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歷史 · 第1章 中土

亞洲文明是眾多美索不達米亞之類的大沖積平原的產物，這些地方，土壤的天然肥沃激發了人的農業才能。這就是巴比倫在西亞的情形，也是中國的「中原」在東亞的情形。 這片大平原，從北方的北京到南方的淮河，從西部洛陽的通衢大道到東部山東的崇山峻岭，覆蓋範圍超過12萬5千平方英里，面積比英格蘭和愛爾蘭還要大。按照希羅多德的說法，埃及是「尼羅河的饋贈」，同樣，中原也是黃河及其支流的饋贈。「在相對晚近的時期里——我們是在地質學家所賦予的意義上來使用這個說法——這塊平原是一片海灣，大海的波濤沖刷著山西的絕壁懸崖，而今天的山東半島，當時還是一座島嶼。」從遠古時期起，黃河就從更遠的西部黃土高原攜帶著巨大的泥土沖積層滾滾而下，把它們堆積到這一區域，因此創造了一片非常肥沃的沖積土。作為這一泥土沉積物不斷積累的結果，大海被阻擋住了，海岸線不斷向東延伸；這個過程今天依然在繼續。就這樣，年復一年，泥漿抬升了黃河的河床，兩岸的居民不得不相應地築高他們的堤壩，結果，這條大河流到下游的時候已經遠遠高出於平原之上；這是一種荒謬的情境，充滿了極度的危險。 再向西，在中原的那邊，綿延著層層疊疊的黃土梯田，覆蓋面積超過26萬平方公里，那條營養豐富的大河就是從這裡發源。這一丘陵起伏的地區，整個都被浩瀚無垠的黃土層所覆蓋，它類似於阿爾薩斯黃土，是在過去數千年里被大風所堆積起來的細膩的黏土、沙粒和石灰岩的塵粉，形成了大塊的整體，歲月的侵蝕把它們切割成層層梯田。總的來看，這是一塊像中原一樣肥沃的土地（那時候這裡並不缺雨）。這裡是黍稷和小麥的王國[1]。最後，還有一些廣袤的區域，從北京到開封，再從開封到南京的門戶，西北梯田的黃土與中原的沖積泥層在這裡悄無聲息地融合，組成了整個地區最肥沃的部分。在這一區域，黍稷耕作與水稻耕作[2]結合了起來，前者適合於黃土梯田，後者則更適合於淮河流域和長江[3]流域。 中華文明就是從這一地區興起，與農業的發展攜手並進，或者毋寧說，是與黍稷耕作以及後來的水稻耕作攜手並進。史前時期不為人知的那幾百年時間，被用來焚燒並清理覆蓋著西北黃土高原的灌木叢林，被用來排乾浸潤著東北中央平原的沼澤濕地。《詩經》中的遠古歌謠頌揚了這項勞作：「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還有：「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藝黍稷。」[4]在那些因為指導這種集體勞動而受到頌揚的神性英雄中，有一位是神農，他教會人們刀耕火種、使用鋤頭；另一位是后稷——「黍稷之王」。還有一項同樣重要的勞動，要歸功於傳說中夏朝的創立者大禹。他通過挖溝排水的工作，從水中開拓土地，「讓江河退回大海」，並增加了溝渠與河道的數量。 正是漢人的祖先們所過的這種農業和定居的生活，把他們與那些一直過著遊牧打獵生活的部落區別開來，這些遊牧部落，要麼生活在陝西和山西北部的大草原上，要麼生活在淮河與長江流域的沼澤森林裡——他們大概屬於同一種族血統。沒有理由認為存在種族的差異，更無法想像他們是原始中國人種的移民——有人說他們來自中亞。而且，這些「野蠻」部落，環繞著遠古中原的狹小領地，他們註定終有一天也要採用漢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從古風時期[5]的末葉開始，他們逐漸放棄了自己的遊牧生活，開始從事農業（在長江下游的遊牧部落中，這個過程是自然而然的）。在東京灣[6]也是一樣，如果說安南人與他們的芒族同胞有什麼不同的話，那是因為他們成了海濱地區稻田的耕種者，而生活在內陸森林中的芒族人卻沒有嘗試去學習關於農業的任何東西。 就同樣的地區而言，古代中國農民的社會生活，跟今日的鄉村生活並無大的不同。