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建築的技術與藝術 · 第四部分
北平文物必須整理與保存
北平文物整理的工作近來頗受社會注意，尤其因為在經濟凋敝的景況下，毀譽的論說，各有所見。關於這工作之意義和牽涉到的問題，也許有略加申述之必要，使社會人士對於這工作之有無必要，更有真切的認識。
北平市之整個建築部署，無論由都市計劃、歷史、或藝術的觀點上看，都是世界上罕見的瑰寶，這早經一般人承認。至於北平全城的體形秩序的概念與創造——所謂形制氣魄——實在都是藝術的大手筆，也燦爛而具體的放在我們面前。但更要注意的是：雖然北平是現存世界上中古大都市之「孤本」，它卻不僅是歷史或藝術的「遺蹟」，它同時也還是今日仍然活著的一個大都市，它尚有一個活著的都市問題需要繼續不斷的解決。
今日之北平仍有龐大數目的市民在裡面經常生活著，所以北平市仍是這許多市民每日生活的體形環境，它仍在執行著一個活的城市的任務，無論該市——乃至全國——近來經濟狀況如何凋落，它仍須繼續地給予市民正常的居住、交通、工作、娛樂及體息上的種種便利，也就是說它要適應市民日常生活環境所需要的精神或物質的條件，同其他沒有文物古蹟的都市並無多大分別。所以全市的市容、道路、公園、公共建築、商店、住宅、公用事業、衛生設備等種種方面，都必如其他每城每市那樣有許多機構不斷地負責修整與管理，是理之當然。所不同的是北平市內年代久遠而有紀念性的建築物多，而分布在城區各處顯著地位者尤多。建築物受自然的侵蝕傾圮毀壞的趨勢一經開端便無限制地進展，絕無止境。就是坍塌之後，拆除殘骸清理廢址，亦須有管理的機構及相當的經費。故此北平在市政方面比一個通常都市卻多了一重責任。
我們假設把北平文物建築視作廢而無用的古蹟，從今不再整理，聽其自然，則二三十年後，所有的宮殿壇廟牌坊等等都成了斷瓦頹垣，如同邦卑（Pompeii）故城[1]（那是絕對可能的）。試問那時，即不顧全國愛好文物人士的浩嘆惋惜，其對於尚居住在北平的全市市民物質與精神上的影響將若何？其不方便與不健全自不待言。在那樣頹敗傾圮的環境中生活著，到處破廊倒壁，觸目傷心，必將給市民憤慨與難堪。一兩位文學天才也許可以因此做出近代的《連昌宮詞》[2]，但對於大多數正常的市民必是不愉快的刺激及實際的壓迫。這現象是每一個健全的公民的責任心所不許的。
論都市計劃的價值，北平城原有（亦即現存）的平面配置與立體組織，在當時建立帝都的條件下，是非常完美的體形秩序。就是從現代的都市計劃理論分析，如容納車馬主流的交通幹道（大街）與次要道路（分達住宅的胡同）之明顯而合理的劃分，公園（御苑壇廟）分布之適當，都是現代許多大都市所努力而未能達到的。美國都市計劃權威Henry S. Churchill[3]在他的近著《都市就是人民）（The city is the people）里，由現代的觀點分析北平，讚揚備至。
北平的整個形制既是世界上可貴的孤例，而同時又是藝術的傑作，城內外許多建築物卻又各個的是在歷史上、建築史上、藝術史上的至寶。整個的故宮不必說，其他許多各個的文物建築大多數是富有歷史意義的藝術品。它們綜合起來是一個龐大的「歷史藝術陳列館」。歷史的文物對於人民有一種特殊的精神影響，最能觸發人們對民族對人類的自信心。無論世界何處，人們無不以遊覽古蹟參觀古代藝術為快事，亦不自知其所以然。（這幾天北平遊春的青年們莫不到郊外園苑或較近的天壇、三殿、太廟、北海等處。他們除了上意識的感到天朗氣清聚游之樂外，潛意識裡還得到我們這些過去文物規制所遺留下美善形體所給予他們精神上的啟發及自信的堅定。）無論如何，我們除非否認藝術，否認歷史，或否認北平文物在藝術上歷史上的價值，則它們必須得到我們的愛護與保存是無可疑問的。
在民國二十三年前後，北平當時市政當局有見於此，並得到北平學術界的贊助與合作，於二十四年成立了故都文物整理委員會，直隸行政院，會轄的執行機關為文整會實施事務處[4]，由市長工務局長分別兼任正副處長；在技術方面，委託一位對於中國建築——尤其是明清兩代法式——學識淵深的建築師楊廷寶先生負責，同時委託中國營造學社朱桂辛先生及幾位專家做顧問，副處長先後為汪申、譚炳訓兩先生，他們並以工務局的經常工作與文整工作相配合。自成立以至抗戰開始，曾將歷史藝術價值最高而最急待整理的建築加以修葺。每項工程，在經委員會決定整理之後，都由建築師會同顧問先作實測調查，然後設計，又復詳細審核，方付實施。楊先生在兩年多的期間，日間跋涉工地，攀樑上瓦，夜間埋頭書案，夜以繼日的工作，連星期日都不休息，備極辛勞，為文整工作立下極好的基礎和傳統精神。修葺的原則最著重的在結構之加強；但當時工作伊始，因市民對於文整工作有等著看「金碧輝煌，煥然一新」的傳統式期待；而且油漆的基本功用本來就是木料之保護，所以當時修葺的建築，在這雙重需要之下，大多數施以油漆彩畫。至抗戰開始時，完成了主要單位有天壇全部，孔廟，辟雍，智化寺，大高玄殿角樓牌樓，正陽門五牌樓，紫禁城角樓，東西四牌樓，若干處城樓箭樓，東南角樓，真覺寺（五塔寺）金剛寶座塔，玉泉山玉峰塔等等數十單位。當時尚有其他機關團體使用文物建築，如故宮博物院，古物陳列所，中南海及北海公園，對於文物負有保護之責，在當時比較寬裕的經濟狀況下，也曾修繕了許多建築物。其中賢明的主管長官，大多在技術上請求文整會或專家的協助。
北平淪陷期間，連偽組織都知道這工作的重要性，不敢停止，由偽建設總署繼續做了些小規模的整理，未嘗間斷。
復員以後，偽建設總署工作曾由工務局暫時繼續，但不久戰前的一部分委員及技術人員逐漸歸來，故又重新成立，並改稱北平文物整理委員會，仍隸行政院，執行機構則改稱工程處，正副處長仍由市長及工務局長分別兼任。委員會決定文物整理之選擇及預算。實施方面，譚先生仍回任副處長，雖然楊先生已離開，因為技術人員大多已是訓練多年駕輕就熟的專才，所以完全由工程處負責；而每項工程計劃，則由委員中對於中國建築有專門研究者予以最後審核。
復員以後的工作，除卻在工務局暫行負責的短期間油飾了天安門及東西三座門外，都是抽梁換柱，修整構架，揭瓦檢漏一類的工作，做完了在外面看不見的。有人批評油飾是粉飾太平，老實說，在那唯一的一次中，當時他們的確有「粉飾勝利」的作用。剛在抗戰勝利大家復員的興奮情緒下，這一次的粉飾也是情有可原的。
朱自清先生最近在《文物·舊書·毛筆》一文里提到北平文物整理。對於古建築的修葺，他雖「贊成保存古物」，而認為「若分別輕重」，則「這種是該緩辦的」，他沒有「搶救的意思」。他又說「保存只是保存而止，讓這些東西像化石一樣」。朱先生所謂保存它們到「像化石一樣」，不知是否說聽其自然之意。果爾，則這種看法實在是只看見一方面的偏見，也可以說是對於建築工程方面種種問題不大諒解的看法。
