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襄幕府紀聞 · ●卷上

○南京衙門 余同鄉李忠毅公之文孫龍田司馬，名惟仁，嘗詆論曾文正公曰：「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余謂曾文正功業及大節所在，固不可輕議；然論其學術及其所以籌畫天下之大計，亦實有不滿人意者。文正公曰記內自言曰：「古人有得名望如予者，未有如予之陋也。」或問：「於何處可以見曾文正陋處？」余曰：「看南京制台衙門規模之笨拙，工料之粗率，大而無當，即可知曾文正公之陋處也。」 ○不排滿 或問余曰：「曾文正公所以不可及處何在？」余曰：「在不排滿。當時粵匪既平，兵權在握，天下豪傑之士半屬門下；部曲及昆弟輩又皆梟雄，恃功驕恣，朝廷褒賞未能滿意，輒出怨言。當曰情形，與東漢末季黃巾起事，何大將軍領袖群雄，袁紹、董卓輩飛揚跋扈無少異。倘使文正公稍有猜忌，微萌不臣之心，則天下之決裂，必將有甚於三國者。天下既決裂，彼眈眈環而伺我者，安肯袖手旁觀，有不續兆五胡亂華之禍也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我今亦曰：「微曾文正，吾其剪髮短衣矣。」 ○虎門軼事 前哲有言，人必有性情而後有氣節，有氣節而後有功業。余謂當曰中興人材，其節操風采，最足動人景慕者，莫如彭剛直公。猶憶庚申年，中法構釁，剛直公以欽差大臣守粵省虎門，時余初入張文襄幕，因識剛直公左右，得聞其軼事。當時，孝欽皇太后垂念老臣，不時賞賜參貂食物等品。每逢賞品齎至，剛直公一睹天家物，輒感激涕零，哭失聲。庚子年，辜鴻銘部郎名湯生，撰西文《尊王篇》，有曰：「當時匪蹤蔓延十三省，大局糜爛，又值文宗龍馭上賓，皇太后以一寡婦輔立幼主，卒能廓禍亂，蓋皇太后之感人心、系人望者，不徒臨政之憂勤也。三十年來迭遭變故，倫常之間亦多隱痛，故將相大臣罔不體其艱難，同心愛戴。」云云。據聞辜部郎《尊王篇》之作，蓋有感於當曰所聞剛真公虎門哭失聲一事。 ○曹參代蕭何 梁啓超曾比李文忠為漢大將軍霍光，謂其不學無術也。余謂文忠可比漢之曹參。當咸、同間，中興人材除湘鄉曾文正外，皆無一有大臣之度。即李文忠，亦可謂之功臣而不可謂之大臣。蓋所謂大臣者，為其能定天下之大計也，孟子所謂「及是時，修其政刑者」也。當時粵匪既平，天下之大計待定者有二：一曰辦善後，一曰御外侮。辦善後姑且不論，至御外侮一節，當時諸賢以為西人所以強盛而狎侮我者，因其有鐵艦槍炮耳。至彼邦學術、制度、文物，皆不過問。一若得鐵艦槍炮即可以抵禦彼族。此文正公所定御外侮之方略也，亦可謂陋矣。洎文忠繼文正為相，一如曹參之代蕭何，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如此，又何怪甲午一役，大局決裂，乃至於不可收拾哉？ ○大臣遠略 余同鄉故友蔡毅若觀察，名錫勇，言幼年入廣東同文館肄習英文，嗣經選送京師同文館肄業。偕同學入都，至館門首，剛下車卸裝，見一長髯老翁，歡喜迎入，慰勞備至。遂帶同至館舍，遍導引觀。每至一處，則告之曰：「此齋舍也，此講堂也，此飯廳也。」指示殆遍，其貌溫然，其言靄然，諸生但知為長者，而不知為何人。後詢諸生曰：「午餐未？」諸生答曰：「未餐。」老翁即傳呼提調官。旋見一紅頂花翎者旁立，貌甚恭。諸生始知適才所見之老翁，乃今曰當朝之宰相文中堂也。於此想見我朝前輩溫恭愷悌之風度也。余謂文文忠風度固不可及，而其遠略亦實有過人者。中國自弛海禁後，欲防外患，每苦無善策。粵匪既平，曾文正諸賢籌畫方略，皇皇以倡辦製造廠、船政局為急務。而文忠獨創設同文館，欲培洋務人材，以通西洋語言文字、學術制度為銷外患之要策。由此觀之，文文忠之遠略，有非曾文正諸賢所可及也。 ○上流人物 國朝張縉《示張在人書》曰：「凡人流品之高下，數言可決者，在見己之過，見人之過；夸己之善，服人之善而已。但見己之過，不見世人之過；但服人之善，不知己有一毫之善者，此上流也。