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歷史 · 第21章 宋代與改革的難題

長期以來，中國人一直懷著深厚的感情回憶起宋朝。它並沒有重演漢唐對亞洲的征服，正相反，它甚至沒有把韃靼人從那些他們依然占據著的部分中原領土上趕出去，在宋代的後半時期，它甚至被迫放棄了整個北方。然而，中國文人從來都不認為軍事力量應該跟文化成就等量齊觀。他們的古典氣質，或許還有對軍人的階級嫉妒，導致他們系統化地站在哲學的立場上貶低所有尚武的政策。當他們的反武理論導致入侵的時候，他們就會用軟弱無力的主張和姍姍來遲的愛國主義批評贏得勝利的軍隊。《資治通鑑》是一部中國通史，或許是由宋代文人中最合格的代表所編纂的，此書就是這種觀點的代表。另外，宋朝憑藉其對古典文化、哲學思考、教育、考古和業餘藝術愛好的優雅趣味，從而不可避免地贏得了文人的共鳴。 沒有追尋漢唐的輝煌足跡當然不是宋朝創立者的過錯。宋朝的第一位皇帝趙匡胤（宋太祖），是中國歷史上最富於同情心的人物之一。在當上皇帝之前，他是一位為前朝效力的將領。前朝皇帝去世的時候，留下了一個7歲大的孩子作為繼承人。同時，一場戰爭正在發動，對手就是那個令人生畏的契丹，這場戰爭是由趙匡胤指揮的，結果大獲全勝。軍隊覺得，必須由一位強人來掌權，於是迫使他們的統帥採取行動。一天早晨，天剛蒙蒙亮，將士們把趙匡胤的大帳團團圍住，他被驚醒了，看到周圍自己手下的軍官正劍拔弩張，聲稱要擁戴他做皇帝。還沒等他來得及答覆，將士們就給他披上了皇帝的黃袍，用肩膀扛著他，把他舉到了馬背上。他們把他帶到了軍隊中間，將士們大聲向他歡呼，排成縱隊，動身朝都城的方向行進。然而，在馬背上待了幾分鐘之後，趙匡胤便下令停止前進，對將士們說：「汝等貪富貴立我，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為若主矣。」眾將士紛紛下馬，大聲喊道：「願受命！」趙匡胤說：「太后、主上，我北面事者，不得驚犯；公卿，皆我比肩，不得侵陵；朝市府庫，不得侵掠。用命，有重賞；違，不汝貰也。」[1]所有人全都發誓遵守這些命令，軍隊繼續秩序井然地向前行進。第二天，他們進入都城開封（汴州），在那裡，趙匡胤悉心確保了兒皇帝和太后的安全，而且確保讓他們過得舒適安寧。這之後，他正式登上皇位（960年2月）。 他後來的統治與這一開端是一致的。他是個仁慈而能幹的管理者，頭腦冷靜，作風穩健。他治癒了四分之三個世紀的內戰所留下的創傷，幾乎重新統一了全中國。在他統治時期的15年里，他一個接一個地征服了華南的地方王國（971年打下廣州，975年平定南京）。最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征服儘管也牽涉到戰爭，但並沒有伴隨著針對平民百姓的暴行。宋軍的將領們下令，一旦城市被攻克，就宣布大赦。至於那些其領土因此被重新納入帝國版圖的地方諸侯，趙匡胤不僅不為難他們，反而給他們發放津貼，讓他們入朝陪侍。對那位抵抗時間最長的、南京的前統治者，太祖皇帝還不乏幽默地封他為「違命侯」。 像唐朝衰亡以來所有王朝的創立者一樣，趙匡胤也是憑藉軍威登上皇位的。但一旦掌權，他就決心要結束這樣的慣例。他把所有的軍隊首領——他從前的戰友——召集起來，舉行了一場友好的宴會，僅僅憑藉說服而沒有威脅恐嚇就贏得了他們的支持，他們紛紛保證，為了國家的利益，將正式放棄他們的軍事指揮權。作為交換，皇帝賞賜給他們土地和財富。就這樣，結束了半個多世紀以來讓中國精疲力竭的經常性軍事政變的規律，一個「民事帝國」終於重新建立起來。