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 · 第五節 中日初次決戰
李鴻章在日本明治維新的初年就看清楚了日本是中國的勁敵。他並且知道中國的勝負要看哪一國的新軍備進步的快。他特別注重海軍，因為日本必須先在海上得勝，然後能進攻大陸。所以他反對左宗棠以武力收復新疆，反對為伊犁問題與俄國開戰，反對為越南問題與法國打仗。他要把這些戰費都省下來作為擴充海軍之用。他的眼光遠在一般人之上。
李鴻章既注重中日關係，不能不特別注意高麗。在國防上高麗的地位極其重要，因為高麗作敵人陸軍侵略我東北的根據地，也可以作敵人海軍侵略我山東河北的根據地。反過來看，高麗在日本的國防上的地位也很要緊。高麗在我們手裡，日本尚感不安，一旦被俄國或英國所占，那時日本所感的威脅就更大了。所以高麗也是日本必爭之地。
在光緒初年，高麗的國王李熙年幼，他的父親大院君李昰應攝政。大院君是個十分守舊的人，他屢次殺傳教士，他堅決不與外人通商。在明治維新以前，日韓關係，在日本方面，由幕府主持，由對馬島之諸侯執行。維新以後，大權歸日皇，所以日韓的交涉也改由日本中央政府主持。大院君厭惡日本的維新，因而拒絕與新的日本往來。日本國內的舊諸侯武士們提倡"征韓"。這種征韓運動，除了高麗不與日本往來外，還有三個動機：（一）日本不向海外發展不能圖強；（二）日本不先下手，西洋各國，尤其是俄國，恐怕要下手；（三）征韓能為一般不得志的武士謀出路。光緒元年（即日本明治八年）發生高麗炮擊日本船的案子，所謂江華島事件。主張征韓者更有所藉口。
當時日本的政治領袖如岩倉、大久保、伊藤、井上諸人原反對征韓。他們以為維新事業未發展到相當程度以前，不應輕舉妄動的貪圖向外發展。俱是在江華島事件發生以後，他們覺得無法壓制輿論，不能不有所主動。於他們一面派黑田青隆及井上率艦隊到高麗去交涉通商友好條約，一面派森有禮來北京試探中國的態度，並避免中國的阻抗。
森有禮與我們的外交當局大起辯論。我們始終堅持高麗是我們的屬國：如日本侵略高麗，那就是對中國不友誼，中國不能坐視。森有禮則說中國在朝鮮的宗主權是有名無實的，因為中國在高麗不負任何責任，就沒有權利。
黑田與井上在高麗的交涉成功。他們所訂的條約承認高麗是獨立自主的國家。這就是否認中國的宗主權，中國應該抗議，而且設法糾正。但是日本和高麗雖都把條文送給中國，北京沒有向日本提出抗議，也沒有責備高麗不守本分。中國實為傳統觀念所誤。照中國傳統觀念，只要高麗承認中國為宗主，那就夠了。第三國的承認與否是無關宏旨的。在光緒初年中國在高麗的威信甚高，所以政府很放心，就不注意日韓條約了。
高麗與日本訂約的問題過了以後，中日就發生琉球的衝突。琉球自明朝洪武十五年（一三七二年）起隸屬於中國。歷五百餘年，琉球按期進貢，曾未中斷，但在明萬曆三十年（一六○二年）琉球又向日本薩末諸侯稱藩，成了兩屬，好像一個女子許嫁兩個男人。幸而這兩個男人曾未遇面，所以這種奇怪現象竟安靜無事的存在了二百七十多年。自日本維新，力行廢藩以後，琉球在日本看來，既然是薩末的藩屬，也在應廢之列。日本初則阻止琉球入貢中國，終則改琉球為日本一縣。中國當然反對，也有人主張強硬對付日本，但日本實在時候選的好，因為這正是中俄爭伊犁的時候。中國無法，只好把琉球作為一個懸案。
可是琉球問題暴露了日本的野心。士大夫平素看不起日本的到這時也知道應該戒備了。日本既能滅琉球，就能滅高麗。琉球或可不爭，高麗則勢在必爭。所以他們專意籌劃如何保存高麗。光緒五六年的時候，中國可以說初次有個高麗政策。李鴻章認定日本對高麗有領土野心，西洋各國對高麗則只圖通商和傳教。在這種形勢之下，英、美、法各國在高麗的權利愈多，他們就愈要反對日本的侵略。光緒五年李鴻章寫給高麗要人李裕元的信說得很清楚：