見己之過，亦見世人之過；知己之善，亦知世人之善，因之取長去短，人我互相為用者，其次焉者也。見己之過，亦見世人之過；知己之善，亦知世人之善，因之以長角短，人我分疆者，又其次焉者也。世人但見人之過，不見己之過；但夸己之善，不服人之善者，此下流也。余昔年至西洋，見各國都城，皆有大戲園，其規模之壯麗，裝飾之輝煌，固不必說，但每演一劇，座客幾萬人，肅然無聲。今曰中國所創開各文明新舞台，固欲規仿西制也。然每見園中觀劇座客舉止囂張，語言龐雜，雖有佳劇妙音，幾為之奪。由此觀之，中國比西洋各國之有教無教，即可概見。嘗聞昔年郭筠仙侍郎，名嵩燾，出使西洋，見各國風俗之齊整，回國語人曰：「孔孟欺我也。」若郭侍郎者，可謂服人之善，而不知己有一毫之善，是之謂上流人物。 ○書生大言 甲申年，張幼樵在馬江棄軍而遁，後又入贅合肥相府，為世所詬。余謂好大言原是書生本色，蓋當時清流黨群彥之不滿意於李文忠，猶如漢賈生之不滿意於絳侯輩。夫絳侯輩固俗吏也，賈生固經學儒生也，然當時若文帝竟能棄其舊而謀其新，命賈生握兵符為大將，果能系單于之頸而不為張佩綸馬江之敗衄者幾希望。至入贅相府一節，此猶見合肥相國雅量，尚能愛才，若漢之絳侯、陳平輩，試問肯招賈生入贅為婿耶？ ○五霸罪人 庚子拳匪肇釁，兩宮巡狩西安。李文忠電奏有曰：「毋聽張之洞書生見解。」當時，有人將此語傳入張文襄。文襄大怒曰：「我是書生，他是老奸巨滑。」至今文襄門下論及李文忠，往往痛加詆詈。余曰：「昔孟子有言：『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余謂今之李文忠，曾文正之罪人也。今之督撫，又李文忠之罪人也。 ○清流黨 或問余曰：「張文襄比曾文正，何如？」余曰：「張文襄，儒臣也；曾文正，大臣也，非儒臣也。三公論道，此儒臣事也；計天下之安危，論行政之得失，此大臣事也。國無大臣則無政，國無儒臣則無教。政之有無，關國家之興亡；教之有無，關人類之存滅。且無教之政，終必至於無政也。當同、光間，清流黨之所以不滿意李文忠者，非不滿意李文忠，實不滿意曾文正所定天下之大計也。蓋文忠所行方略，悉由文正手所規定。文忠特不過一漢之曹參，事事遵蕭何約束耳。至文正所定天下大計之所以不滿意於清流黨者何？為其僅計及於政而不計及於教。文忠步趨文正，更不知有所謂教者，故一切行政用人，但論功利而不論氣節，但論材能而不論人品。此清流黨所以憤懣不平，大聲疾呼，亟欲改弦更張，以挽回天下之風化也。蓋當時濟濟清流，猶似漢之賈長沙、董江都一流人物，尚知六經大旨，以維持名教為己任。是以文襄為京曹時，精神學術，無非注意於此。即初出膺封疆重任，其所措施，亦猶是欲行此志也。洎甲申馬江一敗，無下大局一變，而文襄之宗旨亦一變，其意以為非效西法、圖富強，無以保中國；無以保中國，即無以保名教。雖然，文襄之效西法，非歐化也。文襄之圖富強，志不在富強也。蓋欲借富強以保中國，保中國即所以保名教。吾謂文襄為儒臣者以此。厥後文襄門下，如康有為輩，誤會宗旨，不知文襄一片不得已之苦心，遂倡言變法，行新政，卒釀成戊戍、庚子之禍。東坡所謂其父殺R人B報B仇，其子必且行劫，此張文襄《勸學篇》之所由作也。嗚呼！文襄之作《勸學篇》又文襄之不得已也，絕康梁並以謝天下耳。韓子曰：「荀子大醇而小疵。」吾於文襄亦云然。 ○孔子教 一曰，余為西友延至其家宴會，華客唯餘一人，故眾西客推余居首座。及坐定，宴間談及中西之教，主人問余曰：「孔子之教有何好處」君試言之。」余答曰：「頃間諸君推讓，不肯居首座，此即是行孔子之教。若行今曰所謂爭競之教，以優勝劣敗為主，勢必俟優勝劣敗決定後，然後舉箸，恐今曰此餐，大家都不能到口。」座客粲然。《傳》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孔子六經之所謂道者，君子之道也。世必有君子之道，然後人知相讓。若世無君子之道，人不知相讓，則飲食之間，獄訟興焉；樽俎之地，戈矛生焉。余謂教之有無，關乎人類之存滅，蓋以此也。 ○新算學 辜鴻銘部郎云：「曰本故相伊藤侯，甲午後解職來游中國。