單就北平古建築的目前情形來說，它就牽涉到一個嚴重問題。假使建築物果能如朱先生所希望，變成化石，問題就簡單了。可惜事與願違。北平的文物建築，若不加修繕，在短短數十年間就可以達到破爛的程度。失修傾圮的迅速，不惟是中國建築如此，在鋼筋水泥發明以前的一切建築物莫不如此，連全部石構的高矗式（Gothic）建築也如此（也許比較可多延數十年）。因為屋頂——連鋼筋洋灰上鋪油氈的在內——經過相當時期莫不漏，屋頂一漏，梁架即開始腐朽，繼續下去就坍塌，修房如治牙補衣，以早為妙，否則「涓涓不壅，將成江河」。在開始浸漏時即加修理，所費有限，愈拖延則工程愈大，費用愈繁。不惟如此，在開始腐朽以至坍塌的期間，還有一段相當長久的潰爛時期。潰爛到某階段時，那些建築將成為建築條例中所謂「危險建築物」，危害市民安全，既不堪重修，又不能聽其存在，必須拆除。屆時拆除的工作可能比現在局部的小修繕艱巨得多；費用可能增大若干倍。還不只如此，拆除之後，更有善後問題：大堆的碎磚爛瓦，朽梁腐柱，大多不堪再用（北平地下碎磚的蘊藏已經太多了），只是為北平市的清道夫和垃圾車增加了工作，所費人力物力又不知比現在修繕的費用增大多少（現在文整工作就遭遇了一部分這種令人不愉快而必須的拆除及清理廢址的工作）。到那時北平市不惟喪失了無法挽回的美善的體形環境，喪失了無可代替的歷史藝術文物，而且為市民或政府增加了本可避免的負擔。北平文物整理與否的利害問題，單打這一下算盤，就很顯然了。
現在正在修繕中的朝陽門箭樓就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這樓於數年前曾經落雷，電流由東面南端第二「金柱」通過下地，把柱子燒毀了大半。現在東南角檐部已經傾斜，若不立即修理，眼看著瓦檐就要崩落，危害城門下出入的行人車馬。若拆除，則不能僅拆除一部分，因為少了一根柱子，危害全建築物的堅固，毀壞傾頹的程序必須繼續增進。全部拆除，則又為事實所不允許。除了修葺，別無第二條可走的途徑。文整的工作大都是屬於這類性質的。
抗戰以前，若干使用或保管文物建築的機關團體，尚能將籌得的款修繕在他們保管下的建築。如故宮博物院之修葺景山萬春亭，古物陳列所之修葺文淵閣，北海公園中山公園之經常修葺園內建築物等等，對於文物都盡了妥善保管與維護之責。
但這種各行其是的修葺，假使主管人對於所修建築缺乏認識，或計劃不當，可能損害文物。例如馮玉祥在開封，把城磚拆作他用，而在鼓樓屋頂上添了一個美國殖民地時代式（Colonial style）的教堂鐘塔，成了一個不倫不類的怪物，因而開封有了「城牆剝了皮，鼓樓添個把兒」的歌謠。又如北平祿米倉智化寺是明正統年間所建，現在還保存著原來精美的彩畫，為明代彩畫罕見的佳例。日寇以寺之一部分做了啤酒工廠。復員以後，接收的機關要繼續在這古寺里釀製啤酒，若非文整會力爭，這一處文物又將毀去。恭王府是清代王府中之最精最大最有來歷者，現在歸了輔仁大學，但因修改不當，已經面目全非，殊堪惋惜。又如不久以前胡適之先生等五人致李德鄰[5]先生請飭保護愛惜文物的函中所提各單位，如延慶樓、春藕齋等，或失慎焚毀，或局部損壞。所舉各例，都是極可惋惜的事實。反之如中央研究院及北平圖書館之先後借用北海鏡清齋；松坡圖書館之借用北海快雪堂；清華大學之使用清華園水木清華殿（工字廳），以及玉泉山療養院最近請得文整會的許可，將原有船塢改建為禮堂；乃至如幾家飲食商人之借用北海漪瀾堂、五龍亭等處，都能顧全原制，而使其適用於現代的需要。使用文物建築與其保存本可兼收其利的。因此之故，必須特立機構，專司整理修繕以及使用保管之指導與監督。而且戰前有力修葺自己保管下文物的機關團體，現在大多無力於此，因此文整工作較前尤為切要。例如北海快雪堂松坡圖書館屋頂浸漏，午門歷史博物館金柱腐蝕，故宮太和殿東角廊大梁折斷，北海萬佛樓大梁折斷等等，各該機關團體都無力修葺，文整會是唯一能出這筆費用並能為解決工程技術的機構。這些處工程現在都正在動工或即將動工中。
清華大學有一個工程委員會，凡是校內建築與工程方面的大事小事，自一座大樓以至一片玻璃，都由該會負責。教職員學生住用學校的房產，無能力對於房屋的修葺負責，也不該擅自改建其任何部分；一切必須經由工程委員會辦理。文物整理委員會之於北平市，猶如工程委員會之於清華大學，是同樣負責修繕切實審查工程不可少的機構。
還有一點：北平文物雖不能成為不朽的化石，但文整工作也不是為它們苟延殘喘而已。木構建築物的壽命，若保護得當，可能甚長。我親自實地調查所知，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大殿，唐大中十一年建，至今已一千零九十一年；河北薊縣獨樂寺觀音閣及山門，遼統和二年建，已九百六十四年；山西榆次永壽寺雨華宮，宋大中祥符元年建，已九百四十年。此外宋遼金木構，我調查過的就有四十餘處，元明木構更多。日本尚且有飛鳥時代（我隋朝）的京都法隆寺已一千三百三十餘年。北平文物建築中最古的木構，社稷壇享殿（中山公園中山堂），建於明永樂十九年，僅五百二十一歲（此外孔廟大成門外戟門可能部分的屬於元代），若善於保護，我們可以把它再保留五百年。也許那時早已發明了絕對有效的木材防火防腐劑，這些文物就真可以同化石一樣，不用再頻加修繕了。到民國五百三十七年時，我們的子孫對於這些文物如何處置，可以聽他們自便。在民國三十七年，我們除了整理保存，別無第二個辦法。我們承襲了祖先留下這一筆古今中外獨一無二的遺產，對於維護它的責任，是我們這一代人所絕不能推諉的。
朱先生將文物、舊書、毛筆三者相提並論。毛筆與舊書本在本文題外，但朱先生既將它們並論，則我不能不提出它們不能並論的理由。毛筆是一種工具，為善事而利器，廢止強迫學生用毛筆的規定我十分贊同。舊書是文字所寄的物體，主要的在文字而不在書籍的物體。不過毛筆書籍也有物體本身是一件藝術品或含有歷史意義的，與普通毛筆舊書不同，理應有人保存。至於北平文物建築，它們本身固然也是一種工具，但它們現時已是一種富有歷史性而長期存在的藝術品。假使教育部規定「凡中小學學生做國文必須用毛筆；所有教科書必須用木板刻版，用毛邊紙印刷，用線裝訂；所有學校建築必須採用北平古殿宇形制」；我們才可以把文物、舊書、毛筆三者並論，那樣才是朱先生所謂「正是一套」。否則三者是不能並論的。
至於朱先生所提「撥用巨款」的問題由上文的算盤上看來，已顯然是極經濟的。文整會除了不支薪津的各委員及正副處長外，工程處自技正秘書以至雇員，名額僅三十三人，實在是一個極小而工作效率頗高的機構，所費國幣實在有限。朱先生的意思要等衣食足然後做這種不急之務。除了上文所講不能拖延的理由外，這工作也還有一個理由。說起來可憐，中國自有史以來，恐怕從來沒有達到過全國庶眾都豐衣足食的理想境界。今日的中國的確正陷在一個衣食極端不足的時期，但是文整工作卻正為這經濟凋敝土木不興的北平市里一部分貧困的工匠解決了他們的職業，亦即他們的衣食問題，同時也幫著北平維持一小部分的工商業。錢還是回到老百姓手裡去的。若問「巨款」有多少？今年上半年度可得到五十億，折合戰前的購買力，不到二萬元。我們若能每半年以這微小的「巨款」為市民保存下美善的體形環境，為國家為人類保存歷史藝術的文物，為現在一部分市民解決衣食問題，為將來的市民免除了可能的慘澹的住在如邦卑故城之中，受到精神刺激和物質上的不便，免除了可能的一筆大開銷和負擔，實在是太便宜了。
