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有還是存在 · 第九章 新社會的特徵
一門關於人的新科學
建立新社會的第一個要求是認識到，這一努力將要面臨幾乎難以克服的困難。人們不願花力氣進行必要的社會變革，主要原因之一或許是對這些困難認識不清。許多人認為：「為何要追求不可能呢？不如就按照我們地圖的指引，讓我們的航程把我們帶到既安全又幸福的地方。」那些無意識里感到失望卻戴著樂觀主義面具的人未必是明智的；而那些沒有放棄希望的人只有腳踏實地地面對現實、拋棄一切幻想並充分認識到面臨的困難，才有可能獲得成功。這種冷靜標誌著清醒的烏托邦理想主義者與做夢的空想家之間的區別。
我在這裡僅僅列舉一些建設新社會所必須解決的難題：
● 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是如何繼續工業化生產模式，同時避免完全集中化——即避免最終走上老式法西斯主義的道路，或者更有可能的是，走上笑容可掬的「技術法西斯主義」的道路。
● 必須將整體規劃與高度的去集中化結合起來，放棄「自由市場經濟」這種幾乎是虛構的東西。
● 必須放棄無休止的增長目標，改為選擇性增長，規避經濟危機的風險。
● 必須創造不以獲取物質利益而以其他精神滿足為有效動機的工作條件和總體精神風貌。
● 必須進一步促進科學的發展，同時又要防止其實際應用把科學發展轉變為對人類的威脅。
● 必須創造各種條件使人們體驗到幸福和歡樂，而不是最大限度地滿足人們的享樂欲望。
● 必須給個人以基本的安全感，使他們不必依賴官僚體系的供養。
● 必須恢復人們在生活中的個人主動性，而並非僅在商業上如此（不過人們在商業上的主動性早就不復存在了）。
就像在技術發展過程中有些困難似乎難以克服，上面列舉的難題現在看來也難以解決。但技術方面的困難終究還是可以解決的，因為一門新的科學建立了，它提倡觀察的原則，宣稱認識自然是征服自然的條件（弗蘭西斯·培根，《新工具》，1620年）。十七世紀的「新科學」至今為止仍然吸引著工業社會中最優秀的頭腦，從而實現了人類夢寐以求的技術烏托邦。
而在大約三百年後的今天，我們需要一種完全不同的新科學。我們需要一種人道主義的關於人的科學，它是社會改造這門應用科學和藝術的基礎。
技術烏托邦——例如飛行——已被新的自然科學所實現。彌賽亞時代的人類烏托邦指的是生活在團結與和平之中的新人類聯合起來，共同擺脫經濟的制約以及戰爭和階級鬥爭。只有當我們為實現人類烏托邦所付出的精力、智力和熱情與實現技術烏托邦同樣多時，人類烏托邦才能實現。就像我們不可能讀了儒勒·凡爾納的小說就會製造潛水艇，我們也不可能讀了預言家們的著作就能建立一個人道主義的社會。
占統治地位的自然科學是否會讓位給一門新的社會科學，沒有人知道。假如這事真的發生了，我們或許還有一線生機。不過它能否實現還取決於一個因素——有多少聰穎、有學識、守紀律、關心他人的男人和女人被人類面臨的這個新挑戰所吸引，並深刻認識到這次的目的不是控制自然，而是控制技術以及不合理的社會力量與制度，因為它們威脅著西方社會乃至全人類的生存。
鑒於對當前危機的認識，我堅信我們的未來取決於那些最優秀的頭腦能否動員起來，全身心地投入到這門關於人的新人道主義科學之中。因為他們若不能齊心協力，就無法解決上述問題，也就無法實現下文所要論述的目標。
有些發展藍圖以諸如「生產資料社會化」為總體目標，結果卻變成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陳詞濫調，主要用來掩蓋缺乏社會主義實質內容的事實。「無產階級專政」或「知識精英」同「自由市場經濟」或「自由」國家概念一樣模糊不清，容易引起誤解。從馬克思到列寧，早期的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並沒有為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社會制定一個具體的發展計劃，這是社會主義的巨大弱點。
新的社會形態將成為存在型生存模式的基礎，如果沒有大量的設計、模型、研究和實驗在必要性與可能性之間架設橋樑，新的社會形態將無法形成。這些努力將最終形成長期的總體規劃和短期的初步發展提議。問題的關鍵在於從事這些工作的人的意志和人道主義精神。當人們能夠看到光明的前景，同時認識到通過具體的步驟就能夠一步一步地實現目標，他們就會深受鼓舞、充滿熱情，而不會畏縮不前。
倘若社會的經濟和政治領域要服從於人的發展，那麼決定新社會模型的必須是沒有異化、以存在為導向的個人所提出的要求。這意味著人既不能生活在非人道的赤貧中——這依然是大多數人所面臨的主要問題，也不能像工業國家的富人那樣被資本主義生產的內在法則強迫成為「消費人」（這些法則要求不斷擴大生產，因而迫使人們不停地增加消費）。人類若想最終獲得自由，不再通過病態的消費來維持工業的發展，就必須對經濟體系進行徹底的改革：我們必須結束現狀，因為現在保持經濟健康發展必須以人的健康為代價。我們的任務是為健康的人建造健康的經濟。
要實現這個目標，第一個關鍵步驟就是使生產為「理性消費」服務。