趙匡胤一直到最後都表現出了同樣的智慧。他感覺到死亡正在逼近，考慮到自己的兒子太年輕，不足以擔負治國的重任，他叫來自己的弟弟，取下掛在床邊的戰斧，交給他作為權力的象徵，告誡他要做個好皇帝。然後，他死了（976年11月）。 新皇帝太宗（976—998年在位）收復了最後的地方王國（在陝西境內），儘管有契丹人的介入，但還是在經過長時間的圍攻之後拿下了它的都城太原（979年6月），就這樣完成了他哥哥未竟的事業。接下來，他嘗試從契丹人手裡奪回他們在關內占據的領土——大同和北京地區。979年7月，他揮師北京，包圍了這座城市，但在城市的西北方被契丹人擊敗，不得不匆忙撤退。986年，他又一次發動攻擊，這一次甚至連北京的邊都沒摸著。他的大軍在北京與保定之間被擊潰了，乘勝追擊的契丹人順勢而下，進入了河北南部。在他的兒子真宗皇帝的統治時期（998—1022），契丹人繼續著他們對中原領土的入侵，到達了黃河岸邊，與皇城開封隔河相對。朝臣們驚慌失措，建議真宗撤退到長江下游的南京，甚或四川，但被皇帝拒絕了。在北邊，黃河對岸有一座中國小城澶州（澶淵）在抵擋著敵軍，它的抵抗阻擋了契丹向都城的進軍。真宗皇帝勇敢地親自前往，坐鎮澶州；他堅定的姿態使守城將士軍心大振，也讓契丹人大為震驚。在澶州，真宗皇帝跟契丹人簽訂了和議，契丹同意撤出他們最近在河北南部占領的地盤，滿足於像過去一樣只占據北京和大同（1004年）。其間，在跟契丹人爭逐的同時，帝國的困境被吐蕃的一個民族——唐古特（党項）人——給利用了，這些唐古特人大約在公元1000年的時候成了鄂爾多斯、阿拉善和甘肅的主人，他們在那裡建立了一個獨立王國——西夏。 宋軍兩次企圖從契丹人手裡收復北京的努力均以失敗告終，再加上唐古特人在西北邊陲建立了這個新的蠻族王國，這一切讓宋王朝開始反感好戰的政策。他們開始滿足於僅僅阻止契丹人的襲擊，聽天由命地把北京和大同的邊境留給契丹人，而把鄂爾多斯和甘肅交給唐古特人。就北京而言，這一犧牲遠沒有我們今天看上去的那麼重大。至於它的偏遠位置就更不消說了，在那個年頭，它僅僅是個非常次要的地方城市，一個在中國歷史上幾乎沒有扮演過任何重要角色的邊陲之地。它的重要地位是從契丹人定都於此的時候開始的。從11世紀漢人的觀點看，一方面放棄北京和大同，另一方面放棄甘肅，都不是什麼大不了的犧牲。除了這三個偏遠的邊陲之外，大宋王朝依然擁有整個歷史意義上的中原。一百多年來，他們沉湎於文學、藝術和智力論爭；最重要的是，宋代是一個意識形態大討論的時期，最重要的論戰發生在「保守派」與「改革派」之間。 然而，這場論戰不僅僅是一場智力娛樂。那些導致唐朝崩潰的經濟和社會危機，已經造成了對農村人口的普遍奴役，小地主被迫賣地，成了佃戶或大地主莊園裡的僱工。當時的一位著名作家蘇洵（1009—1066）描述了這一情境： 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資於富民，富民之家地大業廣，阡陌連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驅役，視以奴僕。……而田之所入，己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於富強，耕者日食其半以至於窮餓而無告。[2] 1308年的一篇文獻也說到宋代同樣的情形：「有田者視佃戶生死如草芥。」 王禹（死於1001年）的一首詩描繪了一幅饑荒時期鄉村貧困的辛酸畫面： 謫居歲雲暮，晨起廚無煙。 …… 門臨商於路，有客憩檐前。 老翁與病嫗，頭鬢皆皤然。 呱呱三兒泣，一夫鰥。 