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兵史 · 附 錄

世襲以外的大位承繼法 除原始的部落酋長之外，人類社會的政治元首大多是世襲的。有的民族始終維持世襲的制度，如中國由殷商至辛亥革命的情形。有的民族半路做些異樣的嘗試，如古代的希臘羅馬人與近代的西洋人。今日的世界，在西洋文化的籠罩之下，呈現一個人類開化後的空前現象，就是世襲君主制的大致消滅。多數的國家都是共和國；少數的國家只維持一個傀儡的世襲君主，實權卻操在另外一個選舉的或用他法產生的執政者的手中。真有實權的君主在今日已是鳳毛麟角。所以名義上保有君主的國家，實際也可說都是共和國。 但共和制度與民主主義是兩件事，兩者可合可分，並無絕對必要的聯繫。反之，凡不終日閉眼在理想世界度生活的人，都可看出今日的大勢是趨向於外表民主而實際獨裁的專制政治。在許多國家這種情形已經非常明顯，最重要的就是德、俄、意三國。三國的獨裁者雖然都用「合法」的方式產生，但實際都是終身職，最少也是無限期職。在其餘的國家，或多或少，也都有同樣的趨勢，不久的未來恐怕也終不免要追隨潮流。 但再反過來看，政治上任何實權者的世襲制度，在今日的世界絕無地位。在從前君主世襲與神權信仰有不可分的關係。太遠的將來無人敢說，但最近的未來大概神權信仰不會復興，所以也不會有世襲專制的君主制度發生。在這種微妙的情形之下，實權者的承繼問題於最近的將來在許多國中都必要發生，於較遠的將來恐怕世界各國都不免要逢到這個難關。現在的人類究竟要如何解決這個問題，無人敢給一個武斷的答案。但在前代，在較小的範圍以內，人類曾遇到過這個問題，也曾得到勉強滿意的解決方法。最重要的例子大概要算羅馬帝 國的皇帝與回教初期的教主，兩者都是專制的，但都不是世襲的。 羅馬帝國皇帝 到公元前100年左右，羅馬已經成了地中海上最大的勢力。多數的國家都已被羅馬征服，其餘名義上仍然獨立的各國實際也都成了羅馬的勢力範圍。羅馬帝國至此可說已經成立。但傳統的政治制度只適於城邦的範圍，不能維持一個廣大的帝國。況且帝國的疆域仍在繼續擴張，武人的勢力因而日大。代替舊制的帝國政制是此後六七十年間無形之中建設起來的。 到公元前100年左右，元老院是羅馬城與羅馬帝國中的最高政治機關，凡仍然在職與已經去職的重要官員都是元老。所以名義上元老的權柄雖然有限，實際上大權都操在他們手裡。公民會議仍然存在。但羅馬沒有代議制，羅馬公民遍天下，公民會議到會的實際卻只有羅馬城內與附近的人民。這些人大半沒有固定的職業與財產，對一切既不滿意又不負責，所以極易受人操縱利用。元老階級以及對現狀滿意的人至此都聯合一起，稱為貴族陣線（Optimates）。城內一般流動的公民、資本家、少數的貴族與其他一切對現狀不滿意的人也聯合一起，稱為平民陣線（Populares）。這種黨派的分歧與政權的爭奪在當初還有意義，還表現一種真正的政爭。一方面贊成少數人為少數人的利益而統治天下，一方面贊成全體公民為全體公民的利益而統治被征服的各民族。但兩條陣線的原意不久都消沒淨盡，當初的各種口號都成了獨裁者的護符。原來有帝國而沒有皇帝，在貴族陣線與平民陣線的糾紛之下就產生了一個專制的皇帝。 最早的獨裁者是馬略（Marius），是平民陣線的領袖，在非洲打仗屢次勝利之後，於公元前104年被選為憲法上地位最高的執政官（Consul）。上等社會的人已都不願當兵，徵兵制不能維持。馬略見到此點，於是改革軍政，正式募兵。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變化：從此軍隊遂成為將軍個人的職業兵，國家軍隊的性質日愈淡薄。最少我們可說，軍隊直接是將軍個人的軍隊，只間接才是國家的軍隊。最後的結果當然是最強大的將軍與國家無形相混，甚至合一。 繼馬略而起的是貴族陣線的蘇拉（Sulla），也是軍人。在公元前82年他勉強元老院正式給他無限的獨裁權。蘇拉雖然沒有皇帝的名號，實際他可說是羅馬帝國第一任的皇帝。 馬略與蘇拉還真正是兩個相抗的陣線的領袖，此後的獨裁者就難說了。便利時，他們可與或左或右的一個陣線合作，但大致他們是以個人訓練的軍隊為最後的靠山，兩個陣線都成了傀儡。 蘇拉死後，不久三個獨裁者同時並出（公元前60年），就是龐培（Pompey）、克拉蘇（Crassus）與凱撒（Julius Caesar），臨時三雄合作，組成三頭政治。在三頭中，龐培地位最高，當時的人就給他一個半正式的稱號——「首領」（Princeps）。但三個偉人當然難以合作，一度衝突之後，凱撒勝利，二年之間（公元前46年—前44年）他成了全帝國的獨裁者。但少數的理想主義者對於舊日的共和政體不能忘情，最後用暗殺的手段將凱撒推翻。 正如用復興六國的名義把秦推翻之後，列國分立的局面並未恢復；凱撒被刺後，共和政體也絕無挽回的可能。結果只有多付一次大亂的代價而已。共和主義者能把獨裁者殺掉，但不能治理一個龐大的帝國。他們原來相信民眾會贊成他們「除暴」的舉動，豈知結果大失所望，多數的人民似乎感覺：獨裁的好壞是另一問題，實際目前除獨裁外別無維持天下安寧的方法。所以經過十四年的大亂之後，在公元前30年一個新的獨裁者又出現，就是屋大維（Octavius）。至此一切恢復舊制的幻想都已消散，帝國各地都呼屋大維為「世界的救星」。 這正與垓下之戰後沒有人再喊「剷除暴政」或「恢復六國」一類的口號一樣。 但屋大維秉性謹慎，對凱撒的命運時刻未忘。