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政要 · 論禮樂

譯文

唐太宗即位之初，曾對侍臣們說：「根據《周禮》的規定，帝王的名字，都要避諱。可是古代的帝王，生前並不避諱這些，周文王叫昌，但《周詩》中寫了『攻克姬昌之後』這樣的詩句。春秋時，魯莊公名叫同，莊公十六年《春秋經》上有這樣的字句：『齊侯、宋公在幽地結為同盟。』只是到了後來，帝王們才製造出許多禁忌來，他們下令，生前就要對帝王的名字進行避諱。我認為這樣做很沒有道理，應該改變。」於是下詔說：「按照《禮記》，人名是兩個字的，只要不是兩個字連著出現，就不要避諱。孔子是通達事理的聖人，以前不是沒有指出過這種事。近世以來，世人多加禁忌，生出很多避諱，與《禮記》的規定不符。現在應該遵循經典，從簡約出發，效仿先哲，規範後世。官員的稱謂、姓名，公私的文章書籍，只要『世』和『民』兩個字不連讀，就沒有必要避諱。」 貞觀二年，中書舍人高季輔上疏說：「我私下看到，密王李元曉他們都是皇親國戚，陛下對他們的關注仁愛之心，超過古代的帝王。但是，陛下對於分派給他們兵馬，委以重任這些大事，仍須遵循禮儀規範，以讓天下人臣服。我看見皇子們拜見叔叔時，叔叔們也馬上回禮。一個家庭有一個家庭的禮數，帝王之家也如此，豈能如此顛倒上下秩序呢？希望陛下加以教誨和訓誡，永遠遵循前人美好的禮儀。」唐太宗於是下詔李元曉等人，對吳王李恪、魏王李泰兄弟不用答拜。 貞觀四年，唐太宗對侍臣說：「我聽說，京城的百姓在為父母服喪期間，有的人聽信巫師的妖言，在辰日這天不哭，他們謝絕別人的哀悼慰問，拘泥於禁忌不允許悲傷，這是傷風敗俗、違背人情事理的做法。現在下令各州縣，讓他們教導百姓，一律按照正確的禮儀規範去做。」 貞觀五年，唐太宗對侍臣說：「佛教、道教徒，本應該廣做善事，怎麼能夠讓尼姑、道士等人妄自尊貴，坐著接受父母的跪拜禮呢？這樣做只會損害民風民俗，使禮儀混亂。現在，應該馬上下令禁止這種行為，仍舊讓他們對自己的父母行跪拜禮。」 貞觀六年，唐太宗對尚書左僕射房玄齡說：「近來，山東的崔、盧、李、鄭四大姓，雖然在前幾代就已衰敗，但他們仍依仗舊時的名望，自高自大，號稱士大夫。每當把女兒嫁給其他家族，總要大肆索取聘禮財物，一味貪圖數量，根據財禮的數目決定婚約，就像集市上的商販一樣，這樣做敗壞了風俗，也攪亂了《禮經》的規定。既然他們的門望與事實不符，看來，現在的禮儀制度應該有所改革了。」於是下詔，命吏部尚書高士廉、御史大夫韋挺、中書侍郎岑文本、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等人訂正姓氏，普遍收集全國家譜。並根據史書傳記，刪除浮華，考訂真假，如果一個家族上代出了忠賢，就提升等級，出了叛逆，就加以貶黜。依此標準，撰寫了一部《氏族志》。後來，高士廉等人在唐太宗面前呈上所定的氏族等第時，仍把崔干列為第一等。太宗說：「我和山東的崔、盧、李、鄭，並無宿怨，只是因為他們世代衰微，現在已經沒有一個人做官，卻還自稱是士大夫，婚嫁的時候，依此大量索取財物。