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的看法 · 《易林》斷歸崔篆的判決書
考證學方法論舉例
《易林》這部書，本來只是一部卜卦的繇辭，等於後世的神廟籤詩。他本身並沒有思想史料的價值。但這部書有兩點容易引起讀者的注意。第一，這些繇辭往往有很美的句子，讀起來頗像民間的歌謠，樸素里流露著自然的俏麗。明朝的文藝批評家，如鍾惺，早就如此說過。鍾惺說《易林》：
其語似讖似謠，似諢似隱，似寓似脫，異想幽情，深文急響。
又說：
其筆力之高，語法之妙，有數十百言所不能盡，而藏裹迴翔於一字一句之中，寬然有餘者。其鍛煉精簡，未可謂無意為之也。
這種讚美的話不能說是過分。這四千多首繇辭里，至少有一百多首可以當作清新俏麗的小詩讀，其文學的趣味比司馬相如、馮衍、班固、崔駰的長賦要高明的多多。
第二，這是一部很古的韻文。古代流傳下來的整部書籍太少了；這部書因為許多人常用來卜卦，又因為他有一種內部組織（六十四卦，每卦六十四課，繇辭重複的，一一註明某卦某繇與某卦某繇相同），所以不但保存的很久，還保存了整部的原來面目，不像有後人增添改竄的痕跡。四千多首有韻的文字，雖然不免傳寫的錯誤，但沒有經後人有意的改竄，這當然在文學史上，聲韻學上，都是很難得的材料了。
因為這兩種原因，《易林》的作者問題，年代問題，內容問題，都曾引起近三四百年來學者的討論，可惜他們的結論往往有很重大的不同，叫初學的人不知道如何選擇判斷。單是《易林》的作者問題，就有四種說法：
（一）作者是焦延壽（為前漢昭帝宣帝時人）。
（二）作者是崔篆（王莽時人，東漢光武帝時還在）。
（三）作者是許峻（東漢後期人）。
（四）作者是「東漢以後人」（顧炎武如此說）。
從焦延壽到東漢以後，這中間有三百年的隔離。所以作者的問題也就牽連到這書的年代的問題了。究竟這書是西曆紀元前一世紀的焦延壽的書呢？還是紀元後第一世紀崔篆的書呢？還是紀元後第二世紀的許峻的書呢？還是「東漢以後」——第三世紀以後——的人假託於焦延壽的書呢？這些大不同的說法，我們究竟如何抉擇呢？
我把前代學者考據《易林》的議論，綜合起來研究，不能不承認他們的考據方法大部分不精細，所以他們的結論有那麼大的差異。最不幸的是《易林》這部書自從六朝以來，大家都咬定「焦氏易林」的題名，都相信焦延壽是作者。這一千多年的成見真是根深蒂固的，若沒有精密的方法和明白無疑的證據，我們決不能動搖舊說，建立新說，使人心悅誠服。
我現在提議，把《易林》一案提出複審，把所有一切人證物證完全調來重付偵查，偵查之後，根據那些重新整理過的證據，提出一個新的判決。證據差不多還是向來學者都知道的證據，只是排比解釋的方法不同。判決主文也不完全是新的——不過在那四種可能的判斷之中，決定一種——只是這新判決書是建立在一種比較細密的論證方法之上，所以比較的應該可以叫人心服，也許可以免掉再上訴的麻煩了吧？
本案是一部書的著作權的爭執案。爭這部《易林》的著作權的，前後共有四批人。我現在先把這批人的腳色履歷，開列如下：
第一批，焦延壽。他的履歷見於《漢書》卷七十五的《京房傳》：
京房……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延壽字贛，贛貧賤，以好學得事梁王。（顧炎武《日知錄》十八說，此是梁敬王定國以昭帝始元二年〔紀元前 85〕嗣，在位四十年薨，當元帝之初元三年〔前 46〕。但余嘉錫先生在《四庫提要辨證》子部三，葉卅六，據《太平御覽》二六八引《陳留風俗傳》雲，「昭帝時，蒙人焦貢為小黃令」。余先生因此推斷此梁王是貞王勿傷，以武帝太始元年〔前 96〕嗣，在位十年薨，死時當昭帝始元二年）。王供其資用，令極意學，既成，為郡史，察舉補小黃令。以候司先知奸邪，盜賊不得發。愛養吏民，化行縣中，舉最，當遷。三老官屬上書願留贛。有詔許增秩留，卒於小黃。贛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焦延壽死在京房之前，京房死在元帝建昭二年〔前 37〕。余嘉錫先生〔同書葉卅七〕推斷焦延壽生當武帝中葉，當元帝初年已死在小黃了。）
《漢書》記焦延壽有兩處，一在《京房傳》，一在《儒林傳》，兩處都不提起他著有一部《易林》。《漢書·藝文志》，依據劉向、劉歆的《七略》，都不著錄焦延壽的《易林》。
直到五六百年後梁朝的學者編纂書目，方才著錄有焦贛的《易林》十六卷，又一本三十二卷。依據舊目的《隋書·經籍志》就也記著：
《易林》十六卷，焦贛撰，梁又本三十二卷。
《易林變占》十六卷，焦贛撰。
從此以後，焦延壽就享有了《易林》的著作權，至一千幾百年之久，後來這部書就叫做「焦氏易林」了。
第二批，崔篆，他的腳色履歷附見於他的孫子崔駰的傳里（《後漢書》列傳第四十二）：
崔篆，王莽時為郡文學，以明經征詣公車，太保甄豐舉為步兵校尉。……投劾歸。……時篆兄發以佞巧幸於莽，位至大司空。（看《漢書·王莽傳》）母師氏，能通經學百家之言，莽寵以殊禮，賜號義成夫人，金印紫綬，文軒丹轂，顯於新世。後以篆為建信大尹，篆不得已，……單車到官，稱疾不視事，三年不行縣。門下掾倪敞諫，篆乃強起班春。……平理「縣獄」，所出二千餘人。……遂稱疾去。建武初，朝廷多薦言之者，幽州刺史又舉篆賢良。篆自以宗門受莽偽寵，慚愧漢朝，遂辭歸不仕。客居滎陽，閉戶潛思，著《周易林》六十四篇，用決吉凶，多所占驗。……篆生毅，以疾隱身不仕。毅生駰。
崔篆的事跡又見於《後漢書·儒林傳》的《孔僖傳》：
