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你說「餵」之前 · 砍頭
一
我到達首都的那天應該是一個節日的前夕。各個廣場上，人們正在搭建台子，懸掛旗子、絲帶、棕櫚枝。可以聽見四面八方的錘擊聲。
「國慶節嗎？」我問吧檯後的那人。
他指了一下背後的一排畫像。「我們的頭頭們，」他回答道，「是頭頭們的節日。」
我想可能是新當選者的儀式。「新當選的？」我問道。
在錘打聲、高音喇叭聲、起重機的刺耳操作聲之中，為了讓人能聽懂我的意思，我必須用簡短的句子，幾乎在喊叫。
酒吧的那個男人做了個否定的動作：並不是新當選的頭頭們，他們已經上台一段時間了。
我問道：「是他們上台的周年紀念日嗎？」
「差不多吧，」我身旁的一位顧客解釋道，「節日定期辦，這回輪到他們了。」
「輪到他們，什麼？」
「登台。」
「哪個台子？我看到了許多台子，每個十字路口都有一個。」
「每個人有一個台子。我們的頭頭很多。」
「他們都做什麼？講話嗎？」
「不，不講話。」
「他們登台，做什麼呢？」
「您希望他們做什麼？他們等待一會兒，準備工作在進行，然後儀式兩分鐘就結束。」
「那你們呢？」
「我們看著。」
在酒吧里人們來來往往：木匠、泥瓦匠，從卡車上卸下裝飾布置台子的物品——斧子、木頭、筐子，停下來喝口啤酒。我對某個人提出問題，總是另外的人來回答。
「總而言之，是一種重新選舉？我們這麼說吧，是對於職位、對於授權的再確認？」
「不，不是，」他們更正我，「您沒弄明白！是到期了。他們的時間到頭了。」
「那又怎麼樣？」
「那他們就不再是頭頭了，跑到上面去了：他們完了。」
「那為什麼登到台子上呢？」
「在台子上，人們可以看清楚腦袋怎樣掉下來，怎樣切得乾淨利落，彈下來，最後又落到大筐子裡。」
我開始明白了，但我不十分肯定。「你們是說，頭頭們的腦袋？在大筐子裡面？」
他們點點頭。「是的。砍頭。正是。頭頭們的砍頭。」
我剛剛到達那裡，對於這些我一無所知，報紙上的消息我也都沒讀。
「就這樣，明天，突然地？」
「當輪到的時候就輪到了，」他們說道，「這次是在一周的中間。要慶祝一下。到處都關門了。」
一位老者權威地補充道：「果實成熟了，就該摘下來，腦袋到時候了，就要砍下來。難道你要果實腐爛在樹枝上嗎？」
木匠都走到前頭去幹活兒了：在一些台子上，他們正安裝冷酷的斷頭台的架子；在其他台子上，他們正固定帶鍘刀的斬首木樁，一旁擺上舒適的跪凳（助手中的一位把脖子放在木樁上，試試高度是否合適）；在其他地方，人們還準備了一些屠夫工作檯，帶有排血的開槽。台子的地板上鋪著油布，並準備好了用來擦拭血跡的海綿。所有的人都精神抖擻地勞動著；可以聽到笑聲、口哨聲。
「那麼你們很高興呀？你們憎恨他們嗎？他們曾經是壞頭頭？」
「不，誰這麼說了？」他們驚奇地看著彼此，「他們很好。總而言之，既不比別的更好，也不比別的更糟。嗯，人們知道他們是何許人也：國家領袖、領導、指揮官……假如一個人到了這樣的位置上……」
「不過，」他們中的一個說，「我喜歡這些人。」
「我也是。我也喜歡。」其他人都應聲說道，「我從來都沒有做過任何反對他們的事情。」
「處死他們，你們不感到遺憾嗎？」我說。
「那怎麼辦呢？如果一個人同意做頭頭，他就已經知道了他的下場。他絕不會奢望死在自己的床上！」
