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百年史 · 第一章 道光初年之國內狀況
疆域 清世祖於順治元年（一六四四）入關，戰敗流寇，據有黃河流域，遣兵而南，次第戰敗明之起兵諸王，順治十八年（一六六一）統一中國。聖祖（康熙）繼之，削平三藩，滿人之政治地位始乃鞏固。對外與俄締結《尼布楚條約》，兩國以外興嶺為界，獨蒙古西準噶爾部不服，滋擾於外蒙古西藏等地，聖祖世宗（雍正）高宗（乾隆）先後用兵，征服其地，進而收復回疆，外蒙西藏因而內附。沿海島嶼雖禁人民移居，而固收入版圖，台灣且設郡縣。屬國朝貢者，有朝鮮、琉球、安南、暹羅、緬甸諸國，領土廣大過於漢唐。宣宗於嘉慶二十五年（一八二○）嗣位，明年，改元道光。其統治疆域，仍為其父祖所遺，尚未削小。
中央官制 清帝入關之後，採用明制，仍為專制獨裁之政府，初設內閣大學士，親王並得參與機要。世宗另設軍機處；軍機大臣或為大學士，或為尚書，奉旨入直者也。擬定朝旨，應對詢問事件，內閣遂無實權。尚書為辦理庶政者，分吏、戶、禮、兵、刑、工六部，部有尚書二人，侍郎四人，滿漢各半，各部皆有司員分司辦事。制度上之弱點，則軍機大臣為諮詢顧問，不得自由發表意見。六部則堂官太多，責任不明。滿漢並用，徒相牽制。更就名實而言，亦不相副。信如清季王大臣奏曰；「名為吏部，但司簽掣之事，並無銓衡之權；名為戶部，但司出納之事，並無統計之權；名為禮部，但司典禮之事，並無禮教之權；名為兵部，但司綠營兵籍，武職升轉之事，並無統御之權。」刑工二部，尚為能舉其職者，故未論及。六部之外有院。一曰理藩院，掌藩屬事宜。二曰都察院，司糾察事宜。三曰翰林院，掌講書撰文等事。其次有通政司、大理寺、太常寺、太僕寺等，為秦漢以來遺留之官制，歷代帝王偏於保守，設而不廢，多為清閒衙門。遇有非常大事，翰林院、都察院亦得參與朝議。內務府宗人府分掌宮內皇族事宜，國子監則司訓導生員，欽天監則掌授時，均無詳論之必要。
地方官制 地方官制；京師設順天府，有府尹，直省十八，其最高長官曰總督巡撫。官制殊不劃一，如直隸（今河北）四川各有總督，無巡撫；山東山西河南各設巡撫，無總督，其他總督往往管轄二三省，湖廣總督管理湖南湖北，兩江總督統轄江蘇安徽江西，皆其明例。五省各有巡撫。總督巡撫同在一城者，多所牽制。辦理漕運河道大員，亦稱總督。學政官位視督撫為低，而能分庭抗禮，因為朝廷派遣，且寓右文之意。布政使按察使贊助督撫治理一省，前者俗稱藩台，管理民政錢穀，後者俗稱臬台，掌管刑獄驛傳。其有鹽務省分，尚有運使，或設鹽道。其下為道，或統轄兵備，或管理河工，或掌運漕糧，鹽道上已言之。道下為府，直隸州或直隸廳，其長官為知府、同知或通判，管轄數州縣廳，直隸廳或不轄縣。州縣各有官長，維持境內之治安，徵收錢糧，審理訴訟等，各級官長均有屬員佐之。
組織上之弱點 綜觀清代官制，一本歷史上之遺傳，君主往往不能因時制宜，有所創作，切合當時之需要。一則清帝以外人入主中國，不肯深信漢人，設官治民，互相監視，多所掣肘，造成如此複雜之組織，尤以地方官制為甚。實際上統治之領土廣大，交通不便，地方官除督撫而外，多無言事之機會，督撫乃常握有實權。顧自宋代理學發達之後，忠臣思想更形強固，以臣叛君者於三藩亂後，實不常見，固與牽制複雜之官制無關，牽制之結果，則官吏多所顧忌，蒙蔽之弊遂生，敷衍塞責，辦事遲緩，猶其餘事。凡官於外省者，例須迴避本省，初至一地，民情風俗尚不可知，應興應革事宜，自無從辦理，乃奉胥吏為師，胥吏多久任，營私舞弊，官長無如之何。
仕途 官吏出身，旗人優於漢人，大體而論，仕途可別為三。一曰正途，指考試錄取者而言，士子考取秀才，身分即異於平民，鄉試中式後入京會試，錄取者始入仕途，鄉會試每三年舉行一次。國家遇有大慶，尚有恩科。每試錄取多者三四百人，翰林院久有人滿之患。二曰武功，凡參與戰事或剿平匪亂立有功績者，朝廷類多許其主將擇尤保舉，主將莫不利用事機，多所奏保。十八世紀末葉，教匪之亂大起，歷久始平，繼之以苗人諸亂，軍功保舉者益多。三曰捐輸，指富人納錢為官而言。朝廷每逢財政困難之時，或遇兵災凶年，往往許民納銀捐官，收入旺年，至三四百萬兩，仕途因而益冗益雜，候補無期，正途出身者，亦嘗等至一二十年。
