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第九時代軼事 · 作者序

我剛讀完不少關於十六世紀末葉的回憶錄和小品文。我想把我所讀過的寫成一篇概要，這兒就是這個概要。 在歷史中我只喜歡軼事，而在軼事中我偏愛的是那些我認為可以從裡邊找到某一個時代的風氣和特徵的真實畫圖的軼事。這種口味不大高貴；但是我很慚愧地承認，我卻寧願拿修昔底德的作品來換取真正阿斯巴西的回憶錄或伯里克利手下的某一奴隸的回憶錄；因為回憶錄是作者和他的讀者之間的親切閒談，只有它才能夠把那個引起我的興趣和關心的人物形象供給我。絕不是在梅捷黎的作品裡，而是在蒙魯克、勃蘭多姆、德·窩比臬、達瓦涅、拉·怒等的作品裡，人們才能夠對十六世紀的法蘭西人得出一個概念。當時的這幾個作者的筆調也和他們的記述一樣，告訴了我這個概念。例如，在埃都亞勒的作品裡我便讀到了這段簡括的記載： 沙多涅夫的那位小姐是國王未去波蘭以前的一個寵姬，後來和一個名叫安蒂諾蒂的佛羅倫薩人，在馬賽管戰船的軍官，因一時衝動而結了婚，當她發現他放蕩不羈時，便毫不遲疑地親手殺了他。 利用這段故事和勃蘭多姆的作品中充滿著的那麼多其他的故事，我在我的腦子裡重新構思了一個性格，使亨利第三的宮廷中一位夫人復活起來。 假如把這樣的習俗和我們目下的習俗做一個比較，並且看到在我們的習俗里強烈的熱情已經衰退，因此得到了安寧，也許竟得到了幸福，這是很有趣的事。剩下的問題是要知道，我們是不是比我們的祖先更有價值，而這問題也不是容易解決的；因為，即使是對於同樣的行為，人們的意見也依著時代的不同而有大大的改變。 因此，在1500年左右一樁暗殺案或毒害案所激起的憤恨就不會跟今天令人感到的相同。那時一位貴族暗殺了他的敵人，請求恩赦，並且得到了赦免之後，仍可以在社會上重新出現，並不會有什麼人想對他擺出難看的臉孔。甚至有的時候，如果那暗殺是一種合理的復仇的結果，那麼人們談起兇手時，就像今天人們談起一位受到一個下賤人嚴重侮辱，於是在決鬥場中把他殺掉的翩翩公子一樣。 所以，我認為十六世紀人的行為當然不該依我們十九世紀的意見來批判。在一個文化進步的國家裡視為犯法的事，在一個文化比較落後的國家裡看來，或者只是一種大膽的表現，甚至在一個野蠻的時代里，或者竟是一種值得稱讚的行為。我覺得，要適當地對同樣的行為下個判斷，也應該隨著國家的不同而分別對待，因為在一個民族和另一個民族之間存在著的差異，並不亞於一個世紀和另一個世紀之間存在的差異。 穆罕默德·阿里，因為土耳其埃及混合軍的高級軍官們跟他爭奪在埃及的權力，一天邀請了這個軍隊的主要首領們到他的深宮裡參加一場歡會。這些人一進去，所有的門戶都重新關上了。一些阿爾巴尼亞（僱傭軍）躲在土台上，向他們開了槍，從那時起，穆罕默德·阿里就在埃及實行獨裁統治了。 好吧！我們來談論穆罕默德·阿里吧；他甚至受到歐洲人的尊敬，並且在所有的報紙上，他都被認為是個偉大的人物；人們說他是埃及的恩人。可是還有什麼比唆使殺害一些猝不及防的人更堪痛恨的呢？事實上，這類的誘殺，由於一國的習慣以及除此之外更無別法可以採取的緣故，也就被許可了，所以費嘉羅的這句格言「Ma,perDio,I'utilità！」就被應用上了。 