所以共和制度雖已推倒，他決定在實際獨裁的局面之下仍維持共和的外表。名義上一切仍舊，但屋大維在憲法上有幾種特權與特殊名號，使他實際的地位遠超憲法之上： （一）至尊權——在共和舊制之下，國家最高元首的執政官有至尊權，就是行政上的最高權。但前此至尊權的期限為一年，現在屋大維的至尊權屢次地延長，實際等於終身的權力。 （二）至尊號——在至尊權的制度之下，最重要的就是全國軍隊的統率權。在統率軍隊時，領有至尊權的人可用「至尊號」，也可說是大元帥。後來羅馬歷代的皇帝普通都用此為常號，近代西洋文字中emperor或 empereur一類的名詞都由此演化而出。在中文我們普通譯為中國歷史上同類的名詞——「皇帝」。 （三）保民權——羅馬原有保民官（Tribune），乃是平民階級的官吏，在憲法上有全權去防止或禁止任何貴族個人或團體對任何平民個人或團體有欺壓的行動。憲法並承認保民官的「神聖」地位，任何人對他的身體或生命若有侵犯，就與褻瀆神明同罪。現在屋大維不居保民官的地位，而終身領有保民官的職權與神聖性。 （四）其他特權—— 1. 宣戰與講和權。 2. 元老院與公民會議的召聚權。這就等於說兩個會議實際都由皇帝操持。 3. 一切正式聚會中占據最高座位的權利。 （五）首領（Princeps）——這是一個半正式的稱呼，以前的獨裁者多曾用過。後來元老院感覺「首領」一詞不夠尊崇，就又正式稱屋大維為「國父」（Paterpatnae）。但這個名詞始終沒有流行，最通用的還是半正式的「首領」。 （六）奧古斯都（Augustus）——這是屋大維與後來歷任皇帝惟一正式的特別名號，就是「至尊無上」的意思。這只是一個尊號，與任何的特權無關。但這個正式的稱號與非正式的「首領」可表示當時的人，無論貴族或平民，都承認獨裁制的不可避免，因而情願創造兩個憲法以外的尊號。 在當時的情形之下，這個新舊調和的辦法未嘗不好，惟一的缺點就是承繼問題的虛懸。因為在理論上羅馬仍為共和國，一切地位與權柄都創自元老院或公民會議，所以世襲制當然不能成立。也恰巧屋大維沒有兒子，所以世襲的問題也沒有發生。在理論上，屋大維死後，或退職後，由元老院再選派一人擔任，應當沒有問題。但現在實際的制度是獨裁，這種紙上的辦法完全行不通。屋大維在生前也見到這一點，為避免將來再起內亂，他感到非預先暗中指定承繼人不可。他當初四個親信的人都壯年死去，未得繼位。最後他決定以他的義子提比略（Tiberius）為嗣，使他也接受保民權與至尊權，所以全帝國都知道他是皇帝心目中的承繼人。屋大維死後，無人提出異議，提比略安然繼位。 提比略原已享受至尊權，所以屋大維死後他就成了當然的大元帥，無形之間承繼了屋大維的地位。但提比略也極力地尊重憲法的外表，正式召聚元老院會議，請他們選定屋大維的承繼人。元老院也知趣，就把屋大維生前所享受的一切特權與名號都加在提比略身上。從此這就成了慣例，每代的皇帝生前都指定實際的承繼人，而由元老院將來正式承認。 41年皇帝加利古拉（Caligula）被暗殺，生前並未指定承繼人。元老院因加利古拉生前暴虐，於是就討論恢復舊日名實相符的共和制度的問題。但在元老院雄辯未決的時候，御衛隊已先發動，代他們決定，拉·克勞底（Claudius）出來為大元帥。元老院無法，只得承認既成的事實，許多天花亂墜的長篇演說都中途打斷。 克勞底的承繼者尼祿（Nero）暴虐無道，激起內亂；同時他又未指定承繼人。68年變亂四起，尼祿自殺。四個武人爭位，都各由軍隊擁護為皇帝。次年韋斯帕申（Vespasian）勝利，由元老院承認為首領。韋斯帕申後來出其子提多（Titus）承繼。這雖實際上等於世襲，但名義上仍為選舉。提多也是先接受至尊權與保民權，在父親死後藉此兩種特權而當然繼位。 提多由其弟多密申（Domitian）承繼。96年多密申被暗殺，無人繼位。至此元老院雖有機會，也不再妄想恢復共和，於是選舉了一個老好先生的尼爾瓦（Nerva）為皇帝。尼爾瓦感覺自己太庸碌無能，就以武人特拉燕（Trajan）為義子，並給他至尊權與保民權。 特拉燕忽略了承繼問題，生前未按慣例指定承繼人，到臨死時才認亞第盎（Hadrian）為義子（117年）。元老院與軍隊雖都表示承認，但因亞第盎當初並未被默認為承繼人，也未享有至尊權與保民權，所以另外有武人反對。所幸反對派即被平定，未再引起大規模的內亂。此後60年間（117年—180年）承繼問題一按慣例解決，歷代皇帝都指定承繼人，並都以承繼人為義子。 180年後，羅馬帝國二百年的盛期已經過去，亂時多，治時少，承繼的問題也時常發生。但一直到西羅馬帝國滅亡時（476年）帝位在理論上始終不是世襲的，在實際上也不都是世襲的。甚至到最後東羅馬帝國滅亡的1453年時，帝位在理論上仍非世襲的私產。 由上面的簡表看來，羅馬帝國帝位的承繼法可總論如下： 1.在理論上帝位不是世襲的，實際上也大多不是世襲的。 2.最普通的承繼法是由在位的皇帝於生前指定承繼人，承繼人並且在皇帝生前就享有特權，以便將來能不留痕跡而繼位。但這是一種非正式的默認慣例，無人公開地考慮這個方法，大家都只「心照不宣」而已。 3.皇帝大多以承繼人為義子。這與政制本身無關，只能算為一個以人情輔助公事的辦法。 4.凡不按慣例指定承繼人時，或因故未得指定承繼人時，結果往往是引起內亂或招致軍隊的跋扈干涉。 5.屋大維以後幾乎無人再相信舊日的共和制度有恢復的可能，所以也很少有人想推翻獨裁皇帝的制度，雖然始終大家不肯承認帝位是一人一家的私產。 回教初期教主 阿拉伯人自古就分為兩種：遊牧人與城居人，遊牧人散居內地沙漠地帶，牧畜為生，遷移無定，組織極為散漫。