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青年通讀本 · 附錄
本國史提綱
（一）世界文明起源之地，舊說有五：（1）中國；（2）印度；（3）埃及；（4）巴比倫；（5）西半球之墨西哥、秘魯是也。西半球之文明，未曾發揚光大。印度之文化，其源亦自西方來。因其所處環境與西方不同，遂成獨特之文化。然其政治勢力太乏，故對世界大局之影響較微。真有關於世界大局者，則東半球之東西洋兩文明耳。中國為東洋文明之主體。西洋文明起於西亞與北非，傳於希臘，沿於羅馬，衍於大食。及近世乃大盛於西歐，實環繞地中海之文化也。
（二）中國文明之緣起，今不甚明。此緣開化較晚之國，有先進國之歷史以資參證，而開化早之國則無之。中國有書籍雖早，然世界各國之有史時代多不過5000年至7000年，中國開化之早恐尚不逮北非與西亞。史家所言古史年代，當以據古書零碎材料及曆法推算者為較確。最通行之說有二：（1）漢劉歆所推，見於《漢書·律曆志》，唐堯元年，在民國紀元前4055年，公曆紀元前2844年。（2）宋邵雍所推，見其所著《皇極經世書》，唐堯元年則在民國紀元前4268年，公曆紀元前2357年。自此以前，年數無可推矣。假定再有千餘年，亦不過五六千年也。而地球之有人類，必已數十萬年，故欲求文化之源，必求之於考古學，而中國考古學尚未發達。據近年所發現者：民國十二三年（1923、1924），河北房山縣周口店得古人遺骸，專家研究雲在40萬年前，然不能確言其與中國人有無關係；十年（1920），河南澠池縣仰韶村發現古人遺蹟，專家研究謂其種族與今華北人同。以其所制之彩色陶器，稱之曰彩陶文化。此種文化，東至遼西，西至甘肅、青海。彩陶與西亞歐俄及義大利所發現者極相似，故或因此謂中國之文化來自西方。然此種文化不能斷言其為中國主體之文化、最古之文化也。十九年（1930），山東歷城縣城子崖，二十二年（1933）滕縣，其後浙江杭縣亦發現古人遺蹟。以其所制之黑色陶器，稱之為黑陶文化，亦不能斷言其是否中國主體之文化、最古之文化。以大體言之，中國文化當起於江河下流濕熱之地：（1）其食以魚與植物為主；（2）衣之材料為麻絲，而裁製寬博；（3）宮室以木為骨幹，源於巢居；（4）貨幣最廣用者為貝；（5）宗教則敬畏龍蛇。皆可為其佐證。而埃及之文化起於尼羅河，西亞之文明源於底格利斯河、幼發臘底河，印度之文明始於印度河，而盛於恆河，亦足以資參證。故中國民族起於東方較西來之說為可信也。
（三）古代民眾之偉業，率附之於個人。而其所敬畏而神明視之者，尤莫如其群之酋長，故古代開化之事跡，必征諸傳述中之古帝王。古有所謂三皇五帝者，其後則有三王五霸。三五之數，蓋後人取配三才及五行，然其所舉者亦必古代著名之酋長及國君也。三皇為燧人、伏羲、神農，蓋古發明用火，能作網罟，事佃漁，及發明農耕之部族，不必實有其人。五帝為黃帝、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始有世系可稽，則其人較確實矣。其後為夏、殷、周三代，則並有君位傳授可征。大抵古代部族林立，不必常有共主。而後政治漸進步，則共主漸不可缺。然不必專於一國。如五帝之相繼，乃各據其國而為一時之共主，非謂有一天子之位而為五帝者相繼入據之也。夏、商、西周盛時，則諸侯來朝，衰則諸侯不朝或下堂而見諸侯，即其或為共主，或不為共主之證。當其不為共主時，或則時無共主，或則有代之而為共主者，如羿代夏政是也。特其事不盡可考耳。東周以後，則其情勢又異。斯時各地方逐漸發達，蓋分為若干區域。每區域中各有共主，為共主者皆稱王，吳、楚、越是也。是時文明之中心點，在太行以南、泰岱以西、華山以東、淮水以北。其間大國眾多，不易服從於一國，故強國不敢稱王。周天子者，舊當稱王，而此時無實權。諸國皆其所封建，莫或及舉之。故特以王之空名奉之而已。次則以諸侯之長自居焉，是之為霸。以此一區域為是時文明之中心點，故強國爭以獲為此諸國之長為榮，而有爭霸之舉焉。凡一時為諸侯之長者，皆可謂之霸王，數初不限於五也。至戰國時則情勢又異，斯時海內大國七，皆稱王。諸王之上，復覺有立一共主之必要，無以名之，乃假天神之名而名之為帝。齊閔王與秦昭王嘗並稱東西二帝。後秦圍趙都，辛垣衍又欲使趙尊秦為帝，然皆未成。至秦並六國，始皇帝乃以皇帝自號焉。
（四）以血緣結合者曰氏，亦曰氏族。以地緣結合者曰部，亦曰部落。二者兼有，抑其結合之原因不明者，則曰部族。此後世史家習用之稱號也。在古代則以血緣結合者稱為姓，初行女系，後乃轉為男系。男系支庶分封者則稱為氏。其初蓋姓別、氏別，各成一部，後乃有以地域結合者焉。孔子所概想之大同之世，蓋農業共產之小社會。此等小社會蓋多自給自足，故不甚相往來。其後人口日增，占地漸廣，彼此漸相鄰接，偶遇饑荒等災禍，則掠奪等事起焉。即在平時，亦因交易漸多、日相稔熟，經濟上關係日漸密切，終至併合為一社會焉。其建國之規操可考者，大抵有以武力征服之事。征服者擇中央山險之地，築城而居，是曰國人。（古「國」字專指都城言。）被征服者居於四面平夷之地，從事耕種，出賦（軍用品）。稅，（田租），服力役，是為野人。野人與國人，其初當有甚深之嫌恨，然書傳無可考。蓋其時代早，其時已成過去。其後，因通婚雜居等關係漸相混合也。征服之族，執政權者為貴族；不執政權者為平民。被征服者，蓋社會學家所謂農奴之倫。然至國人、野人漸相混合，則平民、農奴並為一級而與貴族對立，成兩階級矣。又有奴隸，其初蓋出於俘虜，其後本族之犯罪者亦為奴，徒執賤役而已。倚為生產主力之事，史無可征。其初當有之，蓋亦因為時甚早，故其材料闕如也，此古代社會之階級也。古正式之軍隊，蓋皆國人充之。故後世相沿，充兵者，仍為居近國都之民。遠於國都者非不能充兵，然僅如後世之鄉兵，充保衛本地方之用而已。江永《群經補義》中有八條考此甚精審也。孔子所云小康之世，其所以獲稱為小康者，古之農業共產小社會，其內部組織本甚安和。雖有征服者居於其上，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如人體之寄生蟲然。然社會內部良好之組織尚未盡破壞，民生其間者，除出血汗以養活征服者外，其他尚無所苦，尚克稱為準健康體也。此時社會情形之可考者：（1）大多數人皆以農為業，農則行井田之制，一夫一婦佃田百畝，以九分之一或十分之一為稅，地權平均。（2）農田以外之土地，古稱為山澤，皆系公有。依一定之規則人人皆得使用。（3）古代生活程度低，尋常用具人人皆能自制，非有特別技術不能者，專司其事之人，其制器仍以供公用，非以謀利。此等專司制器之人，至後來則成國家所設之工官，仍非以謀利也。（4）社會內部既系公產，自無所謂交易。小商則農民於農隙為之，得利甚少。大商則系代表本團體與他團體行交易，損益皆團體負擔之。如是，農人地權平均，商人亦不能牟利，社會無甚貧甚富之弊，此其所以獲稱為小康也。逮此等規制日漸破壞，井田廢而阡陌開，山澤之地初為有政權者所封管，後乃入於企業之私人之手，（如《史記·貨殖列傳》所記。）商業乃變為謀利之業，執政權者亦日益淫侈暴虐，則出小康而入於亂世矣。古代社會變遷大略如此。
