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學與田野間 · 第八章　教學生涯六十年

傳統的中國鄉下人相信「耕讀傳家」，意思是說這兩個職業都較為穩定，且有久遠的價值觀可循。這話在我身上算是應驗。相對於研究領域的多變而言，我的教學生涯始終較為穩定。我1932年進入燕京大學研究院讀研究生的時候開始擔任社會學系的助教。那是個半時助教，主要還是以研究為主，同時幫助教授輔導學生、組織討論、查找資料、準備課程等。當時許多高年級課程的教學中都採用討論課程或討論班的形式。 抗戰前，燕京大學社會學系師資力量很強，也有許多學術貢獻。1935年拉德克利夫—布朗訪華前後，系裡在人類學民族學方面開設的課程有吳文藻講授的社會人類學、家族制度；趙承信講授的社區調查；拉德克利夫—布朗講授的比較社會學、社會學研究班等學程。我就做拉德克利夫—布朗的這兩門課的助教，一面協助教學，一面在他指導下進行農村家族研究。社會學系出版有《社會學界》10卷，是當時中國社會學界著名的刊物之一，擔負的差不多是中國社會學學刊的使命。《社會學界》刊載的文章對西方民族學理論有較多介紹，且在拉德克利夫—布朗訪華時出過專刊。 林耀華在田野留影。 1941年底回國後，我先到昆明的雲南大學任教授。當時的學生「崇美」思想比較重，我又剛剛從美國回來，所以很受歡迎。我講述一些新的理論，介紹美國人類學、民族學的新進展。有時還在授課之外應邀做公開講座。每次講座都有許多人參加。雲大附近的西南聯合大學等學校也有學生前來聽講。與此同時，我也到設在昆明附近的呈貢的魁閣，也就是雲南大學一燕京大學社會學實地工作站去做一些兼職研究，籌劃我在西南地區的實地研究。 在雲南大學沒多久，吳文藻先生就推薦我去擔任燕京大學成都分校社會學系主任。記得那是1942年的事。嚴格講，我的民族學教學生涯，經我手培養的教學研究的梯隊，都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 華西壩在抗戰時期是成都的民族學研究中心，甚至被很多人看成是當時中國民族學的中心。成都戰前就有華西協和大學，內設邊疆學會組織。抗戰開始後，金陵大學、金陵女子大學、齊魯大學醫學院也遷到這裡。燕京大學則是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於1942年夏才遷至成都。 抗戰期間，中國民族學會委託在成都的會員處理日常事務。當時燕京大學、金陵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齊魯大學和華西協和大學五所教會大學均在原華西協和大學的校址及其附近上課。所以，民族學會在蓉會員實際上也多集中在華西壩。這裡當時出版的關於民族和邊疆的期刊最多，居住的民族學家最集中，學術活動也最活躍。華西壩因而被視為中國的民族學基地。例如金陵大學社會學系邊疆社會教研室編印了《邊疆研究通訊》，署名中國民族學會（成都）的《西南邊疆》、《邊疆研究周刊》等雜誌也在華西壩出版。 林耀華在20世紀80年代的居所前。 我正式上任前，燕大社會學系由華西協和大學社會學系主任李安宅兼理系務。1943年初，我正式走馬上任。這是我平生第一次擔任一個學系的主要負責人，而且也是臨危受命。遷到西部地區的大學和研究機構各方面的條件都很差，教學設備嚴重不足，許多校舍都是過去的民房，圖書資料匱乏，新的資料更難於得到。燕京大學雖然有自己的教室和宿舍，但抗戰期間一切就簡，有些設備只能與同在華西壩的華西、金陵、齊魯、金陵女子等校合著用。由於供應緊缺，物價不穩，生活也很困難，但是大家都很振作，努力克服各種困難。我先後請來關瑞梧、周勵秋、廖泰初、徐益棠、徐雍舜等人到系裡任教。在成都的各大學互相合作，學生們可以自由選聽其他學校教授們的課程。我的課也常有不少其他學校的學生來聽。