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建築考 · 由天寧寺塔談到建築年代之鑑別問題

北平廣安門外天寧寺塔的研究，已在我們《平郊建築雜錄》的初稿中靜睡了年余，一年來，我們在內地各處跑了些路，反倒和北平生疏了許多。近郊雖近，在我們心裡卻像遠了一些，許多地方竟未再去圖影實測。於是一年半前所關懷的平郊勝跡，那許多美麗的塔影，城角，小樓，殘碣全都淡淡的，委屈的在角落裡初稿中盡睡著下去。 前幾天大公報上（本市副刊版）有篇《天寧寺寫生記》，白紙上印著黑的大字「隋朝古塔至今巍然矗立，浮雕精妙純為唐人作風」這樣赫然驚人的標題一連登了三日，我們不會描寫我們當日所受的感覺是如何的，反正在天寧寺底下有那麼六字的隋唐的標題，那麼武斷大意的鑑定（顯然誤於康熙乾隆浪漫的碑文），在我們神經上的影響，頗像根針刺，煞是不好受。 具體點講，我們想到國內愛好美術古蹟的人日漸增加，愛慕北平名勝者更不知凡幾，讀到此種登載，或從此刻入印象中——巍然燕郊隋塔，訪古尋勝，傳說遠近勢必影響及國人美術常識，殊覺可憾。不客氣點，或者可說心裡起了類似良心上責任問題，感到要寫篇我們關於如何鑑定天寧寺塔的文字，供研究者之參考。 不過這不是說，我們關於天寧寺塔建造的年代，有一個單獨的，秘密的鐵證在手裡。卻正是說我們關於這塔的傳說，及其近代碑記，有極大疑問，所以向著塔的本身要證據。塔既不會動，它的年代證據，如同其他所有古建一樣，又都明顯地放在它的全身上下，只要有人做過實物比較工作的，肯將這一切逐件指點出來，多面的引證反證，誰也可以明白這塔之絕不能為隋代物。 國內隋唐遺建，純木者尚未得見，磚石者亦大罕貴，但因其為佛教全盛時代，常大規模的遺留圖畫雕刻教跡於各處如敦煌雲岡龍門等等，其藝術作風，建築規模，或花紋手法，則又為研究美術者所熟審。宋遼以後遺物雖有不載朝代年月的，可考者終是較多，且同時代，同式樣，同一作風的遺物亦較繁伙，互相印證比較容易，故前人泥於可疑的文獻，相傳某物為某代原物的，今日均不難以實物比較方法，用科學考據態度，重新探討，辯證其確實時代。這本為今日治史及考古者最重要亦最有趣的工作。 本來我們的《平郊建築雜錄》的定例，不錄無自己圖影或測繪的古蹟，且均附遊記，但是這次不得不例外。原因是我（徽因）見了藝術周刊已預告的文章一篇，一時因圖片關係交不了卷，近日這天寧寺又盡在我們心裡欠伸活動，再也不肯在稿件中間繼續睡眠狀態，所以我們決意不待細測全塔，先將對天寧寺簡略的考證及鑑定，提早寫出，聊作我們對於鑑別建築年代方法程序的意見，以供同好者的參考。希望各處專家讀者給以指正。 廣安門外天寧寺塔，是屬於那種特殊形式，研究塔者竟有常直稱其為「天寧式」的，因為此類塔散見於北方各地，自成一派，天寧則又是其中最著者。此塔不僅是北平近郊古建遺蹟之一，且是歷來傳說中，頗多誤認為隋朝建造的實物。但其塔型顯然為遼金最普通的式樣，細部手法亦均未出宋遼規制範圍，關於塔之文獻方面材料又全屬於可疑一類，直至清代碑記，及《順天府志》等，始以堅確口氣直稱其為隋建。 傳說塔最上一層南面有碑，關於其建造年代，將來或可在這碑上找到最確實的明證，今姑分文獻材料及實物作風兩方面討論之。