（五）古所謂封建當分為二：（1）征服異部族，（A)使表示服從，（B)或更易其酋長；（2）則本族之拓殖於外者也。封國之地，蓋初小而後大，其後則大者方百里。此蓋當時政治上、經濟上最普通之單位。至東周之世，則大國約方五百里，更大者約方千里，此等方五百里、方千里之國，蓋內包方百里之政治經濟單位若干，非以方五百里、方千里為一單位也。故至秦以後之世，方百里遂為縣之區域，成為官治之最下級。郡縣之制非始於秦，春秋戰國久有之。縣：（1）蓋滅國而為之；（2）卿大夫之封地亦可發達而為縣；（3）又有並鄉聚建置者。（《史記·商君列傳》。）郡本設於邊荒之地，與縣各別，不相統屬。然：（1）郡率有兵權，以之保護縣而以縣之財賦供給郡，最便政權易為軍權所奪，而縣遂隸屬於郡。（2）又郡之地稍繁榮進步，則設治亦必隨之而密，因此析郡之地為縣，其必附屬於郡者，又勢也。春秋戰國時，諸國設郡多在邊地，以腹地無須乎此也。秦始皇並六國，六國之民未必心服，到處須設郡鎮壓。故遂於全國設郡而以縣隸屬之。自此，郡縣遂成兩級之制。
（六）亞里斯多德論政制，分為（1）君主、（2）民主、（3）貴族三者。此雖不足盡後世之變，然在古代固大致如此。中國古代亦有民主政體、貴族政體之遺蹟，如《周禮》所載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及周召二公共和行政是也。但無正式之民主、貴族政體，此則書缺有間，亦且古事遺佚，不見記載者多，不能決其必無也。
（七）古代貴族多世官，大率自大夫以上。士以下，則出於鄉舉里選。《周官》所載三年大比，鄉興賢能之法是也。其後貴族腐敗，則代之以游士。古代正式軍隊唯國都附近之人為之，其後戰爭之規模日大，所須之人數愈多，遂將僅守衛本地方之人亦調上前線。此二事，為戰國之世政事變遷之最大者。
（八）古無所謂法律，約制其群者，只有習慣而已。此即所謂禮也。法之起，蓋起於執政者之命令，今亦然。法令非如習慣為人人之所知，故戒不教而誅。又古所謂刑者，義與後世異，專指用兵器傷害人體使喪失生命，死亦特稱為大刑，或受不可恢復之創傷者言之，其拘禁、罰作苦工、剝奪名譽等，不稱為刑，《周禮》司徒屬官所用懲罰止於此等，如欲以兵器傷害其身體則必歸於士。士亦曰士師，士本稱戰士，士師者，士之長，在周官屬於司寇，蓋本所以待異族若內奸者也。其後「刑」字之義漸變，則稱殘害身體者為肉刑，因肉刑本不施於凡人，故儒家有古者象刑之說。
（九）社會倫理可考者，大抵系周代情形。自殷以前則頗模糊。周代宗法最為發達，其制有國家者奉其先為始祖，始祖之嫡長子繼體為君，其眾子皆別為宗，是為大宗。宗子即為其宗之祖。大宗宗子之嫡長子，世世繼為大宗宗子。其眾子則別為小宗。凡小宗宗子皆可統治其五服以內之人，而五服以內之人，亦得受其救恤，服盡則無豫焉。若大宗宗子，則同出一祖之人，永得受其救恤，亦當受其統治。故其組織甚為嚴整悠久，周人之所以競爭而獲勝利，其以此歟。古者宗與族異，族如今文家所言之九族：（1）父系五服之內，（2）父之姊妹及其子，（3）身之姊妹及其子，（4）女之子及其子，（5）母之父姓，（6）母之母姓，（7）母之姊妹及其子，（8）妻之父母姓合為一族，（9）妻之姊妹。專以親情言之，其橫的範圍固較宗法為廣，縱的範圍，則不如宗法之久，又不必皆同一地，故其所團結或轉不如宗法之廣也。古所謂姓，即今社會學家所謂民族者，其所包人口蓋甚多。逮耕作之法漸精，則氏族析而為家族。所謂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五口八口之家是也。一家之中父權頗大，父死則兄為之繼。貴族有妾媵。妾者，家中執事之女子，得接於其主人者。媵則妻之送嫁之女子也。平民大抵行一夫一妻之制，然平民外淫當較易於貴族，貴族則淫亂於家者多，外淫者轉少也。社會倫理曰君臣，曰朋友，臣蓋受豢於君而服事之，武士則為之效死，且保護其家族，效忠於其後嗣。君臣初義不過如此，其後進步乃以盡心力於一人一家者為小臣；以保社稷安人民為務者為大臣焉。臣之當忠於其君，純以初嘗受豢焉，為其私人，感其恩意之故。若民之於君，本無恩意。君能執行公務則戴之，不能則義可驅逐之。後世未仕之野人，亦有聞君死而殉之者，則誤合臣民之義為一矣。朋友可通財，可相為死，其結合極親密，非如流俗概稱所知為朋友也。（古稱所知若今言相識。）古人風義剛勁，又俗重長老，故孝悌亦為倫理重要條目。
（十）文字始於擬勢，繼以圖畫符號，本與語言並行，而非所以代表語言。其後進步，乃專以語言表意而又以文字代表語言焉。中國字書存於今最古者為許慎《說文解字》，其書以秦時小篆為主。在小篆以前，見於《史籀篇》者，（《史籀篇》亦字書之名。）謂之籀文，亦曰大篆。又出於大篆之外者，則為古文。古文之條例，間有不可知者，則曰奇字。文字之條例凡六：曰象形、曰指事、曰會意、曰形聲、曰轉注、日假借。象形如「日」「月」，蓋最初之字。指事者，古事物通訓如「上」「下」二字，二字在一畫之上為上，在一畫之下為下。會意者，合二字之意以成一字，如人言為「信」，止戈為「武」。形聲如「江」從水工，「河」從水可，亦合二字成一字而一取其聲，一取其義。轉注者，一語衍為多語，字亦隨之而增。許舉「考」「老」二字為例，如「枯」之於「古」，「巔」之於「夷」，亦皆此例。其義異而未造兩字者，則文字學家所謂引申，如馬行遲為「篤」，行遲則馬足之著地必實，因以為篤實之稱是也。假借者，音同義異，則合用一字，或雖有兩字，亦廢其一而存其一。此可以省識字之煩，不然則單字之數將至不勝其多矣。六書蓋文字學家研究文字條例者所立之說。其說雖粗，然亦大致可用。故數千年來只有為之彌縫補苴，而無推翻之別立新說者也。（欲知中國文字條例，拙撰《字例略說》可以參證，商務印書館本。）文字之始，本非所以代表語言，而剖析語言求其音素制為字母，然後切合之以成字。則其理非初造字時所知。文字前後相承，不易徹底更易，故文字取諸他族者，可以成為拼音字；出於本族者，則不能也。書寫之法則漸趨簡易，故篆易而為隸。
（十一）各國文學皆先有韻文，後有散文。吾國亦然，散文蓋至東周之世乃大發達，前乎此者，皆阮元所謂寡其辭、協其音者也。（見《研經室集·文言說》。）然此非即詩歌，乃今時歌謠之類耳。詩歌源於謠辭，必隨音樂而變，如後世外國音樂輸入而有詞曲。若中國今日之所謂新詩，則其性質與昔之所謂詩者，初非同物也。