其他人都笑了。「那也太舒服了！一個人領導、指揮，然後好像什麼事都沒發生過，就停下，回家。」
一個人說：「那麼，我對您說吧，可能大家就都想當頭頭了！我也是，你們看，我準備好了，我就在這兒！」
「我也是，我也是。」許多人都笑著說。
「但我不願意，」一個戴眼鏡的人說道，「這樣不行：這有什麼意義呢？」
「真的。這樣當頭頭，又有什麼樂趣呢？」幾個人說，「知道什麼在等待著你而去做那份工作是一回事，而另一回事是……不過那又怎麼可能去做那份工作呢？」
那位戴眼鏡的人，應該是最有文化的，他解釋道：「對其他人的權威，與其他人在不遠的某一天，讓你登上台子並打倒你的權利，是不可分割的……一個頭頭，如果不被這種等待的氣氛所包圍，他的權威是什麼樣呢？假如在他的職務一秒鐘一秒鐘地延續的整個時期，人們都沒有從他本人的眼睛裡讀到這種等待，又會怎樣呢？文明機制是基於權威的這種雙重性的；人們從來都沒有看到過採取其他制度的文明。」
「然而，」我表示異議，「我或許可以引證別的例子……」
「我說的是：真正的文明，」那位戴眼鏡的人堅持道，「我沒有講在各國人民的歷史上延續得或長或短的未開化的過渡時期……」
權威的老者，那位先前談到樹枝上的果實的人，自言自語地嘟噥著。他驚叫道：「頭頭只要腦袋連在脖子上就會發號施令。」
「您想說什麼？」其他人問道，「您是想說，假設一個頭頭超過了期限——只是在這裡討論，而腦袋沒有被砍掉，他就會繼續統治下去，整個一生？」
「以前就是這樣，」老者表示同意，「那時候，誰被選舉當頭頭，誰就會在不久之後被砍頭這種做法尚不清楚。誰有了權力便會緊緊地抓住它……」
我本可以就這一點與他們對話一番，舉些例子，但沒有任何人想聽我講話。
「那怎麼辦？他們怎麼辦？」他們問老者。
「他們當然不得不通過強硬手段，不顧頭頭們的意志，砍下他們的腦袋！沒有確定的日期，只是在他們確實再也無法忍受的時候！這發生在事情如此安排、頭頭們接受之前……」
「啊，我們當然願意看到他們不接受！」其餘的人說道，「我們願意看到！」
「事情並不像你們所說的這樣，」戴眼鏡的那位插話說，「頭頭們被迫接受死刑並不是真的。這樣說，我們就誤解了我們的規定的真實含義，把頭頭與其餘人民聯繫起來的真正關係。國家領袖可以被砍頭，所以一個人不可能想成為頭頭，卻又不想被斧頭砍割。只有感受到這種召喚的人才可以成為頭領，只有從一開始坐上統治位子時，就已經感覺到被砍頭的人才行。」
酒吧里的顧客一點點地變少了，每個人都回去幹活兒了。我發覺戴眼鏡的男人只面向我一人了。
「這就是權力，」他繼續說道，「這種等待。一個人擁有的全部權威只不過是在空中嗖嗖掠過的刀片、乾淨利落的砍削的預告，所有的掌聲只不過是那最後的歡呼聲的開始，這歡呼聲緊接著腦袋骨碌碌掉到台子上的油布上響起。」
他摘下眼鏡，用手絹擦拭。我注意到，他的眼睛裡充滿了淚水。他付了啤酒錢，然後揚長而去。
吧檯後的那人俯在我耳朵邊。「他是他們中間的一個，」他說，「您看見了吧？」他從桌子底下抽出一疊畫像。「明天，我必須取下那些，再掛上這些。」最上面的那張是戴眼鏡的男人的畫像，一張證件照難看的放大版。「他被選上去接替離開位子的那些人。明天，他將入職。現在輪到他了。依我之見，他們提前一天告訴他這些，是不對的。您聽到他說話的語調了嗎？明天他將觀看死刑，就好像這是他的死刑一般。前面幾天，他們都是這麼做的；他們印象深刻，激動不已，非常重視。『召喚』：這是多麼大的詞呀！」