孔僖，……曾祖父子建，少游長安，與崔篆友善。及篆仕王莽，為建新大尹，嘗勸子建仕。（子建）歸終於家。僖與崔篆孫駟復相友善，同游太學，習《春秋》。……元和二年（西曆紀元 85）……冬（僖）拜臨晉令。崔駰以家林筮之，謂為不吉。（《孔叢子》的《連叢子》下卷作「其友崔駰以其家《卦林》占之謂為不吉」。《連叢子》的孔僖一部分是根據《後漢書》的《孔僖傳》假造的。此可見《後漢書》原文大概也作「其家卦林」後來寫者誤省為「家林」，就不可通了。章懷太子注《孔僖傳》云：「崔篆所作《易林》也」。也許唐人所見《後漢書》還沒有錯。）
我們看崔篆的履歷，明明記著他曾「著《周易林》六十四篇，用決吉凶，多所占驗」，又明記著他的孫子崔駰曾用「其家卦林」來替孔僖占卦。現在流行的《易林》十六卷六十四篇正是一部占卦的繇辭，也許這就是崔篆的《周易林》吧？也許這部《焦氏易林》本來就是「崔氏易林」吧？
《舊唐書·經籍志》五行類有：
《焦氏周易林》十六卷，焦贛撰。
《崔氏周易林》十六卷（原文不注作者）。
《唐書》作於五代時，《經籍志》的目錄只是「錄開元盛時四部諸書」。這可見開元時代有一部十六卷的古寫本，分明題作「崔氏周易林」。到了北宋歐陽修宋祁等人重修《唐書》的時候這種古寫本還存在，不但題為「崔氏周易林」，並且明明白白的題為崔篆所作。所以《新唐書》的《藝文志》有：
《焦氏易林》十六卷（原注，焦贛）
《崔氏周易林》十六卷（原注，崔篆）
這是崔氏焦氏爭《易林》著作權的開始。但宋朝的學者好像都不肯拋棄《焦氏易林》的舊說；《崔氏周易林》的寫本，不久就被那《焦氏易林》的刻本（季滄葦宋版書目，《焦氏易林》十六卷八本）完全壓倒了，埋沒了。所以元代撰修的《宋史·藝文志》只有
焦贛《易林傳》十六卷（在蓍龜類）
就沒有提起《崔氏周易林》了。直到清代嘉慶時，才有學者牟庭出來替崔篆做辯護人，提出新訴狀，要替崔篆收回《易林》的著作權。（詳見下）
第三批，許峻。他的事跡見於他的孫子許曼的傳里（《後漢書·方術傳》）：
許曼者，汝南平輿人也。祖父峻，字秀山，善卜占之術，多有顯驗。時人方之前世京房。自雲，少嘗篤病，三年不愈，乃詣泰山請命。行遇道士張巨君，授以方術。所著《易林》，至今行於世。
許峻的外孫董彥興和應劭相熟，應劭曾於桓帝延熹八年（西曆165）介紹董彥興去給橋玄占下，事見《風俗通義·怪神篇》，應劭也是汝南人，認識許峻一門，所以《風俗通義》又記著許峻為魯相臧仲英家中怪異占卜的故事，又記著許峻的孫子許寧方（即許曼）為車騎將車馮緄占卜赤蛇的故事。可見許峻是東漢中期的人，死在第二世紀的前半，又可見他的一家和外孫都是「善占卜之術」的道士。他著有《易林》《後漢書》說「至今行於世」。范曄死在劉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西曆 445）許峻的《易林》不但當范曄時還存，《隋書·經籍志》也記錄：
《易新林》一卷，後漢方士許峻等撰，梁十卷。
《易災條》二卷，許峻撰。
《易決》一卷，許峻撰。梁有《易雜占》七卷，許峻撰，又《易要決》三卷，亡。
《舊唐書》同《新唐書》也都記錄：
《許氏周易雜占》七卷，許峻撰。
《宋史·藝文志》五行類有
許季山《易訣》一卷，
《易林》三卷，
《諸家易林》一卷，
《易新林》一卷。
大概許峻的《新易林》只有一卷，梁代目錄的十卷本是包括這些「諸家《易林》」的，所以《隋志》注「後漢方士許峻等撰」，其中也許有許曼董彥興諸人占卜的書。
但是許峻的《易新林》後來就失傳了。所以後世就有人疑心現行的《易林》也許是許峻做的。何焯的《讀書記》說：
今世所傳《焦氏易林》，疑即許峻所著，焦氏不聞有書也。
黃汝成《日知錄集釋》引同時（道光時）人涇縣左暄說：
崔篆《易林》不可考。許峻所著《易林》，范氏以為「至今行於世」則後世所傳《易林》當即峻書，而人誤以為焦延壽也。
第四批，「東漢以後人」。這一批人，沒有姓名籍貫，無從傳喚到案，只好看他們的辯護人顧炎武的訴狀如何說法：
《易林》疑是東漢以後人撰，而托之焦延壽者。延壽在昭宣之世，其時《左氏》未立學官，今《易林》引《左氏》語甚多。又往往用《漢書》中事，如曰：
彭離膠東，遷之上庸（適按，此條在「升之夫」。黃丕烈刻的校宋本《易林》，「遷之」作「遷廢」）。
事在武帝元鼎元年。曰：
長城既立，四夷賓服。交和結好，昭君是福（適按此條在「萃之益」）。
事在元帝竟寧元年。曰：
火入井口，陽芒生角，犯歷天門，窺見太微，登上玉床（適按，此條在「大有之復」，又「鼎之臨」）。
似用《李尋傳》語。曰：
新作初陵，逾踏難登（適按，此條在「明夷之咸」）。
似用成帝起昌陵事。又曰：
劉季發怒，命（黃本作禽）滅子嬰（適按，此條在「蠱之賁」）。
又曰：
大蛇當路，使季畏懼（適按，此條在「屯之升」，又「損之比」）。
則又非漢人所宜言也。（《日知錄》卷十八）
顧炎武提出的理由總共有四組：（1）《易林》引《左傳》的語句甚多，不像是《左氏傳》未立於學官的昭宣時代的作品。（2）《易林》往往用《漢書》里的故事，不像班固以前的書。（3）《易林》用元帝、成帝的故事，焦延壽不會知道。（4）《易林》往往稱漢高祖為「劉季」似乎不是漢代人應該說的，所以好像是「東漢以後人」做的書。
以上總檢查《易林》著作權爭執人四批的履歷資格。
現在我要開審這案子了。
我的審判方法，分做三個步驟：第一步，要先證明現在流傳的《易林》確確是東漢初期已經存在並且已經被人用來占卦的《周易卦林》。證明了這一點，我們就可以把第三批的許峻和第四批的「東漢以後人」都驅逐出法庭，把他們的訴狀駁斥不理了。第二步，要證明焦延壽決不能著作這部《易林》。第三步，要證明王莽時做建新大尹的崔篆最合於《易林》著作人的資格，所以「焦氏易林」應該歸還原主。改題為「崔氏周易林」。
先說第一步的審判。
《東觀漢記》有這一段最有趣味的故事：
