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中的人性 · 內容提要
政治學的研究目前正處於令人不滿的境地。在全歐美，代議民主已被公認為最佳政體，但是那些對代議民主的實際作用體會最深的人卻常常感到失望和憂慮。民主並未擴及非歐洲種族，而在過去幾年裡，許多民主運動已告失敗。
這種不滿已導致對各種政治體製做了大量研究工作，但是晚近的政治著作對人性的各個因素卻甚少注意。從前，政治學主要是以人性概念為依據的，但是由於19世紀初期教條主義政治學家聲名掃地，現代政治學研究者引以為戒，竭力避免做任何能使人回憶起他們過去所採用的方法的事情。因此，心理學的發展雖已改造了教育學和犯罪學，而政治學卻依然故我。
然而，人性研究被忽視可能只是政治思想的一個短暫階段，已經有跡象表明這個階段行將結束。
（第一部分——第一章——政治中的衝動和本能——第15頁）
要研究政治中的人性，首先必須克服政治學傳統以及一般人的心理習慣所產生的那種「唯理智論」。
政治衝動不僅僅是對手段和目的進行考慮後所作出的理智推理，而且也是先於個人的思想和經驗、儘管為思想和經驗所修正的意向。只要留心一下諸如個人喜愛、恐懼、嘲笑、財產欲等衝動在政治中的作用，就可以明白了。
我們的一切衝動和本能如果是「單一」的，其直接效果就會大大增加，如果是「第一手」的，與我們早期的進化階段相聯繫，其永久性的效應也會大大增強。在現代政治中，我們從報紙獲得的感情刺激一般都是單一的，然而是「第二手」的，因此來得容易，去得也快。
一種感情或衝動的經常重複往往是令人苦惱的。政治家像登廣告者一樣，必須考慮到這個事實，而這又與人既需要隱私又難忍受孤獨有關，我們必須據以調整我們的社會格局。
政治感情被許多人同時在身體緊密接觸情況下體驗常常會強化到病態狂熱的程度，但是英國的政治狀況不常產生這種現象。
國際政治的未來主要看我們是否對屬於一個和我們不同的種族的人有一種特殊的憎恨本能。這個問題還沒有獲得解決，但是許多往往被說成是這種本能所產生的事情似乎是起因於其他被聯想修正了的更普遍的本能。
（第二章——政治實體，第39頁）
政治行為和衝動是人性與其環境接觸的產物。在政治家所研究的時期內，人性幾乎沒有什麼改變，但是政治環境卻以與日俱增的速度發生變化。
我們的環境中那些引起衝動和行為的事情是通過我們的感官傳達給我們，並由我們對其重要意義的本能的或後天的了解從眾多的感覺和記憶中選擇出來的。在政治中，被認識的事情多半是人自己做的，我們對其重要性的了解不是本能的，而是後天的。
認識往往附屬於象徵，這些象徵取代了更為複雜的感覺和記憶。政治中有些最困難的問題產生於在推理中有意識地使用稱為「詞」的象徵與這些詞在激發感情和行為方面多少有點自發的和下意識的作用這兩者之間的關係。一個其重要性曾被聯想確定的政治象徵可能有它自己的心理發展過程，與它原來所象徵的事實的歷史無關。這一點可見諸國家和政黨的名稱及標記，而更清楚地見諸「茶葉」或「肥皂」這類商品的歷史，這些商品在它們將要象徵的物體生產或選定之前已經被廣告變得風行一時。一個政治家的見解改變得極其迅速，他的聲望、他所屬政黨的名稱或者他所控制的報紙的傳統特色卻改變得極其緩慢，兩者之間的關係往往產生道德上的麻煩。
（第三章——政治中的非理性推理，第65頁）
唯理智論的政治思想家們常常不僅假定政治行為必然是對手段和目的進行推理的結果，而且還假定一切推理都屬於同一「理性」類型。
