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兵史 · 無兵的文化
著者前撰《中國的兵》，友人方面都說三國以下所講的未免太簡，似乎有補充的必要。這種批評著者個人也認為恰當。但二千年來的兵本質的確沒有變化。若論漢以後兵的史料，正史中大半都有兵志，正續通考中也有系統的敘述，作一篇洋洋大文並非難事。但這樣勉強敘述一個空洞的格架去湊篇幅，殊覺無聊。反之，若從側面研究，推敲二千年來的歷史有什麼特徵，卻是一個意味深長的探求。
秦以上為自主、自動的歷史，人民能當兵，肯當兵，對國家負責任。秦以下人民不能當兵，不肯當兵，對國家不負責任，因而一切都不能自主，完全受自然環境（如氣候、饑荒等等）與人事環境（如人口多少、人才有無與外族強弱等等）的支配。
秦以上為動的歷史，歷代有政治社會的演化更革。秦以下為靜的歷史，只有治亂騷動，沒有本質的變化，在固定的環境之下，輪迴式的政治史一幕一幕地更迭排演，演來演去總是同一齣戲，大致可說是漢史的循環發展。
這樣一個完全消極的文化，主要的特徵就是沒有真正的兵，也就是說沒有國民，也就是說沒有政治生活。為簡單起見，我們可以稱它為 「無兵的文化」。無兵的文化，輪迴起伏，有一定的法則，可分幾方面討論。
政治制度之凝結
歷代的政治制度雖似不同，實際只是名義上的差別。官制不過是漢代的官制，由一朝初盛到一朝衰敗期間，官制上所發生的變化也不能脫離漢代變化的公例。每朝盛期都有定製，宰相的權位尤其重要，是發揮皇權的合理工具，甚至可以限制皇帝的行動。但到末世，正制往往名存實亡，正官失權，天子的近臣如宦官、外戚、幸臣、小吏之類弄權專政，宰相反成虛設。專制的皇帝很自然的不願信任重臣，因為他們是有相當資格的人，時常有自己的主張，不見得完全聽命。近臣地位卑賤，任聽皇帝吩咐，所以獨尊的天子也情願委命寄權，到最後甚至皇帝也無形中成了他們的傀儡。
例如漢初高帝、惠帝、呂后、文帝、景帝時代的丞相多為功臣，皇帝對他們也不得不敬重。他們的地位鞏固，不輕易被撤換。蕭何在相位十四年，張蒼十五年，陳平十二年，這都是後代少見的例子。蕭何、曹參、陳平、灌嬰、申屠嘉五個丞相都死在任上，若不然年限或者更長。
丞相在自己權限範圍以內的行動，連皇帝也不能過度干涉。例如申屠嘉為相，一日入朝，文帝的幸臣鄧通在皇帝前恃寵怠慢無禮，丞相大不滿意，向皇帝發牢騷：
陛下幸愛群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
文帝只得抱歉地答覆：「君勿言，吾私之。」但申屠嘉不肯放鬆，罷朝之後回相府，正式下檄召鄧通，並聲明若不即刻報到就必斬首。鄧通大恐，跑到皇帝前求援，文帝叫他只管前去，待危急時必設法救應。鄧通到相府，免冠赤足，頓首向申屠嘉謝罪，嘉端坐自如，不肯回禮，並聲色俱厲地申斥一頓：
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史今行斬之！
「大不敬」在漢律中是嚴重的罪名，眼看就要斬首。鄧通頓首不已，滿頭出血，申屠嘉仍不肯寬恕。文帝計算丞相的脾氣已經發作到滿意的程度，於是遣使持節召鄧通，並附帶向丞相求情：「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回去見皇帝，一邊哭，一邊訴苦：「丞相幾殺臣！」
這幕活現的趣劇十足地表明漢初丞相的威風，在他們行使職權的時候連皇帝也不能干涉，只得向他們求情。後來這種情形漸漸變化。武帝時的丞相已不是功臣，因為功臣已經死盡。丞相在位長久或死在任上的很少，同時有罪自殺或被戮的也很多。例如李蔡、莊青翟、趙周、公孫賀、劉屈氂都不得善終。並且武帝對丞相不肯信任，相權無形減少。丞相府原有客館，是丞相收養人才的館舍。武帝的丞相權小，不能多薦人，客館荒涼，無人修理；最後只得廢物利用，將客館改為馬廄、車庫或奴婢室！
武帝似乎故意用平庸的人為相，以便於削奪相權。例如田千秋本是關中高帝廟的衛寢郎，無德無才，只因代衛太子訴冤，武帝感悟，於是就拜千秋為大鴻臚，數月之間拜相封侯。一言而取相位，這是連小說家都不敢輕易創造的奇聞。這件事不幸又傳出去，貽笑外國。漢派使臣聘問匈奴，單于似乎明知故問：
聞漢新拜丞相。何用得之？
使臣不善辭令，把實話說出，單于譏笑說：
苟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妄一男子上書即得之矣！
這個使臣忠厚老實，回來把這話又告訴武帝。武帝大怒，認為使臣有辱君命，要把他下獄治罪。後來一想不妥當，恐怕又要貽笑大方，只得寬釋不問。
丞相的權勢降低，下行上奏的文件武帝多托給中書謁者令。這是皇帝左右的私人，並且是宦官。這種小人「領尚書事」，丞相反倒無事可做。武帝晚年，衛太子因巫蠱之禍自殺，昭帝立為太子，年方八歲，武帝非託孤不可。於是就以外戚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受遺詔輔政。大司馬大將軍是天下最高的武職，領尚書事就等於「行丞相事」，是天下最高的政權。武帝一生要削減相權，到晚年有意無意間反把相權與軍權一併交給外戚。從此西漢的政治永未再上軌道。皇帝要奪外戚的權柄就不得不引用宦官或幸臣，最後仍歸失敗，漢的天下終被外戚的王莽所篡。至於昭帝以下的丞相，永久無聲無息，大半都是老儒生，最多不過是皇帝備顧問的師友，並且往往成為貴戚的傀儡。光武中興，雖以恢復舊制相標榜，但丞相舊的地位永未恢復，章帝以後的天下又成了外戚、宦官交互把持的局面。
後代官制的變化，與漢代如出一轍。例如唐朝初期三省的制度十分完善。尚書省總理六部行政事宜，尚書令或尚書僕射為正宰相。門下侍中可稱為副宰相，審查詔敕，並得封駁奏抄詔敕。中書令宣奉詔敕，也可說是副宰相。但高宗以下天子左右的私人漸漸用「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的名義奪取三省的正權，這與漢代的「領尚書事」完全相同。
唐以後壽命較長的朝代也有同樣的發展。宋代的制度屢次改革，但總的趨勢也與漢、唐一樣。南渡以後，時常有臨時派遣的御營使或國用使一類的名目，操持宰相的實權。明初有中書省，為宰相職。明太祖生性猜忌，不久就廢宰相，以殿閣學士勉強承乏。明朝可說是始終沒有宰相，所以宦官才能長期把持政治。明代的演化也與前代相同，只不過健全的宰相當權時代未免太短而已。滿清以外族入主中國，制度和辦法都與傳統的中國不全相同，晚期又與西洋接觸，不得不稍微摹仿改制。所以清制與歷來的通例不甚相合。
歷朝治世與亂世的制度不同，丞相的權位每有轉移。其時間常發生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前代末朝的亂制往往被後代承認為正制。例如尚書、中書、門下三省，乃是漢末魏晉南北朝亂世的變態制度，但唐代就正式定它為常制。樞密院本是唐末與五代的反常制度，宋朝也定它為正制。但這一切都不過是名義。我們研究歷代的官制，不要被名稱所誤。兩代可用同樣的名稱，但性質可以完全不同。每代有合乎憲法的正制，有小人用事的亂制。各朝的正制有共同點，亂制也有共同點，名稱如何，卻是末節。盛唐的三省等於漢初的丞相，與漢末以下演化出來的三省全不相同。以此類推，研究官制史的時候就不致被空洞的官名所迷惑了。
中央與地方
宰相權位的變化，二千年間循環反覆，總演不出新的花樣。變化的原動力是皇帝與皇帝左右的私人，與天下的人民全不相干。這在一個消極的社會是當然的事。
中央與地方的關係，秦、漢以下也有類似的定例。太平時代，中央政府大權在握，正如秦、漢的盛世一樣。古代封建制度下的階級到漢代早已消滅。階級政治過去後，按理可以有民眾政治出現；但實際自古至今在任何地方也沒有發生過真正的全民政治，並且在階級消滅後總是產生個人獨裁的皇帝政治，沒有階級的社會，無論在理論上如何美善，實際上總是一盤散沙。個人、家族以及地方的離心力非常強大，時時刻刻有使天下瓦解的危險。社會中並沒有一個健全的向心力，只有專制的皇帝算是勉強沙粒結合的一個不很自然的勢力。地方官必須由皇帝委任，向皇帝負責；不然天下就要分裂混亂。並且二千年來的趨勢是中央集權的程度日愈加深。例如漢代地方官只有太守是直接由皇帝任命，曹掾以下都由太守隨意選用本郡的人。南北朝時，漸起變化。隋就正式規定大小地方官都受命於朝廷，地方官迴避鄉土的制度無形成立。若把這種變化整個認為是由於皇帝或吏部願意攬權，未免因果倒置。主要的關係恐怕還是因為一般的人公益心日衰，自私心日盛，在本鄉做官弊多利少，反不如外鄉人還能比較公平客觀。所以與其說皇帝願意絕對集權，不如說他不得不絕對集權。
