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 六 清代經學之建設——顧亭林 閻百詩 附：胡朏明 萬充宗
清儒的學問，若在學術史上還有相當價值，那麼，經學就是他們惟一的生命。清儒的經學，和漢儒宋儒都根本不同，是否算得一種好學問，另為一問題。他們這一學派學問，也離不了進化原則，經一百多年才漸漸完成。但講到「篳路藍縷」之功，不能不推顧亭林為第一。顧亭林說：「古今安得別有所謂理學者！經學即理學也。自有舍經學以言理學者，而邪說以起。」又說：「今日只當著書，不當講學。」他這兩段話，對於晚明學風，表出堂堂正正的革命態度，影響於此後二百年思想界者極大。所以論清學開山之祖，舍亭林沒有第二個人。
亭林初名絳，國變後改名炎武，字曰寧人，學者稱為亭林先生。江蘇崑山人。生明萬曆四十一年，卒清康熙二十一年，年70(1613-1682)。他是一位世家子弟——江南有名的富戶。他承祖父命出繼堂叔為子。他的母親王氏，16歲未婚守節，撫育他成人。他相貌丑怪，瞳子中白而邊黑；性情耿介，不諧於俗，唯與同里歸玄恭莊為友，時有歸奇顧怪之目。(注一：歸玄恭，明亡後屢次起義。晚年築土室於叢冢間，與妻偕隱，自署門聯云：「妻太聰明夫太怪，人何寥落鬼何多。」)他少年便留心經世之學，最喜歡抄書。遍覽二十一史，明代十三朝實錄，天下圖經，前輩文編說部，以至公移邸抄之類，有關於民生利害者，分類錄出，旁推互證。著《天下郡國利病書》，未成而國難作。清師下江南，亭林糾合同志起義兵守吳江。失敗後，他的朋友死了好幾位，他幸而逃脫。他母親自從崑山城破之日起絕粒二十七日而死，遺命不許他事滿洲。他本來是一位血性男子，受了母親這場最後熱烈激刺的教訓，越發把全生涯的方向決定了。(注二：《亭林余集》裡頭有一篇《王碩人行狀》，讀之便可知亭林受他母親影響到怎麼程度。)他初時只把母親淺殯，立意要等北京恢復，崇禎帝奉安後，才舉行葬禮。過了兩年，覺得這種希望很杳茫，勉強把母先葬。然而這一段隱痛，永久藏在他心坎中，終身不能忘卻。他後來棄家遠遊，到老不肯過一天安逸日子，就是為此。他葬母之後，隆武帝(唐王)在福建，遙授他職方司主事。他本要奔赴行在，但因為道路阻隔，去不成。他看定了東南的悍將惰卒，不足集事，且民氣柔脆，地利亦不宜於進取，於是決計北游，想通觀形勢，陰結豪傑，以圖光復。曾五謁孝陵，明太祖陵在南京六謁思陵。明懷宗陵在直隸昌平其時他的家早已破了，但他善於理財，故一生羈旅，曾無睏乏。每到一地，他為有注意價值者，便在那裡墾田。墾好了，交給朋友或門生經理，他又往別處去。江北之淮安，山東之章丘，山西雁門之北、五台之東，都有他墾田遺蹟。(注三：相傳山西票號由亭林創辦。一切組織規則，皆其手定，後人率循之，遂成為二百餘年金融中心。此事不見前賢所作傳，未知確否。)可見他絕對的不是一位書呆子，他所提倡窮經致用之學，並非紙上空談。若論他生平志事，本來不是求田問舍的人。原有的家產尚且棄而不顧，他到處經營這些事業，弄些錢做什麼用處？我們試想一想。他下半世的生涯，大半消磨在旅行中。他旅行，照例用兩匹馬換著騎，兩匹騾馱帶應用書籍。到一險要地方，便找些老兵退卒，問長問短，倘或和平日所聞不合，便就近到茶房裡打開書對勘。到晚年，乃定居陝西之華陰，他說：「秦人慕經學，重處士，持清議，實他邦所少。而華陰綰轂關河之口，雖足不出戶，而能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險，不過十里之遙。若志在四方，則一出關門，亦有建瓴之勢」。可見他即住居一地，亦非漫無意義。他雖南人，下半世卻全送在北方，到死也不肯回家。他本是性情極厚、守禮極嚴的君子。他父母墳墓，忍著幾十年不祭掃。夫人死了，也只臨風一哭。為何舉動反常到如此田地？這個啞謎，只好讓天下萬世有心人胡猜罷了。他北游以前，曾有家中世仆，受里豪嗾使，告他「通海」。當時與魯王、唐王通者，謂之通海他親自把那僕人抓住投下海去，因此鬧一場大官司，幾乎送命。康熙三年，他在京，山東忽然鬧什麼文字獄，牽連到他。他立刻親到濟南對簿，入獄半年。這是他一生經過的險難。比起黃梨洲，也算平穩多了。康熙十七年開博學鴻儒科，都中闊人相爭要羅致他，他令他的門生宣言：「刀繩具在，無速我死」。次年開明史館，總裁葉方藹又要特薦他，他給葉信說：「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則以身殉之矣。」清廷諸人，因此再不敢惹他。他的外甥徐乾學、徐元文，少時由他撫養提拔，後來他們做了闊官，要迎養他南歸，他無論如何都不肯。他生平制行極嚴，有一次徐乾學兄弟請他吃飯，入坐不久，便起還寓。乾學等請終席張燈送歸，他作色道：「世間唯有淫奔、納賄二者皆於夜行之，豈有正人君子而夜行者乎？」其方正類如此。
我生平最敬慕亭林先生為人，想用一篇短傳傳寫他的面影，自愧才力薄弱，寫不出來。但我深信他不但是經師，而且是人師。我以為現代青年，很應該用點功夫，多參閱些資料，以看出他的全人格。有志於是者，請讀全謝山《鮚埼亭集?亭林先生神道碑銘》《亭林文集》中卷三《與葉切庵書》《答原一、公肅兩甥書》，卷四《與人書》十餘篇，又《與潘次耕書》《亭林余集》《王碩人行狀》《答潘次耕書》等篇。若更要詳細一點，請讀張石洲的《亭林先生年譜》。