我在抗戰後期的幾次田野調查，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教學內容。同時，我們還配合教學，想辦法做了不少社會活動，如組織學生參加抗戰宣傳工作隊、邊區施教團、辦夜校、搞貧困救濟、進行戰時社會狀況調查等。 抗戰勝利，燕京大學社會學系遷回北京後，積極安排調整有關課程，除原有課程外，將中國邊疆民族學課程改為民族志和邊疆社區，增加家族與社會、人格與文化、人類社會比較研究等課程。新增的課程多是我們在抗戰時期積累的新知識，有些更是從田野調查中直接得來的東西。遷回北京後，燕京大學社會學系學生日漸增加，更多同學，尤其是女生就讀該系。我們系在抗戰初期的田野工作基地平郊村的田野調查也得到恢復。1948年，我們還請了美國著名人類學家雷德斐爾德（Robert Redfield）到系裡講學。他是用人類學理論和方法研究鄉村社會的專家，當時已經有些名望。他在對中國社會的研究中，曾運用過「大傳統」、「小傳統」的概念。這種看法，對認識中國歷史文化的特點很有幫助。 抗戰雖然勝利，但和平局面卻沒有出現。全國很快陷入內戰，學術發展再次大受影響。我那時目睹國民黨的腐敗統治，對那個政府已徹底失去了同情。但作為一介書生，我只能在課堂上隱喻地談談自己的想法。同時，我時刻關注著中國共產黨的消息，並對它寄予越來越大的期望。這倒不是我對政治有什麼興趣，而是因為我妻饒毓蘇的弟弟饒毓菩就是個地下黨員，當時也在燕京大學讀書。他和他的朋友時常借我這個有過留洋經歷的教授之家開會。通過他們，我也結識了北京高校中的一些共產黨員。這些同志在新中國成立後，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初期那些年對我都很客氣。有些走上北京市領導崗位的同志還到我家串門，有意鼓勵我走出校門擔負北京市的教育行政工作。但我自忖生性木訥，非行政長才，所以自願在教書和研究之路上守拙。當時我在一份簡歷中明確表示：我願意改造自己，希望能在建立中國新人類學的崗位上，努力工作，發揮力量。在學術上，願意做到理論與實踐結合，爭取機會在少數民族區域工作，或實地調查研究，以求國內各民族大團結，並希望能把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的精神貫穿起來。我當時是這樣自我評價我的個性與特點的：「在大學執教已十年，喜歡研究工作，行政非所長。無論對人、對事，或做研究，都保持著忠實的態度。」 從西藏回來以後，我到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工作。在從事研究的同時，也指導青年教師和研究人員提高業務水平。1956年，根據有關補足必須建立的缺門專業和加強特別薄弱的學科的精神，中央民族學院報請高教部批准，增設歷史學系。包括少數民族歷史和民族學（人文學）兩個專業，以培養少數民族歷史和民族學的科學研究和教學的專業人才，並注意大力培養與少數民族有關的專業人才，造就新的專家。第一年這個系就計劃招考本科學生80名，民族學研究生20名（由語文系本科畢業生中選調）。不久又增招了10名各地民族學院的選送生作為研究生。其中有邵獻書等5名為民族學副博士研究生。我們開設了帶有民族學專業的歷史系，當時被認為「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民族學的一個重要標誌」。成立歷史系之前，我們就曾打算同時建立民族學系。中央民族學院也同意我們的想法並做出計劃：在歷史學系成立後，於1958—1959年度將歷史學系再分為歷史學系和民族學系。 林耀華1983年與訪印代表團的成員一起參觀甘地紀念館。 