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婚夫婦 · 第二十二章
過了片刻工夫，親信回來稟報說，米蘭的大主教，菲德里戈·博羅梅奧紅衣主教昨天到了，而且要在這兒停留一天；紅衣主教大人光臨的消息一夜之間傳遍了附近的各個村子，人人都想去拜見這位大人物；那四處敲響的鐘聲，不只是向眾人播送這個消息，更是表達人們的歡樂心情。
無名氏仍然是獨自一人，繼續注視著山谷里的情景，但顯得愈發心事重重。「一切都為了這個人！所有的人都是如此的熱情洋溢，如此的興高采烈，只是為了去見這個人！他們當中的每一個人，看來都有一個折磨自己的魔鬼附身，可是，沒有一個人，沒有一個人像我這樣遭受魔鬼的折磨，沒有一個人像我這樣度過了一個不眠之夜！這個人會有怎樣的能耐，竟能讓這麼多的人興高采烈？他興許要隨意施捨幾個小錢……可那麼多人自然不會全是去乞求施捨的。興許他還會用手在空中比劃幾下，再講幾句訓導的話……唉，他講的話如果能安慰我就好了！如果……那為什麼我不去呢？為什麼不去呢？……我要去，我也要去；我想跟他談談，面對面地跟他談談。我對他說些什麼呢？哦，那件事……我還是先聽聽這個人會講些什麼吧！」
他就這樣心慌意亂地打定了主意，匆匆忙忙地穿上衣服，身著一件頗具幾分軍人模樣的外衣，撿起了掉在床上的手槍，把它插在腰帶一側，從牆壁的釘子上摘下另一支手槍，插在腰帶的另一側，又把一柄匕首也插在腰帶里，然後從牆上取下一桿和他一樣令人生畏的馬槍，把它斜背在肩上。他拿起帽子走出房間，直奔露琪亞所在的那間屋子。他把馬槍放在靠近房門的角落裡，一面叫喊，一面敲門。老婆子一下子從床上跳下來，跑過來開門。
大寨主走進房間，用目光在屋子裡巡視了一遍，看見露琪亞安靜地蜷縮在角落裡。
「她睡著了？」他輕聲地問老婆子，「就睡在那兒？我是這麼吩咐你的嗎，你這個惡女人！」
「我想盡了各種辦法，」老婆子回答，「可她說什麼都不肯吃飯，也不肯過來…
「讓她安安穩穩地睡覺吧。注意別去打擾她，等她醒來的時候……瑪爾塔會在前面的屋子裡聽候差遣；她需要什麼東西，你就差瑪爾塔去取。等她醒來的時候……你告訴她，我……主人暫時離開了這兒，很快就回來……不管她有什麼要求，主人都可以滿足她。」
老婆子怔怔地站在那兒，心裡暗想：「她莫非是什麼公主不成？」
大寨主走了出去，拿起了馬槍，打發瑪爾塔去那兒聽候差遣，並派他遇見的第一個強人去守護屋子，除了瑪爾塔，誰也不得進入那屋子；隨後，他離開寨堡，急匆匆地朝谷底跑去。佚名作者的手稿沒有說明，從寨堡到紅衣主教所停留的村子有多遠，但是從我們將要敘述的事實來看，它的距離不至於超過一次較長的散步。當然，單從山谷居民和更偏遠地區的村民蜂擁來到這兒，很難對此作出判斷，因為當時的書卷記載，一些人是從三十公里以外的地方趕來拜見菲德里戈紅衣主教的。
那些山上的強人遇見大寨主都畢恭畢敬地站住，仿佛是等待他下達指令，或者是聽候他的吩咐，帶他們去幹什麼事情。他們從他的神情和回答他們鞠躬時的眼色中，一時間都揣摩不出他的心思。
他走到路上，行人們看見他沒有帶一名隨從，都暗暗驚訝。但他們恭敬地脫帽行禮，趕忙躲閃到一邊讓路的時候，仍然習慣地讓出足夠他的隨從行走的空間。他走近村子，看見許多人圍聚在那兒。他的名字飛快地在人群中傳播開來，眾人給他讓開一條路。他走近一個人，向他打聽紅衣主教在什麼地方。