亭林學術大綱，略見於他所作《與友人論學書》，《文集》卷三其文曰：
……竊嘆夫百餘年以來之學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命與仁，孔子之所罕言也；性與天道，子貢之所未得聞也；性命之理，著之《易傳》，未嘗數以語人。其答問士也，則曰「行己有恥」。其為學，則曰「好古敏求」。其與門弟子言，舉堯舜相傳所謂危微精一之說一切不道，而但曰「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嗚呼！聖人之所以為學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今之君子則不然，聚賓客門人之學者數十百人，「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而一皆與之言心言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是必其道之高於孔子，而其門弟子之賢於子貢也，我弗敢知也。《孟子》一書，言心言性，亦諄諄矣。乃至萬章、公孫丑、陳代、陳臻、周霄、彭更之所問，與孟子之所答者，常在乎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間。以伊尹之元聖，堯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大功，而其本乃在乎千駟一介之不視不取。伯夷、伊尹之不同於孔子也，而其同者則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是故性也命也，孔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恆言也。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恆言，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我弗敢知也。愚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於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恥之於人大矣！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之不被其澤。……嗚呼！士而不先言恥，則為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為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而去之彌遠也。……
亭林學術之最大特色，在反對向內的主觀的學問，而提倡向外的客觀的學問。他說：
自宋以後，一二賢智之徒，病漢人訓詁之學得其粗跡，務矯之以歸於內；而「達道」、「達德」、「九經」、「三重」之事置之不論，此真所謂「告子未嘗知義」者也。《日知錄》卷七《行吾敬故謂之內也》條
又說：
孟子言：「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然則但求放心，遂可不必學問乎？與孔子言「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者，何其不同耶？……孟子之意，蓋欲能求放心，然後可以學問。「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此放心而不知求也。然但知求放心，而未嘗窮中罫之方，悉雁行之勢，亦必不能從事於奕。同上《求放其心》條
亭林著作中，像這類的話很不少，以上所引，不過略舉為例。要之清初大師，如夏峰、梨洲、二曲輩，純為明學餘波。如船山、舜水輩雖有反明學的傾向，而未有所新建設，或所建設未能影響社會。亭林一面指斥純主觀的王學不足為學問，一面指點出客觀方面許多學問途徑來。於是學界空氣一變，二三百年間跟著他所帶的路走去。亭林在清代學術史所以有特殊地位者在此。
亭林所標「行己有恥，博學於文」兩語，一是做人的方法，一是做學問的方法。做人為什麼專標「行己有恥」呢？因為宋明以來學者，動輒教人以明心見性、超凡入聖。及其末流，許多人濫唱高調，自欺欺人，而行檢之間，反蕩然無忌憚。晚明政治混濁，滿人入關，從風而靡，皆由於此。亭林深痛之，所以說：
古之疑眾者行偽而堅，今之疑眾者行偽而脆。《文集》卷四《與人書》
亭林以為人格不立，便講一切學問都成廢話。怎樣才能保持人格？他以為，最忌的是圓滑，最要的是方嚴。他說：
讀屈子《離騷》之篇，原文云：「彼堯舜之耿介兮，固中道而得路；何桀紂之昌披兮，夫惟捷徑以窘步」乃知堯舜所以行出乎人者，以其耿介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則不可以入堯舜之道矣。《日知錄》卷十三《耿介》條