許多國家對於文物建築都有類似北平文物整理委員會的機構和工作。英國除政府外尚有民間的組織。日本文部省有專管國寶建築物的部門，例如上文所提京都法隆寺，除去經常修繕外，且因寺在鄉間，沒有自來水，特撥巨款，在附近山上專建蓄水池，引管入寺，在全寺中裝了自動消防設備。法國有美術部，是這種工作管理的最高機關。義大利也有美術部。蘇聯的克里姆林宮，以文物建築作政府最高行政機構的所在，自不待說，其他許多中世紀以來的文物建築，莫不在政府管理保護之下。每個民族每個國家莫不愛護自己的文物，因為文物不惟是人民體形環境之一部分，對於人民除給予通常美好的環境所能刺發的愉快感外，且更有觸發民族自信心的精神能力。他們不惟愛護自己的文物，而且注意到別國的文物和活動。一九三六年倫敦的中國藝術展覽會中，英美法蘇德比瑞挪丹等國都貢獻出多件他們所保存的中國精品。戰時我們在成都發掘王建墓，連納粹的柏林廣播電台都作為重要的文化新聞予以報道。美軍在歐洲作戰時，每團以上都有「文物參謀」——都是藝術家和藝術史家，其中許多大學教授——協助指揮炮火，避免毀壞文物。義大利San Gimignano[6]之攻奪，一個小小山城裡林立著十三座中世紀的鐘樓，攻下之後，全城夷為平地，但是教堂無恙，十三座鐘樓只毀了一座。法國Chartres[7]著名的高矗時代大教堂，在一個德軍主要機場的邊沿上，機場接受了幾千噸炸彈，而教堂只受了一處——僅僅一處（！）——碎片傷。對於文物藝術之保護是連戰時敵對的國際界限也隔絕不了的，何況我們自己的文物。我們對於北平文物整理之必然性實在不應再有所躊躇或懷疑！
三七、四、一三
（此文1948年由原「行政院北平文物整理委員會」以單行本印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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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邦卑（Pompeii）故城，今譯龐貝城。
[2]《連昌宮詞》，唐代詩人元稹的七言古詩。
[3]Henry S. Churchill，美國近現代著名建築師，城市規劃理論家。
[4]文整會實施事務處：舊（故）都文物整理委員會的執行機構。
[5]李德鄰，即李宗仁。
[6]是義大利托斯卡納大區中部的一個保存中世紀建築風格的千年小鎮。今譯聖吉米那諾。
[7]是法國一座古老的小城，其城中心的大教堂被列入世界遺產。
北京——都市計劃的無比傑作
人民中國的首都北京，是一個極年老的舊城，卻又是一個極年輕的新城。北京曾經是封建帝王威風的中心，軍閥和反動勢力的堡壘，今天它卻是初落成的，照耀全世界的民主燈塔。它曾經是沒落到只能引起無限「思古幽情」的舊京，也曾經是忍受侵略者鐵蹄踐踏的淪陷城，現在它卻是生氣蓬勃地在迎接社會主義曙光中的新首都。它有豐富的政治歷史意義，更要發展無限文化上的光輝。
構成整個北京的表面現象的是它的許多不同的建築物，那顯著而美麗的歷史文物，藝術的表現；如北京雄勁的周圍城牆，城門上嶙峋高大的城樓，圍繞紫禁城的黃瓦紅牆，御河的欄杆石橋，宮城上窈窕的角樓，宮廷內宏麗的宮殿，或是園苑中嫵媚的廊廡亭榭，熱鬧的市心裡牌樓店面，和那許多壇廟，塔寺，第宅，民居。它們是個別的建築類型，也是個別的藝術傑作。每一類，每一座，都是過去勞動人民血汗創造的優美果實，給人以深刻的印象；今天這些都回到人民自己手裡，我們對它們寶貴萬分是理之當然。但是，最重要的還是這各種類型，各個或各組的建築物的全部配合；它們與北京的全盤計劃整個布局的關係；它們的位置和街道系統如何相輔相成；如何集中與分布；引直與對稱；前後左右，高下起落，所組織起來的北京的全部部署的莊嚴秩序，怎樣成為宏壯而又美麗的環境。北京是在全盤的處理上才完整地表現出偉大的中華民族建築的傳統手法和在都市計劃方面的智慧與氣魄。這整個的體形環境增強了我們對於偉大的祖先的景仰，對於中華民族文化的驕傲，對於祖國的熱愛。北京對我們證明了我們的民族在適應自然，控制自然，改變自然的實踐中有著多麼光輝的成就。這樣一個城市是一個舉世無匹的傑作。
我們承繼了這份寶貴的遺產，的確要仔細地了解它——它的發展的歷史、過去的任務，同今天的價值。不但對於北京個別的文物，我們要加深認識，且要對這個部署的體系提高理解，在將來的建設發展中，我們才能保護固有的精華，才不至於使北京受到不可補償的損失。並且也只有深入的認識和熱愛北京獨立的和諧的整體格調，才能掌握它原有的精神來作更輝煌的發展，為今天和明天服務。
北京城的特點是熱愛北京的人們都大略知道的。我們就按著這些特點分述如下。
我們的祖先選擇了這個地址
北京在位置上是一個傑出的選擇。它在華北平原的最北頭，處於兩條約略平行的河流的中間，它的西面和北面是一弧線的山脈圍抱著，東面南面則展開向著大平原。它為什麼坐落在這個地點是有充足的地理條件的。選擇這地址的本身就是我們祖先同自然鬥爭的生活所得到的智慧。
北京的高度約為海拔五十公尺，地質學家所研究的資料告訴我們，在它的東南面比它低下的地區，四五千年前還都是低洼的湖沼地帶。所以歷史家可以推測，由中國古代的文化中心的「中原」向北發展，勢必沿著太行山麓這條五十公尺等高線的地帶走。因為這一條路要跨渡許多河流，每次便必須在每條河流的適當的渡口上來往。當我們的祖先到達永定河的右岸時，經驗使他們找到那一帶最好的渡口。這地點正是我們現在的盧溝橋所在。渡過了這個渡口之後，正北有一支西山山脈向東伸出，擋住去路，往東走了十餘公里這支山脈才消失到一片平原里。所以就在這裡，西倚山麓，東向平原，一個農業的民族建立了一個最有利於發展的聚落，當然是適當而合理的。北京的位置就這樣的產生了。並且也就在這裡，他們有了更重要的發展。同北面的遊牧民族開始接觸，是可以由這北京的位置開始，分三條主要道路通到北面的山嶽高原和東北面的遼東平原的。那三個口子就是南口，古北口和山海關。北京可以說是向著這三條路出發的分岔點，這也成了今天北京城主要構成原因之一。北京是河北平原旱路北行的終點，又是通向「塞外」高原的起點。我們的祖先選擇了這地方，不但建立一個聚落，並且發展成中國古代邊區的重點，完全是適應地理條件的活動。這地方經過世代的發展，在周朝為燕國的都邑，稱做薊；到了唐是幽州城，節度使的府衙所在。在五代和北宋是遼的南京，亦稱做燕京；在南宋是金的中都。到了元朝，城的位置東移，建設一新，成為全國政治的中心，就成了今天北京的基礎。最難得的是明清兩代易朝換代的時候都未經太大的破壞就又在舊基礎上修建展拓，隨著條件發展。到了今天，城中每段街、每一個區域都有著豐實的歷史和勞動人民血汗的成績。有紀念價值的文物實在是太多了。
（本節的主要資料是根據燕大侯仁之教授在清華的講演「北京的地理背景」寫成的。）
北京城近千年來的四次改建
一個城是不斷的隨著政治經濟的變動而發展著改變著的，北京當然也非例外。但是在過去一千年中間，北京曾經有過四次大規模的發展，不單是動了土木工程，並且是移動了地址的大修建。對這些變動有個簡單認識，對於北京城的布局形勢便更覺得親切。