在大平原上，他們住在泥屋裡（磚要到後來才得以使用），這些泥屋抵抗不了季風雨和侵蝕所造成的毀壞；而在黃土高原上，他們則居住在從峭壁上挖出的窯洞裡，田地懸於農舍之上，窯洞的通風口有時候古怪地通到耕地的中間。蠶的飼養看來也有著非常古老的起源。如果我們可以相信《禹貢》（約公元前5世紀）中提到的經濟地圖的話，山東及毗鄰地區就很可能一直是「桑土」[7]。除此之外，在傳說中的「三皇」當中，排名第二的黃帝曾親自教漢人養蠶，用紡織品取代他們用稻草或野獸毛皮所製成的「粗」衣。而中原農民自古以來就從灌木叢和沼澤地里開墾土地，為的是確保他們的征服地能採用一套精耕制度，這套制度在他們今天的後代中依然有效。有人寫道：「中國人的農業只不過是更大規模的園藝而已。」我們可以補上一句：在中國農業的發祥地，無論是在黃土高原，還是在中原沖積地，都找不到真正意義上的林地，漢人對森林有一種憎惡感，不管是在哪裡發現的。在成了這片土地的主人之後，漢人便系統地開山伐樹，遠遠超出他們對燃料的直接需求，同時也懶得去操心如何進一步利用那些山丘，任由它們光禿禿地躺在那裡。因為有西北梯田和東北遼闊低地的養育，他們根本不願意在高地上定居。平原上的黃土就這樣世世代代塑造著漢人。 沒有比中國農民的生活更辛苦勞累的了。儘管他們有著頑固倔犟、不屈不撓的耐性，儘管有黃土高原和中原的天然肥沃，但他們始終聽由自然環境的擺布。在乾旱時節，黃土地面臨饑荒的威脅，而在中原，則有黃河泛濫的危險。漢人對他們所說的「河神」懷有一種迷信色彩的畏懼，這種畏懼，佐證了遠古時期的河畔居民因這位無法駕馭的鄰居而感受到的恐怖。為了讓河神息怒，他們總是定期向他獻上童男童女作為祭品。這些大片大片的低洼地，因為缺乏造林而無力抵禦洪水和乾旱，這裡的農民，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的農民都更加勉強地依賴於土地。他們日常生活的秩序受到節令的控制。 比其他任何農業地區都更加明顯，這裡的鄉村生活被清楚地分割為截然不同的兩個階段：從春至秋在地里勞作，接下來就是在室內過冬。春分時節，冬天的幾個月里一直躺在地里的「禁牌」被豎了起來，一個頭等重要的儀式——神田的首耕，由國王親自主持，給土地「驅神」。春分不僅預兆著土地的豐饒，而且預示著種族的繁盛。在「燕燕于歸」之日，人們開始舉行婚禮，這在冬天是被禁止的。在鄉村，當「初雷乍響」的時候，年輕的農夫和鄉村少女們便聚集到一起，唱著情歌，在田野里結合： 溱與洧，方渙渙兮。 士與女，方秉兮。 女曰：「觀乎？」士曰：「既且。」 「且往觀乎？」洧之外，洵且樂。 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8] 秋分時節，在舉行收穫慶典之後，對於村民來說，閉門不出的冬天便開始了，這其間，女人們把她們的時間都用在了紡織上。不難看出，農民的生活範式嚴格遵循季節的循環。漢人最初的宇宙觀，尤其是把事物分為兩個一般類別的原始「分類法」，很可能就來源於此，這種分類法直至現代依然在支配著所有的中國哲學體系，無一例外。早期的農民生活被嚴格地劃分為兩個時期，一是閉門不出的冬季，此時女性的工作很突出（這是紡織者的季節），另一個是農業勞作時期，主要由男人打理。按照類似的分類方法，萬物被分為兩種法則或形態：陰和陽，陰對應陰影、寒冷、收縮、潮濕和女性，陽對應熱、膨脹和男性。這兩種法則，就像它們所效仿的季節階段一樣，是互相對立的，同時又互相更改、互相引發、互相轉換。它們之間的互相依存，或者統轄它們的交替與轉換的秩序，就是宇宙的秩序，也是社會的秩序，或者照中國人的說法，就是「道」，這是構成後來中國一切哲學學說的一個中心概念。 中國人的原始宗教，其主要目標就是確保季節的循環與農業生活的周而復始相和諧，或者像後來所說的：天人合一。天上的秩序，由居住在大熊座的「皇天」（也稱「上帝」[9]）所控制。