「在堂區神甫家裡。」那人回答，深深鞠了一躬，向他指點了去處。大寨主按照那人的指點，來到一所庭院，裡面聚集著許多神甫，都把驚奇和狐疑的目光投到他身上。他看見前面有一扇打開的門，通向一個小客廳，那裡也聚集著許多神甫。他摘下馬槍，把它靠在院子的角落裡。他走進了小客廳，那兒的神甫們也用驚奇和狐疑的眼光打量著他，紛紛竊竊私語，傳播著這個人的名字，然後是一片沉寂。他轉過身子，向一名神甫詢問，紅衣主教在哪兒，他想跟主教談話。
「我是剛來的外鄉人。」被詢問的神甫回答。他用目光掃視了一下四周，呼喊當地教堂一位舉十字架的神甫。
那名神甫站在小客廳的一個角落裡，正悄聲地對自己的同伴說：
「是他，那個臭名昭著的傢伙！他上這兒來幹什麼？當心點兒！」
不過，當他在全場的鴉雀無聲中聽到同伴的呼喊，他不得不走過去。他向無名氏鞠了一躬，聽他想要說什麼；一雙遊動著好奇和不安的眼睛，注視著他的臉色，但隨即又低垂目光，在那兒站了一會兒工夫，然後開口說道，或者說，結結巴巴地說道：
「我不曉得，紅衣主教大人……此刻……是不是在……是……能不能……好吧，我去看看。」
他很不情願地走進紅衣主教所在的鄰近的屋子，去稟報這個消息。
在我們的故事進展到這個地方，我們不能不暫停片刻工夫，正像旅行者，在荒蠻崎嶇的道路上長途跋涉以後，飽經風霜，艱難竭蹶，他止住腳步，在一棵大樹的綠蔭之下，找一片青翠的草地，靠著清澈明亮的泉水，美美地休憩少許時光。現在我們就遇到這樣一位人物，無論是什麼時候，只要回憶起他的名字，我們的心中就會湧起一種崇高的敬意，一種欣悅的激動。而今，在經歷了如此眾多的令人痛楚的場面，目睹了如此眾多的令人憎惡的邪惡之後，這種情感便愈發強烈了。因此，絕對需要花費些許筆墨，來介紹這位人物。誰個不打算細聽這番敘述，而急於知道故事的進展，不妨跳過這一段，徑直進入下一章。
菲德里戈·博羅梅奧一五六四年出生，他對於任何時代來說都屬於那種鳳毛麟角的人物。他把自己非凡的才華、豐厚的家資、優越的特權、矢志不移的意志全部奉獻給了對善的追求與行使。他的一生猶如從懸崖峭壁流瀉而下的一泓澄碧晶瑩的溪水，汩汩地流經迥然相異的田地，曲折縈迴，永不停歇，永不渾濁，最後依然是保持澄碧晶瑩的本色，匯入浩浩長河。
他生活在華麗安逸的環境裡，但他從孩提時即銘記關於獻身與謙遜的準則，關於驕奢淫逸是空虛，傲岸自負是罪孽，關於真正的高貴與真正的善行的教導。這些教導與準則，不管人們是真心實意地還是口是心非地接受，都作為宗教的最基本的教導，代代相傳。我想特別說明，他是異常嚴肅地對待和接受這些準則與教導的，他認真領略它們，認識到它們是千真萬確的。他發現，其他相對立的準則與教導，縱然也以同樣的自信、有時甚至是通過同樣的嘴巴，代代相傳，但它們絕對是名不副實的。於是他把那些千真萬確的東西確定為自己的思想與行動的規範。他確信，生活不能命定地成為大眾的枷鎖，一小撮人的歡樂；生活對於所有的人而言都是奉獻，每一個人都應對此有著清醒的意識。他從小就開始思考，怎樣努力才能使自己的生活成為有益的和健康的。
一五八〇年，他毅然決定獻身宗教事業，從當時聲譽斐然並被百姓稱為聖者的堂兄卡洛手裡接過了教袍。不久之後，他進入卡洛·博羅梅奧在帕維亞城設立並至今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神學校。在那兒，他除了孜孜不倦地履行全部規定的職責，還志願承擔另外兩項義務，向那些愚昧者和流浪者灌輸天主教教義，走訪、服務、安慰和幫助病者。他利用在當地贏得的威信，吸引他的同事們也來投入這樣的工作。在做每一件正當的、有益的事情的時候，他的優秀品格都驅使他義無反顧地走在最前列，即使他當時的社會地位仍然是低下的。後來當他的地位能夠為他帶來種種好處的時候，他不只無意去追求，而且想盡種種法子去迴避這些好處。他的飲食與其說是簡單的，毋寧說是寒磣的；他的衣著與其說是樸實的，毋寧說是陳舊的。他的整個生活水平與方式，都是遵循這樣的原則。他從來不曾想過要改變這一切，儘管至親好友紛紛抱怨，甚至責難，他這樣行事貶損了家族的聲望。