討論之前，先略述今塔的形狀如下。 簡略的說，塔的平面為八角形，立面顯著的分三部：一、繁複之塔座；二、較塔座略細之第一層塔身；三、以上十三層支出的密檐。全塔磚造高57.80米，合國尺17丈有奇。 塔建於一方形大平台之上，平台之上始立八角形塔座。座甚高，最下一部為須彌座，其「束腰」有壼門花飾，轉角有浮雕像。此上又有鏤刻著壼門浮雕之束腰一道。最上一部為勾拱斗拱俱全之平座一圍，闌上承三層仰翻蓮瓣。 微細的第一層塔身立於仰蓮座之上，其高度幾等於整個塔座，四面有拱門及浮雕像，其他四面又各有直欞窗及浮雕像。此段塔身與其上十三層密檐是劃然成塔座以上的兩個不同部分，十三層密檐中，最下一層是屬於這第一層塔身的，出檐稍遠，檐下斗拱亦與上層稍稍不同。 上部十二層，每層僅有出檐及斗拱，各層重疊不露塔身。寬度則每層向上遞減，遞減率且向上增加，使塔外廓作緩和之「卷殺」。 塔各層出檐不遠，檐下均施雙拱斗拱。塔的轉角為立柱，故其主要的柱頭鋪作，亦即為其轉角鋪作。在上十二層兩轉角間均用補間鋪作兩朵。唯有第一層只用補間鋪作一朵。第一層斗拱與上各層做法不同之處在轉角及補間均加用斜拱一道。塔頂無剎，用兩層八角仰蓮，上托小須彌座，座承寶珠。塔純為磚造，內心並無梯級可登。 歷來關於天寧寺的文獻，《日下舊聞考》中，殆已搜集無遺，計有《神州塔傳》，《續高僧傳》，《廣宏明集》，《帝京景物略》，《長安客話》，《析津日記》，《隩志》，《民齊筆記》，《明典匯》，《冷然志》，及其他關於這塔的記載，以及乾隆重修天寧寺碑文及各處許多的詩（惟康熙天寧寺《禮塔碑記》並未在內）。所收材料雖多，但關於現存磚塔建造的年代，則除卻年代最後一個乾隆碑之外，綜前代的文獻中，無一句有確實性的明文記載。 不過《順天府志》將《日下舊聞考》所集的各種記述，竟然自由草率的綜合起來，以確定的語氣說：「寺為元魏所造，隋為宏業，唐為天王，金為大萬安，寺當元末兵火盪盡，明初重修，宣德改曰天寧，正統更名廣善戒壇，後復今名……寺內隋塔高二十七丈五尺五寸……」等。 按《日下舊聞》中諸文多重複抄襲及迷信傳述，有朝代年月，及實物之記載的，有下列重要的幾段。 （一）《神州塔傳》：「隋仁壽間幽州宏業寺建塔藏舍利。」此書在文獻中年代大概最早，但傳中並未有絲毫關於塔身形狀材料位置之記述，故此段建塔的記載，與現存磚塔的關係完全是疑問的。仁壽間宏業寺建塔，藏舍利，並不見得就是今天立著的天寧寺塔，這是很明顯的。 （二）《續高僧傳》：「仁壽下敕召送舍利於幽州宏業寺，即元魏孝文之所造，舊號光林……自開皇末，舍利到前，山恆傾搖……及安塔竟，山動自息。……」《續高僧傳》，唐時書，亦為集中早代文獻之一。按此則隋開皇中「安塔」，但其關係與今塔如何則仍然如《神州塔傳》一樣，只是疑問的。 （三）《廣宏明集》：「仁壽二年分布舍利五十一州，建立靈塔。幽州表雲，三月二十六日，於宏業寺安置舍利……」這段僅記安置舍利的年月也是與上兩項一樣的與今塔（即現存的建築物）並無確實關係。 （四）《帝京景物略》：「隋文帝遇阿羅漢授舍利一囊……乃以七寶函致雍岐等十三州建一塔，天寧寺其一也，塔高十三尋，四周綴鐸萬計……塔前一幢，書體遒美，開皇中立。」