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牛津運動 · 雅各賓主義的中國

一個中國官員致一位德國牧師的信 尊敬的牧師先生（Herr）： 大約五年以前，在下給《字林西報》以「一個穿長衫的中國人」的名義寫過一篇文章，在該文中我表示：「就我所見，目前中國維新運動中出現的狂熱思潮，註定將要導致一場災難發生。」現在，我的預言不幸應驗，災難來臨了。共和主義革命以袁世凱將軍成為中華民國的大總統而告一段落。未識事情真相的人們都稱對此感到意外，在下卻不以為然。如果您讀到辜鴻銘先生撰寫的題為《中國的牛津運動》一書，您會發現，他將中國人分成三個等級——第一等、滿洲貴族，第二等、中產階級儒士，第三等、普羅大眾或曰群氓。 也許您有必要了解一下，中國過去二百五十年的歷史開始於滿人當權，在太平天國暴亂後，中產階級儒士的勢力崛起。中日甲午戰爭後，滿人重新掌權。世紀之交，義和團運動爆發，進而導致「庚子事變」發生。塵埃落定後，中國進入「三頭執政」的權力真空期。而在眼下這場「新學」拳民暴亂之後，我們就不得不面臨庸眾掌權的慘澹局面了。 正如我說過，五年以前我所預言的巨大災難，現在來臨了。然而，真正的災難，請讓我在此指出，它還不僅僅是導致全國流血漂櫓、十室九空的暴行，真正的災難是這場革命竟然以袁世凱成為共和國總統而告終！ 目前這場革命，始於四川那場暴動，即保路運動。就這場暴動本身的性質而言，我們可以認為它是合理的。此前，帝國政府公然允許外國人處理中國的鐵路問題，就好像中國人自己倒成了局外人似的。為了反抗這樣無恥的妥協，一場以人民群眾為運動主力的革命爆發了，這也是這場運動應該被歷史記住的原因。總之，目前這場革命暴動的最初起因不應該被忘掉，它是列強對中國內部事務的粗暴干涉。然而，當上海和其他地方的群氓利用人們對帝國政府的不滿情緒，並最終將其轉化為一場全國範圍的革命時，災難降臨了。當像伍廷芳博士那樣的人都敢拍電報給皇帝陛下，勒令其遜位時，那實在是一場真正的災難！馬修·阿諾德談起群氓時說：「至於群氓，不管他是一個粗暴的野蠻人，還是一個庸俗的市儈，如果他能記得——每當我們帶著愚昧的激動情緒而堅持一個過激主張的時候，每當我們渴望以純暴力制服對手的時候，每當我們嫉妒他人、表現得蠻橫殘暴的時候，每當我們只崇拜強權或成功，叫囂著反對某些不受歡迎的顯貴以壯聲威的時候，每當我們殘忍地踐踏戰死者的時候，我們對那些受難者均不會有絲毫的同情之心——那麼，意識到這一點的他就發現了自己深藏於內心的那永恆的『群氓精神』。」現在，伍廷芳博士正在參與到那場反對不受歡迎的滿人的喧囂中去，並為之造勢。顯然，眼前的一切都表明，伍博士身上就有阿諾德所說的那種「永恆的群氓精神」，並已徹入骨髓。 真正的災難，我說過，不是這場革命，而是這場革命以袁世凱當上共和國總統而告終，因為這意味著道德敗壞的群氓已將整個中國踩在腳下。袁世凱，正如辜鴻銘先生在他的書中所說的，是中國群氓的化身，他在第一次維新運動時就悍然出賣了同黨。現在，群氓的代言人掌權了，手握重兵的袁世凱，自然成為共和國總統「最為合適的人選」。但我認為，他的統治將不會長久。不過，在短時期之內，中國一切精妙、美好、尊貴、崇高、親切、聲譽好的東西，都將受到毀滅的威脅。 幾天前，你們德國領事館有位先生對我說，他一直感到很奇怪，何以我們漢人竟然會那麼長久地屈從於滿人的暴政之下？他問我，滿洲人到底為中國做過些什麼？我沒有直接回答他，而是問他是否見過康熙年間的瓷器，如果他見過，我認真地告訴他，他就應該知道滿洲人到底為我們做過什麼了——他們給了我們漢人一顆美好的心靈，以使我們能生產出那麼精美的瓷器，當然，還有其他美麗而精巧的東西。