傳統表述「生產的目的是使用而非利潤」是不夠的，因為它沒有界定是哪一種使用，是健康的還是病態的。這就產生了一個非常棘手的實際問題——由誰來決定哪些需求是健康的，哪些是致病的呢？有一點我們可以肯定：由國家來決定公民該如何消費，哪怕決定是正確的，也絕對是不應該的。官僚機構可以有力地管控和限制消費，但這只會使人們對消費更加饑渴。只有當越來越多的人希望改變他們的消費模式和生活方式時，理性消費才會出現。而只有當社會為人們提供一種比他們已習慣的消費模式更加吸引人的消費模式時，人們才會希望作出改變。這一切不可能在一夜之間發生，也不可能通過法令來實現，它需要一個長期的教育過程，政府必須在這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國家的職能是為健康的消費確立規範，以杜絕病態、隨意的消費。這些規範原則上是可以確立起來的，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它根據各個領域科學家的專業意見，通常經過長期的實驗來決定哪些食品和藥物是有害的。其他商品和服務的價值也可用同樣的方式，由心理學家、人類學家、社會學家、哲學家、神學家以及各種社會和消費者團體代表組成的專家諮詢組來決定。
但是，考察什麼對生命有益、什麼對生命有害，則需要進行深入的研究。與食品和藥物管理局為解決問題所進行的研究相比，這樣的研究工作要艱巨得多。針對需求的本質所做的基礎研究，過去很少有人觸及，現在必須由關於人的新科學來完成。我們需要確定哪些需求源於我們的有機體；哪些需求是文化發展的產物；哪些是個人成長的表達；哪些是人為的，是由工業社會強加給個人的；哪些需求「使人積極」，哪些需求「使人消極」；哪些需求有病態的根源，而哪些則根源於健康的心靈。
與如今的食品和藥物管理局不同，新人道主義專家團體做出的決定不會強制執行，只會作為指導方針提交給國民進行討論。我們已經清楚地意識到了食品健康問題，專家們的調查結果將幫助全社會更好地認識其他所有理智和病態的需求。人們將會明白幾乎所有的消費都使人消極，對速度和新鮮感的需求只能通過消費主義得到滿足，它反映了人的浮躁以及同自我的疏離。人們將會意識到，不停地尋找新鮮事或最新潮的玩意兒只不過是人的一種自我保護，為的是避免同他自己或別人靠得太近。
政府可以通過補貼來促進真正有益的商品生產和服務，讓它們有利可圖，如此就能大大推進這一教育過程。與此同時，要開展大規模的教育宣傳，提倡理性消費。可以預料的是，只要各方面共同努力，激發人們理性消費的願望，消費模式是很可能被改變的。即使我們避免使用工業社會目前採用的洗腦式廣告方法——這一點很關鍵——我們也有理由相信，這種努力將會有不亞於工業宣傳的效果。
選擇性消費（以及生產）計劃的指導原則是「什麼能促進幸福？」通常它遭到反對的理由是，在自由市場經濟中消費者購買的正是他們想要的東西，因此沒有必要進行「選擇性」生產。這一論斷的假設前提是消費者想要的是對他們有益的東西，這當然是睜著眼說瞎話（就毒品或者更能說明問題的香菸來說，沒有人會以此為論據）。這一論據忽視了一個重要事實，即消費者的購買意願是由生產商製造出來的。儘管不同品牌互相競爭，但廣告的總體效果是刺激了消費欲望。所有公司都通過他們廣告的基礎影響而互相幫助，顧客只能在那麼幾個互相競爭的品牌之間做選擇，他們的選擇權是次級的、是值得懷疑的。有些人爭辯說消費者的意願非常強大，通常給出的例子是福特公司「愛澤爾」（Edsel）牌汽車的滯銷。愛澤爾雖然營銷失敗，卻不能改變一個事實——它的廣告宣傳也是對購買汽車的宣傳，所有品牌的汽車都能從中獲利，除了不幸的愛澤爾。再者，工業生產影響人的品位，因為它不會去生產那些對人更有益處卻利潤率低的商品。
只有當我們徹底限制大企業股東和管理層的權力，使他們不能完全依據利潤和擴張情況來決定生產，理性消費才有可能成為現實。
這種改革可以通過法律來實現，並且無需改變西方的民主制度（實際上為了公眾利益，我們已經制定了許多法律來限制財產權）。但問題的關鍵是對生產的監管權，而不是對資本的所有權。從長遠看，一旦廣告的誘惑力沒有了，消費者的愛好將最終決定商品的生產。現有的企業將不得不改變自己的設備，以滿足新的需求；若這點辦不到的話，政府就必須花費必要的資金來生產人們所需的新產品和服務。
所有這些變革都只能在徵得多數人同意的情況下逐步展開。它們標誌著一種嶄新的經濟體系，它既不同於如今的資本主義，也不同於蘇聯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以及瑞典全民福利的官僚體系。
很顯然，大企業將從一開始就利用它們巨大的權力來阻止這些變革。只有公民們一邊倒地支持理性消費，才能粉碎大公司的阻撓。
公民們展現消費者力量的一個有效途徑就是掀起一場強硬的消費者運動，以「罷購」為武器進行威脅。比如，試想一下20%的美國消費者決定不再購買私家車，因為他們認為與便捷的公共運輸相比，私家車在經濟上很浪費，在生態上有毒害作用，在心理上有破壞力；它就像是一種毒品，創造出虛假的權力感，助長人們的嫉妒心，使人與自己疏離。雖然只有經濟學家才能確定這將給汽車工業（當然還有石油公司）造成多大的經濟威脅，但可以肯定的是，一旦這樣的罷購運動發生，以汽車製造業為中心的國家經濟必將陷入困境。當然，沒人希望美國經濟陷入困境，但假如這種威脅確有可信度（比如停用小汽車一個月），那麼消費者將獲得一個強有力的手段來促使整個生產體系發生變化。
消費者罷購的巨大優勢包括：無需政府採取行動，並且難以抗衡（除非政府採取強硬措施迫使公民購買他們不願意購買的東西），而且不需要先徵得51%的公民同意再讓政府實施各項措施，因為實際上占人口20%的少數派就足以有效地促使變化發生。消費者罷購可以打破政治路線和口號的壁壘，無論是保守派還是自由派，抑或是「左翼」的人道主義者都可以參與其中，因為一個共同的動機將他們聯合起來，那就是渴望進行理性的、人道的消費。要想結束罷購行動，第一步是由激進人道主義消費運動領導人同大企業（以及政府）進行談判，提出改革要求。他們的方法基本上與為避免或結束工人罷工所用的談判方法相同。
所有這一切的關鍵在於使消費者意識到：（1）他們或多或少都在無意識里反對消費主義；（2）一旦具有人道主義思想的消費者組織起來，他們將會有巨大的潛力。這樣的消費者運動將體現真正的民主——個人能直接表達自己的想法，並以一種積極主動、非異化的方式改變社會發展進程。當然，這一切都是以個人體驗而非政治口號為基礎的。