現在北京最早的基礎是唐朝的幽州城，它的中心在現在廣安門外迤南一帶。本為范陽節度使的駐地，安祿山和史思明向唐代政權進攻曾由此發動，所以當時是軍事上重要的邊城。後來劉仁恭父子割據稱帝，把城中的「子城」改建成宮城的規模，有了宮殿。九三七年，北方民族的遼勢力漸大，五代的石晉割了燕雲等十六州給遼，遼人並不曾改動唐的幽州城，只加以修整，將它「升為南京」。這時的北京開始成為邊疆上一個相當區域的政治中心了。
到了更北方的民族金人的侵入時，先滅遼，又攻敗北宋，將宋的勢力壓縮到江南地區，自己便承襲遼的「南京」，以它為首都。起初金也沒有改建舊城，一一五一年才大規模的將遼城擴大，增建宮殿，意識地模仿北宋汴梁的形制，按圖興修。他把宋東京汴梁（開封）的宮殿苑囿和真定（正定）的潭園木料拆卸北運，在此大大建設起來，稱它做中都，這時的北京便成了半個中國的中心。當然，許多輝煌的建築仍然是中都的勞動人民和技術匠人，承繼著北宋工藝的寶貴傳統，又創造出來的。在金人進攻掠奪「中原」的時候，「匠戶」也是他們擄劫的對象，所以汴梁的許多匠人曾被迫隨著金軍到了北京，為金的統治階級服務。金朝在北京曾不斷的營建，規模宏大，最重要的還有當時的離宮，今天的中海北海。遼以後，金在舊城基礎上擴充建設，便是北京第一次的大改建，但它的東面城牆還在現在的琉璃廠以西。
一二一五年元人破中都，中都的宮城同宋的東京一樣遭到劇烈破壞，只有郊外的離宮大略完好。一二六〇年以後，元世祖忽必烈數次到金故中都，都沒有進城而駐驛在離宮瓊華島上的宮殿里。這地方便成了今天北京的胚胎，因為到了一二六七年元代開始建城的時候，就以這離宮為核心建造了新首都。元大都的皇宮是圍繞北海和中海而布置的，元代的北京城便圍繞著這皇宮成一正方形。
這樣，北京的位置由原來的地址向東北遷移了很多。這新城的西南角同舊城的東北角差不多接壤，這就是今天的宣武門迤西一帶。雖然金城的北面在現在的宣武門內，當時元的新城最南一面卻只到現在的東西長安街一線上，所以兩城還隔著一個小距離。主要原因是當元建新城時，金的城牆還沒有拆掉之故。元代這次新建設是非同小可的，城的全部是一個完整的布局。在制度上有許多仍是承襲中都的傳統，只是規模更大了。如宮門樓觀，宮牆角樓，護城河，御路，石橋，千步廊的制度，不但保留中都所有，且超過汴梁的規模。還有故意恢復一些古制的，如「左祖右社」的格式，以配合「前朝後市」的形勢。
這一次新址發展的主要存在基礎不僅是有天然湖沼的離宮和它優良的水潭，還有極好的糧運的水道。什剎海曾是航運的終點，成了重要的市中心。當時的城是近乎正方形的，北面在今日北城牆外約二公里，當時的鼓樓便位置在全城的中心點上，在今什剎海北岸。因為船隻可以在這一帶停泊，鐘鼓樓自然是那時熱鬧的商市中心。這雖是地理條件所形成，但一向許多人說到元代北京形制，總以這「前朝後市」為嚴格遵循古制的證據。元時建的尚是土城，沒有磚面，東，西，南，每面三門：唯有北面只有兩門，街道引直，部署井然。當時分全市為五十坊，鼓勵官吏人民從舊城遷來。這便是遼以後北京第二次的大改變。它的中心宮城基本上就是今天北京的故宮與北海中海。
一三六八年明太祖朱元璋滅了元朝，次年就「縮城北五里」，築了今天所見的北面城牆。原因顯然是本來人口就稀疏的北城地區，到了這時，因航運滯塞，不能達到什剎海，因而更蕭條不堪，而商業則因金的舊城東壁原有的基礎漸在元城的南面郊外繁榮起來。元的北城內地址自多曠廢無用，所以索性縮短五里了。
圖一 北京的體形發展沿革
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後，因衙署不足，又沒有地址興修，一四一九年便將南面城牆向南展拓，由長安街線上移到現在的位置。南北兩牆改建的工程使整個北京城約略向南移動四分之一，這完全是經濟和政治的直接影響。且為了元的故宮已故意被破壞過，重建時就又做了若干修改。最重要的是因不滿城中南北中軸線為什剎海所切斷。將宮城中線向東移了約一百五十公尺，正陽門、鐘鼓樓也隨著東移，以取得由正陽門到鼓樓、鐘樓中軸線的貫通，同時又以景山橫亘在皇宮北面如一道屏風。這個變動使景山中峰上的亭子成了全城南北的中心，替代了元朝的鼓樓的地位。這五十年間陸續完成的三次大工程便是北京在遼以後的第三次改建。這時的北京城就是今天北京的內城了。
在明中葉以後，東北的軍事威脅逐漸強大，所以要在城的四面再築一圈外城。原擬在北面利用元舊城，所以就決定內外城的距離照著原來北面所縮的五里。這時正陽門外已非常繁榮，西邊宣武門外是金中都東門內外的熱鬧區域，東邊崇文門外這時受航運終點的影響，工商業也發展起來。所以工程由南面開始，先築南城。開工之後，發現費用太大，尤其是城牆由明代起始改用磚，較過去土牆所費更大，所以就改變計劃，僅築南城一面了。外城東西僅比內城寬出六七百公尺，便折而向北，止於內城西南東南兩角上，即今西便門、東便門之處。這是在唐幽州基礎上遼以後北京第四次的大改建。北京今天的凸字形狀的城牆就這樣在一五五三年完成的。假使這外城按原計劃完成，則東面城牆將在二閘，西面差不多到了公主墳，現在的東嶽廟，大鐘寺，五塔寺，西郊公園，天寧寺，白雲觀便都要在外城之內了（見圖一）。
清朝承繼了明朝的北京，雖然個別的建築單位許多經過了重建，對整個布局體系則未改動，一直到了今天。民國以後，北京市內雖然有不少的局部改建，尤其是道路系統，為適合近代使用，有了很多變更，但對於北京的全部規模則尚保存原來秩序，沒有大的損害。
由那四次的大改建，我們認識到一個事實，就是城牆的存在也並不能阻礙城區某部分一定的發展，也不能防止某部分的衰落。全城各部分是隨著政治，軍事，經濟的需要而有所興廢。北京過去在體形的發展上，沒有被它的城牆限制過它必要的展拓和所展拓的方向，就是一個明證。
北京的水源——全城的生命線
從元建大都以來，北京城就有了一個問題，不斷的需要完滿解決，到了今天同樣問題也仍然存在。那就是北京城的水源問題。這問題的解決與否在有鐵路和自來水以前的時代里更嚴重的影響著北京的經濟和全市居民的健康。
在有鐵路以前，北京與南方的糧運完全靠運河。由北京到通州之間的通惠河一段，順著西高東低的地勢，須靠由西北來的水源。這水源還須供給什剎海，三海和護城河，否則它們立即枯竭，反成醞育病疫的水窪，水源可以說是北京的生命線。北京近郊的玉泉山的泉源雖然是「天下第一」，但水量到底有限；供給池沼和飲料雖足夠，但供給航運則不足了。遼金時代航運水道曾利用高梁河水，元初則大規模的重新計劃。起初曾經引永定河水東行，但因夏季山洪暴發，控制困難，不久即放棄。當時的河渠故道在現在西郊新區之北，至今仍可辨認。廢棄這條水道之後的計劃是另找泉源。於是便由昌平縣神山泉引水南下，建造了一條石渠，將水引到瓮山泊（昆明湖）再由一道石渠東引入城，先到什剎海，再流到通惠河。這兩條石渠在西北郊都有殘跡，城中由什剎海到二閘的南北河道就是現在南北河沿和御河橋一帶。元時所引玉泉山的水是與由昌平南下經同昆明湖入城的水分流的。這條水名金水河，沿途嚴禁老百姓使用，專引入宮苑池沼。主要供皇室的飲水和栽花養魚之用。金水河由宮中流到護城河，然後同昆明湖什剎海那一股水匯流入通惠河。元朝對水源計劃之苦心，水道建設規模之大，後代都不能及。城內地下暗溝也是那時留下絕好的基礎，經明增設，到現在還是最可貴的下水道系統。