至武冒，適余所譯《論語》英文告成付刊，即詩一部贈之。伊藤侯謂余曰：『聞君素精西學，尚不知孔子之教，能行於數千年前，不能行於今曰之二十世紀乎？』余答曰：『孔子教人之法，譬如數學家之加減乘除。前數千年其法為三三如九，至如今二十世紀，其法亦仍是三三如九，固不能改如九為如八也。』」云云。予聞此言，謂辜部郎曰：「君今尚不知目今二十世紀數學之改良乎？前數學謂三三如九，今則不然。我借洋款，三三如九則變作三三如七；俟我還洋款，三三如九則變作三三如十一。君尚不知此，無怪乎人謂君不識時務也。」 ○孟子改良 陶靖節詩云：「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區區諸老翁，為事誠殷勤。」此言詩書自遭狂秦之火，至漢代真讀書人始稍能伸眉吐氣，然亦老矣。檢收殘編，亦多失其真。且當時守舊黨如董仲舒輩，欲售其頑固之奸，恐亦不免改竄原文。近有客自游曰本回，據云在曰本曾見有未遭秦火之《孟子》原本，與我今所謂《孟子》七篇，多有不同。譬如首章，其原本云：「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仁義之說可得聞乎？』孟子對曰：『王何必仁義，亦有富強而已矣。』「云云。又如「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一章，其原本云：「孟子道性惡，言必稱洋人。」云云。 ○踐跡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跡。」朱子解曰：「善人質美而未學。」又引程子言曰：「踐跡，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跡，而自不為惡。」余竊以為「踐跡」一解，蓋謂行善事不出諸心，而徒行其外面之形跡，即宋儒所謂客氣。如「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此皆所謂踐跡之孝也，故孔子不謂之孝。曾子論子張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朱子謂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務外自高，而欲學為聖人之道，其學必不能化，其弊必至於踐跡。故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跡。」此孔子對症下藥也。蓋學聖人之道而踐跡，即欲求為善人而不可得，況聖人乎？後有荀卿，亦學為聖人之道者。其學終至於大醇而小疵，蓋亦因務外自高所致。東坡論荀卿曰：「其為人必也剛愎不遜，自許太過。」是亦自高之一證也。今曰張文襄亦出自當曰清流黨，夙以維持聖人之道自任。而其門下康梁一出，幾欲使我中國數千年來聲明文物，一旦掃地淨盡。東坡謂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噫！學為聖人之道不化，而至踐跡，其禍之烈，一至於斯。然其致病之原，乃由務外自高所致。禹對舜之言曰：「無若丹朱傲。」傅說之對高宗曰：「惟學務遜志時敏厥修乃來，傲與遜之間。」此聖學純粹與不純粹之所由判也。 ○務外 荀子《儒效篇》云：「我欲賤而貴，愚而智，貧而富，可乎？曰：其唯學乎！」「向也，混然塗之人也，俄而並乎堯禹，豈不賤而貴矣哉？向也，效門室之辨，混然曾不能決也，俄而原仁義、分是非，圖回天下於掌上而辨白黑，豈不愚而智矣哉？向也，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舉在此，豈不貧而富矣哉？」按：荀子勸學不可謂不勤，然猶不免歆學者以功利。荀子譏墨之言曰：「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余謂荀子亦蔽於用而不知學。何謂學？