俸給 官吏俸給至為菲薄，一品高官年俸一百八十兩，他更無論已。世宗詔給文武臣僚養廉銀，較俸銀增加。然官吏仍不易維持一家之生活費用，執政或有權勢之長官，尚有外官饋遺，小京官則窮苦不堪。外官初無辦公費，恃田賦之浮收以為挹注。世宗詔額外之浮收如火耗陋規等項為國課，亦另給養廉，其數各省不同，要視地方肥瘠，官級大小而定。總督多者至三萬兩，其下以次降低，知縣少者僅得六百兩，「尚有科場考棚之攤捐，解役緝捕之費用，驛路大差之供應，委員例差之應酬，」上司之節禮等，何能足用？勢不得不受陋規賄賂饋遺也。凡新官上任，室中用物，均由屬吏購辦，謂之辦差，去時或將其帶去，或由屬吏承買，善於居官者固無患貧之理。與其許其額外需索，不如斟酌情形，提高其俸給並發給辦公費也！
軍制 清帝以武力征服中國，仍恃軍隊維持境內之治安，兵丁六七十萬，而空額極多，戰時則多臨時召募，尤以綠營兵為甚。清初兵制可別為二，一曰八旗，指軍旗顏色而言，正黃、鑲黃、正紅、鑲紅、正白、鑲白、正藍、鑲藍是也，中分滿蒙漢三軍，人數二十餘萬。其人初則久歷戎行，戰鬥力強，死後子孫繼之為兵，乃不能戰。軍餉發給銀米，多者每月得銀四兩，米四斛；其困難則家人不得從事於其他職業，兄弟三人，一人補甲，所領之銀米養活全家，生活乃大窮困。綠營則指懸掛綠旗之各省軍隊，平時軍餉月為一兩、米凡三斗，省庫窘絀尚有不能全數發給者。將領則一品大員，一年俸金不過九十餘兩，乃故留缺額，侵蝕軍餉。兵丁難於維持生計，則聽其包庇營私，大小操時，列陣行走而已。其所用兵器，多為古代遺物，以之防禦外兵，故無不失敗也。
財政 皇帝統治全國，土地人民均其私產，理論上雖可榨取於民，實際上限制極多，清代稅制本於明之遺規，擔負以農民為最重，蓋政府收入以田賦為大宗也，田稅視土壤生產力等而定，各地不同。賦指丁稅，由來已久，聖祖下詔永不加賦，後將其併入田稅計算。十八世紀中葉而後，開墾之土地增加，收入至三千萬兩，余以鹽課關稅為多。據嘉慶十七年（一八一二）報告，鹽課收入，共五百七十九萬兩，關稅四百七八十萬兩。三者額徵四千四百九十餘萬兩。斯年蠲免者四百八十餘萬兩，實收四千萬兩。支出則以皇室經費、軍費、政費、河工為多。嘉慶中葉，年凡三千五六百萬兩，尚有餘款，此就和平時期而言，遇有天災禍亂，即感財政困難。宣宗承受父業，頗能勤儉愛民，顧禍亂之醞釀已久，國內之紛擾時起，加以天旱蠲免田稅，並發米銀救濟災民，收入乃感不足。
人口之增加 禍亂之原因，雖曰政治組織不密，積弊深痼，官吏貪墨，軍隊腐敗，而土地廣大，交通不便，更足以促成之。此種原因，無論何時均可適用，要非造成禍亂之因素，其癥結之所在，則人口於和平期內，有增無已，土地不敷分配，一般人民生活困難，終遂鋌而走險也。清以前之歷代人口，據官書紀載，鮮有超出六千萬，古有丁稅。自不免於隱瞞。清帝於流寇滋擾屠殺流亡之時，入主中國，人口問題作一解決。據《皇朝文獻通考》、《續文獻通考》及《東華錄》列表如下：
上列數目，頗有可疑之點，如順治康熙相去五十年，而人口增加，只有三百萬人。固不足信。康熙五十一年（一七一二）詔稱巡幸所至，詢知一戶或五六人，止一人納賦，或九丁十丁止一二人納糧。貧民為避免納賦之計，乃以多報少。及丁稅併入田稅，宜若可信，無奈官吏視之，無足輕重，所得數目，亦非根據訪問調查。《皇朝續文獻通考》稱嘉慶十七年，人丁三萬六千一百六十九萬有奇，視道光元年（一八二一）反多六百萬人，時無大亂非常之災，相去九年，何竟減少，故據《東華錄》。要而言之，官書所載人丁不能視為精確。自大體或趨勢而言，人口實有增無減。洪亮吉生於乾嘉時，本于敏銳之觀察，嘗論當時之人口曰：「視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視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視百年百數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洪氏所論增加之倍數，雖不足信，要可證明人口之有增無已。
古代帝王獎勵人丁之增加，一則視為兵士，強之入伍；一則視為納稅服役之機械，多多益善。清代旗兵世襲，營兵召募，無強迫入伍之事，徭役久已出錢由官召募，丁稅併入田稅永不再加。凡此種種不過證明古今形勢之不同。人口增加，則由於倫理觀念，早婚風俗及和平時久也。