他還不得不同教導他的人進行另一場鬥爭，那些人悄悄地，或者出其不意地，設法給他配置一些家具擺設，把他同眾人區分開來，讓他顯示出貴族的氣派。興許，他們以為，隨著時間的推移，他也會欣然接受這一切；興許，他們受過分的奴性所驅動，這種奴性能夠在別人的輝煌中滿足自己的虛榮；興許，他們屬於那種謹小慎微的人，無論是對美德，還是惡行，統統都心懷疑慮，他們始終宣揚，完美存在於中庸，他們把中庸規範為自己達到的目標，並在中庸之中獲得良好的自我感覺。菲德里戈不僅不為這些努力所動心，而且責備這樣做的人；這一切，都發生在他的青少年時期。
毫不奇怪，卡洛·博羅梅奧紅衣主教在世的時候，少年和後來的青年菲德里戈，面對這位年長自己二十六歲，如此生動體現著嚴謹、莊重的品格和聖德的前輩，竭力把他的思想和行動奉為自己的楷模；對於這位聖人的權威，如果需要的話，每時每刻都自有眾多的人來表達他們虔誠、熱情的敬意。不過，更加重要的事實是，紅衣主教去世以後，誰也不曾發現，那時年方二十的菲德里戈，缺乏一位導師和監護者。他的智慧、學識和仁愛精神，他享有的愈來愈高的聲譽，他同不止一位有影響的紅衣主教的親戚關係和密切聯繫，他的家庭的威望，他本人的名字——卡洛·博羅梅奧在思想中幾乎把它同聖德和卓越聯繫在一起，這一切，都應當也足以把他推上崇高的宗教職位，並預示著他在這一領域的成就。可是，他心中卻堅信不疑，任何一個真誠的基督徒，至少在口頭上都不能否認這樣一點，一個人只有始終為他人服務，才有資格擔任高位，而他恰恰害怕就任高位，於是想方設法迴避；這自然不是由於要逃避為他人服務的緣故，因為很少有人像他這樣奉獻一生；而是由於他覺得自己不配也難以勝任如此崇高和危險的職務。因此，當一五九五年教皇克雷芒八世提名他為米蘭大主教時，他顯得異常激動不安，毫不猶豫地謝絕了。後來只是無法違抗教皇的聖諭，他才讓步了。
這樣謙遜的表現，可以說家喻戶曉，盡人皆知；當然，做起來並不困難，或許也並不罕見；而要做出一副虛偽的謙遜樣子，實在不需要特別的心計，但無論如何，嘲弄這樣的謙遜在任何情況下都是輕浮可笑的。不過，謙遜難道會因此而不再是美德和智慧的真實表現嗎？生活是語言的試金石，表現那種美德和智慧的語言，雖然也常常掛在世上所有的騙子手和玩世不恭者的嘴裡，但只要它們引導和伴隨著毫不利己和自我犧牲的生活，那就將永遠是美好的。
菲德里戈就任大主教以後，生活方式顯得與眾不同，仍舊不為自己謀取財富和花費時間，拒絕對自己的任何照顧，除非出於特殊的必要。正如眾人所說，他認為教會的收入乃是窮苦人的財產。從我們將要敘述的種種事實，可以看出他是怎樣實踐這一規定。他要求向他提出報告，用於他個人和他的僕從們的開銷，究竟需要多大的數目；手下人向他稟報，需要六百金幣，他立即吩咐，這筆數目每年從他個人的財產中劃入教會的金庫，他以為，像他這樣家財富裕的人，絕對不能用教會的收入來供養自己。他自覺地過著如此刻苦的節儉的生活，以致他的衣服不到穿破的程度，是不會更換一件新衣服的。正如他同時代的作家們指出，他不只生活儉樸，而且酷愛整潔，這兩個生活習慣在那個污濁和奢靡的時代真是難能可貴的。