為今之計，似宜用以毒攻毒以敵制敵之策，乘機次第與泰西各國立約，藉以牽制日本。彼日本恃其詐力，以鯨吞蠶食為謀，廢滅琉球一事，顯露端倪。貴國不可無以備之。然日本之所畏服者泰西也。以朝鮮之力制日本或虞其不足，以統與泰西通商制日本，則綽乎有餘。
經過三年的勸勉與運動，高麗才接受這種新政。光緒八年春，由中國介紹，高麗與英、美、德、法訂通商條約。
高麗不幸忽於此時發生內亂。國王的父親大院君李昰應一面反對新政，一面忌王后閔氏家族當權。他於光緒八年六月忽然鼓動兵變，圍攻日本使館，誅戮閔族要人。李鴻章的謀士薛福成建議中國火速派兵進高麗，平定內亂，一則以表示中國的宗主權，一則以防日本。中國派吳長慶率所部淮軍直入高麗京城。吳長慶的部下有兩位青年，張謇和袁世凱。他們膽子很大，高麗的兵也沒有抵抗的能力。於是他們把大院君首先執送天津，然後派兵占領漢城險要，幾點鐘的功夫，就把李昰應的軍隊打散了。吳長慶這時實際作高麗的主人翁了。後高麗許給日本賠款並許日本使館保留衛隊。這樣，中日兩國都有軍隊在高麗京都，形成對峙之勢。
八年夏初之季，中國在漢城的勝利，使起許多人輕敵。張謇主張索性滅高麗。張佩綸和鄧承修主張李鴻章在煙臺設大本營，調集海陸軍隊，預備向日本宣戰。張佩綸說：
日本自改法以來，民惡其上，始則欲復封建，繼則欲改民政。薩、長二黨爭權相傾，國債山積，以紙為幣，雖兵制步伍泰西，略得形似，然外無戰將，內無謀臣。問其師船則以扶桑一艦為冠，固已鐵蝕木窳，不耐風濤，余皆小炮小舟而已，去中國定遠鐵船、超勇、揚威遠甚，問其兵數，則陸軍四五萬人，水軍三四千人，猶且官多缺員，兵多缺額，近始雜募游惰，用充行伍，未經戰陣，大半恇怯，又去中國淮湘各軍遠甚。
鄧承修也是這樣說：
扶桑片土，不過內地兩行省耳。總核內府現銀不滿五百萬兩。窘迫如此，何以為國？水師不滿八千，船艦半皆朽敗，陸軍內分六鎮，統計水陸不盈四萬，而又舉非精銳。然彼之敢於悍然不顧者，非不知中國之大也，非不知中國之富且強也，所恃者中國之畏事耳，中國之重發難端耳。
這兩位自命為"日本通"者，未免看事太易。李鴻章看的比較清楚。他說：
彼自變法以來，一意媚事西人，無非欲竊其緒餘，以為自雄之術。今年遣參議伊藤博文赴歐洲考察民政，復遣有栖川親王赴俄，又分遣使聘義大利，駐奧匈帝國，冠蓋聯翩，相望於道，其注意在樹交植黨。西人亦樂其傾心親附，每遇中日交涉事件，往往意存袒護。該國洋債既多，設有危急，西人為自保財利起見，或且隱助而護持之。
夫未有謀人之具，而先露謀人之形者，兵家所忌。日本步趨西法，雖僅得形似，而所有船炮略足與我相敵。若必跨海數千里與角勝負，制其死命，臣未敢謂確有把握。
第東征之事不必有，東征之志不可無。中國添練水師，實不容一日稍緩。昔年戶部指撥南北洋海防經費，每歲共四百萬兩。無如指撥之財，非盡有著之款。統計各省關所解南北洋防費，約僅及原撥四分之一。可否請旨敕下戶部總理衙門，將南北洋每年所收防費，核明實數，務足原撥四百萬兩之數。如此則五年之後，南北洋水師兩枝當可有成。
這次大辯論終了之後，越南問題又起來了。張佩綸、鄧承修諸人忽然忘記了日本，大事運動與法國開戰。中、法戰事一起，日本的機會就到了。這時高麗的黨政軍正成對壘之陣。一面有開化黨，其領袖即洪英植、金玉均、朴泳孝諸人，其後盾即日本公使竹添進一郎。這一派是親日的，想借日本之勢力以圖獨立的。對面有事上黨，領袖即金允植、閔泳翊、尹泰駿諸人，後盾是袁世凱。這一派是聯華的，想託庇於我們的保護之下，以免日本及其他各國的壓迫。漢城的軍隊有中國的駐防軍和袁世凱代練的高麗軍在一面，對面有日本使館的衛隊及日本軍官所練的高麗軍。在中法戰爭未起以前，開化黨不能抬頭，既起以後，竹添就大活動起來，說中國自顧不暇，那能顧高麗？於是洪英植諸人乃決計大舉。
