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經濟學原理 · 中譯本前言
М.И.杜岡-巴拉諾夫斯基（1865—1919年）（以下簡稱杜岡）是俄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畢業於哈爾科夫大學。1895—1917年，他任彼得堡大學和基輔大學經濟學教授，早期為「合法馬克思主義者」，曾在沙皇政府批准的合法刊物上發表文章，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旗幟批判俄國民粹派。1905—1907年俄國第一次革命時期，杜岡加入立憲民主黨，成為資產階級自由派學者。1917年十月革命後，他曾出任資產階級反革命政府烏克蘭中央拉達財政部長。
杜岡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俄國資產階級經濟學界以學識淵博見稱，和司徒盧威齊名，是當時頗有名氣的政治經濟學家之一。他的經濟理論不但在資產階級經濟學界有很大影響，而且在社會主義政黨內也有影響。例如，他提出的一個錯誤論點——隨著資本主義的消滅，作為理論科學的政治經濟學必然消亡，曾經為羅莎·盧森堡所採用並得到布哈林的支持，從而使本世紀二十年代蘇聯經濟學界一度出現否定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社會思潮。
杜岡於1894年發表了他早期的經濟論著《現代英國的工業危機及其原因和對人民生活的影響》（1914年出第三版時書名改為《周期性工業危機》，有中譯本，商務印書館1982年出版），在資本主義再生產、市場、經濟危機等理論問題上提出了一系列反馬克思主義的論點，曾受到列寧的批判。1898年出版了《俄國工廠的過去和現在》一書，論證了俄國工業資本主義發展的必要性，批判了俄國民粹派關於俄國資本主義發展有其獨特性的錯誤論點。
二十世紀初，特別是1905年俄國革命發生後，無產階級作為強大的革命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不僅反對專制主義，而且反對資本主義。這時，一批資產階級教授（包括杜岡）就公開轉入了維護資本主義、「消滅」社會主義 [1] 的「馬克思吞噬者」 [2] 的行列。正如列寧所說，杜岡等人「在1899年力圖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現在他們卻情願從『馬克思主義批判家』變成庸俗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了」 [3] 。
杜岡在1905年出版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一書中，完全背棄了馬克思的階級鬥爭理論，提出了「倫理心理要素」在社會發展中起決定性作用的論點，抨擊了馬克思關於價值和生產價格的學說，否定了馬克思發現的資本主義平均利潤率呈下降趨勢的規律。可見，「年輕時是准馬克思主義者」的杜岡，「很快『變聰明了』，用片片斷斷的資產階級理論來『修正』馬克思主義」了。 [4]
《政治經濟學原理》一書就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和思想基礎上寫成，並於1909年出版的。
本書出版後曾獲得帝國科學院大獎，幾年內出了四版，印行了幾萬冊。從杜岡1914年寫的序言看，第三版有較大的增刪和改動。
尤其是「分配」一篇，杜岡根據他在1913年出版的《社會分配論》一書的論點作了重大修改。第四版按第三版重印，未作改動。
杜岡經濟思想的特點是折中主義。列寧批評杜岡是「典型的折中主義者」，說他「既擁護一點點馬克思主義，也擁護一點點民粹主義，又擁護一點點『邊際效用論』」 [5] 。杜岡在本書第二版序言中聲稱「謹將此書獻給魁奈、戈森和馬克思」，也恰好說明這本書在某種意義上是折中主義的產物。
本書作者推崇德國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家戈森（1810—1858年），認為「邊際效用論」的奠基人是戈森，而不是資產階級經濟學界公認的門格爾、傑文斯和瓦爾拉，說他們以及後來的龐巴維克和維塞爾只是闡述和發展了戈森的學說。同時認為，由戈森所創立並由其後繼者所闡發的「邊際效用論」，「給予經濟思想以強有力的推動」，比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向前邁進了一大步」，說這個理論的「偉大功績」在於它要永遠結束關於價值的爭論，從一條基本原則出發對於評價過程的一切現象作出了全面而詳盡的解釋。