永平五年秋（西曆紀元 62）京師少雨。上（明帝）御雲台，召尚席取卦具，自卦，以《周易卦林》占之。其繇曰：「蟻封穴戶，大雨將集。」明日大雨。上即以詔書問「沛王」輔曰：「道豈有是耶」？輔上書曰：「按《易卦》（適按，此處『易卦』似當作『易卦林』）震之蹇，『蟻封穴戶，大雨將集』。蹇，艮下，坎上。艮為山，坎為水。山出云為雨。蟻穴居而知雨，將雲雨，蟻封穴。故以蟻為興文」。詔報曰：「善哉王次序之」！（《文選》卷六十，任昉《齊竟陵文宣王行狀》的李善注引《東觀記》，參看聚珍版《東漢記》。惠棟《後漢書補註》《沛王輔傳》注引《東觀記》此條，文字稍不同，不知他根據何本。）
今本《易林》（黃丕烈本，潮陽鄭氏翻黃本）卷十三震之蹇，果然有「蟻封穴戶，大雨將集」兩句繇辭。《四庫全書》的《易林》提要也引了這段《東觀記》，但是《四庫提要》的作者完全不懂得這一件重要證據的意義。《提要》的結論是：
今書蹇繇實在震林，則書出焦氏，足為明證。
這就大錯了！《東觀漢記》的「蟻封穴戶」的故事並不曾說漢明帝沛王輔用的是「焦氏易林」，只說他們用了一部「周易卦林」，所以這個故事絲毫不能證明「書出焦氏」。然而這個故事兩次提到的兩句繇辭恰恰是今本《易林》的「震之蹇」的繇辭，所以能夠證明今本《易林》確是一千八百多年前漢明帝沛王輔用來占卜的「周易卦林」。這是最難得的鐵證。（牟庭也引《東觀記》此條，但他也不曾明白這種證據的作用。他因明帝有「善哉王次序之」之語，就說，「以是知沛獻王輔嘗受詔次序《易林》矣」。其實明帝詔報六個字，當做一句讀，謂「善哉王之次序之也！」）
這一條最可靠的證據使我們深信漢明帝永平五年確已有了這部《易林》了。從這一個判斷上，我們可以得到幾個自然的引申結論：
第一，許峻決不配爭《易林》的著作權。許峻的孫子和外孫都和應劭同時，他的著書年代遠在永平以後。他的占卦的書，范曄叫做《易林》《隋書》叫做《易新林》，大概只有一卷，和那十六卷六十四篇的《易林》不同。所以我們可以判決許峻不是今本《易林》的作者。
第二，顧炎武提出的「東漢以後人」更不成問題了。顧氏說漢朝人不應該稱「劉季」，所以《易林》應該是東漢以後的作品。左暄曾駁他說：
《史記·高祖本紀》言「劉季」者非一，則固漢人所常言也。（《日知錄集釋》十八）
這樣用避諱作考證的方法，根本就不能用來考證兩漢文獻的時代，因為我們現在可以無疑的證明兩漢文人史家都有「臨文不諱，詩書不諱」的自由。《史記·周本紀》有「邦內甸服，邦外侯服」，《封禪書》有「五嶽皆在天子之邦」。《漢書·韋賢傳》有韋孟的諫詩，中有「實絕我邦」與荒，商，光，同，協韻；又有在鄒詩，中有「於異他邦」，與恭協韻。此皆可證西漢不諱「邦」字，何況「季」字？《史記》又不諱「盈」字（惠帝名），「恆」字（文帝名），「啟」字（景帝名）。（看陳垣《史諱舉例》，頁五六。）《漢書》也屢用「恆」字，「啟」字，「徹」字（武帝名）。《漢書》不但不諱前漢帝名，並且不避「秀」字（光武帝名）「莊」字（明帝名）。（看陳垣同上書。）王充與班固同時代，《論衡》里屢稱「莊岳」「莊公」「楚莊王」「莊子義」，是不避明帝諱。許慎《說文解字》也不避後漢帝諱。陳垣先生曾指出見存東漢諸碑均不避東漢帝諱。（看《史諱舉例》，頁一至二，又胡適《兩漢人臨文不諱考》。）
顧炎武不曾詳考漢人臨文不諱的風氣，所以他要把《易林》看作「東漢以後人撰」。我們現在駁斥這種證據，認為不能成立。我們並駁斥一切根據後世避諱制度來考證兩漢文獻著作年代的方法，認為都不能成立。
我們現在既已斷定《易林》是東漢明帝初年已被人用來占卜的古書，那麼，凡是代表明帝以後的人爭《易林》著作權的訴狀和證物，都應該一律駁斥不理了。
現在我要開始第二步審判了。
第二步審判的主要目標是要審問那死在京房以前的焦延壽（西曆紀元前一世紀的前期人）能不能著作這部《易林》。
明朝的鄭曉，明末清初的顧炎武，都曾提出證據，證明《易林》用的歷史事實有一些決不是焦延壽能知道的，所以他們不承認焦氏作《易林》的舊說。現在我們要研究他們提出的這些證據是不是正確的。
（1）鄭曉指出《易林》「節之解」繇辭「皇母多恩，字養孝孫，脫於襁褓，成就為君」，似乎是指定陶傅太后撫養漢哀帝（即位在西曆前 6 年）的事，是焦延壽不會知道的（鄭曉《古言》，引見《四庫全書》《易林》的《提要》）。
（2）鄭曉和顧炎武指出「明夷之咸」繇辭「新作初陵，逾蹈難登」，似是指成帝起昌陵的事，是焦延壽決不會知道的。（成帝建始二年〔西曆前 31〕以渭城延陵亭部為初陵。到了鴻嘉元年〔西曆前 20〕又以新豐戲鄉為昌陵。永始元年〔西曆前 16〕詔曰，「昌陵作治五年，天下虛耗，百姓罷勞，客土疏惡，終不可成，其罷昌陵，反故陵。」《劉向傳》有《諫造陵疏》，述昌陵工程最詳。）
（3）顧炎武指出《易林》「大有之復」（「蠱之臨」同）繇辭的文字頗像是用《漢書·李尋傳》的語句。李尋的政治活動在成帝晚年；他和夏賀良等同謀要造成一個大政變，是在哀帝建平二年（西曆前 5 年）。這都是焦延壽不會知道的。
《四庫提要》替《焦氏易林》辯護，說：
二家所云，某林似指某事者，皆揣摩其詞。
這就是說，這幾條繇辭都不夠明白清楚，不夠作證據。《提要》的批評，也有一部分的道理。例如李尋一條，實在有點「揣摩其詞」不能有證據的作用。又如定陶王欣立為皇太子時，已是十七歲了，他做皇帝，已是十八歲了：這都不合於「脫於襁褓，成就為君」的話。所以這一條也不夠明白無疑。只有「初陵」的工程是成帝一朝的一件大事，《易林》又明明說「初陵」的名稱，這一條可以算是一件證據。焦延壽決不會知道成帝起初陵的事。
（4）顧炎武又指出「升之夬」繇辭「彭離濟東，遷廢上庸」一條。這一條的文字是最明白清楚的了。梁孝王的一個兒子彭離，封為濟東王，後來因為他擅殺人，已發覺被他殺了的有一百多人，所以武帝把他廢為庶人，徙居上庸。（看《漢書》卷四十七文《三王傳》）但這一件大案子出在武帝元鼎元年（西曆紀元前 116）是焦延壽可以知道的，焦延壽做小黃令是在昭帝時，他是梁國人，又是梁王提拔的人，當然可以知道梁王家門裡這件大案子。所以這一條的文字雖然十分明白，在本案里沒有做證據的價值。