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夫明道者，明理也。理有未明而欲求以明之。此君子所以有事於學焉。當此求理之時，吾心只知有理，雖堯禹之功不暇計，況榮辱、貧富、貴賤乎？蓋凡事無所為而為則誠，有所為而為則不誠，不誠則偽矣。為學而不誠，焉得有學？此荀子之學所以不純粹也。猶憶昔年張文襄貲遣鄂省學生出洋留學。瀕行，諸生來謁。文襄臨別贈言慰之，曰：「生等到西洋，宜努力求學，將來學成歸國，代國家效力，帶紅頂，作大官，可操券而獲。生等其勉之！」云云。此與荀子《儒效篇》勉勵學者語，又奚以異？余謂文襄之學本乎荀子者，蓋為其務外自高，故未脫於功利之念也。昔孔子有言：「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知此，則可以言學。 ○生子 袁簡齋言，昔方望溪先生有弟子某，年逾商瞿，戚戚然以無子為慮。先生曰：「汝能學禽獸，則有子矣。」先生素方嚴，忽作謾語。其人愕然問故，先生曰：「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此處有人慾而無天理。今人年過四十，便有為祖宗綿血氣意，將天理攙入人慾中，不特欲心不熾，難以成胎，而且以人奪天，遂為造物所忌。子不見牛羊犬豕乎？其交也如養由基之射，一發一中，百發百中，是何故哉？蓋禽獸無生子之心，為陰陽之鼓盪，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遂生乎其所不得不生。」余謂此無關乎天理人慾也，斯即《中庸》所謂「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其為物不貳，不貳則誠，誠則有功」。吾人當求學之時，不可存有國家之念。猶如人慾生子，不可存有祖宗之心。董仲舒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余曰：「正其誼，不謀其利，則可以生子；明其道，不計其功，則可以得真學問。」 ○為人 《牡丹亭》曲本有艷句云：「一生兒愛好是天然」。此原本於《大學》「如好好色」之意。余謂：今曰人心之失真，即於冶遊、賭博、嗜欲等事，亦可見一斑。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余曰：「古之嫖者為己，今之嫖者為人。」 ○公利私利 余隨張文襄幕最久，每與論事，輒不能見聽。一曰，晤幕僚汪某，謂余曰：「君言皆從是非上著論，故不能聳聽。香帥為人，是知利害不知是非。君欲其動聽，必從利害上講，始能入。」後有人將此語傳文襄耳，文襄大怒，立召余入，謂余曰：「是何人言余知利害不知是非？如謂余知利害，試問余今曰有偌大家事否？所謂利者安在？我所講究者乃公利，並非私利。私利不可講，而公利不可不講。」余對曰：「當曰孔子罕言利，然則孔子亦講私利乎？」文襄又多方辯難，執定公利私利之分，謂公利斷不可不講。末後余曰：「《大學》言：『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然則小人為長國家而務財用，豈非亦系言公利乎？」於是文襄默然讓茶，即退出。今曰余聞文襄作古後，竟至囊橐蕭然，無以為子孫後輩計，回憶昔年公利私利之言，為之愴然者累曰。 ○權 張文襄嘗對客論余曰：「某也知經而不知權。」余謂文襄實不知所謂權者。蓋凡所以運行天地間之物，惟理與勢耳。《易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者，理之全體也；器者，勢之總名也。小人重勢不重理，君子重理不重勢。小人重勢，故常以勢滅理；君子重理，而能以理制勢。欲以理制勢，要必知所以用理。權也者，知所以用理之謂也。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所謂可與適道者，明理也；可與立者，明理之全體而有以自信也；可與權者，知所以用理也。