道糧無斗粟，路費無百錢。 聚頭未有食，顏色頗饑寒。 試問何許人，答雲家長安。 去年關輔旱，逐熟入穰川。 婦死埋異鄉，客貧思故園。 故園雖孔邇，秦嶺隔藍關。 山深號六里，路峻名七盤。 襁負且乞丐，凍餒復險艱。 惟愁大雨雪，僵死山谷間。 應當承認，這樣的情境並非只有宋代才有，饑荒的歲月，連同它們帶來的苦難和不幸，在整個中國歷史上總是周期性地反覆出現。但可以肯定，在這一時期，當人們還沒有找到解決耕地問題的辦法的時候，農民的悲慘境況看來是無可救藥的。除此之外，小塊地產的消失，徹底顛覆了稅賦的定額，擾亂了國家的財政，無論如何，一百年的宮廷政變和內戰已經使得國家財政陷於崩潰[3]。 在經過如此之多的內戰之後，似乎預示著一次傳統價值的普遍回歸，大宋王朝從一開始就關注著為這次復歸提供一個明確的智力基礎。趙匡胤從他作為王朝創立者登上皇位的那一刻起，就一直依靠儒士，他和他的繼任者們都從儒士階層中招收管理人員。為了保證新成員的穩定供應，他們重建並改造了科舉考試制度，這一制度從那時起就擁有了它的最終形式。仁宗皇帝（1023—1063年在位）在各主要城市創立了府學，在首都創立了太學，而且重建了包括三個主要科目（經義、詞賦、策論）的考試大綱，從而完善了這些措施。最後，他把最重要的公共職務委任給了當時兩個最著名的文人：歐陽修（1007—1072）和司馬光（1019—1086），兩個人都是有名的歷史學家，前者還是個著名詩人。 不久之後，文人的內部出現了分歧。儘管他們全都藉助於儒家正統，但他們對儒家經典的解釋卻各不相同，對他們那個時期的經濟社會危機所提出的解決辦法也不相一致。在神宗皇帝統治時期（1068—1085），改革者們在鼎鼎大名的王安石的領導下開始掌權。 實際上，在他掌權之前，改革已經箭在弦上，蓄勢待發。在仁宗皇帝（1023—1063年在位）的治下，1057年，詔天下置廣惠倉，分配穀物給老幼貧病者。英宗皇帝（1064—1067年在位）儘管是個有保守傾向的統治者，但他還是投入了百萬緡錢捐贈給常平倉。在豐收之年，物多價賤的時候，這些官倉就以高於市場價的價格買進穀物，在歉收之年，物價飛漲的時候，就以較低的價格把這些穀物投放市場。這些官倉就這樣服務於雙重目的，儲備穀物以應對匱乏時期，打擊投機以平抑物價。 然而，王安石很快就超越了這些溫和的努力。 王安石（1021—1086）是中國歷史上最有趣的人物之一。很少有人像他這樣在有生之年遭到過如此猛烈的攻擊。他因為教條主義者的倔犟、因為他的不修邊幅和不乾不淨的臉，而飽受責難，所有這些都與其他文人形成了鮮明的對照。然而就在最近，他又被人們吹上了天，不僅被視為一個「國家社會主義者」，而且還被認為是一個民主主義者和孫中山的先驅。實際上，他的改革似乎一直都受到了牽制，尤其是財政因素的牽制。為了讓國家從普遍的繁榮中獲得財富的增長，就必須幫助人民提高產出。正是抱著這一雙重目標——在讓國家富強的同時也讓人民擁有更好的命運——1069年，王安石創立了一個常設的改革委員會，由他自己領頭。經濟體系的重建立即就開始了。王安石制定了一套收入和支出的固定預算，不得以任何藉口超出這個預算，支出被削減了百分之四十。 農業，是迄今為止中國財富最大的來源。為了增加產量，王安石決定要保護農民免受貧困，免遭債權人的掠奪。為了這個目的，國家同意貸款給農民，以收成作為擔保[4]。這些貸款在春天給農民，到了秋天，收穫之後，就向國家償還本金和利息。農民們的另一項抱怨就是地方官下令讓他們做苦役時所使用的專橫方式。王安石廢除了強迫勞役，代之以歲捐，用這筆錢建立了一項基金，用於支付公共工程的費用。這是一項重大創新，因為這項稅捐是最早按個人徵收的稅賦。