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 · 第十二章 生產力理論與價值理論

亞當·斯密把他的名著命名為《國家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這位流行學派的創立者在這裡所表示的是一種雙重觀點；國家經濟同各個人的私人經濟一樣，是應當在這種雙重觀點下來考察的。 財富的原因與財富本身完全不同。一個人可以據有財富，那就是交換價值；但是他如果沒有那份生產力，可以產生大於他所消費的價值，他將越過越窮。一個人也許很窮；但是他如果據有那份生產力，可以產生大於他所消費的有價值產品，他就會富裕起來。 由此可見，財富的生產力比之財富本身，不曉得要重要到多少倍；它不但可以使已有的和已經增加的財富獲得保障，而且可以使已經消失的財富獲得補償。個人如此，拿整個國家來說，更加是如此（例如，國家是不能僅僅靠著收租過日子的）。德國過去每一個世紀總要受到疾病、饑荒或內訌、外戰的摧殘，但是它總能保持住大部分的生產力，因此每次受到打擊以後，總是能很快地恢復到一定程度的繁榮。西班牙原來是既富且強，不過是備受專制和佰侶勢力的折磨的，雖然它的國內環境比較地和平，但是總不能擺脫貧困，而且越陷越深。照耀著西班牙人的還是同一個太陽，他們所據有的還是同樣的領土，礦藏還是同樣豐富，他們還是與美洲發現以前、與宗教法庭成立以前同樣的人民；但是這個國家逐漸喪失了它的生產力，因此日趨貧困。美國在獨立戰爭中喪失了無數資財，但是它贏得了獨立以後，生產力有了無限提高，只是由於這個原因，使它在和平以後短短几年之內，就在財富上獲得了空前大規模的增長。如果我們把法國在1809年與1839年的情況作一對比，後者的有利情況要勝過前者多少倍！儘管如此，法國在這一過程中卻喪失了歐洲大陸很大一個地區的主權，遭到了兩次破壞嚴重的侵略，付出的戰費和賠款達數十億法郎。 象亞當·斯密具有這樣明徹理解力的一個人，說是會完全不理會到財富與財富原因之間的差別以及這類原因對國家狀況的莫大影響，那是不可能的。在他那部書的緒言裡，他曾明白、剴切地這樣說：「勞動是任何國家財富所由產生的泉源，要增加財富，依靠的首先是勞動的生產力，也就是國家所一般使用的勞動的精巧、熟練和鑑別力程度，其次是從事於生產勞動者與不從事於生產勞動者的人數的比例。」由此可見，斯密對於國家狀況主要決定於生產力的總和這一點，看得何等清楚。 但是，使完整的科學端端正正地從個別思想家的腦海里一下子湧現，看來並不是造化的計劃。斯密顯然完全被重農學派的世界主義觀念、「普通自由貿易」和他自己的偉大發現「分工」迷惑住了，所以對於生產力對國家的重要意義這一點不再能有深切體會。不管他著作的其餘部分對科學作出了多大貢獻，他似乎認為「分工」這個概念是他思想上最卓越的一點。他是打算靠了這一點使他的著作問世以後能鬨動一時，使他自己能揚名後世的。 他是深通世故的，他不會不懂得這個道理，不論哪一個，如果有一粒寶石要出賣，把它埋在一袋小麥裡帶到市場總不是最好辦法，雖然小麥是極有用的；聰明的辦法莫過於把這粒寶石擺在最顯眼的地方。他是廣有閱歷的，因此他不會不懂得，一個初出茅廬的演員（他的書出版時，他在政治經濟學方面所處地位就是這樣），如果在登場第一幕就顯一下身手，博一個滿堂采，那未後來幾幕即使平平而過，也比較地容易獲得諒解；他是蓄意要把分工原則作為書中的緒言與讀者見面的，斯密的打算沒有落空，他那部大作的開宗明義第一章就使他站穩了腳步，成為經濟學權威。 