（十二）古代科學與哲學不分，哲學與宗教又不分，故最古之學術思想，率存於宗教之中。古者大學與明堂合一。明堂者，物質文明簡陋之世，一國之內，只有講究之房屋一所。君主居之、百官辦理政事於是，祭祀祖宗亦於是，講學取士亦於是。故既為宮殿，亦為朝廷，又為宗廟，又為學校。其後諸事皆分析別立，然仍為宗教之府。而古之所謂學校者亦即在是。其所謂學，則宗教與哲學及純理之科學，今散見於先秦諸子中。哲學科學之說皆出於此，學雖高深而無實用。故古無雲肄業學校學得何種學識技能，出而任事者。實際應用之知識技能，皆得之於宦。宦者，實習於某機關，學與仕為對稱，任事者為仕，學習者為學，一種行政機關發達而成一種專門學術，則《漢書·藝文志》所謂九流之學，出於王官者也。九流之學，各有所本。最陳舊者為農家，蓋欲回復古共產之農業小社會，許行之說是也。次之者為道家，老子之說，主於無為，為訓化，蓋物質文明進步，社會組織往往隨之變壞。而古代物質文明之進步，率有在上者之唱道，故老子以無為戒之。此猶戒今之中國人無慕歐化，戒西南土司無效漢人耳，不悟物質文明之終不可阻也。又次之者為墨子，墨子背周道而欲行夏政，欲回復前一時期之儉及迷信，亦勢不可行。較進步者為儒家及陰陽家，儒家主通三統，謂有三種治法當更迭互用。陰陽家主五德終始，謂有五種治法當更迭互用。其見解皆較弘通，然亦不甚切於時務。最切於時務者唯有法家，以法訓練其民，以求富強、事兼併，以術督責其臣，以淘汰腐敗之貴族而行嚴肅之官僚政治，皆切合於時勢者，故秦用之卒並六國也。（法術之別見《韓非子·定法篇》。）
（十三）秦始皇統一後之新局勢。（1）內戰乍息，民生獲蘇。尤其交通上限制廢除，商業得以興盛，可完成廣大之分工。漢人議論每以「通關梁，一符傳」為善政。此後國富總量之增加，殆非前此所能想像。（2）統一則國力強盛，便於對外，但中國在此時開始與騎寇相遇。（古代戎狄皆居于山地，與後世西南諸部族相似，此等戎狄盤踞於太行以北諸山脈中，恰為中國與蒙古高原遊牧民族間之緩衝。）
（十四）封建制度之告終。（1）秦盡廢封建。（2）秦亡後「諸侯之相王」。（五字見《史記·自序》。）義帝等於東周之天子，西楚霸王等於其時之霸主。其下列爵二等亦沿戰國時之成例，而此二等之爵，又為漢代所沿。（3）封建之基礎在下而不在上，在社會而不在政治。蓋必社會尚未臻於統一之機運，然後可以各各分立。故封建之真正基礎，為各區域內之自足經濟。《王制》之經濟計劃，即系如此。自商業興、交通便，各地方之風俗漸次相同，則分立之基礎已不存在。於是每一區域之中，先自相吞併，而東周以後之大國，陸續出現，最後乃有一大國舉，諸大國而悉滅之，是為秦之滅六國。諸侯之相王，及漢初之封建形勢均與戰國相似，為能久安，諸侯之相王僅五年而天下復歸於一。漢初之異姓王亦不旋踵而亡；同姓諸王則釀成吳楚七國之亂。自是以後（A)先存空名而去其政治之實權。（漢景帝令諸侯不得自治民補吏。）(B）次分諸大國為小國，此即賈誼眾建諸侯而少其力之策，武帝用主父偃策，令諸侯王得國邑分封子弟。（C）更推行關內侯之制，有榮名及祿而無土地。（D）更進則祿亦不輕給，唐宋食租必待實封。而封建僅存空名矣。（4）歷代雖尚有行封建之制者。此特不勝其自私之心，而又無有效之計劃，乃行此無聊之策。即其心亦未必以為可恃也。以實際論，晉代八王之擾亂，乃由其兼任官職；明代成祖之叛逆，則由其本掌兵權。皆與封建制度無涉。同姓如此，異族則唐太宗顯封功臣，而功臣終不敢受，封建更勢成弩末矣，故封建制度真正之反動，實至吳楚七國亡亂而告終。
（十五）民主政治之廢墜。（1）主權在民，此為自然之理。本無人敢加以否認，亦無人能加以否認。（A)至民意無具體表見之方法，反藉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等空論，以保存告朔餼羊、民治原理，是為君權之一進步。（B)更進而所謂天意者，遂與民意脫離關係矣。新莽之侈言符瑞是也。（2）民意之表見，最重者為習慣，習慣即禮也。（A)禮有守舊性，漸不切於實際，則其防閒專擅之力愈弱。（B)又列國並立之世，違禮則外遭大國之討伐，內引起臣民之反抗，統一以後皆無之。
（十六）帝政之成功及政之廢墜。一區域中之公務謂之政，握政治上最高之權者謂之君。此列國時代之情形也。古之國大率方百里，此為一自然之政治區域。其君猶後世之縣令，大夫猶鄉鎮之長，士則保甲之長耳。政治可以惡劣而不能廢弛。此等層累設治之規模，乃各部族所固有，而非自上而下加以建設。（A）舊規既壞，國破家亡之時，又未必加以恢復，而一地方之公務，遂至廢而不舉矣。世襲之君大夫，變為任免自由之縣令，此為以官僚政治代封建政治。（B)一階級之方興，其厲害必與大多數人相一致。及其處於統治者之地位，則其利益復與大多數人相對立。此為無可如何之事。故秦漢以後，代表國家之主權者，所當嚴加監督者，乃在官僚。處於監督之地位者，為數太少；而應受監督者為數太多，其勢必不能遍。好在此時，官吏已不能不奉朝廷之法令，則莫如將所辦之事，減至最小限度。如此，則官僚無所藉以虐民，而現狀易於維持矣。此為放任政治之真諦。秦漢以後，值寬閒之時，而能實行此種政治者，往往可以獲小康。漢之文景，即其代表也。秦漢以後之政局，不容求益，只能消極的以求免害。故其設官，非為治事起見，乃為控制起見。故治官之官日益，治民之官日減。顧亭林譏之，而不知其時之政事固如此也。政治任一事件，固必受當時最高原理之統御也。
（十七）儒術之專行。春秋戰國之世，諸子之學同時並行。至漢武帝表彰六經、罷黜百家，而儒術遂居於正統之地位。論者謂武帝乃雄猜之主，因儒家隆君臣之義，便於專制而表彰之，此乃數十年前梁任公一派之議論，有為言之，本非客觀真實之說，而讀史者遂奉為定論，謬矣。漢世儒家言民貴君輕之義者甚多，眭弘至勸漢帝求索賢人，禪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便於專制者安在？武帝即位，年僅十六，因非昏愚，亦未聞其早達，成童未幾，安知儒術為何事？故武帝之崇儒，乃時勢使然，而非武帝之能造時勢也。九流之學：縱橫家僅效一節之用，雜家自無所有，名家施諸實用，則與法相附麗，有治國安民之抱負者，僅農、道、墨、儒、陰陽、法六家。農、道、墨皆大陳舊，法家之學僅其所謂術者，仍當施諸官僚，其所謂法者，則一統之後無所用之，亦不宜用，前已言之。故是時可用者實只儒、陰陽二家。而漢世二者遂相混合，學術之興替，固非偶然也。儒家及陰陽家者之見用，蓋以其詳言治制。而天下既已統一，治制固不可不興。故秦始皇帝言，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眾，引以興太平。方士修煉以求奇藥。興太平指儒家言，因亦有意立制度興禮樂矣，特未及行耳。文景非有為主，故皆謙讓未遑，武帝好大喜功，則有所不讓矣，此儒術興起之真原因也。
但是時異勢殊，儒家治國安民之方案實已不可行。其說別見下節。儒家之有益於中國，不在政治而在社會倫理。此事前亦已言之。自武帝崇儒之後，歷代政府遂無復與儒反對者。故中國無如歐洲政教分裂之弊。此亦中西史事之一異點也。
（十八）自先秦相沿而來之社會問題。社會始於公產，自公產之制破壞後，人心便覺其不安，即皆視當時之社會組織為變態。先秦諸子無不欲舉社會徹底加以改組者，而其改組社會，必藉政治之力。此固近世工業革命以前，欲改革社會之通蔽也。漢世學術皆沿自先秦，其中最有主張者為儒法二家。今表示前漢、新室之世重要之議論及制度如下：