老氏之學所以異乎孔子者，「和其光、同其塵」，此所謂似是而非也，《卜居》《漁父》二篇盡之矣。非不知其言之可從也，而義有所不當為也。揚子云而知此義也，《反離騷》其可不作矣。尋其大指，「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此其所以為莽大夫與？同上《鄉愿》條
亭林欲樹人格的藩籬，簡單直捷提出一個「恥」字。他說：
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然而四者之中，恥為尤要。故夫子之論士曰：「行己有恥」；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又曰：「恥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原皆生於無恥也。故士大夫之無恥，謂之國恥。同上《廉恥》條
亭林以為無恥之習中於人心，非鬧到全個社會滅亡不止。他嘗借魏晉間風俗立論，極沉痛的說道：
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同上《正始》條
他確信改良社會，是學者的天職，所以要人人打疊自己，說道：匹夫之心，天下人之心也。又說：松柏後凋於歲寒，雞鳴不已於風雨。他自己稱述生平說：
某雖學問淺陋，而胸中磊磊，絕無閹然媚世之習。《與人書》十一
他教訓他最親愛的門生，沒有多話，但說：
自今以往，當思「以中材而涉末流」之戒。《文集》卷四《與潘次耕書》
總而言之，亭林是教人豎起極堅強的意志抵抗惡社會。其下手方法，尤在用嚴正的規律來規律自己，最低限度，要個人不至與流俗同化；進一步，還要用個人心力改造社會。我們試讀亭林著作，這種精神，幾於無處不流露。他一生行誼，又實在能把這種理想人格實現。所以他的說話，雖沒有什麼精微玄妙，但那種獨往獨來的精神，能令幾百年後後生小子如我輩者，尚且「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亭林教人做學問，專標「博學於文」一語。所謂「文」者，非辭章之謂。「文」之本訓，指木之紋理，故凡事物之條理亦皆謂之文。古書「文」字皆作此解。亭林說：
自身而至於家國天下，制之為度數，發之為音容，莫非文也。品節斯，斯之謂禮。《日知錄》卷七《博學於文》條
亭林專標「博學於文」，其目的在反對宋明學者以談心說性為學。他解釋《論語》道：「夫子之文章，無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故曰「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日知錄》卷七《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條其意以為，所謂人生哲學(性)，所謂宇宙原理(天道)，都散寄於事物條理(文章)之中。我們做學問，最要緊是用客觀工夫，講求事物條理，愈詳博愈好，這便是「博學於文」。若厭他瑣碎，嫌他粗淺，而專用主觀的冥想去求「性與天道」，那卻失之遠了。他說：「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不考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同上正指此輩。
然則他自己博學於文的方法怎麼樣呢？他雖沒有詳細指授我們，我們可以從他的傳記和著述中約略看出些來。
書籍自然是學問主要的資料。亭林之好讀書，蓋其天性。潘次耕《日知錄序》說：「先生精力絕人，無他嗜好，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廢書。」據他自己說，11歲便讀《資治通鑑》。《文集》卷二《抄書自序》他纂輯《天下郡國利病書》，從崇禎己卯起，凡閱書一千餘部。《文集》卷六《肇域志序》崇禎己卯，他年才26耳，其少年之用力如此。潘次耕請刻《日知錄》，他說：要「以臨終絕筆為定。」《文集》卷四《與次耕書》其老年之用力如此。他說：「生平所見之友，以窮以老而遂至於衰頹者什居七八。赤豹……復書曰：『老則息矣，能無倦哉！』此言非也。」「君子之學，死而後已」。《文集》卷四《與人書六》大概亭林自少至老，真無一日不在讀書中。他旅行的時候極多，所計劃事情尤不少，卻並不因此廢學。這種劇而不亂，老而不衰的精神，實在是他學問大成的主要條件。
亭林讀書，並非專讀古書。他最注意當時的記錄，又不徒向書籍中討生活，而最重實地調查。潘次耕說：「先生足跡半天下，所至交其賢豪長者，考其山川風俗疾苦利病，如指諸掌。」《日知錄序》全謝山說：「先生所至呼老兵逃卒，詢其曲折，或與平日所聞不合，則即坊肆中發書而對勘之。」《亭林先生神道碑銘》可見亭林是最尊實驗的人。試細讀《日知錄》中論制度論風俗各條，便可以看出他許多資料，非專從紙片上可得。就這一點論，後來的古典考證家，只算學得「半個亭林」罷了。