簡而言之，近250年來，中國在滿人統治下變成了一個美麗的國家，一個真正如花一樣的國度。而當太平天國叛亂平息之後，以儒士為主的中產階級開始在中國掌權，這個國家的高層職位也逐漸被庸俗的市儈占據了。 辜鴻銘先生在他的書中引述過一個身上帶有貴族氣質的英國人所描繪的一幅關於廣州城和部分裸露無掩的廣東百姓的圖景，那是李鴻章掌權之下的中國的圖景——一個粗俗、醜陋的中國。順便說一句，正是為了反對這種粗俗醜惡的中國，中國那些保持著傳統精神的士大夫們才奮起抗爭，發起了中國的「牛津運動」。 如果說李鴻章統治下的中國變得粗俗醜陋——那麼現在，在袁世凱統治之下，包括孫逸仙（即孫中山）和美國人荷馬李（HomerLee）的群氓們大權在握，不受限制的時候，我們中國又將變成什麼樣子呢？我忽然想到這一點。歌德說：「壓抑我們的是什麼？——庸俗」。庸俗，中國所有的那些低級、庸陋、粗俗、卑鄙和可恥的東西，現在都得到了充分的機會和充分的「自由」，可以發展自己了。簡而言之，庸俗將成為新中國的理想。更為糟糕的是，我們將不僅擁有中國自身的庸俗，還將擁有來自歐美的庸俗。 歌德死前曾大聲警告人們，必須防治「盎格魯-撒克遜傳染病」。去年的大年初二，我去上海最為貴族化的茶園小坐，看到了「新中國」——一夥剪了辮子的中國人，談吐粗俗，舉止囂張，騷動狂亂，吵吵嚷嚷，其厚顏無恥實在無法形容。當我看到這一切的時候，我第一次充分地領悟到歌德那一警告的意義。現在上海的外國人，他們為袁世凱統治下的「年輕中國」通過剪辮而最終「融入」了歐洲文明這一事實而興奮不已。這些上當的人們完全沒有意識到，「年輕中國」所「融入」的完全不是什麼歐洲文明，只不過是上海的歐洲文明——歌德稱之為「盎格魯-撒克遜傳染病」，即一種歐洲文明肌體內正在滋長的疾病而已。想一想，一旦四萬萬中國人都染上這種盎格魯-撒克遜流行病，「融入」這種上海的歐洲文明，都變成像我在新年的茶園所見到的那些剪了辮子的中國人那樣庸俗透頂，卑鄙至極和騷動不安的人，那將給世界文明帶來一種什麼樣的後果。而且，請記住，這些新式的鄙俗和滿身騷亂精神的中國人已經學會了使用炸彈。人們談論著袁世凱統治下的新中國，依我看，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黃禍」。「Vo1kerEuropa’s，bewahreteureheiligstenGefiter！」（歐洲人，保住你們最神聖的天良！） 現在，在上海，當我與歐洲人，甚至那些有教養的歐洲人談起上述這些觀點時，他們都稱我為「理想主義者」。但這些現實主義者們忘記了一件事，在我看來，當今的時事評論家和政客們完全忘記了一個極為簡單的真理，那就是，正如一個法國作家所說的那樣：「一切文明和統治賴以存在的最終基礎，在於民眾的一般道德和他們在公共事務中能在何種程度上正直行事。」 中國的舊式政體，讓我在此指出，儘管有種種缺陷，它仍然在民眾之中維持了一般的道德水準。這一點，從歐洲傳教士及其信徒——包括歐美諸國男人、婦女和孩子——能穿過幅員遼闊的帝國遊歷而不出大的危險這一事實，便能得到證明。至於人們在公共事務中能否正直行事，我們也能從這樣一個事實中得到證實：舊式政體下的中華帝國政府儘管財政極端睏乏，仍然能夠定期支付庚子賠款。 而現在在袁世凱及其共和國統治之下，一切都將不成為可能了。之所以如此，有兩個原因。其一，在歐洲，國家和教會是兩個分離的機構，而在中國則合二為一。在歐洲，教會負責維持人民的道德，國家則主要負責維持秩序。而在中國，國家既要負責維持人民的道德，又要負責維持秩序，二者兼管。 歐洲的教會得以促進人民道德的權威本源，是上帝；而在中國，國家得以促進人民道德的權威本源，是皇帝。因此，在歐洲，如果你破壞和取消了對上帝存在的信仰，維持民眾的道德即便不是不可能，也將是困難的。