1956年5月，我代表中國民族學工作者去莫斯科參加了全蘇民族學學術討論會，並在大組討論會上提交了《新中國在解決民族問題的工作中提給民族學工作者所要進行研究的問題》，引起了蘇聯學者和與會各國代表的重視。通過這次到當時認為是社會主義的大本營的蘇聯訪問，歸國後，我在一次報告中提到，蘇聯有許多民族學研究方法值得我們中國民族學家學習，如考察隊的組織、集體農莊農民和工人文化的研究、世界民族志的編寫以及有關民族分布圖的繪製等。 50年代前期和中期，在高等教育全面學習蘇聯的情況下，許多蘇聯專家到中國研究機構和大學工作。蘇聯專家的工作主要有幫助修訂教學計劃和教學大綱、幫助擬訂各種重要的規章制度、提出改進學校工作等項。為了更好地學習蘇聯民族學的經驗，發展民族學學科，加強民族學高層次人才的培養，1956年7月，蘇聯民族學專家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切博克薩羅夫教授應邀到達北京，到當時中國最主要的民族學研究基地中央民族學院工作。 切博克薩羅夫曾經擔任過莫斯科大學民族學教研室主任、蘇聯科學院民族學研究所亞洲、澳大利亞和大洋洲研究室主任。他來華前已經發表了《關於中國人的起源問題》（1947）、《東亞種族分化的基本傾向》（1947）等著作。他的到來對當時中國民族學界影響頗大。在此之前，儘管蘇聯民族學已經對中國發生影響，但並沒有真正的蘇聯民族學家到中國工作。雖然有許多翻譯作品，但缺乏更直接的交往。我們自己除了做些翻譯之外，對蘇聯民族學理論與方法並沒有深刻的體會和理解。 切博克薩羅夫在到中央民族學院之後表示：民族學這門科學與各個國家、民族的具體情況、條件以至於文化、生活等等有著緊密聯繫，所以必須根據具體情況開展工作。他還提出：中國民族學要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為發展和研究中國各民族的實踐性任務和理論性任務服務。 切博克薩羅夫在中央民族學院的工作是擔任院長顧問，指導歷史系和研究部工作，為民族學研究班及教師系統地講授民族學課程。他經常和我及吳文藻、傅樂煥、沈家駒、黃淑娉、蘇冰等人就民族學專業的建設交換意見，其中大部分談話由金天明同志擔任翻譯。切博克薩羅夫具體安排了中央民族學院歷史系民族學研究班的課程計劃。按照計劃，切氏本人擔任的課程主要為第一學年的「民族學基礎」、第二學年的「歷史地理學」、「氏族組織的經濟史」和「原始社會文化」。但切氏實際上講的課程大概只是「民族學基礎」和「世界民族志」兩門。研究生班課堂討論由該班主任沈家駒和黃淑娉主持，切氏聽發言並做小結。我有時候也抽空去聽課。學生的讀物主要由我和歷史系的部分教師與蘇聯專家討論後指定。學生每周上課兩次，每次三小時，每上課三、四次後討論一次，平均每兩個月討論三次，每個研究生在一年中至少有一次中心發言。以後，修訂為在兩年中進行12次討論。每次討論都有中心發言人做報告。中心發言人有時是一個人，也有時數人合作。切博克薩羅夫對民族學研究班學生提出的要求很高。他主張民族學專業研究生應當學習考古學、體質人類學、史料學，充實世界史、博物館學、地理知識，要求研究生學習期間，安排兩次實習，由專家親自擬出提綱，根據具體情況再進行修改。 1958年初，根據本人的要求和民族學研究班的教學計劃，我陪同切博克薩羅夫，帶領研究班的學生到廣東連南的排瑤聚居區進行實習。隨後我們又到雲南等地進行了田野調查。在這些田野調查基礎上，切氏依照蘇聯學者提出的經濟文化類型理論，對中國各少數民族的情況進行了分析，和我一起寫出了《中國經濟文化類型》一文。他原定在中國的工作時間是一年，以後，又延續到1958年。到他離開的時候，中央民族學院歷史系的師生大都投入到了第二階段的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我們最初籌劃的教學計劃已經無法正常實施了。 1958年夏天，中國民族學界開展了「拔白旗、插紅旗」的運動。