明朝先都南京，昌平水渠破壞失修，竟然廢掉不用。由昆明湖出來的水與由玉泉山出來的水也不兩河分流，事實上水源完全靠玉泉山的水。因此水量頓減，航運當然不能入城。到了清初建設時，曾作補救計劃，將西山碧雲寺、臥佛寺同香山的泉水都加入利用，引到昆明湖。這段水渠又破壞失修後，北京水量一直感到乾澀不足。解放之前若干年中，三海和護城河淤塞情形是愈來愈嚴重，人民健康曾大受影響。龍鬚溝的情況就是典型的例子。
一九五〇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大力疏浚北京河道，包括三海和什剎海，同時疏通各種溝渠，並在西直門外增鑿深井，增加水源。這樣大大地改善了北京的環境衛生，是北京水源史中又一次新的紀錄。現在我們還可以企待永定河上游水利工程，眼看著將來再努力溝通京津水道航運的事業。過去偉大的通惠運河仍可再用，是我們有利的發展基礎（本節部分資料是根據侯仁之「北平金水河考」）。
北京的城市格式——中軸線的特徵
如上文所曾講到，北京城的凸字形平面是逐步發展而來。它在十六世紀中葉完成了現在的特殊形狀。城內的全部布局則是由中國歷代都市的傳統制度，通過特殊的地理條件，和元、明、清三代政治經濟實際情況而發展的具體型式。這個格式的形成，一方面是遵循或承襲過去的一般的制度，一方面又由於所尊崇的制度同自己的特殊條件相結合所產生出來的變化運用。北京的體形大部是由於實際用途而來，又曾經過藝術的處理而達到高度成功的。所以北京的總平面是經得起分析的。過去雖然曾很好的為封建時代服務，今天它仍然能很好的為新民主主義時代的生活服務。並還可以再作社會主義時代的都城，毫不阻礙一切有利的發展。它的累積的創造成績是永遠可以使我們驕傲的。
大略的說，凸字形的北京，北半是內城，南半是外城，故宮為內城核心，也是全城布局重心，全城就是圍繞這中心而部署的。但貫通這全部署的是一根直線。一根長達八公里，全世界最長，也最偉大的南北中軸線穿過了全城。北京獨有的壯美秩序就由這條中軸的建立而產生。前後起伏左右對稱的體形或空間的分配都是以這中軸為依據的。氣魄之雄偉就在這個南北引伸，一貫到底的規模。我們可以從外城最南的永定門說起，從這南端正門北行，在中軸線左右是天壇和先農壇兩個約略對稱的建築群；經過長長一條市樓對列的大街，到達珠市口的十字街口之後才面向著內城第一個重點——雄偉的正陽門樓。在門前百餘公尺的地方，攔路一座大牌樓，一座大石橋，為這第一個重點做了前衛。但這還只是一個序幕。過了此點，從正陽門樓到中華門，由中華門到天安門，一起一伏、一伏而又起，這中間千步廊（民國初年已拆除）御路的長度，和天安門面前的寬度，是最大膽的空間的處理，襯托著建築重點的安排。這個當時曾經為封建帝王據為己有的禁地，今天是多麼恰當的回到人民手裡，成為人民自己的廣場！由天安門起，是一系列輕重不一的宮門和廣庭，金色照耀的琉璃瓦頂，一層又一層的起伏峋峙，一直引導到太和殿頂，便到達中線前半的極點，然後向北，重點逐漸退削，以神武門為尾聲。再往北，又「奇峰突起」的立著景山做了宮城背後的襯托。景山中峰上的亭子正在南北的中心點上。由此向北是一波又一波的遠距離重點的呼應。由地安門，到鼓樓、鐘樓，高大的建築物都繼續在中軸線上。但到了鐘樓，中軸線便有計劃地，也恰到好處地結束了。中線不再向北到達牆根，而將重點平穩地分配給左右分立的兩個北面城樓——安定門和德勝門。有這樣氣魄的建築總布局，以這樣規模來處理空間，世界上就沒有第二個！
在中線的東西兩側為北京主要街道的骨幹；東西單牌樓和東西四牌樓是四個熱鬧商市的中心。在城的四周，在宮城的四角上，在內外城的四角和各城門上，立著十幾個環衛的突出點。這些城門上的門樓，箭樓及角樓又增強了全城三度空間的抑揚頓挫和起伏高下。因北海和中海，什剎海的湖沼島嶼所產生的不規則布局，和因瓊華島塔和妙應寺白塔所產生的突出點，以及許多壇廟園林的錯落，也都增強了規則的布局和不規則的變化的對比。在有了飛機的時代，由空中俯瞰，或僅由各個城樓上或景山頂上遙望，都可以看到北京傑出成就的優異。這是一份偉大的遺產，它是我們人民最寶貴的財產，還有人不感到嗎？
北京的交通系統及街道系統
北京是華北平原通到蒙古高原、熱河山地和東北的幾條大路的分岔點，所以在歷史上它一向是一個政治、軍事重鎮。北京在元朝成為大都以後，因為運河的開鑿，以取得東南的糧食，才增加了另一條東面的南北交通線。一直到今天，北京與南方聯繫的兩條主要鐵路幹線都沿著這兩條歷史的舊路修築；而京包、京熱兩線也正築在我們祖先的足跡上。這是地理條件所決定。因此，北京便很自然地成了華北北部最重要的鐵路銜接站。自從汽車運輸發達以來，北京也成了一個公路網的中心。西苑、南苑兩個飛機場已使北京對外的空運有了站驛。這許多市外的交通網同市區的街道是息息相關互相銜接的，所以北京城是會每日增加它的現代效果和價值的。
今天所存在的城內的街道系統，用現代都市計劃的原則來分析，是一個極其合理，完全適合現代化使用的系統。這是一個令人驚訝的事實，是任何一個中世紀城市所沒有的。我們不得不又一次敬佩我們祖先偉大的智慧。
這個系統的主要特徵在大街與小巷，無論在位置上或大小上，都有明確的分別，大街大致分布成幾層合乎現代所採用的「環道」；由「環道」明確的有四向伸出的「幅道」。結果主要的車輛自然會匯集在大街上流通，不致無故地去竄小胡同，胡同里的住宅得到了寧靜，就是為此。
所謂幾層的環道，最內環是緊繞宮城的東西長安街、南北池子、南北長街、景山前大街。第二環是王府井、府右街，南北兩面仍是長安街和景山前大街。第三環以東西交民巷，東單東四，經過鐵獅子胡同、後門、北海後門、太平倉、西四、西單而完成。這樣還可更向南延長，經宣武門、菜市口、珠市口、磁器口而入崇文門。近年來又逐步地開闢一個第四環，就是東城的南北小街、西城的南北溝沿、北面的北新橋大街，鼓樓東大街，以達新街口。但鼓樓與新街口之間因有什剎海的梗阻，要多少費點事。南面則尚未成環（也許可與交民巷銜接）。這幾環中，雖然有多少尚待展寬或未完全打通的段落，但極易完成。這是現代都市計劃學家近年來才發現的新原則。歐美許多城市都在它們的彎曲雜亂或呆板單調的街道中努力計劃開闢成環道，以適應控制大量汽車流通的迫切需要。我們的北京卻可應用六百年前建立的規模，只須稍加展寬整理，便可成為最理想的街道系統。這的確是偉大的祖先留給我們的「餘蔭」。
有許多人不滿北京的胡同，其實胡同的缺點不在其小，而在其泥濘和缺乏小型空場與樹木。但它們都是安靜的住宅區，有它的一定優良作用。在道路系統的分配上也是一種很優良的秩序，這些便是我們發展的良好基礎，可以予以改進和提高的。
北京城的土地使用——分區
我們不敢說我們的祖先計劃北京城的時候，曾經計劃到它的土地使用或分區。但我們若加以分析，就可看出它大體上是分了區的，而且在位置上大致都適應當時生活的要求和社會條件。