（5）顧炎武又指出《易林》用了許多《左傳》的典故和語句，《左傳》在昭帝宣帝時還未曾得政府的承認，不曾立博士。因此，顧炎武疑心《易林》不是前漢人的著作。
《四庫提要》答覆這一條說：
《左傳》雖西漢未立學官，而張蒼等已久相述說。延壽引用《傳》語，亦不足致疑。
《史記》用了無數的《左傳》材料，我們不能因此就疑心這些材料全是後人加進去的。（狹陋的「今文」學者，如崔適的《史記探源》，真有這種說法！）大概《左傳》或《左氏春秋》是一部很古的史書，這是無可疑的。西漢經師所爭的只是左氏「不傳《春秋》」的一個問題。司馬遷作的是歷史，《易林》用的是典故，都不關左氏不傳《春秋經》的問題。所以這一大組的《左傳》典故都不夠做本案的證據。
（6）顧炎武指出「交和結好，昭君是福」一件史事是在元帝竟寧元年（西曆前 33），是焦延壽不會知道的。
王嬙，字昭君，出嫁匈奴呼韓邪單于，是在京房死後第五年，那時焦延壽早已死了。所以《四庫提要》也不能不承認這一條是「名字炳然，顯然為延壽以後語」了。
我們還可以幫顧炎武添一條同類的證據：
（7）《易林》「萃之臨」
昭君死國，諸夏蒙德。異類既同，宗我王室。
昭君在匈奴，先嫁呼韓邪單于，生一男；後來呼韓邪死了（西曆前 31），她又配了復株絫單于，生兩女。昭君之死，大概在前漢末年，當然更不是焦延壽能知道的了。
以上七條之中，除了四條不夠作證據之外，我們可以承認「新作初陵」一條，「昭君」兩條，都是明白清楚的證據。根據第三條證據，就盡夠判斷焦延壽決不是《易林》的作者了。
在一百年前，山東翟雲升刻《易林校略》十六卷。他贊成牟庭的主張，說《易林》不是焦延壽做的，是崔篆做的。他提出了一條最重要的新證據，是鄭曉，顧炎武都忽略了的。翟雲升說：
（8）「同人之豫」「鼎之節」云：
「安民呼池」。
考《漢書·平帝紀》，元始二年罷安定呼池苑，以為安民縣。孝平正崔氏時，在焦氏後，皆是崔非焦之證也。
這是王莽的一件大德政，《平帝紀》有詳細的記載：
元始二年（西曆紀元 2 年）……罷安定呼池苑，以為安民縣。起官寺市里，募徙貧民，縣次給食；至徙所，賜田宅什器，假與犁牛種食。（安定，顏師古說是中山王國的安定，池音沱。《水經注》於《渭水》下，敘略陽川水，述來歙攻隗囂時自安民縣，之楊城至略陽，並引「元始二年罷安定罅沱苑以為安民縣，起官寺市里。」故沈欽韓謂「安民縣屬安定郡無疑」，全祖望曰：「案曰呼沱，則是中山，非關中，況平帝由中山王為天子，故首加恩於潛藩。」適按，全說是也。）
《易林》「鼎之節」云：
安民呼池，玉杯大按，泉如白蜜，一色獲願（一色當是一邑之誤）。
「同人之豫」云：
按民呼池，玉杯文案，魚如白雲，一國獲願。
這件事有年月可考，最明白無可疑。這決不是焦延壽能夠知道的。此證還不夠證明《易林》作者「是崔」（說詳下），但盡夠證明「非焦」了。主張《焦氏易林》的辯護人，如丁晏，如劉毓崧，也都明白這兩條新證據的重要，所以他們恐慌了，就決心要用掩眼法來抹煞這兩條文字！丁晏說：
按毛本「同人之豫」曰「按民湖池」，黃本作「按民呼池」，翟本又改「安民」，臆改遷就，不可從也。（丁晏《書翟氏牟氏易林校略後》）
這是大考據家擺出大架子來抹煞證據的掩眼法。黃本「同人之豫」作「按民呼池」，丁晏看見了，指出了。但「鼎之節」一條，黃本和一切本子都明白的作「安民呼池」，丁晏大律師何以假裝不看見了呢？這樣存心抹煞證據，是自欺欺人的行為，是可恥的。丁晏的徒弟劉毓崧公然稱讚丁晏這條駁論為「駁正詳審，洵足以釋翟氏之疑」。劉毓崧黨同伐異，也未免存心抹煞證據了。
這第二部分的審判，可以這樣判決：
審得《易林》十六卷，自蕭梁以來，相傳為前漢昭宣時代人焦延壽的著作；現由反對各方提出本書的內容為證，證明《易林》內提及①成帝時的初陵，②昭君的「交和結好」，事在元帝竟寧元年，③昭君之死，事在前漢末年，④安民呼池一事，在平帝元始二年：這四件史事，都遠在焦延壽死後，都可以證明焦延壽不是本書的作者。焦延壽的代理人始終不能提出有力的證據或反證。故本法庭判決：焦延壽此後不得再享受《易林》十六卷的著作權。以後本書不得再題作「焦氏易林」。
現在本案的訴訟人，只剩下崔篆一個人沒有判決了。我們還得開第三步審判，要判斷崔篆是不是《易林》的作者。
我們先請崔篆的第一個辯護人山東棲霞牟庭（字陌人，號默人，乾隆乙卯〔六十年，西曆 1795〕的優貢生，做過觀城縣的訓導，著有《雪泥屋遺書》五十一種）出庭宣讀他的訴狀——他的《校正崔氏易林序》。這篇文章是嘉慶二十一年（西曆 1816）寫定的，因為知道此文的人太少，所以我們請他摘讀其中最扼要的一部分：
今世所傳《易林》本有「漢時」舊序，曰：「《六十四卦變占》者，王莽時建信天水焦延壽之所撰也。」余每觀此而甚惑焉。據《漢書·儒林傳》《京房傳》，焦延壽是昭宣時人，何為乃言「王莽時」？焦延壽，梁人也，何故而言「建信天水」？王莽時改千乘郡曰建信，改天水郡曰填戎（適按，填與鎮同）。則莽時有建信而無天水。且二郡不相屬（適按，建信屬青州，在極東；天水屬涼州，在極西），「建信天水」非可兼稱也。又其序假名費直，費直生於宣元間，豈知天下有王莽其人哉？
這是說這篇序的錯誤太不近情理了，倒引起了他的疑心，使他去研究為什麼這個作序的人會荒謬到這個地步。牟庭接著說他如何解答這些疑問：
一日，檢《後漢書·儒林傳》，「孔僖拜臨晉令，崔駰以『家林』筮之」。又檢《崔駰傳》雲，「駰祖篆，王莽時為建新大尹，稱疾去。建武初，客居滎陽，閉戶潛思，著《周易卦林》六十四篇」。