先秦諸子之主張至新莽而徹底實行，實行之而失敗，自此無復敢言徹底改革者，視社會之病態，為無可如何之缺陷矣。此一運動之經過，讀《史》、《漢》之《平準書》、《食貨志》、《貨殖列傳》，王、貢、兩龔、鮑、眭、兩夏侯、京、翼、李及王莽傳可見其概。其失敗之原因，則由未知階級之對立性，革命之業必不能操刀代斫也。（經學分今古文兩派。古文興於西漢之末，為王莽及其徒黨劉歆等所主張，所以如此者，蓋欲兼取《周禮》。所以欲兼取《周禮》者，則以其所行節制資本之法，在《周禮》中有根據。而在今文學家說中無之也。蓋儒學分齊魯兩派，魯國之經濟不如齊國之發達，故魯學僅有平均地權之說，而齊學則兼有節制資本之論也。）
（十九）漢世學術思想之變遷。西諺云：羅馬人非思想之人，乃做事之人。此非羅馬人短於思想，學術上之風氣或重發現、或重實行，猶之飲食與消化各有其時。以漢人比之先秦，正猶以羅馬比之希臘。先秦諸子之學可用者，唯儒法兩家。漢宣帝謂漢家自有治法，以王霸道雜之。王指儒，謂寬以牧民；霸指法，謂嚴以察吏。此其選擇，實頗合理。即王莽之變法亦然。王莽之失敗，乃先秦諸子政策之失敗。王莽選擇於先秦諸子所定之具體方案，固不可謂之不合理矣。（其實施之手腕不足：此是另一問題。）自王莽改革失敗，而學風一變，經世致用一派漸以消沉，（王符、仲長統、崔寔、徐幹及晉世之葛洪等，均系實際之政論家，無復高遠之理想。）不論今古學皆流為煩碎之考證，直至南北朝隋唐皆然。所謂義疏之學，其泥古而無思想，遂激起玄學之反動，在長時期之中，有思想者遂皆入於佛老，而不入於儒。
（二十）秦漢間文字之變遷。（1）隸書代篆書而通行，此為便於書寫起見。（2）其後隸書又分為二派，有挑法者為八分書，供美術之用；無之者為章程書，即今之正書，供實際應用。但其後章程書亦求書寫之工，亦復為美術品。（3）求書寫之速，必須用草書。草書起於棻草，本為應用起見，但至後漢之世，亦成為美術品。中國字體本繁複，美術又貴多變化，遂使草體益趨紛歧，難供實用，行書乃起而代之。然「行草」與草書，「真行」與正書相去無幾，仍不便用，簡筆之所以興，即因中國無草體以資應用故也。
（二十一）秦漢間文學之變遷。東周至西漢為散文發達極盛之時代，此時之散文與口語極為相近。西漢末造稍開駢儷之風。自此至南北朝末，逐步順此趨向進行，遂成駢文時代。散文之變為駢文，乃由（1）用字及辭。漸次加選擇，取其能引起美感者。（2）句讀求其整齊，使音調和諧，便於誦讀。（3）多用典故，以引起豐富之想像。文字至此遂與口語漸遠：（A)不切實用。（B)從美的方面論，亦人工之美增加，天然之美喪失矣。統觀此時代，（1）經學之趨於煩瑣，（2）書法及文學皆向美術方面發展，皆時局昇平，經濟寬裕，文治漸興，有閒階級爭在此一方面發展有以致之也。
（二十二）兵制之變遷，民兵之廢。為此時代一大事。其故由於（1）統一之後，國力驟增，四周皆小部族，無論開拓或防禦皆用不著全國動員。（2）古人之所憚，非當兵而為遠役。兵役之負擔，自然偏於緣邊，有失其公平之旨。（3）加以體恤良民，遂至（A)多用謫發及謫戍。（B）其後乃至兼用降伏之異族。此兩種現象皆起於武帝之時。而民兵之廢，則成於後漢光武之廢郡國都尉，無復都試之役，此為五胡亂華時代，異族橫行，漢族難於恢復之一大原因。
（二十三）刑法之變遷。秦漢之世，司法界有三大問題：（1）法律初病簡單，後傷錯亂。李悝為魏文侯相，撰次諸國法為《法經》六篇。商鞅取以相秦，此法至漢世實已不足於用，漢人乃陸續增加，更益之以「令」與「比」，無條理系統，奸吏遂得上下其手。此事漢世屢圖矯正未成，至魏世始從事於法律之編纂。晉初頒行之，是為《晉律》。中國之法學觀念，為法性派，法文僅規定大綱，無甚根本變動。現存之律最古者為《唐律》，大體沿襲《晉律》。唐以後，定律者為金與明，皆本《唐律》。《清律》又沿《明律》。故自《晉律》定後，截至採用西洋法律以前，法律實無大變更也。（2）為刑罰之變更。秦用刑極酷。（實則各國多如此，但或不如秦國之甚。）漢文帝除肉刑，代以髡笞。髡法過輕，略無懲艾，笞法過重，每至死亡。刑罰之等級失其平。欲復肉刑者頗多，又無人敢任其咎。至隋，明定笞、杖、徒、流、死為五刑，此問題乃歸消滅。此由古者但認以金屬兵器傷害人之肉體者為刑，其觀念不能驟變，故有此糾葛也。（3）秦時獄吏之嚴酷。漢代力加矯正，久之而其風氣始漸變。在此過程之中，儒家主義輸入法律之中，取法家之地位而代之之處不少。
（二十四）兩晉南北朝之世。兩晉南北朝之世，為中國與西洋歷史走入相異之路之最要關鍵。西洋自蠻族侵入以後，遂非復羅馬人之世界。中國則經異族之侵入，依然為中國人之世界也。此其故：（1）由中國有廣大之長江流域，以資退守；而羅馬無之。（2）由中國人之數遠較五胡為多，與羅馬人及蠻族之比例不同。（3）由此等異族漸染漢族之文化已久，亦非西洋淺演之蠻族所及。（慕容氏、苻堅、北魏孝文帝等不必論，即劉曜、石虎等亦不過一淫暴之主，其立法施政，仍接受中國之文化。）（4）由羅馬此時，官吏、軍人、土豪、教士、蠻酋等，處處造成政治之中心，層累相及，持久不敝，遂成封建之局。中國雖亦有此等端倪，然地勢平坦，風俗相同，中央之政權較強大，割據之局未能形成。此時代重要之現象為：（A)南方之文化及產業漸次發達，尤其荊揚二州，即今湖南、北兩省間緣江之湖沼地帶及浙西太湖流域為全國經濟重心，完全肩負起抵禦北族及保存南方文化之重任。（B)南方風氣漸趨文弱，北方則漸覺獷悍。（C)由南方僅能保存文化而未能用武力將北方克服，故政治重心未能轉移至南方。（D)自後漢之末，中原人成群遷徙，遂將積古以來各地方豪族之根基拔去。（參看下節。）(E）在此大遷移之中，貧民多入山與異族雜居，是為北方之山胡、南方之山越，山地藉以開拓，異族藉以同化者不少。
（二十五）人民大遷徙之影響。當春秋戰國之世，貴族皆驕淫矜誇不能振，以致嬴秦之末，豪傑蜂起，出身貴族者卒敗，起於平民者卒成，遂成漢初布衣卿相之局，因此漢代之選舉，亦不論門第。然此等豪族在政治上雖無特權，在社會上之勢力仍在。至後漢之末，天下大亂，人民開始大遷移，而死灰復燃其焰。此時之勢家，其宗族、姻親團結之力及其對於地方人民統率之力，皆遠較後世為強。觀其遷徙之時，往往成群結黨，又能互相周恤，立綱陳紀，可知當時僑州郡縣之設置，即因屬人主義未盡化除故也。經過長時期之僑居，卒不能復我邦族，政治上不得不厲行土斷，而人事亦隨之變遷，僑寓者之間彼此漸疏，而與土著者漸稔，於是屬地主義日昌，屬人主義日淡矣，此於各地方畛域之化除，所裨實大。世族遷移者，一時頗能壟斷政權，抑壓土著，又藉九品中正制度之助力，在政治上多占優越之位置。但此輩多無才略及勇氣。革易之際，立功立事，及平時綜理政事者，轉多出於庶族；又在經濟上落伍，不得不貪庶族之富，而與之通譜通婚。於是所謂門閥者本實先拔，僅藉惰力性而存在矣。至唐末，天下大亂，譜牒喪失，取士結婚，均不照成規辦理，而所謂門閥者，遂盪焉無存，積古相傳之階級，至此剷除淨盡。