這一運動被看做是民族學教學和調查研究中兩條道路的鬥爭，是「一場堅決捍衛馬列主義民族學，徹底揭發資產階級民族學、社會學的大論戰」，將批判資產階級民族學作為民族學界的運動開展起來。 林耀華在20世紀70年代初學軍時的情形。 林耀華1990年在書房內。 在「拔白旗」運動中，有人指出，中央民族學院的一些人在開資產階級功能學派民族學的「黑店」。這「一些人」當然也包括我，因為那個時候我擔任中央民族學院歷史系的副主任，主要負責民族學方面的教學和科研。大概在1958年6月，歷史系進行了民族學專業發展問題的討論，這次討論的火藥味很濃，似乎是想把民族學學科搞垮，把我和切博克薩羅夫擬定的教學計劃否定掉。討論首先涉及在民族學及民族學專業的教學計劃有沒有兩條路線問題。一些人認為，資產階級社會學和民族學之間並沒有嚴格的區別，資產階級社會學雖然經過了批判，但是資產階級民族學與馬列主義理論指導下的民族學並未嚴格地劃分界限，兩條道路的問題是存在的。他們認為民族學專業的教學計劃存在著「厚古薄今」的傾向，不重視民族工作實際，引導學生走向學院式的學習道路，客觀上的效果是走資產階級道路。他們還批判有些教師在思想上認為民族理論和民族政策以及民族工作所提出的任務與問題不是科學，也不算學問，不等於民族學的思想。另外一些老師則比較友善。他們主張，民族學專業的教學計劃有一些缺點，但不存在路線問題。 爭辯的第二個問題涉及民族學教學的任務、理論體系。一部分人認為，民族學者也是為當前民族工作培養人才，目前不必考慮民族學的定義問題；民族學的指導思想是馬列主義，民族學本身不再存在另一套理論，不必考慮科學體系問題；民族學專業有「白旗」是由於聯繫實際不夠。另外一些學者則提出，搞民族學應該有豐富的知識才能解決問題，有些知識現在沒有用，但以後可能有用，所以應多搞些理論，多積累些資料；民族學有自己的方法論，應該有科學體系；搞民族學眼光不應局限於當前的民族工作，應該把基礎打得寬些，看得遠一些，還要趕上世界先進水平。 討論的第三個問題是民族學如何為生產勞動服務。討論者一致認為，民族學為生產勞動服務不是一個抽象問題，不能以「培養學生就是生產」來簡單回答。在教學方面應更多更深地貫徹民族政策，結合民族工作實際和貫徹社會主義思想教育。學生在民族地區實習，不僅要與當地農民同勞動同生產，還可以收集勞動生產的資料；在研究方面，除接受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的任務，還可以將各民族生活文化特點和優秀的傳統研究與加強民族團結、加速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聯繫起來。民族學有了豐富的內容，才能為生產勞動服務。 由於意識形態上不斷升溫。開始時帶有政治口號和帽子的討論很快擴大到階級對立的批判： 從全國範圍來看，受過資產階級民族學訓練的人，在中央民族學院和民族研究所工作的，比任何一個單位的人數都要多，「右派」分子費孝通、潘光旦、吳文藻等就出在這裡。其餘人員，經過一年多的整風和「反右」鬥爭，雖有不少進步，但真正堅決地、徹底地拋棄了資產階級民族學反動思想，真正地插上了鮮艷的紅旗的還寥若晨星，嚴格說來，甚至可以說還沒有一個。有些人「插紅旗」的情況是：膽子既不壯，色調也不鮮。改良主義和調和主義是這些同志的主要危險。為此……中央民族學院和民族研究所的同志們，在批判資產階級民族學的鬥爭中，首先要從本單位去挖；受過資產階級民族學訓練而且至今還沒有完全擺脫它的影響的人，應當首先進行自我批判，當然也可以旁及其他。 這樣的調子一經定出，在中央民族學院歷史系民族學專業這個拔「白旗」鬥爭的重點單位之一，我和我的學生陳永齡、沈家駒、宋蜀華先後做檢查，對自己在教學和研究工作中資產階級民族學的路線和方法做了批判。我做的檢查不止一次。