內城除紫禁城為皇宮外，皇城之內的地區是內府官員的住宅區。皇城以外，東西交民巷一帶是各衙署所在的行政區（其中東交民巷在《辛丑條約》之後被劃為「使館區」）。而這些住宅的住戶，有很多就是各衙署的官員。北城是貴族區，和供應他們的商店區，這區內王府特別多。東西四牌樓是東西城的兩個主要市場；由它們附近街巷名稱，就可看出。如東四牌樓附近是豬市大街、小羊市、驢市（今改「禮士」）胡同等；西四牌樓則有馬市大街、羊市大街、羊肉胡同、缸瓦市等。
至於外城，大體的說，正陽門大街以東是工業區和比較簡陋的商業區，以西是最繁華的商業區。前門以東以商業命名的街道有鮮魚口、瓜子店、果子市等；工業的則有打磨廠、梯子胡同等等。以西主要的是珠寶市、錢市胡同、大柵欄等，是主要商店所聚集；但也有糧食店、煤市街。崇文門外則有巾帽胡同、木廠胡同、花市、草市、磁器口等等，都表示著這一帶的土地使用性質。宣武門外是京官住宅和各省府州縣會館區，會館是各省入京應試的舉人們的招待所，因此知識分子大量集中在這一帶。應景而生的是他們的「文化街」，即供應讀書人的琉璃廠的書鋪集團，形成了一個「公共圖書館」；其中摻雜著許多古玩鋪，又正是供給知識分子觀摩的「公共文物館」。其次要提到的就是文娛區；大多數的戲院都散布在前門外東西兩側的商業區中間。大眾化的雜耍場集中在天橋。至於騷人雅士們則常到先農壇迤西窪地中的陶然亭吟風詠月，飲酒賦詩。
由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以往北京的土地使用，的確有分區的現象。但是除皇城及它迤南的行政區是多少有計劃的之外，其他各區都是在發展中自然集中而劃分的。這種分區情形，到民國初年還存在。
到現在，除去北城的貴族已不貴了，東交民巷又由「使館區」收復為行政區而仍然兼是一個有許多已建立邦交的使館或尚未建立邦交的「使館」所在區，和西交民巷成了銀行集中的商務區而外，大致沒有大改變。近二三十年來的改變，則在外城建立了幾處工廠。王府井大街因為東安市場之開闢，再加上供應東交民巷帝國主義外交官僚的消費，變成了繁盛的零售商店街，部分奪取了民國初年軍閥時代前門外的繁榮。東西單牌樓之間則因長安街三座門之打通而繁榮起來，產生了沿街「洋式」店樓型制。全城的土地使用，比清末民初時期顯然增加了雜亂錯綜的現象。幸而因為北京以往並不是一個工商業中心，體形環境方面尚未受到不可挽回的損害。
北京城是一個具有計劃性的整體
北京是中國（可能是全世界）文物建築最多的城。元、明、清歷代的宮苑，壇廟，塔寺分布在全城，各有它的歷史藝術意義，是不用說的。要再指出的是：因為北京是一個先有計劃然後建造的城（當然，計劃所實現的都曾經因各時代的需要屢次修正，而不斷地發展的）。它所特具的優點主要就在它那具有計劃性的城市的整體。那宏偉而莊嚴的布局，在處理空間和分配重點上創造出卓越的風格，同時也安排了合理而有秩序的街道系統，而不僅在它內部許多個別建築物的豐富的歷史意義與藝術的表現。所以我們首先必須認識到北京城部署骨幹的卓越，北京建築的整個體系是全世界保存得最完好，而且繼續有傳統的活力的、最特殊、最珍貴的藝術傑作。這是我們對北京城不可忽略的起碼認識。
就大多數的文物建築而論，也都不僅是單座的建築物，而往往是若干座合組而成的整體，為極可寶貴的藝術創造，故宮就是最顯著的一個例子。其他如壇廟、園苑、府第，無一不是整組的文物建築，有它全體上的價值。我們愛護文物建築，不僅應該愛護個別的一殿，一堂，一樓，一塔，而且必須愛護它的周圍整體和鄰近的環境。我們不能坐視，也不能忍受一座或一組壯麗的建築物遭受到各種各式直接或間接的破壞，使它們委曲在不調和的周圍里，受到不應有的宰割。過去因為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我們不同體系，不同格調的各型各式的所謂洋式樓房，所謂摩天高樓，摹仿到家或不到家的歐美系統的建築物，龐雜凌亂的大量滲到我們的許多城市中來，長久地劈頭攔腰破壞了我們的建築情調，漸漸地麻痹了我們對於環境的敏感，使我們習慣於不調和的體形或習慣於看著自己優美的建築物被摒斥到委曲求全的夾縫中，而感到無可奈何。我們今後在建設中，這種錯誤是應該予以糾正了。代替這種蔓延野生的惡劣建築，必須是有計劃有重點的發展，比如明年，在天安門的前面，廣場的中央，將要出現一座莊嚴雄偉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幾年以後，廣場的外圍將要建起整齊壯麗的建築，將廣場襯托起來。長安門（三座門）外將是綠蔭平闊的林蔭大道，一直通出城牆，使北京向東西城郊發展。那時的天安門廣場將要更顯得雄壯美麗了。總之，今後我們的建設，必須強調同環境配合，發展新的來保護舊的，這樣才能保存優良偉大的基礎，使北京城永遠保持著美麗、健康和年輕。
北京城內城外無數的文物建築，尤其是故宮、太廟（現在的勞動人民文化宮）、社稷壇（中山公園）、天壇、先農壇、孔廟、國子監、頤和園等等，都普遍地受到人們的讚美。但是一件極重要而珍貴的文物，竟沒有得到應有的注意，乃至被人忽視，那就是偉大的北京城牆。它的產生，它的變動，它的平面形成凸字形的沿革，充滿了歷史意義，是一個歷史現象辯證的發展的卓越標本，已經在上文敘述過了。至於它的樸實雄厚的壁壘，宏麗嶙峋的城門樓、箭樓、角樓，也正是北京體形環境中不可分離的藝術構成部分，我們還需要首先特別提到。蘇聯人民稱斯摩棱斯克的城牆為蘇聯的項鍊，我們北京的城牆，加上那些美麗的城樓，更應稱為一串光彩耀目的中華人民的瓔珞了。古史上有許多著名的台——古代封建主的某些殿宇是築在高台上的，台和城牆有時不分，——後來發展成為唐宋的閣與樓時，則是在城牆上含有紀念性的建築物，大半可供人民登臨。前者如春秋戰國燕和趙的叢台，西漢的未央宮，漢末曹操和東晉後趙在鄴城的先後兩個銅雀台，後者如唐宋以來由文字流傳後世的滕王閣、黃鶴樓、岳陽樓等。宋代的宮前門樓宣德樓的作用也還略像一個特殊的前殿，不只是一個僅具形式的城樓。北京峋峙著許多壯觀的城樓角樓，站在上面俯瞰城郊，遠覽風景，可以供人娛心悅目，舒暢胸襟。但在過去封建時代里，因人民不得登臨，事實上是等於放棄了它的一個可貴的作用。今後我們必須好好利用它為廣大人民服務。現在前門箭樓早已恰當地作為文娛之用。在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中，又有人建議用崇文門、宣武門兩個城樓做陳列館，以後不但各城樓都可以同樣的利用，並且我們應該把城牆上面的全部面積整理出來，儘量使它發揮它所具有的特長。城牆上面面積寬敞，可以布置花池，栽種花草，安設公園椅，每隔若干距離的敵台上可建涼亭，供人游息。由城牆或城樓上俯視護城河，與郊外平原，遠望西山遠景或禁城宮殿。它將是世界上最特殊公園之一——個全長達三九·七五公里的立體環城公園！（圖二）
我們應該怎樣保護這龐大的偉大的傑作？