城居人聚住沿海肥地，有城郭，以商業與簡單的農業為生。城市中最重要的就是西岸的麥加（Mecca）與麥地那（Medina）。但城市間的距離甚遠，不利於共同的政治組織。無論土著與遊牧，政治組織都停頓在部落的階段。以往在半島各地間或有比較廣大的國家出現，但都是暫時的。在回教興起之前，部落組織是常態。 每個部落或城市，各有自己的神祗與宗教。但麥加是全民族所承認的共同聖地，城中有廟名嘎巴（Kaaba）或立體廟。廟中有神像三百六十座，乃全民族在各地所崇拜的神祗的總匯。廟牆中有黑石一塊，尤為全體阿拉伯人所崇敬。每年一度，全半島的人都到麥加朝聖，一方面朝拜立體廟中的群神，而尤其重要的是向神聖的黑石示敬。這種鬆散的宗教儀式，可說是回教興起前阿拉伯人惟一民族意識的表現。 加強民族意識，統一各部落與各城市，使這本來一盤散沙的民族一躍而成為當時世界最強大的勢力的——就是穆罕默德。穆罕默德所創的宗教簡而易行，感人的能力非常之深。他毀掉各地的神像，聖廟中的三百六十座神像也被廢棄。但立體廟本身與牆中的黑石卻仍保留，照舊被奉為聖地。代替舊日繁複信仰的新宗教非常簡單，信條只有一段，婦需皆可背誦明了「除惟二真宰（Allah）外別無他神，穆罕默德是他的先知（Prophet）」。這二句話的力量，不是我們今日的人所能想像的。穆罕默德用這二句話，在十年之內統一阿拉伯半島。穆罕默德死後，他的承繼者靠這一句話，在一百年內征服了東至中央亞細亞西至西班牙的一個大帝國。 此前阿拉伯各部落的酋長本由各部落推選。但現在情形大變，全民族在短期間已經統一，實權者的承繼問題甚為重大。穆罕默德自己生前對此並未預定計劃；同時他又無子，所以世襲制也談不到。至於一般信徒，看穆罕默德幾同神明，不信他也會如凡人一樣的死去。一旦首領薨逝，大家都無所適從。在穆罕默德左右地位最為重要的有阿布伯克（Abu Bekr）、歐瑪（Omar）與阿里（Ali）三人。632年穆罕默德死，回教中要人遂公選阿布伯克繼位，為最初創教者的代表或「哈利發」（Caliph）。這個地位是宗教而兼政治的，可說是一個有政權的教主。教主在理論上由全民選舉，選舉後宗教權與政治權都集於一身。但阿布伯克實際是由少數人選出的。 阿布伯克德高望重，選舉未成嚴重的問題，但也幾乎引起內部的分裂。許多部落由於習慣的關係，又欲恢復原始分散獨立的狀態。但一切叛亂都被阿布伯克平定，從此半島內部未再發生嚴重的分裂問題。 阿布伯克見到無限制的選舉有引起內亂的危險，所以在生前就向左右指定歐瑪為最適宜的承繼人。634年阿布伯剋死，左右尊重他的意見，就正式選舉歐瑪為教主。 歐瑪感覺繼位法有固定化的需要，於是生前就指定六位元老為選舉委員，將來他們由自己內部互選一人為教主。歐瑪有子，但不肯假公濟私，沒有指定兒子為承繼人，並且也未派他為選舉委員之一。644年歐瑪死，六位選舉委員中的歐斯曼（Osman）被選為繼位的教主。 歐斯曼腐敗，引起反抗，656年被刺殺而死。他生前並未指定承繼人，也沒有預定選舉法。反對派遂擁阿里為教主。回教內部的分裂由此開始，661年阿里亦遭刺殺。從此教主的地位變成陰謀與爭奪的對象，回教共和國無形結束，統一的或各地分立的回教國都成了世襲專制的政體。 回教共和國雖只維持了三四十年，阿拉伯的情形雖與羅馬帝國不一樣，但承繼法卻大同小異。阿布伯克以後兩代的教主都因被預先指定而未成問題。第四代因未指定，又未預定選舉法，內亂於是發生，共和國竟至因而結束。回教不似羅馬，未得演化出一個大家公認的承繼慣例。但阿里以前幾次的蟬聯似乎是正在對著一個固定慣例的方向走去，可惜尚未成功就被世襲制打斷。 結 論 「歷史不重述自己」——History does not repeat itself。我們不敢說20世紀西洋各國的獨裁者也都要用羅馬與回教那種實際指定而名義選舉的方法產生承繼人。但在制度的範圍以內，我們很難想像其他更為妥當或更為自然的方法。西洋又有一句與上面所引證正相反的老話「天下並無新事」——There is no new thing under the sun！ 參考書 羅 馬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Vol.X, chap.5; Vol.XI, chap.10. Boak,A.E.R.,A History of Rome to 565A.D.,chap.11-19. BaIley,C.(ed.) ,The Legacy of Rome,——「The Conception of Empiro」「Administration」. 回 教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Vol.II,chap.10-11. Ameer Ali,A Short History of the Saracens,chap.1-6. Margoliouth.D.S., Mohammed and the Rise of Islam. Encyclopedia Britannica,ninth edition,——「Mohammedaitism」. I bid.,fourteenth edition,——「Islamic Institutions」. 中外的春秋時代 一 春秋時代，在任何高等文化的發展上，都可說是最美滿的階段。它的背景是封建，它的前途是戰國。