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論 · 清儒（二）[1]

古之言虛，以為兩之間，當其無（本《墨子·經上》。即櫨，柱上小方木也）。六藝者（凡言六藝，在周為禮、樂、射、御、書、數，在漢為六經。此自古今異語，各不相因，言者各就便宜，無為甘辛互忌），古詩積三千餘篇，其他益繁，觸無協。仲尼其什九，而弗能專施於一術。故曰：達於九流，非儒家擅之也。 六藝，史也。上古史官，司國命，而記注義法未備，其書卓絕不循。《易》最恢奇，《詩》、《書》亦時有盈辭；《禮》、《春秋》者，其言徑直易見觀，故荀子為之隆禮義，殺《詩》、《書》。禮義隆，則《士禮》、《周官》與夫公冠、奔喪之典，雜沓並出而偕列於經；《詩》、《書》殺，則伏生刪百篇而為二十九（《尚書大傳》明言六誓五誥，其篇具在伏書。伏書所無，如《湯誥》者，雖序在百篇，而五誥不與焉。以是知二十九篇，伏生自定其目，乃就百篇殺之，特托其辭於孔子耳。謂授讀未卒遽死者，非也。知殺《詩》、《書》之說，則近儒謂孔子本無百篇，壁中之書，皆歆、莽駕言偽撰者，亦非也）；《齊詩》之說五際六情，庋《頌》與《國風》，而舉二《雅》（迮鶴壽曰：十五《國風》，諸侯之風也；三《頌》，宗廟之樂也；唯二《雅》述王者政教，故四始五際，專用二《雅》，不用《風》、《頌》。案，劉子駿《移大常博士》曰：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疑三家《詩》皆殺本經，而專取其一帙。今可見者，獨《齊詩》。《齊詩》怪誕，誠不可為典要，以證荀說行於漢儒爾）。 雖然，治經恆以誦法討論為劑。誦法者，以其義束身，而有隆殺；討論者，以其事觀世，有其隆之，無或殺也。西京之儒，其誦法既陝隘，事不周浹而比次之，是故差失實，猶以師說效用於王官，製法決事，茲益害也。杜、賈、馬、鄭之倫作，即知「摶國不在敦古」；博其別記，稽其法度，核其名實，論其群眾以觀世，而六藝復返於史，秘祝之病不漬於今。其源流清濁之所處，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昭然察矣。變於魏、晉，定於唐，及宋、明始盪。繼漢有作，而次清儒。 清世理學之言，竭而無餘華：多忌，故歌詩文史；愚民，故經世先王之志衰（三事皆有作者，然其弗逮宋、明遠甚）。家有智慧，大湊於說經，亦以紓死，而其術近工眇踔善矣。 始故明職方郎崑山顧炎武為《唐韻正》、《易》、《詩》本音，古韻始明，其後言聲音訓詁者稟焉。大原閻若璩撰《古文尚書疏證》，定東晉晚書為作偽，學者宗之。濟陽張爾岐始明《儀禮》，而德清胡渭審察地望，系之《禹貢》，皆為碩儒。然草創未精博，時糅雜元、明讕言。其成學箸系統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吳，一自皖南。 吳始惠棟，其學好博而尊聞；皖南始江永、戴震，綜形名，任裁斷。此其所異也。 先棟時有何焯、陳景雲、沈德潛，皆尚洽通，雜治經史文辭。至棟，承其父士奇學，揖志經術，撰《九經古義》、《周易述》、《明堂大道錄》、《古文尚書考》、《左傳補註》，始精眇，不惑於聞；然亦泛濫百家，嘗注《後漢書》及王士禎詩，其餘筆語尤眾。棟弟子有江聲、余蕭客。聲為《尚書集注音疏》，蕭客為《古經解鉤沈》，大共篤於尊信，綴次古義，鮮下己見。而王鳴盛、錢大昕亦被其風，稍益發舒。教於揚州，則汪中、劉台拱、李惇、賈田祖，以次興起。蕭客弟子甘泉江藩，復纘續《周易述》。皆陳義爾雅，淵乎古訓是則者也。 震生休寧，受學婺源江永，治小學、禮經、算術、輿地，皆深通。其鄉里同學有金榜、程瑤田，後有凌廷堪、三胡。三胡者，匡衷、承珙、培翬也，皆善治《禮》。