亭林所以能在清代學術界占最要位置，第一，在他做學問的方法，給後人許多模範；第二，在他所做學問的種類，替後人開出路來。
其做學問的方法，第一要看他搜集資料何等精勤。亭林是絕頂聰明人，諒來誰也要承認。但他做工夫卻再笨沒有了。他從小受祖父之教，說「著書不如抄書」。《文集》卷二《抄書自序》他畢生學問，都從抄書入手。換一方面看，也可說他「以抄書為著書」。如《天下郡國利病書》《肇域志》，全屬抄撮未經泐定者，無論矣。(注四：《天下郡國利病書》自序云：歷覽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縣誌書，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卷文冊之類。有得即錄，共成四十餘帙。《肇域志》自序云：先取《一統志》，後取各省府州縣誌，後取二十一史，參互書中，凡閱書一千餘部。本行不盡，則注之旁行；旁行不盡，則別為一集，曰備錄。)若《日知錄》，實他生平最得意之作。我們試留心細讀，則發表他自己見解者，其實不過十之二三，抄錄別人的話最少居十之七八。故可以說他主要的工作，在抄而不在著。
有人問：「這樣做學問法，不是很容易嗎？誰又不會抄？」哈哈！不然，不然。有人問他《日知錄》又成幾卷，他答道：
嘗謂今人纂輯之書，正如今人之鑄錢。古人采銅于山，今人則買舊錢名之曰廢銅以充鑄而已。所鑄之錢既已粗惡，而又將古人傳世之寶舂剉碎散，不存於後，豈不兩失之乎？承問《日知錄》又成幾卷，蓋期之以廢銅。而某自別來一載，早夜誦讀，反覆尋究，僅得十餘條，然庶幾采山之銅也。《文集》卷四《與人書十》
你說《日知錄》這樣的書容易做嗎？他一年工夫才做得十幾條。我們根據這種事實，可以知道，不獨著書難，即抄也不容易了。須知凡用客觀方法研究學問的人，最要緊是先徹底了解一事件之真相，然後下判斷。能否得真相，全視所憑藉之資料如何。資料，從量的方面看，要求豐備；從質的方面看，要求確實。所以資料之搜羅和別擇，實占全工作十分之七八。明白這個意思，便可以懂得亭林所謂采山之銅與銅之分別何如。他這段話對於治學方法之如何重要，也可以領會了。
亭林的《日知錄》，後人多拿來比黃東發的《黃氏日抄》和王厚齋的《困學紀聞》。從表面看來，體例像是差不多，細按他的內容，卻有大不同處。東發、厚齋之書，多半是單詞片義的隨手札記。《日知錄》不然，每一條大率皆合數條或數十條之隨手札記而始能成，非經過一番「長編」工夫，決不能得有定稿。試觀卷九宗室、藩鎮、宦官各條，卷十蘇松二府田賦之重條，卷十一黃金、銀、銅各條，卷十二財用、俸祿、官樹各條，卷二十八押字、邸報、酒禁、賭博各條，卷二十九騎、驛、海師、少林僧兵、徙戎各條，卷三十古今神祠條，卷三十一長城條，則他每撰成一條，事前要多少準備工夫，可以想見。所以每年僅能成十數條，即為此。不然，《日知錄》每條短者數十字，最長亦不過一二千字，何至旬月才得一條呢？不但此也，《日知錄》各條多相銜接，含有意義。例如卷十三周末風俗、秦紀會稽山刻石、兩漢風俗、正始、宋世風俗、清議、名教、廉恥、流品、重厚、耿介、鄉愿之十二條，實前後照應，共明一義，剪裁組織，煞費苦心。其他各卷各條，類此者也不少。所以我覺得，拿閻百詩的《潛丘札記》，和《黃氏日抄》《困學紀聞》相比，還有點像。顧亭林的《日知錄》，卻與他們都不像。他們的隨手札記，性質屬於原料或粗製品，最多可以比棉紗或紡線。亭林精心結撰的《日知錄》，確是一種精製品，是篝燈底下纖纖女手親織出來的布。亭林作品的價值全在此。後來王伯申的《經傳釋詞》《經義述聞》，陳蘭甫的《東塾讀書記》都是模仿這種工作。這種工作正是科學研究之第一步，無論做何種學問都該用他。
亭林對於著述家的道德問題，極為注意。他說：「凡作書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書改竄為自作也」。《文集》卷二《抄書自序》又說：「晉以下人，則有以他人之書而竊為己作者，郭象《莊子注》、何法盛《晉中興書》之類是也。若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書，無非竊盜而已。」《日知錄》卷十八《竊書》條又說：「今代之人，但有薄行而無雋才，不能通作者之義，其盜竊所成之書，必不如元本，名為『鈍賊』何辭。」同上他論著述的品格，謂「必古人所未及就，後世之所必不可無者，而後為之」。《日知錄》卷十九《著書之難》條他做《日知錄》成書後常常勘改，「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則削之」。《日知錄，自序》然則雖自己所發明而與前人暗合者尚且不屑存，何況剽竊！學者必須有此志氣，才配說創造哩。自亭林極力提倡此義，遂成為清代學者重要之信條，「偷書賊」不復能存立於學者社會中，於學風所關非細。