有的人才能見識平庸低劣，卻還悠然自得地自誇高門，炫耀死去的祖先，依附於富貴之列，我真不明白社會上為什麼還會看重他們？如果有人能建立功業，爵位隆重，善於侍奉君主和父親，忠孝都值得稱讚，或者道德仁義高尚，學藝通博，這樣也足以自立門戶，稱得上是士大夫。如今崔、盧之類，只是自恃遠祖的高官厚爵，怎能和當朝的顯貴相比呢？公卿以下的人，何苦給他們多送財物，助長他們的氣勢呢？他們只圖虛名不顧實際，想藉此增加自己的光彩。我之所以要復位氏族，是為了樹立當今顯貴的地位，為什麼還把崔干列在第一等，你們這不是看輕我朝的官爵嗎？所以，不管以前如何，只按照今天的官品、人才來定等級，並且這次量定等級將作為永久的準則。」於是把崔干定為第三等。貞觀十二年，《氏族志》全書完成，共一百卷，頒行天下。其後，唐太宗下令說：「氏族高下，要以官爵相聯繫，婚姻的正道，要以仁義為先。自從北魏失國，北齊滅亡，朝野變化，風俗衰敗。早先的燕、趙古姓，後人多失去官爵，以前齊、韓舊族，行為也有悖禮義。他們名不聞於鄉里；身不免於貧賤，卻自稱高門後裔，而不講究嫁娶禮儀，依仗名望只在於勒索財物，女兒必嫁給富貴之家。於是就有新做官的人和錢財多的人家，羨慕富貴人家的祖宗，搶著和人家攀親，多送財物，如同買賣。雙方有的自願貶低家門，受辱於姻親，有的誇耀過去的地位，在公婆面前行為無禮。這種做法積習已久，已經成了風俗，至今還未改變，這既紊亂了人倫，也有虧於名教。我日夜謹慎小心，操勞政事，歷代的弊端禍害，都已制止革除，唯有這項壞風氣，還沒有完全轉變。從今以後，讓天下人都要懂得嫁娶的規矩，務必合乎禮法，按照朝廷的禮儀辦事，才符合我的心意。」 禮部尚書王珪的兒子王敬直，娶了唐太宗的女兒南平公主。王珪說：「《禮記》上規定有婦人拜見舅舅、姑母的禮儀。可近世以來，這種風氣逐漸改變了，公主下嫁，這些禮節都被廢棄了。陛下聖明，處處都遵循法令規範。我接受公主的拜見之禮，哪裡只是自己的榮耀，其實是在成全大唐禮儀之邦的美名啊。」於是和妻子在公婆的座位上就坐，讓公主親自拿著帕子，行侍奉父母的洗手進食之禮，禮畢，公主自行退下。唐太宗聽說此事後非常贊成。此後，凡是有公主下嫁，都要遵照這條禮儀。 貞觀十二年，唐太宗對侍臣說：「古時候，諸侯入朝拜謁天子，有專門住宿和沐浴的地方，供給他們一百車草餵養馬匹，享受客人的禮遇。白天天子在正殿里端坐，晚上在庭院中點燃蠟燭，向他們噓寒問暖。京城裡還有為各個郡縣專門設立的館舍。現在，我聽說各地使者到京城，都租房子居住，他們和商人雜居在一起，僅有容身之地而己。如今待客之禮如此怠慢，恐怕各地使者會產生怨恨，怎麼還會願意為朝廷盡職盡忠呢？」於是，下令京城有條件的客棧，為各地來的使者營造館舍。修成之後，唐太宗還親自前去參觀視察。 貞觀十三年，禮部尚書王珪上奏說：「按照律令，三品以上的官員，在道路上遇到親王，可以不下馬致禮。不過現在，這種行為卻是違法的，這實在與朝廷律令不符啊！」唐太宗說：「你們想自己尊貴，而輕慢我的兒子們嗎？」魏徵說：「漢代、魏晉以來，親王的禮遇都低於三公。然而，現在三品官員和天子六尚書九卿，都要為親王下馬致禮，這是親王所不應該接受的禮節。這樣做既無先例可循，又違背國家的法令，於理實在不合。」