而瑤田兼通水地、聲律、工藝、穀食之學。震又教於京師。任大椿、盧文、孔廣森，皆從問業。弟子最知名者，金壇段玉裁、高郵王念孫。玉裁為《六書音韻表》以解《說文》，《說文》明；念孫疏《廣雅》，以經傳諸子轉相證明，諸古書文義詰詘者皆理解。授子引之，為《經傳釋詞》，明三古辭氣，漢儒所不能理繹。其小學訓詁，自魏以來，未嘗有也（王引之嘗被詔修《字典》，今《字典》繆妄如故，豈虛署其名邪？抑朽蠹之質不足刻雕也）。近世德清俞樾、瑞安孫詒讓，皆承念孫之學。樾為《古書疑義舉例》，辨古人稱名牾者，各從條列，使人無所疑眩，尤微至。世多以段、王、俞、孫為經儒，卒最精者乃在小學，往往得名家支流，非漢世《凡將》、《急就》之儕也。凡戴學數家，分析條理，皆密嚴瑮，上溯古義，而斷以己之律令，與蘇州諸學殊矣。 然自明末有浙東之學，萬斯大、斯同兄弟，皆鄞人，師事餘姚黃宗羲，稱說《禮經》，雜陳漢、宋，而斯同獨尊史法。其後餘姚邵晉涵、鄞全祖望繼之，尤善言明末遺事。會稽章學誠為《文史》、《校讎》諸通義，以復歆、固之學，其卓約近《史通》。而說《禮》者縻不絕。定海黃式三傳浙東學，始與皖南交通。其子以周作《禮書通故》，三代度制大定。唯漸江上下諸學說，亦至是完集雲。 初，大湖之濱，蘇、常、松江、大倉諸邑，其民佚麗。自晚明以來，憙為文辭比興，飲食會同，以博依相問難，故好劉覽而無紀綱，其流遍江之南北。惠棟興，猶尚該洽百氏，樂文采者相與依違之。及江永、戴震起徽州，徽州於江南為高原，其民勤苦善治生，故求學深邃，言直核而無溫藉，不便文士。震始入四庫館，諸儒皆震竦之，願斂衽為弟子。天下視文士漸輕。文士與經儒始交惡。而江淮間治文辭者，故有方苞、姚范、劉大，皆產桐城，以效法曾鞏、歸有光相高，亦願屍程、朱為後世，謂之桐城義法。震為《孟子字義疏證》，以明材性，學者自是疑程、朱。桐城諸家，本未得程、朱要領，徒援引膚末，大言自壯（案：方苞出自寒素，雖未識程、朱深旨，其孝友嚴整躬行足多矣。諸姚生於紈絝綺襦之間，特稍恬自持，席富厚者自易為之，其佗躬行，未有聞者。既非誠求宋學，委蛇寧靜，亦不足稱實踐，斯愈庳也）。故尤被輕蔑。從子姚鼐欲從震學，震謝之，猶亟以微言匡飭。鼐不平，數持論詆樸學殘碎。其後方東樹為《漢學商兌》，徽識益分（東樹亦略識音聲訓故。其非議漢學，非專誣讕之言。然東樹本以文辭為宗，橫欲自附宋儒，又奔走阮元、鄧廷楨間，躬行佞諛，其行與言頗相反。然漢學自三數大師外，亦多拘牽之見。《詩》宗毛公是也，顧未能簡異鄭《箋》。鄭《箋》多雜三家，文義又戾不調，將何取焉？《易》宗孟氏，乃因《說文》敘中有《易》孟氏為古文之說，不知其為文誤，而強仞為先秦師說。其於費氏，又重鄭輕王，不悟王《易》多同馬氏，古文家說固然。王、鄭言《易》，其高下亦奚啻霄壤乎！又王肅雖多誣造，然其探本賈、馬之說，尚為古文舊誼，與康成雜糅今古有殊。今人寧尊鄭氏而黜賈、馬，其見已鄙，釀嘲之由，宜在茲乎！）。陽湖惲敬、陸繼輅，亦陰自桐城受義法。其餘為儷辭者眾，或陽奉戴氏，實不與其學相容（儷辭諸家，獨汪中稱頌戴氏，學已不類。其佗率多辭人，或略近惠氏，戴則絕遠）。夫經說尚樸質，而文辭貴優衍，其分塗自然也。文士既以盪自喜，又恥不習經典。於是有常州今文之學，務為瑰意眇辭，以便文士。今文者：《春秋》，公羊；《詩》，齊；《尚書》，伏生；而排擯《周官》、《左氏春秋》、《毛詩》，馬、鄭《尚書》。然皆以公羊為宗。始武進莊存與與戴震同時，獨治公羊氏，作《春秋正辭》，猶稱說《周官》。其徒陽湖劉逢祿，始專主董生、李育，為《公羊釋例》，屬辭比事，類列彰較，亦不欲苟為恢詭。然其辭義溫厚，能使覽者說繹。及長洲宋翔鳳，最善傅會，牽引飾說，或采翼奉諸家，而雜以讖緯神秘之辭。翔鳳嘗語人曰：「《說文》始一而終亥，即古之《歸臧》也。」