「那後來呢？」
「他就習慣了，就像所有人一樣。他們有很多事情要做，就不再想這些了，直到那一天到來。可是：誰能讀懂頭頭們的心思呢？他們假裝不想這些。再來一杯啤酒？」
二
電視改變了許多事情。從前，權力有距離，是在台上挺著胸脯的遙遠形象，是擺出常規的傲慢表情的畫像，或者是與有血有肉的個人沒有多少聯繫的權威象徵。現在，由於有了電視，政治人物的身體形象拉近了距離，變得熟悉；他們被電視螢幕放大了的面孔，每天都走進市民百姓家裡；每個人都可以平靜地陷在扶手椅里，放鬆地仔細察看他們面部的細微活動、眼皮在聚光燈下令人討厭地跳動，以及在一句話和下一句話之間神經質地舔濕嘴唇……在臨終痛苦掙扎時，那張面孔——由於多次在莊重或慶典的場合，比演說或是檢閱，得到特寫畫面，因而已經為大家所熟悉——尤其原形畢露：正是在那種時刻，比在任何其他時刻，普通市民更能感覺到，統治者是他的，好像永遠屬於他。但是，在這之前，好幾個月里，每次看到他出現在小螢幕上，看到他邁著莊重的步伐去履行職責——比如說，參加開幕儀式、為應得獎勵的人戴上獎章，或者僅僅是揮動著張開的手臂走下飛機的舷梯——市民就已經在那張臉上尋找痛苦的痙攣，盡力去想像他在屍體僵硬之前內心的痛苦，竭力在他的講話和祝酒辭里猜測他垂死時的哀鳴。公眾人物對人群的支配恰恰就在這裡：這個人將經歷公開的死亡，這個人的死亡大家肯定會出席，也正因為這個，他只要活著，就被我們關注和期待。我們再也不能想像過去是什麼樣子，那時公眾人物偷偷地死去；今天，聽到他們說那時候的某些規章制度是民主的，我們感到可笑；對於我們來說，民主只是始於人們擁有這樣的把握，即在確定的日子裡，電視攝像機將鏡頭對準我們領導階級的所有人的瀕死場面，隨後，在同一個節目的最後（但是觀眾中的許多人在那時會關上電視機），對準新人員的就職上任，這些人將在職位上（和生活中）存在一段相等的時期。我們知道，在其他時代，權力機制也建立在殺害的基礎之上，建立在時而緩慢、時而突然到來的大屠殺之上，但是被殺害者，除去極少的例外，都是一些默默無聞的人、次要的人，不好辨認；這種屠殺經常被避而不談，被正式忽略，或者被用似是而非的原因加以辯解。只有這種最後的征服，劊子手和犧牲者的角色在連續不斷的輪換中統一，才能消除我們心靈中那剩餘的一絲一毫仇恨和憐憫。下巴張開，頸動脈在上漿衣領里顫動，抬起的手臂抓緊、撕扯閃爍著勳章的胸脯，這近景被幾百萬觀眾以平靜的專注神情觀看，就像觀察天體周期運動一樣，它越是與我們不相干，我們就越是感到放心。
三
你們不想現在就殺死我們吧？
維爾基利吉·奧西波維克以輕微顫抖的聲音講話，這與他到此時為止那幾乎禮儀式的，卻又尖銳、好辯的討論腔調大為不同，講話打破了「沃利亞·伊·拉維奧波拉維耶」代表大會的緊張氣氛。維爾基利吉是領導委員會中最為年輕的成員；細軟的短須蓋住了他突出的嘴唇；一綹綹金髮低垂到他橢圓的灰色眼睛上；雙手關節發紅，手腕總是從工作罩衣那太短的袖子裡支楞出來，在沙皇的馬車下面往炸彈里裝雷管時，那雙手都沒有哆嗦過。
基地的軍人們占領了低矮的、煙霧瀰漫的地下室房間周圍所有的位置；大多數人坐在長凳和小凳子上，有一些蹲在地上，其餘的人則抱著胳膊靠牆站立。領導委員會坐在中心，八個小伙子彎著腰圍在堆滿了文件的桌子四周，就好像一群培訓班的學生，在夏季考試之前專心地最後苦讀。對於從房間的四角不斷傳來的軍人的打斷，這些年輕人回答時既沒有轉過身去，也沒有抬起頭來。突然之間，大會上掀起了一陣反對或者贊同的浪潮——許多人都站起來，並向前探著身子——仿佛從牆壁向桌子匯聚，要淹沒領導委員會成員的脊背一般。