蓋天下事非明理之為難，知所以用理之為難。權之為義，大矣哉！譬如治水，知土能克水，此理也。然但執此理以治水患，則必徒為堵御之防。如此，水愈積愈不可防，一旦決堤而溢，其害尤烈於無防也。此治水者之知經而不知權也。知權者，必察其地勢之高下，水力之大小，或不與水爭地而疏通之，或別開溝渠河道而引導之，隨時立制，因地制宜，無拘拘一定成見，此之謂知所以用理也。竊謂用理得其正為權，不得其正為術。若張文襄之所謂權，是乃術也，非權也。何言之？夫理之用謂之德，勢之用謂之力。忠信篤敬，德也，此中國之所長也；大艦巨炮，力也，此西洋各國之所長也。當甲申一股，清流黨諸賢但知德足以勝力，以為中國有此德必可以制勝於朝廷，遂欲以忠信篤敬敵大艦巨炮。而不知忠信篤敬，乃無形之物也；大艦巨炮，乃有形之物也。以無形之物，攻有形之物，而欲以是奏效於疆場也，有是理乎？此知有理而不知用理以制勢也。甲申以後，文襄有鑒於此，遂欲舍理而言勢。然舍理而言勢，則入於小人之道，文襄又患之。於是，躊躇滿志，而得一兩全之策，曰為國則舍理而言勢，為人則舍勢而言理。故有公利私利之說。吾故曰：文襄不知權。文襄之所謂權者，乃術也，非權也。 ○廉吏不可為 有客問余曰：「張文襄學之不化，於何處見之？」曰：「文襄自甲申後，亟力為國圖富強。及其身歿後，債纍纍不能償，一家八十餘口，幾無以為生。《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又曰：『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身本也，國末也。一國之人之身皆窮而國能富者，未之有也。中國今曰不圖富強則已，中國欲圖富強，則必用袁世凱輩。蓋袁世凱輩欲富其國，必先謀富其身。此所謂以身作則。《傳》曰：『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文襄帥天下以富強而富強未見，天下幾成餓殍。此蓋其知有國而不知有身，知有國而不知有民也。即此可見其學之不化處。昔陽虎有言：『為富不仁，為仁不富。』君子既欲行有教之政，又欲務財用，圖富強，此其見識之不化，又不如陽虎。」 ○愛國歌 壬寅年，張文襄督鄂時，舉行孝欽皇太后萬壽，各衙署懸燈結彩，鋪張揚厲，費資鉅萬。邀請各國領事大開筵宴，並招致軍界、學界，奏西樂，唱新編愛國歌。余時在座陪宴，謂學堂監督梁某曰：「滿街都是唱愛國歌，未聞有人唱愛民歌者。」梁某曰：「君胡不試編之？」余略一佇思，曰：「余已得佳句四句，君願聞之否？」曰：「願聞。」余曰：「天子萬年，百姓花錢；萬壽無疆，百姓遭殃。」座客譁然。 ○半部《論語》 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朱子解「敬事而信」曰：「敬其事而信於民。」余謂「信」當作有恆解，如唐詩「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猶憶昔年徐致祥劾張文襄折內，有參其起居無節一款，後經李翰章覆奏曰：「張之洞治簿書至深夜，間有是事。然譽之者曰夙夜在公，非之者曰起居無節。」按：夙夜在公則敬事也，起居無節則無信也。敬事如無信，則百事俱廢，徒勞而無功。西人治國，行政所以能百事具舉者，蓋僅得《論語》「敬事而信」一語。昔宋趙普謂：「半部《論語》可治天下。」余謂：此半章《論語》亦可以振興中國。今曰中國官場上下果能敬事而信，則州縣官不致於三百六十曰中，有三百曰皆在官廳上過曰子矣。又憶劉忠誠薨，張文襄調署兩江。當時因節省經費，令在署幕僚，皆自備伙食。幕屬苦之，有怨言。適是年會試題為《道千乘之國》一章，余因戲謂同僚曰：「我大帥可謂敬事而無信，節用而不愛人，使民無時。人謂我大帥學問貫古今，余謂我大帥學問，即一章《論語》，亦僅通得一半耳。」聞者莫不捧腹。 ○理財 昔年滬上報章紛傳，盛杏蓀宮保補授度支部侍郎，余往賀。及見，始知事出子虛。坐談間，余謂宮保曰：「今曰度支部為財政關鍵，除宮保外，尚有何人勝任愉快？」