耕地之估計 百數十年，人口大增，而人民多以耕種為業，開闢限于禁令，視今狹小，據官書記載，列表於下。
上表異於著者所得之和，詳見《中國近代史》。就表數字而言，百年余內，耕地增加凡一萬九千二百萬畝，約占百分之三五。據田畝及人口平均計算而論，清初一家約有田地百畝。乾隆而後，開闢之地稍有增加，而官書未有記載。據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戶部報告，全國田地共七萬四千二百萬畝，時當大亂之後，江皖諸省尚有荒地，合黑田、官田、學田等而言，道光中葉，耕地殆不下十萬萬畝。黑田指隱瞞漏稅之田地而言，尤以四川及邊省為多。無論如何，土地開闢遠不如人口增加之迅速，農民量腹而食，亦感不敷。其不安於窮苦生活者，加入秘密會社，乘時暴動，道光中年其勢已成，時人紀載，亦以之為言。禍亂之原動力醞釀已成，一旦爆發，遂成燎原之禍。
歐人直航來華 清至道光已入衰弱時期，而外交形勢亦忽劇變。初古代中國歐洲原有陸路海道往來，羅馬帝國覆亡之後，歐人喪失地理知識。其後回教徒勢盛，據有歐亞交通之路。馬可婆羅於十三世紀仕於元廷，其《遊記》引起歐人好奇之心，航海家謀覓新路直航中國。十五世紀末年，葡萄牙人繞道非洲南端，東至印度，十六世紀初年，來至廣東。其人乖張為非，嘗為粵官所驅逐，更往閩浙海港貿易，粵官許其納租，住於澳門，葡人壟斷遠東商業凡百餘年。其繼之來華者，有西班牙、荷蘭、英吉利、法蘭西諸國。西班牙直接商業無足輕重，荷蘭偏重經營南洋群島。英國在華商業自十八世紀以來，最為發達。美利堅獨立以來，商船亦來廣州貿易，額數次於英國。法國商業未有進展，對於遠東傳教事業較為重視，此就自海道來華之主要國而言。陸路則中俄三面接壤，長逾萬里，邊境貿易亦有進步。
中外關係 自歐人直航東下以來，航海術大有進步，實用科學亦頗發達，世界交通趨於便利，各國關係因益密切。十九世紀中葉，國際形勢根本劇變，中國於此情狀之下，仍持古代夷夏之觀念，輕視外人，不知彼國內之情狀、政治制度、學術思想之迥異，與其陸海軍之實力、工商業之優勢等，既無從認識新時代各問題，更無有適當處置之辦法，於是見迫列強，交涉處處失敗。夫環境之變遷，非成於一朝一夕，惜當時君臣尚不之知。道光初年，中外關係，受時代影響者，可別為三。
一、商業——沿海商港，初許外船貿易者，有廣州、廈門、泉州、寧波等，乃後限於廣州一地，外船入港，買賣貨物，除違禁物外，均交行商（亦稱洋商）代辦，官吏徵收船鈔貨稅而外，尚有規禮。道光九年（一八二九），英商提出條件，貨船不肯入港，作為要挾，顧終失敗。英船後有北上請求於他港貿易者，亦遭拒絕。其時商業受時代之影響，視前發達，問題益為嚴重。
二、屬國與邊界——中國向不干涉屬國內政外交，朝臣疆吏於其國內情狀尚不之知，緬甸安南與英法交戰，喪失領土權利，中國初未過問。英統治印度，邊境與藏地連接，界址未嘗勘定。俄國經營亞洲屬地，不遺餘力，侵蝕西北邊境，謀奪黑龍江下流，而清廷對於邊境從無促進其發達之計劃，其後交涉失敗，已多兆於此時。
三、文化——耶穌會教士於明末來華，介紹西方科學知識於中國，清初頗重用之，雍正而後，教禁漸嚴。教士或深入內地，或在欽天監當差，出而傳教。嘉慶朝禁令益嚴，而基督教（即新教）教士乃於此時來粵。其來固為傳教，然亦足以介紹一部分歐美學術於中國。醫學傳入，亦與教士有關。
對外思想 就上三者而言，商業為雙方有利之企圖，而朝廷以為外人非有我國之茶葉大黃，則無以為生。外人販運鴉片，更增加困難。屬國與邊疆之問題，朝臣疆吏尚未認清，傳教視為風俗人心之害，信者有罪。其所重視而嚴管理者，則為商業。外人來至廣州，住於城外商館，不得購置產業，入城觀光，不得自由與華人接談，划船遊園亦有限制。其尤嚴厲執行者，則禁外婦住於商館，兵船駛入虎門。其他爭執，尚有殺傷交犯等案。大體而言，中外人士相處尚安，其原因則外船來粵者，重視商業，安於現狀。及英國東印度公司專利權廢除，困難遂起，其詳見於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