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基督教史綱 · 序

中華民族的心理尚實際，重經驗，講倫理，長記憶，所以各時代經過的事跡都有很詳細的記載，而歷史的方式：有編年，有傳志，有記事本末，真可說是體大思精，起自軒轅以至近代，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為人類保存一個相傳不斷最為悠久的歷史。最近英人編著印度史，多取材於中國的史料，如法顯、玄奘和義淨等的遊記，這足見吾國人對於歷史的專長。可是在中國文化的各方面，如宗教、政治、學術等，作有系統的敘述，可說是最近幾年才有的。如中國文學史，我最早看見的是英人祁士（Giles）用英文寫的《中國文學史大綱》（An Outlin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在謝無量、胡適之、馮友蘭以前，首先編著中國古代哲學史的，恐怕是日本Suzuki。我所見的也是英文本《中國古代哲學史大綱》（An Outlin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y）。至於佛教在中國有很長的歷史，雖有《高僧傳》、《傳燈錄》刊行於世，可是中國哲學史的編輯，也不過是最近幾年的事。 文學、哲學、宗教雖說是文化中一部分，其實也就是民族的一種特殊的活動，一種內部的生活，為民族精神所寄託，或由之以表現，並且是民族思想的結晶，文化最重要的成分。我國人既長於歷史的記載，何以對於民族特殊的活動，不加以特殊的注意呢？這個原因或許是因為數千年中國史家所注意的只有帝王和貴胄的事略，而民眾的活動則多疏忽。同時中國人缺少論理的思想和系統的觀念，所以能夠用科學的方法來編著各種特殊活動的歷史，真是鳳毛麟角不可多見。 基督教東漸和其他的宗教傳入中國的歷史稍有不同，比如佛教在中國，雖有盛衰興廢的時期，但是自初傳以至於現在幾兩千年，其歷史是繼續不斷，其範圍雖廣，材料雖多，敘述起來還不算困難；基督教則不然，中間有的斷絕數百載，幾至於湮沒，後來雖死灰復燃，而名目變更，使人不得認識廬山真相，如唐之景教，元之也里可溫，明清之天主教，還有和基督教類似或相關的宗教的傳入，如摩尼教、一賜樂業教，以至明教、回教，吾國史籍的記載，多混雜不清，若非經一番整理，索隱鉤玄，真是無法究詰。 基督教說是自唐代至於現今，至少也有千餘年了。可是到現在還沒有人為它編一個很完備很翔實的歷史。我少時讀過謝洪賚的《中國耶穌教布道小史》，後來又讀陳援庵的《一賜樂業教》、《元也里可溫考》以及其他關係於中國基督教的考據，同時又在巴黎國立圖書館得見法國學者關於天主教傳入中國的著作，因為我自己學力與時間的不足，總希望有人能夠把這些的材料搜集在一起，博考群書，提綱挈領，源源本本，作一個有系統的敘述。這種希望與私衷的禱祝，已有數年，最近見到王治心先生所著的《中國基督教史綱》，閱讀一遍，深得我心，數年來的禱祝與希望，現在已成為事實了。王先生對於中國的國故極有研究，對於基督教的信仰又極純粹，他編著中國基督教史，是以中國宗教思想為背景，和一般專事摭拾西人牙慧，隔靴搔癢，與中國文化和生活漠不相關的編著，實不可同日語。 數年前王先生著有《中國宗教思想史大綱》，由中華書局出版，早已膾炙人口，風行海內。現在的《中國基督教史綱》出版後要「洛陽紙貴」，這是可不必說的。但是我要讀者知道《中國基督教史綱》和《中國宗教思想史大綱》是有連帶的關係。許多西方學者，以為中國人宗教思想非常淡薄，甚而至說中國是無宗教的國家，中國學者也有引著此語以自豪。