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 序言

宋明理學心學之誤原亦很明了， 實行一種學術的大國亡國了，這種思想無論如何都是有問題的。所以宋明理學心學之誤之不言自明的，這就是儒學佛教化、內向化轉向的下場，這麼慘痛的教訓難道我們還沒記住嗎？所謂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傷疤仍在，痛卻不見得有了。今看任公斯文，實為近代儒家內反思儒學較深者。國有高士，斯族之福也。 宋明理學心學的內向化轉向已經達到變態的地步。理學在朱子那裡還只是形式上的借用佛道的本體論，但到了王陽明的心學，儒學已經完全佛教化了，它還和禪宗有什麼區別？這當然是封建統治者所樂見的。內向化轉向失去了原始儒學的剛健活力，只重修、悟更是耗盡了民族心力，教訓何其慘痛！ 理學、心學固然保住了儒學的800年正統地位，但我們一講理學，蒙古就笑了；我們一講心學，滿人就笑了；今天講心學講禪意，笑的是誰呢？ 宋明儒學是在佛道的壓力下互相同化產生的，今天國學是在現代科學壓力下遇到的困境。如今再以面對佛老的方式面對「近代科學」之挑戰/壓力，豈不是刻舟求劍/泥古不化而遺笑大方嗎？ 後代儒生對「智」無能力開新出近代科學，只好把智用到了仁上，如何因智成聖，就成了智的主要消耗用途，王陽明的心學就是這個路子。「格物」是為成「仁」，到王陽明那裡，物也懶得格了，乾脆格心，格感性。這種把理性用到感性上的路子，現在看來是笑話；所謂「人心唯危」，智總要有個消耗的路子，這深深地反映了人類在探尋進程中的無奈。 在一個健全的法治社會，禮治的相對基礎作用會有所降低，加之今有近代科學，則智有所著落，人名可符其實矣，仁智可各得其所哉。」 斯國曆二千年之之封建統治、固權馭民之術已是十分純熟。先後有分封、酷法、外戚、藩鎮、軍隊、暴民之亂，後世吸收經驗皆已有成功化解「內亂」之術。故至於宋，則王朝再也不會亡於內，只會亡於外。明亦然。慈禧言「寧與友邦，不與家奴」，此話自有其深刻見解及充分信心，皇家是寧亡於外不亡於內。斯文之弱斯民之苦皇權之固宋明之學與有力焉，此固斯文之大悲哀處。 近時學界一直不大看得起清代學術，認為只是考據、詞章之學。我原不大重視清代學術，看得也少，但近日得梁任公《近代中國三百年學術史》，始知顏習齋，驚於其見之深。任公之行識近代無人可及，任公極推崇顏氏，此書亦有其大貢獻在。（第十章） 顏氏生於明崇禎八年，卒清康熙四十三年(1635-1704)，其時學者激於宋亡於元、明亡於清，必有大苦楚在，亦必深刻反思宋明學問之敝，顏氏之學可謂掃除宋明之敝、返回孔孟本意最徹底者。若顏氏之學得行於時，則斯文斯國必無清未之危恥。然斯學雖必有大功於國人，但亦必危清皇家之統治，皇家又怎能用之。 以曾國藩之智勇豈能不知宋明之敝、顏氏之功。然曾氏外示固守宋學，示拙而已。於斯族無益卻大益其家，智乎愚乎？皇家以宋明之學為取士之道，學人亦以此為謀食之途，則清之蹈宋明之覆轍必矣。 宋明積敝太深，今日猶然。本不得不為文深入駁之，今知有顏氏之學，可以省去好多力氣，亦可知儒家學者在有清一代還有擔當者在，很開心。然我還沒看到顏氏原書，不過任公之文甚好，不必我再作贅評。 現附一段任公文於下：「習齋、恕谷抱這種宏願，想要轉移學風，別造一個新社會。到今日二百年了，到底轉移了沒有？哎！何止沒有轉移，只怕病根還深幾層哩。若長此下去嗎？那麼，習齋有一番不祥的預言，待我寫來。他（習齋）說： 文盛之極則必衰。文衰之返則有二：一是文衰而返於實，則天下厭文之心，必轉而為喜實之心，乾坤蒙其福矣；……一是文衰而返於野，則天下厭文之心，必激而為滅文之念，吾儒與斯民淪胥以亡矣。如有宋程朱黨偽之禁，天啟時東林之逮獄，崇禎末張獻忠之焚殺，恐猶未已其禍也。而今不知此幾之何向也？《易》曰：『知幾其神乎？』余曰，知幾，其懼乎？」《存學編》卷四 嗚呼！今日的讀書人聽啊，自命知識階級的人聽啊，滿天下小百姓厭惡我們的心理一日比一日厲害，我們還在那裡做夢。習齋說「未知幾之何向」？依我看，「滅文」之幾早已動了，我們不「知懼」，徒使習齋、恕谷長號地下耳！」 清初學者之見，今之學者觀此言作何感想，可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