亂世的情形正正相反。帝權失墜，個人、家族與地方由於自然的離心力又恢復了本質的散沙狀態。各地豪族、土官、流氓、土匪的無理的專制代替了皇帝一人比較合理的專制。漢末三國時代與安史亂後的唐朝和五代十國都是這種地方官專擅的好例；最多只維持一個一統的名義，往往名義上也為割據。例如唐的藩鎮擅自署吏，賦稅不解中央，土地私相授受，甚至傳與子孫。這並不是例外，以前或以後的亂世也無不如此。在這種割據時代，人民受的痛苦，由民間歷來喜歡傳誦的「寧作太平犬，勿作亂世民」的話，可以想見。亂世的人無不希望真龍天子出現，因為與地方小朝廷的地獄比較起來，受命王天下的政治真是天堂。
宋以下好似不大見到割據的局面，但這只是意外原因所造出的表面異態，北宋未及內部大亂，中原就被外族征服。南宋也沒有得機會形成內部割據，就被蒙古人吞併。這都是外來的勢力使中國內部不得割據的例證。元末漢人驅逐外族，天下大亂，臨時又割據起來。明末流寇四起，眼看割據的局面就要成立，恰巧滿清入關，中國又沒有得內部自由搗亂。清末民初割據的局面實際已經成立，只因在外族勢力的一方面威脅、一方面維持之下，中國不得不勉強擺出一個統一的面目。所以在北京政府命令不出國門的時候，中國名義上仍是一個大一統的中華民國。最近雖略有進步，這種情形仍未完全過去。所以宋以下歷史的趨勢與從前並無分別；只因外族勢力太大，內在的趨勢不得自由活動而已。
文官與武官
文官、武官的相互消長也與治亂有直接的關係。盛世的文官重於武官，同品的文武二員，文員的地位總是高些。例如漢初中央三公中的丞相高於太尉，地方的郡守高於郡尉，全國的大權一般講來也都操在文吏的手中。又如唐初處宰相地位的三省長官全為文吏，軍權最高的兵部附屬於尚書省，唐制中連一個與漢代太尉相等的武官也沒有。
獨裁的政治必以武力為最後的基礎。盛世是皇帝一人的武力專政，最高的軍權操於一手，皇帝的實力超過任何人可能調動的武力。換句話說，皇帝是大軍閥，實力雄厚，各地的小軍閥不敢不從命。但武力雖是最後的條件，直接治國卻非用文官不可；文官若要合法地行政，必須不受皇帝以外任何其他強力的干涉支配；若要不受干涉，必須有大強力的皇帝作後盾。所以治世文勝於武，只是一般地講；歸結到最後，仍是強力操持一切。這個道理很明顯，歷史上的事實也很清楚，無需多贅。中國歷史上最足以點破這個道理的就是宋太祖杯酒解兵權的故事：
乾德初，帝因晚朝與守信等飲酒。酒酣。
帝曰：「我非爾曹不及此，然吾為天子殊不若為節度使之樂。吾終夕未嘗安枕而臥！」
守信等頓首曰：「今天命已定，誰復敢有異心？陛下何為出此言邪？」
帝曰：「人孰不欲富貴？一旦有以黃袍加汝之身，雖欲不為，其可得乎？」
守信等謝曰：「臣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之！」
帝曰：「人生駒過隙爾，不如多積金、市田宅以遺子孫，歌兒舞女以終天年，君臣之間無所猜嫌，不亦善乎？」
守信謝曰：「陛下念及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
明日皆稱病，乞解兵權。帝從之，皆以散官就第，賞賚甚厚。
宋初經過唐末五代的長期大亂之後，求治的心甚盛，所以杯酒之間大軍閥能將小軍閥的勢力消滅。此前與此後的開國皇帝沒有這樣便宜，他們都須用殘忍的誅戮手段或在戰場上達到他們的目的。
亂世中央的大武力消滅，離心力必然產生許多各地的小武力。中央的軍隊衰弱，甚至消滅，有力的都是各地軍閥的私軍。這些軍閥往往有法律的地位，如東漢末的州牧都是朝廷的命官，但實際卻是獨立的軍閥。唐代的藩鎮也是如此。此時地方的文官仍然存在，但都成為各地軍閥的傀儡，正如盛世的文官都為大軍閥（皇帝）的工具一樣。名義上文官或仍與武官並列，甚或高於武官；但實情則另為一事。例如民國初年各省有省長，有督軍，名義上省長高於督軍；但省長的傀儡地位在當時是公開的秘密。並且省長常由督軍兼任。更見得省長的不值錢了。
亂世軍閥的來源，古今也有公例。最初的軍閥本多是中央的巡察使，代中央監察地方官，本人並非地方官。漢的刺史、州牧當初是巡閱使，並非行政官。唐代節度使的前身有各種的監察使，也與漢的刺史一樣。後來設節度使，兵權雖然提高，對地方官仍是處在巡閱的地位；只因兵權在握，才無形中變成地方官的上司。這種局面一經成立，各地的強豪、土匪以及外族都可趁火打劫而成軍閥。如漢末山賊張燕橫行河北諸郡，朝廷不能討，封為平難中郎將，領河北諸山谷事，每年並得舉孝廉。唐末天下大亂，沙陀乘機發展，以致引起後日五代時期的沙陀全盛局面。這些新軍閥都是巡察官的軍閥制度成立後方才出現的。
士大夫與流氓
在一盤散沙的社會狀態下，比較有組織的團體，無論組織如何微弱或人數如何稀少，都可操縱一般消極頹靡的墮民。中國社會自漢以下只有兩種比較強大的組織，就是士大夫與流氓。
士大夫團體的萌芽，遠在戰國時代。古代的貴族政治破裂，封建的貴族被推翻，在政治上活動的新興人物就是智識分子，在當時稱為遊說之士。但在戰國時代百家爭鳴，遊說之士並非一個純一而有意識的團體。這種團體的實現是漢武帝廢百家，崇儒術，五經成為做官捷徑後的事。隋唐以下，更加固定的科舉制度成立，愈發增厚士大夫的團結力量。儒人讀同樣的書，有同樣的目標，對事有同樣的態度，並且因為政治由他們包辦，在社會上他們又多是大地主，所以他們也可說有共同的利益。雖無正式的組織，他們實際等於一個政黨，並且是惟一的政黨。由此點看，一黨專政在中國倒算不得稀奇！皇帝利用儒人維持自己的勢力，儒人也依靠皇帝維持他們的利益。這些士大夫雖不是一個世襲的貴族階級，卻是惟一有共同目標的團體，所以人數雖少，也能操縱天下的大局。
但士大夫有他們特殊的弱點，以每個分子而論，他們都是些文弱的書生，兵戎之事全不了解，絕對不肯當兵。太平盛世他們可靠皇帝與團體間無形的組織維持自己的勢力。天下一亂，他們就失去自立自主的能力，大權就移到流氓的手中。士大夫最多只能守成，並無應付變局的能力。每次天下亂時士大夫無能為力的情形就暴露無遺。
亂世士大夫的行為幾乎都是誤國禍國的行為，古今絕少例外。他們的行為不外三種。第一，是無謂的結黨誤國。東漢末的黨禍，宋代的新舊黨爭，明末的結黨，是三個最明顯的例子。三例都是在嚴重的內憂或外患之下的結黨營私行為。起初的動機無論是否純粹，到後來都成為意氣與權力的競爭；大家都寧可誤國，也不肯犧牲自己的意見與顏面，當然更不肯放棄自己的私利。各黨各派所談的都是些主觀上並不誠懇、客觀上不切實際的高調。
亂世士大夫的第二種行為就是清談。一般的高調當然都可說是清談，但典型的例子卻是魏晉時代的清靜無為主義。胡人已經把涼州、并州、幽州（略等於今日甘肅、山西、河北三省）大部殖民化，中國的內政與民生也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一些負政治責任的人與很多在野的人仍在談玄，這可說是一種逃避現實的行為。今日弄世喪志的小品幽默文字，與一知半解地抄襲西洋各國的種種主義與盲目的號呼宣傳，可說是兩種不同的20世紀式的清談。
亂世士大夫的第三種行為就是做漢奸。做漢奸固然不必需要士大夫，但第一等的漢奸卻只有士大夫才有資格去做。劉豫與張邦昌都是進士出身。洪承疇也是進士。近年的例可無需列舉了。
流氓團體與士大夫同時產生。戰國時代除遊說之士外，還有遊俠之士。他們都肯為知己的人捨身賣命，多為無賴遊民出身；到漢代皇帝制度成立後，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俠士太公開的自由行動大致剷除。但這種風氣始終沒有消滅，每逢亂世必定抬頭。由東漢時起，流民也有了組織，就是宗教集團。最早的例子就是黃巾賊。鬆散的人民除對家族外，很少有團結的能力。只有利用宗教的迷信與神秘的儀式才能使民眾團結。由東漢時代起，歷代末世都有類似黃巾賊的團體出現。黃巾賊的宣傳，提出「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似通不通的神秘口號。唐末黃巢之亂，也倡出黃應代唐的妖言。元末白蓮教盛行一時，明代（尤其明末）歷批的流寇仍多假借白蓮教或其他邪教的名義。滿清末季的白蓮教、天理教、八卦教以及義和團都是這類的流氓、愚民與餓民的團體。流氓是基本分子，少數愚民被利用，最後餓民大批入教。一直到今日，在報紙上還是時常發現光怪陸離的邪教在各地活動。但二千年來的流氓秘密組織是否有一線相傳的歷史，或只是每逢亂世重新產生的現象，已無從稽考了。
