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 · 第二篇 中英衝突及鴉片戰爭
律勞卑之來粵〇平等待遇之爭執〇交涉之惡化〇困難之癥結〇緘默期內之大事〇商欠〇鴉片之略史〇鴉片暢銷之主因〇煙禁之議〇林則徐之禁菸〇義律繳交鴉片之經過〇禁菸之希望〇林維喜案之嚴重〇清廷之主戰〇英國之宣戰〇軍備之比較〇定海陷後朝旨之中變〇琦善和戰之兩難〇道光再主用兵〇廣州之屈服〇英艦之北上〇浙蘇戰守之失敗〇國內紛擾之情狀〇和議之經過〇南京條約〇和議之評論〇戰敗之原因〇政治上之弱點
中國國際貿易，英國最為發達，雙方均為壟斷；中國限制貿易於廣州，買賣由行商主持，英國設有專利公司，其他商船不得來華。外船之來粵也，納船貨二稅，貨稅則稅率章程向未公布，船稅分三等徵收，大船納銀一千一百至二千餘兩，二三等船征銀白四百至八百兩。英國東印度公司船隻多為大船，美船則為小船，他國兼有大小商船，英商頗處於不利之地位。官吏徵稅又多勒索。行商或以資本短少，不善經營，一八二七（道光七）年，倒歇兩家，又有欠債不還者。公司視為口實，稟報兩廣總督李鴻賓請求廢除行商買辦，得在省城自租房棧，囤貯貨物，關督視船徵稅等款。李鴻賓以其違反舊制，且與民夷不相交之意不合，批駁不准，而英船不肯入港，以為要挾，乃減船稅，添置行商，作為讓步之條件。公司原無別港貿易，商船再行入港，問題固未解決。一八三二（道光十二）年，英船北上，駛往福建、浙江、江蘇、山東、奉天謀覓新港，船長告知華官則謂廣東貿易不公，各省長官嚴禁人民與之貿易，乃再南下。中國時視商為末業，國際貿易，無足輕重，朝廷亦以區區稅收不足介意，大臣疆吏不知形勢之劇變，墨守舊法，專傾向於防弊。公司則以求利為目的，遵守中國之法令慣例，故得相安。及公司廢除，爭執遂起。
十九世紀初葉，英國工商業大形發達，其資本家以拿破崙之封鎖歐洲大陸，妨礙實業之發展，要求政府取消公司專利之權，許其經商於印度、中國。一八一三年，國會通過議案，准許商人自由貿易於印度，公司仍得壟斷中英之商業二十年。公司之買賣貨物於廣州也，設有職員，管理船隻水手事宜，遵守中國之法令，相安無事。及專利之期將屆，英國輿論高倡自由貿易於中國；其主要之理由，則為美國無專利公司，其在華貿易之地位占據第二，東印度公司之存在，徒為股東之利益耳。政府受其影響，公司勢將失其專利之權。事聞於粵，李鴻賓傳令英商寄信回國，略稱公司解散，英國當另委員辦理商業事宜。英國國會通過法令，取消公司之特權，遣派商務監督來粵，組織法庭，審理刑事海上罪犯等。一八三三（道光十三）年，英王委任律勞卑（William John Lord Napier）為監督。律勞卑為英王族，兼上院議員，曾任海軍官長，地位頗高，其佐之者，多前公司之職員。英王諭其住於廣州，其管理之區域，限於黃埔、廣州，後始擴至虎門外之伶仃島；又訓令其與華官交涉，須本於和善勸說之原則，不得刺激中國人民之惡感，英人當守中國之法律。外相巴麥尊（Lord Palmerston）訓令其到粵後，即以公函直接通知總督，斟酌情形，要求增加通商口岸，議定商約，但須謹慎從事，不得引起華人之恐懼與惡感；其交涉須報告於政府，聽候訓令，務使華官明了英王誠懇之志願，而欲對於中國發生親善之關係，促進二國人民之幸福。外相又令監督不必即時組織法庭，以起華人之反感。吾人今觀訓文之要旨，一方面則求迎合華人之心理，遵守中國之習慣，一方面則令監督函告總督。按之慣例，領事向稱大班，其往來公文，總督則用諭批，大班則上稟帖，多由行商轉達，乃自相矛盾，困難遂起。
一八三四年，散商來粵。七月十五日，律勞卑船抵澳門，會同屬員，乘兵艦前往虎門外之川鼻島，改船駛入黃埔江，二十五日晨，抵廣州。方其抵澳之信息報於總督盧坤也，盧坤稱為夷目，知其地位異於大班，飭令行商往澳，問其來意，告以中國法律，說其於得朝旨之先，住於澳門執行職權，苟欲來之廣州，須先報於行商。行商二人往澳，而律勞卑已入廣州之商館，函告其使命於總督，請求謁見。行商二人見之，其譯員方譯原函為華文，行商告以總督命令，監督稱其為官，將直接致公函於總督，並無須其轉達。據盧坤奏疏，夷目不肯接行商，豈行商託辭推諉耶？二十六日，書記前往投遞公函，封面系平行款式，中寫大英國字樣。總督衙門遠在城內，廣州慣例，外人不得入城，乃候守於城門。斯門也，向為外人遞稟之地。書記商請往來之官員轉遞，歷三小時，無許之者，值按察使至，請其攜往，不可，行商自請與之轉遞，書記弗許，官吏亦不為之傳遞，書記遂歸商館。明日，行商來訪律勞卑，始說其改公函為稟帖，律勞卑不可。二十八日，行商奉命聲明苟不改函為稟，總督終不肯收。雙方相持不下。盧坤乃以律勞卑擅至廣州，不守法令，迭諭行商通事，說其退出廣州，以待朝命，苟或拒絕，則即證明其無能為，當受重罰。其心目之中，以為行商通事得與外人往來，有監督管理之權，本於推諉之思想，連坐之法令，而責其負責也。同時，粵海關監督重申管理夷人之章程，而益嚴其條例。
八月八日，行商再謁律勞卑，謂廣州氣候炎熱，不宜於人生，婉勸其暫歸澳門，律勞卑不從。後二日，行商函約英商開會於公所，討論解決之方法；英商以監督之反對，不肯赴會。行商無奈，送上總督、監督會銜之命令於英商前輩。其所處之地位日感困難，總督令其對於律勞卑之行動負責，四次說其遵守舊章，退居澳門，而律勞卑反言一切事件當與衙門往來，不能接收傳諭，亦不能具稟，毅然拒絕回澳之請。行商無如之何，乃為避免責任自救之計，稟告總督停止英商買賣。盧坤頗主慎重，意欲婉諭律勞卑回澳，批稱英王向來恭順，散商安靜，不能以一人之過，概行封艙。封艙雖無損於天朝，而英國無茶葉、大黃，勢將無以為生。夷目若不悔悟，則商業將永停止。又令行商傳諭，告以「外夷貿易事宜，向系洋商（即行商）經理，從無官為主持之事」，二國向來不通文移等情。而律勞卑不理傳諭批示。會盧坤得報英艦二隻泊於虎門之外，飭委員三人問其來粵辦理何事，諭其兵船回國。二十二日，行商通知律勞卑謂於明日有官員來訪，監督大喜，信其達到待遇平等之目的矣。及期，委員三人來至商館，通事依照習慣，列官員之位於上座，律勞卑改放座椅為西方會議之式，爭執達二小時，委員久立於門外。始肯讓步入室，及坐，詢問律勞卑來粵之原因職務，及其回澳之期。律勞卑答稱來粵，由於前督函請英國派員管理商業，職務則於函中述明，總督接收之後，自可明知，返澳之期，現尚未定。此段所敘之會訪情狀，據摩斯《大清帝國國際關係史》（Morse,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之一三二至一三三頁，而於兵船回國，則無隻字。據盧坤奏報，委員帶同通事前往，夷目不肯令其傳轉言語，無從曉諭。盧坤所奏，殆為避免責任之飾辭，抑豈委員之蒙蔽乎？
盧坤以為夷目執拗傲睨，乃以封艙為恫嚇，責令行商說其出境，急於星火。律勞卑仍不屈服，出示曉諭英商不必以停止貿易為慮。盧坤謂其居心抗衡，商於關督等官照例封艙，九月二日，出示停止英夷貿易，四日，發貼布告，指摘英王未有公文知照夷目來粵。律勞卑自稱夷目，究不知為商人，抑為夷官，乃不遵守法度，妄肆要求，以自絕於天朝，其他夷商仍得貿易。盧坤採取之方法，自當時中國之思想而言，頗為和緩謹慎。盧坤在粵年久，明知英國船炮之利，顧慮關稅之收入，不敢輕啟釁端，其奏報朝廷，則謂市塵稠密，又值鄉試，不宜用兵，且夷目尚無不法別情，眾商怨之；封艙之後，禁船入口，「使其內外消息不通，律勞卑內則見逼於同類，外則莫逞其陰謀，自不能久居夷館」。其所謂眾商怨之，蓋據行商之稟報；仍令其曉諭散商，並遣軍隊監視。七日，泊於虎門外之兵船二隻奉命入港，炮台發炮阻之，不得，駛入黃埔江，結果增加盧坤之責任，而交涉益趨於惡化。盧坤命塞省河，調兵船巡防，派兵嚴備，一方面仍令行商曉諭英商，據其奏報則稱創之太甚，將擾於他地也。會律勞卑身染瘧疾，不能視事，交涉由商人傳轉，商人謂律勞卑不知例禁，兵船護貨，誤入虎門，自知錯誤，求恩下澳，兵船退出。其言雖不免於粉飾，而商務監督固屈服矣。二十一日，英艦駛退，律勞卑率其屬員登船而去，盧坤遣兵船八隻監之，奏稱將其「押逐出口」。二十六日，律勞卑抵於澳門，盧坤復准英商貿易。奏上，道光諭曰：「始雖失於防範，終能辦理妥善，不失國體，而免釁端，朕頗嘉悅，應降恩旨。」君臣之心，以為問題解決矣。