余於是執卷惝恍，忽而笑曰，「余乃知之矣！《易林》者，王莽時建新大尹焦延壽之所撰也！新，信，聲同。大尹形誤為天水。崔形誤為焦。崔篆蓋字延壽，與焦贛名偶同。寫者知有焦延壽，不知有崔延壽，因復改篆為贛，下文稱『贛』者再，本皆當作『篆』寫者妄改之。……」
余既以兩《漢書》訂正舊序，的知《易林》非焦贛書，文假當歸，改題曰「崔氏易林」。
我們現在秉公判斷牟庭的訴狀，先得指出他的推論，粗看去很像是根據薄弱，其實是值得我們平心研究的。他的最重要的貢獻是從那號稱《焦氏易林》的偽序里，尋出一點線索，使他恍然明白所謂《焦氏易林》原來就是那《後漢書·崔駰傳》和《孔僖傳》里說的崔篆的《周易卦林》。那一點線索就是那偽序里「王莽時建信天水」幾個字。
《後漢書》明說王莽時做過建新大尹的崔篆曾著《周易卦林》六十四篇。兩部《唐書》也都明明記錄著《焦氏易林》之外另有《崔氏易林》十六卷。但一千多年來，從沒有人提出訴狀，明明指出焦氏《易林》就是崔氏《易林》，並且應該正式改題作「崔氏易林」。牟庭研究那篇偽序，抓住了一個大破綻：焦延壽的年代事跡，明明記在《漢書》的《京房傳》和《儒林傳》里，為什麼這篇偽序偏偏要特別大書「王莽時建信天水焦延壽」呢？牟庭大膽的提出一個假設：《易林》原本必是題著「王莽時建新大尹焦延壽」，後來在傳寫的過程上，被妄人誤寫誤改，竟成了「王莽時建信天水焦延壽」。牟庭從這一點線索上，就提出一個很大膽的結論，說《易林》是崔篆作的，應該改稱為「崔氏易林」。
牟庭的推論程序，我們替他分析起來，是這樣的：
（1）作偽序的人分明全不知道崔篆這個人，更不知道崔篆做過王莽時代的建信大尹。
（2）那麼，他為什麼要在《易林》作者的姓名上面加上「王莽時建信天水」等字呢？
（3）凡錯誤必有引起錯誤的原故。這一行荒謬絕倫的題字，只有一個可能的解釋，就是《易林》原本（古寫本）必是題著「王莽時建信大尹崔某」，後來姓崔的錯成姓焦了，「大尹」也錯成「天水」了，但是那上半截「王莽時建信」等字還不曾磨滅，還留下線索，證明《易林》作者正是那做過王莽時建信大尹的崔篆。
（4）偽序全文足夠證明作序的人決不是有意的裝上「王莽時建信天水」等字，故不是有心作偽，只是無意之中留下了這一點痕跡。因為不是有心作偽，故這幾個字有證據作用，有證據價值。
（5）因為「王莽時建信天水」這幾字保留在一部所謂《焦氏易林》的舊序里，所以牟庭推斷《焦氏易林》原來就是崔篆的《易林》。
這種推理方法，本來是很危險的，只有很精密的考據學者，十分嚴格的使用，才可以避免錯誤。牟庭的推論，照我們的分析，可算是大致不錯。他自己也曾很得意的說：
崔篆之書，嫁名焦贛，遙遙千餘年，遂無覺者。幸而誤序猶存，俾余得尋跡所由，復睹其真。校書得此，曠然有發蒙之樂矣！古人遺蹟，信不可忽，雖訛謬猶足寶貴若此！使余向者視為駁文，而棄置不思，何由得此樂哉？又使當時妄者稍知時地，將復改王莽為宣帝，改「建信天水」為「小黃令」，或為「梁國」，則余今日亦茫然失據，無以證明：而主人失書，終不復還，豈不惜哉？賴其人不甚知書，乃留此誤證，以待余之尋究也，此天幸也！
這一段自述，是深知歷史考據的老手說的話。「古人遺蹟，信不可忽，雖訛謬猶足寶貴若此！」這句話真是考據學的名言。牟庭的大功勞正在他能夠從這一篇偽序的幾個殘字里尋出破綻，來替崔篆做第一篇伸冤狀子。
但是我們平心審查牟庭的訴狀，雖然佩服他「讀書得間」，究竟不能指出：第一，他的推論本身也有點小錯誤，必須修正；第二，他提出的證據，無論如何聰明可喜，究竟還不夠叫人心服。
牟庭的錯誤有兩點：（1）他說，崔篆作王莽的建新大尹，而偽序作「建信」，是因為「新信聲同」。這是他偶然失檢。《孔僖傳》章懷太子註：「莽改千乘國曰建信，又改曰建新。」朱一新說：「建新當是莽初改之名，後改建信，如十一公之改新為信也。」東漢初期沿用建信之名，到和帝時才改為樂安，這可證建新是初改，建信是後改。《後漢書》崔駰孔僖兩傳皆作「建新」而《易林》原書自作「建信」，都和「新信聲同」無關。（2）牟庭猜想崔篆「蓋字延壽」，絕無證據，並且不必要。大概古本原文題著崔篆，故兩《唐書》均著錄《崔氏易林》十六卷。自漢至唐，崔是中原名族，崔家始終認定《易林》是崔家卦林，但一般人都不知道那位曾做王莽大官的崔篆，故鈔本有誤題作「崔贛」的，後來又有通人強作解事，改作「焦贛」，故自梁至隋唐，目錄皆稱「焦贛」要不稱焦延壽。（知道崔篆的人太少，故崔篆的姓名最多錯誤，《連叢子》兩處提到崔篆，都誤作「崔義」，《連叢子》舊注又強作解事，說「義當作毅」！張懷瓘《書斷》雲，「崔瑗曾祖蒙」，篆又錯成「蒙」了！數年後，我得見余嘉錫先生的《四庫提要辨證》，他在子部三，葉三十一，引《鳴沙石室古佚書》內《修文御覽》殘卷引《易林·謙之泰》「白鶴銜珠」一條，作「崔贛易林」。《太平御覽》九一六引此條則已改為焦贛了，余先生又引日本人所撰類書名《秘府略》者，其中卷八六八引《易林·謙之大過》「被錦夜行」一條，亦題作「崔贛」。余先生說，「此必原作《崔氏易林》，後人妄改氏為贛，而忘改崔字，遂致以崔篆之姓，冠延壽之名。」大概古寫本必有把「崔篆」錯到不可想像的地步的。第一個通人才改成崔贛，第二個通人又改成焦贛，第三個通人知道贛是字而延壽是名，故改為焦延壽了。）
牟庭的推論，雖然修正了，還不過是一個聰明可喜的大膽假設，不能叫反對的人認為充分證據。主張《焦氏易林》的人如丁晏劉毓崧都不肯接受牟庭的推論。丁晏有《書翟氏牟氏易林校略後》長文，其中駁牟庭原序，有幾個要點：
（1）牟氏「既知舊序之偽，猶據以為莽時」。
（2）牟氏「且謂崔篆蓋字延壽。蓋者，疑辭。遍檢書傳，篆無延壽之字。臆說紛騰，疑誤後學，夫何取焉」！
（3）《後漢·儒林傳》，孔僖拜臨晉令，崔駰以家林筮之。晏案，李賢此注，「崔篆所作《易林》也」……《張衡傳》李賢注又引《焦氏易林》。（適按，《張衡傳》「應間」篇有「黿鳴而鱉應也」李賢注《焦贛易林》曰，黿鳴岐野，鱉應於泉」。《易林·乾之井》云：「獄鷲鳴岐山，龜應幽淵。」王謨本作「黿鳴岐山，鱉應山淵」。王謨本此條最近李賢所見本。淵改為泉，是避唐諱。）明焦氏與崔氏各自為書，章懷之注甚晰。