但只要大公司的權力仍像現在這樣強大，即使是有效的消費者運動也不可能取得令人滿意的結果。因為儘管民主依然殘存，但它註定要屈從於技術法西斯主義，屈從於一個由飽食終日、毫無思想的機器人組成的社會，這正是人們十分懼怕的社會。要想避免如此，就必須打破大企業對政府與日俱增的控制，以及通過洗腦對民眾的思想控制。美國有限制巨型企業權力的傳統，這表現在它的《反壟斷法》中。強大的公眾情緒可以將《反壟斷法》的精神推廣應用到那些超級大公司之中，使之分解為較小的單元。
要建立一個以存在為基礎的社會，全體人民都應當作為公民積極地發揮他們的經濟職能。因此，我們只有完全實現工業民主和參與式政治民主，才有可能擺脫占有型生存模式。
大多數激進人道主義者都提出了這一要求。
工業民主指的是每一個大型工業或其他組織的成員在組織生活中發揮積極作用，每一個人都充分知情並參與決策，從個人自己的工作流程、健康和安全措施這一層次開始（瑞典和美國的一些企業已經在這方面做出了成功的嘗試），直至最終參與更高的、總方針層級的決策。最關鍵的一點在於，在各個共同決策團體中，代表工人的是雇員們自己而不是工會代表。工業民主也意味著企業不僅僅是一個經濟、技術機構，同時還是一個社會機構，在其運轉的過程和方式中，每個成員都是積極主動的，因而也是真正關心它的。
同樣的原則也適用於政治民主的實行。民主能夠抵制集權主義的威脅，其條件是從一種被動的「旁觀者民主」轉變為主動的「參與式民主」，在這種民主制度下，公共事務與每個公民息息相關，與他們的私人事務一樣重要，或者更確切地說，社會的共同福祉成了每一個個人所關心的事。通過積極參與公共事務，人們會發現生活更加有趣、更振奮人心。的確，真正的政治民主可以定義為一種讓生活變得趣味盎然的民主。就其本質而言，這種參與式民主完全不同於「人民民主」或「中央集權式民主」，它不帶有任何官僚主義色彩，並會創造一種社會風氣，讓蠱惑人心的政客幾乎毫無立足之地。
為參與式民主制定施行辦法似乎比詳細描述十八世紀的民主章程困難得多。締造參與式民主需要大量有才幹的人付出巨大努力，制定新的原則和實施方法。作為實現這一目標的許多可行建議之一，我想重申二十多年前我在《健全的社會》一書中提出的建議：應當成立幾十萬個直接面對面對話的團體（每個團體約五百個成員），使之成為常設機構，就經濟、對外政策、衛生、教育以及實現大眾福祉的途徑等問題進行審議、作出決策。這些團體能獲得一切有關的情報（關於這種情報的性質待後文詳述），並展開討論（不受任何外界影響），然後對議題進行投票表決（以我們現有的技術手段，所有表決票可在一天之內收齊）。所有這些團體將形成一個「下議院」，它的決策將同其他政治機構一起，對立法產生關鍵性的影響。
有人或許會問：「既然民意測驗能在相當短的時間內探出全體民眾的意見，為什麼還要制訂這些詳盡的計劃呢？」這種反對意見涉及意見表達最為棘手的一面——作為民意測驗之基礎的「意見」究竟是什麼？民意測驗得出的，不過是一個人在沒有獲得充分的情報、沒有進行批判性反思和充分討論的情況下所擁有的所謂「觀點」。此外，參加民意測驗的人知道他們的「意見」無足輕重，因而不會起什麼作用。這些意見僅僅構成人們在某一特定時刻的有意識的想法，它們無法告訴我們一些潛在趨勢，這些趨勢在外界情況發生變化時有可能導致人們形成相反的意見。與之類似，參加政治選舉的選民們知道，一旦他們把票投給某位候選人，他們對事件的進程就不再擁有任何實際的影響力。在某些方面，政治選舉中投票的方法甚至比民意測驗更糟糕，因為選舉中類似催眠術的那一套方法使選民的思維變得遲鈍。選舉變成了刺激的肥皂劇，候選人的希望與抱負比實際的政治問題更加引人入勝。選民甚至可以通過投票選舉自己所擁護的候選人來親自參加這場鬧劇。儘管有很大一部分民眾拒絕參與，但大多數人都對這種現代版本的羅馬角斗場面如醉如痴，只不過上場比拼的不是角鬥士而是政客們。
要形成真正的信念至少有兩個要求：一是充足的情報，二是知道自己的決定會產生效果。毫無權力的旁觀者給出的意見不會傳達他們的信念，對他們而言這只是場遊戲，類似於表達對這個或那個香菸品牌的青睞。出於這些原因，人們在民意測驗和選舉中所表達的意見構成了最糟而非最高水平的判斷。這一事實可以通過兩個例子得到證實，人們在其中展示了最佳判斷，即在這樣兩種情況下人們的決策遠勝於他們的政治決策水平：其一，在私人事務中，尤其在商業上，正如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已經清楚闡明的那樣；其二，當他們成為陪審團成員的時候。陪審團由普通公民組成，他們往往必須在非常錯綜複雜和難以理解的案件中作出決定。但是，這些專門小組的成員可以掌握所有相關信息，有機會進行長時間的討論，並且知道他們受到委託，他們的判斷將決定那些接受判決的人的命運和幸福。結果就是，他們的決定總的來說體現了絕佳的洞察力和客觀性。相反，既沒有權力又無法獲得各種情報，並且處於半催眠狀態中的人，不可能真正表達自己的信念。看似以民主的方式表達的意見，在缺乏情報、審議和讓自己的決定行之有效的權力的情況下，只不過相當於體育賽事中的喝彩聲罷了。
想要積極參與政治生活，就需要在整個工業和政治領域最大限度地非集權化。
