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 · 第三十二章 交換價值理論（續）

——薩依和他的學派 尚·巴普蒂斯特。薩依這位作家，總的說來，只是把亞當，斯密在一種不夠完整的方式下搜集起來的材料加以闡述，加以系統化、通俗化而已。他對於事理的闡明與加以組織化這些方面具有高度天才，因此在這一點上他是完全成功的。在他的著作里，除了確認亞當·斯密所否認的精神勞動的生產力這一點以外，並沒有什麼新的或獨創的見解。上述這一點，根據生產力理論來說固然十分正確，不過與交換價值理論是對立的，因此就這一點來說，斯密的理論顯然要比薩依的完整些。精神勞動者並不直接生產交換價值；不僅如此，由於他們的消費行為，還減少了物質生產與蓄積的總量，也就是減少了物質財富的總量。還有，薩依在他的觀點上所以把精神勞動者列入生產階級的理由是他們所得的報酬是交換價值，這個理由實在全無根據，因為那些交換價值在沒有流到精神勞動者的手裡以前就已經被生產了；所變更的只是價值的占有者，價值的量並沒有增加。只有當我們把國家的生產力而不只是交換價值的占有看成是國家財富時，我們方才能把精神勞動者稱作是生產的。薩依在這一點上感到他自己是與斯密對立的，這正同斯密感到他自己是與重農主義者對立的情形一樣。 斯密為了要把從事於工業者列入生產階級，不得不擴大財富所由構成的事物的概念；薩依，在他這方面，並沒有別的路可走，要麼接受亞當·斯密傳給他的衣缽，那就是採取那種荒謬見解，認為精神勞動者是不生產的，否則就得象亞當.斯密反對重農主義者的做法那樣，也來一個擴大財富概念，再把生產力也包括在內；這時就得說明，國家財富並不在於交換價值的占有，而是在於生產力的占有，正同一個漁夫的財富不在於占有了多少條魚，而是在於不斷地捕魚以滿足他的需要的那種能力和手段。 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就我們所知，這並不是一般所周知的——薩依有一位兄弟，憑著他簡單樸質的常識，清楚地看到了價值理論的根本錯誤，薩依對於他自己理論的是否健全、正確，在這位懷著疑問的兄弟的面前也表示了懷疑。 路易.薩依在南特時曾這樣寫道，有一個學術名詞，在政治經濟學裡已經流行，但是引起了許多錯誤的推論，就是他的兄弟尚·巴普蒂斯特.薩依也不能免。按照路易·薩依的說法，國家的財富並不在於物質商品和它們的交換價值，而是在於不斷生產這些商品的能力。斯密和尚·巴普蒂斯特·薩依的交換價值理論是從商人個人的狹隘觀點來看財富的，這種理論是要想糾正所謂重商主義的，但是它自身依然是有限制的重商主義。關於這類疑問和反駁，尚.巴普蒂斯特·薩依答覆他的兄弟時這樣說，「他的（就是尚.巴普蒂斯特.薩依的）方法（方法？）（即交換價值理論）當然不是最好的，但困難之點是在於找不到更好的方法。」 什麼話！當真找不到更好的方法嗎？他的兄弟路易不是已經找到了一個嗎？不是這麼說的；真正的困難是有些人沒有足夠的機智果斷，去把這位兄弟所說的（當然只是概括他說的）概念抓住，並追究到底；或者不如說是，要把已經確定的學派推翻，要把與已經藉此成了名的學說恰恰相對立的一面來加以推演，這樣的做法也許是非常不愉快的。在尚·巴普蒂斯特·薩依著作中唯一獨創性的東西是關於學理的形式方面，就是說，他替政治經濟學所下的定義是表明物質財富怎樣生產、分配與消費的科學。尚·巴普蒂斯特·薩依以及他的學派之所以能獲得成功，正是由於這樣的分類和他在這方面所作出的解釋，這是並不足怪的，因為他這樣做時一切都是現成在他手邊的；他懂得對生產的特有程序和所涉及的個人力量怎樣進行通達曉暢的解釋，（在他自己設定的狹小範圍內）關於分工原則、個人行業這些方面，他也能勝任愉快地作出細緻詳盡的分析。