利博里吉·塞拉皮奧諾維克，這位鬍鬚濃密的秘書，已經多次講過一句簡潔莊重的格言，人們也經常引用這句格言，為的是緩解無法妥協的分歧：「一位同志與另一位同志分開時，一個敵人就會與另一個敵人聯合起來」；而大會便以異口同聲的吟誦作出回答：「勝利之後，頭領們腦袋仍在，但次日將會勝利和榮幸地掉下來」，「沃利亞·伊·拉維奧波拉維耶」的軍人們在每一次他們的頭領們對他們講話時，都不會忘記對頭領們發出公事性告誡，而頭領們彼此也說這句話作為問候。
這個運動的目的是在獨裁專制和杜馬的廢墟上建立一個平均主義社會，在這個社會裡，權力是通過定期處死被選舉出來的頭頭們來控制的。運動的紀律——帝國的警察越加劇鎮壓，這紀律越重要——要求所有的軍人都必須不加討論地貫徹領導機構的決定；與此同時，所有列出運動的理論的文本都提醒道，權威，只有當它被已經聲明放棄享受權力的各種特權的人施行時，才是可以接受的，而這個人實際上已經不再被算做活著的人了。
這個運動的年輕頭領們從來都不曾想過這樣的命運，他們的未來仍然是烏托邦式的：目前，沙皇的鎮壓不幸地為他們人員的迅速更新提供了保證；逮捕和絞刑架的危險太過真實和日常了，以至於他們想像不到這個理論的不切實際的未來。年輕人諷刺、輕蔑的態度壓抑了他們良知中本該是他們學說里具有重要性的東西。基地的軍人們知道所有這些，正像他們分擔領導機構成員們的風險和艱難一樣，他們也如此這般地理解成員們的精神；然而他們也懷著作為死刑執行者對自己命運的含糊不清的認識，這命運的實現不僅要付上現在的代價，也要付上未來權力的代價，由於不能以別的方式來表達這種觀點，他們便炫耀傲慢自負的態度，儘管只是用一種會議上的正式口氣，卻讓頭領們感受到一種威脅。
「只要我們面對的敵人是沙皇，」維爾基利吉·奧西波維克說道，「在同志之中尋找沙皇的人就是傻瓜。」也許這個論斷是不合適的，肯定不受吵吵鬧鬧的代表大會歡迎。
維爾基利吉感覺一隻手握住了他的手；坐在地上他腳邊的是埃伏吉尼婭·厄菲拉伊莫夫娜，她的膝蓋合攏在褶裙里，頭髮挽在頸後，碎發垂在臉蛋兩側，好像褐色的線卷。埃伏吉尼婭的一隻手順著維爾基利吉的靴子一直往上升，碰到了這個年輕人握緊的拳頭，她輕輕地划過他的手背，好像安慰的撫摸，然後她把尖指甲按進他肉里去，直到出血。維爾基利吉意識到那天的代表大會將宣布一個固執而準確的決定，直接關係到他們，頭領們，個人的，不久就將宣布。
「我們任何人永遠都不會忘記，同志們，」伊尼亞蒂耶·阿波洛諾維奇，委員會裡最年長的、最會調解的人，他介入進來安撫大家的情緒，「我們沒有忘記……無論如何，你們時不時地提醒我們是對的……雖然，」他又補充說，抖動著鬍鬚笑了，「說起提醒我們，加利特津伯爵和他的馬蹄已經足夠可靠了……」他暗指的是皇家衛隊的統帥，最近他以馬上衝鋒，在馬內焦橋衝散了他們的一支抗議遊行隊伍。
一個天曉得來自何處的聲音，打斷了他：「唯心主義者！」於是伊尼亞蒂耶·阿波洛諾維奇被打斷了思路。「為什麼？」他不知所措地問。
「你以為在頭腦里讓我們的學說至高無上就足夠嗎？」房間另一頭的一個瘦高個兒說，他是最近應徵入伍的最為激動不安的新兵之一，「你知道為什麼我們的學說不會與所有其他運動的學說混淆嗎？」