由於同樣的緣故，為了他的儉樸的伙食不致有絲毫的浪費，他把每頓飯剩餘的食物送給濟貧院；按照他的吩咐，每天都有濟貧院的一個窮人來到他的餐廳，搜集剩餘的食物。如果不是菲德里戈以他的過人膽略和宏偉氣魄，以巨大的投入，讓一座巍峨的安布洛其亞圖書館拔地而起，那麼，他的那些規矩很可能引發一種誤解，認定他只具備渺小的、狹隘的和令人厭惡的美德，只具備陷於細枝末節、難有大手筆的貧乏的才智。為了豐富這座圖書館的藏書和手稿，他除了不吝自己的心血和金錢，獲取了許多書籍，還派遣他可能物色到的幾名有著淵博才識和豐富經驗的學者，分赴義大利、法國、西班牙、德國、佛蘭德、希臘、黎巴嫩和耶路撒冷，去採集書卷。這樣，他使安布洛其亞圖書館擁有了三萬冊圖書和一萬四千卷手稿。他在圖書館裡設立了一座書院，聘請了九位博學多才之士，由他出資終生供養，後來由於入不敷出，被迫壓縮到二人。這些學者從事不同學科的研究，如神學、歷史、文學、古代宗教、東方語言，每人必須就從事研究的學科發表若干論著。作為圖書館的配套機構，他建立了由他命名的「三語學院」，專事研究希臘語、拉丁語和義大利語；創辦了一所學校，學生在這兒接受各種學科和語言的培訓，以便有朝一日能夠教授它們；開設了一爿專門出版希伯來語、迦勒底語、阿拉伯語、波斯語和阿爾美尼亞語書籍的印刷所，一座陳列繪畫和雕塑作品的畫廊，一所培養繪畫、雕塑和建築人才的藝術學校。就畫廊和藝術學校而言，他很容易物色到現成的師資；而對於其他的機構而言，我們已經看到，他作了怎樣的努力去搜集圖書和手稿；當然，製作那些東方語言的鉛字是相當困難的，因為這些語言當時在歐洲的傳播遠不及今天這樣廣泛，而遴選這方面的人才，又遠比製作那些鉛字困難得多。
只消舉出這樣一個事實，書院的九位學者中，八位是他從神學院的青年學生中挑選來的，這就足以說明，他對那時的學術水平和學者名不副實的聲譽，是頗為不滿的。他的這種評價，看來同後人的見解也是一致的，因為後人已完全遺忘了這兩者。而從他給圖書館制定的使用與管理規則，可以看出他對圖書館長久效益的關注，這種關注不只就其本身而言是完美的，而且就很多方面而言是高明的和周到的，遠遠超越了當時流行的觀念和習慣。他規定圖書館人員要同歐洲各位博學之士建立聯繫，以便從他們那兒了解各門學科的現狀，國外出版的各類優秀圖書的信息，以便及時購買；他制定參考書目，向學者們推薦他們沒有讀過、但可能有益的著作。他還責令圖書館向所有的人，不管他是本市市民還是外來者，提供按照自己的需要利用圖書的方便與時間。
這樣用心的安排，對於今天的每一個人來說，那是再合情合理不過的了，因為它完全同建立圖書館的宗旨相吻合。而當時的情況卻是另一種樣子。有個名叫彼爾保羅·博斯卡的人，曾在菲德里戈去世以後擔任這座圖書館管理員，他撰寫的一部有關安布洛其亞圖書館歷史的著作（作品用當時流行的優美的文體寫成），很清楚地敘述了這樣一個不尋常的特點。在這座由個人建造，幾乎完全依靠他資助的圖書館裡，書籍是向公眾開放的，任何人都可以借閱，還向讀者提供座位、紙張、羽筆和墨水，便於他摘錄他覺得有用的文字。而在義大利任何著名的圖書館裡，書籍都是不開放的，統統放在書櫃裡，只在圖書管理員特別照顧，認為可以讓讀者翻閱片刻的時候，才會從書櫃中取出來；至於給讀者提供研究的方便，他們壓根兒就不曾想過。這樣，豐富這些圖書館的藏書，即意味著把圖書束之高閣，不讓它們被公眾所利用，這很像是那種從前有過、至今仍然存在的使土地貧瘠的耕作方式。