但是在我們方面卻深信我們能夠證明，正是要把「分工」這一重要發現擺在顯著地位的這種熱情，妨礙了亞當·斯密，使他不能深入探討「生產力」的思想內容，使他不能用更完善得多的形式來表達他的學說——雖然「生產力」這個名詞在他的緒言裡並不是沒有露面，以下也常常見到，但只是偶然提及的。雖然他自己曾清楚地看到，也曾明白表示，勞動生產力主要決定於完成勞動時的技巧與鑑別力程度，但是由於他對「分工」概念的過度重視，就顯然趨入了歧途，把勞動本身看成是國家財富的」泉源」。我們要問，如果一種現象，它本身就是許多深一層原因的結果，而我們卻把這種現象說成是起因，這難道可以認為是科學的推理嗎？毫無疑問，一切財富總是由腦力和體力（勞動）得來的，但是並沒有理由說是由這一事實就可以得出有用的結論；因為歷史告訴我們，曾有許多國家，它們的國民儘管克勤克儉，還是不能免於貧困，有些國家由貧窮落後的地位進入富強，有些則由富裕與幸福的狀況淪入貧困，凡是對這樣的演變想試究一下原因的，當他聽到了勞動造成富強、怠惰造成貧困的道理以後（其實所羅門王在亞當·斯密之前早就提出了這一點），總是不禁要再問一下，勞動的起因是什麼，怠惰的起因又是什麼呢？ 我們說財富的起因是勞動，說得與事實更近一些，也就是起因於人的頭腦和四肢；於是接著就發生了這樣一個問題，促使頭腦和手足從事生產、從事於這類活動的是什麼？我們說，這是對個人有鼓勵、激發作用的那種精神力量，是使個人在這方面的努力可以獲得成果的社會狀況，是個人在努力中能夠利用的天然資源；除了這些還有什麼呢？當一個人感到必須為未來作準備時，他對於這一點看得越清楚，他的智力和感情對他所起的激勵作用就越大，從而促使他要為與他關係最密切的親人謀未來的安全，提高未來的幸福生活；他如果從少年時起就慣於作遠慮，慣於積極活動，他在這方面的習慣越鞏固，他的高尚感情就越加發展，身心就越加獲得了鍛煉；他從小所看到的榜樣越好，他利用他的身心力量以改善他周圍情況的機會就越大；他的正當活動所受的束搏越少，已往努力的成就越大，所獲得的成果越鞏固，他的有組織、守紀律的活動就越加能夠博得社會的同情和尊敬，他的心情由於偏見、謬論、迷信、無知等而受到的打擊也越少；在這樣的情況下，他的身心力量對生產目標將作更大的發揮，將獲得更大的成就，對於他已有的勞動成果也將作更加圓滿的利用。但是所有上述這些方面，主要還是有賴於個人所處的社會狀況的。談到社會狀況，這就是說，科學與藝術是否發達；公共制度與法律對於宗教品質、道德和才智、人身和財產安全、自由和公道這些方面是否能有所促進；國內的物質發展、農工商業這些因素是否受到一視同仁的、相稱的培養；國家是否有足夠強大的力量，可以保障它的國民在財富和教育方面世世代代發展下去，可以使他們不僅能夠充分利用本國的天然資源，而且通過國外貿易和殖民地的占有，還能夠把國外的天然資源供他們自己來利用。 亞當·斯密一般說來，對於這些力量的本質極少認識，甚至不認為維持法律與秩序、培養和促進教育、宗教、科學、藝術的人的精神勞動具有生產性。他的研究只是限於創造物質價值的人類活動。關於這一方面的勞動，他當然也認識到它的生產力是取決於進行勞動時所運用的「技巧與鑑別力」的；但是當他研究到這種技巧與鑑別力的起因時，他只說到分工為止，他用來說明這一點的只是交換、物質資本的增加和市場的擴大這些因素，因此他的論點很快就越來越深地陷入於唯物主義、狹隘觀點和利己主義。