他的話不論哪一個制陶器的、不論哪一個小商小販都能理解；他所說的內容，其中新的或為一般所不知道的越少，這些人就越容易領會。因為就一個陶工的工作來說，必須把他的雙乎和他的技巧（勞動）與陶土（原料）結合在一起，然後靠了鏇盤、爐子和燃料（資本），才能制出陶器（有價值產品或交換價值），這是每一個有相當地位的陶器作坊里的陶工都早已知道了的，不過他們不懂得怎樣用科學的語言來敘述這些事情，不懂得把這些事情藉此來進行歸納而已。小商小販的情形也是這樣，他們通過了交換，買賣雙方都能獲得交換價值，如果任何人輸出了價值一千泰勒的貨物，然後從國外換得了價值一千五百泰勒的別種貨物，他就從中賺得了五百泰勒，在尚·巴普蒂斯特·薩依以前不懂得這點道理的小商小販大概是很少的。 這也是大家在以前都早已懂得的，勤儉可以致富，游惰必致貧窮；個人的利己心是勤奮工作的最有力刺激；而誰要想獲得雞雛就不可先吃掉雞蛋。當然，人們在以前並不曉得這些就是政治經濟學；但是他們都樂於輕易地登上這門奧妙的科學的殿堂，從而擺脫使心愛的奢侈品價格提得那樣高的可恨的關稅，而共享持久和平、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友好關係和太平盛世的至福。許多有學問的人和政府官吏都成了斯密和薩依的崇拜者，這也是不足為奇的；因為「一切不管，任其自由」的原則的遵行，對於任何人並不需要大才大智，倒是首先倡議和解釋這個原則的人需要有些聰明；他們兩位的繼起作家也不必多費思考，只需就他們的論點來加以闡述、潤飾，加以反覆申言；假使把兩手拱在胸前就可以治理國家，誰還不願意、誰還不會感到有能力做一個大政治家呢？這些理論有一個奇異的特點，人們假使接受了他們著作中最初的論點，然後誠心誠意地跟著他們所指引的那條路走下去，經過幾章以後，就迷失了方向。我們必須在一開頭就告訴尚·巴普蒂斯特·薩依先生，照我們的看法，政治經濟學這門科學所教導的，並不只是交換價值怎樣由個人來生產，怎樣在個人之間進行分配，怎樣被個人所消費。我們要告訴他，作為一個政治家，此外還首先應當並且必須懂得，怎樣才能激發、增長並保護整個國家的生產力；另一方面，他還須懂得這種生產力在怎樣的情況下就會趨於衰退，處於睡眠狀態或被完全摧毀；怎樣依靠了國家的生產力，就可在完美的方式下來利用國家資源，從而爭取國家的生存、獨立、繁榮、權力、文化與遠大前途。 這種理論（薩依的）冒冒失失地從一個極端，即政府樣樣都能管並應當管，沖向另一個極端，即政府什麼也不能管並不應當管；認為個人是最重要的，政府是無足重輕的。薩依先生關於個人萬能與政府一無所能的見解，已經進展到近於可笑的程度。當他看到科爾伯特的政策在法國工業教育方面所收到的效果不禁要有所讚揚時，他這樣說，「這樣的高度智慧是很難歸功於個人的，」 如果我們把注意力從理論轉向到理論的創造者方面，就可以看到，這個人並沒有廣泛的歷史知識，對於國家政策或行政並沒有深刻的觀察力，也沒有政治與哲學眼光，心頭只是存著一種從別人那裡取未的見解，然後從歷史、政治、統計以及工商業關係中到處搜索，想從中發現足以支持他見解的那些孤立的例證和事實。任何人只要看一看他對於航海條例、麥修恩條約、科爾伯特政策、伊甸條約等等所提出的意見，這裡對他提出的評語就不難獲得證實。對各國工商業歷史作有條理的研究，這種做法是不適合他的意圖的，有些國家在保護關稅下達到了富強地位，這一點他也並不否認，不過他別有高見，認為這些國家所以獲得富強與保護政策無關，並不是實行這個政策的結果；他還要求我們應當相信他所作出的結論。