（二十六）士大夫階級性質之變遷。封建時代士大夫階級之特質：（1）自視與平民不同；（2）勇於戰鬥；（3）不好利。（此由其本為征服階級專以戰鬥為業，而其生活亦較平民為優裕之故。）觀西漢之世，賈誼、董仲舒之議論最可見之。其時文臣如公孫弘、蓋寬饒；武臣如張騫、傅介子、常惠、陳湯、李廣、李陵、班超等，均尚屬此風氣中人。但社會之組織既已變遷，風氣終必隨環境而改變，遂至奢侈嗜利頹廢。晉初之石崇、王戎、王衍等是其代表。以一時論，無中等階級為國之楨榦，是其弊；以永久論，特殊階級消泯，是真利。
（二十七）選舉制度之變遷。此為破壞階級制度有力之因素，其重要之現象：（1）隋廢九品中正；（2）廢鄉官；（3）肇行科舉之制。煬帝始設進士科，至唐漸盛。科舉之制至宋漸重，明清益盛。（A)打破門閥用人，固為優點。（B)因此而「吏道」漸輕，使有學問者駕於有經驗者之上。在理論上亦不失為進步，但其立法不善。漢世四科取士，（甲）重德行、（乙）重學術、經中博士。（丙）重文法、文中御史。（丁）重才能。才任三輔令。在理論上原極完全，但才德無可識驗，後遂偏重學術文法，是為唐世之明經、明法兩科。此在理論上亦無不合，唯（子）所試者偏重記憶。（帖經記經文，墨義記注。）（丑）又因世重文辭，試詩賦之進士科，遠較「諸科」為重。遂至群以進士之浮華為患。宋王安石出，廢諸科獨存進士，改詩賦為經義策論。明清大略祖之。然所以責之者太多，不得不偏重經義，士又失之迂疏，遂使拔取人才之第一途，有名無實。
（二十八）自晉至唐代民生主義之政策。自新莽變法失敗後，言社會政策者，遂趨於緩和，又以儒學專行，法學消歇，遂不言節制資本，而單重平均地權。以溫和之手段平均地權，是為晉之戶調式、北魏之均田令、唐之租庸調法。此三法：（1）皆以無主之地授民。（2）而於其固有者，則不奪之，但於其所有之數，立一最大之限度。（3）至於所有之數僅是最小限度，則亦不准典賣。但（A)無強迫遷移之法，因終不給於授。（B）又人民緩急無可融通，終不能禁其典賣，遂至有名無實。史稱唐開元時，法已大壞，至德宗時，楊炎為相，卒廢租庸調法而行兩稅。但就其所有者而稅之，而人民田地之有無多少，官遂不復過問。溫和之平均地權政策，至此告終。
（二十九）自漢末至宋兵制之變遷。（1）漢末群雄割據，始有州郡之兵。魏晉至南北朝，以內亂及分裂，迄不能廢。（2）五胡亂華時，北方之軍隊，訖以異族為主力。（3）北朝之末，異族漸與漢人同化，而戰爭甚烈，不得不用漢人為兵。又凋敝已極，不能出養兵之費。乃有府兵之制，藉一部分之民為兵，令其耕以自養，寬其租調。而隋唐因之。（4）練兵必有目標，承平時無之，其勢不得不腐敗。（5）藩鎮之兵遂起，以與州郡之兵，名異實同，終至分裂。（6）宋代為矯其弊起見，集全國之兵權於中央，加重賦稅以養之。此為極端兵民分工之制，與府兵之原理適相反，世多加以痛詆。其實（A)分業於經濟為有利；（B）苟以財政所能負擔者為限度；（C）次第募天下奸悍無賴之民，加以嚴格之訓練，亦可化之為馴良。故北宋兵制之壞，乃其行之不善，而非其原理之不能成立也。（7）募兵之制既壞，王安石欲復民兵，乃先之以保甲之法，然此時之情勢，欲行通國皆兵之制極難，而行政上又無以善其後，遂至弊逾於利，其法卒不能立。
（三十）自漢至唐宗教之變遷。列國時代，宗教皆含地方性，統一以後，始起全國的大宗教之要求。此時各地方之宗教家，有走集中央者，《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所載主於祠祭之方士是也。是時所謂方士者，實有兩派，其另一派以（A）服食、（B）導引、（C）丹鼎、（D)房中等術，求為神仙，是為神仙家。其後兩派遂相混合。彼等有與上中流社會為緣者。秦始皇、漢武帝所信之方士及晉世行於江南之天師道是也。此派至寇謙之得北魏太武帝之尊信，遂成為國家所承認之宗教。其在民間者，則時與政府為難，有大規模之反叛者，如張角、孫恩是也；有僅圖割據一地方者，如張魯是也。此舉其較大者。其餘借宗教以圖鼓動者，尚不可枚舉。此等固有毫無意義者，然含有社會主義之建設性者亦不乏，如張魯及近代之太平天國是也。張魯式之僅圖割據一隅者，既因四周皆敵而不克自立；太平天國式之大規模的革命運動，亦因（甲）其知識太淺，其建設之方案無可成功之理。（有建設之幻想，而無可行之方案，徒嫉舊而不能更新。）（乙）其自身為流氓，缺乏紀律，不樂勞動，故終於無成。佛教之初期，亦與道教相近，借之以圖扇動者，亦不可枚舉。畢竟佛教之哲理較道教為精，其得士大夫之信仰亦較道教為深，其平和的推行於民間之力，亦遂較道教為大。中國向以儒釋道三教並稱。三教並立之原理：（A）孔教專行於政治社會方面，放棄靈魂界之地盤，以讓釋道；（B)釋道皆專於靈魂界，而放棄政治社會方面，故不與俗界生衝突；（C)此為中國之宗教與歐洲大異之處，故中國無爭教之禍。至釋道二教，在教旨上，實無根本之區別，所以能並立者，則因舊日迷信之對象，不易剷除。佛教雖並不排斥中國之舊信仰，且企圖將中國之舊信仰編入彼教之中。然究為來自國外之宗教，不能悉數網羅。道教則在教理上遠非佛教之敵，故二者亦不得不並立。此為政治所承認者，其流行於民間者，仍時與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為緣，而為其扇動之工具。異族入據之時，則又含有民族主義，如元清時白蓮教及太平天國是也。
（三十一）佛教在學術方面。（1）佛教興起之時，乃印度各種學說同時並起，使人惶惑無所適從之時，佛乃授以切實可行之道，故佛非究竟真理之發現者，而為時代之聖者。（語本日人《原始佛教概論》商務譯本。）（2）佛教可分三期：佛教初興時，近人稱為原始佛教時期，後百年而小乘興，又五六百年而大乘興。（此段歷史，詳見唐玄奘所著《異部宗輪論》。）其輸入中國有先後，實緣其本身之興起有先後。（3）中國之佛教宗派甚多，其最要者（A)天台、（性宗。）法相、（相宗。）華嚴，是稱教下三家。佛教要旨，為「萬法唯識」。天台從主觀方面證明其理由，法相從客觀方面證明其理由，華嚴則示人以「菩薩行相」，即具體的示人以一當效法之模範也。（B）佛教究系宗教，當以實行為主，學理上之辯論不過引起人之信心，故又有「不立文字，直指心源」之禪宗出焉，是稱教外別傳。凡學術，一入有閒階級之手，往往喜為精深之研究，而務於精深，末流必入於煩瑣，易啟人之厭倦。故其後教下三家皆衰，而禪宗獨盛。又心力薄弱者流，不耐思考，修持之方法過難，亦將望而生畏，唯以念佛一法，兼攝止觀兩門則受持較易。又佛法說人不修到成佛，終不免於退轉，而修到成佛極難，亦使人望而生畏，而其說又無可修改。淨土宗乃教人先修到淨土，既到淨土之後，雖成佛仍須歷劫，然淨土為極佳之環境，人既到此，即不虞退轉，可以徐徐修到成佛。歷時雖久，成功可必。此不啻與畏難者以一新刺激，一大興奮。又淨土中種種美妙之境，實不啻最大之福報，亦與求福者以一大滿足。故禪宗推行於知識階級，淨土則普攝利鈍，且兼行於下層社會焉。佛教之末流唯余禪淨二宗而已。