這是一部明末的書，距隋已隔許多朝代。在這裡我們第一次見到隋文帝建塔藏舍利的歷史與天寧寺塔串在一起的記載。據文中所述高十三尋綴鐸的塔，頗似今存之塔，但這高十三尋綴鐸的塔，是否即隋文帝所建，則仍無根據。 此書行世在明末，明代以前有元，元前金，金前遼，遼前五代及唐。除唐以外，遼金元對此塔既無記載，隋文帝之塔，本可幾經建造而不為此明末作者所識。且六朝及早唐之塔，據我們所知道的，如《洛陽伽藍記》所述之「胡太后塔」，及日本現存之京都法隆寺塔，均是木構。且我們所見的鄧州大興國寺，仁壽二年的舍利寶塔下銘，銘石圓形，亦像是埋在木塔之「塔心柱」下那塊圓礎下層石，這使我們疑心仁壽分布諸州之舍利塔均為隋時最普遍之木塔，這明末作者並不及見那木構原物，所謂十三尋綴鐸的塔倒是今日的磚塔。至於開皇石幢，據《析津日記》（亦明人書）所載，則早已失所在。 （五）《析津日記》：「寺在元魏為光林，在隋為宏業，在唐為天王，在金為大萬安，宣德修之曰天寧，正統中修之曰萬壽戒壇，名凡數易。訪其碑記，開皇石幢已失所在即金元舊碣亦無片石矣。蓋此寺本名宏業，而王元美謂幽州無宏業，劉同人謂天寧之先不為宏業，皆考之不審也。」 《析津日記》與《帝京景物略》同為明書，但其所載「天寧之先不為宏業？」及「考之不審也」這種疑問態度與《帝京景物略》之武斷恰恰相反，且作者「訪其碑記」要尋「金元舊碣」對於考據之慎重亦與《景物略》不同。 （六）《隩志》：不知明代何時書，似乎較以上兩書稍早。文中：「天王寺之更名天寧也，宣德十年事也；今塔下有碑勒更名敕，碑陰則正統十年刊行藏經敕也。碑後有尊勝陀羅尼石幢，遼重熙十七年五月立。」 此段記載，性質確實之外，還有個可注意之點，即遼重熙年號及刻有此年號之實物，在此輕輕提到，至少可以證明兩樁事：①遼代對於此塔亦有過建設或增益；②此段歷史完全不見記載，乃至於完全失傳。 （七）《長安客話》：「寺當元末兵火盪盡；文皇在潛邸，命所司重修。姚廣孝曾居焉。宣德間敕更今名。」這段所記「寺當元末兵火盪盡」，因下文重修及「姚廣孝曾居焉」等語氣，災禍似乎僅限於寺院，不及於塔。如果塔亦盪盡，文皇（成祖）重修時豈不還要重建塔？且《長安客話》距元末，至少已兩百年，兵火之後的光景，那作者並不甚了了，他的注重處在夸揚文皇在潛邸重修的事耳。 （八）《冷然志》：書的時代既晚，長篇的描寫對於塔的神話式來源又已取堅信態度，更不足憑信。不過這裡認塔前傳有開皇幢，或為遼重熙幢之誤。 關於天寧寺的文獻，完全限於此種疑問式的短段記載。至於康熙乾隆長篇的碑文，雖然說得天花亂墜，對於天寧寺過去的歷史，似乎非常明白，毫無疑問之處，但其所根據，也只是限於我們今日所知道的一把疑雲般的不完全的文獻材料，其確實性根本不能成立。且綜以上文獻看來，唐以後關於塔只有明末清初的記載，中間要緊的各朝代經過，除金大定易名大萬安禪寺外，並無一點記述，今塔的真實歷史在文獻上實無可考。 文獻資料既如上述的不完全，不可靠，我們唯有在形式上鑑定其年代。這種鑑別法，完全賴觀察及比較工作所得的經驗，如同鑑定其年代，這種鑑別法，完全賴觀察及比較工作所得的經驗，如同鑑定字畫金石陶瓷的年代及真偽一樣，雖有許多為絕對的，且可以用文字筆墨形容之點，也有一些是較難，乃至不能言傳的，只好等觀者由經驗去意會。 