檢查的內容大致是：我曾主張蘇聯民族學能在批判文化圈學派的基礎上發展了經濟文化類型，我們就可以在批判功能學派的基礎上，建立中國民族學；我的一些文章表現出資產階級民族學的觀點；鼓吹過去學的東西還有用等等。我承認了這些都是資產階級民族學的「白旗」，應當堅決「拔掉」。同時從我的政治立場問題、資產階級學術思想、大學路線和個人主義問題、我對黨的認識和關係等方面進行了檢查。我那個時候相信路線始終正確，所以儘量從自己身上找錯誤根源，對舊的「資產階級民族學」的思想、舊的「資產階級民族學」的調查研究方法等，都進行深刻的揭發和批判。在痛苦的思想反省和認真的檢查中，我們這些搞民族學的人紛紛表示要「大破大立」，「拔掉」資產階級民族學的「白旗」，「插」社會主義的「紅旗」。為了爭做紅色專家，擬定和提交了個人「紅專」計劃。 我過去在研究中所運用的功能學派觀點受到了更多的批判。功能學派關於社會制度功能的分析理論範式，被認為有兩點實質：在社會制度必須兼收並蓄的名義下，混淆基礎與上層建築的界限，反對馬克思主義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決定著全部社會結構的科學結論；在文化的名義下，把許多處於意識形態的東西偷運到對人類社會起決定作用的地位之上，販賣資產階級唯心主義貨色。 從這種見解出發，我們這些過去曾經鼓吹功能學派觀點，並且用功能學派的理論範式進行過實踐的人當然就是需要進行思想清理和批判的對象。我記得有過好幾篇文章批判燕京大學比我低幾班的同學李有義的觀點及著作。 討論和批判以後，民族學學科生存和發展的空間變得更小。我們自己也開始逐漸地害怕提民族學，不敢理直氣壯地談民族學教學。民族學專業人才的培養剛剛恢復和起步，就受到了嚴重的打壓。民族學研究班停辦了，原來辦民族學系的想法當然不敢再提了。 1962年以後，階級鬥爭的調子越來越高。《學術研究》1964年第2期發表了史進的文章，直接對民族學究竟是不是科學提出質疑。文章分析了「資產階級民族學」產生的原因，說明民族學是資產階級奪取殖民地、奴役殖民地被壓迫人民的工具。接著指出： 從名義上講，有各種各樣的「民族學」，有西方的「民族學」，有蘇聯的「民族學」，有舊中國的「民族學」；實際上講，都是資產階級的「民族學」……嚴格說來，不僅資產階級「民族學」不是科學，就是資產階級所有「社會科學」，也談不上是科學……社會主義的中國對於資產階級的「社會科學」，只有批判的問題，沒有繼承的問題。這個原則同樣適用於資產階級的「民族學」。……舊中國的「民族學」（不管是哪一個「學派」），在社會主義的新中國，應該說，是沒有繼續存在的餘地的。對我們來說，只有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民族問題學說，它是研究一切民族問題的最根本最完備的科學。因此，我們認為，沒有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民族問題學說之外，另搞一個什麼「馬克思主義民族學」的必要。如果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之外，另搞一套「民族學」，那麼，這種「民族學」無非是資產階級的「民族學」，貼上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標籤，穿上了一件紅色外衣而已，實質還是資產階級的「民族學」的老一套。 民族學、考古學都不再被看成是一個獨立的學科，而只是歷史學的工具或分支。社會上只有一個社會科學學科，即歷史學。與歷史學相比，民族學只是具體研究對象和方法的差異。也就是說，研究對象是中國少數民族，研究方法是到少數民族地區進行實地調查。民族學作為歷史學三重證據法中新發展出的部分，與考古學一起作為對歷史學方法的補充，用來證實社會發展規律。