸失寵，李延年的弟弟李季奸亂後宮，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漢武帝下詔族李延年和李季兄弟宗族。遇到有作為的帝王這種小人還可無大妨礙，但一個庸主就很容易受他們的包圍擺弄，以致天下騷亂，甚至國本動搖。西漢末年，哀帝寵幸面首董賢，形影不離，甚至同榻而眠。董賢沒什麼功勞，竟官至大司馬，位居三公，常居宮中，領尚書事，百官奏事都需經他手方能上達。朝政荒唐到如此地步。 三 皇權與外戚 第二種接近皇帝因而能左右政局的人就是后妃與后妃的父兄宗族。因為皇帝大規模的多妻制，所以宮中的情形總是非常複雜，因爭寵而發生的慘劇甚多。同時寵妃的戚族往往操縱政治，後宮的陰謀與朝中的競爭因而時常打成一片，皇帝一人的私事可使全天下的人遭殃。固然英主可利用外戚，為國立功，如衛青、霍去病等。但無能的皇帝也可變成後族的傀儡。最後篡奪西漢帝位的王莽就是外戚。 王莽字巨君，西漢孝元皇后的侄兒，幼年時父親王曼去世，很快其兄也去世。王氏家族是當時權傾朝野的外戚家族，王家先後有九人封侯，五人擔任大司馬，是西漢一代中最顯貴的家族。族中之人多為將軍列侯，生活侈靡，聲色犬馬，互相攀比。唯獨王莽獨守清淨，生活簡樸，聲名遠播。後被任命為大司馬，從此把持朝政，在他的操縱下，他的女兒也順利地成為漢平帝的皇后。平帝死後，他故意擁立幼帝，以便控制。公元8年，王莽接受孺子嬰的禪讓，改國號為「新」。 四 皇權與地方官 第三種在事實上限制皇權的就是天下郡國的地方官。他們與人民直接發生關係，國家法令的實施可以說全操在他們手中。律令本身雖然固定，但他們可以施行，可以不施行；可以從寬施行，可以從嚴施行；可以直解律文，可以曲解律文；可以為國為民做官，可以為己為家做官。多數的太守令長或者都是一般不好不壞、又好又壞的中才。但有一部分的守令，無論他們的動機是為公或為私，在當時的可能範圍內，的確能使他們所治的郡縣達到一種近乎理想的境界。 黃霸是西漢著名的官員，宣帝時任潁川（今河南禹州）太守，他制定安民條款，規勸黎民遵章守法，棄惡從善，勤事農桑，節約資財，就連平民的家常瑣事，他也考慮得周到得體。他常派官員微服私訪，並親自以平民身份，深入民間，了解官吏情況，關心百姓疾苦。在潁川仼職八年期間，政治較為清明，故一時間，潁川出現了「太平盛世」，黃霸後來出任丞相。 龔遂字少卿，曾任昌邑王劉賀的郎中令，為人忠厚，剛正不阿，敢於犯顏直諫。後來渤海郡發生災荒，農民起義並起，皇室多次派兵鎮壓而不能平息。經官員舉薦，七十多歲的龔遂被任命為渤海太守。龔遂赴任至郡境，災民便發兵相迎，致使不得入境。於是遂以文書布告吏民。並命令解除鎮壓農民起義的官吏，規勸起義者歸田。布告發出後，官民對峙局面迅速緩和。龔遂不帶兵卒，單車獨行赴任，郡中翕然。龔遂開倉廩，濟貧民，選良吏，施教化，勸農桑。農民起義隊伍看到龔遂的安撫教令，紛紛解散歸田，民得以安居樂業。數年，渤海郡出現了一派昇平的殷富景象，訴訟案件大為減少。 同時另外一部分的守令，無論動機如何，都能使他們治下的人民時刻處在恐怖的狀態中。例如西漢的嚴延年，曾為河南太守，鎮壓豪強，手法嚴酷，據說曾將囚犯聚在一起會訊，流血數里，誅殺甚眾，被稱為「屠伯」。後為人所告，以誹謗朝廷罪被殺。 王溫舒是陽陵人，年輕時督捕盜賊，殺人很多，逐漸升為廣平都尉。