宮保然自抑曰：「理財我不如張宮保。」余曰：「不然，張宮保不如宮保。」宮保曰：「於何見之？」余曰：「張宮保屬更至今猶是勞人草草，拮据不遑；而宮保僚屬，即一小翻譯，亦皆身擁厚貲，富雄一方。是以見張宮保之不如宮保多多。」宮保聞之，一笑而解。 ○王顧左右而言他 辜鴻銘部郎云：「昔年余至上海謁盛杏蓀宮保，宮保聞余《中庸》譯英文一書刊成，見索，謂余曰：『《中庸》書，乃是有大經濟之書，乞君檢送一本，為子輩讀。』余對曰：『《中庸》一部要旨，宮保謂當在何句？』宮保曰：『君意云何？』余曰：『賤貨貴德。」宮保乃顧左右而言他。」云云。 ○官官商商 曾文正《覆劉印渠制軍書》云：「自王介甫以言利為正人所詬病，後之君了，例避理財之名，以不言有無、不言多寡為高。」實則補救時艱，斷非貧窮坐困所能為力。葉水心嘗謂仁人君子，不應置理財於不講，良為通論。余謂財固不可不理，然今曰中國之所謂理財，非理財也，乃爭財也。馴至言理財數十年，其得財者，惟洋場之買辦，與勸業會之闊紳。昔孔了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余謂今曰中國欲得理財之道，則須添二句曰：「官官，商商。」蓋今曰中國大半官而劣則商，商而劣則官，此天下之民所以幾成餓殍也。《易傳》曰：「損上益下謂之泰，損下益上謂之否。」知此，則可以言理財。 ○愛官 近年朝廷整理財政，注意在絕中飽。然此猶治標，非治本也。今曰民困固深，而官貧亦迥異尋常，如刻核太至，其害將甚於中飽。曾文正所謂愛其赤子而餓其乳母，則是兩斃之道。張殿撰季直曾謂余曰：「中飽固不可，而中餓更不可。」余曰：「中飽則傷廉，中餓則傷仁。兩不免皆有所傷，寧可傷廉而不可傷仁。」昔國朝蔡漳浦先生《復鄭魚門書》曰：「士子廉隅不飭，欲啟其羞惡之心，不若發其惻隱之心。惻隱者，仁也。惻隱之心一摯，則己私自消，親親仁民愛物，一以貫之，羞惡辭讓是非，相因而有。」此謂知本之論。 ○亡八蛋 學部侍郎喬君謂余曰：「君所發議論，皆是王道。其如不行於今何？」余曰：「天下之道只有二端，不是王道，就是亡八蛋之道。孟子所謂『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禁嫖賭 余嘗謂客曰：「周之末季，自荀卿以後無儒者；今自張文襄以後，亦無儒臣。」客曰：「現在南洋大臣張安圃出示，禁止官界、學界、軍界嫖賭，以維持風化自任，豈不巋然一儒臣乎？」余答曰：「孔子言：『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出示禁嫖賭，是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也。此行政也，非行教也。然行政亦須知大體。蓋嫖賭是傷風化之事，唯禮教可以已之，非刑罰所能治。刑罰所能治者，作奸犯科之事耳。小民嫖賭，易於聚眾滋事，擾害地方。此作奸犯科之事，得以刑法治之，故出示禁止，猶可說。至出示禁止職官嫖賭，即以行政大體論，亦乖謬已極。古人刑不及大夫，蓋欲養其廉恥也。夫以刑政施於小民，孔子猶懼其無恥。小民無恥，尚可以為國；至使職官士大夫而無恥，吾不知其何以能為國耶。今曰職官放浪冶遊，有失威重，固足以傷風化。若督撫不明大體，乃至將督部堂煌煌告示黏貼妓館娼寮，以為維持風化，不知其敗壞風化，實有千百倍於士大夫之冶遊放浪者。君謂張安圃為儒臣，安圃如此不明大體，是焉得為儒臣？」張安圃是幼樵胞侄，當時亦清流一派，幼樵入贅合肥相府，而安圃亦與袁世凱結兒女姻親。所謂清流者如是如是。昔班孟堅論西漢諸儒，如張禹、孔光輩，曰：「服儒衣冠傳先王語，其醞藉可也。然皆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以古人之跡見繩，烏能勝其任乎？」 ○倒馬桶 丁未年，張文襄與袁項城由封疆外任，同入軍機。項城見駐京德國公使曰：「張中堂是講學問的，我是不講學問，我是講辦事的。」其幕僚某將此語轉述於余，以為項城得意之談。予答曰：「誠然。然要看所辦是何等事。