與此同時，他還把土地測量的記錄刷新到了最近的日期，這項革新措施因為9世紀的耕地改變而變得絕對必要。在古代中國，土地稅一直是按照農民的土地徵收的，而這些土地又常常是村民的財產。自從9世紀以來，當那些小塊土地消失、被併入大莊園的時候，就有必要尋找另外一種辦法。這正是王安石在重建土地登記時縈繞心頭的事情——不，正像有人所聲稱的那樣，這不是重新登記，而是一次財產的重新分配。1073年，他把整個國家按一平方里（一里約為630碼）為單位進行了劃分，這是新土地稅定額的基本單位。正如馬伯樂曾經指出的那樣，這是一次純粹的財政改革，不帶任何「社會」特徵：「土地所有制依然沒有改變，而且跟這些新的財政分割也毫無關係。在地產的部分或整體屬於同一地區幾個土地所有者的地方，每個人按照自己在整個地區所占比例繳納一部分稅金。」這套地產制度依然是大領地的制度（就連王安石這樣的改革家，也沒考慮拿它開刀），但帝國卻因此得到了一份準確而便利的地籍測量。 這期間，國家控制是成功的。1074年之後，每一位土地所有者都不得不對自己擁有的每件東西進行申報，「包括豬和雞」。商業也得到了管制。一切日用品都由官吏定價，他們規定強制性的市場價格。國家收購全部未售出的貨品。稅捐可以用實物抵付。官吏仿佛成了官方的倉庫管理人，他們囤積這些產品，在播種時節或者在匱乏時期重新分配它們，作為預付款。「這些措施的目標，就是把價格保持在一個合理的水平上，阻止任何非法提價或日用品價格的過度下跌，以此打擊投機。」但在這裡，最終的目的又一次是財政目的。倉庫里的商品應徵收百分之二十的年稅，這是以商品本身和貯藏商品的建築物做抵押的。如果稅捐沒有及時繳納，就會按百分之二的比例遞增。與收成抵押貸款一起，王安石在1071年至1072年間還創立了財產抵押貸款，這樣做為的是鼓勵商業行為。更準確地說，這是「專門為市場中的貿易組織創建的一個法庭」，它有權貸款給以抵押作擔保的商人。 王安石是個文人，但他認為，科舉考試的科目所產生的更有可能是三家村學究，而不是管理人才。1071年，他裁掉了文體比觀念更重要的詞賦考試，以及所有純文學意義上的文學。打那以後，考試科目就只包含：經義（依據這位改革家的新解釋）、策、論。判斷投考士子所依據的，更多的是他們的個人觀點和實踐知識，而不是他們遣詞造句的典雅。 正是這些文學上的改革，而不是他在經濟上的創新，把王安石暴露在大多數官僚的最猛烈的攻擊之下。他按照自己的理念對儒家經典所作的新解釋，在保守派儒士們看來，是一種褻瀆聖賢的行為。他的所有改革被當做笑柄看待，後來的關於這一時期的記載，讀起來就像是一份直接針對他的長篇小冊子。事實上，由於歷史是由他的那些獲勝的死對頭們所撰寫的，要想形成一個沒有偏見的觀點恐怕也很難。然而，他的耕地改革似乎導致了生活費用的降低。據他自己證實，只要他的改革依然在發揮作用，就會「五穀賤如水」。他的一首詩真摯感人（像他那個年頭的所有文人一樣，他也是個詩人），顯示出一種深沉的人道主義情懷，正是這種情懷激發了他的那些經濟措施： 婚喪孰不供，貸錢免爾縈。 耕收孰不給，傾粟助之生。 物贏我收之，物窘出使營。 後世不務此，區區挫兼併。 然而有一點倒是真的，這些改革（或許操之過急）因為採用了惰性的形式而引發了所有更強烈的反對。由官方實施的產品儲存，需要一個廉潔公正的管理機構，而實際上的管理機構遠不夠廉潔。即便是播種時節發放給農民的貸款，也產生了與立法者的意圖背道而馳的結果。經常出現的情形是：那些接受貸款卻沒能償還本息的農民，結果發現自己的財產被當局給沒收了。保守派領袖、歷史學家司馬光，有一個很好的機會以此為理由反對整個制度：「在理論上，華而不實，堂皇美妙，無過於此者；而在實踐上，為害國家，亦無過於此者。