光緒十年十月十七夜，洪英植設宴請外交團及高麗要人。各國代表都到，惟獨竹添稱病不至。後忽報火警，在座的人就慌亂了。閔泳翊出門，被預埋伏兵士所殺。洪英植跑進王宮，宣稱中國兵變，強迫國王移居，並召竹添帶日兵進宮保衛。竹添這時不但無病，且親率隊伍入宮。國王到了開化黨的手裡以後，下詔召事上黨領袖。他們一進宮就被殺了。於是宣布獨立，派開化黨的人組閣。
十月十九日，袁世凱帶他所練的高麗兵及中國駐防漢城的軍隊進宮。中日兩方就在高麗王宮裡開戰了。竹添見不能抵抗，於是撤退。王宮及國王又都到袁世凱手裡。洪英植、朴泳孝被亂兵所殺，金玉均隨著竹添逃到仁川，後投日本；政權全歸事上黨及袁世凱，開化黨完全打散了。袁世凱這時候尚不滿三十，忽當大事，因電報不通無法請示，只好便宜行事。他敢大膽的負起責任，制止對方的陰謀。難怪李鴻章從此看重他，派他作駐高麗的總代表。
竹添是個浪人外交家。他如果沒有違反日本政府的意旨，至少他超過了他政府所定的範圍。事變以後，日本政府以和平交涉對高麗，亦以和平交涉對中國。光緒十一年春，伊藤與李鴻章訂《天津協定》，雙方皆撤退駐高麗的軍隊，但高麗以後如有內亂，中日皆得調兵進高麗。
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年）英俄兩國因為阿富汗的問題，幾至開戰。他們的衝突波及遠東。英國為預防俄國海軍從海參崴南下，忽然占領高麗南邊之巨磨島。俄國遂謀占領高麗東北的永興灣。高麗人見日本不可靠，有與俄國暗通，求俄國保護者。在這種形勢之下，英國感覺危險，日本更怕英俄在高麗得勢。於是日本、英國都慫恿中國在高麗行積極政策。英國覺得高麗在中國手裡與英國全無損害，倘到俄國手裡，則不利於英國甚大。日本亦覺得高麗在中國手裡他將來還有法子奪取；一旦到了俄國手裡，簡直是日本的致命之傷。所以這種形勢極有利於我們，李鴻章與袁世凱遂大行其積極政策。
從光緒十一年到二十年，中國對高麗的政策完全是李鴻章和袁世凱的政策。他們第一緊緊的把握高麗的財政，高麗想借外債，他們竭力阻止。高麗財政絕無辦法的時候，他們令招商局出面借款給高麗。高麗的海關，是由中國海關派員代為管理，簡直可說是中國海關的支部。高麗的電報局是中國電報局的技術人員用中國的材料代為設立，代為管理的。高麗派公使到外國去，須先得中國的同意，到了外國以後，高麗的公使必須遵守三種條件：
一、韓使初至各國，應先赴中國使館具報，請由中國欽差挈同赴外部，以後即不拘定。一、遇有朝會公宴酬酢交際，韓使應隨中國欽差之後。一、交涉大事關係緊要者，韓使應先密商中國欽差核示。
這種政策雖提高了中國在高麗的地位，但與光緒五年李鴻章最初所定的高麗政策絕對相反。最初李要高麗多與西洋各國往來，想借西洋的通商和傳教的權利來抵制日本的領土野心。此時李、袁所行的政策是中國獨占高麗。到了光緒十八九年，日本感覺中國在高麗的權利膨脹過甚，又想與中國對抗。中國既獨占高麗的權利，到了危急的時候，當然只有中國獨當其沖。