假如我們的一位大臣（故隱其名）也有一些願聽他的命令而開槍的阿爾巴尼亞人（僱傭軍），並且在一場盛宴當中把左派的出色分子都殺害了，那麼，他的行為事實上與埃及首長的行為是相同的，但在道德上來說，其罪行卻大了百倍。因為按照我們的風俗習慣，這樣的暗殺是不再允許的了。但是這個大臣卻開除了許多自由黨選舉人——政府中不著名的職員；他以此威嚇了其他的人，於是取得了如意的選舉結果。如果穆罕默德·阿里是法國的大臣，他也不會做得更毒辣；反之，法國大臣在埃及，毫無疑問，他也不得不藉助於槍殺，因為對土耳其和埃及混合軍的情緒來說，光靠這樣開除，並不能產生足夠的效果。 聖·巴托羅繆大屠殺，就是在當時來說，也是一樁天大的罪惡；但是，我再說一遍，十六世紀的一場屠殺和十九世紀的一場屠殺比起來，絕對不是同樣程度的罪惡。我們補充一句，參加這屠殺的是絕大多數的國民，有的是用實際行動，有的是用同情心來支持：他們武裝起來，追擊那些他們當作異族和敵人看待的胡格諾。 聖·巴托羅繆就像是一場和1809年西班牙人的叛亂相類似的民族叛亂；巴黎的上流人暗殺異教徒時，堅決地相信那是順著上天的意旨而行的。 本來不該由我這樣一個編故事的人把1572年的歷史性的事故，在這部書里做個概述；但是，我既然提起聖·巴托羅繆事件，我就按捺不住自己在這兒暴露出當我讀到我們的歷史裡這血腥的一頁時湧上心頭的一些概念。 人們究竟有沒有很好地理解哪些是導致這場大屠殺的原因呢？這屠殺事前是否經過了長期策劃，或者只是一種突然決定的結果，甚至是偶然發生的事故呢？ 對於這一切問題，沒有一個歷史學家給過我滿意的答覆。 他們把一些道聽途說之詞當作了證據，而不知道，要肯定這樣重要的一個歷史觀點，那些街談巷議是很不夠分量的。 這些歷史學家，有的把查理第九描寫成一個作偽的行家；有的把他形容成一個粗暴、古怪和性急的人。如果遠在八月十四日以前，他曾發脾氣嚇唬過新教徒……那就是他老早策劃毀滅他們的明證；如果他對他們表示過親熱……那就是他作偽的明證。 我只想舉出一樁故事，這樁故事是到處流傳的，而且足以證明人們是何等輕率地容納一切最不可靠的流言。 差不多在聖·巴托羅繆事件發生的前一年，據說，人們已經訂好了一個屠殺計劃。這計劃是：必須在克列爾克草坪建築一座木塔；要把古伊茲公爵跟若干貴族和天主教士兵安排在塔內，海軍上將要指揮新教徒演習一場攻擊戰，好像要向國王炫示一場包圍戰的奇觀。這種軍事演習一旦開始，在一個約定的信號下，天主教徒就要拿起他們的武器來殺猝不及防的敵人。為了穿插這個故事，人們又說，查理第九有一個名叫理臬羅樂的寵臣可能不謹慎地揭穿了這一切陰謀，告訴這個對新教徒貴族們口出不遜的國王說：「呀！陛下，再等一等吧，我們當前有一座木塔，它將替我們對一切異教徒報仇的。」請你們注意，這座木塔，其實一塊木板也沒豎起來哩。國王於是就派人殺掉了這個多嘴的人。據說，那計劃是侍從武官長比拉克想出來的，不過，有一句表達與此大不相同的意見的話：「為了使國王掙脫開他的敵人們，只要找幾個廚子就行了。」這句話，人們也認為是他說的。這一個方法要比那一個方法實際得多，因為那個方法，由於過分出奇，幾乎是不可能實現的。事實上，新教徒看到了這場小戰事的種種準備後，怎麼會不起狐疑呢？兩個教派一向本是互相敵視的，現在竟這樣面對面混在了一起，這能不懷疑嗎？