綜觀律勞卑來粵之始末，其爭執要由於中外政教之懸殊，夷夏之別太嚴，而並起於誤會也。英王委任律勞卑之為商務監督，為應粵官之請求；粵官之意，殆為大班式之領袖，負責管理英船水手而已。不幸英國委任要員來粵，而令其以公函通知總督。律勞卑乃不遵守慣例，直入商館，要求總督平等相待，總督遂處於困難之地位。商務監督之來華，英國政府先未通知北京，又不給與證書。其駐於廣州也，向無舊例，總督必須奏報朝廷，而於皇帝諭旨且無把握。蓋北京政府不知國際關係之變遷，本於輕視外人之心理，囿於舊檔成案，即可將其駁斥，如嘉慶稱英國「蕞爾夷邦，何得與中國並論！」英艦駛入黃埔江，報之朝廷，盧坤奉旨革職留任，將士亦受重罰。朝旨倘或不准夷目駐於廣州，而律勞卑已至商館，當可認為辦理不善，而即予以處分。律勞卑之遞送公函，則又違反中國之體制，官吏首重體制，何肯與之平等往來？盧坤之言曰：「事關國體，未便稍涉遷就，致令輕視」，蓋時英商陳說皆用稟帖，疆吏輕視夷狄，固不肯自降於卑位，而與夷目平等。尤有進者，人臣無外交之義，擅受夷書，即為私通外國，當受重罰。盧坤之地位頗為困難，乃不接收公函，託言其為商人，責令行商說其退出廣州。同時，律勞卑不稍讓步，爭執既久，各趨於極端。律勞卑則以國際貿易，互有利益，英國之國勢，不弱於中國，其長官往來，必須立於平等之地位，力拒改函為稟，進而要求謁見總督。今自吾人觀之，要求謁見，出於英國訓令之外，而又違反當時中國之習慣；其在西方，雖然當然，而固困難適行於十九世紀初葉之東方也，律勞卑深受刺激之後，報與外相曰：「凡與中國交涉，當以武力為後盾，否則徒耗時日耳。」十月，病死於澳門。粵官謂其違抗天朝，獲得神譴，林則徐後于禁菸之時，尚以為言。律勞卑之來，促進二國之誤會與惡感而已。
律勞卑既死，其屬員德庇時（John Francis Davis）代為監督。德庇時初為東印度公司職員，在華頗久，精通華語，熟悉中國情況，及為監督，採行緘默政策。總督盧坤忽飭行商傳知英商，轉告國王，委任大班來粵。德庇時置而不理，勸說商人，維持現狀，勿與華人口實。英商之在廣州者，輕視向為公司之職員，反對其緘默政策；十二月，多數簽名上書國王，請求派遣大員，而以武力改良待遇。德庇時反對此議，固不意政府後竟採行也，一八三五年一月，去職。其屬員羅白生（Sir George Robinson）代之。羅白生亦為公司之職員，遵其政策。會上川島之土人捕獲英船水手，揚言出金始得贖回；監督上書於總督，命人遞送，其人備受侮辱，終未遞出而歸，幸粵官救出水手，其事始已。其時粵官既不承認商務監督，監督不能保護英商，而其處分判決之案，又多不能執行，外相巴麥尊且不之助，其職權益微。羅白生違反外相訓令，設辦公處於伶仃島，報於英國，政府罷免其職。一八三六年十二月，嘉理·義律（Charles Elliot）繼之，義律初為律勞卑屬員，後以監督之迭更，漸居要職，至是，信其外交手腕，高於華官，由行商轉遞稟帖於總督，稱其為英在華最高之長官。總督鄧廷楨批示，謂其仍為夷目，而非大班，須暫住於澳門，迨奏明得旨之後，再來廣州，明年，鄧廷禎奏稱義律如大班之例，至省照料，不得逾期逗留，朝旨許之。四月，義律始至廣州，報告其經過於政府。外相令其不得再用稟帖，並須直接遞送公函，義律既得訓令，又以鴉片問題，復去廣州。其時朝旨禁菸，粵督始認義律有管理英商之權，令其禁止商人販運鴉片，義律遂回澳門，建議政府，謂用武力，始得中國之平等待遇，禁菸造成嚴重之局勢，將或引起戰禍。巴麥尊乃請海軍大臣訓令東方艦隊保護在華英人之利益，於是英國對華之政策為之一變。一八三八年七月，艦隊來粵示威。義律進省，為其司令代呈事件，要求免寫稟字，嗣後有事傳達，派人遞信，而鄧廷楨拒絕不收，乃歸澳門。艦隊長官遣人遞信於水師提督關天培，請其代呈，亦不可得，但未造成事端。
英商自公司特權取消，得自由貿易於中國，而中國只許其貿易於廣州，以為商業上之機會太少，稅則無定，住於商館，多感不便，蓋自律勞卑後，管理外人之章程益嚴故也。其尤使之不滿者，則為廣州國際貿易，仍操於行商之手。英船之來粵者較多於前，爭販貨物，茶絲之需要過於供給，價值大增，英商謂其處於不利之地位，益惡行商之專利焉。行商自改聯保以來，流品益雜，道光據奏，疑其增加私稅，拖欠夷錢，以致釀成律勞卑之不遵法度，諭盧坤等從嚴懲辦。其復奏多為行商辯護，疏中所謂議訂章程，嚴禁欠債，不過徒有其名，額數視前反有增加，竟逾三百萬元。外商稟告總督，總督責令全體行商攤賠，初無效果。英商再行稟告總督，又報於本國政府。總督復令行商歸還，一八三八至一八三九年中，行商攤還欠款約二十萬元，餘款尚多，且無利息，英商自不滿意。其尤難於解決者，則禁菸之問題也。鴉片關係於我國者，至深且巨，茲言其略史於下。
鴉片傳入中國，始於唐時。初以治病。其法制之成丸，形狀類魚，病人食之，頗有神效，食之既久，則成為癮，不能間斷。其在中國也，舊稱罌粟，或稱波畢，或作阿芙蓉，回人攜其種來華。其種據植物專家之研究，則波斯產也，殖於甘肅、雲南諸省，而大宗鴉片，則來自印度。初葡人壟斷東方之商業，販運鴉片來華，其後英國東印度公司擴張勢力於印度，販賣始多。其時國人改食為吸，說者謂受水煙、旱菸之影響而然，煙原產於美洲，西班牙人植其種於菲律賓島，閩人經商於島中者，傳其種於福建，吸者日多，政府禁之，顧未有效。十八世紀，國人始仿其法，改吸鴉片。一說佛陀曾教其弟子吸菸治病，其說近於附會，鴉片之在今日印度，仍多吃食，固難武斷其法來自印度也。吸菸之法，裝菸斗於竹杆，置煮成燒好之鴉片一粒於斗上，火於燈上，而抽吸之，自此而後，吸者日多，一七二九年，雍正詔禁販賣熟煙，開設煙館；其時輸入，年僅二百箱耳，但未有效。乾隆重罰內地販賣之商人，亦無效果，東印度公司以其獲利之厚，獎種於印度，土耳其、波斯亦有輸出，其運入於中國者益多。鴉片之來粵也，關督視為貨物，徵稅後運入貨棧，由行商轉買。一七九六年，嘉慶嗣位，詔禁鴉片，嚴重其罰，不意一八〇〇年，增至四千餘箱，嘉慶再申前禁，外商不准輸入，農夫不得種植，廣東鴉片之販賣，始脫行商之手，例定洋船到於廣州，先取行商保結，保其必無夾帶鴉片，然後准其入口，但時官吏、洋商莫不視為具文。其貿易情形，則與前不同，鴉片來粵，關督不徵稅金，外商或出售於澳門，或帶至黃埔，賣於江中，販賣之華人奸商賄賂官吏，上自總督，下迄胥吏，莫不視為致富之源。
一八二一（道光元）年前，鴉片輸入最多之年，只五千餘箱。會總督阮元嚴辦澳門囤戶，禁止鴉片入口，澳門黃埔江內始無煙土。人民之有菸癮者，飯可不吃，衣可不穿，而一日不吸鴉片，便如大病遽發，臥於床中，涕涎交流，齷齪萬狀。夫法禁止吸菸，初則罪止枷杖，漸而遞至徙，流，絞監候，何其銷路反激增耶？曰，鴉片之改食為吸，嗜者始多，已如上言，社會上造成之原因，則非本章所當詳論；茲略言其背景。我國人口增加不已，工商各業皆不發達，人民家居無事者，不知凡幾，國內又無相當娛樂之遊戲，閒居無聊，乃以一燈一槍，為其消遣虛度時間之計；其稍染疾病者，信其吸之，可即痊癒，由是吸菸進為朋友應酬之消費物品。其無以為生者，日益墮落，社會認為無賴，而千年來之禮教與道德，獎進姻睦，一家一族之中，富者當恤其窮困之親友，無賴且得借端要挾，其無可靠之親戚，則開煙館，販賣煙土，聚賭抽頭；為社會上之寄生蟲，甚者且謂苟不吸菸，反無衣食。迨其菸癮已深，乃視鴉片為其第二生命，不惜拋棄一切，罄其所有，以過一時之癮。官吏胥役視為利藪，勾結奸商，包庇轉運，甚者更自吸食。外商之販煙來粵也，專博厚利，反信腐敗之官吏，借禁鴉片之名，重索賄賂而已。及是，黃埔江、澳門嚴禁販煙，而國中需要之量數，未為稍減，煙犯不惜出其重大之代價，以求得之，外商應其所需，泊煙船於虎門外之伶仃島。自一八二一至一八三九年，史家稱為伶仃時代，外船卸其所載之煙土於躉船，奸商之販賣者，勾通巡海兵弁，用扒龍快蟹等船，運銀出洋，運煙入口，船中有火器自衛，外商更有貯鴉片於南澳者。美人記載官吏之問答，可見其公然包庇。外商出售鴉片之後，多帶現銀回國，獲利之厚稱於當時。內地則四川、雲南、廣東、福建、浙江初皆種植，一八三一（道光十一）年，奉旨嚴禁。刑部加定煙犯罪名，督撫及地方官年終具結，謂其署內無食煙之人，不幸多為具文。一八三五（十五）年，鴉片輸入竟達三萬箱。 [3]