假使他不是把全部精神貫注在「價值」、「交換價值」那些概念，而同時還能夠注意到「生產力」概念，他就會看出，要解釋經濟現象，除了「價值理論」以外，還必須考慮到一個獨立的「生產力理論」。他走錯了路，他要從物質環境和狀態來解釋精神力量，就由於這一點，他奠定了這一學派的種種錯誤和矛盾的基礎（關於這一點我們隨後將有所論證），一直相沿至今，政治經濟學說所以會使最富於理解力的人望而卻步，原因就在這裡。斯密學派的教導，除了價值理論並沒有什麼別的，這不但是由於它的學說處處以「交換價值」這個概念為依據，而且由於它對它的學說所下的定義。據薩依說，這個科學所教導的是，財富或交換價值是怎樣生產、分配和消費的。這樣說，他所指的那個科學，與生產力的怎樣興起和發展以及怎樣受到壓迫和摧殘這些方面當然沒有關係。麥克洛克直截痛快地把這個科學叫作「價值科學」，近來英國作家們則稱之為「交換科學」。 私人經濟里的一些例子，是最足以說明生產力理論與價值理論之間的差異的。 假定有兩個家族，家長都是地主，這兩位家長每人每年可以積蓄一千泰勒，各有五個兒子。前一個家長將他的積蓄存儲生息，叫他的兒子從事於普通力作，而後一個則將積蓄用來培養他的兒子，把其中兩個教育成為有技術、有知識的地主，使其餘三個各隨著他們自己的興趣學習一種行業；前一個家長是按照價值理論行事的，後一個的行動依據是生產力理論。前者在他臨終的時候，單單就交換價值來說，可能比後者要富裕得多，但就生產力來說，情況卻完全不同。後者把他的地產分成兩份，由於管理方法的改進，結果每一份的產量相等於原來兩份的共有產量；而其餘的三個兒子由於各有專長，獲得了豐富的生活資料。前者的地產將分成五份，每一份的生產方法都一仍舊貫，結果五個部分的總產量比前毫無增益。後一家族在精神力量和才能上獲得了巨大的、種種不同的培養和發展，而且一代一代傳下去，獲致物質財富的力量將有增無已；而前一家族地產愈分愈小，愚昧和貧困情況的演進就勢難避免。因此奴隸主由於奴隸的繁殖，他所占有的交換價值有了增加，但後代的生產力卻被他所毀滅。所有關於下一代的教養、公道的促進、國家的防衛等等支出都是對於現有價值的消耗，而目的是在於生產力的增長。一國的最大部分消耗，是應該用於後一代的教育，應該用於國家未來生產力的促進和培養的。 基督教，一夫一妻制，奴隸制與封建領地的取消，王位的繼承，印刷、報抵、郵政、貨幣、計量、曆法、鈡表、警察等等事物、制度的發明，自由保有不動產原則的實行，交通工具的採用——這些都是生產力增長的豐富泉源。如果對這個說法有疑問，只要把歐洲各國的情況與亞洲的比一比就可以明白。思想與意識的自由對國家生產力影響很大，要在這方面獲得適當估計，只須看一看英國的然後再看一看西班牙的歷史。司法公開、陪審制度、國會立法、公眾監督行政、地方自治、言論自由、有益目的的結社自由——這些都足以使立憲國國民以及官員獲得一定程度的精神力量，這種效果是難以用別的方法取得的。任何法律或公法上的決定，對於國家生產力的增減，或多或少總是有些影響的；說是全無影響，這個情況是難以想像的。 現代國家在財力、權力、人口以及其他各方面的進展比之古代國家不知要勝過多少倍，如果僅僅把體力勞動作為財富的起因，那麼對於這一現象將怎樣解釋呢？古代國家所使用的人手，與全人口對比，不知比現在要增加多少倍，工作比現在艱苦，各個人所擁有的土地面積比現在的大，然而一般群眾吃的、穿的卻比不上現在。