你把穀物借貸給百姓，他們始而吃喝浪費。你再貸給他們穀物，他們就賣掉它，他們的能動性就消失了，變得懶惰了。」對此，王安石答道：「士大夫行路，只會跟著祖宗亦步亦趨；如果向他們指出一條更安全、更有益的道路，他們根本不會屈尊嘗試著走上一步。」 對王安石的改革，最嚴肅的批評是：國家只以百分之二十的利率發放青苗錢。這比起私人放債者百分之五十的利率來，無疑算是一個相當溫和的利率了。同樣肯定的是，農民因此背上了異常繁重的債務。如果收成很糟，或者像司馬光所預言的那樣，如果他們草率地揮霍掉了貸給他們的青苗錢，那麼，當還貸的時間到來時，他們就只能選擇：要麼被沒收財產，要麼逃之夭夭。危險越來越大，因為當窮人幾乎無法抵抗一筆意外資金的誘惑時，地方官也樂於讓窮人屈從以符合自己的利益。由於這些百分之二十的利息，青苗錢於是成了地方收入最豐富的來源之一，因此導致行政部門施加一切可能的壓力，勸誘農民背債。儘管王安石的用心良苦，其意可嘉，但青苗錢卻成了從那些頭腦簡單或窮途末路的農民那裡榨取的附加稅，從而顯得面目可憎，而這個改革者的政府，則扮演了一個大規模放債的高利貸者的角色。從根本上講，王安石被懸在了中間，一邊是渴望幫助人民的良好願望，一邊是恢復國家財政的必要。跟他作對的保守派則顯得遊刃有餘，不乏技巧地把他的青苗錢制與更溫和也更穩妥的「常平倉」計劃（我們已經解釋過）相比照。 1085年，神宗皇帝的去世，以及他15歲兒子的繼位（由高太后攝政），導致了改革派的失寵以及司馬光所領導的保守派的重新掌權。不久之後，王安石辭別人世，緊隨其後的是司馬光（1086年）。司馬光之後，保守派中最傑出的人物是詩人蘇軾，通常被稱做蘇東坡（1037—1101），他的影響似乎一直是令人愉快的。他對人民相當熟悉，了解卑微百姓的觀點和真正的渴望，他總是設法降低把君王與臣民隔開的障礙，打破朝廷危險的隔離狀態。他說：「在仁政時期，最卑微的臣民應該自由地讓皇帝知道自己的冤屈。」然而，蘇軾的率直很快就讓他失寵了。1093年，當攝政太后（她寵信保守派）去世的時候，哲宗皇帝重新起用了改革派。接下來的一位皇帝徽宗（1100—1126年在位，他戲劇性的一生我們將在後面論述）在1106年先是召回了保守派，然後在1112年又再次把信心寄托在改革派的身上。但是，從現在開始，改革運動的命運多半是個次要的問題了，更大的問題是兩派政治家之間的個人衝突。無論如何，儘管有許多的政治爭執，但大宋王朝給中國帶來的和平還是產生了有益的結果。845年的人口普查顯示，當時的人口總數大約是3000萬，而1083年的人口普查卻顯示全國人口將近9000萬。這大概並不是因為北方人口的大規模增長，這裡的人口已經非常稠密了，而是因為帝國的南部地區開始達到了相當大的人口密度，從漢代以來，這裡一直被系統地拓殖。 而且，幸運的是，南方的這種殖民化如今已經完成了。由北方各省的蠻族入侵所導致的徽宗皇帝的政策，再一次讓南方成為了中國獨立的庇護所。 【注釋】 [1]本段中的引文均出自陳邦瞻《宋史記事本末》卷一。 [2]《蘇洵集·嘉集》卷五《衡論》。 [3]原註：1065年，王安石變法的前夕，正常的財政支出（據《宋史》記載），總計達120,343,174緡，加上11,521,278緡的額外開支，而財政收入則只有10,138,400緡。 [4]原註：在中文裡，這一貸款被稱為「青苗錢」。這一制度從1067年9月起執行。（參見周還：《收成信貸》，巴黎，1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