人民中國的首都正在面臨著經濟建設，文化建設——市政建設高潮的前夕。解放兩年以來，北京已在以遞加的速率改變，以適合不斷發展的需要。今後一二十年之內，無數的新建築將要接踵的興建起來，街道系統將加以改善，千百條的大街小巷將要改觀，各種不同性質的區域要劃分出來。北京城是必須現代化的；同時北京城原有的整體文物性特徵和多數個別的文物建築又是必須保存的。我們必須「古今兼顧，新舊兩利」。我們對這許多錯綜複雜問題應如何處理？是每一個熱愛中國人民首都的人所關切的問題。
圖二 北京的城牆還能負起一個新的任務
如同在許多其他的建設工作中一樣，先進的蘇聯已為我們解答了這問題，立下了良好的榜樣。在《蘇聯淪陷區解放後之重建》一書中，蘇聯的建築史家N.窩羅寧教授說：
「計劃一個城市的建築師必須顧到他所計劃的地區生活的歷史傳統和建築的傳統。在他的設計中，必須保留合理的、有歷史價值的一切和在房屋類型和都市計劃中，過去的經驗所形成的特徵的一切；同時這城市或村莊必須成為自然環境中的一部分。……新計劃的城市的建築樣式必須避免呆板硬性的規格化，因為它將掠奪了城市的個性；它必須採用當地居民所珍貴的一切。
「人民在便利、經濟和美感方面的需要，他們在習俗與文化方面的需要，是重建計劃中所必須遵守的第一條規則。……」（一九四四年英文版，16頁。）窩羅寧教授在他的書中舉辨了許多實例。其中一個被稱為「俄羅斯的博物院」的諾夫哥羅德城，這個城的「歷史性文物建築比任何一個城都多」。
「它的重建是建築院院士舒舍夫負責的。他的計劃作了依照古代都市計劃制度重建的準備——當然加上現代化的改善。……在最卓越的歷史文物建築周圍的空地將布置成為花園，以便取得文物建築的觀景。若干組的文物建築群將被保留為國寶；……
「關於這城……的新建築樣式，建築師們很正確地拒絕了庸俗的『市儈式』建築，而採取了被稱為『地方性的拿破崙時代的』建築。因為它是該城原有建築中最典型的樣式。……
「……建築學者們指出：在計劃重建新的諾夫哥羅德的設計中，要給予歷史性文物建築以有利的位置，使得在遠處近處都可以看見它們的原則的正確性。……
「對於許多類似諾夫哥羅德的古俄羅斯城市之重建的這種研討將要引導使問題得到最合理的解決，因為每一個意見都是對於以往的俄羅斯文物的熱愛的表現。……」（同書七九頁）
怎樣建設「中國的博物院」的北京城，上面引錄的原則是正確的。讓我們向諾夫哥羅德看齊，向舒舍夫學習。
（本文雖是作者答應擔任下來的任務，但在實際寫作進行中，都是同林徽因分工合作，有若干部分還偏勞了她，這是作者應該對讀者聲明的。）
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五日脫稿於清華園
（本文原連載於1951年4月出版的《新觀察》第二卷第七期和第八期）
關於北京城牆存廢問題的討論
北京成為新中國的新首都了。新首都的都市計劃即將開始，古老的城牆應該如何處理，很自然地成了許多人所關心的問題。處理的途徑不外拆除和保存兩種。城牆的存廢在現代的北京都市計劃里，在市容上，在交通上，在城市的發展上，會發生什麼影響，確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應該慎重的研討，得到正確的了解，然後才能在原則上得到正確的結論。
有些人主張拆除城牆，理由是：城牆是古代防禦的工事，現在已失去了功用，它已盡了它的歷史任務了；城牆是封建帝王的遺蹟；城牆阻礙交通，限制或阻礙城市的發展；拆了城牆可以取得許多磚，可以取得地皮，利用為公路。簡單的說，意思是：留之無用，且有弊害，拆之不但不可惜，且有薄利可圖。
但是，從不主張拆除城牆的人的論點上說，這種看法是有偏見的，片面的，狹隘的，也缺乏實際的計算的；由全面城市計劃的觀點看來，都是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見樹不見林的。
他說：城牆並不阻礙城市的發展，而且把它保留著，與發展北京為現代城市不但沒有牴觸，而且有利。如果發展它的現代作用，它的存在會豐富北京城人民大眾的生活，將久遠的為我們可貴的環境。
先說它的有利的現代作用。自從十八、十九世紀以來，歐美的大都市因為工商業無計劃、無秩序、無限制的發展，城市本身也跟著演成了野草蔓延式的滋長狀態。工業、商業、住宅起先便都混雜在市中心，到市中心逐漸地密集起來時，住宅區便向四郊展開。因此，工商業隨著又向外移。到了四郊又漸形密集時，居民則又向外展移，工商業又追蹤而去。結果，市區被密集的建築物重重包圍。在倫敦、紐約等市中心區居住的人，要坐三刻鐘乃至一小時以上的地道車才能到達郊野。市內之枯躁嘈雜，既不適於居住，也漸不適於工作，游息的空地都被密集的建築物和街市所侵占，人民無處游息，各種行動都忍受交通的擁擠和困難。所以現代的都市計劃，為市民身心兩方面的健康，為解除無限制蔓延的密集，便設法採取了將城市劃分為若干較小的區域的辦法。小區域之間要用一個園林地帶來隔離。這種分區法的目的在使居民能在本區內有工作的方便，每日經常和必要的行動距離合理化，交通方便及安全化；同時使居民很容易接觸附近郊野田園之樂，在大自然里休息；而對於行政管理方面，也易於掌握。北京在二十年後，人口可能增加到四百萬人以上，分區方法是必須採用的。靠近城牆內外的區域，這城牆正可負起它新的任務。利用它為這種現代的區間的隔離物是很方便的。
這裡主張拆除的人會說：隔離固然是隔離了，但是你們所要的園林地帶在哪裡？而且隔離了交通也就被阻梗了。
主張保存的人說：城牆外面有一道護城河，河與牆之間有一帶相當寬的地，現在城東、南、北三面，這地帶上都築了環城鐵路。環城鐵路因為太近城牆，阻礙城門口的交通，應該拆除向較遠的地方展移。拆除後的地帶，同護城河一起，可以做成極好的「綠帶」公園。護城河在明正統年間，曾經「兩涯甃以磚石」，將來也可以如此做。將來引導永定河水一部分流入護城河的計劃成功之後，河內可以放舟釣魚，冬天又是一個很好的溜冰場。不惟如此，城牆上面，平均寬度約十公尺以上，可以砌花池，栽植丁香、薔薇一類的灌木，或鋪些草地，種植草花，再安放些園椅。夏季黃昏，可供數十萬人的納涼游息。秋高氣爽的時節，登高遠眺，俯視全城，西北蒼蒼的西山，東南無際的平原，居住於城市的人民可以這樣接近大自然，胸襟壯闊。還有城樓角樓等可以闢為陳列館，閱覽室，茶點鋪。這樣一帶環城的文娛圈，環城立體公園，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北京城內本來很缺乏公園空地，解放後皇宮禁地都是人民大眾工作與休息的地方；清明前後幾個周末，郊外頤和園一天的門票曾達到八九萬張的紀錄，正表示北京的市民如何迫切的需要假日休息的公園。古老的城牆正在等候著負起新的任務，它很方便地在城的四面，等候著為人民服務，休息他們的疲勞筋骨，培養他們的優美情緒，以民族文物及自然景色來豐富他們的生活。
不惟如此，假使國防上有必需時，城牆上面即可利用為良好的高射炮陣地。古代防禦的工事在現代還能夠再盡一次歷史任務！
這裡主張拆除者說，它是否阻礙交通呢？