我寫的《涼山彝家》和費孝通的《花藍瑤社會組織》、田汝康的《芒市邊民的擺》等新中國成立前寫的著作被點名批判，我的老師吳文藻推廣功能學派，我當年到涼山調查和出版研究報告的經費得到洛克菲勒基金會、哈佛—燕京學社和中國抗建墾殖社的幫助，燕京大學、金陵大學設置民族學教學機構，都被作為「舊中國的民族學是為帝國主義利益服務的工具」的典型例證。 與此同時，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有關領導在1960年春社會歷史調查組在北京召開匯報會時，親自向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學院歷史系布置了批判資產階級民族學的任務。指定我和孫青分別擔任召集人，組織幾個小組，從西方民族學各個流派、代表人物、重要著作、主要觀點入手，收集和翻譯資料，整理出來以後，再進行批判。其中，我寫了《美國資產階級民族學心理學派的反動本質》的初稿。陳永齡負責的小組寫了幾萬字的《資產階級民族學在解放前中國的影響》。儘管當時在強調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的大話語之下，我們這些工作的直接目的是為了批西方民族學，但通過資料搜集和整理工作，也得以對西方民族學學術思想進行整理，為以後從事教學與研究積累了資料。 在否定民族學學科的情況下，擔心被扣上資產階級帽子的學者們不再敢提民族學。民族研究、民族問題研究的提法取代了民族學，民族學專業教育更是無從談起。中央民族學院歷史系招收的民族史專業本科學生儘管也還開設「中國民族志」、「民族學基礎」、「原始社會史」等和民族學有關的課程，但對於培養民族學家來說，知識不夠系統，而且用運動和調查代替了課程的學習和基本知識、基本技能的傳授。不久，歷史系民族學教研室改稱民族志教研室，並保持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但實際上，民族史專業有關民族學的課程內容當時只限於中國少數民族志，而且1965年就已經停止招生。 1980年3月，在西安舉行的一次會議上提出高等院校創建和恢復部分斷線缺門學科（如民族學、社會學、心理學、教育學等）的精神，各地一些院校開始積極籌辦民族學系、人類學系或民族學、人類學專業。在一些綜合大學，特別是幾所民族學、人類學基礎較好的院校，陸續建立起民族學、人類學專業，一些研究機構也同時建立起來。中山大學1981年正式成立人類學系，該系設置民族學和考古學兩個專業。 1980年和1982年，在全國民族學研究會第一、二屆學術討論會上，不少同志提出建議，要在高等院校建立民族學系，大力培養民族學的接班人。我們考慮到要使我國民族學這一新興的學科不斷前進，並要填補「十年浩劫」摧殘人才的缺陷，培養大批民族學人才是必不可少的。十年樹木、百年育人，這是我們民族學工作者應該想到的一件大事。目前國內一些大學和民族院校，只招收數量很少的民族學研究生，這不啻杯水車薪，無濟於事，遠不能適應當前開展民族學工作的迫切需要。 林耀華在中央民族大學的博士學位授予儀式上。 民族學院系統自1952年院系調整後，是中國內地民族學學科人才較為集中的地方。在民族學恢復和重建的過程中，民族學院系統建立起了一些系所。1980年，恢復後的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改稱民族研究所，由我擔任這個研究所的所長，我早年的碩士研究生陳永齡教授擔任副所長。1978年，我們開始講授民族學等有關課程，並開始招收民族學專業研究生。由於當初還是有一些禁區，所以我最早招收的是原始社會史專業的研究生，與黃淑娉同志合作指導。以後，隨著形勢更加開放，我又和其他同志一起招收了民族學專業民族學理論等其他研究方向的碩士學位研究生。