「我們當然知道這個。因為這是唯一在將來奪取政權之後，不會被權力腐蝕的學說！」費米亞剃光了的腦袋俯在文件上，嘟噥著說，他在他們中間外號叫「理論家」。
「那為什麼實踐它，」瘦高個兒堅持問道，「要等到我們奪取政權的那一天，我天真純潔的人們？」
「現在！在這裡！」從各方傳來喊叫聲。馬里亞安澤夫姐妹，她們被稱作「馬里亞三姐妹」，從長凳中間走過來，嘰嘰喳喳地說著「對不起！請原諒！」，她們的長辮子被東西纏住了。她們把辮子收在手中，拿著桌布，哼著曲子，推開小伙子們，就好像她們正在伊茲馬耶洛夫家的陽台上，為茶點招待會擺桌子一樣。
「我們的學說的不同之處在於，」瘦高個兒繼續說教，「它只能通過用鋒利的刀片切割我們敬愛的領導人的身體去書寫！」
這時長板凳被掀翻了，因為代表大會的許多人都站起來，向前撲去。推搡得最厲害、嗓門最高的是女人們：「坐下，我的小弟弟們！我們想看一下！別急呀，聖母！從這裡，什麼也看不見！」她們從男人們的脊背中間探出女教師的面孔，遮陽帽下壓著短髮，透著堅定的神情。
對於維爾基利吉來說，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動搖他的勇氣，那就是來自女性的哪怕一丁點兒敵視。他站起身，吸掉埃伏吉尼婭在他手背上抓出的血，脫口而出：「你們不想現在就殺死我們吧？」這時門開了，一隊穿著白衣衫的人走進來，他們推著裝滿閃閃發光的外科手術器械的小車。從那個時刻開始，代表大會的氣氛改變了。人們聲音尖銳、急促，一聲強硬過一聲：「當然不是……誰講過要殺死你們呀？……你們，我們的領導人……我們對你們所懷有的感情和一切……沒有你們，我們怎麼辦呀……道路還很漫長……我們將始終在這裡，在你們身旁……」瘦高個兒、女人們，所有剛剛好像宣布反對的人，此刻都爭相以一種令人放心的、幾乎是保護性的口氣鼓勵頭頭們：「這只是意義重大的一件小事，本身並不嚴重，噢，噢，噢，有一點兒痛苦，當然了，但這樣我們可以把你們看做真正的頭領，我們愛戴的頭領，一次斷肢，就這樣，說做完就做完了，一次大不了的斷肢，時不時地來那麼一次，你們不會為這麼一點兒小事生氣吧？正是這一點標誌了我們運動的頭頭，否則的話，還有別的什麼呢？」
領導機構的成員們已經被幾十隻強壯的胳膊架住了。桌子上準備好了紗布、帶棉花的盆子、鋸齒刀。周圍全是乙醚的味道。女人們麻利地擺著桌子，好像她們已經練習了很久一般。
「現在，大夫將向你們解釋清楚一切。快點兒吧，托利亞！」
阿納托爾·斯皮里迪奧諾維奇，學習期滿卻未獲得醫學學位的大學生，走上前來，把戴著紅色膠皮手套的雙手舉到肥胖的大肚子上。托利亞是一個奇怪的人，也許是為了掩蓋羞怯，他常做出幼稚可笑的怪相，說出一串俏皮話。
「手……哎，小手……手是抓握器官……哎，哎……非常有用……為了這個，手有兩隻……而手指……一般地講，是十根……每根手指都由叫作指骨的三個骨節組成……至少，在我們的家鄉是這麼稱呼的……指骨、第二節指骨、末節指骨……」
「別說了！你讓我們厭煩！你不是想要給我們上課吧！」代表們嚷嚷起來（最後，誰也不喜歡這位托利亞），「我們要抓住問題的實質！快點兒！我們開始！」