由於現存資本主義的內在邏輯，企業和政府日漸龐大並最終變成龐然大物，需要通過自上而下的官僚主義機器集中管理。人道主義社會的一個前提就是阻止中央集權制的發展，廣泛實行非集權化。這其中有幾個原因。如果一個社會變成芒福德所說的「龐大機器」，即整個社會（包括它的人民）成為一架龐大的、由中心統一控制的機器，那麼從長遠看，法西斯主義幾乎是不可避免的。這是因為：（1）人民變成了聽話的小綿羊，他們失去了批判思維的能力，感到毫無權力、消極被動、茫然無知，寄希望於一位「知道」要做什麼的領袖；（2）任何一個能接近這台「龐大機器」的人，只要撳下適當的按鈕就能啟動它。這台龐大機器就像一輛小汽車，本質上能夠自行運轉——也就是說，位於汽車方向盤後的那個人只需撳下適當的按鈕，把握好方向盤和剎車，並注意其他一些同樣簡單的細節就行了。在汽車或別的機器中有許多輪盤，在這台龐大機器中有許多不同層級的官僚管理機構；甚至一個智力和能力都很平庸的人，只要登上權力寶座，就能輕易地操縱這台國家機器。
政府職能不應下放給各州，因為這些州本身就是龐然大物。應該下放給相對較小的行政區，那裡的人們仍然能夠互相了解，能對彼此做出判斷，因而能積極參與本地區的公共事務管理。要在工業領域去除中央集權，就必須把更多的權力下放給企業中的較小部門，並將龐大的公司分解成小的實體。
要積極主動、認真負責地參與民主生活，還必須用人道主義的管理模式取代官僚主義的管理方法。
絕大多數人仍然相信，每一種大規模的管理形式都必然是「官僚主義的」，即異化的管理形式。但大部分人沒有意識到官僚主義風氣把人變得多麼麻木不仁，不知道這種風氣如何滲透到生活的各個領域，甚至是最難察覺的地方（比如醫生和病人、丈夫和妻子的關係中）。官僚主義的管理方法可以這樣來定義：（1）把人當作物來管理；（2）進行數量上而不是質量上的管理，以便使量化和控制變得更簡單廉價。官僚主義的管理方法由統計數據支配，官僚們作決策的基礎是那些由統計數字得出的死規則，而非與活生生的人面對面作出回應；他們決定事務依據的是統計數據顯示最有可能發生的狀況，而不惜傷害並不適合這種狀況的5%至10%的人。官僚們害怕承擔個人責任，總是拿規章制度作擋箭牌。他們的安全感與榮譽感來自於對規章制度的忠誠，而非對人心法則的忠誠。
艾希曼（Eichmann）便是這種官僚主義者的極端例子。艾希曼將成千上萬的猶太人送向死亡並不是因為恨他們，他既不愛任何人也不恨任何人，他只是在「履行他的職責」。他將這些猶太人處死，只不過是忠於職守；當他負責將猶太人趕出德國的時候，他同樣是在盡忠職守。對他而言，最重要的是遵守規則，只有當他違背這些規則的時候才會產生犯罪感。艾希曼曾說（他這樣說恰恰不利於為自己辯白），他只在兩件事情上有過犯罪感：一次是孩提時逃學，另一次是在空襲中沒有去找防空洞掩護因而違背了命令。這並不是說艾希曼和其他許多官僚沒有虐待狂傾向，即通過控制其他活物來獲得滿足感，而是說這種虐待狂式的性格是次要的，官僚主義者身上的首要特質是缺乏與人的共情以及堅持對規則的膜拜。
我並不是說所有的官僚主義者都是艾希曼式的人物。首先，許多在官僚體系中供職的人在性格上並不是官僚主義者。其次，在很多情況下，一個人並沒有完全被官僚主義的態度侵蝕，其人性的一面也沒有被扼殺。但在官僚主義者中間有不少艾希曼式的人物，他們同艾希曼的唯一區別僅在於他們不用殺死成千上萬的人。但如果醫院中的官僚拒絕收治一位生命垂危的病人，因為根據規定病人必須由醫師送來，那麼這位官僚的所作所為無異於艾希曼。如果社會福利工作者寧願讓一位需要幫助的人餓死也不肯違背某條官僚制度的規定，那麼他們同樣與艾希曼沒什麼兩樣。這種官僚主義的態度不僅僅存在於管理人員當中，它還存在於醫生、護士、中小學教師、大學教授當中，也存在於許多丈夫對妻子、父母對子女的關係中。
一旦一個活生生的人被貶低成一個代號，真正的官僚主義者就會幹出極其殘忍的事來。這並不是因為他們被殘酷的本性驅使才幹出這樣的暴行，而是因為他們感受不到同平民之間人的情感聯結。儘管這些官僚主義者不似虐待狂那般邪惡，但他們具有更大的危險性，因為在他們身上甚至沒有良心與職責之間的衝突：他們的良心就是履行他們的職責，在他們的眼中不存在共情與同情的對象——人。
在老的企業或福利部門、醫院以及監獄之類的大型組織當中，仍然能夠看到板著面孔的舊式官僚。在這些機構中，一名官僚就能對窮人或者其他無權無勢的人行使極大的權力。在現代工業中，官僚主義者通常都很友好，很可能一點虐待狂的傾向都沒有，即使他們或許也從發號施令中獲得一些快樂。但在這些人身上，我們再次發現官僚主義式的對物的忠誠——在這裡是對體制的忠誠。他們對它深信不疑。企業便是他們的家園，而企業的規章制度是神聖的，因為它們是「合理的」。
但無論是新派官僚還是老派官僚，都不能與參與式民主制度共存，因為官僚主義那一套與個人積極參與的精神無法相容。新型的社會科學家必須制定計劃，為非官僚主義的大規模管理設計新形式，這種管理以對人和具體情況的回應（response）為導向（「責任」的英文單詞responsibility中就包含response這一詞根），而不僅僅是照搬規章制度。只要我們重視管理人員身上潛在的自發性和責任心，不迷信節約與高效，非官僚主義式的管理就有可能實現。
成功建立一個存在型社會還必須採取許多其他措施。下面我提出一些建議，不過我並不以原創者自居。恰恰相反，正因為幾乎所有這些建議都曾被一些人道主義作家以某種方式提出過，我便更有勇氣將它們提出來。(1)
● 必須禁止在工業和政治廣告中對民眾進行洗腦。
對民眾進行洗腦是危險的，不僅因為它迫使我們購買我們既不需要也並不真正想買的東西，還因為它會導致我們選出自己既不需要也並不真正想選的政治代表——假如我們能自主思考的話，是不會選擇這些人的；但我們無法自主思考，因為催眠般的宣傳方法將我們麻痹。為了對抗這種與日俱增的危險，我們必須禁止使用催眠式的宣傳方法，無論是商品宣傳還是為政客拉票。