他選擇郡中豪勇者十餘人當屬官，讓他們去督捕盜賊。如督捕不得力，便滅其家族。因為這個原因，齊地和趙地鄉間的盜賊不敢接近廣平郡，廣平郡有了道不拾遺的好名聲。皇上聽說後，升任王溫舒為河內太守。 王溫舒命令逮捕郡中豪強姦猾之人，郡中豪強姦猾連坐犯罪的有一千餘家。上書請示皇上，罪大者滅族，罪小者處死，家中財產完全沒收，償還從前所得到的贓物。奏書送走不過兩三日，就得到皇上的批准。案子判決上報，竟至於流血十餘里。河內人都奇怪王溫舒的奏書，以為神速。十二月結束了，郡里沒有人敢說話，也無人敢夜晚行走，郊野沒有因盜賊引起狗叫的現象。那少數沒抓到的罪犯，逃到附近的郡國去了，待到把他們追捕抓回來時，正趕上春天了，王溫舒跺腳嘆道：「唉！如果冬季再延長一個月，我的事情就辦完了。」 在理論上，循吏受賞升遷，酷吏受刑黜罷。但實際上，在如此龐大複雜的帝國中，大多數地方官政績的實情恐怕永無達到皇帝的要求，一地的禍福在普通情形之下幾乎完全要靠所謂父母官的才幹與人格。 五 中興之治 皇權政治通常會有種種難以避免的困難。但在漢室中興後六十年的長久期間幾乎完全沒有外戚貴臣的操縱與佞幸宦官的搗亂；地方吏治雖嚴，並不似前漢般殘酷。 光武帝劉秀長於民間，了解民生疾苦，熟知稼穡之艱，所以天下初定，能夠休養生息，緩解王莽的弊政。當時方經大亂，人口稀少，民生大概比較容易維持。同時光武、明帝、章帝祖孫三代又可說都是少見的開明皇帝。清代史學家趙翼曾發現「東漢功臣多近儒」的事實，他指出，西漢王朝的開國功臣，多出於亡命無賴；至東漢中興，則軍事領袖「皆有儒者氣象」。事實上，整個東漢一代，其官僚政治的人才基礎，已經大體是儒生。劉秀平定天下後，知天下疲耗，厭倦武事。皇太子曾問攻戰之事，劉秀說：「這不是你該問的。」劉秀還與功臣宴飲，席間談笑風生，君臣其樂融融。 劉秀當政的時代，經常召集官員到御座之前，了解吏治得失及民間政治，又親自考察地方主要官員，選用最有能力者以充分發揮其才幹。如杜詩為南陽太守，被當地民眾尊稱為「杜母」，任延、錫光改變邊地落後風氣，也有顯著的政績。 在這類百世難逢的因緣巧合之下，天下居然延續了兩世的昇平境界。這在帝制，甚至任何政制之下，不能不說是個例外。 六 聽天由命之消極人民 專制皇帝的出現，並非偶然的現象，乃是必然的結果。全體的人民現在是一盤散沙，由上智到下愚都是絕對定命論的信徒，否認人類有支配自己的命運的能力。個人的禍福既由天降，只得凡事達觀；旁人的禍福當然更無代為操心的必要，所以人人只顧自己的事，最多也不過顧到家族的事，社會國家的事無人負責。在這種情形下只有一個專制的皇帝才能勉強使天下不致土崩瓦裂，用強迫的方法叫每個消極的個人都與他發生關係，所以對內對外才能略具一點積極的狀態。但皇帝也是人，有好有壞，可使天下蒙福，也可教萬民遭殃。這也無可奈何，只有聽憑他去，真到忍無可忍時，就盲目的暴動，甚至推翻昏君。暴動勝利的結果，不過照舊產生一個好壞只有天知道的異姓專制皇帝。 王充在《論衡》中說：「凡人操行有賢有愚，及遭禍福，有幸有不幸。……孔子門徒七十有餘，顏回早夭。孔子曰：『不幸短命死矣。』短命稱不幸，則知長命者幸也，短命者不幸也。」強調的就是命運的偶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