殊不知中國在上古時代就有「祝官」和「史官」之設，「祝官」掌天事，「史官」掌人事，一是關於宗教，一是關於歷史，所以在中國的古代，宗教和歷史是相提並重。並且一切偉大的宗教都產生於東方，而這些的宗教，除婆羅門教外，如佛教、明教、回教、猶太教以至於基督教都曾在中國下了種子，而中國也成了肥沃的宗教園地，除一二萎謝不振外，其餘都已婆娑合抱，茂盛蕃滋。關於這個問題，我不欲多贅，只要你們翻開王先生的《中國宗教思想史大綱》就可明白了。不過還有人以為基督教不能迎合國人的心理，一是因為中國人宗教思想淡薄，一是因為基督教義和中國文化牴觸。頭一個問題王先生已經在《中國宗教思想史大綱》答覆了。第二個問題，他在這本書里也給了我們一個很愷切詳明的答覆。我在這本書裡面得了一個感想，就是我們不應該再把基督教看為一種洋教了，因為它已經在我們中國文化園地里生了根，而且已是根深蒂固，雖在風雨飄搖之秋，遭受不少摧殘，還能挺然獨秀，好像老菊凌霜，青松抱雪。 中國基督教信徒現在約有四百萬，中間二百七十二萬左右是天主教信徒，一百萬多是更正教信徒，為中國人口百分之一，換言之，一百人中有一個基督徒。數量雖然不多，而其影響之大，散布之廣，這些事實，誰也不能否認。中國之社會、政治、文學、藝術，以至於整個的生活，無不直接間接與之發生關係。至於全國通都大邑、窮鄉僻壤，無不有福音使者的足跡，散下種子，結成生命之花。基督教已漸漸地和中國民眾生活織錦似地打成一片，這一點王先生在書中也給了我們一種的暗示。 基督教和其他的宗教有許多共同的地方，卻也有它的特性。比方佛教把哲學、科學、宗教合在一起，基督教雖也提倡科學，研究哲學，卻把哲學、科學、宗教分開。基督教不是哲學、科學，它是宗教，它是生活之道，是真理，是生命。假使我們要在基督教里求科學與哲學，那真是「緣木求魚」，自然要失望。有的宗教，經典之多，浩如煙海，而基督教則統一於《新舊約》兩經，但是裡面的道理真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因不在於典籍之多寡，卻在於影響社會和人生的能力是怎樣。基督教在中國慢慢地發展，富有生力，這一點在這一本書中也可以看得出來。 基督教在中國至少有三次受過極大的打擊；第一次是庚子義和團的排斥洋教，那不過是物質上和肉體上的打擊。第二次是1927年反基運動，那是精神上的打擊，物質上卻沒有受到多少的損失。每次受過打擊之後，起來、發展的力量則突飛猛進；可是這兩次所受的苦痛是為著基督教而受，而且是基督教自身單獨蒙受。第三次是在這大時代，基督教的精神和物質都受了極嚴重的威嚇，因為中華民族已經到了最後的關頭，生死存亡，間不容髮，中國基督徒不特在此時要盡其救亡圖存的職責，而且也要與國人同生死，同患難，同艱苦，同奮鬥。基督教不特要受水的洗禮，火的洗禮，更要受血的洗禮，那應不特骷髏荒冢，白骨復甦，即基督教自身在這次大戰之後，灰燼之餘，將要亭亭毒毒，繼長增高，湧現一朵新的生命樹，奇葩怒放，異香散發。佛教對於中國文化有過極大的貢獻，而中國文化又能發揚光大之，將來對於基督教自然也能夠使之特放異彩，光芒萬丈。那麼中國基督教將來的歷史有更偉大更光榮的一頁，而王先生這一本書也要成為將來中國基督教史的前奏了。 末了，編史不是容易的事，古之良史如司馬遷尚有是非頗繆、先黃老後「六經」之誚；班固也有排死節、否正直、不敘殺身成仁之譏；王先生說他急急忙忙寫成這本書，「實在談不上『備』與『信』的條件」。我們不能求「備」於王先生，但是王先生所收集的材料都很慎重很正確，我以為至少已達到「信」的條件了。我拜讀之餘，有感於心，聊綴數語以為序。 陳文淵於香港旅次 主歷1940年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