在商業廣告和政治宣傳中使用催眠的方法，會對人的心理健康，特別是對條理清晰的批判思維和情感上的獨立造成危害。我毫不懷疑，深入的研究將表明，毒癮造成的危害與洗腦造成的危害相比不過是小巫見大巫。從隱性暗示到半催眠的手段，這些洗腦的方法通過不斷重複或者撩撥性慾來擾亂人的理性思考（「我是琳達，帶我飛吧！」）。廣告——尤其是電視廣告——用純粹暗示性的方法對人們狂轟濫炸，弄得人頭昏腦漲。這種對個人理性和現實感的襲擊無處不在、無時不在——看電視時，在公路上開車時，或是在候選人的政治宣傳里，諸如此類。這些暗示方法的一個顯著效果是營造了一種似醒非醒、將信將疑、失去現實感的氛圍。
停止蠱惑和毒害大眾會使消費者產生類似於吸毒者戒毒時的脫癮症狀。
● 必須消除貧富國之間的差距。
貧富差距的持續擴大毫無疑問將導致巨大的災難。貧國已經不再把工業世界的經濟剝削當作天賜。儘管蘇聯仍在以同樣的方式剝削它的衛星國，但它利用和加強了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把這種反抗當作對付西方的政治武器。石油價格的上漲是一個開端，標誌著殖民地人民要求結束迫使他們低價出售原材料、高價買進工業產品的經濟體系。同樣，越南戰爭也標誌著西方國家對殖民地人民的政治和軍事統治開始瓦解。
假如我們不採取任何實質性措施縮小貧富差距，情況將會怎樣呢？要麼流行病大爆發，蔓延至白人社會的安全堡壘；要麼饑荒使貧窮國家的人民陷於絕望，致使他們採取破壞性的行動，甚至動用小型核武器或生物武器在白人的堡壘中製造混亂，其間或許還會在工業國家中獲得同情者的支持。
只有控制住了產生飢餓、饑荒和疾病的條件，才能避免災難的發生。要做到這一點，工業國家的幫助必不可少。幫助的方式必須不被富國的經濟和政治利益左右，這也就意味著必須擺脫把資本主義的經濟和政治原則傳播到亞洲和非洲去的想法。很顯然，什麼樣的經濟援助方式最有效（尤其在服務領域），是應該由經濟專家們決定的問題。
但只有真正合格的專家才能從事這項事業，這樣的人不僅要有聰明的頭腦，還要有仁慈的心靈來激勵他們尋求最佳的解決方法。要想召集到這些專家並聽從他們的建議，就必須弱化占有的傾向，發揚團結、關心（而非同情）他人的意識。關心他人指的不僅僅是關心地球上的同胞，還包括關心我們的子孫後代。事實上，沒有什麼比掠奪地球上的原材料、給地球造成污染以及準備發動核戰爭更能說明我們的自私自利了。我們毫不遲疑地將這個被掠奪殆盡的地球作為遺產留給我們的子孫後代。
沒人知道這種內在世界的改革能否實現。但有一點世人必須明白：如果沒有這樣的變革，窮國和富國之間的衝突將一發不可收拾。
● 引入有保障的年收入能使當今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中的許多罪惡消失。(2)
這一思想的核心是，所有人，無論是否工作，都應無條件地有東西吃、有地方住。他們將得到維持其基本生存的必需品，不多也不少。今天，這一權利表達了一個新概念——每一個人，無論是否盡到「社會責任」，都無條件地擁有生存的權利。這也是一條古老的準則，基督教是如此要求的，許多「原始」部落也是如此執行的。我們把這樣的權利給與我們的寵物，卻吝於給與我們的同胞。
這一法則將大大拓寬個人自由的領域。任何一個在經濟上依賴他人（如父母、丈夫、老闆）的人，都不會因害怕挨餓而受到勒索；那些有天分的人如果想要一種不同的生活，只要願意在一段時期之內作出犧牲，去過相對貧窮的生活，也可以如願以償。現代福利國家幾乎接受了這個原則——說「幾乎」，實際上是指「並非這樣」。官僚機構仍然在「管理」、控制、羞辱人民。然而，有保障的收入能讓任何人無需提供「證明」，就可以得到一間簡單的房子和起碼的食物，因而就沒有必要成立官僚機構來管理本質上浪費又違背人的尊嚴的福利計劃。
有保障的年收入將確保真正的自由和獨立。因此，它不可能為任何一種以剝削和控制為基礎的制度所採納，尤其是各種形式的獨裁制度。免費的醫療服務則是個例外，但也僅僅表面上如此，因為在這裡，所謂的免費服務有一個明確的前提條件——一個人只有生病了才能享受到。
鑒於如今維持一個龐大的福利機構所需的成本以及醫治或處理身體疾病——特別是心理壓力導致的疾病、犯罪和毒癮的成本（所有這些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反抗壓制和無聊的不同形式），如果為每一個有意願的人提供有保障的年收入，其成本很有可能比我們現有的社會福利體系還要少。對於那些認為「人基本上生來就很懶惰」的人來說，這個觀點是不可行以及危險的。然而，這樣的陳詞濫調並無事實基礎，只不過是一種口號，用以辯解為何不能對那些無助的人放鬆控制。
● 婦女必須掙脫父權制的控制。
婦女掙脫父權統治是社會變得人性化的一個根本要素。大約六千年前，女人由男人統治的現象開始在世界上一些地方出現，那時農業生產的過剩使得僱傭和剝削工人、組織軍隊以及建立強大的城邦成為可能。(3)從那以後，「聯合起來的男性」征服了女性。這些男人不僅征服了中東和歐洲社會，還征服了世界上絕大多數文化。男性對女性的征服是建立在男人的經濟權力和他們締造的軍隊基礎上的。
兩性間的鬥爭跟階級鬥爭一樣古老，但形式更為複雜，因為男人不僅需要女人像牲口一樣勞作，還需要她們充當母親、情人以及從她們那兒獲得慰藉。性別戰爭的形式有時是公開、野蠻的，而更多時候是隱蔽的。女人屈服於強力，但她們用自己的武器進行還擊，最主要的一種方式就是對男人的嘲弄。
人類的一半受另一半壓迫，這已經給兩性帶來了巨大危害並且仍在持續——男人擺出勝利者的姿態，女人則成了受害者。即使在今天，即使對於那些有意識地反對男人至上的人，男女之間的關係也逃脫不了這樣的詛咒——男人有優越感，而女人有自卑感。（弗洛伊德堅信男人的優越性。他荒唐地認為，女人之所以感到軟弱無力，正如她們遺憾地聲稱的那樣，是由於她們缺少陰莖；而男人缺乏安全感，據他們所說，是因為普遍「擔心被閹割」。我們這裡所談的是兩性衝突的症狀表現，而不是兩性在生物學和解剖學上的區別。）