於此禁菸而煙反行暢銷期內，鴉片問題日益重要，其常刺激官吏者則銀價日貴也。外商初至中國，帶銀販買絲茶，及鴉片之銷路日廣，改運鴉片。一七九九（嘉慶四）年，粵督覺羅吉慶奏言「以外夷之泥土，易中國之貨銀」，請禁販買煙土。一八一八（嘉慶二十三）年，粵海關總督限制夷商帶銀三成回國，伶仃期內煙販概用現銀買煙，外商買貨之後，常有餘款，其不販貨者則帶之回國。每兩紋銀，先換制錢一千文上下，而時增至一千六百，地方長官解銀入京，常或補賠。鴻臚寺卿黃爵滋奏云：「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一八二三—一八三一），歲漏銀一千七八百萬兩，自十一年至十四年（一八三一—一八三四），歲漏銀二千餘萬兩，自十四年至今（一八三四—一八三八），漏至三千餘萬之多。此外福建……各海口，合之，亦數千餘萬兩。」其數究非切實調查而得，頗可懷疑。其時兌換無一定之比例，錢商視其幣質及需要定之。道光制錢輕於前代，亦其要因之一，時人則信鴉片漏卮造成銀貴也。自道德方面觀之，吸菸實為罪惡——破壞家庭之幸福，社會之治安，禁菸之動機，初蓋生於道德觀念，後則兼為經濟問題。
一八三六年，太常寺少卿許乃濟為免紋銀出口之計，上奏弛開煙禁，以貨易貨，庶塞漏卮。文武官員、士子、兵丁，吸者斥革，不問民間，並許其種植罌粟。道光下其議於廣東長官，長官奏稱可行，而內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朱罇，忽持異議。一八三八年六月黃爵滋言之尤力，請限期戒菸，犯者死罪。道光諭盛京、吉林、黑龍江等地將軍及直省督撫各抒所見，妥議章程。迅速具奏。疆吏復奏或贊同死罪，或反對嚴刑，中無一人主張弛禁。道光更諭朝臣複議，亦無異言。十月，諭曰：「各直省將軍督撫，趁此整頓之時，同心合意，不分畛域，上緊查拏，毋得稍行鬆勁。其販運開館等犯，固應從重懲辦，即文武官員軍民人等，吸食不知悛改者，亦著一體查拏，分別辦理」，京中王公有以吸菸革爵罰俸者，許乃濟亦以冒昧瀆陳降級致休。帝既決心禁菸，十二月，詔授湖廣總督林則徐欽差大臣，頒給關防，馳赴廣東查辦海口事件，節制水師。復諭鄧廷楨不可觀望推諉，須力合作。方許乃濟之請弛禁也，義律信其計劃當必採行，其時外商販賣鴉片，獲利頗厚，而其道德觀念，尚未認為罪惡，反信官吏之腐敗，禁菸之無效，弛禁徵稅之後，得免偷運，而易於管理也。乃事出其意想之外，而總督鄧廷楨下令驅逐販煙商人九名出境，義律言其未販鴉片，九人亦未離粵，鄧廷楨查拏煙犯，繳收煙槍，嚴禁窯口，責令水師搜捕走私船隻，諭飭夷人躉船離粵，外商推諉，幾致封艙。
一八三九（道光十九）年三月十日，欽差大臣林則徐抵於廣州。林則徐生於福建侯官，身長不滿六尺，而英光四射，聲如洪鐘，警敏精核，顧其早入仕途，雖在交通便易之大城，而亦不知外國之情狀。其為官也，清正果決，所至有聲，及朝議禁菸，官至湖廣總督，於其境內，搜獲煙槍三千餘杆，土膏一萬餘兩，民婦稱謝，上疏詳言鴉片之害，及禁菸辦法。道光授為欽差大臣，予以便宜行事之大權，則徐入京陛見，決心禁菸，其諭外人「若鴉片一日未絕，本大臣一日不回，誓與此事相始終，斷無中止之理」，抵粵後，奏言夷船聞風開駛，難保不潛行售買，宜乘勢驅逐，且曰：「販賣之奸夷，多在省館，雖不必遽繩以法，要不可不喻以理，而休以威。臣林則徐當撰諭帖，責令眾夷人將躉船所有煙土盡行繳官。」十八日，林則徐等坐堂，傳訊行商，發下諭帖，其主意則曉諭夷商將泊伶仃等洋躉船所貯之鴉片，盡數繳官，由行商查明，造具清冊，呈官點驗，收明毀化，一面出具夷字、漢字合同甘結，聲明嗣後來船永遠不敢夾帶鴉片，如有帶來，一經查出，貨盡沒官，人即正法字樣，限期三日內回稟，並令行商伍紹榮等到館開導。明日，海關監督下令封港。封港據林則徐奏疏，在義律入省之後，由於顛地（Lancelot Dent）欲逃，照例辦理；其言頗可懷疑。據外人記錄，林氏抵粵，外船出入虎門已失自由，義律進省，途中頗受危險。英人詳記此事之原委，虛構殆不可能，林氏則患朝廷責其輕啟釁端，所奏蓋不免於裝點。此為國內之積習，非獨林氏一人為然也。及三日之期，英商議決稟告欽差，謂其住於廣州，深知法禁，不敢販煙，欽差固不之信，始肯繳交鴉片一千餘箱，欽差言其數仍不足，傳諭在粵年久之顛地入城，他商患其留之為質，稱無保障，不敢應召。二十三日晨，廣州知府等官及行商人於公所，官員業已摘去頂戴，行商二人帶有鐵鏈，欽差蓋以其奉行不力，而予以懲戒也。英商四人見之，官員行商力說顛地遵命入城。林則徐奏疏，稱其恭順，賞以紅綢二疋，黃酒二壇，並飭其開導夷商繳煙。斯日會商達於深夜，未有結果，將於明日再行討論。會義律自澳入館矣。
初義律住於澳門，二十二日，得知欽差諭帖，令虎門外英船駛往香港，將由兵艦保護，致抗議書於澳門同知，報告其事於本國政府，謂欽差大臣借端勒索，將取堅決之態度，以應此變，明日，乘船前往廣州，途中冒險前進，二十四日，抵於商館。粵人大驚，謠言蜂起，林則徐奏稱顛地希逃，乃行封艙，且曰：「夷館之買辦工人，每為夷人潛通信息，亦令暫行撤退，並將前派暗防之兵役，酌量加添，凡遠近要隘之區，俱令明為防守，不許夷人出入往來，仍密諭弁兵不得輕舉肇釁，在臣等以靜制動，意在不惡而嚴，而諸夷懷德畏威，均已不寒而慄。自嚴密防守之後，省城夷館與黃埔澳門及洋面躉船信息絕不相通，該夷等疑慮驚惶。」工人退出商館，並不得供給食料於外人，外人迫而烹煮飲食，洗滌用具，治理瑣事。據美人記載，夜間仍有供給食料於外人者。二十五日，義律請求發給英船牌照，以去廣州，欽差催其先行交出鴉片。二十七日，再諭夷商繳煙，內容一論天理，鴉片當絕，違天則死。二論國法，中國法令嚴禁鴉片，並優待夷人，乃今夷人販煙，害內地人死。三言人情，廣州為好碼頭，夷人互市，中國不惜其茶葉大黃。四述時勢，政府決心禁菸。斯日，義律通告英商，略稱現為生命安全之計，商務監督代表政府，繳交鴉片於中國，凡有鴉片之商人，須即報告其確數於監督；並用稟帖報告欽差大臣，情願呈繳鴉片，明日，稟報鴉片總數凡二萬二百八十三箱。斯數也，皆印產鴉片，義律意欲聯合外商一致對華，美商所有之印土，一千五百四十箱交之，其報告之箱數，中有計算二次者，實數為一萬九千七百六十箱，不足之數，買於新自印度來粵之商船，共值六萬餘磅，戰後英國始出賠款償清。他國產生之鴉片，則未交出，美商有土耳其鴉片五十箱，未曾呈繳，則其證也。義律稟報後，商館之防守如故，欽差殆欲強其於二三日內完全交出也，旋知其在伶仃，萬不能行，四月二日，許人供給食料於商館。其奏報朝廷，稱義律情願呈繳鴉片，距撤退買辦之時，業已五日，館中食物窘乏，即賞給牲畜等物二百數十件。又曰：「凡夷人名下繳出鴉片一箱者，酌賞茶葉五斤。」對於外人，欽差宣布先行交出鴉片四分之一，買辦工人回歸商館，再交四分之一，恢復黃埔澳門之交通，再交四分之一，許其貿易，掃數繳清，則恢復原狀。
繳交鴉片，已有辦法，其尚難解決者，則為甘結之聲明，嗣後來船永遠不敢夾帶鴉片也。初欽差飭夷商具結，外商答稱自願不販鴉片，惟無權力干涉商業，管理其他商人，而中國應向其政府交涉也，林則徐改定甘結，由各國領袖商人簽字，商會討論謂其牽入政治，宣告解散。欽差諭知義律，義律私謂寧死不從，對於欽差固不敢也。據林則徐之奏文，義律初請寬限，自開艙後凡在印度商港者，給予五月為限，凡在英者，給予十月為限，然後實行新例，則人皆悉知，忽而改稱倘必取結，則英國人船只得回國，其惶恐無主之情狀，可以想見。其時繳交鴉片，極形忙碌，商館附近之守兵巡船，次第撤去。義律心懷怨望，意圖報復，不惜越出職權，下命商人離粵，以為戰爭之初步。五月二十一日，鴉片繳清，後二日，欽差大臣林則徐、兩廣總督鄧廷楨會銜指定煙販十六名，永遠驅逐出境。二十四日，義律、英商乘船前往澳門。方義律之將去廣州也，懇求美商一同退出，且曰：「君去，則外商盡去，不久吾人可使無賴之華官讓步。」美商答稱國中無王，不若英國可得要求賠金也，拒絕其請。義律乃言將使美商，不能留於廣州，其仇視中國之甚，實有求戰之決心。