太平時代，流氓無論有組織與否，都沒有多大的勢力。但惟一能與士大夫相抗的卻只有這種流氓團體。梁山泊式劫富濟貧、代天行道的綠林好漢，雖大半是宣傳與理想，但多少有點事實的根據。強盜、竊賊、扒手、賭棍以及各種各類走江湖的幫團的敲詐或侵略的主要對象就是士大夫。流氓的經濟勢力在平時並不甚強，但患難相助的精神在他們中間反較士大夫間發達，無形中增加不少的勢力。
流氓團體也有它的弱點。內中的分子幾乎都是毫無知識的人，難成大事。形式上的組織雖較士大夫為強，然而實際也甚鬆散。《水滸》中的義氣只是理想化的浪漫故事。真正大規模的堅強組織向來未曾實現過，所以在太平時代，流氓不能與士大夫嚴重對抗，並且往往為士大夫所利用：大則為國家的武官或捕快，小則為士大夫個人的保鏢。由流氓團體的立場來看，這是同類相殘的舉動，可說是士大夫「以夷制夷」政策成功的表現。
但遇到亂世，士大夫所依靠的皇帝與組織失去效用，流氓集團就可臨時得勢。天下大亂，大則各地割據的土皇帝一部為流氓頭目出身。小則土匪遍地，官憲束手，各地人民以及士大夫都要受流氓地痞的威脅與侵凌。人民除正式為宮廷納稅外，還須法外地與土匪納保險費，否則身家財產都難保障。士大夫為自保起見，往往被迫加入流氓集團，為匪徒奔走，正如太平時代士大夫的利用流氓一樣。以上種種的情形，對民國初期的中國人都是身經、目睹或耳聞的實情，無需舉例。
流氓雖然愚昧，但有時也有意外的成就。流氓多無知，流氓集團不能成大事；但一二流氓的頭目因老於世故，知人善任，於大亂時期間或能成偉人，甚至創造帝業。漢高祖與明太祖是歷史上有名的這類成功人物。但這到底是例外，並且他們成事最少一部分須靠士大夫的幫助，成事之後更必須靠士大夫的力量保守成業，天下的權力於是無形中又由流氓移到士大夫的手裡。
朝代交替
「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誰都知道這是《三國志演義》的開場白，也可說是二千年來中國歷史一針見血的口訣。一治一亂之間，並沒有政治社會上真正的變化，只有易姓王天下的角色更換。我們在以上各節所講的都是治世與亂世政治社會上各種不同的形態，但沒有提到為何會有這種循環不已的單調戲劇。朝代交替的原因或者很複雜，但主要的大概不外三種，就是皇族的頹廢、人口的增長與外族的遷徙。
第一種是個人的因素，恐怕不很重要；但因傳統的史籍上多偏重這一點，我們不妨略為談及。皇族的頹廢化是一個自然的趨勢，有兩方面：一是生物學的或血統的，一是社會學的或習慣的。任何世襲的階級，無論人數多少，早晚總要遇到一個無從飛渡的難關，就是血統上的退化。從古至今沒有一個貴族階級能維持長久，原因雖或複雜，但血統的日趨退化必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法國革命前的貴族都是新貴，中古的貴族都已死淨或墮落。今日英國的貴族能上溯到法國革命時代的已算是老資格的了。至於貴族中的貴族（王族或皇族）因受制度的維護，往往不至短期間就死淨或喪失地位，但血統上各種不健全的現象卻無從避免。百年戰爭時代（14與15世紀間）的法國王族血統中已有了深重的神經病苗。今日歐洲各國的王族幾乎沒有一個健全的；只因實權大多不操在王手，所以身體上與神經上的各種缺陷無關緊要。但中國自秦、漢以下是皇帝專制的局面，皇帝個人的健全與否對於天下大局有很密切的關係。低能或愚昧的皇帝不只自己可走錯步，他更容易受人包圍利用。中國歷代亂世幾乎都有這種現象。至於血統退化的原因，那是生物學與優生學的問題，本人無需離題多贅。
皇族的退化不只限於血統，在社會方面皇帝與實際的人生日愈隔離，也是一個大的弱點。創業的皇帝無論是否布衣出身，但總都是老經世故、明了社會情況的領袖，所以不至受人愚弄。後代的皇帝生長在深宮之中，從生到死往往沒有見過一個平民的面孔，對人民的生活全不了解。例如晉惠帝當天下荒亂、百姓餓死的時候，曾說：「何不食肉糜？」法國革命時巴黎餓民發生麵包恐慌，路易第十六世的美麗王后也曾問過：「他們為何不吃糕餅？」這樣的一個皇帝，即或身心健全，動機純粹，也難以合理地治理國家，必不免為人包圍利用；若再加上血統的腐化，就更不必說了。
皇族的退化只是天下大亂的一個次要原因。由中國內部的情形來講，人口的增長與生活的困難恐怕是主要的原因。這個問題非常重要，下面另闢一節討論。由外部的情形來講，氣候的變化與遊牧民族的內侵是中國朝代更換的主要原因。大地上的氣候似乎是潮濕期與乾燥期輪流當位。潮濕期農產比較豐裕，生活易於維持，世界上各民族間不致有驚人的變動。乾燥期間土著地帶因出產減少，民生日困。並且經過相當長的潮濕期與太平世之後，人口往往已達到飽和狀態，農收豐裕已難維生，氣候若再忽然乾燥，各地就立刻要大鬧饑荒。所以內在的因素已使土著地帶趨向混亂。同時沙漠或半沙漠地帶的遊牧民族因氣候驟變，生活更難維持；牛羊大批地餓死，寄生的人類也就隨著成了餓殍。遊牧民族在平時已很羨嫉土著地帶的優裕生活，到了非常時期當然要大批地沖入他們心目中的樂國。自古以來中國的一部或全部被西北或東北的外族征服，幾乎都在大地氣候的乾燥時期。這絕不是偶然的事。1 中國被外族征服是二千年來歷史上的一件重大公案，下面也另節引申討論。
人口與治亂
食料的增加有限，人口的增加無窮，這在今日已是常識。一切生物都自然地趨向於無限的繁殖，中國傳統的大家族制度與「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香火主義使人口增加的速度更加提高。一家數十口，靠父祖的遺產坐吃山空，都比賽著娶妻生子。甚至沒有遺產或遺產甚少，但數十口中若有一二人能夠生產，全家就都靠這一二人生活繁殖。所以在小家庭的社會被淘汰的廢人遊民，在中國也都積極地參加人口製造的工作。並且按人類生殖的一般趨勢，人愈無用生殖愈多，低能兒之生兒育女的能力遠超常人，生殖似乎是廢人唯一的用處與長處。所以中國不只人口增加得特別快，並且人口中的不健全分子的比例恐怕也歷代增加。這大概是二千年來中國民族的實力與文化日愈退步的一個主要原因。
中國到底能養多少人口，是一個難以解答的問題。人口的統計向來不甚精確。先秦時代可以不論，由漢至明的人口，按官家的統計，最盛時也不過六千萬左右，大亂後可以減到一二千萬。但這個數目恐怕太低。中國自古以來的人丁稅與徭役制度使人民都不肯實報戶口；若說明以上中國的人口向來沒有達到過七千萬，這是很難置信的。由滿清時代的人口統計，可以看出前代的記載絕不可靠。2 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的人口為二千四百萬。五十一年，頒「盛世滋生人丁」的詔書，從此以後，人丁賦以康熙五十年為準，這實際等於廢人丁稅。雍正時代田租與丁賦合併，可說是正式廢除人丁稅。從此戶口實報已無危險，人口的統計不致像前代的虛妄。十年以後，康熙六十年（公元1721年），增到二千七百萬。此後增加的速率漸漸達到好像不可信的驚人程度。二十八年後，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人口忽然加到前古未有1.77億的高度，較前增加了六倍半。二十八年也不過是一世的期間，中國生殖率雖然高，也絕無高到這種程度的道理；顯然是前此許多隱瞞的人口現在都出頭露面了。再過十年，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就有1.94億。再過二十四年，乾隆四十八年（公元1783年），就有2.84億，將近三萬萬的人口高潮了。3 此時社會不安的現象漸漸抬頭，高宗遜位之後就發生川、楚教匪的亂事，可見飯又不夠吃的了。自此以後，至今一百四十年間社會總未安定，大小的亂事不斷地發生。所以就拿中國傳統極低的生活程度為標準，三萬萬的人口是中國土地的生產能力所能養的最高限度。歷代最高六千萬的統計，大概是大打折扣的結果，平均每五人只肯報一人。