其次，為了要占胡格諾們的便宜，先讓他們武裝起來組成軍隊，也是一個很不好的方法。很顯然的，如果那時要陰謀將他們一網打盡，倒不如乾脆趁他們各個孤立而且還沒有武裝起來的時候就下手襲擊，要好得多。 我呢，我堅決相信，屠殺並沒有經過預先策劃，並且我不能想像，會有某些作者既同意把凱瑟琳王后看作是一個十分惡毒的女人——那是真的——同時又說她是這世紀中一個最有政治頭腦的女人，卻會持有與我相反的意見。 我們暫把道德放在一邊不談，我們先就利害觀點考查這個所謂的計劃吧。啊，我肯定，它對朝廷是沒有利益的，況且，這計劃實施時笨拙非常，所以必須假定那些策劃的人是男人當中最離奇古怪的人。 希望人們考查一下，究竟實踐了這計劃，國王的權力是有所得還是有所失，容忍這個計劃的實踐對國王是有利還是無利。 法蘭西當時被分作三大黨派：新教徒的黨，從孔德親王死了之後，海軍上將是黨魁；國王的黨，最弱的一個黨；古伊茲派或那時急進保王黨人的黨。 顯然地，國王由於同樣害怕古伊茲派和新教徒，應該設法讓這兩個黨派互相水火從而保全自己的權力。粉碎了其中的一派，便是把自己交給另一派任意宰割。 這種平衡兩端的政策從那時起是頗為人所熟悉而通行的。路易十一說過「分化是為了統治」這句話。 現在考查考查，究竟查理第九是否是一個對宗教很虔誠的人；因為過分的虔誠，很可能引起他不惜採取一個違反自己利益的步驟。可是一切都相反地說明：他固然不是一個性情堅強的人，但也不是一個對宗教熱心過度的人。況且，他的母親在指揮著他呢，她如果有宗教顧慮的話，為了熱愛權力叫她犧牲宗教顧慮，她也是不會遲疑不決的。 但是我們假定，查理或者他的母親，或者他的政府曾經違反政治上的一切法則，決定要消滅法國國內的新教徒，那麼，這個決定一旦被採取了，他們就很可能周密地策劃足以保證成功的方法。啊，首先呈現在腦中的最可靠的主意是，屠殺要同時在王國的所有城市裡發動起來，迫使宗教改革者們四面八方被優勢的武力所襲擊，無論在什麼地方都不能夠自衛。這樣，只要僅僅一天工夫就足夠消滅他們了。阿賽魯斯就是這樣做出屠殺猶太人的計劃的。 不過我們談過，國王發下屠殺新教徒的最先命令的日期是八月二十八日，就是在聖·巴托羅繆事件發動後的第四天，當這場大屠殺的消息已經在國王的詔文之前傳開了，而且震驚了新教中一切的人的時候。 當時特別需要的是占領新教徒盤踞的地方。只要這些地方一天還留在他們的勢力範圍之內，國王的權力就一天得不到保證。所以，在天主教徒的一個假定的陰謀中，很明顯地指出，最重要的步驟是要於八月二十四日占領羅舍爾，並且同時要有一支軍隊駐紮在法國南部，以便鎮壓改革者們的一切集會。 所有這一切一點也沒有做到。 我很難接受，同是那一班人既然會想像出一個後果會那樣重要的罪行，卻又那樣不善於實現它。結果，步驟進行得那樣不好，弄到在聖·巴托羅繆事件之後幾個月，戰事就重新爆發，宗教改革者們一定因此感到十分光榮，甚至從中取得了新的利益。 柯里尼的暗殺案發生於聖·巴托羅繆事件前兩天，這難道還不夠駁倒那假定的陰謀嗎？為什麼要在整體屠殺之前殺害黨魁呢？難道這絕對不是嚇唬胡格諾們並且逼迫他們自我防範的方法嗎？ 我知道有幾位作者要把侵犯海軍上將人身的犯罪行為歸罪於古伊茲公爵一個人；但是，除了輿論控告國王犯了這個罪行和兇手得到國王的獎賞之外，我還從這個事實里找出一點理由來反駁同謀的看法。