英商繳交之鴉片，存放於虎門附近，林則徐馳奏解送京師，御史奏言不便，道光諭其「率同文武官共同銷毀，俾沿海共見共聞，有所震讋」。則徐得旨，患其火燒之後，餘燼尚或可用，乃于海灘挑成二池，前設涵洞，後通水溝，先由溝道引水入池，撒鹽其中，次投箱中煙土，再拋石炭煮之，煙炭湯沸，顆粒悉盡，其味之惡，鼻不可嗅。潮退，啟放涵洞，隨浪入海，然後刷滌池底，不留涓滴。共歷二十三日，全數始盡銷毀，逐日皆有文武官員監視，外人之來觀者，詳記其事，深贊欽差大臣之坦然無私。自吾人觀之，於腐敗官吏之中，而林則徐竟能不顧一切，毅然禁菸，雖其計劃歸於失敗，而其心中，則為人民除去大害，可得昭示天下，固民族之光也，其失敗之主因，多由於對外知識之淺陋，以為英國毫不足畏，欲以武力恫嚇解決，乃不辨明有罪無罪，一律圍困之於商館，使其餓而繳交鴉片。巴麥尊致書清相，陳說英國之立場，一謂官吏先前包運鴉片，置而不問，一旦強迫商人繳交，一指凌辱英國職官。二者均非創始於林氏，欽差大臣之責任，不過適用舊法而已。適當處置之方法，一則切實管理沿海島嶼，一則與英國交涉解決。不幸前者為時太久，後者先無前例，時人囿於環境，殆不之知，知之，亦不能用。八月，林則徐得旨准許照會英國女王維多利亞（Queen Victoria），內稱英國恭順，而不肖者夾帶鴉片來華，夷人分中國之利，而害中國，天良何在？別國販煙至英，亦王所深惡而痛絕也。末告以新例繳煙，亦可免罪。同時，林則徐捕拏煙犯，搜查鴉片菸具，創設戒菸所。其奏報成績，稱迄於六月二十八日，獲犯一千七百九十二人，土膏六十四萬八千七百五兩，槍七萬二百七十八枝，鍋五百六十五個。大臣議定凡設窯口販土者，首要斬立決，從犯絞監候，夷人販土者斬，予以一年六月為限，限內繳煙者免罪，上諭戒菸限期一年六月。各省長官受其影響，奉行頗嚴，而隨在吸食之官紳、工商、婦女、優隸、僧尼、道士固不能一旦斷癮也。鴉片之市場，需要猶殷，價目昂貴，改由福建海岸偷運，朝命鄧廷楨往辦。禁菸既有希望，苟無意外之變，最低之限度，鴉片之為害，當必減少於國內也。
英商去後，廣州國際貿易衰落，粵官始大驚訝，初義律住於商館，連具十餘稟，詞均恭順，及離廣州，尚請派員妥議章程，林則徐派員前往，並賞以茶葉一千六百四十箱。義律既至澳門，心無所懼，六月五日，稟稱船隻入港，須候本國訓令，如許於澳門裝貨，則感戴靡既，乃不肯議章程，拒領茶葉。此後凡有批諭，皆不接收。其駛入黃埔而貿易如故者，則為美國商船等。先是，林則徐訪知美商鴉片，出產印度，販自英商，召問美國大班（領事）。大班答辭相同，故無問題，至是，美船抵於碼頭，船主立時具結，結文略稱遵守天朝之新律，不帶鴉片入境，其貿易狀況，一如往日。英船之集於香港也，互相保護，其販來之棉花貨物，運去之茶葉絲綢，概由中立國之商船轉運。義律初甚惡之，欲禁茶絲運往英國，顧無實效，七月七日，外國水手醉酒暴動於九龍之尖沙村中，棍殺林維喜。村人謂為英人，粵官諭令義律交出罪犯，義律不收諭文，後始答稱國籍姓名，究不可知，懸賞緝兇，出款撫恤死者之家，判定嫌疑犯人之罪。林則徐奏曰：「人命至重，若因英夷，而廢法律，則不但無以馭他國，更何以治華民？義律肆意拒違，斷非該國王令其如此，安可聽其狂悖而置命案於不辦？任奸宄以營私壞法養癰，臣等實所不敢」，乃遣兵駐於香山，以便控制澳門，禁給英人食料，撤退買辦工人，諭飭葡官驅逐英人。英人五十七家，迫而住於船上，深感不便。會軍艦一隻來粵，義律商於葡官，准許英人居住，由其保護澳門，葡官婉辭拒之。九月四日，義律帶船至九龍口岸開槍射人，死兵二人，傷者六人，強購食物而去，又以失船將欲封港，美商抗議，乃止。義律之禁止貿易也，英商之損失頗巨，漸而改變思想，林則徐新奉上諭，不可冒昧僨事。雙方由葡官居中傳達，再行接近，二十四日，澳門同知蔣立昂奉命與義律會商，義律言躉船無煙，自願請人往搜，結具分寫漢文洋字，由其加印，對於林維喜案，則言醉酒滋事者，中有美人，可由其懸賞緝兇。中國方面說其交於華官代審，義律更求住於澳門六日，清理事件，許之。其磋商具結之經過，林則徐奏曰：「結內但云如有鴉片，將貨物盡行繳官，而於人即正法字樣，仍不肯寫。」其原因則以船主、貨主並為一談，而水手私帶，兵役栽贓也。關於貿易，據澳門新聞紙之記載，欽差先有印約，許於虎門外之川鼻島起卸貨物，中國方面現無材料將其證明，具體辦法，究不可知。會英船「擔麻斯葛」（Thomas Coutts）以為監督禁令，越出職權，置之不顧，十月十五日，駛入黃埔具結貿易。商船「啷」（Royal Saxon）亦將入港。林則徐以為英商就範，又奉朝旨不必顧慮商業，改取堅決之態度，二十五日，下令義律交出林案之罪犯，並謂泊於外海之船隻，限於三日內入港，或駛歸國，否則縱火燒之。後二日，責問義律不禁海岸之鴉片貿易，令其交出漢奸，義律答稱出於職權之外，商於艦長斯密氏（H.Smith），斯密氏率兵艦二艘，駛向虎門，義律同往，十一月二日，抵於川鼻島，要求取消焚毀英船命令，准許英人住於岸上等。三日午前，水師提督關天培率兵船二十九隻前向英艦，斯密氏令其後退，不得，開炮擊之，戰禍遂起。林則徐奏稱，啷入口，而兵船追令折回，關天培聞而詫異，率兵船阻之，英船開炮。其奏言開戰之日，與外人記錄相同，而所敘之情節與之迥異，豈觀念不同，而報告各謀卸責耶？啷以受軍艦之阻撓，不得入口，固為事實。林氏奏言戰勝，則不足信，斯役也，英艦損失極微，《中國文庫》（或稱《中國月報》）（The Chinese Repository）記載粵船之被擊沉或破裂者凡四，余多受傷，逃入虎門。林則徐則稱英艦敗逃，不值追剿，夷兵落海，獲帽三十一頂，四日、八日、十日等小戰六次，均為全勝。
戰禍之促成，自中國方面而言，殆由於官吏知識之幼稚，林則徐陛見皇帝，奏云：「內地茶葉大黃，禁不出洋，已能立制諸夷之命。」後至廣州，奏曰：「茶葉大黃兩項，臣等悉心訪察，實為外夷所必需，且夷商購買出洋，分售各路島夷，獲利尤厚。」大臣亦信夷人嗜利，不能自絕於天朝。欽差心中既有成見，以為外人不敢啟釁，乃命兵士巡船包圍商館，斷其供給，外人住於館中者，不論國籍，不分良莠，處於驚惶困難之中。及義律禁止英船入港，林則徐奏曰：「義律之勒令夷船聚泊口外，仍為圖賣新來鴉片，恐被進口搜查起見，夷情詭譎，如見肺肝，即無別滋事端，亦不得容其於附近口門，占為巢穴。」林案發生後，英人不得住於澳門，欽差謂其缺乏糧糗淡水，「此一端，即足以制其命」，又以中國封港，其貨無處可賣，其本國距離中國太遠，出兵不易，女王叔父有覬覦之心。安南曾誘殲其船，他國惡之，萬不敢以侵凌他國之術，窺伺中國，即或戰爭，中國亦無所懼，且曰：「夫震於英吉利之名者，以其船炮利而稱其堅強，以其奢靡揮霍而艷其富，不知該夷兵船笨重，吃水深數丈，只能取勝外洋。破浪乘風，是其長技，惟不與之在洋接仗，其技即無所施。至口內則運掉不靈，一遇水淺沙膠，萬難轉動。是以貨船進口，亦必以重資請土人導引，而兵船更不待言矣。從前律勞卑冒昧一進虎門，旋即驚嚇破膽，回澳身死，是其明證。且夷人除槍炮之外，擊刺步伐，俱非所嫻，而其腿足纏束緊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無能為，是其強，非不可制也。」奏上，道光諭其不可僨事，朝廷尚無戰爭之意，會九龍槍殺兵士報於朝廷，道光對於蔣立昂、義律會議，批曰：「既有此番舉動，若再示以柔弱，則大不可。朕不虞卿等孟浪，但誡卿等不可畏葸，先威後德，控制之良法也。」川鼻戰後，林則徐奏稱小戰六次，無不勝利；但曰：「苟知悔悟，盡許回頭」，而朱批則云：「不應如此，恐失體制。」其時林則徐尚欲保護英船入口，朱批則以其同為一國之人，不應如此辦理，且曰：「若屢次抗拒，仍准通商，殊屬不成事體，至區區稅銀，何足計算！」更詔授為兩廣總督，防備英人。林則徐之初堅決而後讓步者，蓋其留心外事，已知戰爭實無把握。英船泊於香港，水師無如之何。所可惜者，朝廷尚不能辨明傳言與事實也。十二月六日，粵吏布告停止英商貿易，一八四〇年四月，林則徐奏稱利用漁戶，燒漢奸船大小二十二隻，蓬寮六處，除燒死淹斃外，尚生擒十名，足寒英夷之膽。乃時英船尚在香港，而水師不敢駛出虎門，惟自殺漢人而已。軍事則虎門炮台，曾由鄧廷楨修築，林則徐命造大炮，沿海諸省則無防備。