其義瑰瑋，而文特華妙，與治樸學者異術，故文士尤利之。 道光末，邵陽魏源誇誕好言經世，嘗以術奸說貴人，不遇；晚官高郵知州，益牢落，乃思治今文為名高；然素不知師法略例，又不識字，作《詩、書古微》。凡《詩》今文有齊、魯、韓，《書》今文有歐陽、大小夏侯，故不一致。而齊、魯、大小夏侯，尤相攻擊如仇讎。源一切合之，所不能通，即歸之古文，尤亂越無條理。仁和龔自珍，段玉裁外孫也，稍知書，亦治《公羊》，與魏源相稱譽。而仁和邵懿辰為《尚書通義》、《禮經通論》，指《逸書》十六篇、《逸禮》三十九篇為劉歆矯造，顧反信東晉古文，稱誦不衰，斯所謂倒植者。要之，三子皆好姚易卓犖之辭，欲以前漢經術助其文采，不素習繩墨，故所論支離自陷，乃往往如語。惟德清戴望，述《公羊》以贊《論語》，為有師法。而湘潭王運遍注五經。運弟子，有井研廖平，自名其學，時有新義，以莊周為儒術，左氏為六經總傳，說雖不根，然猶愈魏源輩絕無倫類者。 大氐清世經儒，自「今文」而外，大體與漢儒絕異。不以經術明治亂，故短於風議；不以陰陽斷人事，故長於求是。短長雖異，要之皆征其通雅。何者？傳記、通論，闊遠難用，固不周於治亂；建議而不讎，夸誣何益？鬼、象緯、五行、占卦之術，以神教蔽六藝，怪妄。孰與斷之人道，夷六藝於古史，徒料簡事類，不曰吐言為律，則上世人事污隆之跡，猶大略可知。以此綜貫，則可以明流變；以此裂分，則可以審因革。故惟惠棟、張惠言諸家，其治《周易》，不能無捃摭陰陽，其他幾於屏閣。雖或瑣碎識小，庶將遠於巫祝者矣。 晚有番禺陳澧，善治聲律、《切韻》，為一家言。當惠、戴學衰，今文家又守章句，不調洽於佗書，始鳩合漢、宋，為《通義》及《讀書記》，以鄭玄、朱熹遺說最多，故棄其大體絕異者，獨取小小翕盍，以為比類。此猶揃豪於千馬，必有其分色理同者。澧亦行，善教授，諸顯貴務名者多張之。弟子不能傳其聲律韻書，稍尚記誦，以言談剿說取人。及翁同龢、潘祖蔭用事，專以聞召諸小儒；學者務得宋元雕槧，而昧經記常事。清學始大衰。仲長子曰：「天下學士有三奸焉。實不知，詳不言，一也；竊他人之說，以成己說，二也；受無名者，移知者，三也。」（見《意林》五引《昌言》。按，今世游閒之士，多刺探貴人意旨，因以酬對；或有豫檢書傳，用應猝乏，深可鄙笑！昔宋世荀昶，欲舉其子萬秋對策以示沙門慧琳。慧琳曰：「此不須看。若非先見而答，貧道不能為；若先見而答，貧道奴皆能為。」今之取人意旨者，多似慧琳所譏。乃至科舉對策，學校考驗，悉亦類此） 自古今文師法散絕，則唐有《五經》、《周禮》、《儀禮》諸疏，宋人繼之，命曰《十三經註疏》。然《書》用枚頤，《左氏春秋》用杜預，《孝經》用唐玄宗，皆不厭人望。《周易》家王弼者，費氏之宗子，道大而似不肖，常見笑世儒；《正義》又疏略。枚頤偽為古文，仍世以為壁藏於宣父，其當刊正久矣。《毛詩傳》最篤雅，《箋》失其宗，而《詩譜》能知遠。鄭氏三《禮》無間也，疏人或未通故言舊事，多違其本。 至清世為疏者，《易》有惠棟《述》，江藩、李林松《述補》（用荀、虞二家為主，兼采漢儒各家及《乾鑿度》諸緯書）。張惠言《虞氏義》，雖拘滯，趣以識古。《書》有江聲《集注音疏》，孫星衍《古今文註疏》（皆削偽古文。其注，孫用《大傳》、《史記》、馬、鄭為主；江間入己說。然皆采自古書，未有以意析者）。《詩》有陳奐《傳疏》（用毛《傳》，棄鄭《箋》）。《周禮》有孫詒讓《正義》。《儀禮》有胡培《正義》。《春秋左傳》有劉文淇《正義》（用賈、服注；不具，則兼采杜解）。《公羊傳》有陳立《義疏》。《論語》有劉寶《正義》。《孝經》有皮錫瑞《鄭註疏》。《爾雅》有邵晉涵《正義》，郝懿行《義疏》。《孟子》有焦循《正義》。諸《易》義不足言，而《詩》疏稍膠固，其他皆過舊釋。用物精多，時使之也。惟《禮記》、《梁傳》獨闕（邵晉涵有《梁正義》，見錢大昕《邵君墓志銘》。