他說，荷蘭人所以會想到與東印度群島直接通商是由於腓力二世禁止他們進入葡萄牙港口；好象保護制度就證明那種禁止是有理由的，好象沒有這一點，荷蘭人就不會到東印度群島去了。薩依先生不喜歡統計和政治，就同他不喜歡歷史一樣；因為毫無疑問，前者會引起許多不對勁的事實，這些事實，他說，「所證明的往往與他的理論相反」，至於對於後者，他是簡直一無所知的。他總是忍不住要向我們作忠告，惟恐我們跌入陷坑，說統計事實是要引我們趨入歧途的，政治是同政治經濟學沒有關係的；這種說法的「合情合理」，聽起來就象是有人這樣告訴我們，假使你所考察的是一隻錫蠟制的盤子，你就不應當想到錫蠟這件東西。 薩依起先是個商人，後來是個工業家，然後又成了一個失敗的政客，最後才抓住了政治經濟學；當舊行業不能再繼續時就換上一個新的，這就是他的經歷。我們在記錄上可以看到他的自白，提倡（所謂）重商主義好呢還是自由貿易主義好，他最初在這一點上是躊躇過一番的。他仇恨（拿破崙的）大陸制度，因為這個制度毀滅了他的工廠，他也仇恨那個制度的創行者，因為他革去了他的官職，因此他決定擁護絕對自由貿易主義。「自由」這個字眼，不論在什麼地方使用時，五十年來在法國總是有著絕大魔力的。薩依不論在帝國時代或復辟時代，碰巧都是居於反對黨地位，所以他不斷地提倡經濟學。由此可見，他的著作之所以受人歡迎，並不是由於著作的內容，其中是別有原因的。否則在拿破崙敗亡以後的一個時期，如果採用薩依的學說，法國工業就必然毀滅，而他的著作那時依然受到歡迎，量不是要使人難以索解了嗎？在那樣環境下他還是堅持世界主義原則，說明這個人的政治眼光是多麼短淺。他是堅決信從坎寧和赫斯啟森的世界主義旨趣的，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對於世界局勢了解得多麼少。他聲望上的唯一欠缺是，不論路易十八或查理十世，都沒有給他當上商務和財政大臣；假使他有了那樣職位的話，他的大名在歷史上就要同科爾伯特並列，一個是國家工業的創建者，一個是破壞者。 從來也沒有一個作家曾經象薩依那樣，所具有的真材實料那樣少，而在學術上的威脅勢力卻那樣大；那時對於他的學說內容如果稍有懷疑，就要蒙上惡名，被看成是離經叛道，甚至象沙普塔爾那樣的一些人也害怕這位政治經濟學方面的教皇的咒詛。沙普塔爾關於法國工業的那部書沒有什麼別的，自始至終只是在於說明法國保護制度的功效，他在這一點上是表示得明明白白的，他說，處於目前世界形勢，法國只有在保護制度下才有希望獲得繁榮。同時他又寫了一篇文章，對自由貿易加以頌揚，跟他論法國工業那部書的整個意向直接相反，這是他違反了薩依學派的主張而乞求寬恕的表示。薩依的作風的確很象一個羅馬教皇，教皇頌布了「禁書目錄」，他甚至連這個樣也學會了。他當然沒有把「異端」著作逐一指名地加以禁止，可是比這個辦法還厲害，他對於異端和非異端的書是一概加以禁止的；他警告學政治經濟學的青年學生，讀書不可太泛，那是容易使人走入歧途的；他們讀的書不宜過多，但是要讀好書，這就等於是說，「你們不可讀別的書，只應當讀我的和亞當·斯密的書。」但是這位斯密學說的後繼者和闡述者又深恐後人對於這個學派不朽的開山祖師在崇敬中寄予過大同情，為此也曾費了一番苦心；他這樣說，他認為亞當·斯密著述的內容極其混亂，缺點很多，而且充滿著矛盾，這就顯然是要我們懂得，所謂「應當讀亞當·斯密的書」是只有從他那裡來學習的。 雖然如此，當薩依正在聲名鼎盛的時候，卻出現了某些年青的異端者，他們對他學說的基礎展開了攻勢，他們的進攻竟那樣的大膽有力，因此他態度很謙恭，寧願對他們在私下答覆，避免任何公開討論。反對派中最激烈最有才能的要推沙忒爾，這人曾不止一次地當過國務大臣。 