它仍保有封建時代的俠義與禮數，但已磨掉封建的混亂與不安；它已具有戰國時代的齊整與秩序，但尚未染有戰國的緊張與殘酷。人世間並沒有完全合乎理想的生活方式與文化形態，但在人力可能達到的境界中，春秋時代可說是與此種理想最為相近的。 春秋背景的封建時代，是文化發展上的第一個大階段。由制度方面言，封建時代有三種特徵。第一，政治的主權是分化的。在整個的文化區域之上，有一個最高的政治元首，稱王（如中國的殷周），或稱皇帝（如歐西的所謂中古時代）。但這個元首並不能統治天下的土地與人民，雖然大家在理論上或者承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他所直轄的，只有天下土地一小部分的王畿，並且在王畿之內，也有許多卿大夫的采邑維持半獨立的狀態。至於天下大部的土地，都分封給許多諸侯，諸侯實際各自為政，只在理論上附屬於帝王。但諸侯在封疆之內也沒有支配一切的權力，他只自留國土的一小部份，大部土地要封與許多卿大夫，分別治理。卿大夫在自己的采邑之上，也非絕對的主人，采邑的大部又要分散於一批家臣的手中。家臣又可有再小的家臣。以此類推，在理論上，封建貴族的等級可以多至無限，政治的主權也可一層一層地分化，以至無窮。實際的人生雖然不似數學的理論，但封建政治之與「近代國家」正正相反，是非常顯明的事實。 封建時代的第二個特徵，是社會階級的法定地位。人類自有史以來，最少自新石器時代的晚期以來，階級的分別是一個永恆的事實。但大半的時期，這種階級的分別只是實際的，而不是法律所承認並且清清楚楚規定的。只有在封建時代，每個人在社會的地位、等級、業務、權利、責任，是由公認的法則所分派的。 封建時代的第三個特徵是經濟的，就是所有的土地都是采邑，而非私產。自由買賣，最少在理論上不可能，實際上也是不多見的。所有的土地都是一層一層地向下分封，分封的土地就是采邑。土地最後的用處，當然是糧食的生產。生產糧食是庶民農夫的責任，各級的貴族，由帝王以及極其微賤的小士族，都把他們直接支配的一部土地，分給農夫耕種。由這種農業經濟的立場看，土地稱為井田（中國）或佃莊（歐西）。此中也有「封」的意味，絕無自由買賣的辦法，井田可說是一種授給農夫的「采」，不過在當時「封」或「采」一類的名詞只應用於貴族間的關係上，對平民不肯援用此種高尚的文字而已。 總括一句：封建時代沒有統一的國家，沒有自由流動的社會，沒有自然流通的經濟。當時的政治與文化，都以貴族為中心。貴族漸漸由原始的狀態建起一種豪俠的精神與義氣的理想，一般的糾糾武夫漸漸為斯文禮儀的制度所克服，成了文武兼備的君子。但在這種發育滋長的過程中，政治社會的各方面是不免混亂的，小規模的戰事甚為普遍，一般人的生活時常處在不安的狀態中。 封建時代，普通約有五六百年。封建的晚期，當初本不太強的帝王漸漸全成傀儡，把原有的一點權力也大部喪失。各國內部的卿大夫以及各級的小貴族也趨於失敗。奪上御下，占盡一切利益的，是中間的一級，就是諸侯（中國）或國王（歐西）。最後他們各把封疆之內完全統一，使全體的貴族都聽他們指揮，同時他們自己卻完全脫離了天下共主的羈絆。列國的局面成立了，這就是春秋時代。 二 主權分化的現象，到春秋時代已不存在。整個的天下雖未統一，但列國的內部卻是主權集中的。社會中的士庶之分，在理論上仍然維持，在政治各部輔助國君的也以貴族居多。但實際平民升為貴族已非不可能，並且也不太難。在經濟方面，井田的制度也未正式推翻，但自由買賣的風氣已相當地流行。各國內部既已統一，小的紛亂當然減少到最低的限度；至此只有國際間的戰爭，而少見封建時代普遍流行的地方戰亂。真正的外交，也創始於此時。貴族的俠義精神與禮節儀式發展到最高的程度。在不與國家的利益衝突的條件之下（有時即或小有衝突，也不要緊），他們對待國界之外的人也是儘量地有義有禮。國際的戰爭，大致仍很公開，以正面的衝突為主，奇謀詭計是例外的情形。先要定期請戰，就是後世所謂「下戰書」，就是歐西所謂宣戰。「不宣而戰」是戰國時代的現象，春秋時代絕不如此無禮。晉楚戰於城濮，楚帥成得臣向晉請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這幾句話，說得如何的委曲婉轉！ 晉文公派人回答說：「寡君聞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請見。」答辭也可說與請戰辭針鋒相對。 戰爭開始之前，雙方都先排列陣勢，然後方才開戰，正如足球戲的預先安排隊形一樣。有的人甚至寧可自己吃虧，也不攻擊陣勢未就的敵人。宋襄公與楚戰於泓水，宋人已成列，楚人尚未渡水。有人勸襄公乘楚人半渡而突擊敵軍，宋君不肯。楚軍渡水，陣勢未成又有人勸他利用機會，他仍拒絕。最後宋軍戰敗，襄公自己也受了傷，並且後來因傷致死。這雖是一個極端的例，但卻可代表春秋時代的俠義精神，與戰國時代惟利是圖的風氣大異其趣。 春秋時代的戰爭，死傷並不甚多，戰場之上也有許多的禮數。例如晉楚戰於邲，晉人敗逃，楚人隨後追逐。晉軍中一輛戰車忽然停滯不動。後隨的楚車 並不利用機會去擒俘，反指教晉人如何修理軍輛，以便前進。修好之後，楚人又追，終於讓晉軍逃掉！ 雖在酣戰之中，若見對方的國君，也當在環境許可的範圍內恭行臣禮。晉楚戰於鄢陵，晉將卻至三見楚王，每見必下車，免首胄而急走以示敬。楚王於戰事仍然進行之中，派人到晉軍去慰勞，卻至如此不厭再三的行禮，卻至與楚使客氣了半天，使臣才又回楚軍。在同一的戰役中，晉欒鍼看見楚令尹子重的旌旗，就派人過去送飲水，以示敬意。