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的看法 · 司馬遷替商人辯護
一
中國的正統派經濟思想一面主張均田均產，一面主張重農抑商。凡井田之論，限民名田之議，以及王莽沒收私有土地實行均田之政策，皆屬於前者。凡挫辱商人，不許商人乘車衣絲，市井子孫不得仕宦，以及種種驅民歸農的政策，皆屬於後者。
均田均產的思想是由於渴想一種「調均」的社會。孔子說：「不患貧而患不均。」又說：「均無貧。」（《論語》作「不患寡而患不均」。今依漢人引文校改。）他雖然不曾發揮這個意思，到了孟子手裡，便有經界井田的主張出來了。後來封建制度完全消滅，政權全歸國家，土地全歸私有，私有資本主義更發達了。當時富人併兼貧人，必有很冷酷的不均現象，如董仲舒說的：「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貧者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儒家既以「調均」為理想，故多主張均田制度。漢文帝時博士所作《王制》便主張農夫每人分田百畝。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的《度制》篇里也主張「方里八家，一家百畝」。董生也明白井田制度不容易實行，故他對漢武帝說：「古井田法雖難猝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併兼之路。」哀帝時，儒生當國，師丹、孔光等人便主張實行限田，貴族與平民私有田地皆不得過三十頃。當時貴族寵臣反對此議，遂不得實行。到王莽才把天下私有土地全數收為國有，名曰「王田」，不得買賣：「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鄰里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均田之議遂見於制度，試行了三年而廢除。
重農抑商的主張起於一種錯誤的價值論，認商人為不勞而獲的不生利階級，不但不生利，還得靠剝削農人為謀利之道。如晁錯說的，商人「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利」，這是很普遍的見解。他們雖不曾明說勞動為價值的原素，然而他們都深信古話所謂「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的原則，所以絕不能了解何以不耕不織的人可以衣食千百人。這是重農抑商的第一個理由。他們又不能了解貨幣的性質，故有一種最幼稚的貨幣理論，以為貨幣越不方便，越好；越方便，越不好。故他們以為五穀是交易有無的基本，而金錢是有害無利的。如晁錯說的：
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眾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勿勝，不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
這也是重農抑商政策的一個理由。他們根本上不願人民「輕去其鄉」，更不願商人「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他們根本上就不要一個商業發達的社會。所以他們處處想用法律壓迫商人，不准商人「衣錦繡綺縠 紵罽，操兵（兵是兵器），乘騎馬」（《高祖本紀》，八年），不准市井子弟做官（《食貨志》）。哀帝時孔光等議限田奏中有「賈人皆不得名田為吏」，這不但要禁止商人為吏，還要禁止他們買田了！
這種種政策和他們背後的經濟思想，都只是不承認那自然產生的私產制度的新社會，而要想用法律政治來矯正這個自然變遷，來壓制商人，來「使民務農」。這種干涉政策有什麼效果呢？我們可讓晁錯自己回答：
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
干涉政策的成效如此，而干涉之論仍日出不窮。故重農抑商，均田均產，二千年中繼續為儒生的正統經濟思想。
二
在那干涉的調均論最流行的時代，董仲舒的朋友司馬遷獨唱一種替資本主義辯護的論調。司馬遷受道家的自然無為主義的影響很深，故他對於那貧富不均的社會，並不覺得奇怪，也不覺得有干涉的必要。在他的眼裡，商人階級的起來，不過是一種很自然的現象。他很平淡的說：
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以下均引《史記》一二九，《貨殖傳》）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這不但是自然的現象，並且是很有益於社會的。社會國家都少不得商人，商人階級是供給社會的需要而產生的。他說：
夫山西饒材竹谷 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柟梓薑桂金錫連（鉛）丹沙犀玳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 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征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耶？《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
司馬遷在這裡把農工商虞（虞是經營山澤之利的，鹽鐵屬於此業）四個職業分的最清楚，「商而通之」一語更是明白指出商業的功用。同書里曾說：
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這幾句簡單的話，使我們知道資本主義的發達是由於漢帝國初期的開放政策。政府儘管挫辱商人，不准商人乘車衣絲，但只要免除關市的苛捐雜稅，只要開放山澤之利，商業自然會發達的。商業的發達能使交易之物各得其所欲，這正是商人流通有無的大功用。
司馬遷的卓識能認清貧富不均是由於人的巧拙不齊，是自然的現象。他說：
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
又說：
無財，作力；少有，鬥智；既饒，爭時。
又說：
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此即所謂無財作力）。而富者必用奇勝（此即所謂鬥智爭時）。田農拙業，而秦陽以蓋一州。掘冢，奸事也，而曲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灑削（治刀劍），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 羊胃，以末椒姜拌之，曬乾作脯），簡微耳，濁氏連騎。馬醫，淺方，張里擊鐘。此皆誠壹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
這都是說工商致富都靠自己的能力智術，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不勞而得的。他引白圭的話道：
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
故他贊白圭道：
白圭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
這都是承認營利致富是智能的報酬，不是倘來之物。這是很替資本制度辯護的理論，在中國史上最是不可多得的。太史公不像董仲舒那樣「下帷講誦，三年不窺園」，而偏愛高談天下經濟問題的人，他少年時便出門遊歷，足跡遍於四方，故能有這種特殊的平恕的見解。他看不起那些迂腐儒生，
無岩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司馬遷既認那農工虞商的資本主義的社會是「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故他不主張干涉的政策，不主張重農抑商的政策，也不主張均貧富的社會主義。他說：
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夸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妙）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
這種自然主義的放任政策是資本主義初發達時代的政治哲學。歐洲十八世紀的經濟學者，大都傾向於這條路。但資本主義的社會自然產生貧富大不均平的現象，董生所謂「富者田連阡陌，而貧者無立錐之地」「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這種現象也自然要引起社會改革家的注意與抗議，故干涉的政策，均貧富的理想，均田限田的計劃，都一一的起來。董生和太史公同時相熟，而兩人的主張根本不同如此。後來的儒家比較占勢力，而後來的道家學者又很少像司馬遷那樣周知社會經濟狀況的，故均貧富，抑併兼的均產主義漸漸成為中國的正統思想。師丹限田之制失敗之後，王莽還要下決心實行均田之制。王莽失敗了，後世儒者儘管罵王莽，而對於社會經濟，卻大都是王莽的信徒。試看班固的《貨殖傳》，材料全抄《史記》，而論斷完全不同了。我們試一比較這兩種《貨殖傳》，可以看出思想的變遷了。
十九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