（三十二）理學之興。佛教哲理精深，方其盛行之時，人皆以為人生問題，可由此而解決。當時之見解，固視社會為個人之積，個人的問題解決，即社會問題亦解決，故對佛教懷甚大之希望。然人總只是人，離生活問題而解決人生問題，固無其事，且人永遠是社會中的一個人，擱過社會問題而欲解決個人問題，更無其事。故佛教雖盛行，而社會仍是如此，人心對之遂漸覺失望，於是反動之理學起焉。佛教哲學超過中國舊哲學之處，在其認識論之發達，從認識論上駁倒佛說，勢不可能，宋儒乃抹殺認識論不說。故其口號曰：釋氏本心，吾徒本天。天即理，本天即謂承認外界法則之真實，故其學稱為理學。（此為此種學問最正當之稱號。其徒自稱曰道學，乃自謂接孔孟以來道統真傳。道統之說，考證上既無確實根據，其見地亦近於自誇，而並不能說出其學問之內容。故其名稱並無足取。清人稱之曰宋學，則以其朝代為稱，與其所標榜之漢學對舉而已。王守仁一派之學，篤守程朱之說者，稱為心學，蓋彼特注重治心，然其承認外界法則的真實，而非如佛教謂萬法唯識，則與其餘宋儒相同也。）故理學家之反佛，系以哲學中之唯物論反對哲學中之唯心論。宋學中能建設新宇宙觀者三家：一為周敦頤，以陰陽五行之說為本，謂天下之正道為仁義二者。而人稟五行之質以生，五行各有其性，人所受五行之質，不能適得其平。故其性不能無所偏，要在修省存養，其手段為主靜，即不隨環境而妄動，常立於中正之地位。（說見《太極圖說》及《通書》。）一為張載，以氣為唯一之原質，氣有兩種運動，一積極的，一消極的，是為陰陽。（故陰陽同體而異用。）氣之輕清者，能自由變化，易適應環境。重濁者則不然，故易流於惡。故人有氣質之性與義理之性。修為之要，在於變化氣質。（說見《正蒙》。）一為邵雍，謂人每為主觀所蔽，故不能知真理。故貴以物觀物，不以我觀物。三家中邵雍根據自然現象立說，中國人於此派學術，稱為術數，（或數術。）〉視之不甚重。故邵雍之學，不被視為正宗。人生觀既定，乃求其實行之法，其中最要之人物，為二程（顥、頤。）及朱熹、陸九淵。二程之學，至小程而大成，朱熹承之，欲即物而窮其理。（謂對於一切事，求其措置之方，非謂求自然界之法則。）積之久則豁然貫通。陸九淵以為支離，欲先發人本心之明。二派相對立，至明王守仁出，乃發明致良知之說，蓋即物窮理，自不免於支離，先發人本心之明，亦不免於空洞。守仁主張良知只有昏敝，並無欠缺，一總提起，聖凡無異，故凡事當就現下良知之所能知，服從其指示。此即是在心上用功夫，至於無事之時，自可在心上磨鍊，克去其私慾，然亦非與事實離開。故實行與治心並非二事。知此，則支離空洞之弊皆除。故理學自朱陸至王，實為辯證法之進化，世皆以王與陸為一派，與程朱相對立，實非也。此為理學之哲學的根據。其人事上之說（1）所重視者，仍為教養兩問題，此為理論上自然之結果。但承儒家之傳統觀念，仍只注重平均地權。故純正之理學家，多欲復並田。（2）又鑒於民政之廢弛，不知古代之修養，為部族時代之成規，封建時代承之，而誤以為封建制度之結果，遂至欲復封建，此其說自不可行。（3）其對於社會，則不知社會組織之變遷，而視古代之組織為天經地義，遂欲加重君權、父權、夫權，而不知人心隨社會組織而變，已無此等心理，其所主張，遂皆失敗。又理學家雖病佛教之不切於人事，然以社會為積個人而成，個人的問題解決，社會問題亦隨之解決之見解仍未變。如此，則不得不偏重於治心，佛教之流弊仍未除；而其人多疏於應事，並疏於學問，後引起人之攻擊，但其（A)自任以天下之重；（B）及其無所為而為之的精神絕無宗教家祈求福報之觀念，而其自治之嚴格、及推勘之深微，則於宗教家絕無遜色，則永留於天壤。
（三十三）唐宋時代史學之進步。（1）南北朝以前，正史皆一人所撰，唐以後搜輯之史料漸多，任何一方面，均非個人之力所及。故在原則上，變為集眾纂修。（2）昔人所重視之史實為（A)理亂興衰，（B）典章經制二者。（說本《文獻通考·總序》，前者為政治上隨時發生之事實，後者為預定之制度。）前者正史中之本紀、列傳載之，後者詳於志。但（甲）前史皆斷代為書，不便通覽。（乙）紀傳又以人為主，將事實拆開。故宋有司馬光之《通鑑》，唐有杜佑之《通典》，宋有馬端臨之《文獻通考》以救其弊。（3）前代無專講作史方法之書，至唐而有劉知幾之《史通》。（4）南宋鄭樵作《通志》，欲改劃代之正史為通史，其《二十略》，又推廣門類於舊史之志以外。
（三十四）自魏晉至唐宋文學之進步。（1）自駢文興後，文字與口語日遠，誦讀之調與口語之調各不相同，乃有四聲之說，起於梁時之沈約等。而文與詩皆發生所謂律體。（2）因駢文浮靡不適用，而取法於古之散文代興，以未浮靡時之文字為法，而說當時之話。其徒自稱為古文。（3）駢文仍存在，而益近律體。唐初已然。至唐末，遂成所謂四六體，宋人為之益生動，而極其變化。（4）佛家之禪宗及理學家，不求文飾，而創語錄一體，即如口語書之，又說書之業盛行，筆之於書則成平話，而語體文漸興。（5）詩體至唐而大備，詩境至宋而擴充至極，後人於詩，尚未能於唐宋兩種詩以外別開新境界，蓋其發達已轉入他途矣。（6）其途唯何，曰是為詞。此系雜糅中國之舊樂與外國輸入之新樂而成，其後遂為曲。曲之用代言體而可扮演者，遂成為戲劇。
（三十五）印刷術之發達。（1）古代欲傳諸久遠之物，則刻諸金石。此乃欲以其本身供眾覽。（2）至「響拓」之術興，乃開印刷之漸，然所刻之物大難。（3）隋世乃有雕版，至五代、宋而大行。宋仁宗時，畢昇又倡活字，詳見孫毓修《中國雕版源流考》。（商務本。）此事於中國學術關係甚大：（A）學者得書易，（B)書之傳者，亦遠較前此為多。
（三十六）幣制重要之變遷。羅馬之亡也，交通破壞，城市頹廢；一時商業退步，有改而重農之勢。中國自後漢至南北朝，亦頗有與之類似之情形。試觀其時幣制之廢壞可知。至隋唐之世，宇內清平，交易復盛，銅錢感覺不足：（1）國家既無此大量之經費整理，（2）私鑄、私銷亦不能禁絕。（A)既苦不足；（B)又病紊亂；（C)而交易之額日巨，銅錢運輸，又覺不便。於是唐中葉後有飛錢，宋初有交子。飛錢乃後世之匯兌，交子則兌現之紙幣也。由民間自為，而其後皆由政府之干涉，以至失敗。貨幣為量物價之尺，其本身之價格宜劃一而不宜紛歧。金銀銅鐵，本身同為實物，價格自難齊一。與其以兩種以上之金屬為主輔幣，而設法維持其比價，自不如以一種金屬為貨幣，而以紙代表其巨數。故飛錢、交子之興，實合於貨幣進化自然之趨勢，而為政府利用之以籌款之策所破壞。紙幣既跌價不復可用，銅錢又被驅逐幾盡而不能恢復，乃不得不代之以銀。此事起於金之末年，至明宣宗時盡廢鈔幣而大成。故中國之用銀，乃所以代銅錢供零星交易之用，非以錢質量值輕；而以銀與之相權。故對於以銀為主幣，視銅錢為輔幣之理。（即視銅錢之本身無價格，而視為銀幣之幾分之幾。）始終不能了解。至前清末年，欲行銀本位制，始終多所捍格，直至法幣行，而貨幣政策乃告成功。