不必詢問，博羅梅奧如此熱衷公共文化事業，獲得了怎樣的效益。最簡單的辦法，按照通常的做法，莫過於用兩句話來表示，或者說取得了奇蹟般的成功，或者說一事無成；如果一定要儘可能地去追問，去解釋，究竟哪一種結果才是真實的，那將是一件吃力不討好、價值不大和不合時宜的事情。試想提出這樣設想的人，是多麼高尚、多麼理智、多麼熱忱和多麼執著地從事人的完善，而且他是以如此的魄力，在那樣愚昧、那樣怠情、對任何文化事業都是那樣敵視的環境中，實踐著自己的理想，也就是說，他是在種種偏見的包圍之中，諸如「這能帶來什麼好處呢？」「難道沒有別的事情需要考慮了嗎？」「多新鮮的念頭！」「這難道還不夠嗎？」以及類似的詰問中，實踐著自己的理想；這些偏見之多，肯定超過他投入這些事業的資金的數目——十萬零五千金幣，絕大部分系他個人的財產。
倘使這樣的人堪稱豪放坦蕩的大善人，那麼，他是否曾對一些急需要周濟的人提供過資助，似乎就沒有必要去知道了，或許，還有人以為，他在文化事業方面的全部投入，乃是最適宜和最有效的布施。但菲德里戈把這種所謂的布施視為自己頭等的義務；在這方面，正像在其他方面一樣，他是言行一致的。他的一生，其實就是始終如一的扶危濟困。關於那場大饑荒，我們已經作了描寫，隨後還將對他的一些行為略作表述，人們可以從中看到，他是怎樣把自己的智慧和高尚融入自己的樂善好施之中的。他的傳記作者們曾記敘了許多感人的事跡，說明他的這一品格，我們不妨在這裡援引其中的一例。
有一次，他得知一名貴族施展詭計和蠻橫的手段，逼迫自己的女兒去當修女，而他的女兒更嚮往匹配良緣；於是，他把那父親請來，從他嘴中得知，他的蠻橫態度的真實原因是他囊中羞澀，缺少他認為讓女兒體面地出嫁必需的四千金幣。菲德里戈當即拿出四千金幣，作為那貴族的女兒的陪嫁。或許有人會覺得這種做法深思熟慮不足，慷慨大度有餘，過於遷就那個愛好虛榮者的愚蠢的怪念頭，這四千金幣盡可以用於上百件別的善舉。對此我們無意進行反駁，只是期望能夠更多地看到這種推到極致的美德，這種美德全然不受那個時代占據主流地位的觀念的羈絆（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主導觀念），全然無視於當時的潮流，而在這裡，美德使人做出高尚的舉動，捐助四千金幣，不讓一個姑娘去當修女。
菲德里戈宏大的仁愛胸懷，不只表現於慷慨大度上，而且在他的一切舉止行為中都有著鮮明的體現。他為人平和，所有人都很容易同他交往；他確信，他尤其應當以親切的笑容、真摯的熱忱去同那些被稱為下層人的百姓接近；要知道，這些人一生一世都很難受到這種禮遇。在這種情況下，他不可避免地同那些主張什麼都不要過分的貴族們發生衝突，那些人想讓他在任何事情上都循規蹈矩，不要超出限度。
有一次，菲德里戈走訪一個山區的窮鄉僻壤，他同一些窮苦孩子交談，在詢問他們的有關情況，對他們進行指導的時候，他充滿愛意地撫摩了他們。於是，一名貴族警告他說，別對這些孩子過於親昵，因為他們是特別骯髒和令人噁心的一群。此人還假定，菲德里戈本人缺乏足夠的覺悟來發現這樣的問題，或者說，他缺乏足夠的才智來為自己尋找巧妙地轉彎子的辦法。這就是在一定的時間、環境的條件下，那些身居高位者的不幸；很少有人來指出他們的不足，但又不乏竭力讚美他們優點的人。不過，善良的大主教不無憤慨地回答說：
「他們都是我的孩子，也許他們再也見不到我了，難道你們不願意我擁抱他們嗎？」