作者承認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是「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社會主義批判的基礎」，但又說勞動價值論沒有一條基本原則可據以解釋一切價值現象。
杜岡重視法國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的主要代表之一、重農學派創始人魁奈（1694—1774年），是因為魁奈製作的《經濟表》體現了「邊際效用論」的方法論特點，認為只有運用魁奈方法，「經濟理論才能上升到更高的階段」。
正因為《政治經濟學原理》是折中主義的產物，全書沒有一個完整的經濟範疇體系。它在價值理論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價值（ценносгь）—耗費價值（стоимосгь）—價格的公式，但卻把價值同價格割裂開來，把價值和耗費價值放到第一篇，而把價格放到第三篇（「交換」）分別加以敘述，甚至不同第二篇（「生產」）聯繫起來。它把經濟範疇分為邏輯（永恆）範疇和歷史範疇，認為價值和耗費價值是基本的邏輯範疇，資本屬於邏輯和歷史範疇，剩餘價值和資本主義經濟屬於歷史範疇。同時還提出經濟價值範疇，把它分為以主觀評價為基礎的主觀經濟價值和反映物品效用的客觀經濟價值，並由此導致「邊際效用論」，試圖把「邊際效用論」與勞動價值論捏合起來，說它們是「和諧一致」的。它認為，「邊際效用論」說明價值的主觀要素，勞動價值論說明價值的客觀要素，勞動和邊際效用是價值的兩大要素，從而得出一個折中主義的公式：自由生產品的邊際效用與其勞動價值成正比。
由此可見，杜岡在《政治經濟學原理》一書中，採取折中主義的手法，竭力調和「邊際效用論」和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實際上是妄圖用「邊際效用論」來取代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正如列寧所指出的，杜岡等人在口頭上對馬克思表示「尊重」，但「從來也不了解唯物辯證法和階級鬥爭的理論，因此不可避免地背棄了勞動價值論」 [6] 。
本書還認為，利潤是一種「非勞動收入」，是由技術生產力造成的，而不是來自僱傭勞動者的剩餘勞動的一種剝削收入；在採用新機器的條件下增加的產品是新生產資料的產品，根本沒有剝削別人的勞動。並且認為資本家占有利潤額的大小是由各階級的力量對比來決定的。這就在實質上否定了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公開為資本主義剝削辯護。
作者宣揚庸俗的工資理論，認為工資隨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增加，而工資的增加，可以使工人改善生活條件，增強勞動能力，又反轉來促進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由此產生工人和資本家利益的一致性。又說勞動生產率的任何提高，都會增加在工人和資本家之間分配的產品；資本離開勞動不能發揮效用，勞動離開資本也不能創造價值；等等。這就在實質上否定了資本主義分配關係的對抗性質，否定了無產階級貧困化和無產階級鬥爭的意義。
限於篇幅，本書其他一些論點就不一一縷述了。
鑒於杜岡在俄國資產階級經濟學說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政治經濟學原理》一書對於研究俄國資產階級的經濟思想尚不失為一部有價值的論著，因此據第三版版本譯出，以饗讀者。
全書共分五篇，分別由趙維良（序言、第一、第三篇）、桂力生（第二、第四篇）和王湧泉（第五篇）同志翻譯，由孫斌聖（序言、第一、二、五篇及第四篇第一至第六章）和王湧泉（第三篇及第四篇第七至第九章）同志校訂。限於水平，難免有錯誤和不當之處，尚祈同志們批評指正。
本書在翻譯過程中曾得到胡企林同志和許玉龍同志的大力協助，提供資料，藉此表示謝意。
孫斌聖
一九八五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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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見《列寧全集》第20卷，第140頁。
[2] 見《列寧全集》第20卷，第181頁。
[3] 《列寧選集》第1卷，第168頁注。
[4] 見《列寧全集》第18卷，第361頁。
[5] 《列寧全集》第20卷，第256頁。
[6] 見《列寧全集》第20卷，第18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