同樣，人間的秩序則由國王來保證，為了這個目的，國王被授以「天命」，這讓他成為「天子」。國王的職責就是為管理農事而制定曆法，用必須的獻祭以及與皇天相協調的儀式活動舉行季節儀式。在大祭司這個角色上，國王的首要職責就是主持新年大典，通過祭獻一頭紅牛作為燔祭向皇天祈春。接下來就是耕神田，這是農事開始的信號。在夏天的第二個月，國王要舉行另外一場獻祭，伴隨著祈雨，如果不成功的話，那麼就要處死所有的神漢和巫婆，他們因為自己的咒語被證明毫無效果而被活活燒死。最後，在冬天快要到來的時候，國王主持棄田儀式，然後帶著祭品返回冬天的住處，這一次，犧牲品是一頭黑牛。這次祭祀是獻給「太陽神」的，接下來的一次祭祀就是獻給祖先的了。最重要的一次慶典——收穫慶典——圓滿結束了一個周期，全國的百姓都要參加這次慶典，飲酒狂歡，普天同慶。在每個季節，國王都要穿戴合乎季節「方位」的服飾：冬天是黑色，春天是綠色，夏天是紅色，秋天是白色；這些就是他在大祭司的職位上行使職能所穿著的僧袍。在他行使五花八門的職責時，協助他的有整個卦師和法師「團隊」——這些人在早期中國哲學的苦心經營中所扮演的角色稍後我們會加以分析。 除了這種「季節循環」之外，還有一種「祖先循環」，這對今天的所有中國百姓來說是很平常的事，但在遠古時期卻只局限於貴族階級。實際上，只有那些有理由被祖先靈魂附體的貴族，才是唯一的擁有一顆能夠生存下來的靈魂的階層。事實上，他們擁有兩顆靈魂，一顆是純粹的動物呼吸，註定要變成一種鬼，圍繞著屍體盤旋；另一顆則是精神上的靈魂，死後以神怪的形式升天，但只有當其實體被子孫們的祭品所供養時才能生存。這種「祖先崇拜」，本質上與日常或季節性的供奉有關，這些供奉使得死人（被他的牌位所代表）能夠參與到家庭生活中來。就它的起源來說（即「地神」崇拜，在原始時期被一棵樹或一塊粗糙的石頭所代表），同樣也與這種領主宗教有關。這個神（最早的地域性的神）兇狠而殘暴。馬伯樂[10]說：「他喜愛祭獻給他的鮮血和祭品，獻祭的時候首先要用犧牲者的鮮血塗抹他的石碑。這個犧牲者通常是一頭牛，不過，要是用人牲也不會讓他不快。」 在人類歷史上這些鴻蒙初始的時期，我們發現了一個農民社會，他們生活在中原與黃土沖積層的交匯處，在忙著清理這塊遠古的中國領土上的矮樹叢，這是一個有著貴族階級和君主政體的社會。那些戰爭領袖的存在，證明了中原農民被迫生活在這樣一個國家：他們時刻要警覺地提防著周圍的半遊牧部落。 由這個農民社會的土地所積累起來的財富，很快就產生了一個高踞於社會頂端的奢侈階層。儘管對於第一代王朝——夏朝——的政治歷史我們實際上一無所知，但關於他們在這個遙遠時期里所使用的器具，考古學最近給了我們一些蛛絲馬跡，在最近7年里，關於第二個王朝——商朝（前1558？—前1050？），考古學為我們提供了一批意想不到的發現。 鑑定年代來自夏朝時期的最早考古發現，出土了一件粗糙的裝飾陶器，飾有所謂的「篦紋」圖案。這種裝飾風格，在歐洲的俄羅斯被普遍使用，在公元前2000年至1500年之間的西伯利亞尤為著名，它的發現或許表明，這兩個國家在那時候就已經存在某些聯繫了[11]。接著是繪製器皿的發掘，近年在河南省的仰韶和秦王寨兩個村子發現了一些磚紅色的陶瓷器皿，繪有一種生氣飽滿、筆法靈動的裝飾圖案，包括幾組意想不到的條紋、三角、斑點、交叉線和帶有睫毛的眼睛。仰韶陶器出現在大約公元前1700年，這個日期與夏朝的第二階段是一致的。 半山陶器（這是以甘肅省內自1921年起開始發掘的一個地點命名的）的鑑定年代是公元前1500年至1400年之間，或者依據某種觀點是在公元前1400年至1300年之間，這個年代與商朝的第一個時期相吻合。這些器皿是真正的藝術品，繪有紅黑兩色螺旋紋的華麗裝飾，其裝飾品質堪與愛琴海的藝術品相媲美。而且，這種可比性不僅僅是風格上的，因為類似的主題在烏克蘭和羅馬尼亞的史前繪製陶器中也發現過，這讓人不由得猜測：它們可能是通過俄羅斯草原的通路從愛琴海傳到中國西北的。