要對這些現象作出解釋，我們勢必要提到近一千年以來在科學與藝術、國家與社會制度、智力培養、生產效能這些方面的進步。各國現在的狀況是在我們以前許多世代一切發現、發明、改進和努力等等累積的結果。這些就是現代人類的精神資本。對於前人的這些成就怎樣加以運用，怎樣用自己的心得來加以發揚光大；無論哪一個國家生產力的進退，就決定於對這方面領會的深切程度。每一個國家都應當以它的地下蘊藏、疆土範圍、地理位置、人口和政治力量為依據，儘可能完善、均衡地發展它領土範圍以內一切的天然資源，並且使它道義上的、智能上的以及商業、政治上的勢力擴展到比較落後的國家，特別是關係到世界局勢的事務，它應當有所參加；國家生產力的進退，也就決定於對這些方面的努力程度。 流行經濟學派要我們相信，政治和政治力量是不能放在政治經濟學裡來考慮的。如果我們只是以價值和交換作為研究主題，這個說法也許是對的；我們可以為價值、資本、利潤、工資和地租下定義，我們可以把它們分解成元素，從而研究足以影響它們漲落的是些什麼，等等，而不必牽涉到國家的政治環境。但是很明顯，這些問題關係到整個國家的組濟，也在同樣程度上關係到私人經濟。只要考察一下威尼斯、漢撒同盟、葡萄牙、荷蘭和英國的歷史，就可以看出物質財富與政治力量兩者彼此之間存在著怎樣的交互影響作用。 這個學派每逢不得不考慮到這類交互影響作用時，就必然要陷入不可思議的前後矛盾中。亞當·斯密對於英國的航海條例曾作出聳動一時的論斷，我們只要在這方面回想一下就夠了。 這個學派只是由於對生產力的性質沒有作適當研究，對國家情況不作綜合考慮，因此對於農工商業、政治力量和國內財富作等比例發展的重要性，以及國家特有各工業部門取得充分發展時這種工業力量的價值等方面，就格外地不重視。它所犯的錯誤是，將工業力量與農業力量作等量齊觀，談到勞動、自然力量、資本等等時只是作概括的敘述，沒有考慮到它們之間存在的差別。它沒有看到，僅僅從事於農業的國家與工農並舉的國家兩者之間的差別，比從事於畜牧的國家與農業國家之間的差別還要大得多。國家處於純農業階段時，國內情況是任性與奴役、迷信與無知，在文化、貿易、運輸各方面都感到缺乏，貧困和政治上的衰弱是它們的特點。在純農業國家，人民的身心力量獲得鼓勵與發展的、國內的自然力量和資源獲得利用的只是一個極小部分，能夠累積起來的資本也極有限，或者簡直沒有。 讓我們拿波蘭和英國來比一比。兩個國家有一度在文化上是屬於同一階段的，現在它們彼此相差得多遠！國內自由、智力、技術與科學、國際與國內貿易、航海業與運輸的改進、文化和政治力量——所有這些，工廠和工業品是它們的前因，也是它們的後果。要把農業從束縛中解放出來，要從農業提高到商業階段，在技術和科學上達到一定程度的水平，從而使地租、農業的收入與工資都有所增長，使地產價值提高——要達到這樣的目的，工業是一個主要手段。流行學派把這種文化力量歸之於國外貿易，這樣就把僅僅是屬於交換的作用與創造的作用混淆了起來。國外工業為國外貿易提供商品，通過貿易把這些商品運送給我們，從而引起對我們產品與原料的消費，這些產品與原料就是我們用未代替現款與國外商品相交換的——這就是國外貿易的作用。 如果我們在自己的境內辦工業，這種工業在地區上、商業上、政治上是同我們結合在一起的，它向我們所吸取的食物和原料不只是它所需要的一小部分而是絕大部分，它的產品並不會由於巨大的運輸費用而抬高代價，我們在這方面的物資交流也不會由於國外工業適應它自己的需要或由於戰爭或禁制性進口稅等關係而發生阻滯——試問，如果說遼遠地區的工業對我們農業有有利影響的話，那麼我們自己的工業在這方面的有利影響比前者要擴大多少倍？ 