在川流不息的心智經歷中，要嚴格區別理性推理和非理性推理是困難的，但是人據以形成其政治見解的許多半無意識過程是非理性的，這一點卻是清楚的。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一般可以信賴非理性推理，因為非理性推理在被大量偶然的巧合強化之前，不會產生有意識的見解。但是，魔術師和其他研究我們的非理性心智活動過程的人能夠巧妙地利用它們，使我們產生荒唐的信念。經驗主義的政治藝術主要在於通過故意利用下意識的非理性推理來製造輿論。推理過程可能超過發動該過程的政治家所期望的程度，它在一個被動消極的報紙讀者心中和一群最激昂的人中都可能發生。
（第四章——政治推理的材料，第75頁）
但是，人能夠推理而且確實也在推理，雖然推理只是他們的心智活動過程之一。希臘人制定的有效推理規則主要是用於政治的，但是事實上推理在政治學中比在自然科學中難度更大，成就更小。主要原因在於推理材料的性質。我們必須選擇或製造可供推理的實體，正如我們選擇或製造實體以刺激我們的衝動和非理性推理一樣。在自然科學中，這些選擇出來的實體有兩種類型，要麼是完全相似的具體東西，要麼是些抽象的特質，根據這些特質，本來不相似的東西可以作精確的比較。在政治中，第一種類型的實體是無法製造的，政治學家們不斷地探索第二種類型的簡單實體，某種可以當作政治估計的精確「標準」的因素或特質。這種探索至今未獲成功，而生物學的類推表明，當政治家像醫生一樣避免使材料過分簡單化，並立志在推理中使用儘可能多的關於人的類型及其個別差異和環境的因素時，就最有可能獲得有效推理的力量。生物學家已經表明，關於任何一個類型中的大量個體差異，只要按照連續的曲線而不是作為同一的規則或任意的例外加以排列，就能被記住。另一方面，人性因素可能以連續方式排列，但如果將環境因素也以同樣方式排列，就可能導致錯誤的結果。歷史研究不能等同於生物學研究。
（第五章——政治推理的方法，第91頁）
政治推理的方法，也具有題材過於簡單化的傳統。
在經濟學中，方法和題材原本要簡單得多，但自從傑文斯時代以來，「定量」方法已逐漸取代「定性」方法。政治學中類似的變化能達到什麼程度呢？
有些政治問題顯然是可以從量的角度來論證的。其他問題量的因素不太明顯。但即使是最複雜的政治問題，富有經驗和責任心的政治家實際上也從量的角度加以思考，儘管他們用來獲得結果的方法往往是無意識的。
不過，當所有的政治家都從唯理智論假設著手時（雖然也有些政治家半無意識地養成量的思維習慣），許多人由於幻想破滅和反感而徹底拋棄了政治。培養政治家需要完全有意識地闡述和接受那些學過就毋庸拋棄的方法。
這樣一種有意識的變化正在各皇家委員會、國際會議以及其他必須把大量專門搜集到的證據加以歸納並作出結論的團體和個人的工作中發生。他們使用的方法和詞彙，即使不是用數字表示的，現在基本上也是定量的。
然而，在議會演說中，過分簡單化仍積重難返。
（第二部分——第一章——政治道德，第113頁）
但是，政治學中的這些變化以何種方式影響政治力量的實際動向呢？
首先，政治思想家和作家擯棄唯理智論的政治概念遲早會影響實幹政治家的道德判斷。一個年輕的候選人對於同那些其願望和見解他試圖影響的人的道德關係會有一種新的認識，並從這種新的認識開始工作。就這點而論，他會從一個至今只有那些被經驗變得玩世不恭的政治家才有的立場著手。
如果我們的新知識的結果僅限於此，政治道德可能變得更糟。但是變化將會深遠得多。當人們開始意識到他們過去沒有意識到或僅僅半意識到的心智過程時，他們不僅會提防別人來利用他們的那些過程，而且還能夠更好地從內部予以控制。
然而，一個有意識的道德宗旨要堅強得足以作為一種政治力量克服日益提高的政治宣傳技能的話，從內部控制這一概念必須成為一個理想的實體，這個實體要像「科學」一樣，能訴諸大眾的想 象力，並以有組織的教育體系廣為傳播。這方面的困難是巨大的（部分地是因為我們對自我意識對本能的種種反應缺少認識），但是因果概念廣泛傳播和道德感情增強是不矛盾的。
（第二章——代議政體，第134頁）