唐太宗說：「國家確立的太子，是未來的國君。一個人地位的高低，不在於年齡的長幼。如果太子去世，那麼同母的弟弟就該列為太子。你這樣說，不是在輕視我的兒子嗎？」魏徵又說：「商代崇尚質實，有兄長去世，弟弟繼承的規定。從周代以來，都立長子為繼承人，這樣做就杜絕了庶子意圖篡權奪位、製造混亂的可能性。國君對此應該審慎。」於是，唐太宗接受了王珪的意見。 貞觀十四年，唐太宗對禮官說：「現在，與你共同生活的人去世了，還要為他披麻戴孝。可是嫂子、叔叔去世了，卻不服喪。舅舅和姨媽，都是親屬，但表喪的禮節卻有差別。這些做法都不符合禮儀規範，應該招集學者來商議一下，制定出服喪的禮儀。有同屬親屬但侍奉的禮數卻很輕的，也應一起上奏。」就在同月，尚書八座和禮官定下了規範： 臣聽說，禮是用來判斷疑惑不明的事理，決定遲疑不決的行為，區別異同，明辨是非的，它不是從天而降，也不是從地下冒出來的，而是根據人情事理推論出來的。人道最重要的一點，是使九族和睦。九族和睦，在於由近及遠，實行親疏有別的禮節。親屬之間有差別，所以喪禮中的祭文，應根據情分的多少來書寫。舅舅和姨媽，和母親是一族，但他們之間有差別，為什麼呢？舅舅和母親是一家，姨媽出嫁後改姓丈夫的姓，成為別家的人，參考經史，舅舅的確比姨媽重要。所以周王顧念著齊國，稱齊國是舅甥之國。秦穆公不忘晉國重耳是他的舅舅，把他的兒子康公送到渭陽，作了《渭陽》這首詩。現在，舅舅去世，只是服喪三個月，對姨媽卻要居喪五個月，遷就了虛名，喪失了人情，捨本逐末，背棄了根本。這大概是古人對人的感情沒有考慮周全，應該有所增減。 《禮記》說：「兄弟的孩子猶如自己的孩子，這是因為引而進之。嫂嫂、叔叔不用守喪，是因為推而遠之。按禮的規定，和繼父一起生活過，就要為他居喪一年，如果沒有一起生活，就不用居喪。至於繼母、舅舅的妻子，對這二者服喪的禮節相同。常言道：「如果共同生活過的繼父去世了，應該為他披麻戴孝。」繼父並非生父，對他服喪隆重是因為共同生活過，恩情輕微是因為不住在一起。因此，服喪雖然事關名分，但也隨恩情厚薄而定。如年長的嫂子，她撫養年幼的叔子像對待自己的親生兒子一樣，兩人同甘共苦到終老，這比起一起生活的繼父，和其他一起生活的人，情義的深淺怎可相提並論呢？嫂子生前，二人情同骨肉，嫂子死後，卻以外人的禮節對待她，這種做法實在讓人難以理解。如果推而疏遠是對的，那生前就不應住在一起；生前住在一起，死後就不應像看待路人一樣看待嫂子。生前恩情厚重而死後禮節輕微，用這個原則來衡量，有這樣的道理嗎？並且侍奉嫂子的禮節，史書上的記載也不一致。後漢，鄭仲虞撫養寡居的嫂子和她的兒子，待她的禮節和情義都很篤厚。晉時，顏弘都的嫂子雙目失明，需要服用蛇膽，他千方百計弄到蛇膽，終於使嫂子重見光明。後漢將軍馬援對嫂子極為尊重，不戴帽子就不敢進屋拜見嫂子。《禮記》記載：孔子之孫孔伋在嫂子的靈位前痛哭。這些都是親身實踐禮義規範，極其仁義孝敬的人。能夠深明其中大義的，難道不是先知先覺者嗎？現在沒有聖明的哲人，百姓也不議論禮儀之事，致使禮儀之中包含的道理不被重視，這種情況由來已久，真讓人痛惜啊。 現在，陛下認為尊卑之序雖然都制定完備了，但喪禮制度還不合情理，於是令大臣詳加審議修改。