英國遠在歐洲，其時傳遞信息，順風三月，遲則四五月，最遲六月。義律報告及商人請願書，九月，始到倫敦。巴麥尊作為根據，承認義律越出職權引起戰禍之行動，義律之敢若此者，蓋自律勞卑死後，迄於林則徐之來廣州，英國對華政策，除規定公函往來而外，別無訓令，對於商人，警告其不能保護貿易於一國境內，而違反其國之法典，其因中國執行禁菸法令，而受損失者，由於自取；而於商務監督，則飭其不得干涉商人之企業。二者嘗相矛盾，歷任監督均言除武力而外，難得解決爭執之問題。其海軍來粵示威，已趨向於改變政策，義律遂得利用時機，其向九龍華兵開槍，則造成戰禍也。及林案發展，川鼻海戰，報至倫敦，政府益得辯護之材料，大城商會，及工商界領袖主張出兵。政府黨之議員倡言宣戰，其一部分竟不知東方情狀，如發言者，有謂中國准許販賣鴉片，有謂苟不懲戒中國，則危險將及印度。其主戰之理由，則為侮辱英國國旗，妨礙商業，強取財產，而須出兵求得將來安全之保障，以及外交上之平等也。其反對黨者，謂華人不知英國國旗，而政府不應強輸毒物於中國也。其黨勢力弱小，國會通過宣戰，政府遣軍艦陸軍來華，決定一八四〇年六月，封鎖廣州。女王任命喬治·懿律（George Elliot）為和議專使，義律為副使。
一八四〇年五月，林則徐奏稱英夷兵船來粵，六月二十一日，其海軍指揮伯麥（Colonel Sir Gordon Bremer）始至，明日，布告自六月二十八日起，封鎖廣州。義律俄發中文通告書，詆毀林則徐，勸說華船赴英船停泊處貿易，由其保護等情。俄而懿律亦至。其時英國海陸軍在華之實力大增，海軍共軍艦十六艘，大炮五百四十尊，武裝汽船四艘，運輸船二十七艘，陸軍凡四千人，均歸懿律節制。其軍艦高大，汽船為新造之利器，行動自如，兵士各有利槍。中國軍器，炮為百年前之舊式，極形笨重，陸軍有弓、矢、長戟、刀劍、藤牌、鳥槍、扛炮等，兵士以弓矢為利器，惡用鳥槍，以其偶一不慎，火藥爆發，而危險殊多也。將校既無軍事知識，兵士又無嚴格之訓練，缺額極多，器械惡劣，如火藥官買例價每斤三分，而時價則一百六七十文，乃以劣貨充之。澳門新聞紙論中國武備曰：
中國之武備，普天之下，為至軟弱極不中用之武備，及其所行為之事，亦如紙上說謊而已。其所出之論，亦皆是恐嚇之語，皇帝之官府辦事，只有好鬥氣，相爭而小膽。其國中之兵，說有七十萬之眾，若有事之時，未必一千合用，余皆下等聚集之輩。其炮台卻似花園之圍牆，周圍有窗，在海岸遠望，亦是破壞，炮架亦不能轉動，卻似蜂巢。其師船之樣，若得我等或米利堅之私兵船，在一點鐘之久，即可趕散各師船，中國敵外國人，不過以紙上言語，真可謂之紙王諭國矣！
報紙之論調，輕侮中國，無以復加，其一部分固國內之實情。據裕謙奏疏，民間先已傳抄外國報紙上之信息，此殆出於英人之口吻。裕謙主戰，其言英船，寬有三四五丈不等，長有二三四十丈不等，厚有尺余，較國內兵船及閩廣大號商船，均大至倍蓰，固信而有徵。廣州封鎖之後，懿律統率軍艦來浙，其去廣東者，非懼林則徐之設防，乃奉行本國北上之訓令，而以交涉於廣東，無所進步也。七月四日，艦隊駛達舟山群島，要求定海鎮將張朝發獻炮，不得，進攻，城陷，知縣姚懷祥自殺。英國之用兵，作為交涉之脅迫，主旨仍在議和。七月二日，英船以白旗前往廈門遞送巴麥尊譯文公函，請求長官轉遞朝廷，守將拒之，英船遂去。閩浙總督鄧廷楨誇張戰勝，上奏道光，且曰：「所獲夷屍……當場臠割，懸首炮台，共見共聞。」英船於浙，則托鄞船投遞公函於浙江巡撫烏爾恭額。浙撫以其居心叵測，奏稱即將原書擲還，英人言其抄錄譯文，始行退還。其時沿海要港，有英艦巡查，禁止船隻出入。八月，英使坐艦駛入渤海，進逼北河，要求長官派員接收照會，直隸總督琦善約其於十八日聽候回信，將其奏報朝廷，道光許其接收，十五日，遣人往收公函。其辭甚長，略稱中國初不實行禁菸，官吏私受規禮，包庇販買，忽而嚇勒繳煙。函中要求凡五，一給償貨價，二昭雪褻瀆，平等待遇，三割讓島地，四清還商欠，五賠償費用，其細目則向專使議商。琦善復稱林則徐受人欺矇，措置失當，冤抑可代昭雪，於其要求，初則婉辭拒絕，無如直隸海防毫無預備，乃奏英夷愧悔，道光諭以羈縻之法應之。三十日，琦善接見義律，懿律則未上岸，義律出全權證書，提出要求，欲琦善承認，否則開仗，封鎖北河。琦善以「天津切近京畿，鹽漕銅船出入，邊釁一開，則殊危險」，迫而讓步。義律對於煙費，必欲中國賠償，而上諭不可，義律仍不讓步，再言煙費不已，琦善答以隱約之辭，謂經欽差大臣秉公查辦後，必有滿意之解決，最後議決「即以所言為定，俟到粵再行商議，條件未妥之前，不能撤兵」。九月，英艦南下。
定海陷後，朝廷始知局勢之嚴重，上諭將浙撫烏爾恭額交部議罪，謂其事前既無準備，臨事復覺張皇，以致該夷船駛至定海縣，縱令三四千人登岸滋擾，提督亦受處分。初，林則徐奏稱夷船或至天津，皇帝下諭琦善斷不能據情轉奏，漸乃聽信傳言，懷疑林則徐致寇。七月，下諭兩江總督伊里布著頒給欽差大臣關防，馳驛前往浙江，查辦事件，其使命蓋防英人，而說者疑其訪查林則徐構釁之由。及英艦抵於北河，琦善洞悉英夷船堅炮利，而中國炮為舊炮，不足防守，主張撫議，先言英人負屈之由，無從上達天聽，繼稱停止英人商業，其貨變色，賠累不支，遂鋌而走險，現有愧悔之心，後向人言，「極稱英夷強橫，非中國所能敵，並稱此次若非設法善退，夷船早已直抵通州」（御史高人鑒奏語）。道光初禁轉達夷情，忽而諭其接收公函，更下詔曰：「著該督隨機應變，上不可以失國體，下不可以開邊釁，總期辦理妥善，毋負責任。」其改變政策者，殆以英人訴冤，朝廷秉公辦理，即可無事，戰事持久，沿海各省均須設防，調兵遣將，所費不貲。林則徐在粵，於英艦封港，捕去出口之船隻，除奏疏表示憤悶外，別無辦法。伊里布抵浙，首言浙江江南之水師單薄，閩粵之水師較強，迭請調之入浙。朝廷以其顧此失彼，均不之許。朝廷既主和議，八月，林則徐奏報煙禁，朱批曰：「外而斷絕通商，並未斷絕，內而查拏犯法，亦不能淨，無非空言搪塞，不但終無實濟，反生出許多波瀾，思之曷勝憤懣，看汝以何詞對朕也。」此後凡其奏章，均有朱批駁斥。十月，林氏奏稱英夷不能持久，煙禁必當維持，不可羈縻，中有他國效尤，更不可不慮，帝於其旁批曰：「汝雲英商試其恫喝，是汝亦敢效英夷恫嚇於朕也，無理可惡。」奏云：「若前此以關稅十分之一，制炮造船，則制夷已可裕如」，又於其旁批曰：「一片胡言」。其時琦善已授欽差大臣，馳往廣東，林則徐、鄧廷楨均奉旨革職，詔曰：「本年英夷船隻，沿海游弈，福建、浙江、江蘇、山東、直隸、盛京等省，紛紛徵調，縻餉勞師，此皆林則徐等辦理不善之所致。」對於轉遞公文，道光則欲臣下轉奏。使其洞悉夷情，辨別真偽，相機辦理。疆吏裕謙奏稱不敢代奏夷書，朱批斥其顧小節，而昧大體，必致僨事。烏爾恭額以未遞夷書，奉旨拏問辦罪。伊里布於浙，誘捕英人，上奏其事，朱批曰：「豺狼之性，豈肯甘心受虧，如有周章棘手之處，朕有所問矣！」伊里布始知朝旨，旋奏浙省，更不宜輕於攻擊，致誤事機，朱批則曰：「甚合機宜，不負任使，可嘉之至。」帝望和甚殷，不幸中變也。
英使返之定海，始知島中潮濕，不宜人生。駐守之兵士，初則醉酒，營中多病，長官禁酒，而病者仍未減少，全軍人數不足四千，而病者以一人或病數次，竟達五千，死者凡四百餘人。義律以浙官捕得英人，囚於木籠，備受虐待，商請伊里布釋放，伊里布允許改良待遇，而拒其請。英使復與伊里布議定浙江休戰，十一月十五日，南下，二十日，船抵澳門，明日，船以白旗投書，而受炮擊，轉請澳門同知遞送。琦善道歉始已。和議之初，懿律稱病回國，其先一日，華官見之，毫無病容，說者謂與義律意見不合，託病去職。和議之難題，則為賠償煙價，要求土地。煙費索價二千萬元，琦善先許三百萬元，不可，增至五百萬，義律仍持異議，最後決定六百萬，分五年交清。土地則義律鑒於英商住於船上，極感不便，要求割讓香港不已。琦善曾奏報朝廷曰：「其島環處眾山之中，可避風濤，如或給予，必致屯兵聚糧，建台設炮，久之必覬覦廣東，流弊不可勝言」，乃拒絕之。義律轉請中國開放定海、廈門，更要求上海，交涉久無進步。琦善奏稱密諭兵士防守，而炮台實不足恃，且曰：「即前督臣鄧廷楨、林則徐所奏鐵鏈，一經大船碰撞，亦即斷折，未足抵禦，蓋緣歷任率皆文臣，筆下雖佳，武備未諳，現在水陸將士中又絕少曾經戰陣之人。……從前所稱斷其水米接濟，不過託故空言，即疊獲勝仗，亦均不免粉飾。」十二月二十九日，義律要求與琦善面議條件於澳門，琦善不可，一八四一年一月六日，義律提出最後通牒，未得結果，七日，軍艦炮擊虎門外沙角大角炮台。琦善時以形勢迫急，增兵四百防守，並令提督關天培嚴防，不幸炮台被毀，水師亦敗。關天培請將義律來文，從權答覆。八日，義律交來條件，限三日答覆，琦善始許割讓香港，不另開放口岸，奏言英人懊悔，願歸定海、沙角炮台，二十五日，親往虎門與義律會議，商訂條件：一、割讓香港；二、賠款六百萬元；三、平等待遇；四、陰曆正月十日後廣州開市， [4] 此系義律之報告，而琦善則諱莫如深，雖廣東巡撫怡良，亦不令其聞知，及怡良據屬下報告，以割讓香港入奏，始將條件上奏。其內容除割讓香港而外，均與義律所言不符。對於煙費開市，隻字不提，關於兩國職官往來，則維持原狀。其意豈欲蒙蔽朝廷，以求減輕其罪耶？要之，琦善締結之條約，遠勝於南京條約，其見解實高於時人，且迫於形勢，固無奈何。其奏言廣東情狀曰：「地勢無險可扼，軍械無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堅，戰撫兩難，商之將軍，都統，巡撫，學政，及司道府縣，暨前督林則徐、鄧廷楨等，僉稱藩籬難恃，交鋒實無把握。」和議既成，琦善割讓香港，伊里布交還俘虜，英軍交還炮台船隻定海。