大學者有必要之態度二：一曰精慎，二曰虛心。亭林著作最能表現這種精神。他說：「著述之家，最不利乎以未定之書傳之於人。」《文集》卷四《與潘次耕書》又說：「古人書如司馬溫公《資治通鑑》，馬貴與《文獻通考》，皆以一生精力為之。……後人之書，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傳。所以然者，視成書太易而急於求名也。」《日知錄》卷十九《著書之難》條潘次耕請刻《日知錄》，他說要再待十年。其初刻《日知錄?自序》云：「舊刻此八卷，歷今六七年。老而益進，始悔向日學之不博，見之不卓。……漸次增改，……而猶未敢自以為定。……蓋天下之理無窮，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故昔日之所得，不足以為矜；後日之所成，不容以自限。」《文集》卷二我常想，一個人要怎樣才能老而不衰？覺得自己學問已經成就，那便衰了。常常看出「今是昨非」，便常常和初進學校的青年一樣。亭林說：「人之為學，不可自小，又不可自大。……自小，少也；自大，亦少也。」《日知錄》卷七《自視欿然》條他的《日知錄》，閻百詩駁正若干條，他一見便欣然採納。見趙執信所作閻墓誌他的《音學五書》，經張力臣改正一二百處。見《文集》卷四《與潘次耕書》他說：「時人之言，亦不敢沒君子之謙也，然後可以進於學。」《日知錄>卷二十《述古》條這種態度，真永遠可為學者模範了。
亭林的著述，若論專精完整，自然比不上後人。若論方面之多，氣象規模之大，則乾嘉諸老，恐無人能出其右。要而論之，清代許多學術，都由亭林發其端，而後人衍其緒。今列舉其所著書目而擇其重要者稍下解釋如下：
《日知錄》三十二卷，是他生平最得意的著作。他說：
「平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文集》卷三《與友人論門人書》
又說：
「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以躋斯世於治古之隆，而未敢為今人道也。」《文集》卷四《與人書二十五》
又說：「意在撥亂滌污，法古用夏，啟多聞於來學，待一治於後王。」《文集》卷六《與楊雪臣書》
讀這些話，可以知道他著書宗旨了。《四庫總目提要》敘列這部書的內容：「前七卷皆論經義，八卷至十二卷皆論政事，十三卷論世風，十四、十五卷論禮制，十六、十七卷論科舉，十八至二十一卷論藝文，二十二至二十四卷論名義，二十五卷論古事真妄，二十六卷論史法，二十七卷論注書，二十八卷論雜事，二十九卷論兵及外國事，三十卷論天象術數，三十一卷論地理，三十二卷雜考證。」大抵亭林所有學問心得，都在這書中見其梗概。每門類所說的話，都給後人開分科研究的途徑。
《天下郡國利病書》一百卷，《肇域志》一百卷，這兩部書都是少作。《利病書》自序云：「……亂後多有散佚，亦或增補。而其書本不曾先定義例，又多往代之言，地勢民風，與今不盡合，年老善忘，不能一一刊正。……」《肇域志》自序亦略同，據此知並非成書了。但這兩部書願力宏偉，規模博大。後來治掌故學、地理學者，多感受他的精神。
《音學五書》三十八卷。這書以五部組織而成：一、《古音表》三卷，二、《易音》三卷，三、《詩本音》十卷，四、《唐韻正》二十卷，五、《音論》三卷。他自己對於這部書很滿意，說道：某自五十以後，於音學深有所得，為《五書》以續三百篇以來久絕之傳。《文集》卷四《與人書二十五》清儒多嗜音韻學，而且研究成績極優良，大半由亭林提倡出來。
《金石文字記》六卷。亭林篤嗜金石，所至搜輯碑版，寫其文字，以成此書。他對於金石文例，也常常論及。清代金石學大昌，亦亭林為嚆矢。
此外著述，尚有《五經同異》三卷，《左傳杜解補正》三卷，《九經誤字》一卷，《五經考》一卷，《求古錄》一卷，《韻補正》一卷，《二十一史年表》十卷，《歷代宅京記》二十卷，《十九陵圖志》六卷，《萬歲山考》一卷，《昌平山水記》二卷，《岱嶽記》八卷，《北平古今記》十卷，《建康古今記》十卷，《營平二州史事》六卷，《官田始末考》一卷，《京東考古錄》一卷，《山東考古錄》一卷，《顧氏譜系考》一卷，《譎觚》一－卷，《茀錄》十五卷，《救文格論》《詩律蒙告》《下學指南》各一卷，《當務書》六卷，《菰中隨筆》三卷，《文集》六卷，《詩集》五卷。其書或存或佚今不具注。但觀其目，可以見其影響於後此學術界者如何矣。
要之，亭林在清學界之特別位置，一曰開學風，排斥理氣性命之玄談，專從客觀方面研察事務條理。二曰開治學方法，如勤搜資料，綜合研究，如參驗耳目聞見以求實證，如力戒雷同剿說，如虛心改訂不護前失之類皆是。三曰開學術門類，如參證經訓史跡，如講求音韻，如說述地理，如研精金石之類皆是。獨有生平最注意的經世致用之學，後來因政治環境所壓迫，竟沒有傳人。他的精神，一直到晚清才漸漸復活。至於他的感化力所以能歷久常新者，不徒在其學術之淵粹，而尤在其人格之崇峻。我深盼研究亭林的人，勿將這一點輕輕看過。
附：亭林學友表
亭林既老壽，且足跡半天下，雖不講學，然一時賢士大夫，樂從之游。觀其所與交接者，而當時學者社會之面影略可睹焉。今鉤稽本集，參以他書，造此表。其人無關學術者不錄，弟子及後輩附見。
歸莊：字玄恭，崑山人，明諸生，國變後改名祚明。與亭林少同學，最相契，嘗同舉義於蘇州。其卒，亭林哭以詩，極稱其學。著有《歸元恭文鈔》。
萬壽祺：字年少，徐州人，明孝廉，入清服僧服，易名慧壽，著有《隰西草堂集》。亭林早年游淮上與定交，有詩贈之。
路澤溥：字安卿，曲周人，嘗拯亭林於難。亭林《廣師篇》云：「險阻備嘗，與時屈伸，吾不如路安卿。」