我們的政治心理基礎概念中正在發生的變化還會使關於代議民主的辯論重新展開。
在辯論中,一些老的論據將不再被承認為有效，不少政治思想家（尤其是學過自然科學的）很可能會重新撿起柏拉圖關於由一批經過選擇和受過訓練、生活在「表面世界」之外的人掌權的專制政體的建議；雖然英國在印度的經歷表明，即使最精心選擇的官員也仍然只能生活在「表面世界」之內，而所謂「好政府需要被統治者同意」這一論據的有效性並不取決於它固有的唯理智論聯想。
然而，我們思考政治的新方法必然不僅會改變「同意」這一論據的形式，而且還會改變「同意」藉以表達的制度的形式。一次選舉（和陪審團審判一樣）將會被而且已經開始被看作是在正確條件下作出正確決定的方法，而不是將業已作出的決定予以確認的機械手段。
各種關於使老的唯理智論傳統持續下去的選舉改革的建議仍層出不窮，而政權的普及也會使代議政體的運行發生新的困難。但是那種既要增進選民的知識和公共精神又不許對選民施加過重壓力的代議概念將會傳播開去。
（第三章——關於官員的思考，第159頁）
對普選產生的政治力量進行的定量觀察表明，非選舉產生的官員的工作在任何有效民主組織中都是重要的。
非選舉產生的官員與選舉產生的代表之間應當是什麼樣的關係呢？對於這個問題，英國的輿論已經顯示出一種反對唯理智論代議政體概念的跡象。我們承認下述事實：絕大多數國家官員是由一項既不是被個別議員也不是被整個議會操縱的制度所任用的，官員只要忠於職守即可保持職位，他們是我們據以作出政治判斷的某些最困難問題的主要信息來源。同一制度未貫徹於我們的地方政府純屬偶然。
但是，這樣半無意識地把一個部分地獨立的文官系統當作一個既成事實來接受是不夠的。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我們想要我們的官員做些什麼，並研究我們目前的任用方式，尤其是我們目前的組織官員工作的方法，在多大程度上提供實現那個意圖的最有效手段。
（第四章——國家和人類，第176頁）
政治思想中的各種新傾向會對政治團結的感情條件和理智條件產生什麼影響呢？
在古老的城邦里，政府的管轄範圍與人的視力和記憶力所及的範圍相一致，可以發展一種地方感情，而在目前「消除了地方性」的人們中則不可能。因此，一個現代國家的團結不能取決於觀察到的事實，而只能取決於想像的事實。
現存歐洲民族國家的兩位締造者馬志尼和俾斯麥認為，一個國家的可能的幅員取決於民族同一性，亦即一個國家的每一成員必須相信所有其他成員都和他自己相像這一可能性。俾斯麥認為真正的同一程度是這種信念的必要基礎，可以用「鐵血政策」取得；馬志尼則認為人類已經分成許多同一的集團，歐洲應按其界線重建。兩者都深信不同民族類型的個人之間是不可能有政治團結感情的。
在過去二十五年里，這個關於由許多同一民族國家組成的世界概念已被下述兩點變得更加困難：①現代國家中各種獨立的民族感情繼續存在和甚至增強；②事實上，歐洲人種和非歐洲人種已處於更密切的政治關係。因此，企圖把民族同一和團結的傳統轉嫁給一個現代世界帝國的全體居民或其中居統治地位的種族成員，是抹煞事實真相，並增強了戰爭的危險。
但是，我們能獲得一種不是基於對每個人都相像的信念而是基於每個人都不相像這一認識的政治感情嗎？達爾文關於個人與種族差異之間關係的證據如果不伴有作為一種道德責任的「生存鬥爭」概念，就可能產生這樣一種感情。事實上，種族間甚至帝國間的戰爭可被比作物種進化中必不可少的階段。但是當代生物學家告訴我們，任何一個種族都可以從個人的自覺合作而不是盲目衝突中最有效地獲得進步；整個物種的進步也會來自以承認種族及個人差異的價值為基礎的自覺的世界性宗旨，而不僅僅來自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