道光之主和，原由於誤解訴冤之所致，以為罷免林則徐等，即可無事，及知英使要求賠款割讓土地，再主戰議。朱批有雲，「若不乘機痛剿，何以示國威而除後患？」其心中深信英夷雖船堅炮利，然而一經登岸，則技立窮，下令調兵備戰，並諭伊里布嚴防，俄得琦善奏報交涉之經過，更諭之曰：「償款開放商埠，均不准行，逆夷或再投遞字帖，亦不准收受，並不准再向該夷理諭。……倘逆夷駛近口岸，即行相機剿辦，朕志已定，斷無游移。」其前誡懲不遞夷書之疆吏，而今忽有此諭，矛盾抑何其甚？雖曰憤懣之極，實有害而無利也。道光更飭伊里布乘虛進攻定海，及英艦進攻虎門外之炮台，上諭宣布其罪狀，有云：「其逆天悖理，性等犬羊，實覆載所難容，亦神人所共憤，惟有痛加剿洗，聚而殲旃，方足以彰天討，而慰民望。」詔授御前大臣奕山為靖逆將軍，楊芳、隆文為參贊大臣，調派湖北、四川、貴州、湖南、雲南之兵六千人，合前派之兵四千名，共一萬人，並飭吉林、陝西等省長官預備出兵。迨琦善迫而議和，盡許義律之要求，上奏自辨，力言廣東形勢危急，戰無把握。朱批曰：「朕斷不似汝之甘受逆夷欺侮戲弄，迷而不返，膽敢背朕諭旨，仍然接遞逆書，代逆懇求，實出情理之外，是何肺腑，無能不堪之至！汝被人恐嚇，甘為此遺臭萬年之舉，今又摘舉數端，恐嚇於朕，朕不懼焉！」乃詔革去琦善大學士，拔去花翎，交部議處。怡良不協於琦善之議和，奏稱義律布告香港割讓於英，朝令鎖拏琦善，押解來京，查抄家產。浙江方面，伊里布迭奉上諭進攻，而以事實上之困難，不敢出兵，曾稱粵省夷務查辦完竣。道光批曰：「無能誤事，不遵朕旨，惟知順從琦善，蓋自有肺腸，無福承受朕惠也。」及和議成後，伊里布歸還捕獲之英人，英軍全數自定海撤退，道光則謂由於粵省聲罪致討所致。伊里布奉旨入京，交部議罪。裕謙代之，親往定海巡查兩次，布置防務，奏稱逆夷出示勒令投順，並完納錢糧，而士民不顧身家性命，始終不從，用毒藥熬成濃汁投水，該夷死亡相繼，現查白夷屍六百餘具，黑夷一千數百，團練擒解逆夷，乘其昏睡，或潛取財物，或拋擲磚石，竟夕驚擾不安，夷性多疑，不敢留戀。其言出於推測附會，多非事實，且為士民要功。楊芳於和議時奏曰：「現在大局，或須一面收復定海，一面准其於偏岸小港屯集貨物」，朱批曰：「現在斷不准有此議論，惟有盡數殄滅逆夷，務令片帆不返。」其心中橫有成見，而於臣下奏報，概以惡意解釋，對於英國海陸軍之實力，茫然不知，而欲戰勝，反速禍耳。琦善所訂之條款，較之南京條約，損失尚小，自朝廷方面而言，出重代價，始乃屈服，謀國之不臧，一至於此，悲哉！同時，條件報於英國，巴麥尊認為義律不遵訓令，疏忽於商欠、行商、軍費，及將來之保障等。四月，內閣會議，將其否決，罷免義律，而以朴鼎查（Henry Pottinger）代之。
朝廷調遣入粵之兵先後凡一萬六千人，其路近者，業已入粵，琦善更修繕炮台，義律對於粵官聲稱中國調兵備戰，蔑視和約，現將定期打仗，再作計較，終無滿意之答覆，二月二十日，傳命軍艦備戰。二十三日，戰爭開始，炮擊炮台，其守兵凡八千人，而英艦之炮火猛烈，時稱其較官炮射遠一二里，二十六日，炮台毀陷，虎門失守，關天培死之。 [5] 英艦駛入黃埔江內，毀林則徐購置之兵艦，水師敗散，明日，湖南兵應戰亦敗。報至朝廷，道光添派齊慎為參贊大臣，調廣西、湖南之兵兼程往援，琦善則於廣州會同林則徐、鄧廷楨守城，以白旗求和。三月五日，楊芳始至，奏稱英兵距城二十里，擬以棉花浸桐油燒毀賊船，利用水勇，斬獻渠首，乃戰不勝，英軍陷城外炮台。城中大懼，藩司帶庫金十五萬兩，設局於佛山，並將百餘萬兩提貯內城。楊芳無奈，再向義律請和，其上奏朝廷，則言兵單，暫為羈縻，由美領事調停，懇求朝廷准許英人通商。事實上恢復貿易為義律停戰之條件，其心中以為封港已久，英船來粵者，無貨可運，暫時開艙既便於商船，而又增加英國海關收入也。商人起運貨物，迅速異常，均信戰爭勢將復起。五月，奕山、隆文各率兵至，初擬於十日後火攻，不幸天雨，未能進行。義律於商船出港後，要求粵官停止軍事預備，不得，軍艦逼近廣州。二十一日傍晚，奕山伏兵岸上，命水師預備火攻，夜半襲擊英艦，奕山奏稱火焰沖天，號呼之聲，遠聞數里，焚去英船多隻。其報告戰勝，要多粉飾。英艦炮攻炮台，連戰四日，兵士遊民乘機掠於商館，水師散失，軍隊退守城池，居民移入內城，人心慌亂，奕山等大恐。二十六日，英軍二千三百餘人，前進攻城，百姓扶老攜幼，籲求拯救於將軍衙門。奕山奏言夷人請清商欠，俯允通商，即行退出虎門，歸還炮台，因為生靈之計，公共派知府余寶純議和。義律先曾出示官憲爽約構釁，將軍大臣等及各省營兵須出城離粵，否則攻城，盡抄城內產業，意欲粵人促其出城。至是雙方議訂要款凡四：一、將軍營兵限於六日內離開廣州。二、七日內交出六百萬元。三、款交後，英艦退出虎門。四、賠償商館內之損失。斯役也，完全屈服，義律以六百萬元代價，作為廣州贖金。英人猶言其未攻下廣州，以挫粵人之氣，而去將來之禍。奕山率兵偃旗息鼓，退出城外，但其奏疏則仍混飾。
廣東之戰，清兵多於英兵，而大小戰爭，無不敗北，其將楊芳久歷戎行，為國內名將，奕山為近支皇族，非不悉心計劃，而結果若此者，蓋有數因。水師非軍艦之比，軍械之利銳相去懸遠，兵士全無紀律，紛擾搶劫，互斗殺人，毆傷差役。浙江試演大炮，炸裂四尊，死傷兵士多名，其無經驗與訓練，可想而知。廣東自此敗後，莫不喪氣，按察使王廷蘭與友人書曰：「粵省此番用兵，所調各省之兵，萬有七千，不可謂不多，各庫銀款數百萬，餉不可謂不足，木料買自廣西，火藥槍炮解自江西、安徽，軍裝器械不可謂不備，而卒至決裂潰敗，一至於此。……維時城門全閉，夜間，賊用火箭火彈，直打城中、城外東西南三處，火光燭天，燒去民房千餘，呼號之慘，不堪言狀。大帥有令，官兵自城外逃回，開門准進，而城中百姓，不准放出一人。……所慮一蹶不振，從此為外邦所輕，更恐無賴匪徒，漸生心於內地。」城內火焚之屋，共有八百間。五月三十日，英兵於城外蕭岡三元里奸一婦人，村民聚眾，余寶純彈壓始已。說者根據傳言，誇張其事。《防海紀略》曰：「三元里民憤起，倡議報復，號召各處壯勇。……夷兵終日突圍不出，死者二百，殪其渠帥曰伯麥，曰霞畢，首大如斗。」其自慰之技，殆亦可憐。奕山奏稱自開艙後，英商感恩，不敢再擾廣東，請撤兵回防，並言廣州危急，曾得觀音山之神相助，朝廷以為無事，飭令裕謙等酌裁軍隊，閩浙總督顏伯燾奏參奕山，附王廷蘭書，言其欺矇昧良。道光先時蓋已得有密報，非不之知，但以撫局已成，竟暫不問，促令疆吏撤兵。其時廣州商業如常，英國設官治理香港，義律等候訓令，七月，自澳乘船返香港，途中颶風大作，船破，土人救之，始免於難。奕山會同總督祁奏曰：「海風陡發，擊碎英夷房寮碼頭，並漂沒船隻等情」，道光得奏，諭稱淹斃夷匪漢奸，不計其數，帳房寮蓬，吹卷無存，所築碼頭，坍為平地，掃蕩一空，浮屍滿海，發給大藏香二十炷於奕山，以謝海神，並派親王詣神行禮，不知大禍又將至矣。
八月十日，朴鼎查抵於澳門，其所奉之訓令，確實明白，十三日，通知粵官，義律回國，政府新命其為和使，將即北上，訂商和約。奕山遣余寶純見之，謀阻其北上，而英船業已駛出，共兵艦十隻，汽船四隻，大炮三百三十六門，陸軍二千五百餘人，二十五日，致書廈門長官，要求獻出炮台城邑。廈門為福建要港，總督顏伯燾主張戰議，招募兵勇，建築炮台，縻款甚巨，不意一旦遇敵，而即失守。顏伯燾收集敗兵，召練新軍，以謀恢復。道光得報，調兵入閩，不准接收夷書，來則盡殺乃止，下令各省嚴防，截回撤兵，且曰：「向來議者，皆以彼登陸後，即無能為，乃今占據廈門，逆焰仍然兇惡，是陸路亦不可不加嚴備。」道光至此，始知英國亦有陸軍，調兵二千，增防天津，並派大臣往察天津、山海關防務，更諭奕山乘虛進攻香港。九月六日，英船開出廈門，留船守鼓浪嶼。艦隊停泊於定海海面，二十六日，開始攻擊定海。初朝廷不慊於琦善之議和，兩江總督裕謙好為大言，道光授為欽差大臣，統兵防浙。裕謙遣總兵葛雲飛、王錫朋、鄭國鴻駐守定海，及英艦再至，三將力戰而死，定海再陷。 [6]