潘檉章：字力田，吳江人，次耕之兄。亭林早年摯友。長於史學，與吳赤溟合著《明史》，亭林以所儲史料盡供給之。後死於湖州莊氏史獄，亭林哭以詩甚慟。所著書未成，今存者僅《國史考異》《松陵文獻》兩種，其學術大概別詳第八講。
吳炎：字赤溟，吳江人，與潘力田同學同難，亭林哭之。
賈必選：字徙南，上元人，明孝廉，入清杜門，著書有《松蔭堂學易》。《亭林詩集》有《賈倉部必選說易》一首。
王潢：字元倬，上元人，有《南陔集》。亭林集中有贈詩。
任唐臣：字子良，掖縣人。亭林從假吳才老《韻譜》讀之，自此始治音韻學。
張爾岐：字稷若，號蒿庵，濟南人。著有《儀禮鄭注句讀》十七卷。亭林為之序。清儒治禮學，自稷若始也。長亭林一歲，亭林嘗稱之曰先生。《廣師篇》云：「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稷若。」《亭林集》中《與友人論學書》(見前)，所與者即稷若也。稷若答書略云：「《論學書》粹然儒者之言，特拈『博學』、『行己』二事為學鵠，真足砭好高無實之病。……愚見又有欲質者：性命之理，夫子固未嘗輕以示人，其所與門弟子詳言而諄復者，何一非性命之顯設散見者歟！苟於博學有恥，真實踐履，自當因標見本，合散知總，心性天命將有不待言而庶幾一遇者。故性命之理，騰說不可也，未始不可默喻；侈於人不可也，未始不可驗諸己；強探力索於一日不可也，未始不可優裕漸漬以俟自悟。如謂於學人分上了無交涉，是將格盡天下之理，而反遺身以內之理也。……」蓋稷若與亭林，不苟異亦不苟同如此。所著除《儀禮句讀》外，尚有《蒿庵集》《蒿庵閒話》等。
徐夜：字東痴，濟南人。以詩名，舉博學鴻詞不就，與亭林有酬答詩。
馬驌：字宛斯，鄒平人，著《繹史》百六十卷，專研古史，時人稱為「馬三代」。亭林極服其書，常與游郊外訪碑。
劉孔懷：字果庵，長山人，精於考核，亭林游山東常主其家，與辨析疑義。著有《四書字徵》《五經字徵》《詩經辨韻》等書。
傅山：字青主，陽曲人。亭林游山西主其家。《廣師篇》云：「蕭然物外自得天機，吾不如傅青主。」著有《霜紅龕集》。
李因篤：字子德，一字天生，洪洞人。康熙戊午徵鴻博，授檢討，不就職。與亭林交最篤，嘗徒步往濟南急其難。後亭林墾荒雁門，卜居華陰，皆子德董其事。《亭林集》中與子德論學書最多。子德於經學、史學俱深粹，著有《受祺堂集》。
王宏撰：字無異，號山史，華陰人，明諸生。康熙戊午徵鴻博，不赴。耆字好古，著有《易象圖述》《山志》《砥齋集》等書。亭林常主其家，《廣師篇》云：「好學不倦，篤於朋友，吾不如王山史。」
李顒：別見。二曲晚年反閉土室，惟亭林至乃啟關相見。《廣師篇》云：「堅苦力學，無師而成，吾不如李中孚」。
申涵光：字鳧孟，永平人。孫夏峰弟子，著有《聰山集》。亭林有贈答詩。
孫奇逢：別見。亭林曾親至輝縣訪夏峰，有贈孫徵君詩。
朱彝尊：別見。亭林在關中始交竹垞，有贈答詩。《廣師篇》云：「文章爾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錫鬯。」
屈大均：字翁山，番禺人。著有《翁山文外》。在關中交亭林，有贈答詩。
顏光敏：字修來，曲阜人。著有《樂圃集》。亭林下濟南獄時，修來奔走最力。
張弨：字力臣，山陽人。貧而耆古，喜集金石文字。亭林著《音學五書》，力臣任校刻。《廣師篇》云：「精心六書，信而好古，吾不如張力臣。」
王錫闡：別見。《廣師篇》云：「學究天人，確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集中有《贈王高士錫闡》詩。
吳志伊：字任臣，莆田人。著有《周禮大義》《禮通》《十國春秋》《山海經廣注》等書。《廣師篇》云：「博聞強記，群書之府，吾不如吳任臣。」
閻若璩：別見。百詩謁亭林於太原，出《日知錄》相質，為改訂若干條。
楊瑀：字雪臣，武進人。著有《飛樓集》百二十卷。《廣師篇》云：「讀書為己，探賾洞微，吾不如楊雪臣。」
錢澄之：原名秉鐙，字飲光，桐城人。在明末聲譽已高。福王立於南京，馬、阮興大獄捕清流，飲光與焉，後從永曆帝入滇，間關九死。永曆亡，易僧裝終老。著有《田間易學》《田間詩學》《藏山閣稿》《田間集》，明末野史等書。《亭林集》中有《贈錢編修秉鐙》一詩。
戴廷栻：字楓仲，祁縣人。博學好古，著有《半可集》。嘗為亭林築室於祁之南山，且藏書供眾覽。
戴笠：初名鼎立，字耘野，吳江人。潘次耕之師。亭林有書與論學。
黃宗羲：別見。亭林64歲時，曾與梨洲通書，見梨洲所著《思舊錄》中。但兩人似始終未交晤。
湯斌：字孔伯，號荊峴，相州人。孫夏峰弟子，在清為達官，諡文正。孔伯修《明史》，以書來問義例，亭林答之。
朱鶴齡：字長孺，吳江人。明諸生，入清不仕，著《毛詩通義》《尚書稗傳》《春秋集說》等書。又注杜工部李義山詩。《亭林集》中有贈詩。
陳芳績：字亮工，常熟人。父鼎和，為亭林友。亮工著有《歷代地理沿革表》四十七卷。《亭林集》中有贈亮工詩數首。
潘耒：字次耕，號稼堂，吳江人，力田之弟。遭家難，年甫數歲，易姓為吳，從母姓也。既壯，從亭林學於汾州。亭林視之猶子，集中與論學書最多。次耕，康熙戊午鴻博薦入翰林，與修明史，參訂義例，分纂志傳，用力最勤。亭林著述自《日知錄》及《文集》其他多種，皆由次耕編定校刻。次耕又師事徐俟齋、戴耘野，皆經紀其後事，風義獨絕。著有《遂初堂集》。