1983年，我開始招收民族學專業的博士學位研究生。現在已是教授的莊孔韶是我帶的第一位博士生。以後我又先後招收了十多位博士學位研究生，他們中間有許多人發展潛力很大，可望在中國的民族學學科建設中做出更多貢獻。 1981年4月，我們開始籌建民族學系。為此，我跑國家民委，寫信給國家教委，多方奔走。1982年7月，經國家民委批准，開始了正式的籌建工作。這個階段我們積極組織力量，搭起了民族學系的架子。1983年5月，中央民族學院民族學系正式成立，我任系主任，金天明同志擔任副主任。同年9月開始招收民族學專業本科生。這是在改革開放之後建立的第一個民族學系。民族學專業培養的人才到底做什麼，在辦系的時候，我認為： 創辦民族學系，要有一整套計劃，從培養目標、師資配備到課程設置等，以便使招來的青年學生，在大學四年期間，得到德智體全面的發展，得到充分的學業鍛煉，畢業後就能從事民族學教學、科研，甚至行政、外事以及在民族地區的各項實際工作。明確了我國民族學的性質、對象、方法以及目的任務，這就要求我們大學培養出來的民族學畢業生，要具有比較全面的訓練和修養，以便提供科研機構的研究人員，中等以上的院校教師，民族地區的行政幹部，甚至也可以充任國際文化交流的外事人才。 現在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學生就業的面已經拓寬了許多，但是基本的就業取向距離我當年的設想和分析相去不遠。為了培養這樣的人才，學系建立起來之後，課程體系的建設成為重要的問題。在對課程體系進行分析的基礎上，我們針對民族學專業當時在中國發展的現實狀況，提出了一些看法。 教師隊伍的配備和必要課程的開設。可分為四類必修的和選修的科目，即：一般基礎課、專業基礎課、專業課和選修課。專業基礎課包括民族學基礎和有關學科的入門課程。像民族學這樣範圍廣泛而又深入的科學，不能不同許多學科發生極為密切的關係。民族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是以民族共同體（包括氏族、部落、部族和現代民族）為研究對象的，在入門的基礎課內應該概括地論述一下民族學是作為研究民族共同體的發生、發展和變化規律的一門科學。 林耀華在博士學位論文答辯會上發表意見。 作為一個民族學者，如果不懂得體質人類學知識，不僅在學科分類上弄不清楚，而且會把人與社會之間的錯綜複雜關係搞得糊塗了。考古學也是民族學工作者所要依靠的基本知識之一。語言學和民族學又是兩門相關的學科。我們認為，無論人類學、考古學、語言學和原始社會史，都應該同民族學基礎一樣，一併列入民族學專業的基礎課程。 第三類課程就是民族學專業課，諸如民族學調查方法、民族學史、中國民族志或中國少數民族志、民族學與現代化、世界民族志等課程。調查方法一課很重要，國外人類學與民族學積累了很多調查經驗，寫出調查問題手冊，我們可以參考，但是我們的民族學自有特色，應該自編調查手冊之類的課本，便於高年級同學在做實習調查研究時有所遵循、有所參照。無論中國民族史志和世界民族志、亞洲民族志、東南亞民族志等等。甚至對某一個民族史志有了較深入的研究，也可以單獨開課。 第四類課程是選修課。學生讀到三四年級時，按自己學習興趣和研究方向，挑選系內外或校內外的有關課程，諸如人文地理學、生態學、民族人口學、社會學、民俗學、宗教學、民間文學、家庭婚姻發展史等課目。選修課的開設主要依靠專業教師和有關專業教師在哪些方面有比較深入的研究，這些課程能夠協助同學確定他們將來研究和工作的方向，在畢業之前先打下基礎。 應該說，我們從辦民族學專業開始，就注意課程體系的建設。我主編的《原始社會史》、《民族學通論》等著作就是作為民族學及其相關專業的教材編寫的。《原始社會史》一書前文已有介紹。