但毋庸置疑，這種外來的裝飾風格不可能在中國的土壤中持久紮根。在半山，除了這些「愛琴海」螺旋紋裝飾之外，我們還得到了很多更簡單的裝飾形態（棋盤圖案）的證據，這些明顯是從編織物上模仿來的。這種裝飾形態（本土形態）是在下一個時期（約公元前14世紀）所能發現的唯一形態（螺旋紋被拋棄了），它們是從甘肅省的馬廠遺址中出土的[12]。我們在那裡看到了隔行編織物圖案向繪製陶器的轉移，在下一個時期里，我們將看到這些圖案進入了最早的青銅器裝飾。 這裡我們觸及到了青銅器在中國出現的秘密。據考古學家門京[13]說，青銅器在大約公元前1500年被引入西伯利亞。然而，在中國（特別是在安陽）發現的幾件非常早的青銅箭頭卻顯示出了西伯利亞的起源。此外，幾件早期商代青銅器還透露出了對木製品的拙樸模仿的痕跡，青銅器製作者忠實地複製他的模型，甚至模仿了槽口和刀痕。突然遭遇到西伯利亞金屬製作技術的漢人，仿佛一夜之間就拿起了他們遠古的陶製和木製禮器，並把它們轉變為青銅器。 1934—1935年間在安陽（位於今河南省的最北端）所做的考古發現，把各種各樣的難題擺在了我們面前。在這個公元前12世紀處於鼎盛時期的商朝古都，我們發現自己突如其來地面對著一個已經高度發展的物質文明，儘管迄今為止尚未發現任何東西能夠揭示這一文明的發端。有一處發掘現場，占地約6公頃，完全被一幢建築的基礎所占據，這幢建築規模宏大，被認為是一座皇宮。陵墓顯示了用人和動物做犧牲的殯葬祭祀的痕跡。事實上我們知道，人牲曾長期在宗教儀式中扮演重要角色，例如，在朝廷舉行的新年儀式上，就用四個犧牲者分別對應四個主要城門的方位。在安陽陵墓中發現的那些用於占卜的骨頭與龜甲上，刻有一直流傳至今的最早的漢字。這些漢字表明，書寫符號與圖畫符號的差別並不大。埃及人的象形文字，巴比倫人的楔形文字，以及漢字，全都是從類似的圖畫中發展而來的。然而安陽發現的這些漢字已經充分格式化了，這迫使我們去認識自真正的「原始」圖畫以來漢字所經歷的一個初步精細化的漫長時期，其原型迄今尚未得到揭示。 在安陽的發掘中，最具代表性的發現是那些令人驚嘆的青銅器，考古學家們大吃一驚，此時，他們不得不承認，在這樣一個遙遠的時期，各類青銅器的儀式形態和裝飾就已經被完美地確立了[14]。假如此前我們並不知道在中國傳說里安陽只不過是商朝最後的都城之一的話，那麼我們恐怕會認為，這的確不亞於一項突然出現的奇蹟，就像那位全副武裝的雅典娜從宙斯的頭顱里蹦出來一樣[15]。較早的幾座都城從未得到過發掘，這些都城無疑跟中國人青銅作品最早的那些簡陋成就是同時代的。如果我們承認青銅加工技藝是在（或接近）公元前17世紀末葉從西伯利亞傳入中國的話，那麼，在我們能夠到達中國青銅器的起點之前，還留下了一段大約300年的時期有待探究。 因此，近年在安陽發現的商代青銅器，就這樣向我們展示了一座藝術的巔峰，沒有必不可少的蹣跚學步階段。在以後的幾個時期里，中國的青銅器製作者從未在禮器上達到過同樣的建築構架能力，也沒有實現過類似的總體平衡。最著名的例子，是那些有蓋的大烹罐（被稱做盂或），但類似的有說服力的例子顯示在那些更樸素的形態中，比如三腳罐和三腳杯（前者被稱做鬲或鼎，後者被稱為爵）。事實上，這種節制絕不會損害形態的典雅，正如你在一種名叫「觚」的鐘形大酒杯中可以看到的那樣，這種酒杯纖細得令人吃驚。裝飾著大多數青銅禮器上都有的幾何與神話主題的圖案，也同樣華麗。這些怪獸面具，尤其是饕餮，其氣魄會讓你大吃一驚，它們開始是牛、羊、虎、熊等寫實風格的頭顱，然後逐漸被程式化，成了嚇人的鬼怪。在商代青銅器中（還有玉器上）發現的另一個神話形象就是夔龍，「一種聲如雷霆的牛龍」。中國傳說中的英雄們就是擂響用這種怪物的皮所製成的鼓，「發出雷霆般的命令」。喬治·薩勒說：「神話動物賦予它所裝飾的對象以一種神秘而強大的力量。」 