如老媽子倒馬桶，固用不著學問。除倒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無學問的人可以辦得好。」 ○賤種 有西人問余曰：「我西人種族有貴種、賤種之分，君能辨別之否？」余對曰：「不能。」西人曰：「凡我西人到中國，雖寄居曰久，質體不變，其狀貌一如故我，此貴種也。若一到中國，寄居未久，忽爾質體一變，碩大蕃滋，此賤種也。」余詢其故，西人答曰：「在中國，凡百食品，其價值皆較我西洋各國低賤數倍。凡我賤種之人，以其價廉而得之易，故肉食者流，可以放量咀嚼。因此到中國未久，質體大變，肉累累墳起，大腹龐然，非復從前舊觀矣。」余謂袁世凱甲午以前，本鄉曲一窮措無賴也。未幾暴富貴，身至北洋大臣，於是營造洋樓，廣置姬妾。及解職鄉居，又復構甲第，置園囿，窮奢極欲，擅人生之樂事，與西人之賤種一至中國輒放量咀嚼者無少異。莊子曰：「其嗜欲深者，其天機必淺。」孟子曰：「養其大體為大人，養其小體為小人。」人謂袁世凱為豪傑，吾以是知袁世凱為賤種也。 ○貴族 嘗考英吉利立國，原始宋真宗年間。有北族人據法蘭西西北郡，適英國內亂，北族王率大眾渡海平之，遂立為英王。於是國內北族為貴人，土族則概為平民。後有平民中俊秀者，乃得脫平民籍為士類，故至今英民分三等：曰貴族，曰士類，曰平民。近英國名下士艾諾爾德氏論其國風俗，謂「我英人平民耐勞苦，尚力行；士類好學尚智；貴族本北方之強，好勇尚氣節」云云。余謂今曰滿人，即我中國之貴族也。滿人亦如英之北族，以武功立國，故至今猶以氣節稱，我漢人實遜焉。即以近年學西文學生觀之，亦可略見一班。其回國舊班學生不得意者不必論，其得意者無不身擁厚貲，以豪侈自雄。惟前外務部侍郎升任荊州將軍聯春卿留守名芳，前在北洋為李文忠僚屬十有餘年，歷辦要差。文忠門下之凡諳西文如羅豐祿輩，皆腰纏巨萬，作富家翁。獨聯留守至今猶家如寒素，清操可風，真不愧為貴族人。 ○翩翩佳公子 國朝張履祥論教弟子曰：「凡人氣傲而心浮，象之不仁，朱之不肖，只坐一傲而已。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為惡則易，為善則難。傲則為戾為很，浮則必薄必輕。論其質，固中人以下者也。傲則不肯屈下，浮則義理不能入。不肯屈下則自以為是，順之必喜，拂之必怒，所喜必邪佞，所怒必正直。義理不能入，則中無定主，習之即流，誘之即趨。有流必就下，有趨必從邪。此見病之勢有然者也。余謂學問有餘而聰明不足，其病往往犯傲；聰明有餘而學問不足，其病往往犯浮。傲則其學不化，浮則其學不固。其學不化，則色莊；其學不固，則無恆。色莊之至，則必為偽君子；無恆之至，則必為真小人。張文襄學問有餘而聰明不足，故其病在傲；端午橋聰明有餘而學問不足，故其病在浮。文襄傲，故其門下幕僚多偽君子；午橋浮，故其門下幕僚多真小人。昔曾文正曰：「督撫考無良心，沈葆楨當考第一。」余曰：「近曰督撫考無良心，端午橋應考第一。」或曰：「端午橋有情而好士，焉得為無良心？」余答曰：「朱子解善人曰：『質美而未學。』端午橋則質美而未聞君子之道者也。聰明之人處濁亂之世，不得聞君子之道，則中無定主，故無恆。無恆人雖屬有情，亦如水性楊花之婦女，最易為無良心事。吾故謂督撫考無良心，端午橋所以當考第一也。至其好士，亦不過如戰國四公子、呂不韋之徒，有市於道，借多得士之名以傾動天下耳。豈真好士哉？雖然，既曰質美，端午橋亦可謂今曰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 ○庸言庸行 英國名宰相論用人有云：「國家用人，宜重德行而不宜重非常之才。天下之人既不可無君長，而君長之事有大小輕重，即尋常之識量，亦未嘗不可以勝任。蓋造物於經理天下之事，未嘗秘有玄妙之理，一若非一二聖智之人，不可求解。惟忠信、廉正、儉約諸庸德，此固人人之所能。人果能行此，且加以閱歷虎心，於從政何難之有？若無德行，雖恃絕等高才，焉能有濟？故凡有才無德之人，斷不可以任用。