（三十七）唐以後賦稅之變遷。古代稅法簡單，視穀物為重要之收入，其餘需用之物，亦隨時取之於民，稱之為賦。分配之義。其後需用日繁，行政漸苛，此種賦遂成極惡之稅。讀《管子·輕重》諸篇可知。別一種指田畝出軍用品之法，亦稱為賦，所謂以田賦出兵是也。秦漢以後，兩者並而為一，是為口錢，其時錢價貴，人民深以負擔之重為苦。後漢末，錢法廢壞，布帛漸成為代用品，於是戶調之制興。國家之徵收，亦穀物與布帛並重，此等徵收皆專取於農民。此時社會經濟之情形已變，賦稅宜多其途以取之，然政治家不明此理，仍止視此等專取於農民之徵收為正當之收入。故桑弘羊之政策，受人反對；晉初定律，視酒酤等為太平後宜廢之稅，其法不以入律，而特著為令。歷兩晉南北朝之世，因天下分裂，未能廢除。至隋文帝，乃實現此理想，將一切雜稅悉數除去。此雖號為寬仁，實於財政原理大悖。唐中葉後，因地方為藩鎮所割據，中央經費無著，不得不別開新路，而雜稅復興。其時藩鎮亦有自設苛稅，取之於民者。宋代養兵既多，僅加（1）刪除、（2）整理，而未能盡廢。行之日久，漸覺偏於農民以外之租稅，有益於國，而並不病民，遂相沿而不廢矣。此可見政治家知識之淺短，多沿襲舊理論，而不能觀察新事實，有所發明。其實各種學術，均不免有此病也。此項賦稅發達者，為（一）鹽、（二）茶、（三）酒、（有時稅曲。）（四）商稅。（可分過稅、住稅二者，明以來過稅特發達，是為關稅與厘金。對外者，唐、宋、元、明有市舶司主之，清代亦稱關稅。）此時代稅法之特堪注意者，為宋代入中錢帛、入邊芻粟之制。前者系將一部分官賣之物（一）鹽，（二）茶，（三）自海外入口之香藥寶貨，在中央收取貨款，而由商人自詣各地取貨。後者則指定商人入芻粟於緣邊之地，而以貨物與之相易，亦詣各地自取。此法將漕運與官賣，並為一談，可免政治上運輸之弊。現代以貨易貨之風漸盛，在國內亦未嘗不可仿行。現代國家，欲有大量流動資本不易，如能將一部分貨物，定為官賣，而用以貨易貨之法行之，更師宋人入中、入邊之法，以減少運輸上之弊，實必於經濟、財政大有裨益也。明初之中鹽，以一部分之鹽與輸粟於開平衛（今多倫縣。）者相易，商人計運輸亦難，乃自出資本，招民在其地開墾緣邊，食糧既充，人口復增，即善用此法之一例。農民之負擔，所苦者不在（一）田賦，而在（二）臨時之雜派及（三）力役。臨時之雜派唯亂世有之，無從在立法上加以矯正，役後則平世亦有。故其病民更深，其病民之根源，在其負擔兼論丁（成年男子。）資之多少。丁在後世，根本無負擔力。資之厚薄，並計一切財產，甚難確實與公平，且調查時弊竇極多。此法謂之差役。王安石欲令出錢而免其役，以其錢僱人充役，是為雇役。在當時為舊黨反對，未能久行。然其後終於走向此一路。所爭者（A）專論丁糧，（B）抑兼論一切「物力」以定負擔之標準耳。兼論一切物力，在理論上自較公平，然徒滋弊竇，公平之目的，仍不能達，尚不如專論丁糧之簡，故明末漸走向此一路。（C）更進一步，則所謂專論丁糧者，實系「丁隨糧行」。即不論丁之有無而將一地方所有丁額，硬派於有田之家。至此則不啻加田賦而免其役矣。自此以後，各地方之丁額略有一定，與實際丁數全然無涉，只是一地方所負擔丁稅之數耳。清聖祖下「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之令，不知者頌為仁政，其實彼正覦破此中消息也。自此以後，力役之法遂廢。（直到最近始恢復。）此固能免於擾累，然國家之收入所失亦不少，在建設方面尤甚。因農民有時有餘而可供徵收之勞力，無法變成金錢也。
（三十八）金、元、清之侵入。異族之侵入中原，遼、金之間，當為一界線。自遼以前，侵入之異族，皆（1）重視漢族而思依附之，觀五胡等妄托為中國古帝王之後可知。（2）又爭慕效漢族之文化而無意自保存其文化，如北魏孝文帝，特其一極端之例耳，金以後則無此事矣。金世宗及清聖祖、高宗，皆極欲保存本族之文化，竭力防止其人與漢族相同化，元人則蔑視中國之文化如無物。此由（A）時代較後，彼族之民族性較發達。（B）歷史上異族侵入中原而被同化之例足為彼族之殷鑑。（C)金、元、清皆遠在塞外，非如五胡之近塞或居塞內。（D)又元之帝國太大故也。
（三十九）近代思想上之大轉變有二：（一）黃宗羲《原君》、《原臣》之論見所著《明夷待訪錄》。從根本上反對君主政體。（二）顧炎武有亡國、（謂一王朝之興亡。）有亡天下（謂中國為異族占據。）之論，見所著《日知錄》。不啻民族主義之晨鐘。此蓋（A）明代君主昏淫相繼。（B）清人侵入中原，有以致之。然政治上壓力，社會上之惰性太深，故雖有此等議論，一時尚不能發生影響。
（四十）近代地理形勢之轉變。自明以前，所謂南北者，皆以長江流域與黃河流域對言，南方各省幾於無人提及。（一）自明唐、桂二王據福建、雲、貴以抗敵而形勢一變。（二）太平天國起於廣西，震動全國，而形勢再變。（三）近代革命起自南方，卒成北伐之功，而其形勢三變。（四）至於今日，則其關係之大，幾非復一國之事矣。此由（A）文化之範圍逐漸擴大，向來無足重輕之區，遂亦進而與大局有關係。（B）而開化較晚之地，其社會之病態，亦不如早開化地方之深，民氣足資利用。（C）近代新文化來自海外，南方受其影響較早，浸潤較深，且舊文化根柢較淺，易於接受吸收故也。西南諸省，為中國最不開發之區，蒙、新、海、藏則幾為全世界最不開發之區。交通之發展，自陸路擴及水路，自內河緣海擴及遠洋，今後又將轉入大陸之腹部。故今日之開發西北、西南，在他日觀之，也將成為世界史上之大事也。
（四十一）中國近代之大變遷。有似因與西洋交通而起，實則不然，中國與西洋之交通，並不自近代始。（1）前所述彩陶文化與西方相似，可見最古時代即已有之，其影響究竟如何，今尚不能斷言。（2）亞歷山大興起，囊括蔥嶺以西之地，希臘之文化遂盛行於亞洲，其部將所建之安息、大夏等國。漢通西域後，皆與之有來往。（3）其後羅馬分裂為東西，東部亦繼承希臘之文化，中國與之關係雖較疏，而亦不能雲無有。（4）更後則大食興，幅員廣於羅馬，文化則繼承希臘，中國與之交往尤頻。（5）至不在西洋之文明國印度，則與中國關係尤大，然其關係止於（A)精神的，如佛教、摩尼教、祆教、景教之輸入是也。（B）為物質的或技術的：漢世西域從中國得制鐵之法，西域琉璃、袴褶、胡床、南方木棉、薯糖、菸草及其他動、植物之輸入，大食天文、曆法之東來，中國造紙術、羅盤、火藥之西往皆是也。西化在東方蠻族中，亦非無勢力。魏晉以後之所謂胡，實多非指匈奴，而指西域人，詳見拙撰《胡考》。（在《燕石札記》中。）其時北族開化，多由胡人，如突厥、回紇，即其著者。（其實柔然亦然。）胡人在中國政治上有作為者亦不乏，如唐開元時叛亂之康待賓，後來之安祿山皆是。登庸其人歷史上更難縷指，元代尤甚。然其關係亦不外乎精神的及技術的，故終不能發生根本之影響。故中國近代之大變遷，看似由於與西洋交通而起，實則實業革命以後社會變遷為之也。（歐洲至18世紀而紡織漸用機械，其時在康熙中葉之後至嘉慶初。1837年以後，農業上漸用機械，則在道光中葉矣。外患自此漸亟。此後工業資本、金融資本逐步興盛，遂成為近代之世界，前此彼此貿易，皆以不必要之奢侈品為主，故其關係亦時繼時續也。論者侈言中西風俗之異，一若自古如此者，實則西俗之異於中國，亦自實業革命以來。自實業革命以後，彼之教育實以個人成功、商業技術為基本，前者爭奪之原，後者則詐欺之行耳。自此以前，彼之道德本質及條件，亦與中國無大異也。）