薩依給沙忒爾的一封私信里有這樣一段話：「親愛的批評者，按照您的意見，我的政治經濟學除了一些無目的的推論與無意義的事例以外，簡直一無所有，只是一系列既無首尾而最重要環節又破碎支離的報道。因此我也分擔了亞當·斯密的不幸，象有一位批評者所說的那樣，使政治經濟學有了退步。」他在這封信的後面又很天真地加了一句：「從您所發表的第二篇文章看來，這個論戰再繼續下去是無益的，很可能會使我們大家感到困惱。」 現在斯密和薩依學派在法國已經被推翻，交換價值理論那種僵硬的、無生氣的影響已經過去，接著發生的是種種變革與無政府狀態，這種氣氛就是羅西和布朗基兩位先生也無法驅除的。聖西門和傅立葉的空想社會主義派，雖有卓越天才，但是他們對於舊有的學說不是加以改進而是完全丟棄，卻自己另想出了一套烏托邦制度。最近有一些天分極高的人，企圖找出他們的學說與以前學說理論之間的相關之處，並且快他們的見解與現在情況相適應。他們在這方面的努力或者可以獲得重大成就，其中格外有希望的是多才的密歇爾·歇伐利埃。他們學說中所合的一些真理，可以同現在實際情況相適應的，主要在於他們對生產力的聯合與協調這一原則的解釋。他們的缺點在於完全抹殺了個人自由與獨立；按照他們的想法，個人與社會已完全會為一體，與交換價值理論認為最重要的是個人而國家則並不足道的想法恰恰相反。 也許世界潮流正趨向於實現這類學派所想像或預見的局勢，但是依我的看法，這種局勢無論如何總要經過許多世紀以後才有實現的可能。至於遙遠將來的新發現和社會狀況的進步，這些都不是世人所能預測的。即使象柏拉圖那樣的智慧，也不能預見到數千年之後社會在工作中會使用鋼鐵和銅製的工具；即使象西塞羅那樣的頭腦，也想不到由於印刷術的發明，代議制有可能擴展到一切文明國家，甚至全世界、全人類。即使少數奇才天賦極高，會預見到未來數千年以後人類進步方面的個別事例，然而每一個時代總有它自己的特有任務的。就我們這個時代的任務來說，似乎並不是在於將人類組織拆散成象傅立葉所提倡的許多「小型共產制社會」（法郎吉），從而使每個人獲得儘可能均等的身心享受，而是在於改進或提高一切國家的生產力、文化水準、政治狀況與權力，並使各國在這些方面儘可能趨於均等，為世界聯合事前做好準備。因為即使我們承認，在當前世界形勢下，那些在傅立葉派心目中的直接目的可以通過每個「小型共產制社會」實現，由此對於國家權力與獨立自主又將發生什麼影響？這時已被分割成若干「小型共產制社會」的國家，就有可能被一些比較落後、依然保持著舊制度的國家所征服，使這些未成熟組織連同整個國家一併遭到毀滅；這個先進國家所處的地位不是非常危險嗎？現在交換價值理論已經完全失去勢力到這樣地步，以致它所從事研究的幾乎僅在地租的性質這方面，因此李嘉圖在他的《政治經濟學原理》里會這樣說，「政治經濟學的主要目的是確定土地生產物在地主、農場主和勞動者之間應如何分配的法則。」 有些人深信政治經濟學這門科學已經達到了圓滿境地，再也沒有什麼重要的東西可以增添；但是另一方面，那些用哲學的或實事求是的眼光來讀這些著作的人卻認為這門科學根本還沒有存在，還有待於建立，認為在沒有建成以前，使用著這樣一個名稱的所謂科學，只能算是一種「占星學」；不過由「占星學」發展成為「天文學」是既有可能而且是大家所希望的。 最後，為了避免誤解，我們必須聲明，我們對於尚·巴普蒂斯特·薩依以及他的前輩與後繼者的著作所提出的一些批評，所涉及的只是著述內容有關國家的和國際的方面，至於有關一些次要問題的學理解釋，它們的價值我們並不否認。這是很明顯的，一個作家，他的理論基礎也許始終是完全錯誤的，但是對科學的個別部分仍然有可能提出極有價值的見解和推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