（4）《唐書·藝文志》《焦氏周易林》十六卷，注云焦贛。《崔氏易林》（適按，當作《崔氏周易林》）十六卷，注云崔篆。焦崔《志》別為二，未嘗溷為一也。
丁晏指出的幾點，第二點說遍檢書傳，崔篆無延壽之字，我們也說過了，這是小疵，不足討論。其餘三點，都是頗有力量的反駁。第一點說牟庭明知舊序是偽作的，豈可用作根據？我們在上文曾指出：這篇序雖是假託的，但其中「王莽時建信天水」等字必是因為古寫本有「王莽時建信大尹」的題署；作序者不知崔篆的事實，故這幾個字不是有意作偽，而是無意中保存證據。但這個說法，只有熟悉考據方法的人才能了解，一般人決不能賞識，而有成見的學者如丁晏也決不肯承認。反對的人盡可以說：這偽序可以題「東萊費直字長翁」，這明明是假的；為什麼不可以胡亂再加上「王莽時建信天水」等等字呢？我們無論怎樣替牟庭辯護，終不能叫反對的人心悅誠服。況且丁晏提出第三、第四兩點都是重要的論點，我們若不能把這兩點解答了，牟庭的推論只能供少數考據學者的賞玩，終不能恢復《崔氏易林》的著作權。
丁晏的最後兩點其實只是一點：就是說，唐人明明著錄一部《崔氏周易林》和另一部《焦氏周易林》；章懷太子李賢注《後漢書》，後來史家編《唐書·藝文志》，都把焦崔兩家的書分別為二，「未嘗溷為一也」。劉毓崧《跋丁氏易林釋文》也說：
新舊《唐志》著錄，以《崔氏易林》與《焦氏易林》並列：判然為二。焉得以崔氏之書既失，遂移焦氏之書補之？
本來牟庭的推理是說，正因為焦氏《易林》的偽序里保留著「王莽時建信天水」等字，所以我們可以推知那所謂《焦氏易林》正是王莽時建信大尹崔篆的《易林》。於今反對方不承認牟庭提出的證據，說他不應該把這一篇偽序里的幾個誤字提作證據，那麼，崔篆的辯護人就不能不另尋更有力的新證據了。
新證據從那兒去尋呢？要怎樣的證據才能夠證明崔篆是《易林》的作者呢？
這種證據可以有兩類。一類是本書的「內證」，如昭君的和親，如昭君之死，如安民呼池之事，都可以用來證明焦延壽決不會知道這些事，而崔篆生當前漢末年，做過王莽的官，這些事正合他的時代。這一類的「內證」，本法庭認為不夠用。因為和崔篆同時代的人至少有好幾千萬，崔篆可以知道這些史事，劉歆、揚雄也可以知道這些事。故這些本書內容的史事，只夠證明焦延壽決不會作《易林》，而不夠證明崔篆曾作這部《易林》。例如翟雲升提到「安民呼池」，一條年代最明白的史事，說「孝平正崔氏時，在焦氏後，皆是崔非焦之證也」。這可見翟氏不完全懂得這一類史事內證的性質，此事「在焦氏後」，故可證《易林》「非焦」。但此事「正崔氏時」，卻不夠證《易林》「是崔」，因為崔氏同時人皆可知此事，我們不能證明只有崔篆一個人獨知此事。
所以我們現在需要的是另一類的證據，是本書以外的歷史材料，可以用來證《易林》的作者的。上次我們用《東觀漢記》的漢明帝永平五年用《周易卦林》占得「蟻封穴戶，大雨將集」一條記載，來證明今本《易林》確是一千八百多年前漢明帝用來占卦的古書。我們現在要尋的也正是像這一類的證據。
本法庭檢查本案各方提出的證據之中，有三件是合格的：
（1）《舊唐書·經籍志》著錄
《焦氏周易林》十六卷（原注，焦贛）
《崔氏周易林》十六卷（原文無注）
《舊唐書·經籍志》只是「錄開元盛時四部諸書」，故這條記載只能證明開元盛時的公家藏本之中有兩部同是十六卷的《周易林》，一部明題「崔氏」，一部明題「焦贛」。我們不知道這兩部書的內容是一樣，還是兩樣。
（2）《新唐書·藝文志》著錄
《焦氏周易林》十六卷（原注，焦贛）
《崔氏周易林》十六卷（原注，崔篆）
《新唐書》修於北宋極盛時代（成於嘉祐五年，1060，修書共費十七年），《藝文志》著錄的書，包括唐朝三百年的著作，比《舊唐書·經籍志》完備的多了（《經籍志》全抄開元時的書目，故集部僅到劉子玄盧藏用為止，天寶以下的大文豪如杜甫、李白，都不著錄。《新唐書·藝文志》則著錄李唐一代的著作）。《舊唐書》雖收「崔氏周易林」，而不注作者。《新唐書》明注崔篆，可證北宋盛時的「秘府之藏」有兩部同是十六卷的《周易林》，一部明題焦贛，一部明題崔篆。但我們從這條記載上，還不能知道這兩部《周易林》的內容是同是異。
（3）趙璘《因話錄》卷六，有這一條：
崔相國群之鎮徐州，嘗以《崔氏易林》自筮，遇乾之大畜，其繇曰：
典策法書，藏在蘭台，雖遭亂潰，獨不遇災。及經王智興之變，果除秘書監也。
崔群是韓柳元白同時的文人，他拜相在元和十二年（817），罷相在十四年（819）他出鎮徐州在穆宗即位之年（820）。王智興兵變，驅逐崔群，在長慶二年三月（822）。崔群因失守徐州，貶為秘書監，當也在此年。他死在大和六年（832）（以上參用《舊唐書》一五九《崔群傳》，及《穆宗本紀》）。趙璘是宰相趙宗儒（大和六年死）的從孫，是開成年間（836 至 840）的進士。趙璘記崔群的故事，可算是同時人的記載。
這個故事說崔群在元和十五年（820）曾用《崔氏易林》自筮，筮得乾之大畜。今檢「典策法書，藏在蘭台」一條繇辭正是今本《易林》的「坤之大畜」的繇辭。趙璘誤記為「乾之大畜」，繇辭全文與今本相同。這條證據最可以證明兩《唐書》著錄的「崔氏周易林」，不但卷數相同，並且內容相同。這條記載最可以解答丁晏劉毓崧（《因話錄》一條最早是劉毓崧提出的，但他全不了解這一條記載的證據作用）的疑問，無疑的證明《唐書》兩志著錄的兩部十六卷本《周易林》原來只是一部同樣的書。不過梁隋以來有題為「焦氏易林」的寫本，故兩《唐書》的史官都不敢完全抹煞此另本的舊名。現今我們既然（1）證明了焦贛決不會作《易林》，又（2）證明了「開元盛時」有些《易林》寫本明題著「崔氏周易林」；又（3）證明了北宋盛時還有些《易林》寫本不但題著《崔氏周易林》，還註明作者是崔篆；又（4）證明了這部《崔氏易林》的內容和今本所謂《焦氏易林》相同，那麼我們現在可以正式判斷：古寫本《易林》十六卷，內容相同，而題名有兩種：那題作焦贛的，或焦氏的，實在是誤題；那題作崔氏的，或崔篆的，是古寫本的原題名，是不錯的。