至於今日四萬萬以至五萬萬的估計，大致也離實情不遠。這個超過飽和狀態的人口是靠外國糧食維持的。近年來每年六萬萬元的入超中，總有二萬萬元屬於米麥進口。都市中的人幾乎全靠外國糧食餵養，鄉間也有人吃洋飯。這在以農立國的中華是生民未有的變態現象。今日的中國好比一個坐吃山空的大破落戶，可吃的東西早已吃淨，現在專靠賣房賣田以至賣衣冠鞋襪去餬口，將來終有一天產業吃光，全家老小眼看餓死。4
歷代人口過剩時的淘汰方法，大概不出三種，就是饑荒、瘟疫與流寇的屠殺。人口過多，豐收時已只能勉強維持；收成略減，就要大鬧饑荒。饑荒實際有絕對的與相對的兩種。廣大的區域中連年不雨或大雨河決，這是絕對的饑荒，人口不負責任。但中國每逢亂世必有的饑荒不見得完全屬於這一類，最少一部分是人口過剩時，收成稍微減少，人民就成千累萬地餓死。
瘟疫與饑荒往往有連帶的關係。食料缺乏，大多數人日常的營養不足，與病菌相逢都無抵抗的能力，因而容易演成大規模的傳播性瘟疫。試看歷代正史的《本紀》中，每逢末世饑荒與瘟疫總是相併而行，這也絕非偶然的事。
饑荒與瘟疫可說是自然的淘汰因素，人為的因素就是流寇。流寇在二千年來的中國歷史上地位非常重要，甚至可說是一種必需的勢力。民不聊生，流寇四起，全體餓民都起來奪食，因而互相殘殺。赤眉賊、黃巾賊、黃巢、李自成、張獻忠是最出名的例子。但流寇不見得都是漢人，西晉末的五胡亂華也可看作外族餓民的流寇之禍。
在民亂初起時，受影響的只限於鄉間，但到大崩潰時城市與鄉間一同遭殃。例如西晉永嘉之亂時：
長安城中戶不盈百，牆宇頹毀，藁棘成林。朝廷無車馬章服，唯桑版署號而已。眾惟一旅，公私有車四乘。
長安城中的人民或死亡，或流散。至於鄉間的情形，據永嘉間的并州刺史劉琨的報告：
臣自涉州疆，目睹睏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攜老扶弱，不絕於路。及其在者，鬻賣妻子，生相捐棄；死亡委危，白骨橫野，哀呼之聲，感傷和氣。群胡數萬，周匝四山，動足遇掠，開目睹寇。唯有壺關可得告糴，而此二道九州之險，數人當路，則百夫不敢進。公私往返，沒喪者多。嬰守窮城，不得薪采；耕牛既盡，又乏田器。
後來劉琨轉戰到達晉陽（今太原），只見：
府寺焚毀，殭屍蔽地，其有存者，飢羸（léi）無復人色。荊棘成林，豺狼滿道。
城鄉人口一併大減。歷史中所謂「人民十不存一二」或許說得過火，但大多數人民都死於刀兵水火或飢餓，是無可懷疑的。
民間歷代都有「劫」的觀念，認為天下大亂是天命降劫收人。這種民間迷信實際含有至理。黃巢的殺人如麻，至今還影射在民族心理的戲劇中。黃巢前生本為目連，因往地獄救母，無意中放出八百萬餓鬼；所以他須托生為收人的劫星，把餓鬼全部收回。凡該被收的人，無論藏在什麼地方，也逃不了一刀。這就是所謂「黃巢殺人八百萬，在劫難逃」。這種神秘說法實際代表一個慘痛的至理。那八百萬人（黃巢直接與間接所殺的恐怕還不只此數），無論當初是否餓鬼，但實際恐怕大多數是餓民或候補的餓民，屠殺是一個直截了當的解決方法。5
歷代人口的增減有一個公式，可稱為大增大減律。增加時就增到飽和點甚至超飽和點，減少時就減到有地無人種、有飯無人吃的狀態。人口增多到無辦法時，由上到下都感到生活困難；官吏受了生活恐慌心理的影響，日愈貪污，苛捐雜稅紛至沓來。民間的壯健分子在饑寒與貪污的雙層壓迫下，多棄地為匪，或入城市經營小本工商，或變成無業的流民與乞丐。棄地日多，當初的良田一部成為荒地，生產愈少，饑荒愈多。盜匪遍地之後，凡不願死於饑荒或匪殺的農民，也多放棄田地，或入城市，或為盜匪。荒地愈多，生產愈少，生產愈少，饑荒愈甚；饑荒愈甚，盜匪愈多，盜匪愈多，荒地愈廣。這個惡圈最後一定發展到良民與盜匪無從辨別的階段，這就是流寇的階段。
長期的醞釀之後，人口已經減少，再加最後階段的流寇屠殺，當初「粥少僧多」的情形必一變而成「有飯無人吃」的局面。至此天下當然太平，真龍天子也就當然出現。大亂之後，土地食料供過於求，在相當限度以內，人口可再增加而無饑荒的危險。所以歷史上才有少則數十年、多則百年的太平盛世：西漢初期的文景之治，東漢初期的中興之治，唐初的貞觀之治，清代康熙乾隆間的百年太平，都是大屠殺的代價所換來的短期黃金境界。生活安逸，社會上爭奪較少，好弄詞藻的文人就作一套「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理想文章來點綴這種近於夢幻的境界。
但這種局面難以持久。數十年或百年後，人口又過剩，舊的慘劇就須再演一遍。
中國與外族
二千年來外族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在原則上，中國盛強就征服四夷，邊境無事，中國衰弱時或氣候驟變時遊牧民族就入侵擾亂，甚或創立朝代。但實際二千年來中國一部或全部大半都在外禍之下呻吟。五胡亂華與南北朝的三百年間，中原是外族的地盤。後來隋唐統一，中國算又自主。但隋與盛唐前後尚不到二百年，安史之亂以後，由肅宗到五代的二百年間，中原又見胡蹄時常出沒，五代大部是外族擾攘的時期。北宋的一百六七十年間，中國又算自主，但國防要地的燕雲終屬於契丹，同等重要的河西之地又屬西夏。南宋的一百五十年間，北方又成了女真的天下。等到女真已經漢化之後，宋、金同歸於盡，一百年間整個的中國是蒙古大帝國的一部，這是全部中國的初次被征服。明朝是盛唐以後漢族惟一的強大時代，不只中國本部完全統一，並且東北與西北兩方面的外族也都能相當的控制。這種局面勉強維持了約有二百年，明末中國又漸不能自保，最後整個的中國又第二次被外族征服。二百年後，滿人已經完全漢化，海洋上又出現了後來居上的西洋民族。鴉片一戰以後，中國漸漸成為西洋人的勢力，一直到今天。
中國雖屢次被征服，但始終未曾消滅，因為遊牧民族的文化程度低於中國，入主中國後大都漢化。只有蒙古人不肯漢化。所以不到百年就被驅逐。遊牧民族原都尚武，但漢化之後，附帶地也染上漢族的文弱習氣，不能振作，引得新的外族又來內侵。蒙古人雖不肯漢化，但文弱的習氣卻已染上，所以漢人不很費力就把他們趕回沙漠。
鴉片戰爭以下，完全是一個新的局面。新外族是一個高等文化民族，不只不肯漢化，並且要同化中國。這是中國有史以來所未曾遭遇過的緊急關頭，惟一略為相似的前例就是漢末魏晉的大破裂時代。政治瓦解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因而長期受外族的侵略與統治。舊文化也衰弱僵化，因而引起外來文化勢力的入侵，中國臨時完全被佛教征服，南北朝時代的中國幾乎成了印度中亞文化的附庸。但漢末以下侵入中國的武力與文化是分開的，武力屬於五胡，文化屬於印度。最近一百年來侵入中國的武力與文化屬於同一的西洋民族，並且武力與組織遠勝於五胡，文化也遠較佛教為積極。兩種強力並於一身而向中國進攻，中國是否能夠支持，很成問題。並且五胡與佛教入侵時，中國民族的自信力並未喪失，所以仍能得到最後的勝利：五胡為漢族所同化，佛教為舊文化所吸收。今日民族的自信力已經喪失殆盡，對傳統中國的一切都根本發生懷疑。這在理論上可算為民族自覺的表現，可說是好現象。但實際的影響有非常惡劣的一方面：多數的人心因受過度的打擊都變為麻木不仁，甚至完全死去，神經比較敏捷的人又大多盲目地崇拜外人，捉風捕影，力求時髦，外來的任何主義或理論都有它的學舌的鸚鵡。這樣說來，魏晉南北朝的局面遠不如今日的嚴重，我們若要找可作比較的例證，還須請教別的民族的歷史。
古代的埃及開化後，經過一千餘年的醞釀，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全國統一，並向外發展，建設了一個大帝國，正如中國的秦漢時代一樣。這個帝國後來破裂，時興時衰，屢次被野蠻的外族征服，但每次外族總為埃及所同化。這與中國由晉至清的局面相同。最後於公元前525年埃及被已經開化的波斯人征服，埃及文化初次感到威脅。但波斯帝國不能持久，二百年後埃及又為猛進的希臘人所征服。從此埃及文化漸漸消滅，亞歷山大利亞後來成為雅典以外最重要的希臘文化城。從此經過羅馬帝國時代，埃及將近千年是希臘文化的一部分。最後在公元639年—643年間，埃及又為回教徒的阿拉伯人所征服，就又很快地阿拉伯化，一直到今天埃及仍是阿拉伯文化的一部分。今日在尼羅河流域只剩有許多金字塔與石像還屬於古埃及文化。宗教以及風俗習慣都已阿拉伯化，古文字也早已被希臘文與阿拉伯文前後消滅，直到19世紀才又被西洋人解讀明白，古埃及的光榮歷史才又被人發現。
