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理智 · 看電影流淚

因為我看電影常常會流淚，所以我總喜歡坐在我旁邊的人默默地抽咽著他或她的鼻子，或臉上帶著一道亮光光的淚痕離座而去。我總認為這樣的人是一個比較好的人。現在我老實覺得看電影流淚是一點沒有什麼可恥的了。這對於人是有許多好處的。且聽我說來。 「你流過淚嗎？」當我們看過了囂俄[即雨果]的《孤星淚》的電影，從南京大戲院裡出來的時候，我的妻子問我道。 「我當然流淚的咯。」我說道，「凡是看了那個打動我們全部情感的偉大小說而不流淚的便算不得是一個有充分人性的人，是嗎？」 事實上，我是大大地受了感動的。那天晚上我感到頭痛，一點事情也不能做。我玩了一會撲克，但也毫無興趣，我輸掉了四元二角半錢。 看一本好的小說，不論是電影或原書，而不應該流淚，這種無謂的話有什麼意思呢？為了尊重起見，我且不妨引點亞里士多德與司馬遷的話。亞里士多德說真正的悲劇精神是一種「瀉劑」，是通利我們的情感的藥劑。而我們的那位大史學家及文章家司馬遷則說悲劇可以「平和血氣」。如果一個大作家寫了一部大作品，搬上了舞台，觀眾看了並不流淚，那麼演員或觀眾一定是有點毛病了。大家都說流淚是可恥的，是沒有丈夫氣的。在某種程度上，在日常生活中這句話是不錯的，如果一個人太容易哭或笑了，我們便要說他是一個弱者，一個在感性上與脾性上有所不平衡的傢伙，或是一個稚氣的白痴了——這些話也都是對的。但一個人難道沒有應當深深地受了感動而流幾滴眼淚的嗎？在電影中，生活以一種更凝集的姿態呈現在我們的面前，以一種日常生活所沒有的力量感動著我們。如果它不能使我們感動得流淚——如果不能感動我們這些馴良的，有紀律的，傳統化了的，且又以我們的傳統性自傲的人們，那麼還說什麼悲劇的通利作用呢？ 伊薩多拉·鄧肯曾把一個女人比做一件樂器，並把一個只有一個愛人的女人比做一件只被一個音樂家玩弄過的樂器。每一個大情人對於同一個女人可以拿她當做一個各各不同的情人。正如每個音樂家可以從同一樂器中彈出不同的曲調。每一種藝術工作無非全是在藝術家與創作的資料或工具間的一種反應，有時又是藝術家與讀者或觀眾間的反應。因此，同是一幅畫面，可以使一個人激起熱情，同時又使另一個人漠然無動。不論是電影上或繪畫上的畫面，都是如此。觀賞者愈是敏感，他對於這藝術作品的反應也愈大，比起別一些較少感受性的人們來，他在這畫面中所感受的也愈多。同樣是一幅黃昏的風景，可以使一個人感動得流淚，而對於另一個人，也許只不過是一幅普通的落日圖而已。老練商人每每因不受普通的落日圖所動情而自得——難道他也沒有流淚的時候嗎？——為了他的股票每日漲價一倍而高興得流淚，或為了銀行界與他斷絕往來而失望得流淚嗎？既是如此，那麼所謂流淚就算是沒有丈夫氣或不該流淚等等，這些無謂的話又算得什麼呢？ 在事實上，有的人比別人敏感一點，正如提琴之分優劣一樣。一件偉大的藝術作品是需要一個敏感的人去吸取其所能享受的感受的。一匹名馬需要一個好的騎手，一支好的樂曲也需要一個能了解的音樂家或樂隊指揮，他要能夠從休倍脫（Schubert）的作品中領略到休之所以為休的全部柔和性，以及從勃拉姆斯與查考夫斯基的作品中領略到勃之所以為勃及查之所以為查的全部感傷性。在書與作家中，那情形亦然如此。每一個人對於一個優秀的作家領略，是絕對受著他的智力與感情的天賦所限制的。這一個人領略他這一點，那一個人又領略他的那一點，讀者與作者之間有完全相同的反應這種情形我們極少看見，正如我們難得看見一支樂曲與一個天才樂隊指揮的擬測之間有完全同情的反應一樣。 不錯，在這個人世間是委實有淚的，問題只是我們在什麼事上流淚而已。世上有歡喜的淚，哀愁的淚，愛的淚，寬恕的淚，母子間離合的淚。有的人聽了一個令人作嘔的感傷故事會流淚，有的人則對於真正的美與仁慈流淚。但無論什麼人，他感到要流淚的時候就儘管流他的淚吧，因為我們在未有理智之前本是動物，而流一點眼淚，不論是寬恕的淚，可憐的淚，或因真正的美而感到歡喜的淚，對於他總是有一點好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