我們遵照陛下聖旨，參考了經典、傳記，進行了修改增刪，使沒有明文規定的禮儀變成條款，希望這會使人倫敦厚和睦，使日漸輕薄的民俗變得淳樸，改變過去淺薄的風俗，給後世留下榜樣，這些是六經上沒有談到的，是陛下超越百世帝王獨自獲得的。 我們謹遵禮儀，做了規定，如果曾祖母、曾祖父去世，過去服喪三個月，現在請陛下延長至五個月；嫡子的妻子，過去服喪九個月，現在請再延長；各位兒子的妻子服喪，請將過去規定的五個月改為九個月；嫂子、叔叔過去不服喪，現在請改為服喪五個月。弟弟的妻子和丈夫的兄弟也應服喪五個月。舅舅過去只披麻戴孝，現在請規定同對待繼母一樣，服喪五個月。 看畢，唐太宗下詔通過此項議案。此議案的作者乃魏徵。 貞觀十七年，十二月癸丑日，唐太宗對大臣們說：「今天是我的生日。民間認為生日是可慶可賀的事情，但我卻感慨萬千。帝王君臨天下，富有四海，可是想奉養父母，卻永遠無法做到。仲由貧困時，常常到外面去為父母背米，他到楚國做官之後，富有萬鍾之粟，但那時他的父母去世了，再想盡孝心已不可能，所以他感到非常遺憾。《詩經》說：『可憐我的父母，為養育我付出了多少艱辛啊。』怎麼可以在父母生我這樣艱難的日子，舉辦宴會尋歡作樂呢？這實在是與禮儀相違。」說完，便情不自禁地哭泣了許久。 太常少卿祖孝孫上奏新近制定的音樂。唐太宗說：「禮儀、音樂，是聖人為了節制人們的情慾而設立的，用來教化百姓，它們應該符合規範。同樣，政治的好壞，難道不也因此而生嗎？」御史大夫杜淹說：「前代的興衰存亡，也跟音樂有關。陳後主滅亡，就是因為奢侈荒淫和為妃嬪們譜寫淫曲《玉樹後庭花》所造成的。齊滅亡，也是因為齊東昏侯作《伴侶曲》，行旅之人聽到，無不悲傷而泣，這乃是亡國之音啊。所以，國家的存亡，全在於音樂。」唐太宗不同意，說：「不是這樣的，僅僅是聲音怎麼能影響人呢？快樂的人聽到聲音就會喜悅，哀傷的人聽了就會悲傷。悲喜之情在於人心，並非是音樂造成的。即將滅亡的國家，百姓內心悽苦。聽到哀怨的音樂，內心十分感動，就會愈加悲傷。相反，一首悲哀的音樂，怎麼會使快樂的人悲傷呢？現在，《玉樹後庭花》、《伴侶曲》這些靡靡之音依然存在，我自己都可以演奏它們。但是，可以肯定，你們是不會悲傷的。」尚書右丞魏徵接著說：「古人說，禮呀，禮呀，難道就是玉帛之類的禮器嗎？樂呀，樂呀，難道就是鐘鼓之類的樂器嗎？音樂的關鍵在於人的心境，不在於音調。」唐太宗很贊同他的看法。 貞觀七年，太常卿蕭瑀上書說：「現在《破陣樂舞》在天下廣為傳頌，但此樂仍不足以形容陛下超世的武功和宏偉的業績。陛下先後打敗了劉武周、薛舉、竇建德、王世充等亂世梟雄，我願意來寫一寫陛下無人可比的神勇。」唐太宗說：「我在天下紛爭的亂世，為了拯救天下蒼生，迫不得已，才征討四方，所以才有了這個舞蹈和音樂。然而高雅的音樂，應該只陳述歷史梗概，不宜把詳情原原本本寫出來。我看當今朝廷的將相，很多都曾受敵人的驅使，如果現在又看到他們被俘虜的情景，畢竟曾經有過君臣關係，肯定會於心不忍。考慮到這些，所以我認為不可。」蕭瑀道歉說：「這件事臣根本沒有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