同樣，在中國，如果你攻擊皇帝，取消了人民對皇帝的尊崇，你就等於破壞了中國人民的道德賴以存在的整個結構——事實上，你破壞了中國的宗教——它不是超越塵世的神教，而是一種人間宗教，一種以中華帝國大清王朝為天堂，以皇帝為上帝——或曰上帝之代理人的宗教。一旦破壞了這種宗教，你在中國要保持民眾的道德，哪怕是一般水平的道德，也是不可能的。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我認為在中國對皇帝的忠誠是一種宗教，可以說，它是儒家國教（Statereligion）的基石，應與歐洲的教會宗教（Churchreligion）區別開來。正如在歐洲，殉道者因為信仰基督——上帝之子而萬死不辭一樣，在中國，殉道者則寧願身受萬死，也不放棄對於君主——天子或天使的忠誠。這一點從中國歷史上可以得到證明。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我認為在袁世凱及其共和國的統治之下，民眾連一般的道德水準也不可能維持了。 然而人們會說，在中國，我們發生過許多次以改朝換代告終的革命，中國人都並沒有因此淪喪道德。但是，在中國，每一次導致了改朝換代的革命，始終都存在兩個條件。其一，革命為人民（people）發動，而不像現在這場革命那樣為群氓發動。孟子說：「得乎邱民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顯而易見，在目前的這場騷亂中，普通國民（邱民）始終沒有參加革命，而且公開反對革命。另一個條件是，那個成功地變作最高統治者的人，必須具備能激發憧憬並贏得全民族尊敬的卓越的道德品質。而袁世凱的所作所為，表明他連一般的道德品質、一般的廉恥和責任感都不具備，甚至連小偷和賭徒也不如。袁世凱奉命出山保衛大清，可他出山後，不是像一個有廉恥心的人那樣去盡職盡責，而先是恭順地屈從於革命黨，然後使出百般狡計，使其統率的士兵墜失忠君之心，並擁兵自立，逼迫皇帝退位，最後成為民國總統。在所有這一切過程當中，一個具有最起碼常識的普通人，也無法將此種行為與廉恥和責任的最基本原則（即名分原則，忠義觀念）調和起來。然而，最令人奇怪的還在於，袁世凱自始至終從沒有進行過拒絕屈從的努力，哪怕是裝模作樣的努力的也沒有過。這樣一種人，怎能博得他統治下的人民的尊崇呢——除非人民喪失了一切廉恥和責任感。 這，就是我認為在袁世凱及其共和國統治下，中國民眾即便連一般道德水平也保持不了的另一個原因。而失去了民眾的一般道德，又怎能進行統治，遑論所謂「文明」了。 外國人欣賞袁世凱，認為他是一個挽救了中國目前局勢而沒有導致流血的大政治家。殊不知他不過僅為了一時的需要而規避了必要的少量流血，而將可怕的無政府混亂局面和更大的流血留到了未來。的確，如果我上述所言不差，那麼袁世凱的所作所為將比人民流血還要壞上萬倍——他不僅毀棄了中華民族的廉恥和責任感，而且毀棄了中華民族的政教和文明。大清王朝不僅是中國權威尊崇的象徵和旗幟，而且是中國政教和中國文明目標的象徵與旗幟。這面旗幟交託給了袁世凱，但他卻像一個懦夫和賣國賊一樣，以「挽救這面旗幟的布料」為藉口，不得不將大清拋棄。然而，負責保護這面旗幟的官員的責任並不僅僅在於挽救這面旗幟的布料，不在於那些花費了許多金錢的物質，他的責任在於捍衛那為之戰鬥的目標——那無價的道德利益，而旗幟的布料只不過是其載體罷了。對於像袁世凱這般行事的官員，每個有廉恥感的人都會認為他是一個懦夫和叛徒。 我的許多外國朋友笑話我，認為我對滿人朝廷愚忠，但我的忠誠不僅是對我世代受恩於她的王朝的忠誠，在這種情況下也是對中國政教的忠誠，對中國文明目標的忠誠。