不過，他是很少上火的，他深受人們讚賞的溫和文雅的談吐、沉穩平靜的舉止也許是他的不尋常的氣質的體現，是他不斷地制約自己活躍、熱烈的性格的結果。如果有的時候他對手下僧侶們的態度顯得嚴峻，甚至粗暴，那肯定是他發覺了他們貪得無厭、玩忽職守，或者其他同他們的高尚使命水火不相容的過對於一切可能同他的個人利益或者他的塵世榮譽相關的東西，他都顯得無動於衷，既不會心情激動，熙熙而樂，也不會心神迷亂，問心有愧。倘使在他的心靈中這些情感激盪不起任何波瀾，那是令人肅然起敬的；倘使它們又確實縈繞於他的心中，那就愈加讓人感佩不已。他多次參加紅衣主教秘密選舉教皇的會議，但他從來不曾去追求那個令雄心勃勃者無限嚮往、令正直無私者深感責任過於沉重的高位。有一次，一位聲望頗高的同事，代表自己和自己的一派（這是一個很糟糕的字眼，但當時就是這麼使用的），提名他為教皇候選人，菲德里戈以如此嚴峻的方式予以拒絕，以致那人撤回了自己的提議，另作他議。這種虛懷若谷，這種對權力的厭惡，同樣表現在生活的種種普普通通的事情上。他兢兢業業、不知疲倦地去做著教育和管理工作，他認為這是他的義務，並且始終迴避介入別人的事務；他甚至在別人提出請求時也千方百計予以謝絕，這種謙遜和節制，在像菲德里戈這樣的善的虔誠使者身上，是很不尋常的。
如果我們願意滿足自己的好奇心，以濃厚的興趣去逐一了解他的品格上的不同凡響之處，那就會很自然地發現許多表面看來似乎相互對立的、很難共存的特點。不過，我們自然也不會忽略那壯美的生活的另一鮮明的特點：他終日忙碌於領導、教育、接見、旅行、演說、巡視教區、宗教儀式等種種活動，但他依然孜孜不倦地研習學問，他投入的精力足以同一個職業的學者相媲美。事實上，菲德里戈享有的同時代人的讚美之詞不可悉數，其中就有飽學之士的稱號。
但是，毋庸諱言，他以堅定的信念和剛毅的努力，始終不渝地堅持自己的觀點，今天，幾乎任何人都會認為，這些觀點與其說是缺少充分根據的，毋寧說是頗為古怪的；這也是我要對那些非常希望認定這些觀點是正確的人講的。有人打算在這方面為他辯護，可以援引一般公認的解釋，說那些更多的是時代的謬誤，而不是個人的失誤。在某些情況下，這種解釋，如果是源於對事實的細緻探究，那麼，可能會具有某種意義，或者相當重要的意義；但是，如果像通常那樣盲目和膚淺地進行解釋，那就會失去任何意義。我們無意用簡單化的方式來解決複雜的問題，也無意使我們的敘述顯得冗長，因此，我們不打算再予展開；只消順便提上這樣的一句就足夠了：對於這樣一位從整體上說如此令人感佩的人物，我們不想把他說成純潔無瑕的完人，給人留下我們似乎要為他寫悼詞似的印象。
但願我們的讀者莫要以為是對他們的不敬，如果我們假設，有的讀者會發問，這位智慧過人、博學廣識的人物可曾留下什麼著作。他真可說是著作等身！他留下了大小近百部作品，包括拉丁語、義大利語的書卷和手稿，有關倫理、歷史、古代宗教和世俗史、文學、藝術和其他方面的論文。
「這是怎麼回事呢？」有的讀者或許會說，「如此眾多的作品竟然被遺忘了，至少說鮮為人知，很少被人研究。他如此才華橫溢，如此勤勉治學，如此閱歷豐富，如此深思熟慮，對善與美如此滿腔熱忱，如此心地純潔，他還具備其他種種造就偉大作家必需的優秀品質，可是這一切都沒有使他這一百部著作中哪怕有一部能流芳百世，並且讓那些不完全贊同他的人也承認它是傑作，讓那些並不閱讀這些作品的人哪怕知道其中一部的書名，這又是為什麼？這一切為何不足以使他在我們這些後輩心目中贏得文學聲譽？」
提出這樣的問題，毫無疑義，是合乎情理的，也是饒有興趣的，因為只要對許多普通的事情加以考察，便可找到這一現象的根源，從而可以解釋其他類似的事情。但是，談論那些根源又將是一種累贅，而且這若是不符合你們的口味呢？如果讓你們嗤之以鼻呢？這麼說來，最好還是不再喋喋不休地談論這位人物，而是言歸正傳，繼續敘述我們的故事，在無名作者的帶領下，去看看他的所作所為。