子重接飲之後，送晉使回軍， 然後又擊鼓前進。兩次所派到對方的都是「行人」，正式的外交使臣，行人的身命在任何情形下都是神聖不可侵犯的。 歐西的春秋時代，就是宗教改革與法國革命間的三個世紀，普通稱為舊制度時代。歐西人對於利益比較看重，沒有宋襄公一類的人，但封建時代的禮儀俠氣也仍然維持。例如當時凡是兩國交兵，除當然經過宣戰的手續與列陣的儀式之外，陣成之後，兩方的主帥往往要到前線會面，互示敬意，說許多的客套話，最後互請先行開火。過意不去的一方，只得先動手，然後對方才開始還擊。 到法國革命之後，就絕不再見此種不可想像的傻事了！ 除較嚴重的戰爭場合外，一般士君子的日常生活也都以禮為規範。不只平等的交際如此，連國君之尊，對待臣下也要從禮。例如臣見君行禮，君也要還禮，不似後世專制皇帝的呆坐不動而受臣民的伏拜。大臣若犯重罪，當然有國法去追究。但在應對之間，若小有過失，或犯了其他不太嚴重的錯誤，國君往往只當未見未聞。路易第十四世，是歐西春秋時代的典型國君 。他的最高欲望， 就是做整個法國甚至整個歐洲最理想的君子。有一次一位大臣當面失態，使路易幾至怒不可遏。但他仍壓抑心中的怒火，走到窗前，把手中的杖擲之戶外回來說：「先生，我本想用杖打你的 ！」 英國伊麗莎白女王的名臣腓力·西德尼爵士是當時的典型君子。舉止行動，言談應對，對上對下，事君交友，一切無不中節。男子對他無不欽羨，女子見他無不欲死。他的聲名不只傳遍英國，甚至也廣播歐陸。最後他在大陸的戰場上身受重傷。臨死之際，旁邊有人遞送一瓶飲水到他口邊。他方勉強抬頭就飲，忽見不遠之處臥著一個垂死的敵人，於是就不肯飲水，將瓶推向敵人說：「他比我的需要還大。」一個人真正的風格氣度，到危難臨頭時必要表現，彌留之頃尤其是絲毫假不得的。「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是指罪孽深重臨死懺悔者而言，那只是虛弱的表示，並非真情的流露。至人臨死，並無特別「善」的需要，只是「真」而已。世俗之見，固然可看西德尼的舉動為一件：「善」事，但那是對他人格的莫大誤解，他那行為是超善惡的，他絕無故意行「善」的心思。與他平日的各種舉動一樣，那只是他人格自發的「真」，與弱者臨危的「善」相差不可以道里計。後代時過境遷，對前代多不能同情地了解，春秋時代的理想人格是最易被後代視為虛偽造作的。當然任何時代都有偽君子，但相當大的一部分的春秋君子是真正地默化於當代的理想中。 三 我們舉例比較，都限於中國與歐西，因為這兩個文化可供比較之處特別的多，同時關於它們的春秋時代，史料也比較完備。此外唯一文獻尚屬可觀的高等文化，就是古代的希臘羅馬。希臘文化的春秋時代，是公元前650年左右到 亞歷山大崛起的三百年間。當時的歷史重心仍在希臘半島，雅典與斯巴達的爭雄是歷史的推動力，正如中國的晉楚爭盟或歐西的英法爭霸一樣。當時的希臘也有種種春秋式的禮制，凡讀希羅多德的歷史的人都可知道。俠義的精神，尤其是大國對大國，是很顯著的。雅典與斯巴達時斷時續地打了四十年的大戰之後，雅典一敗塗地，當時有人勸斯巴達把雅典徹底毀滅。但斯巴達堅決拒絕，認為這是一種褻瀆神明的主張。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的哲學使命，都在斯巴達俠義的一念之下，日後得有發揚的機會。 上列的一切，所表現的都是一種穩定安詳的狀態。春秋時代的確是穩定安詳的。封建時代，難免混亂；戰國時代，過度緊張。春秋時代，這兩種現象都能避免。國際之間，普通都以維持均勢為最後的目標，沒有人想要併吞天下。戰爭也都是維持均勢的戰爭，殲滅戰的觀念是戰國時代的產物。在此種比較安穩的精神之下，一切的生活就自然呈現一種悠閒的儀態，由談話到戰爭，都可依禮進行。 但歷史上的任何階段，尤其是比較美滿的階段，都是不能持久的。春秋時代最多不過三百年。中國由吳越戰爭起，歐西由法國革命起，開始進入戰國。 貴族階級被推翻，貴族所代表的制度與風氣也大半消滅。在最初的一百年間，中國由吳越戰爭到商鞅變法，歐西由法國革命到第一次大戰，還略微保留一點春秋時代的餘味。但那只是大風暴雨前騙人的平靜，多數的人仍沉湎於美夢未醒的境界時，殘酷的、無情的殲滅戰，閃電戰，不宣而戰的戰爭，滅國有如摘瓜的戰爭，坑降卒四十萬的戰爭，馬其諾防軍前部被虜的戰爭，就突然間出現於彷徨無措的人類之前了。 此次抗戰在歷史上的地位 抗戰開始以後，著者對中國文化的意義雖不免有新的探討，舊日的見解大體上卻未變更。但前此的注意力集中於傳統文化的弱點，對於中華民族的堅強生命力，只略為提及，並未特辟一篇去解釋，因為誇大的文章歷來很多，無需再加一人去湊熱鬧。但抗戰開始以後，這種緘默已不能繼續維持了。《此次抗戰在歷史上的地位》一文，就是抗戰半年後，著者於民國二十七年元旦後一星期所作。主題是解釋此次抗戰的意義與士兵之所以英勇；若與上編《中國的家族》 篇互相參照，就可明白此次的驚人抗戰絕非偶然，乃是二千年前大漢帝國人口政策的成功與二千年來南方新天地的建設所賜予的。這兩個特殊情形，是我們在所有的古老民族中所獨有的，也是我們雖老而仍富有朝氣的基本原因。 除論抗戰英勇的主題外，該篇也附帶提到後方人士，尤其智識階級的太不爭氣。當時作者身在長沙，深感後方景象的使人啼笑皆非。時至今日，重印合刊時，此種附論似可刪去。但當合刊工作的開始整理期間（民國二十七年十月），恰值昆明初遭敵機轟炸，一般的動態又與年前的長沙如出一轍。