古代的巴比倫與埃及的歷史幾乎同時，步驟也幾乎完全一致，也是在統一與盛強後屢次被野蠻的外族征服，但外族終被同化。後來被波斯征服，就漸漸波斯化，最後被阿拉伯人征服同化。今日在兩河流域的古巴比倫地已經找不到一個巴比倫人，巴比倫的文字也是到19世紀才又被西洋的考古學家解讀明白的。
中國是否也要遭遇古代埃及與巴比倫的命運？我們四千年來的一切是否漸漸都要被人忘記？我們的文字是否也要等一二千年後的異族天才來解讀？但只怕漢文一旦失傳，不是任何的天才所能解讀的！這都是將來的事，難以武斷地肯定或否定。但中國有兩個特點，最後或有救命的效能，使它不至遭遇萬劫不復的悲運。中國的地面廣大，人口眾多，與古埃及、巴比倫的一隅之地絕不可同日而語。如此廣大的特殊文化完全消滅，似非易事。但現代戰爭利器的酷烈也為前古所未有，西洋各國宣傳同化的能力也是空前可怕，今日中國人自信力的薄弱也達到了極點，地大人多似乎不是十分可靠的保障。
另外一個可能的解救中國文化的勢力就是中國的語言文字。漢文與其他語文的系統都不相合，似乎不是西洋任何的語文所能同化的。民族文化創造語言文字，同時語言文字又為民族文化所寄託，兩者有難以分離的關係，語言文字若不失掉，民族必不至全亡，文化也不至消滅。阿拉伯人所同化的古民族中，只有波斯人沒有失去自己的語言文字，所以今日巴比倫人與埃及人已經絕跡於天地間，但波斯地方居住的仍是波斯人，他們除信回教之外，其他都與阿拉伯人不同。並且他們所信的回教是阿拉伯人所認為異端的派別，這也是波斯人抵抗阿拉伯文化侵略的表現。這種抵抗能力最少一部分是由於語言文字未被同化。西洋文化中國不妨儘量吸收，實際也不得不吸收，只要語言文字不貿然廢棄，將來或者終有消化新養料而復興的一天。
1 關於氣候變化與遊牧民族遷徙的問題，可參考Ellsworth·Huntington教授的各種著作，最重要的是Civilization and Climate，The Pulseof Asia；Character of Races。
2 漢代人口最盛時五千九百萬（《漢書》卷二十八上《地理志下》）。這數目或者還大致可靠。一、因當時的農業方法尚甚幼稚。二、因今日廣東、廣西、福建、雲南、貴州與四川一部的廣大區域方才征服，尚未開發。三、因長江流域一帶也沒有發展到後日的程度。大概漢時承繼古代法治的餘風，政治比較上軌道，人民也比較地肯負責，大致準確的人口統計還不是絕對辦不到的事。至於唐代人口最盛時只有五千萬的記載，絕不可信；此後歷代的統計就更不值一顧了。
3 關於歷代人口的統計，除散見於正史《地理志》或《食貨志》諸篇外，最方便的參考書就是《文獻通考》卷一〇至十一《戶口考》，《續文獻通考》卷十二至十四《戶口考》，《清朝文獻通考》卷十九至二〇《戶口考》。
4 「兵在精，不在多」，誰都承認。一講到人口，一般的見解總以為是多多益善。這是不思的毛病。南京中國地理學會出版的《地理學報》第二卷第二期[民國二十四年六月]中有胡煥庸教授《中國人口之分布》一文，可代表多數人的開明見解，注意中國人口的問題的人都當一讀。
5 《新唐書》卷二二五《黃巢傳》。黃巢的八百萬餓鬼中還有不少的洋鬼！見張星烺教授《中西交通史料匯篇》第三冊第二十九節。
中國的元首
中國歷史上四千年間國君的稱號甚為簡單。當初稱王，王下有諸侯。其後諸侯完全獨立，各自稱王。最後其中一王盛強，吞併列國，統一天下，改稱皇帝，直至最近的過去並無變更。稱號的演化雖甚簡單，內涵的意義卻極重要。專就皇帝成立的事實經過而論，可分下列諸步驟：
（一）列國稱王
（二）合縱連橫與東帝西帝
（三）帝秦議
（四）秦始皇帝
（五）漢之統一與皇帝之神化
（六）廢廟議與皇帝之制度之完全成立
（七）後言
參錯在這個史實的演化中，還有各種相反與相成的帝王論。本篇專以事實為主，帝王論與當時或後世史實有關係者也附帶論及。
列國稱王
戰國以前，列國除化外的吳楚諸國外，最少在名義上都尊周室為共主。春秋時代周王雖早已失去實權，然而列國無論大小，對周室的天子地位沒有否認的。春秋時代國際政治的中心問題是「爭盟」或「爭霸」，用近代語，就是爭國際均勢。國際均勢是當時列強的最後目的，並非達到其他目的的二種手段。以周室為護符——挾天子以令諸侯——是達到這個目的最便利的方法。因為列強都想利用周室，所以它的地位反倒非常穩固，雖然它並無實力可言。
到春秋末期戰國初期這種情形大變。各國經過政治的篡弒與我們今日可惜所知太少的社會激變，統治階級已非舊目的世族，而是新起的智識分子。舊的世族有西周封建時代所遺留的傳統勢力與尊王心理，列國國君多少要受他們的牽制。所以春秋時代的列國與其說是由諸侯統治，毋寧說是諸侯與世族合治。列國的諸侯甚至也可說是世族之一，不過是其中地位最高的而已。爭盟就是這個封建殘餘的世族的政策。他們認為這個政策最足以維持他們的利益，因為列國並立勢力均衡，世族在各本國中就可繼續享受他們的特殊權利。任何一國或任何一國的世族並沒有獨吞天下的野心。
戰國時代世族或被推倒，或勢力削弱。這時統治者是一般無世族傳統與世族心理的出身貴賤不齊的文人。國君當初曾利用這般人推翻世族的勢力；現在這般人也成為國君最忠心的擁護者。他們沒有傳統的勢力與法定世襲的地位，他們的權勢榮位來自國君，國君也可隨時奪回。到這時，列國可說是真正統一的國家了，全國的權柄都歸一人一家，一般臣下都要仰給於君上，不像春秋時代世族的足以左右國家以至天下的政策與大局。國君在血統上雖仍是古代的貴族，但在性質上他現在已不代表任何階級的勢力，而只知謀求他一人或一家的利益。所以戰國時代二百五十年間國際均勢雖然仍是二個主要的問題，但現在它只是一種工具，不是最後的目的。最後的目的是統一天下。列強都想獨吞中國，同時又都不想為他人所吞。在這種矛盾的局面下，臨時只得仍然維持均勢；自己雖然不能獨吞，最少可防止其他一國過強而有獨吞的能力。但一旦有機可乘，任何一國必想推翻均勢局面，而謀獨強以至獨吞。戰國時代的大戰都是這種防止一國獨強或一國圖謀推翻均勢所引起的戰爭。列國稱王也是這種心理的最好象徵。列國稱王可說有兩種意義。第一是各國向周室完全宣布獨立；第二是各國都暗示想吞併天下，因為「王」是自古所公認為天子的稱號。
最早稱王的是齊、魏兩國。但這種革命的舉動也不是驟然間發生的；發生時的經過曲折頗多。戰國初年三晉獨立仍須周室承認（公元前403年）。田齊篡位也須由周天子取得憲法上的地位（公元前386年）。可見歷史的本質雖已改變，傳統的心理不是一時可以消滅的。後來秦國於商鞅變法之後，勢力大盛，屢次打敗戰國初期最強的魏國。這時秦國仍要用春秋時代舊的方法以鞏固自己的地位，所以就極力與周天子拉攏，而受封為伯（公元前343年），與從前的齊桓、晉文一樣。次年（公元前342年）秦又召列國於逢澤（今河南開封東南），朝天子。這是一種不合時代性的舉動，在當時人眼光中未免有點滑稽。雖然如此，別國必須想一個抵抗的方法，使秦國以周為護符的政策失去效用。於是失敗的魏國就聯絡東方大國的齊國，兩國會於徐州，互相承認為王（公元前334年）。這樣一來，秦國永不能再假周室為號召，周室的一點殘餘地位也就完全消滅了。秦為與齊魏對抗起見，也只得稱王（公元前325年）。其他各國二年後（公元前323年）也都稱王。只有趙國唱高調稱「君」；現成的「公侯」不用而稱「君」，也正足證明周室的封號無人承認，一切稱號都由自定。但趙國終逆不過時代潮流，最後也稱王（公元前315年）。1 至此恐怕各國方才覺悟，時代已經變換，舊的把戲不能再玩，新的把戲非常嚴重痛苦——就最是列國間的拚命死戰。這種激烈戰爭，除各國的獎勵戰殺與秦國的以首級定爵外，由國界的變化最可看出。春秋時代各國的疆界極其模糊。當時所謂「國」就是首都。兩國交界的地方只有大概的劃分，並無清楚的界限。到戰國時各國在疆界上都修長城，重兵駐守，可見當時國際空氣的嚴重。在人類史上可與二十世紀歐洲各國疆界上銅牆鐵壁的炮壘相比的，恐怕只有戰國時代這些長城。2