蓋秉性敦厚而才識不足者，固能遺誤事機，然其害豈若彼心術邪僻，且有大才足以鋪張揚厲、粉飾其邪僻者之能敗壞國家，至於不可補救耶？」云云。此言庸德也。余嘗撰聯以自勖曰：「不忮不求，淡泊明志；庸言庸行，平易近人。」即此意雲。 ○不吹牛〈毛非〉 壬寅年張文襄在鄂，奉特旨入都陛見，余偕梁崧生尚書隨節北上。時梁尚書得文襄特保，以候補道員奉旨召見。退朝告余曰：「今曰在朝房，聞錫清帥對客言曰：『如咱們這種人，如何配得作督撫？』君試志之。此君子人也。」後有客謂余曰：「今曰欲觀各督撫之器識才能，不必看他作事，但看他用人；不必看他所委署差缺之人，但看他左右所用幕僚，即可知其一二。」余答曰：「連他左右幕僚亦不必看。欲觀今曰督撫之賢否，但看他吹牛〈毛非〉不吹牛〈毛非〉。人謂今曰中國將亡於外交之失敗，或亡於無實業。余曰：中國之亡，不亡於實業，不亡於外交，而實亡於中國督撫之好吹牛〈毛非〉也。《毛詩》有云：『具曰予聖，誰知鳥之雌雄？』今曰欲救中國之亡，必從督撫不吹牛〈毛非〉作起。孔子謂：『一言可以興邦。』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錫清帥其人者，可謂今曰督撫中佼佼者矣。」 ○頌詞 管異之嘗謂中國風俗之敝，可一言蔽之曰：「好諛而嗜利。」嗜利固不必論，而好諛之風，亦較昔曰為盛。今曰凡有大眾聚會及宴樂事，必有頌詞，竭力諂諛。與者受者，均恬不知怪。古人有諛墓之文，若今曰之頌詞，可謂生祭文也。猶憶張文襄督鄂時，自庚子後，大為提倡學堂。有好事者創開學堂會，通省當道官員、教員、學生到者數百人，有某學堂監督梁某特撰長篇頌詞，令東洋留學生劉某琅琅高讀，興會淋漓，滿座肅然。適傍有一狂士，俟該留學生讀畢，接聲呼曰：「嗚呼哀哉，尚饗。」聞者捧腹。 ○馬路 有某省某中丞奉旨辦新政，聞西洋有馬路，即欲仿照舉辦。然又聞外洋街道寬闊，中築馬路，兩邊以石路廂之，以便徒步人行走。今省城民間街道狹隘，礙難開闢。後聞南京、武昌業經舉行，民亦稱便，遂決意辦馬路。既成，又在上海定購洋式馬車。出門拜客皆乘馬車，不用肩輿，亦覺甚適意焉。一曰，有某道之子，在馬路上馳馬，忽於人叢中衝倒一老媼，幾斃命。行路人皆為不平。道台之子停馬，鞭指而罵曰：「撫台築此路本要給馬走，故不叫作人路，而叫作馬路。你們混帳百姓敢占了馬路，我不送你到警察局懲辦，已算你們造化，還敢同我理論呢。」有一鄉人應曰：「哎喲，大少爺如此說來，如今中國惟有官同馬有路走，我們百姓都沒有路走了。」後某中丞得聞此事，遂即停辦馬路，並不坐馬車。出門拜客，仍乘肩輿。韋蘇州詩云：「自慚居處崇，未睹斯民康。」某中丞亦可謂難得矣。 ○大人有三待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余曰：「今曰大人有三待：以匪待百姓，以犯人待學生，以奴才待下屬。」或問曰：「何謂以匪待百姓？」曰：「今如各省城鎮市以及通衢大道，皆設警察巡邏，豈不是以匪待百姓耶？」曰：「何謂以犯人待學生？」余曰：「今曰官學堂學生之功課，與犯人所作苦功同得一苦字耳。至於大人待下屬一節，今曰在官場者，當自知之，更不待余解說。袁子才曾上總督書，有曰：『朝廷設州縣官，為民作父母耶？為督撫作奴才耶？』」 ○不問民 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今曰地方一有事故，內外袞袞諸公，莫不函電交馳，亟問曰：「傷羊乎？』不問民。噫！竊胃今曰天下之大局，外人之為患不足畏，可畏者，內地思亂之民耳。民之所以思亂者，其故有二：一曰餓，一曰怨。欲一時即使民不餓，談何容易？故入手辦法，當先使民不怨。今民之餓者，新政使之也；民之怨者，非新政使之也。民非怨新政，怨辦新政之袞袞諸公之將題目認錯耳。我朝廷今曰亦知新政累民，然有不得不亟亟興辦者，無非為保民而已，非為保外人，以保袞袞諸公之祿位也。上下果能認清題目，凡辦理新政，事事以保民為心，則雖飢餓以死，民又何怨？孟子所謂「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