素日領受微薄薪餉並被人輕視的大兵，在前方喋血抵抗；而處在安全的後方，多年享受國家的高位厚祿，承受社會的推崇尊敬的自命優秀分子，反倒庸人自擾，仍要向自認為尤其安全的地帶逃難，還能硬著麵皮，以殘廢老弱自居，而美其名曰「疏散」——凡略有自覺心的人，對此能不太感難堪？此種行動，無論平日如何善於自辯自解的人，午夜捫心自問，恐怕也難否認為尸位素餐吧！難道向日處在社會領導地位的人，對於生死的意義與價值，也無半點了解？生，固然可貴；但是不惜任何代價以求苟生，還不如死！士兵的英勇，真可謂非常而可欽；後方有責者的狂逃，實在是反常而可恥。負有軍事政治責任的人，當然不必說。就是負有與軍政無直接關係的職責者，除非所在地於最近的將來有淪為戰區的危險，都不當逃避。至以昆明而論，若到這個最後方的都市也將淪為戰區的時候，中國就真到了山窮水盡的境地。到那時，殘餘的士兵或者仍可去作游擊隊；一般膽小如鼠的優秀分子，救得個人的一條殘生，不知尚有何用？此次抗戰真有神怪小說中照妖鏡的作用。各種平日善於變化善於掩飾的人物，在強烈的光照磨鍊之下，都不得不就地一滾，原形出現；而平日許多好似庸碌呆板的圓顱方趾動物，至此倒證明是十足兌現的真人。 因有上面的一點感想，所以原文中的一段無聊牢騷也不刪去，將來或可作為此次英勇抗戰的一點反面史料！ 可恥的景象雖不可免，但著者仍認為前途是光明的。不可救藥的分子在抗戰期間與抗戰之後，必大半要被淘汰。建國運動雖非三年五載的簡易事業，但不久的未來必能成功。《在望的第三周文化》一篇中的意見，就是著者對於前途的希望與信仰。 （以上楷體文字引自雷海宗撰《總論——抗戰建國中的中國》——編者注） 此次抗戰不只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大事，甚至在整個人類歷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奇蹟。我們若把中國與其他古老文化比較一下，就可得到驚人的發現。埃及文化由生到死，不過三千年。公元前300年左右被希臘征服，漸漸希臘化。後來又被回教徒征服，就又阿拉伯化。今日世界上已沒有埃及人，埃及文字，或埃及文化；今日所謂埃及的一切，都是阿拉伯的一部分。巴比倫文化的壽命與埃及相同，也同時被希臘征服，後來又阿拉伯化。希臘羅馬文化，壽命更短，由生到死不過二千年；今日的希臘不是古代的希臘，今日的義大利更不是古代的羅馬。至於中國，由夏商之際到今日，將近四千年，仍然健在。並且其他古族在將亡時，都頹靡不振，不只沒有真正抵抗外患的力量，甚至連生存的意志也大半失去。它們內部實際先已死亡，外力不過是來拾取行屍走肉而已。至於我們此次抗戰的英勇，是友邦軍事觀察家所同聲讚許的，連敵人方面的軍事首領有時也情不自已地稱讚一聲。我們雖然古老，但我們最好的軍隊可與古今任何正在盛期的民族軍隊相比，這是值得大書特書的。我們有一部分的軍隊或者不能盡滿人意，但略為研究軍事歷史的人都知道任何時代任何民族的軍隊也有因暫受挫折而紀律鬆弛的現象，也都有因缺乏經驗而戰力不佳的現象。並且我們不要忘記，今日中國的軍隊不是徵兵，而是募兵。徵兵雖也有缺點，但只有徵兵才是長久可靠的軍隊。我們只有募兵，而其效能已幾乎與徵兵相等，這又是人類歷史上稀有的奇事。半年以來，我們大部的軍隊可以告無罪於國家民族；倒是後方的人，尤其是太平時代說話最響亮的人，當下一番懺悔的工夫。我們的前方，大致尚可與歐戰時列強的前方相比；我們後方有責任有職守者的慌張飛逃，卻與歐戰時各國後方的鎮靜安詳成反比例。這隻足證明，連許多平日自詡甚高的人也沒有達到徵兵的程度，也就是說，還沒有國民的資格。談到此點，我們對前方將士的英勇更當感愧；若再埋怨他們不肯出力，使得我們不得不於敵人仍在數百里以至千里之外的時候三番兩次地飛尋樂土，那就未免太無自知之明了。說得乾脆一點，若看後方的情景，我們只配有紀律不佳與戰力缺乏的軍隊！ 中國文化的壽命為何如此之長？今日因何能有如此英勇的抗戰？中國至今存在，因為中國曾經返老還童，而別的文化一番衰老後就死去。每個文化發展的步驟，都是先由分裂的部落或封建的小國開始。後來小國合併為大國，列國競爭，國際的局面日愈緊張，國際的戰爭日愈激烈。最後一國出來吞併列國、統一天下，成了籠罩整個文化區的大帝國。帝國是文化的末期，此後只有衰弱，再分裂，以至於滅亡。別的民族至此都不能再維持。只有中國，於秦漢統一大帝國之後，雖也經過三國六朝的短期消弱，但後來卻又復興。復興之後，政治制度雖不再有多少更革，文化潮流卻代有進展。這是其他民族的歷史上所絕無的現象。我們可稱南北朝以下為中國文化的第二周，與第一周的文化潮流列表比較如下，就可一目了然： 我們由上表可知中國文化前後有過兩周，其他文化都只有第一周絕無第二周，都是一衰而不能復振。這一點是我們大可自豪於天地間的。我們不只壽命長，並且沒有虛度我們的光陰，各代都能翻點新的花樣。 中國文化為何能有第二周？這個問題與上面尚未解答的今日為何能如此英勇抗戰的問題，可以一併回答。中國文化的第二周可說是南方發展史。古代的中國限於中原，長江流域乃是邊地，珠江流域根本與中國無關。秦漢時代奠定了三大流域的中國，但黃河流域仍為政治文化的重心。五胡亂華以後，南方逐漸開拓。此後每經一次外患，就有大批的中原人士南遷。五胡亂華，五代之亂，與宋室南渡時南遷的人數尤多。並且一般地講來，南遷的人是民族中比較優秀的分子，因為他們大多都是不肯受外族統治而情願冒險跋涉的人。並且沿路的困苦危險遠非火車輪船汽車飛機的今日可比。