我們現在可以說：
（1）漢明帝在永平五年（62）用的是崔篆的《周易卦林》，即是今本《易林》。
（2）漢章帝元和二年（85）崔駰用的「其家卦林」即是今本《易林》。
（3）梁隋兩代著錄的十六卷本和三十二卷本《易林》，和那十六卷本書《易林變占》，也都是崔篆的《易林》，都是今本《易林》。
（4）開元盛時著錄的兩部十六卷本《周易林》都是崔篆的《易林》，都是今本《易林》。
（5）唐元和十五年（820）崔群用來自筮的《崔氏易林》是崔篆的《易林》，也就是今本的《易林》。
（6）北宋嘉祐五年編成的《新唐書·藝文志》著錄的兩部十六卷的《周易林》都是崔篆的《易林》。
（7）宋以後流行各種本子的《焦氏易林》都是崔篆的《易林》。
（8）嘉慶二十一年（1816）牟庭從《易林》的偽序的「王莽時建信天水」幾個誤字上看出線索，大膽的提出「《易林》是王莽時建新大尹崔篆所撰」的結論，現在完全證明為最大膽而不錯誤的結論。
我們在上面曾說過，《易林》本書內的歷史事實，如昭君兩條，如「安民呼池」一條，都只有反證作用和助證作用，但都不夠用來證明《易林》作者是誰。這些史事，可以考證本書的年代，而不一定可以考證本書的作者。因為他們可以考證年代，故有反證作用，可以證明死在這些史事之前的某人決不會著作這部書。又正因為他們可以考證年代，故這些史事又有助證作用，可以用來試驗作者的年代是否適合於本書的內容，又還可以用來幫助考定作者著書的年代。
現在我們已考定崔篆是《易林》的作者了。我們可以回到鄭曉、顧炎武、翟雲升等人指出的《易林》內容的各項史事，看看：（1）這些史事是否適合於崔篆的時代？（2）這些史事是否還可以幫助我們考定崔篆作《易林》的年代？（3）崔篆的《易林》著作權的恢復；是不是可以解決鄭曉、顧炎武諸人指出的種種歷史困難了嗎？
崔篆的哥哥崔發在王莽早年就「以材能幸於莽」，後來封說符侯。地皇四年（23）崔發做大司空；同年，王莽被殺之後，他投降了申屠建，後來終於被申屠建殺了。崔篆到光武帝時還活著。他的孫子崔駰死在永元四年（92）。我們可以推算崔篆死在建武中期，約當建武十六年（40）。《易林》里的史事沒有王莽以後的事，所以我們可以說《易林》的內容很合於崔篆的時代。
《崔駰傳》說崔篆在東漢初年「客居滎陽，閉戶潛思，著《周易林》六十四篇」。《易林》全書總共有四千多首有韻的繇辭，也許不是一個短時期里寫成的。但其中有些繇辭，頗使我們疑心是王莽時代寫的。例如「節之睽」和「小畜之噬嗑」：
方啄廣口，聖智仁厚。釋解倒懸，唐國大安。
這不是恭維王莽嗎？（看《王莽傳》描寫他「侈口蹶 」當時有人說他「鴟目虎吻」。）
又如「明夷之蒙」：
諷復誦功，美周盛隆，旦輔成周，光濟沖人。
這也很像王莽在篡國以前「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上書歌頌他的功德一類的事，這又在崔篆的壯年時了。這一類的話，雖然不曾明說王莽，似乎不會是東漢革命成功之後寫的。所以我頗疑心這部書的著作不在東漢初年，而在西漢末年王莽專政還沒有做皇帝的時期，——就是漢平帝和孺子嬰的時期，——約在西曆紀元最初八九年之間。到了王莽被殺，光武帝中興之時，這部書早已流傳在人間，被人「用決吉凶」，所以其中頌美王莽的幾條也就無法刪改了。從前鄭曉指出「皇母多恩，字養孝孫，脫於襁褓，成就為君」一條，說是指定陶傅太后撫養哀帝的事。我曾指出哀帝即位時已有十八歲，不能說是「脫於襁褓，成就為君」。如果我們考證崔篆作《易林》的年代大致不錯，那麼，這一條也許是指王太后（元後）和王莽同謀迎立漢平帝的事，或是指王莽假託王太后的意旨選立孺子嬰的事。平帝立為皇帝時，年已九歲，也不是說是「脫於襁褓」。孺子嬰立時才有兩歲，最合於「襁褓」之句。這等頌諛的話最合於崔發崔篆一家人的口氣。翟雲升指出的「安民呼池……一國獲願」一條，是平帝元始二年的新政。崔篆決不會到了東漢初年還歌頌王莽在平帝時的德政。我們把這幾條合起來看，可以推想《易林》寫成的時代是王莽聲譽最高的時代。《易林》里好像沒有王莽建國以後的史事，王莽始建國元年是西曆紀元 9 年，所以我推想，《易林》成書在西曆紀元最初八九年。到了王莽「新室」時代（西曆 9 至 23），這書漸漸流行，所以漢明帝和沛王輔在永平五年（西曆 62）都用此書占卜了。
《易林》里的「昭君」兩條，也可以幫助我們證明《易林》成書的年代：
（1）長城既立，四夷賓服。交和結好，昭君是福。
（2）昭君死國，諸夏蒙德。異類既同，宗我王室。
這兩條都歌頌昭君和親的成績，都可見那時期正是匈奴最恭順，北邊最太平，和親政策最有效的時期。《漢書·匈奴傳》說：
北邊自宣帝以來，數世不見烽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布野。及莽撓亂匈奴，與之構難，邊民死亡系獲；又十二部兵久屯而不出，吏士罷弊。數年之間，北邊虛空，野有暴骨矣。
匈奴呼韓邪單于於宣帝甘露三年（西曆前 51）第一次來朝，明年又來朝。元帝竟寧元年（西曆前 33）呼韓邪又來朝，自言願做漢朝的女婿，元帝把後宮良家子王嬙賜給單于，呼韓邪號王昭君為「寧胡閼氏」。從宣帝甘露初年到王莽初年（西曆 11）匈奴大入塞寇盜，其間共有六十多年的和平。昭君在匈奴幾十年，在中國民間的心理，她竟成了這和親政策的象徵。《匈奴傳》說：