流行學派把物質財富或交換價值作為研究的唯一對象，把單純的體力勞動認為是唯一的生產力；我們現在可以看到這個學派在這一點上陷入了多大的錯誤和矛盾。 按照這個學派的說法，一個養豬的是社會中具有生產能力的成員，一個教育家卻反而不是生產者，供出售的風笛或口琴的製造者是生產者，而大作曲家或音樂名家，卻由於他表演的東西不能具體地擺在市場，就屬於非生產性質。醫師救治了病人，倒不是屬於生產階汲，相反的，一個製藥工人，雖然他所生產的交換價值（丸藥）在化為無價值狀態以前的壽命也許只有幾分鐘，卻是一個生產者。象牛頓、瓦特或刻普勒這樣一種人的生產性，卻不及一匹馬、一頭驢或一頭拖重的牛（近來麥克洛克把這些都列入人類社會生產性成員項下）。 我們對於薩依「非物質產物」的說法，決不可信為是足以補救亞當·斯密學說中這一缺點的；他只是對於由此所產生的荒謬結論作了一些掩飾，並沒有使這種結論從真正的錯誤中解脫出來。依照他的見解，精神（非物質的）生產者之所以具有生產性，只是由於他們是獲得了交換價值報酬的，並且是由於他們的報酬是犧牲了交換價值得來的，並不是由於他們生產了生產力。在他看來，他們的成就好象只是一堆積存的簧本。麥克洛克還更進一步；他說人是勞動的產品，正同人所產生的機器一樣，而且在他看來，似乎在一切經濟研究中，人是必須在這個觀點下來考慮的。他相信斯密懂得這個原則的正確性，不過他沒有從這一點得出正確的結論。此外他還得出這樣一個結論，認為吃和喝是生產工作。據托馬斯·庫柏的估價，一位幹練的美國律師計值三千元，約相等於一個體魄強健的奴隸價值的三倍。 這裡所提到的流行學派的一些錯誤和矛盾，從生產力理論的觀點來看，很容易糾正。那些養豬的和制丸藥的當然屬於生產者，但是青少年和成年人的教師、作曲家、音樂家、醫師、法官和行政官也是生產者，他們的生產性比前一類要高得多。前者所生產的是交換價值，後者所生產的是生產力。就後一類來說，有些人能夠使下一代成為生產者，有些能促進這一代人的道德和宗教品質，有些能提高人類的精神力量，有些能使病人繼績保持他的生產力，有些能使人權和公道獲得保障，有些能確立並保護公共治安，有些則由於他們的藝術給與人們精神上的愉快享受，能夠有助於人們生產情緒的高漲。從單純價值理論未看，當然，這些生產力的生產者只能在他們的勞務是用交換價值未報酬的這一限度內來考慮；象這樣來考慮他們勞務的方式，有時也未嘗沒有些實際用途，例如在稅制學說中，因為稅款是要用交換價值來繳納的。但是當我們考慮到國家，從整個國家或它的國際關係來看問題時，這種單純價值理論就完全不能勝任，就要導向一系列的狹隘觀念和錯誤見解。 一個國家的發展程度，主要並不是象薩依所相信的那樣決定於它所蓄積的財富（也就是交換價值）的多少，而是決定於它的生產力的發展程度。法律和公共制度雖然不直接生產價值，但它們是生產生產力的；如果薩依認為國家在任何形式的政體下都能夠富裕起來，而靠了法律卻不能創造任何財富。那是錯誤的。一國的國外貿易決不可只是在價值理論下以各個商人的看法為依據來加以衡量，就是說，決不可單純地以任何特定時刻一些物質利益的所得為考慮的根據；考慮這個問題時所片刻不能忽視的是與國家現在和將來的生存、進展以及權力有決定關係的那些因素。 國家對於物質資產勢必多少有所犧牲或放棄，藉以獲致文化、技術和協作生產的力量；就是說，必須犧牲些眼前利益，使將來的利益獲得保障。