許多證據表明，男人對女人的控制與一部分人對其他軟弱無力的人的統治非常相似。我們以一百年前美國南方的黑人與當時乃至今日婦女的狀況為例。當時人們把黑人和婦女比作兒童，認為他們感情脆弱、幼稚無知、缺少現實感，因而不可委以決策權；還認為他們不負責任，但很迷人。[弗洛伊德還補充道，女人不如男人有良心（超我），卻比男人更自戀。]
對弱勢群體行使權力是當今父權制的本質，也是對非工業化國家、對兒童和青少年進行控制的本質。日益壯大的婦女解放運動具有重大意義，因為它威脅著當代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以及共產主義社會）賴以存在的權力原則——也就是說，婦女可以通過解放運動明確地表示，她們不願分享男人控制其他群體的權力，比如對殖民地人民的控制權。如果婦女解放運動明確其作為「反權力代表」的角色和職責，婦女將在建立新社會的鬥爭中產生決定性影響。
婦女解放運動已促成了基本的社會變化。也許今後的歷史學家會寫道，二十世紀最具革命性的事件就是婦女解放的興起和男性霸權的衰落。然而，為婦女解放而進行的鬥爭才剛剛開始，來自男性的阻力不可估量。男人與女人的整個關係（包括性關係）都是建立在男人自稱的優越性之上的，面對那些拒絕承認「男人更強」這種鬼話的女人，男人們已經開始感到非常不自在和不安了。
與婦女解放運動密切相關的是年輕一代的反權威轉向。這種反權威主義在六十年代後期達到高潮，而後經過一系列的變化，許多曾經反對「當權者」的年輕人如今已基本上成為「安分守己」的人。但是對父母和其他權威的傳統崇拜已不復存在，幾乎可以肯定，以往那種對權威的「敬畏」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擺脫權威的解放運動可與擺脫罪惡感的性解放相提並論——性不再是難以啟齒的罪惡。無論人們對性解放各個方面的相對價值持多麼不同的看法，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性不再使人們感到害怕，它不再能被利用來使人產生罪惡感，因而不能再拿來迫使人屈從。
● 必須建立一個最高文化委員會，其任務是在一切需要專業知識的問題上為政府、政客和公民提出建議。
文化委員會的成員必須是國內知識界和文藝界的精英，這些男人和女人的人品應毋庸置疑。他們將決定如何在食品和藥物管理局的基礎上建立一個擴大化的新機構，並挑選人員來負責信息傳播。
對於誰是文化各領域的傑出代表，人們的看法基本一致，因此我相信為這樣一個委員會找到合適的成員是可能的。當然，至關重要的是，該委員會也應代表那些對主流觀點持反對意見的人——例如經濟學、歷史學和社會學中的「激進分子」和「修正主義者」。但困難並不在於找到這些委員會的成員，而是如何將他們挑選出來，因為他們既不能通過大眾選舉產生，也不能由政府來指派。不過別的挑選方式總是可以找到的。例如，可以先選出三至四名核心成員，再逐步擴大直至滿員，比方說達到五十至一百人的規模。該文化委員會必須有充足的經費，這樣它就能開展針對不同問題的專門研究。
● 必須建立一個高效傳播有效信息的體系。
信息是形成有效民主制度的基本要素。必須禁止以「國家安全」為藉口隱瞞或篡改信息。但即使沒有這種不正當隱瞞信息的現象，目前仍存在的問題是普通公民能獲得的真實、必要的信息幾乎為零。不僅對於普通公民如此，大量事實表明，大多數獲選代表、政府官員、國防軍首腦和商界領導也都耳目失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由各政府機構傳播並由新聞媒介重複的虛假信息誤導。不幸的是，上述大多數人至多也只具備操作和執行的智商，他們幾乎沒有能力去理解表象之下起實際作用的各種力量，也就不能對未來的發展作出正確的判斷，更別提這些人的自私自利與欺詐，關於這些我們已經聽得太多了。但僅僅依靠誠實、智慧的官員也不足以解決世界所面臨的災難性難題。
除了少數幾家「很棒的」報紙外，甚至有關政治、經濟和社會現實的如實報道都很有限。那些所謂的優質報刊雖能較好地提供信息，但也產生更大的誤導，因為它們沒有不偏不倚地報道所有新聞，還使用帶傾向性的大標題，且標題往往與報道內容不符，所寫的社論貌似有理、道貌岸然，實則偏袒某一黨派。事實上，報紙、雜誌、電視和廣播從事的是商品生產，它們把各種事件當作原材料生產出新聞聯結體。只有新聞可以售賣，於是新聞媒體決定哪些事件是新聞、哪些不是。這樣所能產生的最好情況也不過是，信息是現成的，只涉及事件的表面，而公民幾乎沒有機會透過表面去認識事件發生的深層原因。只要新聞銷售是一種買賣，就很難阻止報刊雜誌寡廉鮮恥地刊印好賣又不得罪廣告商的報道。
要使人們依據真實信息形成意見、作出決策，就必須採用不同的方式來解決信息問題。關於具體的解決方法，我僅舉一例。最高文化委員會的首要功能之一就是收集和傳播全體國民所需的所有信息，尤其要能滿足參與式民主中面對麵團體討論的需求，因為充足的信息是這種討論的基礎。這些信息應當包含各領域的基本事實和可供選擇的基本方法，以便作出政治決策。特別重要的一點是，當發生意見分歧的時候，少數人的意見和多數人的意見都必須予以公布，讓每一個公民，尤其是那些進行面對面直接討論的團體都能知曉內情。最高文化委員會將負責監督這個新的新聞報道機構的工作。當然，在傳播這種信息的過程中，廣播和電視也將發揮重要作用。
● 科學研究必須獨立於工業和國防應用之外。