漢平帝幼，太皇太后稱制，新都侯王莽秉政（王莽號安漢公，在平帝元年。此事當指前一年九月以後，當西曆前 1年），欲說太后以威德至盛，異於前，乃颯單于（烏珠留單于），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雲入侍。太后所以賞賜甚厚。
《匈奴傳》里又屢次提到昭君的兩個侄兒王歙、王颯。平帝初年，王歙和韓隆、王昌等同出使匈奴。王莽建國的第一年，王颯和王駿等同出使匈奴。王莽後來封王歙為「和親侯」，王颯為「展德侯」。天鳳元年（西曆 14）王莽派王歙、王颯出使匈奴。這時候昭君的女婿右骨都侯須卜當正當權，他的權力能推翻匈奴的傳位習慣，超越過匈奴諸王嗣立的名次，特別選立烏累單于。所以王莽特派昭君的兩個侄兒出使匈奴。後來王莽又封須卜當為後安公，須卜當的兒子奢（昭君的外孫）為後安侯。天鳳五年（西曆 18）王莽把須卜當父子和昭君的少女的兒子醯櫝王都騙到長安，莽拜須卜當為須卜單于，又把他的庶出女兒睦逯任（莽改公主為「任」）嫁給昭君的外孫奢。但這些交歡的手段都不能恢復王莽以前「數世不見烽火之警」的和平關係了。
以上所引關於昭君一家的事，可以表現兩點：第一，昭君的時代正當匈奴「賓服」，中國北邊「數世無烽火之警」的時期。《易林》里說到昭君的兩條都是那和平時期的情形，都不是王莽建國三年以後匈奴侵邊，北境空虛的景況。第二，那個時代是昭君的故事最流行的時代。昭君的兒子女婿在匈奴當大權，他的兩個侄兒在中國出使封侯，這是「昭君」故事所以成為《易林》題材的歷史背景。
所以我們可以說，《易林》兩次用昭君故事的繇辭，也可以使我們推想崔篆作《易林》是在王莽篡國前的幾年，匈奴和好未破裂，昭君新死，而昭君和親的故事流傳最盛的時候。
顧炎武指出《易林》引用《左傳》典故甚多，這一點也可以幫助證明《易林》的年代。《漢書·劉歆傳》說：
哀帝初即位，大司馬王莽舉歆宗室有材行，為侍中，大中大夫，遷騎都尉，奉車光祿大夫。貴幸，復領五經，卒父〔向〕前業……〔先是〕歆校秘書，見古文《春秋左傳》，歆大好之。……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前漢十四博士，《春秋》有《公羊傳》，分嚴氏，顏氏二家。宣帝時立《穀梁傳》博士，不在十四博士之數。但《左氏》不曾立博士）。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帝博士，責讓之。（原書載本傳）……其言甚切，諸儒皆怨恨。是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以歆移書，上疏深自罪責，願乞骸骨罷。及儒者師丹為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歆由是忤執政大臣，為眾儒所訕，懼誅，求出補吏，為河內太守。
這是經學史上第一次「今古文」的大爭論。劉歆雖然暫時失敗了。但哀帝不久就死了（西曆前 1 年），王莽和王太皇太后迎立了平帝。在王莽專政之下，劉歆的主張都實行了；所以《漢書·儒林傳》之末，班固贊說：
平帝時（西曆紀元 1 至 5）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
到王莽地皇二年（西曆 21）故左將軍公孫祿在大臣會議席上發言，彈劾當時最有權勢的大臣，其中有一段說：
……國師嘉信公〔劉歆〕顛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惑。……宜誅此數子，以慰天下。
公孫祿的話可以證明劉歆當時確曾利用政治的勢力來建立《左氏春秋》等書，列於學官。（王莽倒後，《左傳》又被廢了。故建武四年，又有韓歆，范升等的大爭論。）
崔篆作《易林》，正當《左傳》最時髦的時代，所以《易林》引用了無數《左傳》典故，是毫不足奇怪的。
此外，濟東王彭離的大案子，是崔篆出世以前的事；他家祖父崔朝在昭帝時做官，他父親崔舒做過四郡太守，崔篆記得這件大案子，當然不足奇怪。至於成帝起初陵和昌陵的絕大工程，是當時一件最荒謬，最引起天下人民怨恨的大事，有成帝永始元年（西曆前 16）和二年（西曆前 15）的兩次悔過詔書（《漢書·成帝紀》）和劉向《諫造陵疏》（《漢書》卷三十六）為證。假定崔篆死在建武中期（西曆紀元 40 左右）年約七十歲左右，那麼成帝起初陵，又造昌陵，又回到延陵（初陵），的十多年的大工程，正當崔篆少年時代，在他著《易林》之前不過二十年光景；他記得這件大工程，用在《易林》里，更不足奇怪了。
所以前人從《易林》內容引起的種種歷史困難，一經承認了王莽時建信大尹崔篆是作者，都可以完全解決了。
我們複審《易林》著作權的案子，現在可以判決了。判決書主文是：
審得今本《易林》確是一千九百多年前的古書；其著作人可以確定為曾做王莽新朝的建信大尹的崔篆；其著作年代，據《後漢書·崔駰傳》，是在東漢建武初期（西曆 25 至 35）；但據本書內容推斷，此書的著作大概經過頗長的時期，而成書的時代大概在平帝元始二年（西曆 2）之後，王莽建國初期匈奴大入塞寇掠（西曆 11）之前。書中有歌頌王莽德政的話，不會是東漢初期寫定的書，一千多年來這書被人加上「焦氏易林」的題名，認前漢焦延壽為作者；現在審判明白，《易林》斷歸原著作人崔篆，應該改題《崔氏易林》，或題《崔氏周易卦林》。又前人或認《易林》為東漢許峻作的，或認為「東漢以後人」作的，這些爭執，都絕無充分證據，一概駁斥不理。
民國卅二年二月廿八日改稿
卅二年九月十五夜半後重寫定
卅七年一月四夜又修改幾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