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感集 · 八 中國思想中對於戰爭的態度

一 戰爭的名稱 戰爭這名詞依現代的解釋是兩個以上的團體，無論是國外或國內，用武力去壓迫或抵抗使一方服從或撤銷其所主張的意志，讓與或收回其所要求的權利。我國古代對於戰爭的名稱很多，所以分為從行為上及從意義上說的兩種。從行為上說的有「戰」。戰是兩國交兵爭鬥的意思。春秋荘公十年左傳「皆陳曰戰」；荘公三十年公羊傳「敵者言戰」。是戰的意義在敵國交兵，彼此列陣。至於一方不列陣，或國內的武力紛爭，或欺騙的行為，都不能叫做戰。桓公十三年公羊傳「內不言戰」，荘公十年公羊傳「戰不言伐，圍不言戰」，昭公十七年公羊傳「作戰不言戰」，都是戰的解釋。其次是攻。攻是打擊攻擊，是積極地侵犯人。這不一定是據理交戰，或者只是貪求無厭的侵略，所以在被攻的方面名之為寇。從意義上說的有『討』，『伐』，等名稱。 討是上伐下的意思，所以宣公十一年公羊傳說「諸侯之義不得專討」。凡討，必因侯國之君犯了罪過，天子自己或命諸侯去征伐他。罪最大的是反叛。王制說：「革制度衣服者為畔。畔者君討」。改革制度衣服是妄自尊大，其結果必至於不朝天子或吞併鄰國，所以天子得去討他。這『討』是天子專用的。孟子說「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告子下），便是這意思。討的別名是『征』。孟子說：「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又說，「征之為言正也」（盡心下）。書充征傳「奉辭伐罪曰征」。這都有以武力矯正的意思。與討同義的還有一個『誅』字。周禮太宰職「誅以馭其過」；晉語「小國傲，大國入焉，曰誅」；淮南時則「阿上亂法者誅」；都含有責罰的意思。誅與討稍有不同，前者是大國責罪小國，後者是上國責罰下國，但是往往通用。 伐字古時最常用，每與『征』，『討』，『誅』，連在一起。荘公二十三年左傳，「征伐以討其不然」，意思是以他國所為為非，便用武力去壓迫他，使他改正過來。所以凡伐必得宣布出兵的理由，同時也是布告被伐國的罪狀。荘公二十九年左傳「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周禮夏官大司馬職，鄭注，「伐者，兵入其竟，鳴鐘鼓以往，所以聲其罪。」荘公十年公羊傳「觕者曰侵，精者曰伐。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所謂『精』是具有充足的理由可以鳴鐘鼓而攻之。周禮夏官大司馬職「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之；賊各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族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這九個名稱統可稱為『伐』，故名『九伐』。依鄭注，□是四面削其他：壇是出其君，更立其次第者；削是削其地；明其不能有；侵是兵加其竟；正是執而治其罪；殘是殺以滅其為惡；杜是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此外伐與滅，意義自明，毋須費解。 此外又有『取』，『略』，『侵』，『寇』，『入』，等名目。荘公十一年左傳「覆而敗之，曰取某師」；昭四年傳「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取，原意為切去俘虜之左耳。略是強取，方言：「就室曰搜，於道曰略。略，強取也」；襄公四年左傳「季孫曰略」。注「不以道取曰略」。侵是不具理由去凌犯人，所以說無鐘鼓為侵，觕者為侵。隱公五年穀梁傳「伐不踰時。戰不逐奔。誅不填服。苞人民，歐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侵」別名為『犯』，但不如『侵』的用得多。寇也是搶劫的意思。書舜典「寇賊奸宄」，傳「群行攻劫曰寇」，鄭注「強取為寇」。文公七年左傳「凡兵作於內為亂，於外為寇」。呂覽貴公「大兵不寇」，注「害也」。所謂害，是焚毀人家的宮室，略奪人家的寶貨，殺害人家的人民。入是侵入他國，不久便退的意思。襄公十三年左傳「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焉，曰滅。弗地曰入」。注「謂勝其國邑，不有其地」。又，文公十五年左傳「凡勝國曰滅之。獲大戰焉□入之」注。「勝國絕其社稷，有其土地」為滅，「得大都而不有」為入。 除侵略寇賊以外，古人大抵以戰為加諸人國的最高刑罰，只有王者或仁者才可以舉行，所以同是用兵，在意義上便有義與暴堪分別。春秋的書法為後世史家所本，我們只要看所用的名稱便可以知道作戰的意義。 二 戰爭的原因 從名稱的不同，我們可以知道戰爭的原因一定是很多的，古人每以為戰爭是後王的事，在至德之世史不會有的。古司馬法（太平預覽卷二百七十引）說，「有□氏不賞不罰，而民可用，至德也。夏後氏賞而不罰，至教也。殷罰而不賞，至威也。周以賞罰，德衰也」。是看戰爭為後王用來當做終極的刑罪，先王有充足的威德教化，用不著武力。但是「德哀說」要說起來還可以申引，不過我們不能認它是戰爭的原因。可以被看為戰爭的原因的，依我所知，大概可以分為三說。 一、立君說。社會組織不存在的時代只有個人與個人鬥爭，不能算戰爭。戰爭當發生於有社會，立君長之後。君長率領他的群眾去同別的群眾相爭，然後才有戰爭。桓范世要論（太平預覽卷二百七十一引）說：『太古之初，民始有知則分爭。分爭『？則』群。群則智者為之君長。君長立則興兵。所從來久矣。