《民族學通論》因為是民族學入門的基礎課教材，所以涉及的面相當廣泛，提出了民族學研究的基本知識、應包括的主要內容，以及民族學在實踐中的作用等等問題。全書主要依據我們民族學工作者數十年來從事教學和科研過程中所取得的考察成果和經驗，同時也參照了西方民族學和蘇聯民族學中可用的論點和資料。全書分為6個單元23章。第一單元為民族學研究基礎知識，包括人類起源、種族、語言與民族的關係和區別以及同生態學有關的經濟文化類型問題。第二單元為民族學的源流、研究方法和任務，包括民族的概念、民族學的源流和學派、民族學的對象和實地調查的方法，以及我國民族學目前的主要任務和我國民族識別工作的經驗。第三單元為民族社會形態，是民族學研究主要的課題之一，其中論述資本主義產生以前諸社會形態，包括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諸形態，兼論及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最後涉及中國少數民族諸社會形態如何向社會主義過渡等問題。第四單元為婚姻家庭和親屬制度，論述婚姻家庭的起源、發展，及其與親屬制度的聯繫，實際例證以中國各民族情況為主，也涉及國外民族在這方面有關的材料。第五單元為文化與生活，主要論述文化的概念和性質，民族學文化研究的意義，並分別詳述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各個方面。第六單元為民族學與我國現代化問題，也就是應用民族學的問題。主要涉及我國民族地區的生態問題、經濟建設問題、人口問題以及科學和教育問題等。以這幾個問題作為重點闡述，說明民族學不僅是一門社會科學，也是一門能夠為實踐服務的學科。隨著學科的成長，我國民族學專業課程建設也逐步地走向正規化，一些新的教材也在編寫中。 林耀華在自家的書房裡。 加強師資隊伍建設，以提高教學水平和質量，是抓教學另外一個十分重要的方面。1986年2月，民族學系與民族研究所合併，這個系的師資力量就更強了。合併後的民族學系、民族研究所，一套人馬，兩塊牌子，陣容強大，教學與科研並重。我因為年事已高，就提議讓更年輕的同志擔任所系的領導，自己則改任名譽系主任和所長。於是由我在燕京大學社會學系、民族學系的學生王輔仁教授任系主任和所長。1989年，民族學被國家民委和國家教委確定為國家級重點學科，為這個學科點的發展提供了更好的條件。 1993年，為了加強以民族學重點學科為主體的學科群的力量，中央民族大學成立了民族學研究院。該研究院包括民族學系（民族研究所）、藏學系（藏學研究所）、民族理論教科部、民族學博物館、岩畫研究中心等五個單位，具有更強的群體實力。宋蜀華教授擔任研究院第一任院長。1994年，由我的第一個博士學位研究生、剛剛從美國做博士後研究回來的莊孔韶教授擔任民族研究所所長兼民族學系主任。1995年初，為適應學科發展要求，拓寬學科發展的路子，擴大對外交流，原來的民族研究所改名為民族學、人類學研究所。同時，開始了更大幅度的教學改革，通過課程體系的重構，使課程表與人類學、民族學的國際學科規範體系更為接近，注意了學科結構性、應用性和中國地方性知識的結合。儘管課程體系還需要不斷地調整和完善，但路子是對的。聽說最近在中央民族大學的「211工程」建設中，民族學作為中央民族大學原有的唯一的國家級重點學科，舉辦展覽、擬定規劃、積極參與，發揮了特殊的作用。這些成果當然不是我個人的成績，但作為這門學科的長期從業者之一，我還是有充分理由為之感到自豪。 通過這本書，我希望讀者能對一個走過大半個世紀的中國民族學、人類學者的學術生涯了解一個輪廓，存下一份回憶。也許它能勾起人們對本世紀中國民族學、人類學發展歷程的一些思索，並對這門學科在不同社會場景下與時局的磨合有個評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