合縱連橫與東帝西帝
列國稱王以後百年間，直至秦並六國，是普通所謂合縱連橫的時期。連橫是秦國的統一政策，合縱是齊楚的統一政策。其他四國比較弱小，不敢想去把別人統一，只望自己不被人吞併就夠了。所以這一百年間可說是秦、齊、楚三強爭天下的時期。這時不只政治家的政策是以統一為目標，一般思想家也無不以統一為理想。由現存的先秦諸子中，任擇一種，我們都可發現許多「王天下」「五帝三王云云」花樣繁多而目的一致的帝王論或統一論。所以統一可說是當時上下一致的目標，人心一致的要求。這些帝王論中，除各提倡自己一派的理想，當初有否為某一國宣傳的成分，我們現在已不容易考知。其中一種有豐富的宣傳色彩，似乎大致可信——就是騶衍（公元前350年—前250年）一派的五德終始說。對後代皇帝制度成立，也屬這派的影響最深。可惜騶衍的著作全失。後代凌亂的材料中，只有《史記.封禪書》中所記錄的可以給我們一個比較完備的概念：
自齊威宣之時，騶衍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採用之。
所以這當初是齊國人的說法，秦始皇統一後才採用。五德的說法據《封禪書》是：
秦始皇既並天下而帝，或曰：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夏得木德，青龍止於郊，草木暢茂；殷得金德，銀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鳥之符。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
這是一個極端的歷史定命論，也可見當時一般的心理認為天下統一是不成問題的，並且據騶衍一派的說法，統一必由按理當興的水德。
這個說法本來是為齊國宣傳的。騶衍是齊國人，受齊王優遇，有意無意中替齊國宣傳也無足怪。宣傳的證據是與五德終始說有連帶關係的封禪說。所謂封禪是歷代受命帝王於受命後在泰山上祭祀天地的一種隆重典禮。在先秦時代列國分立，各地有各地的聖山，並無天下公認的惟一聖山。由《周禮.夏官.職方氏》可知泰山不過是齊魯（兗州）的聖山，並非天下的聖山；其他各州各有自己的聖山。只因儒家發生盛行於齊魯及東方諸小國，儒書中常提泰山，又因封禪說的高抬泰山，所以後代才認泰山為惟一聖山。騶衍一派當初說帝王都須到泰山封禪，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新聞。這等於說，齊國是天命攸歸的帝王，不久必要統一天下。假設封禪的說法為楚人所倡，必定要高抬衡山；若為秦人所創，必說非封禪華山不可。現存的《管子.封禪篇》與《史記.封禪書》都講到齊桓公要封禪而未得。這恐怕是同樣的騶衍一派的宣傳，暗示春秋時代的齊國幾乎王天下，戰國時代的新齊國必可達到目的。
空宣傳無益。當時齊國的確有可能統一天下的實力。騶衍或其他一派的人創造這個學說，一定是認清這個實力所致，並非一味地吹噓。齊國是東方的大國，到宣王時（公元前319年—前301年）尤強，乘燕王噲讓位子之大演堯舜禪讓的悲喜劇的機會，攻破燕國（公元前314年），占領三年。後來（公元前312年）雖然退出，齊國的國威由此大振。同時（公元前312年—前311年）楚國上了張儀的當，冒然攻秦，為秦所破，將國防要地的漢中割與秦國。所以至此可說秦齊二國東西並立，並無第二國可與抗衡。至於兩國競爭，最後勝利誰屬尚在不可知之數。在這種情形下，齊國人為齊國創造一種有利的宣傳學說，是很自然的。於是產出這個以泰山為中心的封禪主義。
這個秦齊並立的局面維持了約有二十五年。兩國各對鄰國侵略，但互相之間無可如何。天下統一不只是政治家的政策，不只是思想家的理想，恐怕連一般人民也希望早日統一，以便脫離終年戰爭的苦痛。「王天下」的人為「帝」現在也已由理想的概念成為一般的流行語。當初的「王」現在已不響亮，作動詞用（王天下）還可以，作名詞用大家只認「帝」為統一的君主。秦齊既兩不相下，所以它們就先時發動，於公元前288年兩國約定平分天下，秦昭襄王稱西帝，齊湣王稱東帝，除楚國外，天下由二帝分治。根本講來，這是一個矛盾的現象，因為「帝」的主要條件就是「王天下」，所以兩帝並立是一個不通的名詞，在當時的局勢之下也是一個必難持久的辦法。可惜關於這個重大的事件，我們所知甚少。據《戰國策》似乎是秦國提議。秦先稱西帝，齊取觀望的態度，後來也稱帝。但因列國不服或其他原因，兩國都把帝號取消，仍只稱王。但後來齊湣王在國亡家破的時候（公元前284年）仍要鄒、魯以天子之禮相待，結果是遭兩國的閉門羹，可見取消帝號是一種緩和空氣的作用，實際上齊國仍以帝自居。荊柯刺秦王的時候（公元前227年）稱秦王為「天子」，可見秦也未曾把帝號完全取消。兩國大概都是隨機應變，取模稜兩可的態度。
帝秦議
齊國稱帝不久就一敗塗地。三晉本是秦的勢力範圍，齊湣王野心勃勃，要推翻秦的勢力，以便獨自為帝。齊攻三晉（公元前286年）的結果是秦國合同三晉，並聯絡燕國，大舉圍齊。齊國大敗，臨時亡國。燕國現在報復三十年前的舊恨，把齊國幾乎完全占領（公元前284年）。楚國也趁火打劫，由南進攻。後來五國退兵，燕獨不退。五六年間（公元前284年—前279年）除莒與即墨二城外，整個齊國都變成燕的屬地。後來齊雖復國（公元前279年），但自此之後元氣大虧，喪失強國的地位，永遠不能再與秦國對抗。後來秦並天下，齊是六國中惟一不抵抗而亡的。所以燕滅齊可說是決定秦並天下的最後因素。
公元前284年前一切皆在不可知之數，公元前284年後秦滅六國只是一個時間的問題。
二十年後（公元前258年）秦攻趙，圍邯鄲。趙求救於魏，魏援軍畏秦，不敢進兵。邯鄲一破，三晉必全為秦所吞併，因為現在中原只有趙還有點抗秦的能力。但其他各國連援兵都不敢派出，可見當時畏秦的心理已發展到何等的程度。這時遂有人提議放棄無謂的抵抗，正式向秦投降，由趙領銜，三晉自動尊秦為帝。此舉如果成功，秦並六國的事業或可提早實現。所幸（或不幸）當時出來一個齊國人魯仲連，帝秦議方才中止。3 大概此時齊國雖已衰弱，齊國志士尚未忘記秦齊並立的光榮時期。所以對強秦最憤恨的是齊人，對帝秦議極力破壞的也是齊人。後來趙魏居然聯合敗秦，拚死的血戰又延長了四十年。
由於思想家的一致提倡統一，由於列強的極力蠶食鄰國，由於當時人的帝秦議，我們都可看出天下統一是時代的必然趨勢，沒有人能想像另一種出路。最後於公元前221年秦王政合併六國，創了前古未有的大一統局面。
秦始皇帝
秦始皇對於他自己的新地位的見解很值得玩味。據《史記.秦始皇本紀》，公元前221年令丞相御史議稱號：
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成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
「其議帝號」一句話很可注意。當時秦尚未正式稱帝，然而正式的令文中居然有這種語氣，有兩種可能的解釋。一是帝本是公認為「王天下者」的稱號；現在秦並六國，當然是帝。第二種解釋就是七十年前秦稱西帝，始終未正式取消，所以「帝號」一詞並無足怪。現在秦王為帝已由理想變成事實，只剩正式規定帝的稱號。
始皇與臣下計議的結果，名號制度煥然一新。君稱「皇帝」，自稱「聯」，普遍地行郡縣制與流官制，劃一度量衡，書同文，車同軌，繳天下械，治馳道，徙富豪於咸陽。凡此種種，可歸納為兩條原則。一、天下現在已經統一，一切制度文物都歸一律。二、政權完全統一，並且操於皇帝一人之手。從此以後，皇帝就是國家，國家就是皇帝。這種政治的獨裁在戰國時已很明顯。只因那時列國並立，諸王不得不對文人政客有相當的敬禮與牢籠。現在皇帝不只不再需要敬畏政客文人，並且極需避免他們的操縱搗亂。當初大家雖都「五帝三王」「王天下」不離口，但他們並沒有夢想到天下真正統一後的情勢到底如何。現在他們的理想一旦實現，他們反倒大失所望，認為還是列國並立的局面對他們有利。同時六國的王孫遺臣也很自然地希望推翻秦帝，恢復舊目的地方自由。所以文人政客個人自由的欲望與六國遺人地方獨立的欲望兩相混合，可說是亡秦的主要勢力。焚書坑儒就是秦始皇對付反動的文人政客的方法。張良與高漸離4 可代表六國遺人力謀恢復的企圖。在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偉人或朝代似乎總是敵不過舊勢力的反動，總是失敗的。統一地中海世界的凱撒為舊黨所刺殺，西方的天下又經過十幾年的大亂才又統一。統一中國的秦朝也遭同樣的命運。一度大亂之後，漢朝出現，天下才最後真正統一。