雖聖帝明王弗能廢也，但用之以道耳。故黃帝戰於阪泉；堯伐獾兒，舜征有苗；夏禹，殷湯，周之文武，皆用帥克伐以取天下焉』。這理論，說來是因人有知，有知便免不掉分爭。爭更需要知識，所以有智者出來做領袖，領著群眾去與他群相爭。說者沒有指出所爭的是什麼，但從所引的事例知道是『取天下』，或略人的土地。禮運也說大同之世是沒有兵事的。兵事起於小康之世。作者說『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觀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裡；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有了社會組織和倫常的關係便生出詭謀去圖個人的功業，結果便不能不用武力。這也是立君說的一種， 二、無分說。這一個說法是以為戰爭由於生活的資料分配不均，因此起了紛爭。荀子富國說「天下害生縱慾。欲惡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則必爭矣。故百技所成，所以養一人也，而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離居不相待則窮；群而無分則爭。窮者患也；爭者禍也。救患除禍，則莫明分使群矣。疆協弱也；知懼愚也，民下違上，少陵長，不以德為政；如是則老弱有失養之憂，而壯者有分爭之禍矣。事業所惡也；功利所好也；職業無分，如是則人有樹事之患，而有爭功之禍矣。男女之合，夫婦之分，婚姻娉內，送逆無禮，如是則人失合之憂，而有爭色之禍矣。故知者為之分也。」荀子的說法與桓范的不同。桓說分爭由於立君，荀說立君所以使人人於職業有分，於男女有分，於飲食有分，使強不協弱，知不懼愚，下不違上，少不陵長，由於一國，可以推到天下。所以他在底下說，「人之生不能無群。群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窮矣。故無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要也。故美之者，是美天下之本也；安之者，是安天下之本也；貴之者，是貴天下之本也。古者先王分割面等異之也。」如使人人有職業，所做雖有勞佚之分，所享雖有厚薄之別，也不致於爭奪了。 三、不足說。這與無分說的不同處在生活資料不敷。無分是分配得不平均，但不足說也承認不均為爭戰的原因。淮南子本經訓說「衰世人眾，財寡，事力勞而養不足，於是憤爭生。仁者以救爭也，財足人瞻，貪鄙憤爭不得生焉。」兵略訓說，「凡有血氣之蟲，含牙帶角，前爪後距。有角者觸；有齒者噬；有毒者螯；有蹄者跌；喜則有戲，怒而相害，天之性也。人有衣食之情，而物弗能足，故群居雜處，分不均，求不瞻則爭。爭則強協弱而勇侵怯。……有聖人勃然而起，乃討強暴，平世亂，夷險除□，以濁為清，以危為寧，故人不得中絕。……故聖人之用兵也，若櫛發耨苗，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殺無罪之民而養無義之君，害莫大焉。殫天下之財而瞻一人之欲，禍莫深焉。」淮南子以戰爭是出於天性。因為物不足而致分不均，求不瞻，結果必致強協弱，勇侵怯。要平定暴亂須得聖人出來，把殘暴的去掉，像櫛發耨苗一樣，所去的少，而所利的多。 三 對於戰爭的態度 關於戰爭的原因已如上述，各說都有認戰爭為必要的傾向，只看用得合宜與否而已。吳子論兵的種類說，「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曰爭名，二曰爭利，三曰積惡，四曰內亂，五曰因飢。其名又有五：一曰義兵，二曰強兵，三曰剛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禁暴救亂曰義；恃眾以伐曰強；因怒與師曰剛；□體貪利曰暴；國亂人疲，舉事動眾曰逆。五者之服，各有其道：義必以禮服，強心以謙服，剛必以辭服；暴必以詐服；逆必以權服。」（□國）魏相論用兵的意義說：「救亂□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憤兵。兵憤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人民之眾，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前漢書卷七十四，魏相傳）看來，只有義兵與應兵是可以有的。以戰爭絕對的需要，在中國思想里找不出來；同樣地，絕對的和平或不抵抗也不是中國思想。中國思想家對於戰爭的態度，積極方面是主張義戰與應戰，消極方面是非攻。反對戰爭的思想在春秋末年已經出現，宋向戍猖晉楚弭兵，孟子倡春秋無義戰之說，墨子立非攻之論，都近乎反對戰爭。向戍的弭兵說只為政治作用，沒有多大的效果。孟子雖說春秋無義戰，也可主張『王師無敵』。他說「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夷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輛，虎賁三千人，王曰借『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盡心下）他並不以武王伐殷為非。墨子說兼愛，也不是反戰，乃是非攻。非攻是反侵略，不反對自衛的抗戰。墨子的門人多有兵事知識，可知他只是反對攻略人，至於防守抗戰的行為，他是主張的。在非攻里，他說得很詳明。