流行學派以單純的價值理論為依據，認為國家應當象商人那樣，向最便宜的供應處採購商品，如果在國外可以用較低代價買得到的任何商品，我們不去買而自己動手製造，那就是愚不可及的舉動，認為國家的工業應當完全聽任個人私利的擺布，認為保護關稅造成壟斷者，是犧牲了國家利益使國內工商業者個人獲得優惠待遇。如果以任何國家的情況來說，在工業各部門都獲得了發展的一個工業力量，是在文化上、物質繁榮上、政治力量上進一步發展的基本條件（這一點我們認為在歷史上已組獲得了證明）；如果就目前世界形勢來說，世界上已經有了一個國家處於強有力地位，並且早已在它自己領域以內有著周密的保護，處於這樣的形勢，在自由競爭下一個一無保護的國家要想成為一個新興的工業國已經沒有可能；如果這一點是確實的話（我們認為這一點的確切無疑是可以證明的），那麼上述的流行學派的論點又怎能站得住腳呢？的確，保護關稅在初行時會使工業品價格提高；但是同樣正確的，而且也為流行經濟學派所認可的是，經過相當時期，國家建成了自己的充分發展的工業以後，這些商品由於在國內生產成本較低，價格是會低落到國外進口品價格以下的。因此，保護關稅如果使價值有所犧牲的話，它卻使生產力有了增長，足以抵償損失而有餘，由此使國家不但在物質財富的量上獲得無限增進，而且一旦發生戰事，可以保有工業的獨立地位。工業獨立以及由此而來的國內發展，使國家獲得了力量，可以順利經營國外貿易，可以擴張航運事業，由此文化可以提高，國內製度可以改進，對外力量可以加強。上面提到的那個地主，他犧牲了若干物質財富，讓他幾個兒子學習生產業務；一個國家如果能夠利用保護制度，使它自己發展成為一個工業國，這種行動在精神上同那個地主是一致的。 有些國家為了促進出口業務，有時會實行一種獎勵補助辦法，薩依認為「這些都是贈給我們國家的禮物」；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流行學派以單純價值理論為評判事物現象的依據時，會發生怎樣的錯誤，用生產力理論來評判這類現象就可以得出正確結論，假定法國因為看到它的工業沒有能獲得充分發展，認為應實行百分之二十五的保護稅才能使工業獲得保障，而英國方面對於它的出口商卻給了百分之三十的補助，這種出於英國方面的「禮物」對法國將發生什麼影響呢？法國的消費者固然在幾年以內可以較低的代價取得他們所需要的工業品，在這一點上占到了便宜，但法國的工業卻一敗塗地了，幾百萬人民將淪於乞討生活，或不得不遷流國外，或改業務農。即使就最有利的情況來說，原來是法國農民的消費者和顧客，這時將變成農民的競爭者，農業生產增加而消費則減少。必然的結果是衣產品價值降低，地產跌價，國家將陷於貧困衰弱的地位。英國所付出的「禮物」僅僅是交換價值，而法國所償付的高昂代價卻是力量的喪失，這種禮物就好象是土耳其皇帝慣於送給他的帕夏（paslia）的那種珍貴的「絲繩」一樣。 自從特洛伊人接受了希臘給他們的那件「禮物」木馬以來，任何國家收受別一國送給它的「禮物」時，總是有些疑忌的。英國人以出口補助形式贈送給歐洲大陸的禮物價值實在不小。但大陸各國付出的代價卻更可驚，那是力量的喪失。這類補助看來好象是對英國出口事業的鼓勵，而德國工業卻遭到了莫大損害。假使今天英國人對於德國所需的工業產品，甘願在若干年間無償供應，我們也要力勸德國人不可接受這樣的好意。