其可以言傳之點，我們可以分作兩大類去觀察：①整個建築物之形式（也可以說是圖案之概念）；②建築各部之手法或作風。 關於圖案概念一點，我們可以分作平面及立面討論。唐以前的塔，我們所知道的，平面差不多全作正方形。實物如西安大雁塔，小雁塔，玄奘塔，香積寺塔，嵩山永泰寺塔，及房山雲居寺四個小石塔……河南山東無數唐代或以前高僧墓塔，如山東神通寺四門塔，靈岩寺法定塔，嵩山少林寺法玩塔等等。刻繪如雲岡、龍門石刻，敦煌壁畫等等，平面都是作正方形的。 我們所知的唯一的例外，在唐以前的，唯有嵩山嵩岳寺塔，平面作十二角形，這十二角形平面，不惟在唐以前是例外，就是在唐以後，也沒有第二個，所以它是個例外之最特殊者，是中國建築史中之獨例。 除此以外，則直到中唐或晚唐，方有非正方形平面的八角形塔出現，這個罕貴的遺物即嵩山會善寺淨藏禪師塔。按禪師於天寶五年圓寂，這塔的興建，絕不會在這年以前，這塔短穩古拙，亦是孤例，而比這塔還古的八角形平面塔，除去天寧寺——假設它是隋建的話——別處還未得見過。 在我們今日，覺得塔的平面或作方形，或作多角形，沒甚奇特。但是一個時代的作者，大多數跳不出他本時代盛行的作風或規律以外的——建築物尤甚——所以生在塔平面作方形的時代，能做出一個平面不作方形的塔來，是極罕有的事。 至於立面方面，我們請先看塔全個的輪廓之所以形成。天寧寺的塔，是在一個基壇之上立須彌座，須彌座上立極高的第一層，第一層以上有多層密而扁的檐的。這種第一層高，以上多層扁矮的塔，最古的例當然是那十二角形嵩山嵩岳寺塔，但除它而外，是須到唐開元以後才見有那類似的做法，如房山雲居寺四小石塔。在初唐期間，磚塔的做法，多如大雁塔一類各層均等遞減的。但是我們須注意，唐以前的這類上段多層密檐塔，不惟是平面全作方形而且第一層之下無須彌座等等雕飾，且上層各檐是用磚層層壘出，不施斗拱，其所呈的外表，完全是兩樣的。由平面及輪廓看來，已略可證明天寧寺塔為隋代所建之絕不可能，因為唐以前的建築師就根本沒有這種塔的觀念。 至於建築各部的手法作風，則更可以輔助著圖案概念方面不足的證據，而且往往更可靠，更易於鑑別。 建築各部構材，在中國建築中占位置最重要的，莫過於斗拱。斗拱演變的沿革，差不多就可以說是中國建築結構法演變史。在看多了的人，差不多只須一看斗拱，對一座建築物的年代，便有七八分把握。磚塔石塔之用斗拱，據我們所知道的，是由簡而繁。最古的例如北周神通寺四門塔及東魏嵩岳寺十二角十五層塔，都沒有斗拱。次古的如西安大雁塔及香積寺磚塔，皆屬初唐物，只用斗而無拱。與之略同時或略後者如西安興教寺玄奘塔，則用簡單的一斗三升交螞蚱頭在柱頭上。直至會善寺淨藏塔，我們始得見簡單人字拱的補間鋪作。神通寺龍虎塔建於唐末，只用雙抄偷心華拱。 真正用磚石來完全模仿成朵複雜的斗拱的，至五代宋初始見，其中便是如我們所見的許多「天寧式」塔。此中年代正確的有遼天慶七年的房山雲居寺南塔，金大定二十五年的正定臨濟寺青塔，還有薊縣白塔，正定青塔等等。在那時候還有許多磚塔的斗拱是木質的，如杭州雷峰塔、保俶塔、六和塔等等。 天寧寺塔的斗拱，最下層平坐，用華拱兩跳偷心，補間鋪作多至三朵。