徐乾學：字原一，號健庵，崑山人。亭林外甥。官至刑部尚書，主修《大清一統志》。著有《讀禮通考》《澹園集》。
徐元文：字公肅，號立齋，健庵之弟。官至大學士。嘗主修《明史》。
說亭林是清代經學之建設者，因為他高標「經學即理學」這句話，成為清代經學家信仰之中心。其實亭林學問，決不限於經學，而後此之經學，也不見得是直衍亭林之傳。其純以經學名家，而且於後來經學家學風直接有關係者，或者要推閻百詩，其次則胡朏明和萬充宗。
閻百詩，名若璩，別號潛丘居士，山西太原人，寄籍江蘇之山陽，生明崇禎九年，卒清康熙四十三年(1636-1704)，年69。他的父親名修齡，號牛叟，本淮南鹽商，但很風雅，也可算一位名士或一位遺老。百詩人格之峻整，遠不如亭林，生平行誼，除學者日常生活外，無特別可記。康熙十七年，他應博學鴻儒科，下第，很發牢騷。其後徐健庵乾學在洞庭山開局修《大清一統志》，聘他參與其事。他68歲的時候，清聖祖南巡，有人薦他，召見，趕不上，他很懊喪。時清世宗方在潛邸，頗收羅名士，把他請入京，他垂老冒病而往，不久便卒於京寓。其行歷可記者僅如此。所著書曰《古文尚書疏證》八卷、《毛朱詩說》一卷、《四書釋地》六卷、《潛丘札記》六卷、《孟子生卒年月考》一卷、《困學紀聞注》十二卷。
百詩僅有這點點成績，為什麼三百年來公認他是第一流學者呢？他的價值，全在一部《古文尚書疏證》。《尚書》在漢代，本有今古文之爭。伏生所傳二十八篇，叫做「今文尚書」。別有十六篇，說是孔安國所傳，叫做「古文尚書」。然而孔安國這十六篇，魏晉之間，久已沒有人看見。到東晉，忽然有梅賾其人者，拿出一部《古文尚書》來，篇數卻是比今文增多二十五篇，而且有孔安國做的全傳——即全部的注。到初唐，陸德明據以作《經典釋文》，孔穎達據以作《正義》。自此以後，治《尚書》者，都用梅賾本，一千餘年，著為功令。中間雖有吳棫、朱熹、吳澄、梅鷟諸人稍稍懷疑，但都未敢昌言攻擊。百詩著這部《古文尚書疏證》，才盡發其復，引種種證據證明那二十五篇和孔傳都是東晉人贗作。百詩從二十歲起就著手著這部書，此後四十年間，隨時增訂，直至臨終還未完成。自這部書出版後，有毛西河奇齡著《古文尚書冤詞》和他抗辯，在當時學術界為公開討論之絕大問題，結果閻勝毛敗。《四庫提要》評閻書所謂：「有據之言，先立於不可敗也」。自茲以後，惠定宇棟之《古文尚書考》，段茂堂玉裁之《古文尚書撰異》等，皆衍閻緒，益加綿密，而偽古文一案，逐成定讞。最後光緒年間，雖有洪右臣良品續作冤詞，然而沒有人理他，成案到底不可翻了。
請問，區區二十篇書的真偽，雖辨明有何關係，值得如此張皇推許嗎？答道，是大不然。這二十幾篇書和別的書不同。二千餘年來公認為神聖不可侵犯之寶典，上自皇帝經筵進講，下至蒙館課讀，沒有一天不背誦他。忽焉真贓實證，發現出全部是假造，你想，思想界該受如何的震動呢？學問之最大障礙物，莫過於盲目的信仰。凡信仰的對象，照例是不許人研究的。造物主到底有沒有？耶穌基督到底是不是人？這些問題，基督教徒敢出諸口嗎？何止不敢出諸口，連動一動念也不敢哩。若使做學問的都如此，那麼，更無所謂問題，更無所謂研究，還有什麼新學問發生呢？新學問發生之第一步，是要將信仰的對象一變為研究的對象。既成為研究的對象，則因問題引起問題，自然有無限的生髮。中國人向來對於幾部經書，完全在盲目信仰的狀態之下。自《古文尚書疏證》出來，才知道這幾件「傳家寶」裡頭，也有些靠不住，非研究一研究不可。研究之路一開，便相引於無窮。自此以後，今文和古文的相對研究，六經和諸子的相對研究，乃至中國經典和外國經典相對研究，經典和「野人之語」的相對研究，都一層一層的開拓出來了。所以百詩的《古文尚書疏證》，不能不認為近三百年學術解放之第一功臣。
百詩為什麼能有這種成績呢？因為他的研究方法實有過人處。他的兒子說道：「府君讀書，每於無字句處精思獨得，而辯才鋒穎，證據出入無方，當之者輒失據。常曰：『讀書不尋源頭，雖得之，殊可危！』手一書至檢數十書相證，侍側者頭目為眩，而府君精神涌溢，眼爛如電，一義未析，反覆窮思，飢不食，渴不飲，寒不衣，熱不扇，必得其解而後止。」閻詠《左汾近稿?先府君行述》他自己亦說：「古人之事。應無不可考者。縱無正文，亦隱在書縫中，要須細心人一搜出耳。」《潛丘札記》卷六戴東原亦說：「閻百詩善讀書。百詩讀一句書，能識其正面背面。」段玉裁著戴先生年譜大抵百詩學風，如老吏斷獄，眼光極尖銳，手段極嚴辣，然而判斷必憑證據，證據往往在別人不注意處得來。《四庫提要》讚美他說：「考證之學，未知或先。」《古文尚書疏證》條下百詩在清學界位置之高，以此。
《四庫提要》又說：「若璩學問淹通，而負氣求勝，與人辯論，往往雜以毒詬惡謔，與汪琬遂成讎釁，頗乖著書之體。」《潛丘札記》條下據他的著述和傳記看來，這種毛病，實所不免，比顧亭林的虛心差得多了。又以著書體例論，如《古文尚書疏證》，本專研究一個問題，乃書中雜入許多信札日記之類，與全書宗旨無涉。如《四書釋地》，標名釋地，而所釋許多溢出地理範圍外，如《孟子生卒年月考》，考了一大堆，年月依然無著。諸如此類，不能不說他欠謹嚴。雖然，凡一個學派的初期作品，大率粗枝大葉，瑕類很多，正不必專責備百詩哩。