事實上，假如同謀是確有其事的話，古伊茲公爵就必須參加這個同謀；那麼，為什麼不把替他家庭復仇的舉動推遲兩天，使它更可靠呢？為什麼單單為了希望他的敵人提前兩天送命而影響整個冒險企圖的成功呢？ 因此，在我看來，一切似乎都證實了這場大屠殺絕不是國王對付一部分人民的一種陰謀的後果，我覺得，聖·巴托羅繆事件是一種預料不到的而且是臨時發作的人民叛亂的結果。 我將十分謙遜地寫出我的晦澀難解的說明。 柯里尼曾經三次和他的至尊爭強斗霸；這是被懷恨的一個原因。貞納·德·亞爾培去世之後，兩個年輕的親王——那瓦爾國王和德·孔德親王過於年輕，不能行使權力，柯里尼才是宗教改革派的真正的唯一黨魁。她死的時候，兩個年輕的親王，身陷敵人的陣營里，說來就是俘虜，只有聽任國王擺布了。所以把柯里尼，只要把柯里尼一人置之死地，就是保證查理的權力的重要的一著，查理或者並沒有忘記亞爾培公爵的一句話：「一隻鮭魚的腦袋比一萬隻青蛙好得多。」 但是，假如國王能夠從同一事變中同時擺脫了海軍上將和德·古伊茲公爵的話，那麼，他當然會變成至高無上的主子。 這該是他所採取的主意：唆使暗殺海軍上將，或者，必要時，把這樁暗殺案栽到古伊茲身上，然後把這個親王作為殺人犯，命令追捕他，一面宣稱將把他交付胡格諾們去報復。人們知道，古伊茲公爵，不管在摩爾維爾的行為中是否犯罪，便急急忙忙地離開巴黎，並且那些表面上受到國王保護的改革派分子都紛紛出面，對羅林家裡的親王們示威。 巴黎的人民在這時期里，對宗教的狂熱到了可怕的程度。上流人們武裝組織起來，成立了一種國防軍，一聽見警鐘的第一聲，就會拿起武器。由於德·古伊茲公爵的父親給人們留下的記憶和他自己的功績，因此德·古伊茲公爵越是受巴黎人的愛戴，那些曾經兩次圍攻他們的胡格諾就越引起他們的憎恨。這些胡格諾當國王的一位姐妹和一位屬於他們宗教的親王聯姻時，在宮廷中享到的一種恩惠加倍地引起了他們的氣焰和他們的敵人對他們的仇恨。簡單說一句，這時只要有一位黨魁站在這幫對宗教狂熱的人的前頭，對他們喊一聲「打」，他們就會馬上奔去格殺他們的異教徒同胞。 公爵被朝廷放逐出來，受到國王和新教徒的威嚇，只好從人民方面找尋支持。他集中了上流人警衛隊的首長們，對他們說異教徒將有不軌行動，鼓動他們必須先發制人，在他們沒行動之前殺掉他們，屠殺只是在那時候才策劃下來的。因為從計劃至執行之間只經過短短的幾個小時，人們不難解釋那伴隨著這陰謀的神秘性和那麼多人竟然會如此慎重地保守這陰謀的秘密；要不然，這就顯得很奇怪了，因為在巴黎機密泄露得很快。 國王究竟在何種程度上參與屠殺，那是很難確定的；即使說他沒有同意，他也一定聽任那樣做。在屠殺和暴行發生後兩天，他否認了一切，並且要制止屠殺。可是人民的怒火已經燃起來了，只流這麼一點點血，人民是安靜不下來的。必須犧牲到六萬人以上，逼得君主自己不得不捲入那條支配了他的洪流之中。他於是撤銷了他的赦罪的命令，並且很快就發出其他的命令，使暗殺蔓延到整個法國。 以上就是我對聖·巴托羅繆事件的意見，在把這意見公之於世的同時，我要引用拜倫寫的一句詩： 我只是說，姑且這樣假定吧！ 182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