十月八、九日，英艦駛近鎮海，十日，進攻。裕謙及提督餘步雲督戰，力不能守，裕謙自殺，餘步雲敗逃，鎮海遂下。十四日，英軍不戰而得寧波，居民自稱降民，朴鼎查以裕謙慘殺英人，初慾火燒寧波，幸而不果。道光得報，授奕經為揚威將軍，哈哴阿、胡超為參贊大臣，馳往浙江，調兵應援，俄以北方防務重要，參贊大臣不能南下，改命文蔚、特依順代之。英軍既據寧波，遣船至慈谿測量水路，其城官逃兵散，罪犯逃監，衙門被毀，英船更至奉化、餘姚，其情狀同於慈谿。及冬，朴鼎查按兵待援，回歸澳門。中國方面則謀恢復浙東，奕經駐於蘇州，召兵於江北，年底援兵始至，一八四二年二月，抵於杭州，會同參贊，計劃作戰方略，同時攻取寧波、鎮海、定海，使其不能相顧，三月十日，四鼓進攻，天明，均大敗退。英兵於寧波、慈谿地界，毀壞曾住兵勇或屯火藥之房屋廟宇，十五日，進陷慈谿，火焚清兵大營，追殺甚慘。道光得報，始知戰無把握。浙撫劉韻珂奏稱可焦慮者凡九，不能再戰，二次奏請起用伊里布。道光之意轉變，令伊里布往浙江軍營效力，並諭所獲逆夷漢奸，不准釋放，亦不准殺害。
四月，劉韻珂奏稱英有援兵到浙。五月七日，英軍全數開出寧波，鎮海之兵亦退，奕經言其恐懼逃走，乃隔數日，而乍浦之警報又至。耆英奏稱暫事羈縻，耆英身為宗室，原任將軍，及道光迭催奕山攻取香港，而奕山均託辭諉延，詔授耆英為欽差大臣，兼任廣州將軍，前往查辦，時抵浙江，故有此請。上諭斥其驚惶失措，辦理不善。英將亦不之理，十八日，攻擊乍浦，其地防兵凡六千人，力戰不卻。英人贊稱其勇，敗後，生者多自殺死，婦女亦多投井。杭州派兵往援，而乍浦已陷，道光則以一日而城即陷，防兵未能力戰，深自憤懣，其心中則以定海曾惡戰六晝夜也。乍浦失守之日，劉韻珂奏曰：「此時戰則士氣不振，守則兵數不敷，舍羈縻而外，別無他策，而羈縻又無從措手。查大兵到浙，數月之久，不特未能克復三城，該夷反退出寧波，大幫船隻豕突浙西，占據乍浦，凶焰不可遏抑，臣劉韻珂忿恨之餘，哭不成聲，訖無良策，臣等亦皆束手，惟有相向而泣。」奕經為和議之計，遣人前往乍浦，交還俘虜，而英船已去。六月八日，兩江總督牛鑒得知英船駛近吳淞，其炮台有老將陳化成駐守，更親往督戰。英艦炮火猛烈，牛鑒知事已不可為，先行逃走，陳化成戰死。十九日，英軍不戰而下上海，二十日，英船自黃浦江駛抵松江，測量水勢而回，牛鑒則稱將其擊退。二十三日，英艦駛去上海，官吏不知其所往也。其時朴鼎查率援兵至，先是，英國計劃，攻取鎮江，斷絕南北運河之交通，調兵助戰，至是來華，實力大增，共有軍艦二十五隻，汽船十四隻，大炮七百二十四門，運輸船猶不計焉，陸軍一萬餘人。朴鼎查分之留守香港等地，其作戰者，凡六千九百七人。七月六日，英船抵於瀏河，駛過福山、江陰，未遇拒抗，十四日，駛近鎮江。鎮江時為交通要道，駐有旗兵一千餘人，由海齡統率，參贊大臣齊慎等率兵來援，牛鑒亦至，協商防務，決定旗兵守城，援軍作戰。二十日，英艦開始攻擊，應戰之兵敗退，旗兵登城拒戰，頗為勇敢，俄而城破。多自殺死，英船再行上駛，廿七日，有船二隻，停泊於南京附近之八卦洲，八月九日，艦隊直抵城下，乃訂和約。
道光最後之主和，固由於戰敗，而國內情狀之不安，亦促成之也。一八三八年，御史賈臻奏稱粵省匪徒糾人入伙，動輒千人，更有結拜三點會者，凡搶擄勒贖及殺人放火各巨案，皆系此類所為，大為鄉里之害。其人近與煙販勾結，持械護送，及政府嚴禁鴉片，湖南郴州、桂陽一帶，則會匪煙販，出沒無常，此拏彼竄，為害日烈。廣東虎門之戰，省城各官家眷，先行逃避，人心益形惶恐。御史駱秉章奏曰：「城廂內外民鋪戶十遷八九，內地匪徒肆行劫掠，難民有被搶去財貨者，有擄去婦女勒贖者，傷心慘目，不可言狀。各處會匪乘機擾害，或千人，或數百人，白晝搶劫村莊。」其言本於傳聞，雖不盡確，然可略見紛擾之一斑。迨戰爭之區域廣大，清兵凡遇英軍無不敗潰，乃畏之如虎，風聲所傳，殆如草木盡兵，而沿海諸省調兵設防，大為害於民間。御史呂賢基奏曰：「比年以來，地方官不能上體聖意，每於近海之區，借防堵以派費，於徵兵之境，借徵調以索財，以及道路所經，輒以護送兵差，供給夫馬為名，科斂無度，近聞湖北、湖南、安徽等處，皆有加派勒捐之弊，又聞浙江、直隸、山東亦然。」此種現象於戰爭期內，殆難倖免。方英軍之入鎮海也，官兵不敢入寧波拒守，邑人驚惶逃避，擁擠自相踐踏，哭聲遍野，而無賴匪徒又乘機劫奪。劉韻珂上奏其事略曰：「該府居民聞警星散，十室九空，土匪大肆搶劫，毫無顧忌，不但該府如是，即距鎮稍遠之慈谿及紹興府所屬，無不皆然，甚至省中亦復訛言四起，人心驚惶，紛紛遷徙。」後英船駛入長江，人心惶恐，居民遷徙，匪徒乘機搶奪。江蘇巡撫程矞采奏曰：「鄉僻地方，本屬安靜，每於夜半更深，訛稱寇盜前往劫殺，因而老幼群起逃避。該匪徒等在室則伙搶米錢，在途則截留衣物。」鎮江陷後，牛鑒奏稱鹽梟處處蠢動，放火肆搶，不能禁止。江南河道總督麟慶言之尤詳。其辭曰：「揚州府城，當逆夷入江之時，居民大半遷徙，店鋪全行閉歇，食用交匱。……維時梟匪散在四鄉，乘遷肆劫……儀征縣城濱臨大江，為商運捆鹽之地，即為梟匪叢集之區。」中記其二黨仇殺火焚鹽船。末曰：「又聞清江浦黃河以北，亦有土匪，聚眾欲圖滋事。……現在清江因下流居民遷徙人眾，米糧騰貴，以致民情惶惶，宵小竊發。」駱秉章亦上奏曰：「運河一路及山東、青曹二州，俱有土匪，肆行劫掠。……若不及早查拏，恐日久蔓延，更為可虞。其為英人攻陷之城邑，居民尤苦，其原因則為地方官吏或逃或死，土匪先毀衙門，大事搶掠，鄉人繼之。廈門、慈谿、上海、鎮江莫不皆然。曹晟《十三日備嘗記》記載英軍退出上海，長官出示曰：「有聚眾三人夜入人家，及白日持械搶奪者，登時處死，照例勿論。」鎮江先由外兵搶劫，土匪鄉人繼之，其慘狀備見於《出圍城記》。英軍時於運河扣留公文函件，發而讀之，長官或謂境內無兵可調，或言匪徒謀變，人民深患英軍將至。其恐怖之辭，溢於言外，清廷殆入於危險時期，其言和者不得已也。
道光於奕經敗後意始稍變。劉韻珂迭次上奏形勢危急，不能再戰，奕經交還英軍俘虜，以為羈縻之計。耆英於浙，令伊里布設法議和，牛鑒亦以羈縻為言，上諭初尚責之。及英船駛入長江，伊里布奉旨賞得四品頂帶，耆英亦得諭旨辦理羈縻事宜。二人更奉令入蘇進行，迭致照會於朴鼎查，其困難則為英使要求中國全權大臣面商和議，而耆英等未奉任命，道光且言戰費不能議及，更不可輕身與朴鼎查會晤，以致墮入奸計。朴鼎查於其要求停戰，均不之理。及鎮江失守，道光詔著耆英便宜行事，並有此時業已專意議撫之語，更令奕經暫緩赴蘇，以其帶兵或礙和議也。其時耆英尚在無錫，函請朴鼎查先派人員會議，然後再由大臣面議，七月三十一日及八月一日，兩奉密諭，中有「應行便宜從事之處，即著從權辦理，此事但期有成，朕亦不為遙制」。耆英遂約伊里布前往南京。方其行於途中也，英船泊於江面，牛鑒迭次遣人言和。朴鼎查復稱欽命全權大臣前來商訂條約，即可罷兵，乃以欽差大臣與全權無異相答，耆英等將即來寧，並錄上諭示之。八日，伊里布至，十日，耆英抵省。道光明降諭旨曰：「兩載以來，沿海生民突遭蹂躪，朕心實有所不忍，與其兵連禍結，何如息事安民？是以疊經密諭該大臣等，設法羈縻，以全民命，此朕萬不得已之苦衷，諒該大臣等必能善體朕意，期於有成，著即遵照前旨，妥為籌辦，不必他有顧慮也。」和議由布政使黃恩彤、侍衛咸齡等往議，耆英等則迭奉切勿輕上夷船致有意外之變之諭旨，留於城中。十二日，朴鼎查提出要求賠款二千一百萬元，割讓香港，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官員往來用平行禮等。十三日，聞知援兵入城，聲稱開炮攻城，人民驚慌，籲求救命。黃恩彤等連夜出城會議，議定賠款先交六百萬元，英船退出長江，條約蓋用御寶等。道光得報，諭稱福州萬難開放，可以他處代之，余多准許，黃恩彤商於英使。英使請代以天津，乃作罷論。其他爭執，尚有去行商，及摯眷同住二點。二者英使持之堅決，耆英始肯讓步。其關於同住，奏報朝廷曰：「今若有室廬以居其貨，有孥以系其心，既挾重貲，又攜室家，顧戀滋多，控制較易。況英夷重女輕男，夫制於婦，是俯順其情，即以暗柔其性。」和議既有進步，二十日，耆英等謁見朴鼎查於船上。二十四日，朴鼎查至下關靜海寺答拜，固請入城，耆英許之。二十六日，英使入城，二十九日，條約於英船上簽字，是為南京條約。