甲午戰爭直接的起因又是高麗的內亂。光緒二十年（即甲午西曆一八九四年）高麗南部有所謂東學黨，聚眾數千作亂，中日兩國同時出兵，中國助平內亂，日本藉口保衛僑民及使館。但東學黨造亂的地方距漢城尚遠，該地並無日本僑民，且日本派兵甚多，遠超保僑所需之數。李鴻章知道日本另有野心，所以竭力先平東學黨之亂，使日本無所藉口。但是內亂平定之後，日本仍不撤兵。日本聲言高麗內亂之根在內政之不修明，要求中日兩國共同強迫高麗改革內政。李不答應，因為這就是中日共管高麗。
這時日本輿論十分激烈，一意主戰。中國輿論也激烈，要求李鴻章火速出兵，先發制人。士大夫覺得高麗絕不可失，因為失高麗就無法保東北。他們以為日本國力甚小："倭不度德量力，敢與上國抗衡，實以螳臂擋車，以中國臨之，直如摧枯拉朽。"李鴻章則覺得一調大兵，則雙方勢成騎虎，終致欲罷不能。但他對於外交又不讓步。他這種軍事消極，外交積極的辦法，是很奇怪的，他有他的理由。俄國公使喀西尼（Cassini）答應了他，俄國必勸日本撤兵，如日本不聽，俄國必用壓服的方法。李覺得既有俄國的援助，不必對日本讓步。殊不知喀西尼雖願意給我援助，俄國政府不願意。原來和戰的大問題，不是一個公使所能負責決定的。等到李鴻章發現喀西尼的話不能兌現，中日外交路線已經斷了，戰事已經起始了。
中日兩國同於七月初一宣戰。八月十八（陽曆九月十七）兩國海軍在高麗西北鴨綠江口相遇。那一次的海軍戰爭是我民族在這次全面抗戰以前最要緊的一個戰爭。如勝了，高麗可保，東北不致發生問題，而在遠東中國要居上日本居下了。所以甲午八月十八的海軍之戰是個劃時代的戰爭，值得我們研究。那時我國的海軍力比日本海軍大。我們的占世界海軍第八位，日本占第十一位。我們的兩個主力艦定遠和鎮遠各七千噸；日本頂大的戰艦不過四千噸。但日本的海軍也有優點，日本的船比我們快，船上的炮比我們多，而且放的快。我們的船太參差不齊，日本的配合比較合用。所以從物質上說來，兩國海軍實相差不遠。那一次我們失敗的原故很多。第一，戰略不如人。我方原定艦隊排"人"字陣勢，由定遠鎮遠兩鐵甲船居先，稱戰鬥之主力。海軍提督丁汝昌以定遠為坐艦，艦長是劉步蟾。丁本是騎兵的軍官，不懂海軍。他為人忠厚，頗有氣節，李鴻章靠他不過作精神上的領導而已。劉步蟾是英國海軍學校畢業的學生，學科的成績確是上等的。而且頗識莎士比亞的戲劇，頗有所謂儒將的風度。丁自認不如劉，所以實際是劉作總指揮。等到兩軍相望的時候，劉忽下令把"人"字陣完全倒置，定遠、鎮遠兩鐵甲船居後，兩翼的弱小船隻反居先。劉實膽怯，倒置的原故想圖自全。這樣一來陣線亂了，小船的人員都心慌了。而且日本得乘機先攻我們的弱點了。
其次，我們的戰術也不及人。當時在定遠船上的總炮手英人泰樂爾（Tyler）看見劉步蟾變更陣勢，知道形勢不好。他先吩咐炮手不要太遠就放炮，不要亂放炮，因為船上炮彈不多，必命中而後放。吩咐好了以後，他上望台，站在丁提督旁邊，準備幫丁提督指揮。但丁不懂英文泰樂爾不懂中文，兩人只好比手勢交談。不久炮手即開火，而第一炮就誤中自己的望台，丁受重傷，全戰不再指揮，泰樂爾亦受輕傷。日本炮彈的準確遠在我們的之上，結果，我海軍損失過重，不敢再在海上與日人交鋒。日人把握海權，陸軍輸送得行動自由，我方必須繞道山海關。其實海軍失敗以後，大事就去了。陸軍之敗更甚於海軍。
次年三月，李鴻章與伊藤訂《馬關和約》。中國承允高麗獨立，割台灣及遼東半島，賠款二萬萬兩。近代的戰爭固不是兒戲。不戰而求和當然要吃虧，這一次要吃虧的是高麗的共管。但戰敗以後而求和，吃虧之大遠過於不戰而和。同治、光緒年間的政治領袖如曾、左、李及恭親王、文祥諸人原想一面避戰，一面竭力以圖自強。不幸，時人不許他們，對自強事業則多方掣肘，對邦交則好輕舉妄動，結果就是誤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