秦亡的代價非常重大。秦朝代表有傳統政治經驗與政治習慣的古國，方才一統的天下極需善政，正需要有政治經驗習慣的統治者。並且秦國的政治在七國中最為優美，是戰國時的人已經承認的。反動的勢力把秦推翻，結果而有布衣天子的漢室出現。漢高祖是大流氓，一般佐命的人多為無政治經驗的流氓小吏出身。所以天下又經過六十年的混亂方才真正安定下去。到漢武帝時（公元前141年—前87年）政治才略具規模，漢室的政治訓練才算成熟。
漢之統一與皇帝之神化
漢室的成立是天下統一必然性的又一明證。楚漢競爭的時期形式上是又恢復了戰國時代列國並立的局面；義帝只是曇花一現的傀儡。項羽滅後，在理論上除漢以外還有許多別的國，不過是漢的與國而己，並非都是屬國。但列國居然與漢王上表勸進：
楚王韓信，韓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吳芮，趙王張敖，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大王陛下！先時秦為亡道，天下誅之。大王先得秦，王定關中，於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敗繼絕，以安萬民，功盛德厚。又加惠於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號比擬，亡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著於後世不宣。昧死再拜上皇帝尊號！ 5
細想起來，這個勸進表殊不可解。這是一群王自動公認另一王為帝，正與五十年前魯仲連所反對的帝秦議性質相同。我們即或承認這是諸王受漢王暗示所上的表，事情仍屬奇異。各人起兵時本是以恢復六國推翻秦帝為口號。現在秦帝已經推翻，六國也可說已經恢復，問題已經解決，天下從此可以太平無事；最少列國相互間可以再隨意戰爭，自由搗亂，不受任何外力的拘束。誰料一帝方倒，他們就又另外自立一帝。即或有漢王的暗示，當時漢王絕無實力勉強諸王接受他的暗示。所以無論內幕如何，我們仍可說這個勸進表是出於自動的；最少不是與諸王的意見相反的。這最足以證明當時的人都感覺到一統是解決天下問題的惟一方法，除此之外，並無第二條出路。第二條路是死路，就是無止期的戰亂。從此以後，中國的歷史只有這兩條路可走：可說不是民不聊生的戰國，就是一人獨裁的秦漢，永遠一治一亂循環不已。
漢室雖是平民出身，皇帝的尊嚴並不因之減少，反而日趨神秘。秦漢都採用當初齊國人的宣傳，行封禪，並按五德終始說自定受命之德。皇帝的地位日愈崇高，日愈神秘，到漢代皇帝不只是政治的獨裁元首，並且天下公然變成他個人的私產。未央宮造成之後（公元前198年）：
高祖大朝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尾，起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群臣皆呼萬歲，大笑為樂。 6
由此可見皇帝視天下為私產，臣民亦承認天下為其私產而不以為怪，反呼萬歲，大笑為樂。這與戰國時代孟子所倡的民貴、社稷次、君輕的思想，及春秋時代以君為守社稷的人而非社稷的私有者的見解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政治空氣。
哀帝（公元前6年—前1年）寵董賢，酒醉後（公元前1年）：
從容視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
中常侍王閡反對：
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亡窮。統業至重，天子亡戲言！ 7
皇帝看天下為自己的私產，可私相授受。臣下認天下為皇室的家產，不可當作兒戲。兩種觀點雖不完全相同，性質卻一樣：沒有人認為一般臣民或臣民中任何一部分對天下的命運有支配的權力。
天下為皇帝的私產，寄生於皇帝私產上的人民當然就都是他的奴婢臣妾。奴婢雖或有高低，但都是奴婢；由尊貴無比的皇帝看來，奴婢間的等級分別可說是不存在的。最貴的丞相與無立錐之地的小民在皇帝前是同樣的卑微，並無高下之分。當時的人並非不知道這種新的現象。賈誼對此有極沉痛的陳述：
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眾庶如地。故險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論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辜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豫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辜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眾庶同黥劓髡刖笞罵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恥不行，大臣無乃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乎？失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系紲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牢正徒長小吏罵詈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眾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眾庶之所嘗寵，死而死爾，賤人安宜得此而頓辱之哉？ 8
當時因為丞相絳侯周勃被告謀反，收獄嚴治，最後證明為誣告，方才釋出。這件事（公元前176年）是賈誼發牢騷的引線。賈誼對於這種事實認得很清楚，但對它的意義並未明了。他所用的比喻也不妥當。皇帝的堂並不因沒有陛級而降低，他的堂實在是一座萬丈高台，臣民都俯伏在台下。皇帝的地位較前提高，臣民的地位較前降低，賈誼所說的古代與漢代的分別，實在就是階級政治與個人政治的分別。先秦君主對於大臣的尊敬是因為大臣屬於特殊的權利階級。階級有相當的勢力，不是君主所能隨意支配。到秦漢時代真正的特權階級已完全消滅，人民雖富貴貧賤不同，但沒有一個人是屬於一個有法律或政治保障的固定權利階級的。由此點看，戰國時代可說是一個過渡時代。在性質上，戰國時代已演化到君國獨裁的個人政治的階段。但一方面因為春秋時代的傳統殘餘，一方面因為列國競爭下人才的居奇，所以君主對臣下仍有相當的敬意。但這種尊敬只能說是手段，並不是分所當然的事。秦漢統一，情勢大變，君主無需再存客氣，天下萬民的生命財產在皇帝前都無保障。由人類開化以來，古有階級分明的權利政治與全民平等的獨裁政治。此外，除於理想家的想像中人類並未發現第三種可能的政治。一切憲法的歧異與政體的花樣不過都是門面與裝飾品而已。換句話說，政治社會生活總逃不出多數（平民）為少數（特權階級）所統治或全體人民為一人所統治的兩種方式。至於孰好孰壞，只能讓理想家去解決。