條約凡十三款，其主要者如下：一、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為通商港口，許英商貿易，眷屬居住。英國得派領事管理其地之商賈事宜。二、割讓香港，聽英治理。三、賠償煙費六百萬元，商欠三百萬元，軍費一千二百萬元，共分四期迄於一八四五年交清。英軍暫駐於定海、鼓浪嶼，俟款交清，五口開放後，始撤歸國。四、廢除行商。五、放還俘虜，赦免工作於英軍之華人。六、五口進出貨物，中國公布公平劃一之稅率，販入內地之英貨不得加重課稅。七、兩國往來文書，概用平等款式。綜觀條約之內容，實基於巴麥尊之訓令。通商港口為開放之商埠，外人得經商居住，其初至者與華人雜居，後購圈空地，設置租界，建築房屋，為其居住區域，上海則其明證，華人不得入內雜居，後始開放，擴地日廣，設官治理，發達益甚，進而侵犯我國之主權，其在英美先進國家，原無通商口岸租界之限制，外商入其國中，多能置地，建造房屋，開設商店，不受苛例限制。我國通商港口，初蓋由於特殊環境，租界之成立與管理，則侵略之結果也。領事之在歐美，職為商業委員，其在中國，則權頗重，領事裁判權頗提高其地位。英使要求香港者，則以港內水深，便於停泊大船，外相先主割讓定海，義律改求香港。其時英國業已設官治理，後更宣布其為自由商港。關於賠款，南京條約載明二千一百萬元，一八四一年八月一日後，英軍各城所得之款併入扣除，而廣州之六百萬元，則未計入。英國共得二千七百萬元，耆英等對之，未有異議。英國訓令則言不得爭執賠款，以致和議決裂。中國代表苟或核減，當無困難也。撤兵之期，則英船於十月二日全數駛出長江，定海、鼓浪嶼之駐兵於虎門條約改定賠款交清後，撤歸本國。其他諸點，義頗明顯，殆無須解釋也。通商章程言明於廣州再議。
耆英等之議訂條約也，當兵敗之後，強敵逼臨城下，和議決裂，則不堪設想，心中存有恐懼，乃為時勢所迫，俯首下心，且其生於閉關時代，不知國際大勢，外交方略，而又缺乏締結條約之學識與才能，唯有聽命於人而已，其歷多日而始議成者，一則奏報條件於道光，一則譯成中文，英人記載中國代表未曾批評或增減條約上之字句，其唯一之志願，見於容止者，則和議早成，而英船即去南京也。要之，和議之成，頗賴耆英之力，軍機大臣中之主和者，則穆彰阿也。條約奏至朝廷，道光諭曰：「耆英等奏詳陳夷務情形，親往夷船，妥為招撫一節，覽奏忿懣之至，朕惟自恨自愧，何至事機，一至於此？於萬無可奈之中，一切不能不勉允所請者，誠以數百萬民命所關，其利害且不止江浙等省，故強為遏抑，各條均准照議辦理。惟該夷所請，均已允准，即當迅速定議，全數退出大江，不得任其耽延，驚擾行旅，至此外一切緊要事件，必應籌及者，均著責成該大臣等一一分晰妥議，不厭反覆詳明，務須永絕後患。」乃條約成後，交涉日多，困難之問題，相繼而至，台灣慘殺事件，則其證一。初英船二隻前後於台灣觸礁，其地長官達洪阿等揑奏戰勝，俘獲二百餘人，幾盡殺之。朴鼎查要求將其解部審辦，道光堅持不可，會耆英訪得其情，始遣閩浙總督怡良往查，得其欺飾冒功之罪，達洪阿等奉旨革職，其事始已。
斯戰也，我國統稱鴉片戰爭，蓋以其由於繳交鴉片而起。外國歷史學者則言其原因複雜，林則徐之強繳鴉片，只其導火線耳。吾人平心論之，印度輸出鴉片，徵收重稅，為其政府大宗收入之一，英國對於商人運煙來粵，公然謂為經濟原因，艦長有禁商船偷運者，政府斥其干涉商人之企業，而遠調之，宜其指毒物為財產，而向中國索款賠償也。清廷自戰敗後，威信大失，進行之計劃為之停頓，禁令雖曰依然存在，而官吏不知其屬於內政，有投鼠忌器之慮，書籍且有以煙禁無效，歸罪於條約，未曾提及禁令者，此可代表時人之心理。戰爭之失敗，由於不知英國之情狀，海陸軍之實力，而自信太深，造成禍機，以致無法挽救也。戰爭期內，及和議成後，朝臣疆吏尚未覺悟，琦善訪知英國女主擇配，奏曰：「是固蠻夷之國，犬羊之性，初未知禮義廉恥，又安知君臣上下？」關於其人，林則徐言其腿足伸屈不便，耆英稱其夜間目光昏暗。道光批曰：「眾口一辭，信煞。」駱秉章奏曰：「該逆兵目以象皮銅片包護上身，刀刃不能傷，粵省義民以長梃俯擊其足。應手即倒。」福建舉人黃惠田呈平夷策略，中云：「逆夷由安海放桅而來，日食乾糧，不敢燃火，其地黑暗，須半月日始出口，方至息辣。」道光於戰爭迭敗之時，訪求安南人造船，以為可敗英船。及得其人，毫無所用，而官吏仍信天下水師，以安南為最強。迨英船退出寧波，往攻乍浦，奕經言其恐懼逃走，御史蘇廷魁奏曰：「現在粵中傳聞有英夷本國為呵喇（Bengal）攻破等語，緣呵喇為夷貨聚集之所，經英夷占據，盡收其稅。呵喇怨之最深，乘虛搗擊，是以逆夷兵船紛紛遁回援救。」道光得奏，諭令追剿，達洪阿捕獲難民，奏稱得其供辭，自犯順以來，費去不下二千萬元。且曰：「彼以貨財為命，今閉關，貨物不行，所在私售無多，價亦大減……朴鼎查始冀如義律故智，思得所欲，及不可得，且人船喪失，所耗益多，其情勢必絀，飢而撲食，乃更揚言大舉，竊恐其勢將離，未必復能持久也。」凡此無稽之談，不知得自何地，竟為官吏所信，而並上奏朝廷。其無辨別是非之能力，故難權衡輕重，審察利害，而有正確之決定也。戰爭之損失，要由於國際知識之幼稚，和議成後，耆英、伊里布等均為當時清議所不容，軍機大臣王鼎反對和議，相傳其在道光之前，指摘穆彰阿之誤國，帝亂以他語。王鼎憤懣自盡，遺疏極論穆彰阿之欺君誤國，以求皇上之覺悟，其剛愎無識，殆不可及，足以代表所謂賢士大夫之懷抱。英人觀察官吏，謂其多為極端頑固。其害則自蔽聰明，不受忠告，而僨事誤國也。
戰爭失敗之原因，略言於上，而在當時則歸罪於漢奸。漢奸蓋就人民販賣貨物於英軍，或為之工作而言，其造成者，則國內人口滋繁，生活艱難。大多數之人民，未受教育，久於專制政府之下，喪失民族精神，遂視國家之榮辱，不關於心，甚者不惜工作於英軍，而自摧殘本國。其心目之中。徒為一時之職業，以及多得酬金耳。其愚蠢無識，原無輕重，乃官吏視之，為英軍籌劃，有神奇之技。廣州之戰，說者謂英軍熟悉地方情形，其出發作戰，布置得宜，由於漢奸報告。鎮海之陷，大理寺少卿金應麟奏稱英夷先用洋銀收買兵丁，以致鎮將左右均屬漢奸，其炮被鹽汁澆灌，不能點放，奕經謀復三城，計劃嚴守秘密，及其失敗，則諉罪於漢奸助逆。後英艦駛抵南京江面，耆英等奏稱其將遣漢奸偷挖高堰，高堰遠在高郵之北，英人殆不之知。甚者且言英國譯員馬禮遜等為改穿夷服之漢奸。其荒謬無識，可稱絕倫。道光既得奏報，迭令嚴防，而軍隊仍敗，對於漢奸，憶懣之至，改令招撫，來者多為無知愚民，曾諭捕拏福建已革舉人某，及訪得之，乃在台灣。大臣之奏報，一則由於自相恐嚇，一則藉以減輕責任，南京條約第九條規定赦免漢奸。道光批諭曰：「其有助逆抗拒官兵及為嚮導內應者，即與叛逆無異，天理難容，必應按隸懲辦，其中情罪較輕者，即不加誅戮，亦應牢固監禁，以杜後患。」幸其人數無幾，未致嚴重交涉也。
道光既不明知英軍火器之利，對於戰敗之兵丁，則以其未曾力戰，迭諭將其先遁者殺之，以警其餘，奈其無濟於事。武將之遇英軍也，戰敗則死，報之朝廷，恩恤即至，其不死者，則交刑部議罪。文官凡有守土之責者，亦然。道光曾諭臣下曰：「由來盡節捐軀之大小文武，俱按定例，予以恤典，從無論及平素居官若何，若失地偷生之輩，其治罪與否，視其平素居官之賢否，以為準則，有是理乎？能服天下乎？」其用意則獎盡忠死節之臣，其殘酷不仁，無濟於事，則不之問。英將謂收容俘虜，至為不易，實由於此。交戰之先，清廷未曾對英宣戰，公文上只有剿討之命令，懸賞購頭之布告，其最殘酷者，首推裕謙。裕謙於浙，誘獲英人二名，上奏其死曰：「先將兩手大指連兩臂及肩背之皮筋剝取一條，留作奴才馬韁，再行凌遲梟示。」吾人今日讀之，猶為心悸。朝廷之法令既嚴，又常責人力不能為之事，諭旨前後時相矛盾。大臣唯有揑奏軍功，假造事實耳。道光曾批奕經奏文曰：「不實不盡之至……朕只恨世道人心，何至如是之不誠不實？朕以重任付諸臣，諸臣無不還朕一欺字，再不解是何存心也。」專制帝王淫威之毒，抑何甚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