主要的第一層，斗拱出兩跳華拱，角柱上的轉角鋪作，在大斗之旁，用附角斗，補間鋪作一朵，用四十五度斜拱。這兩個特點，都與大同善化寺金代的三聖殿相同。第二層以上，則每面用補間鋪作兩朵；補間鋪作之繁重，亦與轉角鋪作相埒，都是出華拱兩跳，第二跳偷心的。就我們所知，唐以前的建築，不惟沒有用補間鋪作兩朵的，而且雖用一朵，亦只極簡單，純處於輔材的地位的直斗或人字拱等而已。就斗拱看來，這塔是絕對不能早過遼宋時代的。 承托斗拱的柱額，亦極清楚的表示它的年代。我們只須一看年代確定的唐塔或六朝塔，凡是用倚柱的，如嵩岳寺塔，玄奘塔，淨藏塔，都用八角形（或六角？）柱，雖然有一兩個用扁柱的，如大雁塔，卻是顯然不模仿圓或角柱形。圓形倚柱之用在磚塔，唐以前雖然不能定其必沒有，而唐以後始盛行。 天寧寺塔的柱，是圓的。這圓柱之上，有額枋，額枋在角柱上出頭處，斫齊如遼建中所常見，薊縣獨樂寺，大同下華岩寺都有如此的做法。額枋上的普拍枋，更令人疑它年代之不能很古，因為唐以前的建築，十之八九不用普拍枋，上文所舉之許多例，率皆如此。但自宋遼以後，普拍枋已占了重要位置。這額枋與普拍枋，雖非絕對證據，但亦表示結構是遼金以後而又早於元時的極高可能性。 在天寧寺塔的四正面有圓拱門，四隅面有直欞窗。這誠然都是古制，尤其直欞窗，那是宋以後所少用。但是圓門券上，不用火焰形券飾，與大多數唐代及以前佛教遺物異其趣旨。 雖然，其上浮雕瓔珞寶蓋略作火焰形，疑原物或照古制，為重修時所改。至於門扇上的菱花格欞，則尤非宋以前所曾見，唐五代磚石各塔的門及敦煌畫壁中我們所見的都是釘門釘的板門。 欄杆的做法，又予我們以一個更狹的年代範圍。現在常見的明清欄杆，都是每兩欄板之間立一望柱的。宋元以前，只在每面轉角處立望柱而「尋杖」特長。天寧寺塔便是如此，這可以證明它是明代以前的形制。這種的欄杆，均用斗子蜀柱。分隔各欄板，不用明清式的荷葉墩。 我們所知道的遼金塔，斗子蜀柱都做得非常清楚，但這塔已將原形失去，斗子與柱之間，只馬馬虎虎的用兩道線條表示，想是後世重修時所改。至於欄板上的幾何形花紋，已不用六朝隋唐所必用的特種拱字紋，而代以較複雜者。與薊縣獨樂寺觀音閣內欄板及大同華岩寺壁藏上欄板相同。凡此種種，莫不傾向著遼金原形而又經明清重修的表示。 平坐斗拱之下，更有間柱及壼門。間柱的位置，與斗拱不相對，其上力神像當在下文討論。壼門的形式及其起線，軟弱柔圓，不必說沒有絲毫六朝剛強的勁兒，就是與我們所習見的宋代扁桃式壼門也還比不上其健穩。我們的推論，也以為是明清重修的結果。 至於承托這整個塔的須彌座，則上枋之下用梟混，而我們所見過的須彌座，自雲岡龍門以至遼宋遺物，無一不是層層方角疊出，間或用四十五度斜角線者。梟混之用，最早也過不了五代末期，若說到隋，那更是絕不可能的事。 關於雕刻，在第一主層上，夾門立天王，夾窗立菩薩，窗上有飛天，不必「從事美術十餘年」，只要將中國歷代雕刻遺物略看一遍，便可定其大略的年代。由北魏到隋唐的佛像飛天，到宋遼塑像畫壁，到元明清塑刻，刀法筆意及布局姿勢，莫不清清楚楚的可以順著源流鑑別的。 若必與隋唐的比較，則山東青州雲門山，山西天龍山，河南龍門，都有不少的石刻。