『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眾聞則非之，上為政者，得則劃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豖雞豚者，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越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入人欄廐，取人牛馬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豖雞豚。此何故也？此其虧人越多，其不仁越甚，罪益厚。殺不辜他人也，其衣裘，取戈劍者，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廐，取人牛馬。此何故也？以其虧人越多，其不仁茲甚矣，罪益厚。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為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何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墨子這片話都是指著不義的侵略來說的，雖比儒家的態度來得和平，但他也說「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親士）古時，『士』不是今日之所謂『文士』，乃是『武士』是『戰士』。這種士可以執干戈，也可以定謀略，是理想的公民。 儒家對於戰爭的態度是很明白的，他的根本觀念也站在仁義上來反對攻略他人。能去爭奪，固然最好不過，不得已而用兵，則當依仁義而行。兵也是不可廢的。孔子說，「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又說，「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論語子路）洪範八政之八為師，明國家的建立，武力是不能少的。禮運說：（爭奪相殺，謂之人患。聖人之所以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樂記「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意思是禮樂可以消滅戰爭，如禮樂公十二年左傳「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明武力要在這七個條件之下才可以用。僖公二十二年穀梁傳說「古者被甲嬰胄非以興國也，則以征無道也。」這正合七德的思想。有人以為七德中的豐財是國家的經濟發展，要發展就得侵略他國來增益自己。但傳明說，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為己榮，何以豐財？」所以豐財也得合乎道義，若乘他人的危難去掠奪人的，就不算為義。世要論說：「聖人之用兵也，將以利物，不以害物也；將以救亡，非以危存也。」說得最有意義。戰爭若是基於富強自己而侵毀他人的生活，那便是暴賊的行為。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為君闢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告子下） 道家思想對於戰爭雖不主張，但以為在不得已的時候也無妨一行。老子說，「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棟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又說，「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乃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澹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道家也看用兵是失道以後的事，能夠避免是最好不過的。若是為除暴正亂，就當本於仁義，不可多事殺掠。淮南子兵略說，「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壤之廣，而貪金□之略，將以存亡繼絕。平天下之亂，而除愚民之害也，」本經訓又說，「古者天子一畿，諸侯一同，各守其分，不得相侵。有不行王道者，暴虐萬民，爭地侵壤，亂政犯禁，召之不至，今之不行，禁之不止，論之不變，乃舉兵而伐之。晚世務廣地侵壤，併兼無已，舉不義之兵，伐無罪之國，殺不辜之民，絕先聖之後。大國出攻，小國城守，驅人之牛馬，傒人之子女，毀人之宗廟，遷人之重寶，流血千里，暴骸滿野，以贍貪主之欲，非兵之所為生也。敵兵者所以討暴，非所以為暴也。……用兵有術矣，而義為本。」 法家是實際主義者，對於戰爭也是認為必要的。韓非子在五毒里舉徐偃王行義反為荊文王所滅，舜舞王戚而有苗格為例，說「上古竟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用智謀的時代不能行道德仁義，爭氣力的時代，不能偏用智謀。關於這點，作者又舉齊將攻魯，魯使子貢去遊說齊人，但不能制止齊人的侵伐為例，說，「偃王仁義而徐亡；子貢辨智而魯削，以是言之，夫仁義辨智非所以持國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貢之智，循徐魯之力，使敵萬乘，則齊荊之欲，不得行於二國矣。」所以戰爭是必要的，只要理由正當便可以。又，在八奸里作者說人臣有八種引誘人君或百姓成就奸邪的方術，其第八種名呼『四方』。