雖然對追求知識加以限制會妨礙人類發展，但若將科學思索的一切成果都轉化為實際應用，那將是極其危險的。正如很多人都觀察到並強調的那樣，遺傳學、腦外科、精神藥物以及許多其他領域中的某些發現，很有可能甚至必然會被誤用，從而給人類造成巨大危害。只要工業和軍事利益集團能夠自由地利用它們認為合適的一切新的理論發明，這一點將無法避免。必須停止讓商業利潤和軍事權宜來左右科研應用。這就需要成立一個管理委員會，任何新的理論發現要轉化為實際應用必須得到該委員會的許可。毋庸諱言，這個管理委員會必須在法律上和心理上完全獨立於工業、政府和軍隊。最高文化委員會將有權任命其成員並監督其工作。
● 儘管上述建議已經很難實現了，但若再加上新社會的另一個必要條件——裁減核軍備，那麼困難幾乎是難以克服的。
我們經濟中的一個致命傷是它需要一個龐大的軍火工業。哪怕在今天的美國，這個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也必須削減在健康、福利和教育方面的開支，以便支撐國防預算的重擔。一個國家花費大量錢財來生產武器裝備，用以使自己和世界走向毀滅，這樣的國家是無力承擔進行社會實驗的費用的。此外，現如今軍事官僚機構權力日盛，並繼續製造恐怖和屈從，個人主義和積極主動的精神是不可能在這種氛圍中存在的。
新社會有可能實現嗎？
鑒於目前大公司的巨大權力、普通大眾的冷漠無力、幾乎所有國家裡政治領導人的不稱職、核戰爭的威脅以及生態危機，更別提像氣候變化這樣的現象——僅此一項就能在全世界造成大規模的饑荒——我們不禁要問：我們真的還有可能得救嗎？從商業交易的角度來看，可能性幾乎為零，因為如果只有2%的勝算的話，任何一個有理智的人都不會押上他們的身家財產；同樣，如果盈利的可能性很小，人們是不會進行大筆風險投資的。但在事關生死的問題上，「合理的可能性」必須轉化為「現實的可能性」，無論希望多麼渺茫。
生活既不是碰運氣的遊戲也不是商業交易，因此我們必須以別的領域為例來理解得救的現實可能性——比如以治病良方為例。如果一個病入膏肓的人還有一線生機，一位負責任的醫生一定不會說「我們放棄吧」，或者僅僅採取姑息療法。相反，他會採用一切想像得到的方法來挽救患者的性命。同理，對於一個病入膏肓的社會，我們也要付出同樣多的努力。
從賭博或商業的角度而非從生命的角度來考慮當今社會得救的可能性，這是典型的商業社會的思維。當下流行的技術統治論觀點認為，我們讓自己忙於工作和娛樂，讓自己不動感情，這沒有什麼大問題，即使有什麼問題，或許技術法西斯主義總歸是不錯的。這種觀點非常不明智，而且是一廂情願。技術法西斯主義必然會導致災難。人類如果失去人性就會變得瘋狂，長期來看他們將無法維持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從短期看他們將無法阻止自己使用核武器和生物武器從而導致自己的毀滅。
但也有幾個因素能使我們受到鼓舞。首先，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梅薩羅維奇、佩斯特爾和艾利希等人所言非虛。他們曾說：要想西方世界不被徹底毀滅，哪怕純粹從經濟角度來看，也必須形成新的倫理、對大自然的全新態度以及人類的團結與合作。即使不涉及情感和倫理，這種訴諸理性的觀點也會改變很多人的想法，將他們動員起來。這一點不容小覷，歷史上很多國家一再做出有損自身根本利益甚至違背其求生欲的行為。這些國家之所以這樣，是因為其國民受到領導人的蠱惑，並且說服自己，他們面對的不是「生存還是毀滅」這樣的選擇。然而，一旦他們認識到真相，正常的神經心理學反應就會出現——他們知道自己面臨生死攸關的威脅，必然會採取相應的防禦行為。
另一個給人以希望的跡象是，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表現出對現有社會體系的不滿。人們愈發感受到了「世紀之恙」——他們感到抑鬱，儘管用盡各種辦法去抑制，可還是能感覺到。他們因為孤獨而不快樂，即使在人群中也會感到空虛；他們覺得很無力，生活失去意義。很多人都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的感受；有些人即使感受沒有那麼明晰，但當他人表達出來時，也完全能夠感同身受。
截至目前，在世界歷史中，空虛的享樂生活曾經僅限於一小部分精英階層。這部分人能基本保持理智是因為他們知道自己擁有權力，為了保住自己的權力，他們必須思考以及採取行動。今天，空虛的消費生活屬於整個中產階級，他們無論經濟上還是政治上都沒有任何權利，也沒有個人責任感。西方世界的大部分人都已了解作為消費者的快樂和它帶來的好處，越來越多享受這種好處的人開始發現它的不足。他們逐漸發現，擁有很多財富並不能帶來幸福。傳統的倫理道德受到了考驗，這一點可以從事實經驗中得到證實。
只有對於那些沒有享受過中產階級奢靡生活的人，往日的幻想才絲毫未受影響，比如西方社會中下階層的普通大眾。事實上，中產階級希望「通過消費獲得快樂」，這種希望在還沒有實現中產階級夢想的國家最是閃閃發光。
有些人認為不可能戰勝貪婪和嫉妒，他們提供的有力論據之一就是貪婪和嫉妒是人性中固有的。這樣的觀點經不起推敲。貪婪和嫉妒之所以盛行並不是由於它們本身的強度，而是由於身處狼群之中很難不去做一隻狼，公眾壓力很難抵抗。除非改變社會氛圍，否則價值觀接受與否以及能否從自私轉變到利他都無從談起。
如此一來，我們再次回到這樣的前提——存在傾向是人性中的巨大潛質。只有少數人完全受占有模式支配，同樣，完全由存在模式支配的人也只有少數。兩種模式都有可能占據主導地位，至於究竟是哪一種則取決於社會結構。在一個以存在為導向的社會裡，占有傾向會受到遏制，而存在傾向則得到扶植；在像我們這樣的社會裡，整體導向是占有型的，所以情況剛好相反。但新的生存模式一直都在，只不過被壓制了。如果掃羅（Saul）在信仰基督教之前身上沒有一點保羅（Paul）的影子，他是不可能受洗成為保羅的。(4)