辜鴻銘先生在他的《中國的牛津運動》中試圖告訴人們的，就是我們為了這一目標——中國文明、中國政教、那種名譽和責任宗教的目標，來反對現代歐洲文明，反對那種利慾宗教。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中國人正在做孤注一擲的奮鬥。這個故事的寓意，現在能見到的真理，包含在這樣一句話中：「你不能既侍奉上帝，又供奉財神。」張之洞大人告訴我們並教導文人學士們說：我們能夠而且應該調和。現在這種局面，就是我們調和的結果。辜鴻銘先生在此書中寫道：「紐曼博士和張之洞大人所採用的調和辦法，在道德上和宗教上導致了耶穌會教義的產生，在政治上則導致了那個被稱為「馬基雅維利主義」的東西；——「在中國，張之洞向儒生和統治階層所傳授的這種馬基雅維利主義，當被那些品德不如他高尚、心地不如他純潔的人所採納，諸如被袁世凱這種天生的卑鄙無恥之徒所採納的時候，它對中國所產生的危害，甚至比李鴻章的庸俗和腐敗所產生的危害還要大。」 正是張之洞大人所傳授的這種耶穌會教義的作用，使得整個中國的儒生們在革命者和袁世凱面前，其忠誠與抵抗能力瞬間土崩瓦解，令人費解。 事實上，正是這種耶穌會教義，使得中國的儒生們在袁世凱屈從於群氓、逼迫皇帝宣布退位並成為民國總統後，當袁世凱欺騙他們說他仍然忠於皇上時，儒生們竟然信以為真。最後，也正是這種耶穌會教義的陰險狡詐精神——即那種只要目的正當，可以不擇手段的精神——甚至使得那些有教養的外國人，對這樣一個明顯的事實，即袁世凱的所做所為連盜賊也不如的事實視而不見。 愛默生在《英國人的性格》一書中談到英國人實事求是，憎惡兩面討好、見風使舵、見機行事的機會主義者時說到，「牛津那些激進的暴民追隨在托利黨人埃爾登（E1don）勳爵之後，大聲叫喊著：『老埃爾登在，為他喝彩：他從不叛賣！」』接著，他又提到英國人給予路易·拿破崙的榮譽並對此加以註解，說道：「我相信，當倫敦的貴族和平民在這個成功的小偷面前，像一個那不勒斯下等人那樣卑躬曲膝的時候，我有幸結識的英國人當中，沒有一個人會以此為然。然而，儘管這種行為令人作嘔，作為國家，怎樣才能採取一系列必要而有效的措施來加以抵制呢？政府總是太晚才知道，任用不誠實的代理人，對於國家就如同對於個人一樣有害。」 如果像我所說，中國革命以袁世凱當上民國總統而告終是一場巨大的災難，那麼，我以為，若是外國列強找不到抵制袁世凱及其民國的辦法，邁出承認它的令人作嘔的一步，那將是一場更大的災難，它不僅危害中國，而且危及全世界。有一個故事，講一個西班牙貴族，當他受命接納一個身居高位的臭名昭著的賣國賊時，說道：「我完全服從命令，然後便焚毀自己的家園。」如果外國列強承認袁世凱，那麼，中國人就將同那個西班牙人一樣，暫時接納他，但隨後必定焚毀自己的家園，在焚毀自己家園的同時，也會將大火引向全世界。 最後，讓我再一次強調中國共和主義意味著無神論的事實。當羅伯斯庇爾在法國大革命期間公開宣布無神論，並制定理性女神（GoddessofReason）的法令時，所有的歐洲人都渴望見到自由、平等和博愛的黃金時代的到來。然而，在不到六個月的時間裡，隨之而來的不是黃金時代，而是動搖整個歐洲王權的「恐怖統治」。現在在中國，袁世凱的喉舌不僅無恥地宣稱共和政體是最好的統治形式，而且實際上宣稱共和國對於中國人民來說，就等於是無神論的代詞。所有歐美人都希望看到一個改良、進步和繁榮的新中國，但在我看來，袁世凱及其共和國在中國存在的直接後果，甚至於比法國的「恐怖統治」還要可怕——它必將迫使歐美諸國非常嚴肅地反省他們對待中國及其文明的方式。 湯·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