主張保存者回答說：這問題只在選擇適當地點，多開幾個城門，便可解決的。而且現代在道路系統的設計上，我們要控制車流，不使它像洪水一般的到處「泛濫」，而要引導它匯集在幾條幹道上，以聯繫各區間的來往。我們正可利用適當位置的城門來完成這控制車流的任務。
但是主張拆除的人強調著說：這城牆是封建社會統治者保衛他們的勢力的遺蹟呀，我們這時代既已用不著，理應拆除它的了。
回答是：這是偏差幼稚的看法。故宮不是帝王的宮殿嗎？它今天是人民的博物院。天安門不是皇宮的大門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就是在天安門上由毛主席昭告全世界的。我們不要忘記，這一切建築體形的遺物都是古代多少勞動人民創造出來的傑作，雖然曾經為帝王服務，被統治者所專有，今天已屬於人民大眾，是我們大家的民族紀念文物了。
同樣的，北京的城牆也正是幾十萬勞動人民辛苦事跡所遺留下的紀念物。歷史的條件產生了它，它在各時代中形成並執行了任務，它是我們人民所承繼來的北京發展史在體形上的遺產。它那凸字形特殊形式的平面就是北京變遷發展史的一部分說，各時代人民辛勤創造的史實，反映著北京的長成和文化上的進展。我們要記著，從前歷史上易朝換代是一個統治者代替了另一個統治者，但一切主要的生產技術及文明的，藝術的創造，卻總是從人民手中出來的；為生活便利和安心工作的城市工程也不是例外。
簡略說來，一二三四年元人的統治階級滅了金人的統治階級之後，焚毀了比今天北京小得多的中都（在今城西南）。到一二六七年，元世祖以中都東北郊瓊華島離宮（今北海）為他威權統治的基礎核心，古今最美的皇宮之一，外面四圍另築了一周規模極大的，近乎正方形的大城；現在內城的東西兩面就仍然是元代舊的城牆部位，北面在現在的北面城牆之北五里之處（土城至今尚存），南面則在今長安街線上。當時城的東南角就是現在尚存的，郭守敬所創建的觀象台地點。那時所要的是強調皇宮的威儀，「面朝背市」的制度，即宮在南端，市在宮的北面的布局。當時運河以什剎海為終點，所以商業中心，即「市」的位置，便在鐘鼓樓一帶。當時以手工業為主的勞動人民便都圍繞著這個皇宮之北的市心而生活。運河是由城南入城的，現在的北河沿和南河沿就是它的故道，所以沿著現時的六國飯店，軍管會，翠明莊，北大的三院，民主廣場，中法大學河道一直北上，儘是外來的船舶，由南方將物資運到什剎海。什剎海在元朝便相等於今日的前門車站交通終點的。後來運河失修，河運只達城南，城北部人煙稀少了。而城南卻更便於工商業。在一三七〇年前後，明太祖重建城牆的時候，就為了這個原因，將城北面「縮」了五里，建造了今天的安定門和德勝門一線的城牆。商業中心既南移，人口亦向城南集中。但明永樂時遷都北京，城內卻缺少修建衙署的地方，所以在一四一九年，將南面城牆拆了展到現在所在的線上。南面所展寬的土地，以修衙署為主，開闢了新的行政區。現在的司法部街原名「新刑部街」，是由西單牌樓的「舊刑部街」遷過來的。換一句話說，就是把東西交民巷那兩條「郊民」的小街「巷」讓出為衙署地區，而使郊民更向南移。
現在內城南部的位置是經過這樣展拓而形成的。正陽門外也在那以後更加繁榮起來。到了明朝中葉，統治者勢力漸弱，反抗的軍事威力漸漸嚴重起來，因為城南人多，所以計劃以元城北面為基礎，四周再築一城。故外城由南面開始，當中開闢永定門，但開工之後，發現財力不足，所以馬馬虎虎，東西未達到預定長度，就將城牆北折，止於內城的南方。於一五五三年完成了今天這個凸字形的特殊形狀。它的形成及其在位置上的發展，明顯的是辯證的，處處都反映各時期中政治、經濟上的變化及其在軍事上的要求。
這個城牆由於勞動的創造，它的工程表現出偉大的集體創造與成功的力量。這環繞北京的城牆，主要雖為防禦而設，但從藝術的觀點看來，它是一件氣魄雄偉，精神壯麗的傑作。它的樸質無華的結構，單純壯碩的體形，反映出為解決某種的需要，經由勞動的血汗，勞動的精神與實力，人民集體所成功的技術上的創造。它不只是一堆平凡疊積的磚堆，它是舉世無匹的大膽的建築紀念物，磊拓嵯峨，意味深厚的藝術創造。無論是它壯碩的品質，或是它軒昂的外像，或是那樣年年曆盡風雨甘辛，同北京人民共甘苦的象徵意味，總都要引起後人複雜的情感的。
蘇聯斯摩棱斯克的城牆，周圍七公里，被稱為「俄羅斯的頸環」，大戰中受了損害，蘇聯人民百般愛護地把它修復。北京的城牆無疑的也可當「中國的頸環」乃至「世界的頸環」的尊號而無愧。它是我們的國寶，也是世界人類的文物遺蹟。我們既承繼了這樣可珍貴的一件歷史遺產，我們豈可隨便把它毀掉！
那麼，主張拆除者又問了：在那有利的方面呢？我們計算利用城牆上那些磚，拆下來協助其他建設的看法，難道就不該加以考慮嗎？
這裡反對者方面更有強有力的辯駁了。
他說：城磚固然可能完整地拆下很多，以整個北京城來計算，那數目也的確不小。但北京的城牆，除去內外各有厚約一公尺的磚皮外，內心全是「灰土」，就是石灰黃土的混凝土。這些三四百年乃至五六百年的灰土堅硬如同岩石；據約略估計，約有一千一百萬噸。假使能把它清除，用由二十節十八噸的車皮組成的列車每日運送一次，要八十三年才能運完！請問這一列車在八十三年之中可以運輸多少有用的東西。而且這些堅硬的灰土，既不能用以種植，又不能用作建築材料，用來築路，卻又不夠堅實，不適使用；完全是毫無用處的廢料。不但如此，因為這混凝土的堅硬性質，拆除時沒有工具可以挖動它，還必須使用炸藥，因此北京的市民還要聽若干年每天不斷的爆炸聲！還不止如此，即使能把灰土炸開，挖松，運走，這一千一百萬噸的廢料的體積約等於十一二個景山，又在何處安放呢？主張拆除者在這些問題上面沒有費過腦汁，也許是由於根本沒有想到，乃至沒有知道牆心內有混凝土的問題吧。
就說繞過這樣一個問題而不討論，假設北京同其他縣城的城牆一樣是比較簡單的工程，計算把城磚拆下做成暗溝，用灰土將護城河填平，鋪好公路，到底是不是一舉兩得一種便宜的建設呢？
由主張保存者的立場來回答是：苦心的朋友們，北京城外並不缺少土地呀，四面都是廣闊的平原，我們又為什麼要費這樣大的人力，一兩個野戰軍的人數，來取得這一帶之地呢？拆除城牆所需的龐大的勞動力是可以積極生產許多有利於人民的果實的。將來我們有力量建設，磚窯業是必要發展的，用不著這樣費事去取得。如此浪費人力，同時還要毀掉環繞著北京的一件國寶文物——一圈對於北京形體的壯麗有莫大關係的古代工程，對於北京衛生有莫大功用的環城護城河——這不但是庸人自擾，簡直是罪過的行動了。
這樣辯論鬥爭的結果，雙方的意見是不應該不趨向一致的。事實上，凡是參加過這樣辯論的，結論便都是認為城牆的確不但不應拆除，且應保護整理，與護城河一起作為一個整體的計劃，善予利用，使它成為將來北京市都市計劃中的有利的，仍為現代所重用的一座紀念性的古代工程。這樣由它的物質的特殊和珍貴，形體的樸實雄壯，反映到我們感覺上來，它會豐富我們對北京的喜愛，增強我們民族精神的飽滿。
一九五〇年四月二十四日，清華大學
（本文原載1950年7月出版的《新建設》第二卷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