世未見其書，亦或未成），將孔疏翔實，後儒弗能加？而梁氏淡泊鮮味，治之者稀，前無所襲，非一人所能就故。他《易》有姚配中（著《周易姚氏學》），《書》有劉逢祿（著《書序述聞》、《尚書今古文集解》），《詩》有馬瑞辰、（著《毛詩傳箋通釋》）、胡承珙（著《毛詩後箋》），探嘖達，或高出新疏上。若惠士奇、段玉裁之於《周禮》（惠有《禮說》，段有《漢讀考》），段玉裁、王鳴盛之於《尚書》（段有《古文尚書撰異》，王有《尚書後案》），劉逢祿、曙、包慎言之於《公羊》（劉有《公羊何氏釋例》及《解詁箋》，有《公羊禮疏》，包有《公羊歷譜》），惠棟之於《左氏》（有《補註》），皆新疏所采也。焦循為《易通釋》，取諸卦爻中文字聲類相比者，從其方部，觸類而長，所到冰釋，或以天元術通之，雖陳義屈奇，詭更師法，亦足以名其家（李善蘭曰：太極即點，天元即線，天元自乘即面，天元再乘即體，准此則四元術所云太極，即可比《易》之太極矣。太極引而長之，為天元，則「太極生兩儀」矣；天元自乘，則「兩儀生四象」也；天元再乘，則四象生八卦也。然則太極即旋機，猶歐羅巴人所謂重心；而王弼之說，真無可易矣。焦循雖少重王弼，然猶以玄言為非，則滯於常見也）。黃式三為《論語後案》，時有善言，異於先師，信美而不離其樞者也。《梁傳》惟侯康為可觀（箸《榖梁禮證》），其餘大氐疏闊。《禮記》在三《禮》間獨寡訓說。朱彬為《訓纂》，義不師古；陳喬樅、俞樾並為《鄭讀考》，江永有《訓義擇言》，皆短促，不能具大體。其他《禮箋》（金榜箸）。《禮說》（金鶚箸）。《禮書通故》（黃以周箸）。諸書，博綜三《禮》，則四十九篇在其中矣。而秦蕙田《五禮通考》，窮盡二千餘年度法，欲自比《通典》，以世俗正古禮，雖博識，固不知量也。 然流俗言「十三經」。《孟子》故儒家，宜出；唯《孝經》、《論語》，《七略》入之六藝，使專為一種。亦以尊聖泰甚，徇其時俗。六藝者，官書，異於口說。禮堂六經之策，皆長二尺四寸（《鹽鐵論·詔聖篇》：「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後漢書·曹褒傳》：《新禮》「寫以二尺四寸簡」。是官書之長，周、漢不異），《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鄭《論語序》）。以是知二書故不為經，宜隸《論語》儒家，出《孝經》，使傅《禮記》通論（凡名經者，不皆正經。賈子《容經》，亦《禮》之傳記也）。即「十三經」者，當財減也。獨段玉裁少之，謂宜增《大戴禮記》、《國語》、《史記》、《漢書》、《資治通鑑》，及《說文解字》、《周髀算經》、《九章算術》，皆保氏書數之遺，集是八家，為二十一經。其言閎達，為雅儒所不能論。 至於古之六藝，唐、宋註疏所不存者：《逸周書》，則校釋於朱右曾；《尚書》歐陽、夏侯遺說，則考於陳喬樅；三家《詩》遺說，考於陳喬樅；《齊詩》翼氏學，疏證於陳喬樅；《大戴禮記》，補註於孔廣森；《國語》，疏於龔麗正、董增齡。其扶微輔弱，亦足多雲。及夫單篇通論，醇美固者，不可勝數。一言一事，必求其征，雖時有穿鑿，弗能越其繩尺，寧若計簿善承視而不惟其道，以俟後之咨於故實而考跡上世污隆者，舉而措之，則質文蕃變，較然如丹墨可別也。然故明故訓者，多說諸子，唯古史亦以度制事狀徵驗。其務觀世知化，不欲以經術致用，灼然矣。 若康熙、雍正、乾隆三世，撰修七經，辭義往往鄙倍，雖蔡沈、陳為之臣僕而不敢辭；時援古義，又椎鈍弗能理解，譬如薰糞雜糅，徒睹其污點耳。而徇俗賤儒，如朱彝尊、顧棟高、任啟運之徒，瞢學冥行，奮筆無怍，所謂鄉曲之學，深可忿疾，譬之斗筲，何足選也！ [1] 錄自《檢論》，卷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