「何謂四方？曰，君臣者，國小則事大國，兵弱則畏強兵。大國之所索，小國必聽。強兵之所加，弱兵必服。為人臣者，重賦斂，盡府庫，虛其國以事大國，而用威求誘其君。甚至舉兵以聚邊境，而制斂於內。薄者數內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懼。此之謂四方。」意思是小國應當安分守己，聽從大國，切不可輕舉妄動。這當然是從小國的地位說，自己需要量力才可以用兵，至於大國來攻，就不能用子貢之辨，非用武力去周旋不可。攻人的國也需要理由，故管子霸言說，「夫先王之伐也，舉之必義，用之必暴，相形而知可，量力而知攻，攻得而知時。……□搏國不在敦古，理世不在善攻，霸王不在成曲。……」不敦古是舉事合於時代。不善攻是能免掉戰爭可用□宜的計謀就用。不成曲，『曲』或解作『典』，是不必守成法的意思，但有解作全大體的，總之法家是講實際的，應付事情不必依往古的成法；也不必斤斤於道德仁義，必要時，用詭謀，用武力都無妨。 兵家以為戰爭是應天順人的事。吳子說「夫道者，所以反本復始；義者，所以行事立功；謀者，所以違害就利，要者，所以保業守成，若行不合道，舉不合義，而處大居貴，患必及之。是以聖人綏之以道，理之以義，動之以禮，撫之以仁。此四者，修之則興，廢之則衰。故成湯討桀而夏民喜：周武伐紂而殷人不非；舉順天人，故能然矣。」（圖國）戰爭雖是兇殘的事，但必依於仁愛而行，因為戰爭不是為殺人，乃是使人得到福利。司馬法仁本說，「古者以仁為本，以義治之謂之正。正不獲意則權。權出於戰（戰出於權，）不出於仁也。是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故仁見親，義見說，智見恃，勇見方，信見信。內得愛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戰也。戰道：不違時，不歷病，所以愛吾民也；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夫其民也；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其民也；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這就是胡林翼所謂「用霹靂手段，顯菩薩心腸」的意思。仁本又說，「古者□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是以明其信也。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痛，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爭義不爭利，是以明其義也；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知始知終，是以明其職也。」用兵得具備禮、仁、信、義、勇、智，兵家的思想與儒家是一致的。孔子以足食、足兵、民信、為政治的三個要領，三者之中，兵在不得已的時候可以去掉，這不是忘戰，是先要立信足食，然後談得到武備的意思。民苦無信或糧食不足，是社會組織先已紛亂，那能再修武備呢？兵家又說戰爭是衰世的事，這也是諸家共同的看法。三略中略說。『夫三皇無言而化流四海，故天下無所歸功。帝者體天則地，有言有令，而天下太平，君臣讓功，四海化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王者制人之道，降心服志，設矩備衰，四海會同，王職不廢，雖有甲兵之備，而無戰鬥之患。……霸者制士以構，結士以信，使士以賞。……是三略為衰世作。』戰爭實在霸者出世以後才猛烈起來，在古聖王的時代知識備而不用。者當然是一種理想，但作者的意思是誡戰；並不在歷史的證明。下略說「夫能扶天下之危者，則據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憂者；則享天下之樂；能救天下之禍者；則獲天下之福……賢人之政，降人以體。聖人之政，降人以心。體降可以圖始。心降可以保終。降體以禮；降心以樂。所謂樂者，非金石絲竹；謂人樂其家，謂人樂其俗，謂人樂其業，謂人樂其都邑，謂人樂其功令，謂人樂其道德。如此，人君者乃作樂以節之，使不失其和。」這片說話真是可以代表兵家對於作戰的理想。他與儒家理想的可以說是完全相同。 四 結論 中國人一向以陳兵為行『禮』，所以『軍』為五禮之一。從這點看來中國思想中對於戰爭的見解是和平的軍備論武裝和平論。不過武裝和評論被近人用作擴充軍備是實，而以和平為各的解法，故不如另造一個和平的軍備論。和平的軍備主義須具有武裝七德，同時不能忘記使人生得享三略。謂『樂』，而達到武力是備而不用的境地，中國名軍政為『武備』，這『備字』很可以表現和平的軍備主義的思想。曾國藩說，「今日白廢莫舉，千瘡並潰，無可收拾，獨賴此耿耿精忠之寸衷，與斯民相對於骨獄血淵之中，冀其塞絕，流之人慾，以挽回厭亂之天心，庶幾萬一有補。不然，但就時局而論之，則滔滔者吾不知其所底也。」他底說是為當時用兵而說的，但到今日，我們也應當有同感。我們今日的血戰，其意義也是為塞絕敵人之貪慾，雖然吾民日日處於骨獄血淵之中，將肉與血來同敵人的火與鐵相拼，只有心不降服，協力抵禦，終可使敵人的武器失掉效用，因為無勇，無信，不仁，不義的侵略，是不能站住的。 此篇是在嶺南大學的榮譽學會所講的底稿。當日大雨滂沱，會眾大都聽不清楚，加之所引古語極多，講述多未透徹，抱歉得很。 （一九三九香港載大風旬刊第二十六期地山附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