他們帶到前面去的第一個人是維爾基利吉。當他明白這些人要截斷的可能只是他無名指的第一指節時，他又恢復了勇氣，以配得上他名譽的驕傲忍受了疼痛。而其他人則尖聲喊叫；必須要幾個人才能抓住他們；幸運的是，過了一會兒，大多數人都昏了過去。不同的人被截取的手指不同，但是一般來講，對於最重要的領導人，也不超過兩個指骨（其他的指骨以後再截斷，每次截斷一點兒；必須預見到，這種儀式在以後的歲月里，或許會重複很多次）。流出來的血比預想的更多些；姑娘們很專注地擦拭著。
截下來的手指頭，排放在桌子上，好像被魚鉤刺穿喉嚨、拖到岸邊的小魚一樣。它們很快就乾癟變黑了，經過關於是否應該把它們保存在盒子裡的簡短討論之後，人們就把它們扔進了垃圾堆。
修理頭頭們的制度取得了良好的成效。通過對身體施加相對不太起眼的損害，它獲得了道德上的顯著效果。頭頭們的升遷伴隨著定期的肢體截除。當一隻被截斷手指的手在街壘路障上舉起來的時候，遊行示威者便聚集過來，而馬上的槍騎兵們，則無法驅散淹沒他們的號叫著的人群。歌聲、跌倒的撲通聲、馬嘶，還有「沃利亞·伊·拉維奧波拉維耶！」「讓沙皇去死！」「勝利和榮耀的後天將要到來！」的喊叫在冰冷的空氣中迴響，飛越涅瓦河的兩岸，抵達彼得保羅要塞，進入最幽深的牢房，在那裡，被監禁的同志們有節奏地擊打著身上的枷鎖，並從鐵窗里伸出斷臂殘肢。
四
每當年輕的頭頭們抬起手要簽發一份文件，或者要用生硬的動作強調講話重點的時候，他們都看著被截除的手指，這具有提醒的效果，在指揮器官和越發縮短的時間之間建立起聯想。這是一個很實用的制度：截肢可以由單純的學生和護士，在臨時搭建的手術台上，用應急的器材來實施；如果被一直跟蹤他們的警察發現和逮捕的話，因一次簡單的截肢而受到的處罰很輕微，至少無論如何，是不能與如果理論的規定得以嚴格執行，他們可能遭受的痛苦相比。那時候，直接殺死頭頭們，既不被當局，也不被公眾所理解；行刑者將會作為殺人犯而被判刑，動機是爭奪或報復。
在每個當地組織以及運動的每個機構里，都有一個與成員不斷變換的領導集團不同的軍人集團，他們承擔著截肢的任務；他們確定截肢頻率、身體部位、消毒劑採購，並且根據某些專家的建議，親自使用器具。這是一種仲裁委員會，他們不對由領導機構嚴格掌控的政治決定產生影響。
當頭頭們缺少手指的時候，人們研究了引進某些解剖上的變異的方法。起初，舌頭吸引了注意力：它不僅可以細分為小片或者小纖維，而且從象徵和記憶方面講，它的意義更多：每一個切口都直接影響發音和演說能力。然而，器官的精細所造成的技術困難超過了預想。在一些早期手術之後，人們放棄了舌頭，而轉向一些更為顯眼、截除又不太花費工夫的器官：耳朵、鼻子、幾顆牙齒。（至於切除睪丸，儘管沒有完全被禁止，卻幾乎總是被迴避，因為這有性暗示。）
道路是漫長的。革命的鐘聲尚未敲響。運動的領導者們繼續屈從於手術刀。他們何時能掌權？不管多麼遲，他們都將是第一批不會讓寄托在他們身上的希望落空的頭頭。我們已經看到，他們在就職的當天，在插滿旗幟的道路上遊行：有的拖著木腿，如果還有一條完整的腿的話；有的用一隻胳膊推著獨輪車，如果還有一隻胳膊來推車的話；有的用飾有羽毛的面具遮擋面孔，來隱藏更加可怖的殘缺；有的高舉著自己的帶發頭皮，如同寶貝一般。那時十分清楚的是：只有在那留給他們的殘餘肉體中，權力才能夠體現出來，假如權力還存在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