皇帝既然如此崇高，臣民既然如此卑微，兩者幾乎可說不屬於同一物類。臣民若屬人類，皇帝就必屬神類。漢代的皇帝以至后妃都立廟祭祀。高帝時令諸侯王國京都皆立太上皇廟。高帝死後惠帝令郡國諸侯各立高祖廟，以歲時祠。惠帝尊高祖廟為太祖廟，景帝尊文帝廟為太宗廟，行所嘗幸郡國各立太祖太宗廟。宣帝又尊武帝廟為世宗廟，行所巡狩皆立世宗廟。至西漢末年，祖宗廟在六十八郡國中共一百六十七所。長安自高祖至宣帝以及太上皇悼皇考（宣帝父）各自居陵立廟旁，與郡國廟合為一百七十六所。又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每日上食四次。廟，每年祭祀二十五次。便殿，每年祠四次。此外又有皇后太子廟三十所。總計每歲的祭祀，上食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五份，用衛士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樂人一萬二千一百四十七人。皇帝皇室的神化可謂達於極點！
不只已死的皇帝為神，皇帝生時已經成神，各自立廟，使人崇拜。文帝自立廟，稱顧成廟。景帝自立廟，為德陽。武帝生廟為龍淵，昭帝生廟為徘徊，宣帝生廟為樂游，元帝生廟為長壽，成帝生廟為陽池。
皇帝皇室的廟不只多，並且祭祀的禮節也非常繁重，連專司宗廟的官往往也弄不清，因而獲罪。繁重的詳情已不可考，但由上列的統計數目也可想見一個大概。這種神化政策，當時很遭反對。詳情我們雖然不知，反對的人大概不是儒家根據古禮而反對，就是一般人不願拿人當神看待而反對。所以「高后時患臣下妄，非議先帝宗廟寢園宮，故定著令，敢有擅議者棄市」。9 這種嚴厲的禁令直到元帝毀廟時方才取消。
這種生時遍地立廟的現象，當然是一種政策，與宗教本身關係甚少。古代的政治社會完全崩潰，皇帝是新局面下惟一維繫天下的勢力。沒有真正階級分別的民眾必定是一盤散沙，團結力日漸減少以至於消滅。命定論變成人心普遍的信仰，富貴貧賤都聽天命，算命看相升到哲學的地位。這樣的民族是最自私自利最不進取的。別人的痛苦與自己無關，團體的利害更無人顧及，一切都由命去擺布。像墨子那樣極力非命的積極人生觀已經消滅，現在只有消極怠惰的放任主義。漢代兵制之由半徵兵制而募兵制，由募兵以至於無兵而專靠羌胡兵，是人民日漸散漫，自私自利心發達，命定論勝利的鐵證。現在只剩皇帝一人為民眾間的惟一連鎖，並且民眾間是離心力日盛向心力日衰的，所以連鎖必須非常堅強才能勝任。以皇帝為神，甚至生時即為神，就是加強他的維繫力的方法。天下如此之大，而皇帝只有一人，所以皇帝皇室的廟布滿各地是震懾人心的一個巧妙辦法。經過西漢二百年的訓練，一般人民對於皇帝的態度真與敬鬼神的心理相同。皇帝的崇拜根深蒂固，經過長期的鍛煉，單一的連鎖已成純鋼，內在的勢力絕無把它折斷的可能。若無外力的強烈壓迫，這種皇帝政治是永久不變的。
不過這種制度不是皇帝一人所能建立，多數人民如果反對，他必難成功。但這些消極的人民即或不擁護，最少也都默認。五德終始說與封禪主義是一種歷史定命論。到漢代這種信仰的勢力愈大，大家也都感覺到別無辦法，只有擁戴一個獨裁的皇帝是無辦法中的辦法。他們可說都自願地認皇帝為天命的統治者。後代真龍天子與《推背圖》的信仰由漢代的讖緯都可看出。所以皇帝的制度可說是由皇帝的積極建設與人民的消極擁護所造成的。
廢廟議與皇帝制度之完全成立
到西漢末年，繁重不堪的立廟制度已無存在的必要，因為它的目的已經達到。況且儒家對於宗廟本有定製，雖有漢初的嚴厲禁令，儒家對這完全不合古禮的廟制終究必提出抗議。所以元帝時（公元前49年—前33年）貢禹就提議：
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 10
永光四年（公元前40年）元帝下詔，先議罷郡國廟：
朕聞明王之御世也，遭時為法，因事制宜。往者天下初定，遠方未賓，因嘗所親以立宗廟。蓋建威銷萌，一民之至權也。今賴天地之靈，宗廟之福，四方同軌，蠻貊貢職；久遵而不定，令疏遠卑賤共承尊祀，殆非皇天祖宗之意。朕甚懼焉！傳不云乎「吾不與祭，如不祭」。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 11
由這道詔命我們可見當初的廣建宗廟是一種提高鞏固帝權的方策，並且這種方策到公元前40年左右大致已經成功，已沒有繼續維持的必要。諸臣計議，大多主張廢除，遂罷郡國廟及皇后太子廟。同年又下詔議京師親廟制。大臣議論紛紛，莫衷一是，此事遂暫停頓。此後二年間（公元前39年—前38年）經過往返論議，宗廟大事整理，一部分廢罷，大致遵古代儒家所倡的宗廟昭穆制。
毀廟之後，元帝又怕祖宗震怒，後來（公元前34年）果然生病，「夢祖宗譴罷郡國廟」，並且皇弟楚孝王所夢相同。丞相匡衡雖向祖宗哀禱，並願獨負一切毀廟的責任，元帝仍是不見痊可。結果二年間（公元前34年—前33年）把所廢的廟又大多恢復，只有郡國廟廢罷仍舊。元帝一病不起（公元前33年），所恢復的廟又毀。自此以後，或罷或復，至西漢末不定。但郡國廟總未恢復。
光武中興，因為中間經過王莽的新朝，一切漢制多無形消滅。東漢時代，除西京原有之高祖廟外，在東京另立高廟。此外別無他廟，西漢諸帝都合祭於高廟。光武崩後，明帝為在東京立廟，號為世祖廟。此後東漢諸帝未另立廟，只藏神主於世祖廟。所以東漢宗廟制可說較儒家所傳的古禮尚為簡單。
這種簡單的廟制，正如上面所說，證明當初的政策已經成功，皇帝的地位已無搖撼的危險。在一般人心理中皇帝真與神明無異，所以繁複的祭祀反倒不再需要。因為皇帝的制度已經確定穩固，所以皇帝本人的智愚或皇朝地位的強弱反倒是無關緊要的事。和帝（公元89年—105年）並非英明的皇帝，當時外戚宦官已開始活躍，漢室以至中國的大崩潰也見萌芽，適逢外戚竇憲利用羌胡兵擊破北匈奴，為大將軍，威震天下。當時一般官僚自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只有尚書令韓棱正色反對：
「夫上交不諂，下交不黷。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慚而止。 12
這雖是小掌故，最可指出皇帝的地位已經崇高到如何的程度。「萬歲」或「萬壽」本是古代任人可用的敬祝詞，《詩經》中極為普通。漢代對於與皇帝有關的事物，雖有種種的專名，一如秦始皇所定的「聯」之類，但從未定「萬歲」為對皇帝的專用頌詞。所以韓棱所謂「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實在沒有根據，然而「議者皆慚而止」，可見當時一般的心理以為凡是過於崇高的名詞只能適用於皇帝，他人不得借妄擅用。禮制有否明文並無關係。
後言
此後二千年間皇帝個人或各朝的命運與盛衰雖各不同，然而皇帝的制度始終未變。漢末魏晉南北朝時代皇帝實權削弱，隋唐復盛，宋以下皇帝的地位更為尊崇。到明代以下人民與皇帝真可說是兩種物類了，不只皇帝自己是神，通俗小說中甚至認為皇帝有封奇人或妖物為神的能力。這雖是平民的迷信，卻是由秦漢所建立的神化皇帝制度產生出來的，並非偶然。這也或者是人民散漫的程度逐代加深的證據。不過這些都是程度深淺的身外問題，皇帝制度本身到西漢末年可說已經完全成立，制度的奉質與特性永未變更。
這個制度，正如我們上面所說，根深蒂固，由內在的力量方面講，可說是永久不變的，只有非常強烈的外來壓力才能將它搖撼。二千年間，變動雖多，皇帝的制度始終穩固如山。但近百年來的西洋政治經濟文化的勢力與前不同，是足以使中國傳統文化根本動搖的一種強力。所以辛亥革命，由清室一紙輕描淡寫的退位詔書，就把這個戰國諸子所預想，秦始皇所創立，西漢所完成，曾經維繫中國二千餘年的皇帝制度，以及三四千年來曾籠罩中國的天子理想，一股結束。廢舊容易，建新困難。在未來中國的建設中，新的元首制度也是一個不能避免的大問題。
1 《史記》卷五《秦本紀》、卷四三《趙世家》、卷四四《魏世家》、卷四六《田敬仲完世家》。
2 顧炎武《日知錄》，卷三一《長城》 。
3 《戰國策》卷二十趙三。
4 《史記》卷五五《留侯世家》，卷八六《刺客列傳》。
5 《漢書》卷一下《高帝紀下》。
6 《史記》卷八《高祖本紀》。
7 《漢書》卷十一《哀帝紀》，卷九三《董賢傳》。
8 《漢書》卷四八《賈誼傳》。
9 《漢書》卷七三《韋玄成傳》。
10 《漢書》卷七三《韋玄成傳》。
11 《漢書》卷七三《韋玄成傳》。
12 《後漢書》卷四五《韓棱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