因而冒險南下的人中，又有一批被淘汰。到了環境迥異的南方之後，在衛生知識與衛生設備兩缺的前代，因不能適應而死去的人，恐又不少。最後得機會開發南方的可說是優秀分子中選擇出來的優秀分子。所以二千年來，雖因外患來自北方而統一的首都始終設在中原，然而南方經濟與文化的地位一代比一代重要，人口一代比一代繁殖，到最後都遠超中原之上。此點可由種種方面證明，但由行政區域的劃分可最清楚最簡單地看出南北消長的痕跡，因為行政區域的劃分大致是以人口與富力為標準的。 春秋戰國時代，除楚國與倏起倏滅的吳越二國之外，所有的列國都在北方，可以小論。漢武帝分天下為十三部，北方占其八：司隸、豫州、冀州、兗州、青州、幽州、并州、涼州；南方占其五：徐州、荊州、揚州、益州、交州。此時北仍匿於南，是沒有問題的。唐太宗分天下為十道，南北各占五道。北為隴右、關內、河東、河北、河南；南為淮南、山南、劍南、江南、嶺南。經過晉室南渡與南北朝二三百年的對峙之後，南方已發展到與北方平衡的地步。北宋分天下為十五路，北方五路：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南方十路：淮南、江南、荊湖南、荊湖北、兩浙、福建、西川、峽西、廣南東、廣南西。此時雖然北方失燕雲於遼，失河西於夏，然而南北的懸殊仍甚可異。可見此時北方已較南方落後，唐末與五代的大亂必與此有關。再經過宋室南遷與一度偏安之後，到明代雖然燕雲與河西都已收復，然而二直隸十三布政司中，北方仍只占其五：京師、山東、山西、陝西、河南；南方占其十：南京、浙江、福建、江西、湖廣、四川、廣東、廣西、貴州、雲南。滿清十八省，北占其六：直隸、山東、山西、河南、陝西、甘肅；南占十二：江蘇、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廣東、廣西、四川、貴州、雲南。到明清時代，很顯然的中原已成南方的附庸了。富力的增加，文化的提高，人口的繁衍，當然都與此有關。這個發展是我們第二周文化的最大事業。在別的民族已到了老死的時期，我們反倒開拓出這樣一個偉大的新天地，這在人類歷史上是無可比擬的例外。 此次抗戰，雖顯然的是全國參加，但因人力物力的關係，抗戰的重心在南方，也是無可諱言的。這可說是我們休養生息了兩千年的元氣，至此拿出與亘古未有的外患相抗。因為以往外患都在北方，又因軍隊都是募兵，所以兵士大半都是由政府就地招編，當然以北人居多。歷代對外失敗，可說都限於北方，失敗後就又有一批人士南遷。民族元氣大寶藏的南方力量，前此向無機會施展。偏安與割據的時代，南方當然有自己的軍隊，但都無足輕重。蒙古入主中國，編南人為新附軍，也無重要地位。南方人士編成有用的大軍，是滿清時代的事。嘉慶初年川楚教匪之亂，官兵無用，平亂大半依靠鄉勇。這是南兵第一次大顯身手的例證。後來的太平天國與湘軍，可說是兩個對峙的南方大軍。時至今日，中國軍隊的主力，不僅要從北方挑選，尤其要從南方編練，已是顯而易見的事。軍隊素質的高低，不專靠體力與訓練。每個士兵的智力，神經反應的遲速，隨機應變的能力，以及其他種種的天然稟賦，都有關係。尤其在近代的複雜戰術之下，因為二千年來民族元氣的南偏，南方的勁旅多於北方，也是當然的事。中國雖然古老，元氣並未消耗，大部國民的智力與魄力仍可與正在盛期的歐美相比，仍有練成近代化的勁旅的可能。二千年來養成的元氣，今日全部拿出，作為民族文化保衛戰的力量。此次抗戰的英勇，大半在此。 最後還有一點，或者值得論及。按上面列表，我們第二周的文化今日已到末期。第一周的末期，前後約三百年。第二周的末期，由始至今方有百年；若無意外的變化，收束第二周與推進第三周恐怕還得需要一二百年的工夫。但日本的猛烈進攻使得我們不得不把八字正步改為百碼賽跑。第二周的結束與第三周的開幕，全都在此一戰。第一周之末，有淝水之戰（公元383年）。那一戰中國若失敗，恐怕後來就沒有第二周的中國文化，因為當時漢人在南方還沒有立下根深蒂固的基礎。淝水一戰之後，中國文化就爭得了一個在新地慢慢修養以備異日脫穎而出的機會。此次抗戰是我們第二周末的淝水戰爭，甚至可說比淝水戰爭尤為嚴重。成敗利鈍，長久未來的遠大前途，都繫於此次大戰的結果。第二周文化已是人類史上空前的奇蹟；但願前方後方各忠職責，打破自己的非常紀錄，使第三周文化的偉業得以實現！ 君子與偽君子 —— 一個史的觀察 觀察中國整個的歷史，可能的線索甚多，每個線索都可貫串古今，一直牽引到目前抗戰建國中的中國。「君子」一詞來源甚古，我們現可再用它為一個探討的起發點。 「君子」是封建制度下的名詞。封建時代，人民有貴賤之分，貴者稱「士」，賤者稱「庶」。「君子」是士族階級普通的尊稱；有時兩詞連用，稱「士君子」。 士在當時處在政治社會領導的地位，行政與戰爭都是士的義務，也可說是士的權利。並且一般講來，凡是君子都是文武兼顧的。行政與戰爭並非兩種人的分工，而是一種人的合作。殷周封建最盛時期當然如此，春秋時封建雖已衰敗，此種情形仍然維持。六藝中，禮、樂、書、數是文的教育，射、御是武的教育，到春秋時仍是所有君子必受的訓練。由《左傳》《國語》中，可知當時的政治人物沒有一個不上陣的。國君也往往親自出戰，晉惠公竟至因而被虜。國君的子侄兄弟也都習武。晉悼公的幼弟揚干最多不過十五歲就入伍；因為年紀太輕，以致擾亂行伍而被罰。連天子之尊也親自出征，甚至在陣上受傷。如周桓王親率諸侯伐鄭，當場中箭。當兵絕非如後世所謂下賤事，而是社會上層階級的榮譽職務。