假使英國人由於在技術上有了某種革新，製造麻布時比德國人用土法製造的成本要低百分之四十，假使英國人使用這種新法不過比德國人先走一步，不過早了兒年，在這樣的情況下，德國方面如果沒有保護關稅，它最重要、歷史最悠久的工業之一，就會遭到毀滅的命運。這時的德國，就好象是一個人四肢失去了一肢。如果有個人買襯衫時代價可以比前低四成，他只是為了貪這個便宜而結果卻失去了一隻膀子，他怎能甘心呢？ 如果說英國人曾時常有機會向別的國家致送禮物，它致送時的形式是種種不一的，而且有時也並不是出於它的自願，但是作為一個接受禮物的國家，對於這種禮物應不應當接受，事前總得仔細考慮一番。英國人的工商業在世貴上居於壟斷地位，他們時常會發生他們叫作「生產過剩」的情況，據說是由於「存貨積壓過多」的原故。逢到這種時期，他們每個商人就都急於把貨色往船上扔。隔了八天以後，這種貨色就在漢堡、柏林或法蘭克福市場上出現。隔了三個星期就在紐約出現，代價比它們的實在價值要低一半。英國商人在當時是不免要受到損失的，但是不要緊，會得救的，他們在隨後的好買賣中會得到補償。吃虧的是德國和美國工商業者，他們兜心受到了一拳——這一拳原是應當由英國人自己受的——他們完蛋了。而英國人只是在隔岸觀火，聽取災情的報導；大火爆發以後，火場中的燼餘碎片如果落到了別的國家，有人被打得焦頭爛額時，居間的商人們就說，「這都是恐慌造成的！」由於這樣的恐慌，處於與英國作自由競爭地位的那些國家，它們的全部工業：信用系統，不但是這些，還有農業，甚至整個經濟系統，都發生了根本動搖，這些國家在創且痛深以後、還要通過提高了的價格來大大的報答英國商人——恐慌演變的結果往往如此。在這樣情況下，對於各國商業關係的解釋，是否應當以單純價值理論和世界主義原則為依據；我們對於這一點的恰當性還不應當發生極大疑問嗎？流行組濟學派就從來不認為對這種商業恐慌的因果關係加以明白解釋是一個可取的辦法。 一切現代國家的偉大政治家，兒乎沒有一個例外，都認識到工業對於國家財富、文化和力量的重大意義，有加以保護的必要。在這一點上，愛德華三世和伊麗莎白一樣，腓特烈大王和約瑟二世一樣，華盛頓和拿破崙一樣，他們都有著同樣的理解。他們不必在理論上深人探討，憑著他們的遠見，早已看到了整個工業的本質，有了正確的認識。重農學派卻別有會心，用了詭辯的推理方法，從另一角度來看這種本質。這一派所建立起來的空中樓閣已經煙消雲散，比較近代的經濟學派已經把它摧毀，但是後者對於前人所犯的錯誤依然不能擺脫，不過略微前進了一步。流行經濟學派沒有能認識到生產力與單純交換價值之間的區別，對於前者沒有能在脫離後者的情況下單獨地加以考察，只是作為交換價值理論下的一個附屬因素，因此對於農業生產力與工業生產力兩者在本質上有多大的區別也就不可能有所認識。它沒有看到，工業從一個農業國家獲得發展以後，就會有大量的身心力量、天然資源和工具力量（流行學派把這個叫作「資本」）傾注在這個方面而發生作用，如果國內工業沒有建成或獲得發展，這些因素就不會有發揮機會；它以為工業發達以後，這些因素就會脫離農業而轉向工業因而使農業受到影響，它不曉得工業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完全新生的、增出的力量，不但與以農業利益為犧牲的情況相差很遠，而且往往對這種利益會起協助作用，是使它達到高度發展的一個有效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