這些相距千里的約略同時的遺作，都有幾個或許多共同之點，而絕非天寧寺塔像所有。 隋代石刻，雖在中國佛教美術中算是較早期的作品，但已將南北朝時所含的犍陀羅風味看出擺脫得一乾二淨，而自成一種淳樸古拙的氣息。若天寧寺塔上看出犍陀羅作風來豈不是「白晝見鬼」了麼？ 至於平坐以下的力神，獅子，和墊拱板上的卷草西番蓮一類的花紋，我想勉強說它是遼金的作品，還不甚夠資格，恐怕仍是經過明清照原樣修補的，哪裡來的唐人作風，雖然各像衣褶，仍較清全盛時單純靜美，無後代繁縟雲朵及俗氣逼人的飄帶。但窗欞上部之飛仙已類似後來常見之童子，與隋唐那些脫盡人間煙火氣的飛天，不能混為一談。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斷定天寧寺塔絕對絕對不是隋宏業寺的原塔。而在年代確定的磚塔中，有房山雲居寺遼代南塔與之最相似，此外確為遼金而年代未經記明的塔如雲居寺北塔，通州塔及遼寧境內許多的磚塔，式樣手法都與之相仿佛。正定臨濟寺金大定二十五年的青塔也與之相似，但較之稍清秀。 與之采同式而年代較後者有安陽天寧寺八角五層磚塔，雖無正確的文獻記其年代，但是各部作風純是元明以後法式。北平八里莊慈壽寺塔，建於明萬曆四年，據說是仿照天寧寺塔建築的，但是細查其各部，則斗拱，檐椽，額枋、普拍枋，券門、券窗、格欞，如意頭，蓮瓣，欄杆（望柱極密），平坐梟混，圭腳，——由頂至踵，無一不是明清官式則例。 所以天寧寺塔之年代，在這許多類似磚塔中比較起來，我們可暫時假定它與雲居寺南塔時代約略相同，是遼末（12世紀初期）的作品，較之細瘦之通州塔及正定臨濟寺青塔稍早，而其細部或有極晚之重修。在未得到文獻方面更確實證據之前，我們僅能如此鑑定了。 我們希望「從事美術」的同志們，對於史料之選擇及鑑別，須十分慎重，對於實物制度作風之認識尤絕不可少，單憑一座乾隆碑，追述往事，便認為確實史料，則未免太不認真，以前的皇帝考古家盡可以自由浪漫的記述，在民國二十年以後一個老百姓美術家說句話都得負得起責任的。除非我們根本放棄做現代國家的國民的權利。 最後我們要向天寧寺塔賠罪，因為急於辯證它的建造年代，我們竟不及提到塔之現狀，其美麗處，如其隆重的權衡，淳和的色斑，及其他細部上許多意外的美點，不過無論如何天寧寺塔也絕不會因其建造時代之被證實，而減損其本身任何的價值的。喜歡寫生者只要不以隋代古建，唐人作風目之，傳此塔則仍是寫生的極好題材。 （本文原發表在1935年3月23日《大公報·藝術周刊》第25期。後來又在《中國營造學社彙刊》第5卷4期轉載，轉載時題目有改動，署名：林徽因，梁思成。） 註解： [1]　原載1952年《新觀察》第1期，署名：林徽因。 [2]　原載1952年《新觀察》第2期，署名：林徽因。 [3]　原載1952年《新觀察》第3期。 [4]　原載1952年《新觀察》第4期。 [5]　原載1952年《新觀察》第5期。 [6]　原載1952年《新觀察》第6期。 [7]　法海寺門與原先的居庸關：所指居庸關，為居庸關雲台，為元代一座過街塔的塔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