（四十二）中國近代對待西人之態度。（一）第一期歡迎其技術而頗排斥其宗教，明末徐光啟等雖亦信其宗教，然實自科學引入，至楊光先等，則對其宗教持極端排斥之態度矣。此固由宗教有排斥性，亦由（A）西人技術之精。（B）及教士捨身之精神，非中國人所能了解，此讀楊氏之《不得已書》可見也。（二）此種精神持續至五口通商而大著，（甲）為士大夫排外心理之表見，（乙）則民族盲目自尊之心理使然。（三）此後湘、淮軍中人物積經驗稍多，乃主效法其軍事及技術。（四）戊戌維新人士，則主張全盤改革政治。（五）五四運動以後，乃漸注意於西方之文化矣。
（四十三）中國近代之學術。宋學本有改革社會之精神，然仍偏於個人修養，故馴致空談心性而於政治多疏；明末內政既壞，外寇侵陵，造成顧炎武、黃宗羲等經世致用之一派，此亦可謂宋學精神復活。然（1）積重難返。（2）受異族猜嫌，其風氣乃漸萎縮，終僅發達其矯正宋人之考證之一端，成為清代之考證學。此派之長處，在能發現事實之真相，然並無宗旨。梁啓超謂其為方法運動而非主義運動。（見所著《清代學術概論》。）其說是也。此派後因考據而發現西漢今文經說。西漢今文，本以經世致用為主，於是此種精神漸又復活。適會其時，世變日亟，外學亦漸次輸入，逐漸與新潮流相接，如龔自珍、魏源、康有為、梁啓超之徒是也。近來從宗旨上反對宋學者有戴震、顏元兩派；戴氏反對宋學之論理而不論情，專代上級張目而苛責下級，此乃宋學不知社會組織之變遷，欲張大君權、父權、夫權等，有以致之。然謂人人各率其情而天下遂可治，則失之淺薄。顏元反對宋學之空談專主實行，說更滅裂矣，故不能有所建樹。桐城派義理、考據、辭章三不可缺一之論，雖覺中正，實近模稜。章實齋之議論亦此派。唯其在史學上，主張歷史材料與作成歷史非一物；主張多儲史料；主張編次與著作各是一事，則為曠古未有之卓識，去今之新史學僅一間耳。
（四十四）近代之政治改革。此可表示新局面之將開，舊勢力之必敗。（1）戊戌維新之不成，此表示中國之士大夫階級不能了今日之事也。（2）孫中山革命，初利用會黨而不成，此表示中國之舊革命團體不足了今日之事也。（3）其後利用新軍，勢力稍新矣。故能成辛亥革命之功。然新軍實非真新，故後走入軍閥專橫一路。（4）斯時所思模仿者，為西歐之代議政體，此亦已陳舊之物，故亦卒不能成。（代議政體之原理，一在各階級勢力之平衡，然今世之社會，已成一階級專政之局，以代議政體求其平衡，不可得矣；二在能自由討論，然輿論可以製造，則自由討論不可能矣；三在政府須對國會負責，而國會課政府以責任，然亦止於倒閣而已。今世之政情，固非但求國內政潮穩靜所能有濟也。代議政體之原理，在假定人人皆能參與政治，皆願參與政治，然實際更無其事也。中國更略無基礎，無大地主及貴族，更無中等階級，只有官僚，以謀食為宗旨，士人則官僚之預備軍也。）
（四十五）現代之真正問題。此在社會而不在政治。蓋古代部族之內部，本極安和，其後各部族併合而為較大之團體時，未能加以理性之控制，遂變為無組織而任其遷流之所至。團體愈大，其不可控制也亦愈甚，人類之前途，遂至專視其運命矣。以社會內部言之，則無不有階級之對立，此階級之利益，即為彼階級之損失。統治階級中，非無胞與為懷者，亦率為階級意識所蔽，視其階級之利益，即為社會全體之利益，使之謀劃，已難適當，況執行者，又皆謀食之徒，剝人自利，無所不至耶？國家之性質，在立於兩階級間而謀其平衡，然必稍偏於統治階級，其所計劃，大而不切。只顧形式上之整齊劃一，而不顧實際之需要；其本身既日益膨脹，其威權遂愈形擴大。真正忠誠之徒，非有手腕或從事結合者，其意見決不能生效。故國家已成為發達過度、不能控制、不可利用之物。人類真正之正路，乃在乎社會力量之蘇生，此數千年來受種種惡勢力之壓迫而萎縮者也。今後真正之出路，乃在人人能自謀，各自組織其所需要之團體，然後以理性控御之，而為較大之聯合。真正需要大團體，人人能自動而組織之，然後更以理性聯合之，世界乃能成為康樂、和親、平夷無階級之社會，古部族內部自由博愛平等之精神，乃能以更高之形態而出現。
（四十六）所當由之途徑。觀古代部族內部自由博愛平等之精神，則知人類之性質，本來如此。今日之所以紊亂，乃由在物質方面，求其聯合而組織之能力，未能與之相應，遂至為物質之利益，而犧牲其組織之健全也。故欲謀革命，必有其物質基礎。伊古以來，懷抱改革之志願者何限，皆因缺此基礎而未能有成。物質之基礎，在於集合生產工具及勞動力，消滅地方、階級之厲害不同，及謀生產及消費之共同。此數端，今日皆藉資本主義而造成，或可藉資本主義而造成。（無論其為私人資本主義，或國家資本主義。）所當努力者，在此最後化私為公之一舉而已。此一舉非謂必用激烈手段，平和手段，亦未始不可漸致，謂二者必須互為用，或尤近實情也。今日社會組織之根柢，一為商業制度，一為家族制度，二者如鳥之雙翼，如車之雙輪，必須改變之，社會乃得渙然改觀。
（四十七）目前之問題。但今日橫亘於眼前者，尚有民族問題。蓋今日者，人類真正之利益求其合，而特殊階級之利益與偏見求其分。民族之根柢，厥唯文化，文化相啟發矯正，本亦終趨於合。然其進行也，非循直線，而現在民族間種種之不平等，又有以促進民族主義之更趨於發皇。聯邦及邦聯本為徐俟民族自決最優之制。（中國從前無此制之名，而對待異民族，實深得此制之意。古所謂不求變俗者，即國家僅統理其犖犖大端，而余則悉聽各民族之自由，且自保其文化也，故民族相爭之禍不烈。）而其勢不能行。今日之勢，乃在壓迫弱小民族，使為自己之猶腳爪，以與其他強大之民族相爭，為之貓腳爪，真乃為人作嫁，徒自犧牲矣，不可不至慎。
（四十八）中國何以應付目前之問題。（一）挽回近百年來之積弱，（民族問題。）（二）剷除官僚階級，（廣義的，此為民權問題。）（三）先能自立，然後進而謀全人類之利益。（民生問題，此問題真正之解決，必不能以一民族一國家為範圍。）
（四十九）治史學者所當知，恆人重現實，罕求其理，學者泥於既往，不切現實，二者自均不能指示前途。歷史為社會科學，社會科學貴實證，非希望如何，而為能夠如何之問題。須從社會本身發現其法則，此事有賴於史學，而史學最重大之任務，亦在於此。中國之哲學觀念，以一動一靜，為一切之定律，謂社會亦不能免，故盛衰必相更迭。此乃誤用自然定律，只能適用於有機之個體，社會則為超機體，可以此一部分動，彼一部分靜。小團體可以一人組織指揮之，而期其合理，大團體則不能，然雖無具此能力之一人，不能謂無具此能力之一群人，今後社會進化之重要辦法，即在成立此首腦部，以組織指揮一切，而使受理性之支配也。
1944年寫於常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