平民只有少數得有入伍的機會，對於庶人的大多數，當兵是一個求之不得的無上權利。 在這種風氣之下，所有的人，尤其是君子，都鍛煉出一種剛毅不屈、慷慨悲壯、光明磊落的人格。「士可殺而不可辱」，在當時並非寒酸文人的一句口頭禪，而是嚴重的事實。原繁受鄭厲公的責備，立即自殺。晉惠公責里克，里克亦自殺。若自認有罪，雖君上寬恕不責，亦必自罰或自戮。鬻拳強諫楚王，楚王不從；以兵諫，楚王懼而聽從。事成之後，鬻拳自刖，以為威脅君上之罪罰。接受了一種使命之後，若因任何原因不能復命，必自殺以明志。 晉靈公使力士鉏麂去刺趙盾，至趙盾府後，發現趙盾是國家的棟樑，不當刺死，但顧到國家的利益，就不免違背君命；從君命，又不免損害國家。所以這位力士就在門前觸槐而死。以上不過略舉一二顯例，類此的事其多，乃是當時一般風氣的自然表現。並且這些慷慨的君子，絕不是純粹粗暴的武力。他們不只在行政上能有建樹，並且都能賦詩，都明禮儀，都善辭令，不只為文武兼備的全才。一直到春秋末期，後世文人始祖的孔子，教弟子仍用六藝，孔子自己也是能御能射的人，與後世的酸儒絕非同類的人物。 到戰國時，風氣一變。經過春秋戰國之際的一度大亂之後，文化的面目整個改觀。士族階級已被推翻，文武兼備的人格理想也隨著消滅。社會再度穩定之後，人格的理想已分裂為二，文武的對立由此開始。文人稱遊說之士，武人稱遊俠之士。前者像張儀以及所有的先秦諸子，大半都是憑著三寸不爛之舌，用讀書所習的一些理論去遊說人君。運氣好，可謀得卿相的地位；運氣壞，可以招受奇辱。張儀未得志時，曾遭楚相打過一頓，誣他為小偷。但張儀絕不肯因此自殺，並且還向妻子誇口：只要舌頭未被割掉，終有出頭露面的一天。反之，聶政、荊軻一類的人物就專習武技，誰出善價就為誰盡力，甚至賣命。至於政治主張或禮儀文教，對這些人根本談不到。所以此時活動於政治社會上的人物，一半流於文弱無恥，一半流於粗暴無狀。兩者各有流弊，都是文化不健全的象徵。 到漢代，遊俠之士被政府取締禁止。後世這種人在社會上沒有公認的地位，但民間仍然崇拜他們，梁山泊好漢的《水滸傳》就是民間這種心理的產品。 漢以後所謂士君子或士大夫完全屬於戰國時代遊說之士的系統。漢武帝尊崇儒術，文士由此取得固定不變的地位。純文之士，無論如何誠懇，都不免流於文弱、寒酸與虛偽；心術不正的分子，更無論矣。惟一春秋以上所遺留的武德痕跡，就是一種臨難不苟與臨危授命的精神。但有這種精神的人太少，不能造出一個遍及社會的風氣。因為只受純文教育的人很難發揮一個剛毅的精神，除非此人有特別優越的天然秉賦。可惜這種秉賦，在任何時代，也是不可多得的。 至於多數的士君子，有意無意中都變成偽君子。他們都是手無縛雞之力的白面書生。身體與人格雖非一件事，但一般講來，物質的血氣不足的人，精神的血氣也不易發達。遇到危難，他們即或不畏縮失節，也只能顧影自憐地悲痛嘆息，此外一籌莫展。至於平日生活的方式，細想起來，也很令人肉麻。據《荀子》記載，戰國時代許多儒家的生活形態已是寒酸不堪。後世日趨愈下。漢代的董仲舒三年不涉足於自己宅後的花園，由此被人稱讚。一代典型之士的韓愈，據他的自供，「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發蒼蒼，而齒牙動搖。」這位少年老成者日常生活的拘謹迂腐，可想而知。宋明理學興起，少數才士或有發揮。多數士大夫不過又多了一個虛偽生活的護符而已。清初某理學先生，行步必然又方又正，一天路上遇雨，忽然忘其所以，放步奔避。數步之後，恍然悟到行動有失，又回到開始奔跑的地方，重新大搖大擺地再走一遍。這個人，還算是誠懇的。另外，同時又有一位理學先生，也是同樣地避雨急走，被旁人看見指摘之後，立刻掏腰包賄賂那人不要向外宣傳！這雖都是極端的例子，卻很足以表現一般士君子社會的虛偽風氣。這一切的虛偽，雖可由種種方面解釋，但與武德完全脫離關係的訓練是要負最大的責任的。純文之士，既無自衛的能力也難有悲壯的精神，不知不覺中只知使用心計，因而自然生出一種虛偽與陰險的空氣。 我們不要以為這種情形現在已成過去，今日的知識階級，雖受的是西洋傳來的新式教育，但也只限於西洋的文教，西洋的尚武精神並未學得。此次抗戰這種情形暴露無遺。一般人民，雖因二千年來的募兵制度，一向是順民，但經過日本侵略的刺激之後，多數都能挺身抵抗，成為英勇的鬥士。正式士兵的勇往直前，更是平民未曾腐化的明證。至於知識階級，仍照舊是偽君子。少數的例外當然是有的，但一般的知識分子，在後方略受威脅時，能不增加社會秩序的混亂，已是很難得了。新君子也與舊君子同樣地沒有臨難不苟的氣魄。後方的情形一旦略為和緩，大家就又從事雞蟲之爭；一個炸彈就又驚得都作鳥獸散。這是如何可恥的行徑！但嚴格講來，這並不是個人的錯誤，而是根本訓練的不妥。未來的中國非恢復春秋以上文武兼備的理想不可。 徵兵的必要，已為大家所公認，現在只有辦理方法的問題。目前的情形，徵兵偏重未受教育或只受低級教育的人，而對知識較高的人幾乎一致免役。這在今日受高深教育的人太少的情況之下，雖或勉強有情可原，但這絕非長久的辦法。將來知識分子不只不當免役，並且是絕對不可免役的。民眾的力量無論如何偉大，社會文化的風氣卻大半是少數領導分子所造成的。中國文化若要健全，徵兵則當然勢在必行，但偽君子階級也必須消滅。凡在社會占有地位的人，必須都是文武兼備、名副其實的真君子。非等此點達到，傳統社會的虛偽污濁不能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