在安陽遺址中還發現了一些飽滿有力的大理石圓雕，或者更準確地說，是雕刻過的大理石塊，表現的就是神話中的怪物。（這種「對圓雕的偏愛」，在商代之後似乎停止了，直到很久之後的戰國時期，中間再也沒有出現過。） 最後，除了青銅器之外，安陽文化還產生了一些不同尋常的玉器，也都具有禮儀的意義。玉是純潔的象徵，根據中國古人的信仰，它擁有一種內在的「美德」。我們從中國古典文獻中得知，對王族頭飾來說，用玉器做裝飾是允許的，而王權的顯著象徵，就包括一塊大玉版（圭），牢牢系在君主的腰帶上。商代遺址的發掘，出土了玉制的刀、斧、戈，其中有一些是褐色或黑色，在外表上模仿青銅的顏色，還有兩種非常典型的玉制禮器：璧和琮。璧是一種中心有孔的圓片形玉器，代表天；琮是一件外方內圓的立體狀玉器，代表地。這兩種玉器形態，就像青銅器一樣，可能也用在國王為祈求土地豐饒而獻給上天的季度獻祭中。 這種物質文明的豐富，證實中國古代史書在談及商代帝王時所講述的那些事情。商代最後一位國王——紂王，身後留下了「中國的尼祿[16]」這樣的名聲，是一個精緻、奢華、腐敗的宮廷的產物，也是一個已經開始衰落的文明的樣本。他「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益收狗馬奇物，充仞宮室。益廣沙丘苑台，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慢於鬼神。大樂戲於沙丘，以酒為池，縣肉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17]然而，在這奢華墮落的外表的後面，華夏種族的擴張依然在繼續。 【注釋】 [1]原註：如今，幾乎整個華北都種植粟或小麥。山西大約是43%的粟，16%的高粱，14%的小麥；河南、陝西與甘肅則是45%到60%的小麥。 [2]原註：稻穀不適宜於華北，但想必很早就在南方種植；早在公元前8世紀，它就被列為「五穀」之一。 [3]原註：外國人通常把這條河稱為揚子江，但只有流至鎮江附近才被稱為揚子江，而長江才是整個河流的通用名稱。 [4]這兩節詩分別出自《詩·周頌·載芟》和《詩·小雅·谷風之什·楚茨》。 [5]古風時期（Archaic Period），亦稱狩獵遊牧時期，古希臘史中的一個分期概念，指的是公元前650年至公元前479年這段時期。 [6]東京灣，東南亞一歷史地區，該地現在組成了越南北部的大部分地區。 [7]《尚書·禹貢》中有「濟、河惟兗州，……桑土既蠶」的說法。 [8]這節詩出自《詩·鄭風·溱洧》。 [9]原註：在中文裡，「上帝」也是新教徒用來稱呼基督教主神的一個詞。 [10]馬伯樂（Henri Maspero，1883—1945），法國漢學家，敦煌學者。 [11]原註：尤其應該注意最近在河南北端安陽附近的後岡村所發現的那些雕刻和繪製陶器，飾有平行線和簡單的方格圖案。還有侯家莊附近發現的陶器，飾有鬚根和編織物的印痕。這兩批陶器的鑑定年代都來自夏朝初年。（吳金鼎：《中國史前陶器》，1938。） [12]原註：事實上，在某些馬廠陶器中，你可以發現圓形波紋，它們讓人聯想到半山陶器的裝飾，僅僅在這種情形下，它們才沒有那麼大量地被用來充當棋盤格圖案的圓環飾邊。（參見吳金鼎《中國史前陶器》中的插圖，1938。） [13]奧斯瓦爾德·門京（Oswald Menghin，1888—1973），德國考古學家。 [14]原註：各種青銅器風格的這種固定，從最早的時期開始，就幾乎沒有改變過，這顯然要歸因於它們用於獻祭的儀式意義。 [15]傳說雅典娜是從宙斯的頭顱中誕生的。當宙斯的頭顱裂開時，雅典娜從中跳出，頭戴光芒四射的頭盔，身披華麗的鎧甲，手持閃閃發光的長矛。 [16]尼祿（37—68），古羅馬暴君，公元54—68年在位。 [17]《史記·殷本紀》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