清初經師，閻、胡齊名。胡朏明，名渭，號東樵，浙江德清人，卒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82。他行歷更簡單，不過一老諸生，曾和閻百詩、萬季野、黃子鴻同參一統志局。晚年清聖祖南巡，獻頌一篇，聖祖賜他「耆年篤學」四個大字。他一生事跡可記者僅此。他著書僅四種：一，《禹貢錐指》二十卷，附圖四十七幅；二，《易圖明辨》十卷；三，《洪範正論》五卷；四，《大學翼真》七卷。他的學風，不尚泛博，專就一個問題作窄而深的研究，開後人法門不少。幾部書中，後人最推重的是《禹貢錐指》。這部書雖然有許多錯處，但精勤搜討，開後來研究地理沿革的專門學問。價值當然也不可磨滅。但依我看，東樵所給思想界最大影響，還是在他的《易圖明辨》。《易圖明辨》是專辨宋儒所傳「太極」、「先天」、「後天」——即所謂「河圖」、「洛書」等種種矯誣之說。這些圖是宋元明儒講玄學的惟一武器，鬧得人神昏眼亂，始終莫明其妙。但他們說是伏羲、文王傳來的寶貝，誰也不敢看輕他，看不懂只好認自己笨拙罷了。明清之交，黃梨洲宗羲、晦木宗炎兄弟，始著專書辟其謬，東樵曾否見他們的書不可知，但他卻用全副精力做十卷的書，專來解決這問題。他把這些圖的娘家找出來，原來是華山道士陳摶弄的把戲，展轉傳到邵雍。又把娘家的娘家尋根究底，原來是誤讀讖緯等書加以穿鑿傅會造出來的。於是大家都知道這些都是旁門左道，和《易經》了無關係。我們生當今日，這些鬼話，久已沒人過問，自然也不感覺這部書的重要。但須知三百年前，像周濂溪《太極圖說》、朱子《易本義》一類書，其支配思想界的力量，和四書五經差不了多少。東樵這種廓清辭辟，真所謂「功不在禹下」哩。《洪範正論》的旨趣，也大略相同，專掃蕩漢儒「五行災異」之說，破除迷信。所以我說，東樵破壞之功，過於建設。他所以能在學術界占重要位置者，以此。
萬充宗也是初期經學界一位重要人物。充宗名斯大，浙江鄞縣人，康熙二十二年卒(1683)，年5l。父泰，宇履安，黃梨洲老友。履安有八子，都以學問著名。充宗行六，最幼的是季野斯同。八兄弟皆從學梨洲，但都不大理會他的陽明學。季野稱史學大師，而充宗以經學顯。梨洲替充宗作墓志銘，述其治學方法曰：「充宗以為，非通諸經不能通一經，非悟傳注之失則不能通經，非以經釋經則亦無由悟傳注之失。何謂通諸經以通一經？經文錯互，有此略而彼詳者，有此同而彼異者。因詳以求其略，因異以求其同，學者所當致思也。何謂悟傳注之失？學者入傳注之重圍，其於經也，毋庸致思；經既不思，則傳注無失矣，若之何而悟之。何謂以經解經？世之信傳注者過於信經，試拈二節為例(文繁不引)。……充宗會通各經，證墜輯缺，聚訟之議，渙然冰釋，奉正朔以批閏位，百注逐無堅城。……」讀這段話，充宗的經學怎樣做法，可以概見了。充宗著書，有《學春秋隨筆》十卷，《學禮質疑》二卷，《儀禮商》三卷，《禮記偶箋》三卷，《周官辨非》二卷。依我看，《周官辨非》價值最大。《周官》這部書，歷代學者對他懷疑的很不少，著專書攻擊而言言中肯者，實以此書為首。萬氏兄弟皆講風節，充宗尤剛毅。張蒼水煌言就義，他親自收葬，即此可想見其為人。可惜死得早了，若使他有顧、黃、閻、胡的年壽，他所貢獻於學界怕不止此哩。
同時還有一位學者，不甚為人所稱道而在學術史上實有相當位置者，曰姚立方。立方名際恆，一字首源，安徽休寧人，寄籍仁和，為諸生，(生卒年待考)據《古文尚書疏證》知道，他比閻百詩小11歲，但未知卒在何年毛西河《詩話》云：「亡兄為仁和廣文，嘗曰：『仁和只一學者，猶是新安人』。謂姚際恆也。予嘗作《何氏存心藏書序》，以似兄，兄曰：『何氏所藏有幾？不過如姚立方腹笥已耳。』……」據此則立方學問之博可以概見。立方50歲著手注九經，閱十四年而成，名曰《九經通論》；又著《庸言錄》，雜論經史理學諸子。這兩部書，我都未得見，不知其內容如何？所見者只有他的《古今偽書考》。自《易經》的孔子十翼起，下至許多經注，許多子書，他都懷疑，真算一位「疑古的急先鋒」了。他別有書十卷，專攻《偽古文尚書》。閻百詩說他「多超人意外」，喜歡極了，手抄許多，散入《疏證》各條下。見《古文尚書疏證》卷八我想，立方這個人奇怪極了，我希望將來有機會全讀他的著作再下批評。
附：初期經學家表
清代經學，至惠定宇、戴東原而大成，前此只能算啟蒙時代。除本講及前後諸講特舉論列之諸家外，就憶想所及，表其姓名，其蹈襲明學緒餘者不入。
黃宗炎：字晦木，餘姚人，梨洲之弟。著有《憂患學易》一書，內分《周易象辭》十九卷，《尋門餘論》二卷，《圖學辨惑》一卷，《圖學辨惑》即辨先後天方圓等圖也，又有《六書會通》，論小學。
張爾岐：見亭林學友表。
朱鶴齡：同上
錢澄之：同上
陳啟源：字長發，吳江人，著《毛詩稽古編》三十卷。
馮景：字山公，錢塘人。與閻若璩友，嘗助其著《古文尚書疏證》。所著有《解春集》二十卷。盧文弨其外孫也。
臧琳：字玉林，武進人，著《經義雜記》三十卷，《尚書集解》百二十卷。閻若璩稱其書，且謂為隱德君子。嘉慶間其玄孫庸始校刻其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