從占有到存在的改變實際上是天平向另一端傾斜，因為在社會變革中，新事物受到鼓勵，舊事物被放棄。此外，這並不是新人類與舊人類天差地別的問題，而是方向改變的問題。朝新方向邁進一步，緊跟著就會有第二步，只要方向正確，每一步都是極其重要的。
矛盾的是，另一個鼓舞人心的方面與大部分民眾（包括他們的領袖）的異化程度有關。在前面對「營銷型性格」的討論中已經指出，過去人們貪婪地占有和囤積財富，現在已轉變為僅僅想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把自己當作商品一樣進行交換，而自我空空如也。相較而言，異化的營銷型性格要比囤積型性格更容易改變，因為囤積型性格的人瘋狂地執著於占有財富，尤其是他們的自我。
一百年前，世界人口中的大多數都是獨立的人，改革的最大障礙來自於對失去財產和喪失經濟獨立的恐懼和抗拒。在馬克思生活的時代，工人階級是唯一沒有獨立性的龐大階級，也是馬克思眼中異化程度最嚴重的階級。今天，大部分人口都具有依賴性，幾乎所有工作者都是被僱傭的（根據美國1970年人口普查報告，年齡超過16歲的總人口中只有7.82%是自主營業，即「獨立的人」）。至少在美國，藍領階層還保留著傳統中產階級的囤積型性格，因此他們對於變革相對保守，不像今天異化程度更高的中產階級那樣持開放態度。
這一切導致了極為重要的政治後果：雖然社會主義試圖解放所有階級，即建立一個無階級的社會，但它對「工人階級」（即體力勞動者）具有最直接的號召力。然而與一百年前相比，今天的工人階級愈發只占人口中的少數。為了獲得權力，社會民主黨派必須贏得更多中產階級成員的選票。為了達到這一目的，社會主義黨派就必須放棄以實現社會主義為目標的計劃，轉而進行更多的自由派改革。另一方面，社會主義把工人階級作為實現人道主義改革的槓桿，就必然把社會其他階層的成員置於對立面，使他們覺得自己的財產和特權會被工人階級奪走。
今天，建立新社會號召的是所有遭受異化、受到僱傭並且財產並未受到威脅的人。換句話說，它關係到人口中的大多數，而不僅僅是少數。它並不威脅拿走任何人的財產。在收入問題上，它將提高貧困人口的生活水平。頂級行政官員的高薪不一定會減少，但如果新的社會體系運行良好，他們必然不願成為舊時代的象徵。
再者，新社會的理想將跨越所有黨派界限：很多保守黨人並沒有失去他們的倫理和宗教理想（埃普勒稱他們為「價值保守派」），很多自由主義者和左派人士也同樣如此。每個政黨在拉攏選民時都會宣稱自己代表人道主義的真正價值，但在所有政黨身後只有兩大陣營——關心人類命運的政黨和對此漠不關心的政黨。如果在關心人類命運的陣營中所有成員都能放下各自黨派的陳詞濫調，意識到他們懷有共同的目標，那麼實現變革的可能性將會大得多，尤其現在大多數公民逐漸對黨派忠誠和黨派口號失去興趣。今天的人們期待人類可以擁有智慧和信念，並有勇氣按照自己的信念行動。
即使存在這些能給人帶來希望的因素，要實現必要的人的變革和社會變革，可能性依然很小。我們唯一的希望在於，對新社會的展望充滿吸引力並帶給人活力。在不改變社會體系的情況下提出這種或那種改革方案，從長遠看是毫無用處的，因為這樣的改革不具備來自強大動機的驅動力。烏托邦式的理想主義目標比今天領導人提倡的「現實主義」更加實際。新社會和新人類只有滿足以下條件才有可能實現：舊的動機（利潤、權力和智力）被新的動機（存在、分享和理解）取代；營銷型性格被充滿創造力（生產性）和愛的性格取代；控制論宗教被新的激進人道主義精神所取代。
事實上，對於那些並不真正信仰有神論宗教的人而言，關鍵問題在於培養一種人道主義的「宗教熱忱」，它與宗教無關，也與教條和宗教機構無關。從佛陀到馬克思都是無神論宗教熱忱的代表，他們發動的社會運動為人道主義「宗教熱忱」鋪平了道路。我們所面臨的並不是在自私的物質主義和基督教的上帝信仰之間作選擇。社會生活本身——包括諸如工作、休閒和人際關係等方方面面——都將是對「宗教」精神的表達，因此沒有必要再去信仰任何單獨的宗教。提倡這種新的、無神論的、非機構化的「宗教熱忱」並非對現存宗教的打擊，但它意味著始於羅馬官僚體制的羅馬天主教會必須依照福音精神進行改革。這也不是說「社會主義國家」都必須「去社會主義化」，而是說它們虛假的社會主義應該被真正人道主義的社會主義所取代。
中世紀晚期文化之所以繁榮興盛，是因為人們追尋上帝之城的願景。現代社會繁榮興盛，是因為人們從塵世的進步之城不斷發展的願景中獲得動力。然而，這一願景在本世紀已淪落為巴別塔的景象。現在這一巨塔正開始崩塌，並將最終把每一個人埋葬於廢墟之中。如果上帝之城和塵世之城是正題和反題，那麼新產生的合題將是對抗混亂局面的唯一選擇。這一合題把中世紀晚期世界的精神內核和文藝復興以來的理性思想與科學發展統一起來。這一合題就是存在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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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為了避免本書內容過於冗長繁雜，我沒有引用包含相似觀點的大量文獻，很多這類文獻的標題可以在本書的「參考文獻」部分找到。
(2)1955年我在《健全的社會》一書中提出過這條建議。同樣的建議在六十年代中期的一次研討會上也提出過（由A. Theobald編輯，具體信息見本書「參考文獻」）。
(3)我在《人類的破壞性剖析》一書中已經對早期「母系社會」以及與之有關的文獻進行了評述。
(4)保羅原名掃羅，原本信仰猶太教，還曾參與迫害基督徒的行動，後悔改並信仰耶穌，改名保羅。詳情可見《聖經·新約·使徒行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